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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法制，所以很多人对民主法制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幻想常常被保皇党所利用。目前保皇党喉舌普遍宣传的错误概念有三种：
（一）只要推翻皇帝就有民主法制了；
（二）有了民主法制就不需要精英了，甚至靠坏人也能维持社会运转；
（三）民主法制能解决所有问题/民主法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这三种观点都是非常荒唐的。保皇党宣传这些的目的也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推翻现有的皇帝，取而代之。
（一）宣传“只要推翻皇帝就有民主法制了”，可以鼓动人去推翻皇帝。
（二）宣传“有了民主法制就不需要精英了，甚至靠坏人也能维持社会运转”，可以让人在推翻皇帝后对选择新的领导人放松警惕，从而选择极右翼、保皇党。比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这样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三）在野的保皇党宣传“民主法制能解决所有问题”，则是为了篡夺改革派的名分，为社会分配上的无能做掩护，将社会分配公平和民主法制对立起来，将责任推卸给反对者。比如邓小平就经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反帝党保守派。邓小平还发明出所谓的“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还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这些说法其实就和他的所谓“五十年不变”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给保皇党争取时间。而已经当权的保皇党则经常会宣传“民主法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730-30918965.html
https://cpc.people.com.cn/n/2013/0819/c69710-22616475.html
而要反驳这三种错误概念也非常简单：
（一）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一个王朝的倒塌，往往是大势所趋。精英可能可以逆转王朝的崩塌，但对于起义者来说，确实是谁来都差不多。可是在王朝倒塌之后，在制度没建立的时候，要建立新的制度，就高度取决于不同的领导。所以在古代，有时候一个王朝倒下了，几年内就能有新的王朝。而有时候则要乱几十年。此外不同的王朝也非常不一样。从全世界来看，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如果推翻皇帝就能有民主法制了，那么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应该是民主法制国家了。而更符合中国老百姓认知的是，推翻了一个皇帝，下一个还是皇帝，而且往往更差。因为下一个皇帝充分吸取了上一个皇帝的经验教训。
（二）且不说制度本身就是人去建立的。美国也是要分哪个总统好一点，哪个总统差一点，也是要选总统、选州长、选议员等各种各样政治人物的。如果美国人相信只要有一套制度在，谁上都一个样，那还选个屁。你去跟民主党人说，只要有制度在，谁当总统都一样，所以还是让川普当总统，你看他干不干。
事实上越是民主法制的国家，对精英的要求其实就越高。美国的社会治理难度其实远超中国，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种族，高度平权的社会。这在国内就好比宁夏、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是无法靠简单粗暴的作风去治理的。平庸之辈是绝对无法长期维持美国这种庞大国家的社会治理的。平庸之辈要是大量当政的话，只会在数年内迅速把美国的家底败光，让美国蜕化成一个帝制国家或者二流国家。
这和中国还有很大区别。习近平打造的这种帝制才是真正适合平庸之辈执政的。因为皇帝只管夺权，真正干活的是精英官僚，国家体制是令行禁止的，所以可以以一种更为简单的思路去管理。帝制的主要困境在于，皇帝为了维护帝制，必然会不断进行清洗和破坏。而且要做到令行禁止，必然是“定于一尊”的，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清除一切的反对声音，否则就有被架空的危险。
而在民主法制下，风险是方方面面的，因为这套体制并不是那么令行如流的，很多人是会不听你的。在言论自由下，政客也不可能去清除反对声音。甚至确实是违法犯罪的言论，都是有存档的。如何在这种局面下能把事干成，这就非常考验执政者的能力。当然有很多人是可以干成的，比如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哈里·S·杜鲁门、伍德罗·威尔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人都干成了很多事。可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哪怕什么事不干，光是维持无事发生，也是需要能力的。更何况这种岗位还会时刻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成熟的美国人在选举的时候，对候选人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底色自然也是非常清楚的。
（三）民主法制确实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当前困扰中国的就是民主法制。例如众人困扰的收入分配问题，本质上就是民主法制问题的延申。（详见《习近平长期阻挠人民银行法的修订是其阻挠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手段》）解决了民主法制问题，很快就能让民众的收入大幅增加，能真正富起来。虽然说有钱确实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能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将民主法制和对社会分配公平对立，是荒唐的，民主法制本身肯定有公平的诉求，不是对立的。即使暂时的所谓“先富”，后考虑“分配”，也是无从谈起的荒诞借口。
日本的发展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在二战后进行了民主法制改革，所以在战后的发展一开始就是以较为公平的形式进行的，一直就是共同富裕的，而且基层的收入增长速度直到广场协议之前一直都是比较快的。在此期间，日本的基尼系数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贫富差距处于历史低谷。贫富差异还降低了。也就是发展和分配可以不是矛盾的。并不需要由所谓的“先富”到遥远的未来去带动“后富”。要知道现代金融系统很发达，哪怕国家要搞建设也不再需要搞那种原始的剪刀差去剥削某一阶层了，从金融市场就能获取大量的资金。那些荒诞的叙事都是保皇党利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认知去拖延时间，为掠夺做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