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不是啥墙，就是他丫的服务器过载了

迷雾通似乎宣布修好了？

这个软件配置不建议上2047，哪天被中国政府扬了都不知道。

好文章，当然thphd失踪倒不是因为没有基本的网络常识...

这个肯定不行，大学四六级虽然垃圾，但是确实作为英语水平的分类还是可以参考的，按照你说的水平，那是高中英语都不过关呀。

什么是chrome绿色版？google 官方的portable chrome吗

NoScript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

这个更适合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局，因为信息比较充分。

如果任期够短，甚至全抽签制都是公平代表民意的，这是典型的概率统计的Central Limit Theorem, 也就是样本数大于30，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样本平均值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

但是这种管制，欧陆日本和英美并无大的区别。

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随便找个靶子就当敌人打，也不是随便看到谁的大腿就抱上去求帮带着飞。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认清楚自己是干啥的。

很多时候政治团体经常被索敌的红布搞得失去了方向，也有的被朋友的忽悠搞得踩进坑里，这两个其实是一类问题。

Linda Problem又称合取谬误，是说有些时候人们会作出错误判断，认为两件事都发生的概率会大于其中一件事。例子如下：

Linda is 31 years old, single, outspoken, and very bright. She majored in philosophy. As a student, she was deeply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nd also participated in anti-nuclear demonstrations.

Which is more probable?

1.Linda is a bank teller.

2.Linda is a bank teller and is active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琳达，31岁，单身，直言不讳，聪明。大学学的专业是哲学。学生时代她对歧视和社会正义问题非常关切，参加过反核游行。

问题，哪个可能性更大

1. 她是银行出纳

2. 她是银行出纳且活跃于女权主义运动。

尽管逻辑上显而易见，两件事都发生，显然不可能比其中一件事发生的概率更大，但是由于这里的所有描述都是在暗示女权主义运动。所以人们会凭直觉优先选择那个有关的选项。

有人就会笑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有人掉进沟里去？当然，从2047到品葱到墙外所有对中共不满的人，都在讨论怎么让中共下台，怎么让中国民主化，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要xxx才能民主，然后某些人说要ooo才能让中共下台，etc. 但是所有附加条件的提法，都不会比不附加条件的提法，更有实现可能，所以任何附加条件的说法，都不能提高他们成功的概率。更有甚者，很多人都在争论我附加的条件比你附加的条件更好，这都哪跟哪啊。

这个书其实我不喜欢，因为他过于强调共产主义的黑历史了

其实吧，吊诡的地方在于，你越是信仰某种东西，就越应该学习他的负面内容，这就是counterintuinitivity, 比如我一个西化自由派，就专门学习乔姆斯基；他如果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就应该学习共产主义黑皮书。所以你如果本来就很敌视共产主义，学习黑皮书只能让你变成皮诺切特。如果你本来就讨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学乔姆斯基只能让你变成tankie。同样的，你越热爱中华文化，就越应该学习刘仲敬；你越喜欢民国，你就越应该看台独的文献，你越喜欢中共，就越应该学习张国焘回忆录，王明回忆录，许家屯回忆录, etc.

这些东西没问题，因为国家没有open border, 外国人想享用这个权利必须先进国门，所以没有“被难民踏平”的威胁。

这我又想到之前粉红吹中国牛逼的时候提到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地中海船民。比如你从利比亚出发，划小船登陆意大利或者希腊。这时候欧盟国家不好出海警遣返，因为你们欧盟国家讲人权，遣返到利比亚有损你们宣称的人权价值观；当然更不能开炮把人家打进海里。有人说，那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牢里可以吗？可以，但是因为他们是由于利比亚战乱而偷渡，那么他们符合欧盟的庇护条件，他们在牢里就可以申请难民身份了，不可能一直把他们关在牢里。那么欧洲国家选择的最好方式，就是不理他们，希望他们的船沉掉，死人是不能指控我们的。结果中国制造物美价廉，导致欧洲的难民问题更严重了，更多的偷渡船登陆欧盟了。

所以你看到了，即使按照陈士杰的修改措辞，从“必须”改为“可以”，那么这些船民仍然要申请庇护，而拒绝他们庇护则必然违背法治精神。因为他们说利比亚处于战乱，是真实情况，将他们遣返会导致他们的生命危险。问题得不到解决，除非欧盟国家放弃他们的人权保护条款，也就是说高人权国家，必然面对难民问题，要解决难民问题，就得降低人权保护。比如你偷渡中东油霸国家或者新加坡就会被当场赶回去。

mapai? 70年代我们以色列就把工党斩于马下了，以色列只有开国是工党一党执政的。法国也是左右交替的。

而且对于“管制”这个概念，你也没讲清楚，比如美国的右翼喜欢批斗北欧社民，说人家搞均贫富，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结果一看市场经济自由度，北欧国家们是最自由的一些经济体；新加坡属于“社会管制”形式的国家，其社会管制的目标当然是限制政治参与，维持李家坡的威权主义；但是新加坡也是市场经济自由度很高的国家。如果站在一个全球评估的角度来看，美国和法国，北欧国家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G7和金砖国家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研究G7内部差异对解释国际上南北关系没有多少用处。

国内因为软件开发环境恶劣，大量的此类软件都是垃圾

垃圾的类别主要有，广告和捆绑，木马间谍软件，现成开源软件加壳换皮。

解决方案是不当电脑小白，对于一个要实现的功能（比如文本编辑，视频处理，文件压缩）等等，先上wikipedia看看诸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ext_editors 这样的列表，然后仔细研究一下

最要不得就是百度一下随便找一个，基本上没有好东西，因为百度就是一个广告网站，肯花钱为他们很普通很没名堂的软件做广告的，必然是广告木马间谍软件制作者。

@奭麦郎 这么多钱能不软吗

@镰刀教教主 既然是独裁专制，心虚还在其次，不堵嘴，破窗效应就来了，皇帝的新衣问题就来了

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三个国家真是左翼控制的国家吗？

什么是普世价值？美国的政治极化是普世价值吗？

骗局究竟在哪里-- 简单整理,来自“揭穿刘仲敬骗局”的medium：https://ljz-hoax.medium.com/%E7%AE%80%E5%8D%95%E6%95%B4%E7%90%86-%E9%AA%97%E5%B1%80%E7%A9%B6%E7%AB%9F%E5%9C%A8%E5%93%AA%E9%87%8C-4c62cd8d98c8

出身：

刘仲敬出生在一个祖上为四川的中国青年党的家庭。虽然这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和国共两党一样的国家主义政党，但这毕竟不同于国共两党。该党利用各种空档在1920–30年代渗透到了四川旧有的保守社会结构中，并积极用川人资源为两党做事，牵线搭桥。刘仲敬的爷爷给他爹预定了一个飞行员学员的席位，但终成浮云，最后根据邓小平等人的设计，四川中青党被集体一锅端，刘的祖父在关押中活活气死，他爹远赴新疆地质局。这样的反贼世家，给了刘仲敬管中窥豹，逐渐拨开历史洋葱的机会，使得他的起点就超出国共两党狭窄的正史视野，能够追溯到更为基础的社会构成当中。

rise：

刘仲敬认为自己能考上华西医科大学是自己很出息的标志，分配工作后也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两头真，在和自己那帮反贼家族斗争了一段时间后自己也觉悟上升了一个层次，退化成了一个追求清闲懒散的掉书袋民小。但后来形势的升级使得刘仲敬意识到不跑不行了，所以其据点也从迪化多次东迁。

刘仲敬相信骑劫各地的地头蛇可以有很多战略空间可以周旋，例如长期呆在广东四川等。他相信本地主义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实现，本地经营重新登上舞台填补政治空洞，也为这些不同势力的人说了很多顺他们耳朵的立场颇有些康米的话。他考察了很多潜在对象，包括地头蛇，和不想失去旧世界旧势力的当权派，再次成长起来的教会知识分子阶层等等，结论是他们的目光比自己祖父当时还要短浅。 刘仲敬最后还是发现自己马上就要被追捕，慌忙赴美。

转进：

既然美国的长期对种策略是自顶向下的与土豪勾兑，是勾兑而不是给机会，在这种既定路线下，刘断定他们会慢性或急性地走向灭亡。至于如何宣传“请给土鳖们，给本地主义一次机会”，则需要对旧时地方军阀的历史在21世纪新时期进行rebranding，而这就是诸夏。

刘仲敬夫妇把自己包装成美国式的慈善基金管理富豪，以半游玩的心态进入了养老路线。至于如何捞人，则一部分是硕法冬川豆拐来的80后大学生，另一方面刘仲敬接触了很多传统民运，大部分以闭门羹或分道扬镳结束。

刘仲敬一开始就高举双手表示清白：现在对于我来说是满足了，我就是在美国养老，我本来就是个不是很愿意挪地方的人，我再次声明我只是个倾向于吊书袋的闲散人士。这意味着，你不能相信你能依靠刘仲敬给你任何力量，如果你靠近刘仲敬，你就要搭上和献出你自己所有的力量本事和能耐，而这也就是我们揭骗的起点，骗局就在这里。你要知道诸夏的主要方向是rebranding美国人不是很熟悉的那些过去当权的本地产生的势力，以此启发美国人往那个方向靠拢，而不是你们的别的其他目的，例如什么广东越南合并之类的，诸夏是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有结果的，他不是一个现成的国，甚至不是一个现实的盼头。而很多外行人士在不知道这些背景的情况下产生了这些误会，结果稀里糊涂把自己身家性命全搭进去了，这是骗局之二。在最后，我们认为应该把刘仲敬定位为一个网络煽动家。

以下内容来自“揭穿刘仲敬骗局”的Github https://github.com/lzj-hoax/liuzhongjing/wiki/

刘仲敬，政治策划家，表面以历史学者、杂文作家、评论家名义活动。现居美国，与鲁怡麟育有子女。

刘仲敬奉“完成中文世界的历史建构”为个人生涯使命，随个人际遇进行过多个不同阶段不同面貌的政治动员工作，持续骚扰各类人士试图与其产生互动，并在幕后策划指导支援了一系列非武装行动。在形成规模后，招致MSS追讨，部分当事要员已失去自由。

乌鲁木齐的早年

刘仲敬通过读书积累，判断汉人社会在西部的经营陷入结构性困局，最终在冲突升级前临阵逃脱。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寻找志同道合一起为中文世界建构历史的网友

家境与发配

刘仲敬声称自己的家庭背景是四川的中国青年党，最终投诚共军，并因此发配新疆成为技术人员社区的一员。刘仲敬自称，这样的汉壬社区已经退化成了纯粹的人吃人社会，自己也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有姨粉考证，四川资中确有一位四川国大代表，同时也是青年党成员，49年后随殖民军侵台。

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节选：

昔意大利之再造邦家，实成于少年意大利党之手；近土耳其之恢复故土，亦由子青年土耳其党之努力。即吾国旧属之三韩，亦有朝鲜青年党之组织， 三月革命之举，全球为之震惊，事在人为，理无或爽。

铁拳一线法医

刘仲敬在叙述自己的法医时期时，经常开脱表示自己上班半个小时之后就跑去书店和图书馆看书去了。而同样根据刘仲敬的叙述，自己的单位还参与过许多强行鉴定闹事人为精神病人，给遭遇铁拳死亡的人员开具虚假死亡证明等等劣迹，刘仲敬显然并不与这些事情完全无关，自己的手上也不能说是完全干净。虽然法医研究所是一个事业单位，但是刘仲敬的老领导却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该单位参与到了对少民群体的DNA追踪活动中。

尽管刘仲敬有各种托辞，但说一千道一万，读完漫长的名门医学离不开他父母的支持，而毕业分配回到这个单位也是他本人选择的。

“书生摇笔壮怀空”

刘仲敬利用公务员浑水摸鱼的闲暇时间阅读了大量90年代后输入翻译的西方书籍，书店里的人类文明社会丰富绚烂，而刘仲敬自处的中文世界则凄凉惨淡。刘仲敬在08北京奥运前后开始投稿，漫谈古今东西，使用去仑力工具接触余杰等内容。刘当时亦曾表示有警车在自家楼下蹲守，自己因此心有戚戚夜不能寐。

刘仲敬在网络社区的活动主要包括四维网，360图书馆，豆瓣网，人人网等。

金盆洗手

刘仲敬在多年后的对谈中说：“我在新疆所处的公务员的位置上，不但不是能保我一辈子的平平安安甚至飞黄腾达的位子，而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它把我推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 “我在2009年以前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就享受过那种小小的美好事物，而我当时的逻辑是，我知道他们会把整村整村的维族人抓进学习班里面去，但是这干我屁事。” 可见刘仲敬作为新疆汉人的一员，心中刻意回避了道德责问，以冷眼看待自己所处前线的族群冲突和genocide。

成都和武汉求学时期

离开乌市后，刘仲敬先后在西南政法大学和武汉大学进行深造。以求学身份试图向东转移，同时也积极联系各类学界人士，各界识者和出版商。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通过各种机会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试图建立各种渠道联系在中国长期“建设共同体”的各阶层人士

寻求社科院官办自由派（秦晖等）的掩护 / 共识网

刘仲敬获得了与秦晖，刘军宁等人打成一片的机会，并随这些官办自由派知识分子出席了部分与中国自由派方向相关的活动。 刘仲敬的文章首发在共识网专栏上。刘仲敬表示，共识网应该是顶级特务开办的官方自由派言论自留地，目的是对此类言论稍做控制和利用。

赴日本财团演讲

作为日本接触中国自由派的尝试，刘仲敬随秦晖等人参加了此次吹风活动。

北大国开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成长》

匪内自由派的主办的吹风文宣活动。

其他活动

刘仲敬为了实现“建设共同体”的长期目标，接触了许多文化人，小老板，支共体制内人士，宗教团体等。

专栏（凤凰，网易，腾讯）

一般出版翻译

线下讲座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系列

迫真学术水平

网传有一份刘仲敬在武汉大学的成绩单，编者对该图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刘仲敬毕竟通过了硕士答辩和博士录取，也勉强完成了英文图书的翻译。但刘仲敬的确有过如下发言： “我目前没有在做学术，而是在进行一些有目的的投机活动。” “我目前对一切现代经济学理论表示怀疑。”

而在国内有过多数翻译著作的英国史专家刘仲敬，可以翻译三千多页的休谟英国史为中文，却要委托他人将自己的著作中译英，自己也从未在推特上以英语与国际友人对话过，刘仲敬的英文水平恐怕半斤八两。

此外刘仲敬赴美后也没有取得任何学术成果：

依靠政庇奖学金在美国取得学位并非鲜见, 而刘仲敬可以买下房产都无法完成学业哪怕是社区大学;

刘仲敬在亚马逊上发布的电子书甚至没有isbn书号, 意味着这些图书不能进入普通零售店。

深圳之子

2016年，刘仲敬决定中断自己的博士课程赴深圳。据信这其中有鲁怡麟家人的积极支持。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刘仲敬为了在国内保身的同时扩大影响力，只身卷入了高层边缘意识形态路线图的顶层之争，参与一带一路，贸易战，统战政策等议题。

与广东高官的互动

刘仲敬部分破坏自由世界的言论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包括：

“金马可以宣布独立，做闽越联邦的复国基地。” “依洋自重那是必须滴。粤巫马来联邦人口经济等于日本，占据全马来海，正好结成美国-马来同盟，取代美日联盟地位。”

刘仲敬曾表示自己打算在深圳长期活动，与深圳长大香港读书的鲁怡麟的政治形婚也正是出于此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刘仲敬在开始地域黑以来，经常主张核平北京，驻马店烤人排，帝国奶牛吴越等等，但唯独没有讲过广东和深圳半句坏话，在分析深圳企业华为时也特意回避了其与东南亚特务袁庚一脉相承的赤色底蕴。而鲁怡麟自己也表示：“突然想起其实袁庚（编者注：深圳王）儿子（编者注：袁中印）也心思活络过问你姨“深圳的前途”一刚 所以那时候东南互保还被判定为1/10的可能性 这类人吧 14、15年有不少” 此外刘仲敬一直对香港抱有非分之想，一直想用香港情势撬动深圳河对岸，并特地请了出自深圳的写手发表“招商银行倒闭”等针对性极强的恐吓言论。在贸易战爆发之后，刘仲敬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利用匪内对习矛盾企图拉拢失意一派打压另一派的倾向。种种证据都表明广东的干部是刘仲敬的重点游说对象。

刘仲敬针对高层的这些大量“勿谓言之不预”的替海里算命的言论，可以理解为其自保，获取更高的影响力。但这些建议则显然起到了助纣为虐的效果。刘仲敬向社科院提示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然而刘仲敬不可能不知道学习班和带路的先后顺序。在刘仲敬发表了这些见解之后，支共反而是加大了镇压力度，并获得了带路上大部分伊斯兰国家的反恐支持。

参阅：深圳派系

冬川豆

刘仲敬开设的文宣活动公司 - 冬川豆。

冬川豆是由谢冬冬，樊宏韬和高川渡三位姨粉兼硕粉（李硕粉丝）网友合并名字形成的proxy机构，其定位类似香港新华社，表面进行较为温和暧昧的文宣活动，背后则意图建成一个联系更多人脉策划更多联动的高机能组织。

冬川豆通过推送伪装中立内容的“纪念曾国藩”等类似内容，获取付费订阅读者的个人信息，并邀请大批订阅读者进入多个读者群进行交流互动，意图擦出更大的火花。

在刘仲敬经由香港赴美后，冬川豆的皮包公司被注销，但仍继续活动。 2019年年中，各读者群和作者群在中的国保问询中被逐一清除。

获庇护赴美

2016年，刘仲敬经由香港赴美。在途径香港时，刘仲敬参加了据称是呼喊派的受洗。根据推测，为刘仲敬提供庇护的是傅希秋的对华援助协会。刘仲敬表示，最初的打算只是因为在美国的活动环境明显更为有利，事后有国安在微信上咒骂自己的活动意图才最终决裂。

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刘仲敬与中共党内自由派代理人决裂，外加川普上台新冷战打响，诸夏被迫早产，刘仲敬假借新冷战阵营名义展开新一轮行动。

从华夏到诸夏

16年前后的支国面临两条路线。

在传统路线下，美国主导TPP，重返亚太，需要在中共高层内寻找拥护law and order理念的自由派代理人。在激进路线下，美国退出TPP，并强调美国优先，中共改开以来的历史负债被以更激进的对抗和制裁施以直接问责和清算，新冷战打响。

刘仲敬为前者设计的路线是共同体建设，规避直接冲突。在自由印太概念初露端倪时，刘仲敬主张在边疆地区制造几个自由印太的“盟友”，从而“抢占先机制造既成事实”。川普上台后，诸夏被迫早产，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上车。

“民族发明”之“未竟”与现实

在殖民秩序深入东亚百余年后，汉人各地也出现了北洋议员，将官，教师，官僚和地主等阶层，和现地西洋人形成犬牙交错的关系。这套系统人工，复杂而脆弱，最终在二战前后的各方争夺中整体被共产主义残忍绞杀。

刘仲敬主张，这些已经消失的阶层处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半途，只是时运不佳。而财产权和自卫权等基本权利则是永恒天赋的，即便你是追讨自己投资收不回的城建基金的基层党员干部，你也仍可以诉诸这一原生的不可剥夺的财产权，而只有抱团建设自己的新国家才能有法可依。

为了反复向正义的xxx地人民申明他们的神圣固有权利，刘仲敬深入支共体制内各阶层寻医问药，孜孜不倦地向他们暧昧提问，反复确定他们对财产权，法律与秩序，与乡民建设共同体等的真实立场，试图与任何能撬动的人士展开抱团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仲敬也不断更新着这一类暗示的外在形式，部分示例如下：

从国内带来政协近现代史料，其中列出了四川剿匪战争中阵亡的小学教员名单

征集网友的签名

向美国白宫，国务院等机构写信申明自己为四川重庆两巴蜀利亚王国君主，该地主权者的固有权利和历史

向广东派系暗示“大越-马来联邦占据南海，取代美日同盟”等敌害自由世界的言论

列出初期募捐计划，为六百亿美元

号召各地网友成为王位请求者

以大蜀民国名义发表大量外交声明 另一方面，对于没有自己能够进场合作机会的受难者，刘仲敬则完全拒之门外。

部分刘仲敬没有支援的对象如下：

王怡

传统四川民逗

普通四川人权遭迫害者

来自垃圾的政治合力

刘仲敬的重点动员对象是四川，满粥，广东，上海等汉壬文化输出强势区。

为了在汉人内部进一步增加政治原动力，刘仲敬号召自己的所有姨粉积极投身到自己出身地的民族发明当中。这一活动在早期还比较学究浪漫，但碍于参与人数较少，刘仲敬不断放宽下限，降低招募语言的矜持程度，这些口号最终下降到了打进城分女学生的级别。至此，一大批刘仲敬的路人粉丝，以及本来就有自身各种无理要求的各路混子，都开始参与到了低级别的争当国父环节，从而使诸夏各国的网络形象变得无比低俗浑浊。 在宣传动员中，刘仲敬试图把诸夏各国塑造成新的箩筐，只有在这里才能装下一切合法权利和历史合法性。在这种引导下，感兴趣的网友们纷纷开始按需画饼，发表的高论包括地域黑，中共地方政府发明的给本地镀金的假神话等等，也出现了许多无视与周边族群冲突的现实政治和地方政权法统（例如燕国主张对关外和热河察哈尔的主权等等），无法确定国语的纯粹精神建国，和乱认内亚人种做爹，乱认百越人种做亲戚的情况。 有网友指出，这些自称的民族发明家通常否认其周边的少民（如晋国、满洲对蒙古人），但又把自己扮成少民，并且玩起了“你不愿意关心我你们也要跟着完蛋”的熟悉的恐吓套路，而事实上各位蛮子大爹内心毫无波动，只有汉人自己最着急。有网友将此行为概括为扮猪吃老虎，汉人企图弯道超车。

由于汉人缺乏共同体和真实社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政治合力，只能依赖列宁主义国家机器的少数事件之驱使；而刘仲敬在和平时期试图在汉人中“建设共同体”的尝试又以失败告终，来到海外的刘仲敬最终选择利用各种政治事件制造一切可能的政治合力。例如在病毒事件中，明明最慌的韭菜都在要求军管医疗（然而没资源实现），刘仲敬却还说他们要建立小共同体。

刘仲敬文稿站

冬川豆的海外翻版。

追捕与式微 19年5月前后，各墙内的成组织建国活动人士遭到了联合执法，8月又发生了微信姨粉群被多地地方公安局骚扰家人要求写保证书退群的进一步行动升级，这之后也有零星个体案例。可以确信刘仲敬与支内的行动彻底破裂。经此一变，刘仲敬可动员的姨粉生力军基本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还在海外的一些残党和拐来的老民运和各路江湖人士在虚张声势地做个体吆喝。

点评

刘仲敬主张“给中文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个完结”，四处替人进行权利申明，但最终证明刘仲敬合作的人都是命薄于纸，罪孽深重的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大军。

刘仲敬在“建设共同体”“准备战争”等策划中评价百年前的先人“没有能力承担起时代重任”，而事实证明刘仲敬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刘仲敬所作的唯一事情就是找人建群，而姨粉团体最终建设成了一个特务带混混的组织。

"各种势力因为与中共争夺的是同一个世界，最终也因与中共同处一个世界而被同化和渗透，从而与中国显得完全没有任何区别"，刘仲敬出于这一点主张各种各样的脱支政策避免被渗透同化，但最终与之相求的人基本上的愿望都是想继续现状。他们作为各地汉人的道成肉身，自身的存在和主张给邻国和世界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什么小山智丽

我只有一句话，哟西！

看来不是safer的问题，是hcaptcha的问题

不是说大于20M的文件下不了么，你再试试？

“中华”？枪毙！乡亲们啊，这是不爱台湾啊！改成“台湾涨薪党”！

小组-->实体编辑

https://community.geph.io/t/topic/7144/

隔壁迷雾通金大大已经讲得很好了，我就不补充了：

是的。我的意思是，去中心化一点也不增加封锁难度：

协议识别的话，去中心化和协议是否被识别无关。 IP地址封锁的话，即使是去中心化也需要一个bootstrap获取节点信息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又不能识别，又给所有人都分配的节点不同（避免gfw自动获取所有节点拉黑），而这两点反而是迷雾通这种中心化系统更容易实现——前者使用不敢封的大服务作为域名前置，后者使用用户注册系统和识别网警用户的黑盒算法。

去中心化能增加难度的封锁在于避免服务器供应商的封锁（比如要出版特别会引起争议的内容），对中国这种网络封锁反而没用。想让一个去中心化网络穿墙，反而更有挑战（因为无法使用域名前置等等）

有人问金大大：穿墙重点是隐藏协议特征，纯粹的去中心化是在分散决策权，对抗审查是隐私问题和分散决策问题的混合。对吧？

金大大的回答：

分散决策反而会让对抗审查更困难，因为加上了如何让决策层「反渗透」的问题。通俗的说，就是「地下党难民主」

这位觉得美帝还不如中共么？难道中共搞得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您对习近平新政还抱有期望？

这是哪来的革命意淫爱好者，现在中国哪有革命的条件？起码让习大大倒车加速再十年。

而且即使有了革命的条件，优先摘桃子的也是上层。

俄罗斯是有的，只是屠龙者终成龙，叶利钦91年站在坦克上说服政变，93年就自己主动发起政变了。

阿富汗战争与苏联解体

托派当时也是布尔什维克，继续支持白匪军

哪用得着这种高级玩意，同时代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不就是典型的螺丝钉么

正常情况下，想要推动正向的变革，变革者应该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合情合理利益一边、站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站在正义一边、站在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边（可简称为“四个站在”）。站对这四个位置，才能获得道义的正当性、现实的合理性、逻辑的自洽性，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积极的回应、热情的参与，最终实现顺势而为的成功。然而大部分“公知”起码站错了“四个站在”中的两个，甚至有些全部站到反面，那能成功才怪。而且如果成功了对中国不是福音而是又一种灾难。

中国主流“公知”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相当一部分是狭义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同时是保守主义者，主张的是承认现状和既得利益、自由放任（消极自由）、法治宪政与习惯法/判例法、原教旨倾向的市场经济、低税收、小政府、高度强调私有财产保护、地方自治、温和渐进、约定俗成墨守成规、多元宽容尊重差异等等。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如果现在的中国类比成沙俄，那么“公知”们是西化自由派和立宪党人，而您则是布尔什维克，我认为，我会支持沙俄或者立宪党人扑灭布尔什维克的。

Make Party Great Again!

没人保证大风歌是刘邦原创...

大城市里哪有随便敲门要糖果的...

瓦哈比，撒拉非这些是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的一些分支，伊朗当局显然是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

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瓦哈比主义。

上纲上线了，只能说trick or treat是陋习。

不过我看拉美人玩的更high，比如墨西哥的The Day of the Dead (Spanish: Día de Muertos or Día de los Muertos).

因为工作怀孕又强迫堕胎的， 美国有专门的https://www.uscis.gov/humanitarian/victims-of-human-trafficking-and-other-crimes/victims-of-criminal-activity-u-nonimmigrant-status

Victims of Criminal Activity: U Nonimmigrant Status, 足够她在美国居住了。

Gab

这时候就要搬出冲浪名著“盘点防区高华”了：

6.逆向民族主义高华

是的，你们没有看错，虽然高华很喜欢评价鼠人是逆向民族主义，然而实际上高华群体也有逆向民族主义，想要破解这个迷思，只要记住，不管是逆向还是正向，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他本身是不会变的。这个我就不评价了放一段别人翻译的奥威尔评价民族主义来。至于为什么是逆向，入了外国籍的高华捧中国踩他的祖国不就是逆向民族主义吗？

&rt;仇英主义。英国知识界内部的那种对英国揶揄，轻度敌视的态度，或多或少成了知识界入门的一种必修，这种仇英情绪大部分情况下并非虚情假意。在战争中，这种情绪表现为知识界的失败主义，甚至在局势已经明朗，轴心大势已去的时候，这种情绪还坚挺了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沦陷时，英军被赶出希腊时，很多人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而对那些好新闻，如阿拉曼战役的捷报，或不列颠战役中击毁的德军战机数目时，这些人又表现得不愿承认。英国左派的知识分子，当然了，并不真心希望德国或日本赢得战争，但他们又无法自拔地想体验那种，看着自己的国家被羞辱时的愉悦，他们希望看到最终的胜利由苏联，或者可能由美国，而不是由英国取得。在外交政策上，许多知识分子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任何英国所支持的派别一定是坏的。也因此呢，“开明”的意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与保守派政策相反的镜像。仇英主义很容易反转，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奇景，即某些人在上一场战争还是和平主义者，到了下一场战争就成了好战分子。 &rt;

&rt;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民族主义的转信有一个更重要的特质，我在前文关于切斯特顿的部分已经简单提过。转信的过程能让民族主义情绪愈加猛烈——让人更庸俗，更愚昧，更恶毒，更虚伪——超过了人投射于祖国，投射于任何真正了解的集体的情感。聪敏的人看到他人笔下对斯大林和红军连篇的谄媚时，他会意识到一定发生了某些错乱，才让这种空洞的废话成为可能。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家伙对他的祖国有浓厚的感情，这是很不正常的。舆论——正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要觉察的那些公众意见——不会允许他那么做。他周围的人都抱持着怀疑和反逆的态度，他出于从众或出于纯粹的懦弱，就也可能采取与旁人一致的立场：此时他就会放下手中紧握的民族主义，但同时也对更真诚的国际主义不置一顾。他仍然自觉需要一个祖国，也自然要去国外寻得。要是找到了，他就能无拘无束地，翻滚于那些他自以为已从民族主义脱身的情感泥沼中。天主，君父，帝国，米字旗，这些曾被推翻的偶像都可以改头换面再次出现，因为它们已然更换了旧时的称谓，所以就可以怀着良知再一次地崇拜他们。民族主义的转信，就如替罪羔羊一般，能让人在不改变其行为的前提下获得心灵的救赎。

墙内很多的苏粉，斯大林粉，其实也包括在内，当然也有些强行缝合中国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左壬，例如知乎的蒋梦珊和一些左壬入关人，但是本质他们都是如此，特征就是你一谈苏联的历史，他们就跳起来了，你一谈美英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也跳起来了，当然你们懂的，两个跳是不同的。

顺便一提奥威尔把爽文套路都玩明白了，这也是为什么精罗往往和左人有重叠，不单是因为他们知识分子的属性。

&rt;每一位民族主义者都要在“历史可以改变”这一信条前摔个趔趄。他花大量时间徜徉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的事件都是他自认为“本应”发生的状态——在那个世界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了胜利，俄罗斯的革命在1918年就已被镇压——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把幻想世界的只言片语挪到历史书上。

不过我也不完全认同奥威尔这段话，毕竟他生活的年代还没有现在的各种娱乐，毕竟无论怎么说高堡奇人的电视剧特效是壮观的，而德军总部则是好玩的。

最好玩的还是兔友的碰瓷表现也给他玩明白了。

&rt;着魔不悟。民族主义者尽可能不思考，不言说，不写作，除非是关于他所属一方更优越的话题。很难，甚至没有可能让一个民族主义者去掩饰自己的忠诚。对己方最轻微的侮辱，或者向对手最暧昧的赞扬，都让他感到不安，这不安只能靠做一些尖酸的反驳来缓解。如果讨论对象是一个实存的国家，比如爱尔兰或印度，那他将宣称自己祖国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军事霸权，政治美德中，还体现在艺术、文学、运动、语言的结构，民族的形体美中，甚至体现在气候，风景乃至饮食中。对于旗帜的摆放，标语口号的相对大小，提及国家的顺序这类问题，他将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

x.网评员，狱友，晶哥，引流抗带兔。

最后，欢迎各位来补充，也欢迎高华自己来补充，或者盘点一下鼠人。

鼠鼠们没有你们的思想钢印，请随意盘点。

更好的解释就是“斯人”比“是人”更常用，汉语本来就是从更不规范的古代演变到更规范的现代的。所以古代文章使用汉语不规范，那么这个不规范作为旧式用法会保留在原始典籍当中，但是当现代人使用类似语言的时候，会使用更规范的模式，不管它是如何不符合原典。这就是范式的力量。

主要理由就是5，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古文混在一起很正常吧

还有一点，真的月入一万的人士，如果移民发达国家，也绝对不是向中位数看齐的。能力摆在那里，除了纯粹的中国社会特色的关系户，关系带不到国外，所以没法搞事业，一般的技术工种，哪怕是技术岗转管理的，也有实操能力，到了国外顶多经过一段时间打下手时期就上来了。而且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级差，即使在发达国家打下手，其收入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头目岗位。用阶级金字塔模型说，就是发达国家的金字塔普遍比发展中国家高一级。

其实就比烂学，也是本土暴君比殖民者更厉害，刚果金独立以来内战数十年，也出了极为残忍的独裁者（国名都改成扎伊尔了），而利奥波德二世的刚果自由国已经是欧洲殖民政权的下限了。所以要洗白，也是用本土暴君洗白欧洲殖民政权，而不是用欧洲殖民政权洗白本土暴君。

https://www.xhby.net/index/202210/t20221028_7736957.shtml

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有网友发文《出大事了，我们这个时空的时间线似乎被人动了！》称，其记忆中早年学的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却发现现在的课本成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10月26日，记者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部获悉，该出版社从1961年收录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课文以来，历套教材文章一直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从未有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过“斯”和“是”两个字，都表示“这”的意思。

初中课本里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节选自《孟子》的《告子》下篇，通常要求背诵，多年来也脍炙人口。近日网友发帖称：《孟子》的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中学课本存在几十年了，所有上过中学的人应该都背过，其中有一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己记忆非常清晰，因为当时课上还联想到“李斯”是不是就是这个“斯人”？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有人说，课本上，甚至是古文里，从来没出现过“于斯人也”这几个字，他就有点蒙了。“难道我记错了？”网友查找了人教版教材1992版本、2001版本和2016版本，全部都是“是人”。

此外，另有网友也进行了查证，人教社历史上的这篇课文自1961年开始，包括1982年、1994年、2006年等各版本均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四库全书刻本《孟子集注》（宋·朱熹 注），明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汉·赵歧 注）均为“是人”。

10月26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部工作人员表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教材，自1961年收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以来，历套的教材都是“是人”版本，他们也查阅了众多古籍，查阅的结果也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对于为何一些网友出现“斯人”的群体记忆，编辑部工作人员表示，这确实不清楚。不过“斯”和“是”两个字，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都表示“这”的意思。

综合长安街知事 上游新闻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2488070/answer/1637460813

认为来自刘少奇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面对孟子原文的引用。

但是我这里有更简单的答案，小孩子读书是不会去看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但是他们会去读别的课文，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写道，“微斯人，吾谁与归”，那么集体曼德拉效应的解释就来了，因为更多的时候，老师要求学生背诵岳阳楼记，而不是孟子。

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

刘志伟

 清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习惯上被划分为“沙田区”和“民田区”两大区域。这两个区域，不但土地的自然形貌有明显差异，在生态环境、聚落形态、产业结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分。从字面意义来说，珠江三角洲的所谓“沙田”，指的是在沿海地带由江河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土地，（注：关于什么是“沙田”以及沙田是如何形成的过程，参见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页。）所谓“民田”则指按照民田科则征纳田赋的土地。这两个概念，从字面上看，并没有相对称的意义，（注：其实，“沙田”作为一个与“民田”相对称的概念，并不是从它的自然属性来定义的。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词成为一对用来指称不同的土地和区域的概念的来历，可以知道，它们其实都是由政府征收赋税的角度来定义的。光绪十二年定《清查沿海沙田升科给照拟定章程》（见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藏手钞本《广东清代档案录·沙坦》）规定：“然沙坦与民田，历年既久，壤土相连，即各业户，食业有年，自问亦未能辨别。现拟就税论田，如系升税，即属沙田，如系常税，即系民田，如有田无税，则显系溢坦。”如果要详细了解这两个概念如何形成，需要专门就明清时期的赋税制度和清中叶至民国时期清理整顿沙田租佃和赋税的一系列政策作详细讨论，为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展开。）却被用作两类田地以至两种不同的地理区域的分类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出这两个概念包含了比它们字面意思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注：刘稚良《沙田志初稿》（载《中山文献》第二辑）有一段专门讨论沙田与民田的区别。他所论主要是中山在民国时期的情况。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具有地质的、区域的、历史的意义。”并且指出当时地方政府只是根据土地的自然性质去区分沙田、民田，是“偏于理论，忽于实际，更昧乎本县历史习惯，未足以言划分，且有治丝益乱之感。”）而且在珠江三角洲所谓“民田区”中，大部分的田地其实也是淤积生成，沙田区和民田区的区分，并不简单地只是土地自然形态的差别，实际上是在地方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甚至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记。两个区域之间，除了自然形态的差异外，更存在一种独特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所有这些，都透过一种界限分明的区位空间格局呈现出来。这是一种交织着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空间关系。我们只有透过这一空间格局形成的社会文化历史过程，才能够对这种空间格局及其所包含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本文希望就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在明代开始形成的历史背景作一点初步的讨论，但为篇幅所限，本文还不可能对这一格局的种种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诸如清代以后地方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和国家权力如何继续影响着这一地域空间格局的演变等问题，需要以后另文探讨。

        一、“新”——“老”三角洲：时间与空间的分界

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在古代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海湾，在这个海湾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现在广州以南的多处丘陵台地，唐宋以前还是一些海岛，正所谓“海浩无际，岛屿洲潭，不可胜记”（注：嘉靖：《香山县志》卷七，《艺文志》，（宋）邓光荐：《浮虚山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大海在府城（指广州）正南七十里。”也就是现在的顺德大良和番禺沙湾一带。在番禹，正如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云：“下番禺诸村，皆在海岛之中，大村曰大箍围，小曰小箍围，言四环皆水也。”现番禺县境内的两大台地，古时显然是海岛。在番禺南面的香山，明代以前更是海上一堆岛屿，用明代香山人黄佐的话说，是“邑本孤屿，土旷民稀”（注：嘉靖《香山县志》卷2，《民物志》。）。在番禺西南方的顺德， 今天是珠江三角洲最具经济实力的内陆城市，但在明代前期也还是一个“大海弥漫，民刁悍，易为乱”（注：咸丰《顺德县志》卷3，《舆地略》。此段文字， 原出于乾隆《顺德县志》卷3，《舆地志》，原文更详细，可惜由于书残，文字不全，故此处引咸丰志的文字。）的地方。因此，我们讨论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空间格局，首先需要确认的事实是，珠江三角洲是从一个深入内陆的海湾发育起来的，同步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与三角洲自然发育过程的相互作用，是形成三角洲地域社会空间格局的基本动力。

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注：有关研究的学术史评述，请参见赵焕庭：《珠江河口演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年，第11－18页。）现代珠江三角洲发育的起点，是在中全新世发生的海侵。距今约六、七千年，在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深入内陆达150 公里的河口湾。（注：赵焕庭：《珠江河口演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年，第93页。）在这个海湾周围，有多条江河从不同方向流入，而在海湾中间，又分布着无数大小不一的岛屿。研究珠江三角洲地貌发育的地理学家对今天在珠江三角洲内的山丘台地分布和珠江三角洲发育模式有很清楚的描述：（注：赵焕庭：《珠江河口演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年，第93页。）

最重要一列（台地）是由新会圭峰山经荷塘、均安、了哥山、顺德、沙湾到市桥台地一列。它基本上把西北江三角洲分成围田区和沙田区，即新、老三角洲两大部分。山列西北部即为西北江三角洲的古老部分。放射状汊道即以三水为顶，放射分流，利用西北向断裂切开的口门，横穿这列山地。然后在口门外再形成放射状河系的冲缺三角洲。

这里所列举的山丘台地，在珠江三角洲成陆之前，就是海湾中的一系列大小不一的岛屿。珠江三角洲的发育模式，和同时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相互作用，对由此形成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响重大。

地理学家称之为老三角洲的地区，即所谓的“围田区”，也就是本文所谓的民田区，即以上述山丘台地为界线的西北部，大致是在明代以前发育并开发的。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唐宋时期的几千年间，由于珠江流域自然植被丰茂，江河含沙量比后来小，三角洲发育缓慢。在顺德、新会等地出土的距今两千多年代鳄鱼遗骨和唐宋时代人类生活遗物并存的现象，说明唐宋以前的一两千年间，这一区域仍是山丘、沼泽相错分布。虽然汉唐之间有初步的开发，（注：参见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一·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和开发史》，1976年版，第46－70页。）但在宋代以前，这一带的陆地仍比较低洼，一遇飓风海潮，就会“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沉溺舟船。”（注：（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页。 ）其中相当多的地方仍是水草茂盛的沼泽地。宋代以后，随着这一地区渐渐淤积形成大片陆地，开发明显加快。明代以后流行的有关珠江三角洲居民在宋代从南雄珠玑巷迁入的故事，（注：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 期。）反映出在当地人的集体记忆中，本区域的开发历史只能追溯到宋元之间。位于该地区中心的由西樵山到甘竹滩一带的冲积平原，相传在宋代开始有人修筑最早的堤围（即后来的桑园围），虽不尽可信，但如果联系到在明初这里已经开始修筑“连亘数十里”的大堤的事实，（注：民国《顺德县续志》，卷四，建置略三。）我们相信，在明代以前，该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田土开发。宋元时期，这一带逐渐出现不少居民点，甚至形成了一些市场中心，（注：参见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一·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和开发史》，1976年版，第70－74页。）也出现了多处寺庙。（注：如在后来的顺德县境内，有宝林寺、兴福寺、隆福寺、化乐寺等，见万历《顺德县志》卷十，《杂志》。在南海的桑园围内，有沙头的崇胜寺，见《（南海沙头莫氏）鹿显承堂重修族谱》。）但这一地区全面开发，恐怕还是明代以后的事。（注：嘉庆《龙山乡志》卷首，《龙山图说》：“考元宋以前，山外皆海，潦水岁为患，民依高阜而居，未盛也。明代修筑诸堤，于是海变桑田，烟户始众。”）

随着宋元时期老三角洲的形成，江河入海口向前伸出到由市桥台地，经沙湾青罗嶂、顺德大良、中山小榄至新会一线。西江和北江的河水，经由这些台地山丘之间冲出，注入这一线以外的海湾中。由这些江河水夹带而来的泥沙和来自上游的腐植质开始在这些山丘台地的背面积聚起来，形成新的浅滩、沙坦。（注：《桑园围志》：“迨元至明，下流香山、新会等处，淤积沙坦，圈筑围田，夏潦盛涨，阻塞难消。”从文意看，直接造成桑园围地区水患加剧的下游沙坦淤积，当是指香山小榄至新会一带。）明代初年，明朝大军征服广东之后，在广东沿海设置军屯，广州各卫所的屯田就大多分布在从市桥台地以南、顺德桂洲、香山小揽到新会江门一带，（注：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六，《民物志七》。）屯军开垦的土地，大多就是在宋元以后西江北江河口伸出在前面所说的第一列山丘之外冲积形成的新生沙坦，（注：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事纪五》中记载：洪武二十四年都指挥同知花茂建议在“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拨军屯守。）由此开始了珠江三角洲新沙田区大规模开垦的过程。后来在中山冲缺三角洲的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番禺冲缺三角洲和新会崖门之内的大片沙田，就是在这以后逐渐形成并被开发成为沃壤的。（注：关于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的形成时间，一般认为开始在宋代，但我以为，在明代以前，这一带最多只是被称为“鱼游鹤立”的浅海，其大部分地方是到明代以后才真正成陆的（见曾昭璇等：《珠江三角洲历史时代河道变迁》，载《热带地貌》，第二卷第二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貌研究室，1981年12月，第14页）。关于番禺南部沙田，虽然很多论者都根据番禺沙湾何氏宗族的一条记载，认为宋代已经形成，但这一记载的可信性令人怀疑，何氏宗族在番禺南部占有的大片沙田，应该是在明清之际之后才开发出来的（参见拙文《宗族与沙田开发》，《中国农史》，1992年第四期）。明代番禺南部成陆的范围，大致上仍在明代《广州普渡庵记》中所说“外接大洋”的紫泥、沙湾、市桥至石基一线。关于新会三角洲的形成过程，万历《新会县志》卷二《食货略》云：“象山之下，昔皆沧海，民生其间，不为波臣者几希，今则淤为沃壤，望不可极，崖门以内，犹然浩渺，岁受西水，种荻积污，日为浮生。”）与此同时，在这个海湾以南的一列以古兜山、崖门、斗门和五桂山组成的海岛，由于海潮和江河冲积的相互作用，也开始逐渐在海岛周围形成浅滩淤积。这两个淤积过程形成了地理学家称为新三角洲的一大片区域，由崖门到五桂山的一列海岛与大陆连接起来，形成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基本格局。

概言之，珠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大致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地理界线是由市桥台地至新会圭峰山一列山丘台地，而时间界线则在元明之间。这种划分是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空间格局的基础，对我们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需要说明的是，珠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在大趋势上，固然以由西北向东南推进的模式为主，但具体的沙坦形成，大多是以在海中形成的无数个沙洲逐渐向外扩张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明代以前形成的老三角洲内，明清时期仍不断有新形成的沙坦；（注：咸丰《顺德县志》卷三，《舆地略》：“顺德去海尚远，不过港内支流环绕，抱诸村落而已。明以前，所谓支流者，类皆辽阔，帆樯冲波而过，当时率谓之海……近年则沧桑阅久，有前通而后淤者，有旧广而今狭者，而沿其故名，则仍统称曰海。”）而主要在明代以后形成的新三角洲，也在宋元时期开始有沙坦形成。（注：嘉靖：《香山县志》卷七，《艺文志》，（宋）邓光荐：《浮虚山记》：“番禺以南……未至香山半程许，曰浮虚山……独寓公承节郎番禺赵公时纵（改金旁）过而乐之，请于常平，贾其山及四畔水坦数百顷，而属道人达西奉佑圣之祠于其上。”）但是，这种复杂交错的状态，并不影响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在老三角洲和新三角洲之间大致地划出一条界线。

        二、定居与入籍：地方社会中国家秩序的确立

在宋元以前老三角洲逐渐形成和开发的时期，珠江三角洲基本上处在一种开发初期的状态。阅读现存的各种地方史料，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在明代初年以前，这一区域的乡村社会历史，大致上可以说仍处在一个“传说”时代。（注：嘉庆：《（顺德）龙山乡志》，卷首，《龙山总论》：“龙山旧属南海，向未有志，各家谱乘，亦多缺而不全。故邑志所载，宋唐以上，传者寥寥，至有元一代，事迹全阙。考古者实不无数典忘祖之讥。要之，苦于无志，非无人也。自入明以来，人文奋兴后先接踵。”又顺治《南海九江乡志》，《序》：“南海乡落，九江实称最，唐宋以上，其时尚在岛屿，无论也。”）无论在三角洲周边的丘陵地区，还是新淤积的平原，大多数居民，不管他们是本地的土著，还是传说中所谓的北方移民，大部分显然都还是“披荆斩棘，辟地垦荒”（注：《新会潮连卢鞭卢氏族谱》卷26，《杂录谱》。）的拓荒者。在许多后来编撰的族谱中，有关早期先人的记载，虽然大多会刻意炫耀祖先的身世，但仍会透露出他们的祖先在明代定居下来之前在这一带艰难创业的历史事实。下面这类记载在一些后来成为本地区著名大族的族谱中是很常见的。中山小榄《麦氏族谱》云：

逮四传至元俊公，又思山谷有限，子孙无穷，乃遍览他乡，适兹榄土，见五峰拱向，九水潆徊，山川秀丽。既归，即奉必达公妣唐氏太夫人葬于葫芦园，奉庆宗公莫氏太孺人柩葬于太平岭，尽以田园周诸族中贫乏者，罄其盈余，移家榄溪凤岭之南，遂为小榄一世祖，时元至治三年也。

把虚饰的成分去掉，这显然就是当时的移民开垦者拓荒经历的记录。

明王朝建立以后，这一地区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发生的几个事件，对后来的地方社会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明朝大军平定广州之后，除了将何真等地方豪强及其依附人口收编为明王朝的臣民外，（注：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事纪五》载：仅是洪武十六年，何真就在广东为明朝“收集土豪一万六百二十三人”：又《佛山栅下区氏族谱》载，“传至十一世，有区太吉者，值元末之乱，偕族叔区禺民倡义。洪武初，征南将军廖永忠驻节广城。时副将朱亮祖被山南土寇围急，太吉等力救得免。廖将军疏其功，遂率众诣长安，臣附明太祖。高皇乃敕授承信校尉南京凤阳怀远卫中，世袭罔替，赐称欧吉，广东欧氏自此复开。”又参见《（南海山南乡）关氏族谱》；黄佐《广州人物传》，卷十一，区禹民传；卷十七，关敏传、张仲贤传、梁曾甫传。）更是大规模将当地土著编入户籍，成为明王朝的编户齐民。（注：较详细的讨论请参见拙文：《广东族谱中的入籍传说与明代社会》（待刊稿），或参阅拙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明代初年在全国范围推行的里甲制度，使当时在这块新开发地区的大量开垦者定居下来，并登记在国家户籍之中。很多后来的大族关于祖先定居和发家的记载，都会特别提到明初被编入里甲，从而定居下来的历史。如香山小榄何氏的“六世祖汉溟……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公承户，充大榄都第一团里长”（注：《（香山小榄）何舄环堂重修族谱》，卷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开发中地区被编入户籍的人，大多是同被收集为军户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顺德大良罗氏，香山小榄何氏，新会外海陈氏、新会三江赵氏等等，这些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大族，在明初时的先人，大多有被编入军伍从戍的经历。（注：分别见《顺德北门罗氏族谱》，《恩荣谱》；《（香山小榄）何舄环堂重修族谱》，卷一；《（新会）外海乡陈氏族谱稿》；《（新会）三江赵氏族谱》，卷二。类似事例太多，恕不一一列出。）我们从其他史料知道，当时被收编进军队的人的身份主要有两种，一是蛋人，（注：《明太祖实录》，卷143载：“洪武十五年三月癸亥， 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万历《广东通志》卷六，《藩省志·前事》载，“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掠夺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皆从之。”）二是无籍之人，（注：焦ｈóｎｇ＠①：《国朝献征录》，卷99载，“王溥……时兵起无粮无籍军，都司咨取甚亟。溥曰：国以民为本，今一概起取，赋税从何出耶，遂奏闻。上是之，只起无籍，余皆获免。”《番禺市桥房邓氏荫德堂家谱》载其祖先入籍的缘由云，“洪武十八年，为无籍事发，充广州府后卫守城当军伍……贯籍番禺县沙湾司榄山堡十三图五甲役。”）这两种身份其实常常就是同一类人。明朝政府将他们收集编为军兵的同时，组织他们在这一带屯田。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事纪五》载：

洪武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挥同知花茂……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又奏添设沿海依山碣石神电等二十四卫所城池，收集海民隐科无籍等军守御，仍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拨军屯守，诏皆从之。

由此可以推知，宋元以来在这一带开发的许多土著和原来不在国家户籍管辖中的人口，明代以后陆续被编入国家户籍。而这个过程与明王朝的屯田政策配合起来，推动了在新会一市桥一线以外淤积的新三角洲的开发。有关这一过程的实施以及在地方上的影响，《中山榄镇刘氏族谱》载：

乡在宋元时无屯田。至国朝洪武间，兵火残破之余，人民凋谢，田野蓁芜，居者不能固藩篱，耕者不能尽陇亩，遂分拨附近卫所官军屯耕戍守。所于小榄者十一，隶治广州后卫也；所于大榄者五，隶治广海卫也。屯军比至，举全榄之地与土著之民共之。籍产之没入官者为屯田，择地之不妨者为营舍，官司复遴选乡人之老成正直者签督其事以屯田，俟事上报签督者例得附名于公移。我祖斋公讳孟富者与焉。刘所适屯于吾宅之前，延袤缭绕，又迫于其右。吾祖时方有事，签督不能自庇，白状于提督府，都御史萧公与之司平，移檄所司体勘，凡无刘氏屋宇影占者，悉属诸所。

由同一族谱的记载，我们知道此人在洪武时也被编为大榄都第三图里长。在当时，相信许多当地的土著或新定居者都有类似的经历。由此可见，新沙坦的开垦者，在明代初年的时候，一方面通过编入里甲，获得了编户齐民身份，另一方面，在新淤积地区沙坦屯田的行动中，他们也往往被纳入到政府直接控制的屯田体制之下。与此前的土地垦殖大多由一些流动不定的土著人口进行的开发不同，从明代初年开始，国家的权力通过户籍登记、赋税征收和收集军伍、经营屯田等途径，介入到了沙田的开发过程，（注：松田吉郎曾指出明初存在着“义民”开发是在“知县”指导下进行的事实，见松田吉郎：《明末清初广东珠江デルタの沙田开发と乡绅支配の形成过程》，载《社会经济史学》第46卷，第六号。但我认为明初在政府介入下大规模开发的主要形式应该是屯田。）而沙田的开发也就与王朝的正统性及其象征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这是明代以后陆续成陆的新三角洲地区的沙田开发与以前在老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开发的重要区别所在。广设屯田和编制里甲户籍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很多垦殖者由此定居下来，在他们拓殖的沙田附近，以一些山边或高地为依托，聚集并形成了一些较有规模的村落。（注：中山小榄是这种聚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很多乡村的情况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但是，如果阅读了这一带乡村后来编撰的族谱中记载的有关祖先入籍、定居、开村的历史追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就是这一带许多宗族虽然大都把祖先到珠江三角洲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的南雄珠玑巷事件，但是有关祖先定居入籍的记录，大多都是在明代初年以后。参见拙文：《广东族谱中的入籍传说与明代社会》（待刊稿）。）

随后，到明代正统天顺年间，在珠江三角洲，发生了规模宏大的黄萧养之乱。（注：关于黄萧养之乱的经过，参阅郭ｆěｉ＠②：《粤大记》，卷三，《事纪类》；黄瑜：《双槐岁抄》，卷七，《黄寇始末》。）这次事件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地方社会进一步确立起王朝的正统性，划清财产占有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界线。黄萧养之乱发生的地区，大致就是新老三角洲交错的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部分人在明初被收为军户，编入里甲，同时，也还有相当大的数量的居民没有被编入里甲户籍。初时，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社会身份的区分似乎还不像后来那样截然分明。在黄萧养的队伍中，除了大量的蛋民和无籍之人外，（注：有关黄萧养之乱与蛋民的关系，参见黄建新：《明清时期的广东蛋民》，《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二期，第13－14页。黄萧养的队伍中很多人，至少在政府的观感上，是一些无籍之人。《明经世文编》卷22，王翱：《边情事》曰：“黄萧养之徒作耗……招集无籍，酿成凶祸，展转不能禁遏”。）大部分村落的编户也卷入了叛乱之中。（注：《南海烟桥何氏家谱》卷八，《家传谱》云：“正统十四年，时值饥馑，逆贼黄萧养，攻围郡城，流劫乡村，胁民从逆，境内汹汹，莫敢御敌者。”）一时间，“数境之民，风靡应援”（注：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三》。），无论是政府控制下的编民，还是仍然流移不定的无籍之徒，几乎全部卷进了叛乱的势力中。在军事镇压受挫之后，明朝政府采取了分化瓦解的办法，印发了数万份“公报”，“散布四方，约曰，纵为盗，有此据者，悉免罪，愿入城者听。令既下，民争趋城”。（注：万历《广东通志》，卷十三，《藩省志·名宦》。）这个措施反映出，在当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贼”与“民”的身份区分，取决于他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受。在黄萧养之乱平定之后，明朝政府一方面派出军队到各处乡村征讨剿捕黄萧养余部，一方面派出官员到乡村巡查招抚，辨别“良莠”。（注：参见《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二十，练园房，《兰诸公墓志铭》；《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碑藏佛山博物馆）。）以下这条记载的细节真实与否，我们无从考证，但这个家庭的遭遇，的确反映了这一带乡民在当时要面对的处境，《（顺德马齐）陈氏族谱》第一册《遗文·八世东庄公传》载：

（黄萧养乱后）官兵遂以剿捕为名，屯札羊额海口，有龙山人马君业、林盛等与逢简总甲钟铿沿索各乡，声言每丁索取银若干免剿，否则杀之。乡人大恐，家属奔散。南剑祖在道被掳……时景泰庚午年五月初二日也。初四日，兵复至，乡被掳益众。公昼日被匿，夜则潜回破屋取火作食。至初八日，兵退，归家，惟始迁祖母王与两叔八昆先后相见无恙，婶妻不知去向。初九日，四弟实又为沙头总甲掳去，脱走至惠本图吴完率当军。闻信后始往赎回。六月十九日孟侍郎出示招抚，凡妻儿被掳者许告查还，然后得安堵完聚，马齐原隶南海县，明年壬申分立县，名为顺德，遂著于籍。

很显然，面对着大兵的剿捕和官员的招抚，乡民们无论是否参与过叛乱，都需要作出一种选择和姿态，用各种方法证明自己是“良民”。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如佛山、九江、龙山、大良等乡的一些乡民，他们用了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身份与王朝的正统性联系了起来。佛山的“父老”在明朝官员到达的时候，讲述了本乡如何在被明朝隆祀的北帝神庇佑下抵抗黄萧养的故事，结果赢得了地方官员的嘉奖，并为之向朝廷申请敕封旌赏。（注：参见《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二十，练园房，《兰诸公墓志铭》；《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碑藏佛山博物馆），又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二，《祀典》。）九江的乡民则强调他们在黄乱期间“往都督抚院领保安黄旗一面、榜文一道，回乡张挂，约束抚慰”，因得以联合起来抵抗“黄寇”，当官兵来剿捕的时候，其乡亦得以保全。（注：道光《顺德龙江乡志》卷五，《艺文》。）大良的一些乡民更是采取了一个异常重大的行动，由罗忠等九十个“父老”“乡人”上书地方官员，成功地把大良乡作为县城，设立了顺德县。（注：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三》。）后来一些乡村也就因此以“忠义”一类名称标榜自己与王朝的关系，在其他一些乡村，虽然没有类似的英勇御敌的故事，但明朝政府在黄乱之后重新整顿和编制里甲户籍，地方秩序也得以重建。许多乡民也通过重新确认自己的户籍身份而成为合法的编户。像下面这种去衙门“找”回自己户籍的做法，在当时大概是重新取得合法性的身份的重要途径。顺德沙ｊｉàｏ＠③乡《楚旺房陈氏族谱》载：

环翠氏曰：子因先生早失怙恃，不知上代根源。又值正统十四年黄萧养之乱，各人惶走，失于收拾。遂于本年八月十九，会同排年三十余人，在县陈告，取文送布政司，开库揭查洪武至正统（黄册），始知我祖生于大元，至洪武十四年立籍，实年三十岁，田地塘共五十四亩四分，与伯祖德兴两户平对。赖列祖积置增税，并前三顷余亩。后分三户，宣德七年在昆兴户内分析。皆有条款，俾子弟传留，永重宝。弘治六年重阳日记。

这群乡民不惮官府衙役的苛索，不惜辛劳，先后跑到县和省两级衙门，找回自己原有的户籍，可见里甲编户的身份，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由于黄萧养之乱把原有的里甲户籍系统破坏了，在社会平定以后，明朝政府显然重新整顿和编排过里甲，（注：例如香山县，在嘉靖《香山县志》中，我们看到在黄乱之后，有一些都下的图甲数减少，据《中山榄镇刘氏族谱》中的《刘氏籍贯沿革》一文载：“刘氏自洪武迄景泰，世为大榄都第三图里长。榄原设七图。正统时黄贼萧养作乱，人民凋落，户口减耗，并为三图矣，天顺六年，刘氏自第三图移附于榄一。”由此可知道，图甲数减少，其实是经过重编之后的结果。）一些在这个时候与王朝的正统性拉上关系的人们被编入里甲之中，成为他们保持合法性社会身份的重要资源。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阐述明代初年在本地区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是希望说明，在珠江三角洲发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历史时期，就在“新”、“老”三角洲交错的这个地域，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发生着一些重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但在“老三角洲”地区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更是直接影响到在新三角洲的开发过程形成的种种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和特质。从明代初年的豪强归附、收集军兵、编制里甲，到黄萧养之乱以后，地方势力由被动到主动地去接受和利用种种国家的象征，把地方社会和国家象征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进一步划清了正统性的界线。获得“正统性”身份的地方势力，后来又在乡村中逐渐建立起一种更具有士大夫文化象征的地方制度——宗族。（注：参见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 no. 1, 1989. ）凭借着宗族这一独特的文化手段，（注：其实同时也还有宗教的象征，例如佛山祖庙等的象征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这里暂时略而不论。）他们在明初获得的正统性的符号，如里甲户籍、“忠义”等等，得以世代延续下去，成为巩固其地位，控制地方社会的资源。例如，当初联名上书设置顺德县的九十人，后来就成了大良九图的户口，（注：《顺德北门罗氏族谱》，卷十九，《祀典谱》：“城内笃弼堂，即崇报祠，祠九图列祖也。前明景泰时，黄寇伏诛，我十世伯祖沧洲公上书揭侍郎，析南海新会三都为县治，捐地建城，赐名顺德。沧洲公复与列祖暨各姓同开九图，隶籍输将。”）之后几百年间，一直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家族。（注：乾隆《顺德县志》，卷十五，《艺文》，楼俨：《重修崇报祠记》。）在佛山领导抵抗黄萧养的22名“父老”和他们率领的“义士”的后人，也构成了佛山八图的主体，（注：David Faure,  "What  Made  Foshan  a  Town:    TheEvolution of Rural-Urban  Identities in Ming- Qing China, " inLate Imperial China 11, No. 2, 1990.）而22名“父老”抵御黄萧养的功绩，就成为他们长期利用来维护其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即使后来由于佛山商业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新兴士绅势力动摇到八图的地位的时候，八图仍然维持着他们在地方上的部分权利。（注：佛山八图地位的动摇，有相当复杂的背景，由于这非本文的主题，暂且不讨论，可参考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因此，那些明代初年在老三角洲定居下来的地方势力，在揭开沙田开发历史新的一页的时候，利用种种国家制度和文化象征，处于一种特殊的垄断性的地位，明清时期的新开发的沙田，几乎全部控制在拥有这种文化权力的地方势力的手上。其他势力要想突破这种社会和文化的权力垄断，只能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在同一秩序下借助王朝正统性的象征，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在明清时代，尽管曾经有挑战这种秩序的尝试（例如明末清初的“社贼”），但经历过动乱之后，社会秩序的重建，还是认可并延续了这种秩序。到民国以后，当我们看到这种秩序开始被动摇的时候，王朝的权力及其基于这种权力的文化规范已经在改变中了。（注：参阅Helen Siu, "Subverting Lineage  Power:Local Bosses and Territorial Control in the 1940s," in  DavidFaure & Helen Siu, ed.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5. ）了解这一社会历史背景，是理解后来形成的“沙田—民田”格局的前提。

        三、“埋边”——“开边”：土地占有的空间结构

在广州方言里，“埋边”和“开边”两词的意义接近于书面语中的“里面”和“外面”，在乡村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用这两个词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区分观念，一般用“埋边人”和“开边人”来区分住在民田区的乡村聚落并拥有控制沙田资源权利的大族和在沙田区耕种沙田的农民，含有基于社会身份差别的社会歧视的含义。然而，“埋边”、“开边”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一种僵化的标签，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关于这一对概念的意义，需另文讨论，这里我只想考察一下这种区分观念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明初组织屯田，（注：由于屯田而形成的聚落，很多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大乡村，如香山的大榄、小榄、顺德的客奇、桂洲，番禺的石ｑí＠④。）编制里甲，加上为应付黄萧养之乱及其后不断发生的一系列动乱而组织的地方防卫，以及抵御洪涝威胁的需要，（注：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图经二》：“江村堡……卢实善之城龙潭，黄萧养之起潘村，皆与堡地逼接，两遭（ｃｈù＠⑤）扰，居民数经兵燹。当前明设卫时，江村一屯外，北而上涌，南而塘利，凡三屯并聚。今卫裁而田存，黄梦暄以土寇为害，故筑围以资保障，境遂以安。今则围但防水不防盗。”）都促成了那些获得了合法的编户身份的人们，在当时的沿海地带，尤其是一些濒临新淤积土地的山丘或高地的边沿聚居，逐渐形成了很多新的聚落，原来一些初来开垦的散居乡民的落脚点或小聚落，也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扩展成为大的村落。（注：这是一个很难用实证的资料证明的事实，但是，如果广泛阅读这一带的乡村传说和历史，可以发现，虽然很多乡村把开村传说追溯到宋元时期，但是，第一，大多数这类传说都是从珠玑巷传说演绎出来的；第二，这些定居传说大多反映出在宋元时期，这些定居祖先处在流动不定的状态；第三，很多后来的地点，虽然明以前有人定居，但大多数定居点，没有证据显示已经形成稍有规模的聚落。所以，我相信，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多数较有规模的社区聚落，包括佛山、九江、龙江、龙山、小榄这些著名的乡镇在内，都是在明代以后形成的。）以这些聚落为基地，在整个明清时期，这些成为王朝编户齐民的人们，向外开发新的土地一直持续不断。

关于明代初年在新三角洲开垦沙田的详情，限于资料欠缺，我们了解相当有限，根据现有资料，明代初年沙田开发主要是以屯田为主要形式。初时，居住在这些村落的农民耕种的沙田一般距离居民点相对接近，耕种者可以往返于沙田和村落之间，这种耕种沙田的方式后来称为“住民耕沙”。但是，明代中期以后，沙田开发的规模和速度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古代的沙田大多是在自然淤积的滩涂上围垦的开发方式不同，明代以后的沙田“天然积成者少，大部分是人工造成”，即是用人工沉放石块或者修筑拦沙堤等方式加速泥沙的沉积，并修筑水利设施使其成为可耕地。（注：邬庆时：《广东沙田之一面》，《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明清时期沙田开发以人工方式进行，引起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首先是明代以后沙田的形成速度大大加快，使沙田很快向外延伸到距离村落越来越远的地方。清代顺德人龙廷槐描述了这种沙田远离村落的状况：

（沙田）地濒大海，去乡村远者，数日之程，近者亦有一日，耕者既费舟楫之力，若遇飓风及旱，而潮卤不熟矣。（注：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一，《与瑚中丞言粤东沙坦屯田利弊书》。）

这样一来，“住民耕沙”就越来越难以适应大规模沙田经营的需要。随着沙田的开发向外延伸，居住在这些村落中的居民耕种逐渐远离村落的沙田就不能像平时耕种在村落附近的田地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屈大均曾经描述过他们耕种沙田的方式是：

广州边海诸县，皆有沙田，顺德、新会、香山尤多，农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莳至五月而毕，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洪箔，腊其鱼虾蟮蛤螺＠⑥之属以归。（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不过，这种季节性的出外耕种的方式，似乎是小规模的沙田经营方式。明代中期以后，人工开发沙田和沙田增长速度的加快，以及开发规模的扩大，导致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沙田越来越被豪强大族控制和垄断。本来，沙田是“以地力涨生无主之业”，由人力开垦出来的沙田，应该为开垦者所占有。但是，正如陈翰笙先生调查的结果显示那样，直到民国年间，“在沙区这个最肥沃的农业区里，八万五千余户几乎没有一家自有土地。”（注：陈翰笙：《解放前的农民与地主——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5页。）可见，沙田在地理上不断向外扩展，远离村落的同时，新开发沙田的控制权却一直掌握在那些居住在明代初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大村落的居民手上。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与明初开发沙田的主要是“义民”、“屯兵”不同，在明代中期以后，占有沙田的主角，多以“豪右”的身份出现。万历《新会县志》卷二《食货志》云：

崖门以内，犹然浩渺，岁受西水，种荻积污，日为浮生。鼓之以献投，假之以科升，豪门贵客，迭相争夺。古劳一带，竞筑陂围以御西水，一孔之决，举围莫收。

这类记载在明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豪右”所霸占的，不只限于已开发成熟的沙田，他们通过霸占沙骨、鸭埠、罾门等正在形成中的浅海滩涂，直接从原来依赖这些自然资源的蛋民手上剥夺了他们的生计，从而垄断了潜在的沙田开发权和占有权。（注：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本县沿海一带腴田，各系别县寄庄，田归势豪，则田畔之水埠，海面之罾门，亦将并而有之矣。”又参见西川喜久子：《关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沙骨”和“鸭埠”》，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这样一来，新开发出来的沙田，不管后来实际投资者或者开垦者是谁，其所有权从一开始就被势豪所垄断。

这些沙田的占有者，绝大部份属于聚居在山丘台地的边缘或者明初以前成陆的老三角洲地区村落的大族，如顺德香山之间的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基本上属顺德、南海、番禺、香山的大族和地主占有，番禺三角洲的大沙田，也多是番禺、顺德、东莞的公尝或大地主的产业。这些霸占着大量沙田的地主，居住在距离沙田相当遥远的村落，甚至连自己的沙田所在位置也不清楚。（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沙田》：“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问。”）他们大多不会像前引屈大均所说那样，一年用好几个月时间，到远离村落的沙田上去结墩耕种，而是依赖他们的佃户，雇佣在沙田区的贫困农民作为耕种沙田的主要劳动力。（注：在沙田业主与直接生产者之间，还有多重的租佃和雇佣关系，请参见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122页。）在沙田形成的过程中，原来在水上以舟楫为家，在浅海滩涂和大小岛屿上以捕捞海产为生计的蛋民们，因海面的淤积成陆而生存空间日渐缩小，故随着沙田的开发而逐渐转为从事农业耕种。如龙廷槐所描述：

迩年，农蛋十室九空，海利既并于豪强，鱼虾亦匮于网罟，止有耕种一途，藉支旦夕。有赀本者，尚可赁田力作，无赀本者，唯凭佣耕糊口。（注：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十二，《拟照旧雇募守沙议》。）

这样一来，沙田越来越多为豪右大族所控制，而直接生产者又越来越以原来在水上漂泊的蛋民为主力，这就逐渐形成了沙田的开发和占有权属于居住在老三角洲地区的居民，而沙田的直接耕种者则主要是在沙田地区流动的贫民的格局。正如道光《南海县志》卷16《江防略二》中所论：

海坦围圈，或以庐墓为辞，乃饰说耳。粤人安葬，最讲堪舆，淤积之地，全无气脉，掘及尺余，即见咸水，曷敢埋骨。且离村庄邈远，种禾尚有海盗之虑，讵敢筑室而居。业者固居乡中大厦，即家人佃户，亦不出乡，其于田者，止受雇蛋户贫民。佃户计工给足米薪，驾船而往，出入饮食皆在船中，无须庐舍。其或有者，则系厌谷利薄，而筑基种果，数顷之广，止敝庐一二间耳。卖果已毕，则席卷而归。

在这种格局下，居住在大村落里的居民，很自然把在村落外面的沙田区视为“开边”（外面），而他们聚居的村落就成了“埋边”（里面）。在“开边”耕种沙田的蛋户和雇工与“埋边”的占有沙田的居民以及为他们经营沙田的佃户（注：这里所谓的“佃户”，是指从沙田业主手上佃出土地后，再分租出去或者雇工耕种，参见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十二，《拟照旧雇募守沙议》。）在身份上有明显的区分。这种区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在明代以后豪强大族在沙田开发过程中所拥有的社会身份和文化上的优势。

在沙田开发方面，豪门大族的垄断权的形成，与以下几方面的在明代中期以后的发展相联系：（注：反映这几方面发展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曾经成功地推动了顺德县设立的顺德北门罗氏宗族的历史，见西川喜久子：《“顺德北门罗氏族谱”考》，《北陆史学》第三十二、三十三号，1983年11月，1984年11月。）一是在老三角洲地区的村落和乡民，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经济上的实力不断增强。（注：中山小榄的何仰镐先生根据他年青时候所见文献和见闻，在1964－65年撰写过一份题为《据我所知中山小榄镇何族历代的发家史及其他有关资料》，80年代笔者访问何老先生时，他把这份手稿提供给笔者复印，手稿中关于小榄何氏财富积聚的过程，有很详细的记录，其中明代部分参见该手稿第36－44页。）二是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批获得功名的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及其家族，在明中叶的时候，成为一种在地方社会最有影响的势力。（注：参见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96页。）三是很多本来身份低下的军户，通过种种政治和文化的手段，发展成为当地的大族。（注：分别见《顺德北门罗氏族谱》，《恩荣谱》；《（香山小榄）何舄环堂重修族谱》，卷一；《（新会）外海乡陈氏族谱稿》；《（新会）三江赵氏族谱》，卷二。类似事例太多，恕不一一列出。）四是很多在明初开始开发的屯田落到了“豪右”之手，（注：黄佐《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军殁田遗，代种转佃，为豪右暨更氓所夺者有之。”）或者原来的屯田军户成为“豪右”（注：黄佐《香山县志》，卷五，《官师志》：“缘海诸屯，卫帅横暴为民害，往往择民膏腴田，诬以荒废，据占自利。”又，《岭南冼氏宗谱》，卷三之六，（分房谱，大朗房）载该族户籍之一是，“一百一十九户八甲冼永兴户，屯田军籍。”又云：“本房一世至三世皆单传，四世生三子，五世而科名崛起，六世家业益隆，田连阡陌，富甲一镇。既广购田宅，故多立户籍以升科。”）。五是基于上述变化，在沙田开发和商业化的经济基础上，在老三角洲地区，乡村中发展起来的宗族组织，成为控制土地的主要形式。（注：参见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 no. 1, 1989.）

我们在上一节已经看到，明中期以后，占有沙田的豪门大族在身份上与元明之间那些地方豪强不同，他们霸占和垄断沙田占有权所依凭的，是一种与国家的正统性相联系的身份或资格。在南明政权官至兵科给事中的顺德人陈邦彦曾经对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过程中的资源争夺有如下论述：

臣乡田多近海，或数十年辄有浮生，势豪之家，以承饷为名，而影占他人已成之税田，认为己物，业户畏之而不敢争，官司闻之而不能直，此所谓‘占沙’也。及至秋稼将登，豪家募召打手，驾驶大船，列刃张旗，以争新占之业。其后转相摹仿。虽夙昔无因者，皆席卷而有之。耕者之少，不敌抢者之多，甚或杀越折伤而不能问，此所谓‘抢割’也。斯二者，小民积怨深怒，皆归咎于乡绅。（注：陈邦彦：《陈岩野先生集》卷1，《中兴政要书》。）

按照一般的逻辑，沙田本来是由海中浮生出来的土地，沙田的直接开发者理应就是沙田的业主，文中所谓“业户”可能指的就是这类人。但实际上，“势豪之家”往往会以“占沙”和“抢割”的形式将沙田占为己有。而这些势豪之家所依赖的，一是暴力，二是乡绅的身份或背景，三是“承饷”。暴力虽然可以是达到目的的直接手段，但并不会使目的合法化和稳固化，要获得沙田的控制权，似乎最重要是具有“乡绅”的身份和“承饷”的责任，即以向国家承担纳税义务为前提，使沙田控制权合法化。明代中期家中拥有大量沙田的南海士大夫霍韬曾针对沙田争讼建议：


如遇沙田之讼，按其值曰：若田何年报税，果真报税，按籍给之；无籍没官召买。若曰，吾所承业，从某户某田崩陷代补者也，则奸民之尤也，勿听，仍没之官，则奸难售，讼可省矣。是听沙田之讼之策也。（注：霍韬：《霍文敏公文集》卷10，《两广事宜》。）

虽然这只是霍韬的意见，不是实际执行的情况，但霍韬提出这一建议，是基于一个当时大家认同的前提，即没有报税的无籍土地，其占有权的合法性是不能得到承认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可能会以“吾所承业，从某户某田崩陷代补者也”为由，证明自己占有的合法性，更说明开立用于登记田地的户籍，是土地占有合法化的依据。这样一来，在明初被收集为军户，被编入里甲以及由于屯田而定居下来的村落和家族，自然有着特别的优势，而他们在明代中叶以后努力按照士大夫的文化价值去改造乡村，建立宗族的文化行为，更使他们得以维护和强化这种控制土地资源的资格。

同这些在政治、文化和社会身份上掌握了正统性的资源的村落和宗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沙田地区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像民田区那样的乡族聚落。沙田区虽然在明清时期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开发，但极少有大村落形成，到清中后期，虽然在一些为经营沙田设立的“耕馆”为中心的地点，出现一些农业聚落，但这些聚落，和民田区的乡族村落有明显的差别。近人这样描述民田区和沙田区两种村落的差别：

广东农村多聚族而居，如外海之陈，沙湾之何，数万兄弟，同居一村最为繁盛。而数千、数百者则随处有之……惟沙面各农村则不然，多是各族杂居，完全无姓氏之界限，甚至姓氏之观念。虽人口繁多如万顷沙，如鱼涡头，亦不见一祠一厅。（注：邬庆时：《广东沙田之一面》，《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我们在这些沙田区的聚落做田野考察时，不但看不到祠堂，连庙宇都极为罕见。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沙田里耕种的农民，有相当一大部分是由民田区的村落中流散出来的贫困农民，他们虽然逐渐在沙田区定居，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仍极力保持着自己与原来的乡族的联系。（注：例如，邬庆时：《广东沙田之一面》提到：“禺南之大山乡及中村乡，各有壮丁万余，俱出外往各县沙田为雇农，逐渐移居。但每届清明时节，必回乡省墓。”）这就表明，以民田区的村落为基础的乡族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联系，象征着一种政治上的权利、一种文化上的优势、一种正统性的身份。因此，一些蛋民出身的人，一旦在经济上发达起来，也往往要通过到这些大乡村中，或者“认祖归宗”，或者建立起自己的祠庙，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由于文章篇幅限制，这里不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只希望指出这一事实，说明“埋边”的乡村与“开边”的沙田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种区位空间的关系，实质乃包含了在社会和文化上区分不同身份和权力的意义。

        四、余论

由以上讨论，我们知道，在珠江三角洲发育和开发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沙田—民田”的空间格局，实际上是一种体现在资源控制上的政治权力和文化认同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聚居在明代初年以前开发并形成聚落的民田区里的大族对沙田的控制权日趋稳定化，而在沙田区的直接耕种者却无法挑战这种控制权。如清代后期有地方官员所言：

臣风闻粤东濒海州县，每于海潮退后，水涸成滩，名曰沙地。东塌西长，历年已久，数逾钜万，向经当地绅衿侵占，据为私产。附近小民平日畏其声势，沾其余惠，匪特不敢与争，而且为其所使。（注：《同治五年初详清丈沙田章程》，见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藏手钞本《广东清代档案录·沙坦》。）

这种控制权与其说是基于一种暴力或政治权力，不如说是基于一种文化上的霸权，这种文化霸权当然也同时以经济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威势为依据。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考察在沙田民田这种看似凝固的空间格局下面，隐藏着很活跃的社会流动的暗流，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任何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威势都是可以变动的，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地位上升了的社会成员，也必须用同一套文化符号，利用同样的文化象征来获得和稳固自己政治经济的权力，“民田—沙田”的空间格局，体现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文化的权力结构罢了。这本来应该成为本文讨论的主要题目，因为篇幅所限，只好日后再作进一步讨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立右加雄左半部

  ＠②原字为非下加木

  ＠③原字为深的木改为吉

  ＠④原字为其下加石

  ＠⑤原字为代的左半部右加叔

  ＠⑥原字为虫右加呈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199902，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对于主体民族的侵害要看情况，满清打压汉人可以说民族压迫，中共打压汉人就不能说是民族压迫了，毕竟中共自己的领导层也是汉人。

这个要点是，打压xx的原因是不是xx的民族，如果是，就是民族压迫，如果否，就不是民族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