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10月10日，即武昌起义111年的纪念日，然而在满清被推翻满111年的今天，到底什么是中华民国，两岸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内部还存有巨大争议。最常见的争议，就是到底中华民国还代不代表中国，与1949年以前大陆的历史还有没有连结。部分台湾人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干脆放弃了对中华民国的认同，转而成为台独或者中共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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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今天的处境，看似十分憋屈，似乎爹不疼娘不爱，因为想要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主义的人，除了移民海外之外还有一个推动台湾永远脱离中国的选项。而想要彻底拥抱中华民族主义，主张两岸终极统一的人，如今似乎也越来越说服不了自己是否该继续拥护中华民国下去。过去高喊捍卫中华民国口号的台湾深蓝族群，如今言论甚至比大陆的小粉红还要更加的小粉红。
不过我们回顾过去111年的历史，虽然中国乃至于中国国民党内部不同势力分分合合，但是中华民国却是各势力中接受度最高的国号。比如北伐统一以前的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重庆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都奉中华民国为正溯，差别可能只是在于北洋政府用的国旗是五色旗，而且不以孙中山为总理或者国父而已。
辛亥双十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作者提供）
辛亥双十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作者提供）
当然这111年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各势力，并不是每个都如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那样自视为中华民国的道统，比如苏联扶持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与日本扶持的大满洲帝国就以脱离中国独立为首要目标。纵然满洲国皇帝溥仪可能还有重新入主中原的野心，不过就算他能够如愿，也是重新建立大清帝国而不是抢夺中华民国的法统。
至于其他想要入主中原的政权，有袁世凯的中华帝国、李济深的中华共和国、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述四个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时期的政权，都是以推翻或者消灭中华民国为目标，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了。到底过去111年来，那些号称捍卫中华民国的人们心中的中华民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才是这篇文章讨论的关键。
中华民国本身就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妥协下的产物。（作者提供）
中华民国本身就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妥协下的产物。（作者提供）
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
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之争，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的延续，前者主张仿效英国和日本的制度实施君主立宪制，后者则主张打破一切旧制度，重新建立新的共和秩序。立宪派与革命派一样，知道满清皇朝的封建与专制思想已不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们认为贸然推翻皇权只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混乱。
毕竟过去3,000多年来，中国人已习惯在皇权的统治下过日子，不知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何物。推翻皇帝的结果，只会让手中握有兵权又有不同地方渊源的所谓新军将领们成为军头，从而导致天下大乱。他们主张以循序渐进的的手段让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慢慢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再经由和列强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
夹在保守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立宪派，从洋务运动以来历经不少牺牲，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慈禧太后终究还是在1905年推行了新政，整个帝国政在往他们期待的体制内改革道路上前进，只是最后满清皇朝还是太不争气的在1911年被推翻，于是立宪派转而拥护北洋政府，期望能尽可能的在中华民国的制度下延续大清帝国的改革成果。
倒是原本主张走美国民主路线的革命派，因为始终无法得到西方承认的关系而越来越激进，走上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Jacobins）以及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s）的暴力革命道路，主张打倒和推翻一切的现有机制。尤其是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路线后，无论是广州国民政府还是后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都是如此。
立宪派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其实是比较符合中国利益的，可惜从袁世凯去世以来，北洋政府无法控制住各派系的军头，让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中国知识份子所没有办法接受的。对统一的渴望是推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一大原因，这场派系之争的结果是以国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收场，但却不代表革命派赢得了终极的胜利。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内主张联俄容共的领袖，蒋中正的最大竞争者。（作者提供）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内主张联俄容共的领袖，蒋中正的最大竞争者。（作者提供）
反苏与亲苏之争
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蒋中正，虽然以孙中山信徒自居，本身却是满清末年的新军出身。蒋中正反对中国重回帝制时代，也对军阀割据的局面深恶痛绝，但对满清末年取得的一系列改革成果却是持尊重与激赏的态度。毕竟如果没有这一系列从洋务运动以来推行的改革，就不会有他被送到日本学军事的结果，因此蒋中正本人对立宪派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
相反的来自浙江的他，在广东人掌握大权的革命派群体里并不吃香，始终遭到胡汉民与汪精卫等党国元老排挤。虽然在孙中山支持下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他在中国国民党的地位里还比不上有汪精卫提拔的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毕竟对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国民党而言，党指挥枪的原则是不可以放弃的。
哪怕是在军中，都有如邓演达这样的挑战者对蒋中正的地位虎视眈眈，关键就是在于这些反蒋势力背后有老大哥苏联的支持。蒋中正早从参加革命以前就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没有好感，在武昌起义后甚至还有中国应该与西方还有日本联手瓜分帝俄的想法。1923年对苏联的访问，更是让他对苏维埃红色帝国主义的提防大幅增高，认定联俄容共政策持续下去将导致中国沦为俄国的傀儡。
鉴于中共早年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的总部又设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所以反苏与反共两个观念基本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就如同亲苏与亲共是连结在一起的一样。所以蒋中正在1927年4月下令清党后，他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即与主张联俄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产生对立。
可汪精卫与蒋中正的对立，其实是“以党领军”还是“以军领党”的路线之争而已，他并不打算让中国国民党沦为中国共产党的附庸，更不打算让中国沦为俄国的傀儡。于是当他得知苏联打算透过中共控制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后，汪精卫立即实施“和平清共”，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合二为一，确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延续至今的反共抗俄基本国策。
汪精卫于中原会战期间致电阎锡山，主张组织新的中央政府反蒋。（国史馆提供）
汪精卫于中原会战期间致电阎锡山，主张组织新的中央政府反蒋。（国史馆提供）
拥蒋与反蒋之争
反共抗俄国策促使国民政府团结到了一起，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还有中华民国体制内夺取政权的路，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指使下公然否定中华民国存在的正当性，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叛国政党。然而反共抗俄的共识，并没有让国民政府还有中国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就此拥护蒋中正，各式各样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武装造反事件仍不断发生。
其中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是由山西军阀阎锡山联合西北军元老冯玉祥以及桂系将领李宗仁发起的中原会战。这场战役发生在1930年5月到11月，两支隶属不同阵营的中华民国国军在华夏大地上打了半年之久，直到装备最为先进，训练最为精良的东北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入关协助中央军平乱，才以蒋中正取得胜利告终。
然而中央政府也不过是击退了各派系军阀的挑战而已，还是没能实现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接着汪精卫等一帮广东籍的党国大老，又为了抗议蒋中正软禁胡汉民，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于1931年5月29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起初试图争取日本支持，没想到不到四个月就发生了关东军并吞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迫使他们在国难下不得不低头回归南京国民政府。
接着又因为蒋中正为了替国家争取抗日的时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引发国民党内众多军头以此为藉口趁机造反。先是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抗日之名行反蒋之实，可是这支武装力量实际上只有与日军扶持的傀儡武装蒙古军一战的脆弱实力，最终在中日两军的夹击下被击溃。
到了1936年，李宗仁又联合陈济棠反对蒋中正，是为“两广事件”，与冯玉祥一样是打着抗日旗号搞地方割据。然而此刻就连两广的青年军官都看破了这些军头的手脚，知道中国持续这样分裂下去将不具被统一抵抗外侮的实力。最后他们以集体投奔中央政府来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确立了中国只能在蒋中正领导下对日抗战的事实，拥蒋派取得了最终胜利。
中华民国的亲美政策始于抗战，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作者提供）
中华民国的亲美政策始于抗战，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作者提供）
亲美与亲日之争
确立蒋中正成为抗战领袖的另外一个因素，来自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劫持了蒋中正，而苏联却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支持蒋中正的立场，断了毛泽东公审枪毙蒋中正的念头。伴随着对日抗战全面爆发还有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中共暂时回归了中华民国体系，直到日本投降前都不具备推翻国民政府的条件。
史达林（Joseph Stalin）始终把纳粹德国而非日本视为头号威胁，所以在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之后，同样也是暂时宣告别离亚洲，放任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下独立发展。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摆在中华民国眼前的两条路就是到底该与美国合作继续抗战，还是转而与日本合作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蒋中正虽然留学日本，却从中国传统远交近攻的角度出发，打从一开始就认定苏联是中国第一顺位的敌人，日本是中国第二顺位的敌人，英美两国是合作对象。再加上他从北洋政府延揽过来的头号外交官顾维钧留学美国，他的夫人宋美龄更是成长于美国，蒋中正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自然采取200%的亲美外交。
当然最重要的，是蒋中正相信美国一定会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胜日本，没有人会选择跟注定失败的一方站在一起。汪精卫起初也非一面倒的支持日本，而是希望中国能够保持中立，等到美日双方打出一个胜利者后再选边站。然而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显然让汪精卫冲昏了头，相信东升西落的时代已经到来，做出了与日本同进退的决定。
以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亲美与亲日只是路线上的选择，本身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问题是日本帝国率先发动侵华战争，夺走了满洲国又肆意屠杀污辱中国民众，让汪精卫政权的主张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更何况美国最后以压倒性的强大国力击败日本，中华民国则搭上顺风车成为了世界四强，更让蒋中正的亲美路线赢得了绝对的胜利。
一度“不自由”的自由中国，中华民国政府曾经对《自由中国》杂志施以监控打压。（国史馆提供）
一度“不自由”的自由中国，中华民国政府曾经对《自由中国》杂志施以监控打压。（国史馆提供）
民主与威权之争
对于像蒋中正这样同时具备立宪派与革命派色彩于一身，老婆娶了宋美龄又在外交路线上重用顾维钧的强人领袖而言，中国未来的终极目标还是必须要走上宪政之路。无论是立宪派主张的英日君主立宪制还是革命派想要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都是他所反对的，只有回归孙中山先生最原始的经典三民主义，实现彻彻底底的共和制度才能让革命烈士的鲜血不白流。
而所谓孙中山最原始经典的三民主义，其实就是以林肯（Abraham Lincoln）总统的《盖茨堡宣言》（Gettysburg Address）为核心，换言之中华民国在蒋中正的想法中是应该成为一个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国家。然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就如同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一样，并不懂自由民主为何物，仓促行宪的建国就如同贸然推翻皇帝一样，会导致中国天下大乱。
结果中华民国1947年12月25日行宪后不到两年，中华民国就输掉了国共内战，撤退到了台湾来。蒋中正从大陆的沦陷中学到了教训，认为自己太快速开放民主政治是导致大陆丢失的原因，决定以戒严令还有动员戡乱对台澎金马复兴基地实施管制。同时他又将肃清匪谍的任务交给他留学苏联的儿子蒋经国处理，使台湾一度垄罩在白色恐怖与威权统治的阴影之下。
身为包青天与史达林综合体的蒋经国，不只要肃清匪谍与打击政府内部的贪腐，同时还要确保自己蒋中正继承人的地位得到巩固。他以各种极其残酷与下流的手法斗争吴国桢、孙立人、陈诚与胡琏等潜在继承者，同时又以高超的统战手腕拢络本省人和外省人二代支持自己，进而巩固了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驻台负责人克莱恩（Ray S. Cline）的支持。
蒋经国逐渐成了台湾实际上的掌权者，但是反对他们父子的势力仍存在于各个角落，包括他们从大陆带来的外省人。尤其是以胡适、雷震为主的外省自由派，他们反对蒋经国继承其父亲成为中华民国的统治者，却仍捍卫中华民国的体制，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华民国说服国际社会相信自己是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民主国家，进而能有重回大陆统治的正当性。
1987年3月，蒋经国会晤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大为（David N. Laux）时，已表达台湾将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的立场。（作者提供）
1987年3月，蒋经国会晤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大为（David N. Laux）时，已表达台湾将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的立场。（作者提供）
党外与党内之争
然而即便是要求中华民国依循宪法，推行民主制度的卑微要求，最终都遭到蒋家父子尤其是蒋经国否定。雷震最后被捕下狱，他所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被查禁，中国国民党失去了一次体制内改造的机会，从而使得想要争取行宪的台湾人只能往党外寻求依靠。幸运的是，蒋中正对台湾的统治尚未达到极权的地步，甚至就连今日俄罗斯的地步都没有达到。
从50年代开始，包括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在内的各县市能够依循《地方自治法》竞选首长，让复兴基地在蒋家父子统治下还有一道发展民主的空间存在。公然主张国共和谈或者台湾独立的声音仍是叛国，支持中共统一台湾的更会被直接送到绿岛或者马场町，但是统派与独派的支持者仍能够打出党外的旗号与自由派合作牵制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至于党外运动在台湾能发展的多茁壮，以蒋中正在1927年与1941年分别制定的反共抗俄还有亲美国策为基础，则完全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50年代美国与中共处于激烈对抗的时代，对蒋家父子打击反对势力的铁腕政策持大力支持的态度。可是在进入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以后，随着美国与大陆关系逐渐改善，反共抗俄的需求已不再是唯一说服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动力。
尤其是在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还有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访问大陆后，蒋经国越来越难以过往的中华道统去说服台湾人民支持他抗拒改革。邓小平在1979年实现了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进而宣布大陆改革开放，更让蒋经国警觉到台湾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迟早会被对岸庞大的市场所打平，想要延续台湾人民与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体制的支持，还政于民是唯一的选项。
先是在1986年9月28日，有了民主进步党的诞生，当时的民进党还不是一个100%的台独政党，而是包括本省与外省、统派、独派以及自由派在内所有反国民党人士聚集起来成立的联合阵线或者统一战线。蒋经国非但没有反对民进党的诞生，还在1987年7月宣告解除戒严，并废止了党禁与报禁，民主战胜了威权，党外势力也战胜了党内，使中华民国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宪政国家。
台湾民主国的蓝地黄虎旗，为台湾本土化的最佳象征，事实上台湾民主国也是中华民国的催生者。（作者提供）
台湾民主国的蓝地黄虎旗，为台湾本土化的最佳象征，事实上台湾民主国也是中华民国的催生者。（作者提供）
本土与非本土之争
到了90年代，革命派与立宪派融合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建制派，反共抗俄的力量持续战胜联俄容共的势力，亲美也是国民党与民进党对外政策的共同主张。在同样的民主制度之下，存在的只剩下所谓本土与非本土之争。事实上最早有系统提出台湾本土化论述的，同样是追随蒋中正总统来到台湾的外省人精英。
他们当中有体制外反对蒋中正的文人雷震也有体制内支持两蒋父子的外交官杨西昆，之所以提出中华民国本土化的主张，都是为了因应70年代后逐渐有利于中共的国际局势。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他们认为要防止台湾被中共并吞的唯一手段是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甚至有必要也可以把国号改为中华台湾共和国。
蒋氏父子一辈子都将中华民国与自己的志业联系在一起，自然是不可能接受任何改国号的提案，但是他们也明白世局发展不总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延续中华民国的存在比维持中华民国不切实际的法统地位更为重要，怀抱反攻大陆梦的外省第一代终究会凋零殆尽．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外省人会如同本省人般成为台湾的主人。
只有让台湾人接受中华民国，发自内心的认同中华民国是自己的国家，中华民国才能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唯有中华民国继续存在于世界上，才有可能谈论中华民国回到大陆的可能性。所以从70年代起，蒋经国推动吹台青运动，大力栽培进入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的本省人，成功推动了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本土化、台湾化。
时至今日，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已经有高达70%是台湾人，而新党这类主张统一的政党，更有高达90%是本省人。然而本土化不等于台独化，纵然过去在李登辉与陈水扁执政时，台湾无论蓝绿两党都试图挑战过“一个中国”的两岸架构，但是都在华府与北京的双重压制下收手。如今无论是执政的民进党还是在野的国民党，都已经成为依循《中华民国宪法》获取执政权的建制派。
2016年来台访问的大陆抗战老兵，因为身陷大陆而无法体验到中华民国后来的民主发展，感到相当遗憾。（作者提供）
2016年来台访问的大陆抗战老兵，因为身陷大陆而无法体验到中华民国后来的民主发展，感到相当遗憾。（作者提供）
111年后的中华民国
经过一个世纪又11年后，现在的中华民国与111年前的中华民国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在这中间我们换过国旗，本来只属于一党总理的孙中山成为了国父，国家的治理范围从涵盖中国大陆变成了只有台澎金马，虽然实际上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100%统治过宪法指定的固有疆域。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党国成功转型为了民主国家。
纵然有那么多的改变，但我们还是有许多机构与制度可以追溯回111年前的那个中华民国，甚至于其前身大清帝国。比如中华民国外交部本身就是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演变而来，属于洋务运动下的产物。中华民国海军的历史传承来自于北洋海军，国防大学则是新军时代的陆军军官学堂，显见中华民国国军并非全部都来自于黄埔。
反共抗俄虽然从1927年以来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国策，但是联俄容共的声音在今日的台湾，尤其是泛蓝阵营内并没有全然消失。不只有新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公然主张一国两制，从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中，许多深蓝人士狂热支持俄罗斯的言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他们不愧是邓演达、廖仲恺与汪精卫最直接的精神捍卫者。
亲日的声音虽然在抗战后一度消失，但是随着日本在美国占领下成为民主国家，经济上又重新起飞并且以新颖的次文化重新席卷亚洲之后，日本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形象又逐渐好转了起来。如今在美日同盟的架构下，亲美与亲日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别，再加上台湾被日本统治过50年的原因，双方又有较其他国家更为密切的关系。
蒋中正本身也是亲日派，只是因为日本侵略才被迫走上抗日一途，相信他看到今日台湾同时与美日交好共同反共的现况会备感欣慰。无论是蓝还是绿在民主化、本土化以及亲美日的路线上都有高度共识，也是主张改良多于革命的建制派。双方唯一的差异，其实只有在是否该维系与大陆连结的“九二共识”上，关于这个更为复杂的议题，笔者就留到下次再谈。（相关报导：许剑虹观点：“一号作战”与中共崛起｜更多文章）
＊作者为军事史研究者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53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