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熊熊 #112321 不谢不谢(／・ω・)／＼(・ω・＼)。很高兴看到你。我对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曾经讨论父母看新闻联播怎么办的一个问题，很有趣。

@通音宽依 #112291 纯粹凭赶脚，我觉得就是熊熊。至于搏击俱乐部，日均抓瞎鬼，而且抓得毫无创意，都懒得看。不听不听，王八念经。(๑◔‿◔๑)

@熊熊熊熊 #112304 潜水还是游泳都行，注意安全，然后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就是。网上身份这种事，不用太在意。：）

@白脸角鸮 #112274 我在Tor浏览器上用google translate有时也会遇到CAPTCHA问题。这个时候我一般会用new circuit，最多换个几次就好了。还有就是 @libgen 说的，可以用DeepL。Tor友好，而且我自己用下来觉得至少不比谷歌翻译差。

@观膜者网 #112228 哈哈你这样一说我都爪子痒了想去批判他试试看号会不会爆。不过以我的经历来说，富平衣逼这个ID除了喜欢点踩也没什么黑点。下次看到黑点的话再去批判好了。

首先澄清两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是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对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第二个是目标模式和改革过程的区别。林毅夫经常把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路径混淆在一起。在他看来，主张市场主导、赞同新自由主义就是主张“休克疗法”，主张渐进主义改革等同于政府主导。所以他把“休克疗法”的恶名戴在新自由主义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林毅夫眼里，我大概属于“新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我不会否认，尽管我更愿意称自己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但我也是改革的渐进主义者。1984年春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就是一个渐进主义的改革思路(林毅夫也经常强调双轨制的渐进性质);1993年我和易纲合写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一文，分析为什么渐进改革在中国是一种必然;2008年我也写过渐进改革的文章。我的渐进主义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它不仅与我的自由市场理论不矛盾，而且正是我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延伸。

事实上，绝大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是不赞同“休克疗法”的。因为，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制度是自发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演化一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尽管我不赞成休克疗法，但我觉得林毅夫对前苏联国家改革路径的否定还是太武断了。他完全忽视苏联1990年前的历史事实，没有认识到实行了70年计划经济的苏联和只有20多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相比，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不同。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选择休克疗法，叶利钦时期的改革更像是抢救式治疗，因为叶利钦主政前，苏联已经休克了，已经没有走渐进改革的可能。

历史不是一块白板，我不认为一个模式可以适用于所国家。

下面，我讲五个点：第一点，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第二点，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第三点，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第四点，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第五点，林毅夫“增长甄别法” 的谬误。

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反过来，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林毅夫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针对剑桥学者张夏准说他“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把自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批评，林毅夫辩护道：“新古典经济学针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过于偏离比较优势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机遇，并为可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新结构经济学》第130页。 )

显然，在林毅夫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简直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

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他又公开高调地批评别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别人信奉新古典理论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论就是“创新”?为什么新古典理论在他手里是战无不胜的“神器”，在别人手里就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神话”?我不理解林毅夫讲的“照搬”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看来，如果有谁在“照搬”的 话，他本人一定是其中之一。

我本人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评价没有林毅夫那么高，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至少不像林毅夫说的那么好。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我认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一个更好的分析范式。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理论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个认知工具，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市场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恰恰相反，这些假设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比如说，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完全竞争”与创新根本不相容，因为创新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完全，甚至所谓的“垄断”;新古典经济学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根据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市场的优越性正是来自不完全信息，因为市场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分工和专业化的价值就来自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我们才需要市场。

新古典范式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的区别突出地表现在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新古典的假设使得企业家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偏好给定、资源给定、技术给定，信息是完全的，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同等聪明，当然也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

在米塞斯-哈耶克范式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他们说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给定目标和手段，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计算出最优投入和产量。制定这样的决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机敏，不需要判断力。但对真正的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机敏和判断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关。

我应该为新古典经济学说句公道话。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容易误导我们对真实市场的理解，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发展出来的政府失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市场失败理论的谬误，从而使得市场失灵不再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在他的理论里，政府官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

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我对产业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很受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对日本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内流行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不切实际之处：一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二是对其作用的方式估计错误。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总会受到企业家的抵制。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尽管许多早期的研究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塑造为成功的典范，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等人用翔实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后，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正如刘鹤和杨伟民在《中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计划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计划，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先讲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就是分散化决策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有创新所必须的硬知识，但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许多辉煌的企业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让我引用江小涓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说明一下专家决策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期, 鉴于当时电风扇生产“ 一哄而上” 的局面, 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 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们认为, 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 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然而实践证明, 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 电风扇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规模不断迅速扩张, 80年代初中期的实际产销量与预测就有1倍以上的差异;到80年代后期, 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 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在数年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 电风扇行业的组织结构也趋于合理, 生产集中于几个名牌企业集团, 但并不是原来设想的布局模式。江小涓总结说，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 科学结论” 的情形, 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江小涓《经济研究》1993年)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全家每人一台，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管理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创新者的窘境》第XXII页)

接下来讲一下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即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像样的创新来!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但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别人证明自己错了!

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3G通讯有三个国际标准，分别是CDMA2000、WCDMA和TD-CDMA，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应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2006年十几个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在TD成为“创新型国家”样板后，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是加快上4G，其实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根本不需要马上替换成4G。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因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只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科学，计划经济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关产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已经证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就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再讲几句。

林毅夫似乎认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是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解决的。这种认识如果说不是过于天真，也是对激励理论的误读。

政府官员是多任务、多目标的代理人。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当然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他们没有寻租的空间。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也就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激励。对政府官员，我们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尽量让他们管的事情少一点，明确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有限政府”含义。

就产业政策而言，激励机制的设计还有特殊的困难：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但政府官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要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是不可能的。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我们很难区分究竟是“经”错了还是和尚念错了!3G的错误谁应该负责?光伏产业政策呢?

我能想到的惟一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如果政府要实现某个产业政策，就应该让赞成该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拿出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拿纳税人的钱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理由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外部性”和市场的“协调失灵”。但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技术的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企业家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也与经验不符。理论上讲，林毅夫错误地理解了企业家如何做决策，这与他信奉的新古典范式有关。在新古典范式中，所有决策是基于边际分析。边际分析对日常管理决策是重要的，但在真实市场中，创新不是边际上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或者如杨小凯讲的“超边际问题”;企业家有关创新的决策，主要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的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当年比尔·盖茨预见“每个家庭、每个办公桌上会有一台电脑”的时候，他是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计算出来的吗?

越是大的技术创新，越不可能是边际上的决策。一个创新给企业家带来10的预期回报，给社会带来100的回报，不意味着企业家就不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只要预期成本不超过10，企业家就会从事这样的创新。当博尔顿投资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把蒸汽机卖给全世界，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蒸汽机带来的全部的正外部性;当比尔·盖茨创办软件产业的时候，他想的是每个人桌子上的电脑安装的都是他的软件，而不是他能否获得软件带来的所有好处。

外部性辩护也与事实不符。按照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技术进步在自由市场一定是最慢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但过去200多年的经验证明，自由市场下的技术进步是最快的。

没有政府的资助，瓦特和博尔顿仍然发明和生产出了蒸汽机;没有政府的资助，斯蒂文森父子也发明和生产了火车;没有政府的资助，卡尔·本茨和戴姆勒发明了汽车，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没有政府的资助，IBM发明了计算机，比尔·盖茨生产了视窗平台软件;没有政府资助，马化腾仍然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微信系统，马云给我们提供淘宝交易平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林毅夫大概不会否定这些都是最具社会外部性的创新吧。这样重大外部性的创新企业家都愿意自己做，我不知道还有哪些创新没有政府补贴就没有人做。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这一点我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已经证明了。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从啃馒头中得到的经验对吃螃蟹没有什么意义!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

所谓的协调失灵，不过是市场不均衡的表现。但不均衡意味着存在套利机会;越是大的协调失灵，纠正它带来的利润越大。企业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中的不均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得市场趋于均衡。也就是说，协调是企业家的职能。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让我举几个例子。

马云的阿里巴巴协调了数以亿计的买方和卖方，所以才能赚大钱;当我在地摊上买西瓜的时候，居然可以用微信支付，这是马化腾的功劳;弗里德里克·史密斯当年创办联邦快递公司就是因为邮递由政府的邮政公司主导，存在协调失灵，尽管受到美国政府邮政公司的阻碍，他还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创造了新的物流模式;顺丰快递也是企业家解决协调问题的一个例子。

再想一下今天的代孕市场吧!据说现在中国每年有数十万的代孕婴儿出生。一个中国妇女买到美国男人的精子，然后雇佣印度女人代孕，这是多么复杂的协调!但自由市场做到了。

计划经济的历史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计划经济下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整天忙得团团转，仍然是生产企业时时告急，消费品到处短缺，市场经济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不知道林毅夫为什么认为政府比市场更有能力协调经济活动?以我的观察，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

林毅夫论证产业政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他讲的这个命题或许为真，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任何国家，总有雄心勃勃政府官员和专家想指导---甚至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要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产业政策保护。但由此引申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 ，则是个伪命题。“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难道由此就能推论说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吗?为什么不看看那么多病死的人?难道产业政策导致失败的国家还不够多吗?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都曾实行过专制政体，现在仍然有不少国家实行专制政体。难道由此就可以证明专制是发展的提前条件，专制是正当的吗?

林毅夫说：“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我按照林毅夫的建议研究了产业政策，得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结论，但林毅夫没有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

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自相矛盾

“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他的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但它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经验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评论道，“林毅夫似乎希望同时支持和反对比较优势”。在我看来，林毅夫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英国政府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无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其目的都是证明，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贸易将使得各自的优势得到发挥，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贸易保护政策损人不利己。从此，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

但李嘉图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带来的一个不好后果是，似乎比较优势是国家的事情。其实比较优势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个人之间的贸易、企业之间的贸易，因为国家不会做交易，除非是计划经济国家。因此，分析比较优势的好处完全没有必要涉及国家。

比较优势实际上就是管理学家讲的“核心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是市场交易者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根本不需要国家的战略。如亚当·斯密所言，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同时让他人去完成他们自己更擅长的工作。任何企业家，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选择生产和交易，一定会失败。甚至普通人也知道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只有傻子才会违反比较优势。瞎子说书、盲人按摩，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范。

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看看各国的进出口结构，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没有关系。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

按照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理论，18世纪的英国绝对不应该发展棉纺织业，因为英国的土地不适合生产棉花，英国种植的棉花质量很低;1950年代的日本也不应该发展钢铁业、汽车和电子产业;1960年代的韩国也不应该发展汽车产业;高科技和农业也不会成为以色列的优势产业;浙江的义乌也不会成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

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这就像林毅夫和我今天被称为经济学家，并不是我们的先天禀赋决定的，而是我们自身学习的结果，至少对我是这样。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或者说，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但林毅夫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在决定比较优势上的重要性。让我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但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这是英国企业家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这些企业家包括发明飞梭的约翰·凯，发明纺纱机的约翰·怀亚特，发明多轴纺纱机的哈尔格里，发明走锭精纺机的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机械纺纱机和现代工厂的理查德·阿克赖特，等等。当然，这里确实应该给英国政府记上一“功”。英国政府1700年颁布禁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波斯进口棉织品;1719年又颁布禁令，进一步禁止一切住在英国的人买卖、穿戴或拥有棉织品，如有违犯，对私人科以5英镑罚款，对商人科以20英镑罚金。禁令的目的是保护毛纺织业，不是保护棉纺织业!但歪打正着，保护出一个强大的棉纺织业!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和韩国的汽车业。汽车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在1920年之前，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是德国和法国，但1933年全球汽车产量的73%来自美国，德国和法国分别仅占4%和8%。美国之所以能超越德国和法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亨利·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与美国的要素禀赋没有关系。

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是现代汽车创始人郑周永这样的企业家创造的，郑周永原来是个汽车修路工。林毅夫认为，韩国发展汽车是违反了比较优势，因为韩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他的结论是韩国由此失败了。他的文章写于2001年，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汽车业处于困难时期。但韩国现在是世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汽车出口占到总出口收入的8%，不知林毅夫现在又如何解释?他的基本论证方法是：如果成功了，就是因为利用了比较优势;如果失败了，就是因为违反了比较优势。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些在他写文章的时候看起来失败的例子后来又成功了。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与事实不符。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发展战略无关。但林毅夫似乎并不赞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他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就我所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过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乡镇企业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部门一直在打压乡镇企业，因为乡镇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国家计委曾明令禁止把重要生产资料卖给乡镇企业，禁止给乡镇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开始的经济调整，也把乡镇企业作为主要的整治对象。

外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外资来中国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这只需要开放，不需要产业政策。

以上这些以及许多许多例子都证明：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变的，其他都在随着发展变化。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除非每个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战略的官员怎么会聪明呢?事实证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产业政策一是迷糊企业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业家寻租，弊大于利。

如果想违反比较优势，那倒需要国家战略。看一下历史，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备受推崇的，但日本政府是把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前列，与日本的要素禀赋无关(迈克·波特等《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33页)。

解决“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逻辑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不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而是按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他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他又说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而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那他的战略就是跟随市场走。他既要政府引领市场，又要政府跟随市场。林毅夫原话是这样的：“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结构经济学》P.23)除了政府有权力扭曲价格，还有谁有能力扭曲价格呢?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林毅夫是不是认为，在市场中的企业家读不懂市场价格信号，只有政府官员和专家能读懂价格信号?

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

为了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提出一个六步骤的“增长甄别法”。其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生产已超过20年。

我按照林毅夫的标准找出了不同年份值得中国模仿的候选国家，让我们看看是怎样一个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照当年汇率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1980年有：科摩罗(400.3美元)，贝宁(378.0美元)，尼日尔(420.7美元)，塞拉利昂(356.6美元)，中非共和国(350.5美元)，苏丹(398.4美元)，冈比亚(398.9美元)，多哥(417.7美元)，加纳(411.5美元)。1990年有印尼(630.7美元)，亚美尼亚(636.7美元)，阿尔巴尼亚(636.7美元)，乌兹别克斯坦(651.4美元)，科摩罗(602.3美元)，吉尔吉斯(608.9美元)。2000年有汤加(1926.7美元)，秘鲁(1967.2美元) ，赤道几内亚(1979.3美元)，阿尔及利亚(1757.0美元)，约旦(1774.1美元)，苏里南(1855.8美元)，马其顿(1875.1美元)，泰国(2016.0美元)，纳米比亚(2059.4美元)。2010年有哈萨克斯坦(9070.7美元)，马来西亚(9069.0美元)，苏里南(8430.9美元)，帕劳(8979.0美元)，墨西哥(8861.5美元)，加蓬(9312.0美元)，罗马尼亚(9069.0美元)，黎巴嫩(8763.8美元)。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1990年有巴基斯坦 (3057.0美元)，尼加拉瓜(3019.9美元)，喀麦隆(2768.3美元)，洪都拉斯(3205.3美元)，马其顿(2763.1美元)，哥斯达黎加(3220.5美元)，马绍尔群岛(3020.6美元)，乌兹别克斯坦(3031.5美元)，吉布提(3112.4美元)，尼日利亚(3030.5美元)，毛里塔尼亚(2815.7美元)。2000年有厄瓜多尔(7387.6美元)，斯威士兰(6853.4美元)，多米尼加(8048.6美元)，约旦(7742.5美元)，白俄罗斯(7299.6美元)，埃及(7556.7美元)，秘鲁(6506.6美元)，斐济(7070.1美元)，突尼斯(7727.9美元)，伯利兹(6953.8美元)，萨尔瓦多(6424.9美元)。2010年有智利(19357.5美元)，安提瓜和巴布达(20567.4美元)，乌拉圭(17082美元)，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20478.7美元)，拉脱维亚(17983.1美元)，罗马尼亚(17354.8美元)，伊朗(17354.8美元)，克罗地亚(19988.8美元)，塞舌尔(20365.1美元)，古巴(18433.9美元)。

设想我们分别在1980、1990、2000和2010年为中国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能否告诉我们，这些候选名单中有哪些国家值得效仿?

林毅夫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标准，中国的人口规模与印度最接近，但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还低，当然不值得学;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最接近，但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太多，没有办法学，而俄罗斯在林毅夫眼里已经是失败的典范;按照文化禀赋的相似性，中国应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又比中国高太多了。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应该“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我不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路线!

事实上，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别很大，谈某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许有意义，但谈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各地之间的差异甚至远大于某些地区与外国的差异。即使一个省内，各地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陕西省的陕南、关中和陕北就完全不同。中国土地稀缺?那你去西部看看，那里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中国劳动力过剩?人口最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不足，需要从内地招募。这就显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离开企业家谈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

林毅夫 “六步骤增长甄别法”的错误在于，他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就像一个人读完小学读初中，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再上大学。基于这样的认识，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的政府有能制定产业政策也就不奇怪了!

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决定了产业发展不是线性的，在任何时点上，一个国家究竟发展什么产业，取决于企业家的判断。甚至落后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值得先进地区学。比如，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大陆整体上比欧亚大陆要落后得多，但欧亚大陆还是从美洲大陆引进了玉米和土豆种植。

幸运的是，企业家不会按照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法”决定该做什么。当然，如果政府一定要用产业政策主导发展过程，林毅夫的六步骤甄别法也许是有用的指南，尽管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图挂了：（ 补：

致敬。

在中国，追求社会公正是高危事业，即使拿法律当挡箭牌。

我觉得这位老兄好酵程度还行。他的踩点也比较好预测，反川反葱或者左左人会trigger得他爪子痒。其实还挺好玩的，踩这种事，一旦形成个人特色，那就是一种另类交流方式，而不能单纯看作踩。

比较支持一些欧美现代思潮，比如BLM，女权，人权等等的，有不小机率是反贼。这类留学生的政治倾向首先排除粉红和岁静，因为那两种人不会关注这些内容。他们大多数不会喜欢中共，因为中共天然反人权，反女权，但他们对中共不一定有深刻思考，只不过如果包子倒车开下去早晚会让他们反感。

BLM和女权粉红我见过不少。我认为他们对于中共的态度，与他们为什么支持BLM或女权有关。如果是出于反威权，更可能反感中共。此外这还和他们对中国的判断有关，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开放”还是“保守”。

我个人的经验中，另一个粉红浓度比较低的群体，是基督徒圈子或者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的人。

@愛牛奶盒的人 #112123 玩网和被网玩之间，是一条膜乎模糊的界限。

作为一不小心就玩网过度决心暂退然而总是退网失败的壬，没什么建议。顺其自然？忙起来就没法玩了。可惜咱不是网军，否则越忙玩网越多。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2167 我觉得熊熊是真萌妹，萌是真萌，妹是真妹。

找到新的热点即可。从大趋势来讲中美的紧张关系会持续，并不会因为换总统就回到蜜月期。此外，中南海秘闻、白宫秘闻，可以讲的多了。

后来我们在网上东一下西一下地聊，反正聊不到一块儿。他讲的都是他父亲，他家里的事情，还有他玩杀马特怎么打游戏，家族很温暖等等。而我想的是文化抵抗，用身体改造来抵抗消费社会。有时候天会聊死，不过还好我们总能尽量去迁就对方，而且都愿意相向而行。

看到这里好想笑。莫名感触。

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相当了解农民工的，但是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才明白，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却只有三四千块钱。

他就写了两句话，第一句：不要押金，第二句：日赚千元不是梦。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要求跟在后面，马上雪片一样的工厂视频就来了。

就想摘抄下。

我觉得杀马特审美很简单，就是追求个性的表达、群体的认同和生活的乐趣，和刺青类似。说到刺青，很有意思。美国人热衷刺青，还有专门的刺青艺术家、刺青杂志、刺青电视节目。刺青曾经被认为是低等阶层、毒品犯罪的标志，后来通过流行文化传到各个阶层，成为了一种文化常态。当然，总体趋势依然是越是中上阶层，刺青越少。

@KingSager #112155 昨天瞅了眼隔壁大选区，还是挺有娱乐效果的，连预言算卦都出来了。不过情绪可以理解。我觉得反贼圈川粉大多并非真正粉川，而是反共，再加上受到中文好些自媒体的影响，立场优先也算是人之常情。至于中文自媒体，好多背后都是法轮功或者老郭，在美国政治入局太深；像之前某个帖子里有人提到的，但愿不要变成48年总统大选的蒋介石吧。

@陈士杰 #112043 那你喜欢任何小动物吗？

无论如何，接下去的四年必须尽力去照顾到这些中间选民，同时关注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被全球化影响到的社会底层们。

确实，借用当初Andrew Yang的话来说，川普不是问题的原因，只是问题的症状。川普用的是保护主义和促使产业回流的方式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很多人之所以支持川普，未必是因为他们多么粉川，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我从来不觉得保护主义、产业结构回退是真正的“出路”；共和党作为所谓“右派”，在经济上理应更信奉自由市场，然而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都与自由市场背道而驰。但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川普及很多人会支持这类政策，而且我也没有很想明白，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在拥抱全球化的情况下，较好地保障底层民众的利益，同时又不使政府权力太过膨胀。或许应该问，这种面面俱到的政策，真的存在吗？

其实我觉得有另一个可能。“犬吠水声中”有可能指溪流声或瀑布声，即使不是雨后，这两者也是可能有声音的。至于午时之露，也有可能是环境荫凉（“树深”）空气湿润（“溪”“霭”“泉”）导致的。

@kill_ccp #111986 想了想就这只好了。

B Canis Lupus Familiaris

有朝一日退休了，想养一只。

@消极 #111902 有道理。作为技术盲我还是要去研究下后置代理的工作原理……

支持。我个人还挺喜欢膜乎的，而且膜乎站长确实是个爽快人。网上意见不合难免，面对面吵架比背后冷嘲热讽要健康。

至于有人挂47，我觉得这和冲浪TV挂人是一样的，太君辛苦了：）

@libgen #111924 看了下好像大多是苏联东欧政史相关的书（下面的评论有几条挺好玩的。）。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说到清朝史也需要审核。总之，与现实横向纵向相关的部分，都是隔离区。

来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106-taiwan-usa-election-trump-fans-hate/

最近有不少人都在感嘆，感嘆網路上對他人立場非黑即白的過度簡化。誠然，立場先行，古已有之。網路討論出現過度簡化與極化，本身也不是什麼新現象，更不獨見於台灣；然而，台灣的網路與媒體社群卻在最近幾週以來，為了大洋彼岸的美國總統大選而競相表態，甚至吵得不可開交。

於是，你不挺川（即挺特朗普，台灣翻譯為川普），那就是川黑，就是左膠，就是中共同路人，就是如何如何。反過來說，如果你是川粉，那就是保守反動，就是歧視沙豬，諸如此類。這種直線性的思考，與近乎膝反射式的分類，逐漸主導網路上有關美國大選的論述。

拜登或特朗普，這是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何以不只是美國的問題，還成了台灣的問題呢？有些人大感好奇：台灣人在美國大選中又沒有投票權，為何還要為此「起鬨」，甚至將立場相左的支持者視為寇讎？

我認為這與台灣當前的焦慮感有關。無論特朗普本人有何爭議言行，但台美關係在特朗普政府任內出現了許久未見的長足進展，或許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國際上長期備受冷落打壓的台灣，對於台美關係改善，一方面視其為某種「遲來的正義」而雀躍歡喜，更有論者意欲解讀成台、美與盟邦共組抗中陣線的意象；但另一方面，台灣人卻也格外擔心，這樣的關係改善，會不會隨著美國政黨輪替而成過眼雲煙。

支持特朗普的台灣人擔心拜登抗中立場不堅，會重新走回「綏靖」老路；支持拜登的台灣人則憂心特朗普只把台灣當作與中國談判的籌碼。但無論是支持特朗普還是拜登，雙方支持者都擔心對方支持的候選人當選，就會導致美、中、台關係出現變數，甚或進一步侵蝕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影響美國在世界的定位與地位，回過頭影響仰賴美國維護現狀的台灣。

2020年11月4日，台灣有市民在關注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攝： Ceng Shou Yi/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既然對方支持的「他國」總統候選人有可能反過頭來傷害台灣，那對方顯然就是台灣的敵人。這股焦慮感越深、覺得與自己利害關係更密切，黑白劃分就越直覺。這類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敘事，早在去年底總統大選前，甚或更早，其實就已遍及同溫層內外。這是部落政治，是政治極端化，也是精神武裝。在這種精神狀態下的人，時常處在隨時動員、標誌異己並加以「出征」的肅殺態勢。

一旦處在這種精神狀態下，大抵就不容易去理解他者的多面性。無論是不自覺需要或無暇顧及──畢竟扣對方一頂帽子，總是比較容易，省時，又愉悅。 就以最近頗夯的「保守派」一詞為例。何謂保守派？當我們自稱或說他人是保守派時，我們想到的指標人物又是誰？

學院裡的學者或許會想對此下一些比較嚴格、經久的定義，但在瞬息萬變的網路流行文化中，這個詞彙的意涵卻是不斷改變。我不打算在此爬梳嚴格定義，就先茲舉一例說明：

在台灣這陣子討論美國大選的網路語境中，「保守派」似乎開始變成一個光榮的詞彙。支持特朗普當選的台灣人，不只用這個詞來表達對特朗普的支持，也用來標榜自己不是左膠，或標榜自己「務實理性」。總之，是為了拉開自身與「自由派」立場的距離。後者在此已如左膠一詞般，被賦予各式各樣的負面標籤：偽善、軟弱、親中、天真......等。

但若把時間往前拉回到2018年，就會發現當年的網路風向有點不一樣：「保守派」似乎更常被用來作負面指涉。許多人都會用這樣的詞彙來形容那些支持韓國瑜、或意欲在同婚公投投下反對票的長輩。在這個脈絡底下，「保守派」一詞似乎就等同於食古不化、陳舊迂腐，以及黨國荼毒。

而那也不過才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此後，台灣社群網路上「保守派」的意涵就出現了頗為驚人的變化。有時候，這些變化還是出現在同一批人身上。

這件事情本身，或許既說明了這種黨派劃分的流動性，也呈現了人的複雜與多面性。就像自由派一樣，保守派顯然並非鐵板一塊。這項大分類底下，很有可能仍存在立場各異的不同人群。

這讓我想到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這位充滿爭議的經濟史學者。此公在《巨人》這本書中公然主張，美國就是個帝國，應有帝國自覺，更該把對外軍事干涉有始有終地執行到底。

若之前讀過這位仁兄的著作，或者對他平常的前述言行稍有概念的讀者，應該十之八九都會把他歸入「保守派」的範疇。

弗格森目前任職於史丹佛大學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如果去Google一下這個機構，查到的資料十之八九也會告訴你，這是全美國最著名的保守派智庫之一。

所以，弗格森應該就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無誤了。根據網路上常見的鄉民想像，我們很容易就能想像一組形容這類保守派人士的標籤。這類人想必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黨、傾向民族主義、反對同婚、反對中共、支持小政府、支持秩序與律法。

這些標籤與形容，有的準確，有的則完全失準；有的則可能只在他過去的某些時刻才能適用。那麼，弗格森到底有多保守呢？

檢視弗格森這個人的獨特立場，或許有助於我們認識所謂的保守派──或者說，認識特定政治分類標籤底下，那些遭到過度簡化的細微差別。

弗格森早年的確一度像是民族主義者。蘇格蘭出身的他，學生時代曾經心嚮蘇格蘭民族主義，甚至一度支持社會主義──他曾在1970年代熱切支持工黨，最喜歡的歷史學家也是左派外交史家泰勒（A. J. P. Taylor，正是這位史家的作品啟蒙弗格森就讀歷史系）。但是，這兩個「分類」都沒有跟隨他多久。

從1980年代開始，弗格森對經濟史與帝國史的興趣，以及對柴契爾首相財政政策的著迷，使得他開始被視為所謂的「保守右派」──儘管弗格森本人對此並不完全苟同。

事實上，弗格森自認是「自由主義者」。但這句話有個陷阱，那就是弗格森所說的並不是當代意義的自由主義。用弗格森自己的話來說，他其實是「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就像亞當．斯密或約翰．彌爾」。

不要忘記，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今天的自由主義可謂大相逕庭。就像當時美國共和黨還是廢奴代言人一樣。

在當年，自由主義、效益主義與帝國主義常常就像「三位一體」（這是我開玩笑說的）。約翰．彌爾就曾認為，帝國是一個民族所能肩負的最高使命，以人類共同福祉為依歸。當年的自由主義者若放到今天，搞不好十之八九也有機率會被認為是保守主義者吧。

2019年5月1日，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米爾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第22屆全球年會會議上發表講話。攝：Mike Blake/Reuters/達志影像

這樣的立場，使弗格森即便被歸類在今天的保守派，多多少少有些格格不入──這個狀況在他到美國發展後更為明顯。

弗格森在政黨傾向上被認為較貼近共和黨，但他其實並不支持某些共和黨人喜歡談的「美國例外論」──弗格森認為美國即帝國，且就和歷史上許多帝國相仿。這件事可能讓某些共和黨人不太開心：美國從大英帝國手中贏得獨立，還在二十世紀對抗德意志帝國與蘇維埃帝國，怎麼能說自己是帝國呢？

弗格森也與小布希政府內的「新保守主義」人士保持著一定距離。他在《巨人》這本評論美國人心態與美國在世界地位的著作中，就對好幾位新保守主義者開火，批評他們對佔領與重建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的想像太過簡單，而且都「不讀歷史」。

此外，成年後的弗格森還是出了名的不喜歡民族主義。他在《文明》一書有句名言：｢若宗教真是群眾的鴉片，那麼民族主義就是中產階級的古柯鹼。｣

反對美國例外論、反對民族主義，讓弗格森看起來與某些共和黨人大相逕庭。 儘管弗格森曾經一度在2008年出任共和黨總統參選人馬侃的外交政策顧問，但卻在歐巴馬 vs 馬侃的總統大選選戰中逐漸缺席。他在英國《衛報》的訪談中透露，顯然他對馬侃某些為了「獲取保守派選票的立場感到不太自在」。

這種「不自在感」，到了八年後的2016年更是一口氣炸開。即便弗格森不支持歐巴馬、長期抨擊民主黨，但他對特朗普更有意見。弗格森投書抨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此後也一直抨擊特朗普至今（至於他是否有投給希拉蕊，或是今年會否投給拜登，則是個更耐人尋味的問題）。

弗格森不只認為特朗普是民粹主義者，還總喜歡揶揄特朗普，這一點常常讓他聽起來更像「自由派」。他在2016年一場公開演講中，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調侃道：

「談特朗普讓我有點難為情，因為他畢竟是一位蘇格蘭之子。而我雖然總喜歡談蘇格蘭獻給世界的偉大發明......例如威士忌、高爾夫球──雖然我自己沒愛，以及經濟自由主義......但還有特朗普。特朗普至少有部分是我們蘇格蘭人帶給世界的錯誤。」

那麼中國呢？在幾年之前，大約是2008-2016年那段時間吧，弗格森這人在中國或華人的親中派裡面相當熱門。中信集團為此出了弗格森的系列書，各家媒體也時常引用弗格森對美國的看法（與批評）。

的確，弗格森提出了所謂的「中美國」（Chimerica）概念，指美國與中國經濟在全球化下已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中國人儲蓄、外資則拿這些錢去投資美國，美國人則拿錢購買中國製造的商品。

的確，時報出版曾經出過一本書，叫做《中國將稱霸21世紀嗎？》這本書是根據弗格森與美國外交巨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辯論對話集結而成。在這場辯論中，弗格森與中國經濟學家李稻葵一起站在「正方」，也就是認為中國將稱霸21世紀。

這些立場都讓弗格森看起來更像是一位「親中派」──這個詞在今天台灣的網路討論脈絡中似乎越來越常與民主黨、自由派相連結。不明究裡的人，或許還會以為弗格森「被統戰」，成了看好中共崛起的「中共同路人」。

這都是不瞭解弗格森個性的誤解。只要看過弗格森的《巨人》，或者《帝國》、《文明》等著作，大概就可以明白此人並不是什麼親中派，骨子裡反倒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觀。

弗格森之所以曾經主張「中國可能超越美國」，完全是因為他對所謂西方的「制度本身」（私有財產、科學、自由貿易....等）極有自信，但同時又認為這些制度並不是西方專屬，而就像app應用程式一樣能夠被世界上任何一種文明所採用。用得最好的文明，就有可能反過來超越現在的西方國家。而在當年，中國一度看起來用得還不錯。

弗格森站在辯論「正方」，很大一部分是恨鐵不成鋼。他想藉此刺激美國受眾，希望美國人盡快振作起來，否則就要被中國給超越。

而對於中國與美國形成經濟共同體一事，弗格森早在2003年寫《巨人》一書時就預示了這一經濟體的不穩固性。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並不認為美國仰賴中國資本這件事本身，是一件多麼光彩或正面的事情。

換言之，他雖然發明「中美國」這樣的詞，也在當年預測雙方會變成某種經貿共同體，但他本人對此並不喜聞樂見，更早早在《巨人》中提出自己的隱憂。 事後來看，弗格森在對待中國的議題上的確比較像保守派一些。但如果當年台灣的社群網站生態與今天一樣，我想弗格森大概也會被說成是「擁抱熊貓派」的「左膠學者」。

弗格森的爭議還有很多，但我們應該已能從前述脈絡看出這人的複雜性。如果我們只單純因他被稱為「保守派」而自動套入前述既定印象，那就不大容易看見這樣的複雜性。

我並非主張停止使用「保守派」、「自由派」，或是「川粉」、「川黑」這樣的詞彙。人類的認知系統或出於效率，或出於社會性的因素，似乎無可救藥地需要將資訊與他者分門別類。問題常常不是出在分類本身，而是我們不能只停留在粗淺的分類，並拒絕看到分類底下的多樣與歧異。

如今，有些人可能會用「保守建制派」來形容弗格森，或是保守派內的「孤狼」，總是遊走在黨派邊緣。而他喜歡四處挑戰人、開闢辯論戰場的作風，更是讓他的立場看起來不大好捉摸。直白點講，正因為他戰人不分保守派或自由派，吃瓜群眾便常有霧裡看花之感。這點同樣體現在他《巨人》這本書裡。

2020年1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從白宮離開。攝：Alex Wong/Getty Images

他在這本書中挑戰自由派，抨擊自由派不承認美國帝國有其利大於弊的一面（有時候抨擊者甚至還是既得利益者），同時也不願為了維繫帝國事業付出；但他也一併抨擊保守派，抨擊他們總把稱霸想得太簡單，輕忽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或帝國的侷限。

「大家似乎順理成章地認為，」弗格森在書中寫道，每個人誕生在世界上時，「若不是個小自由派，就是個小保守派」，彷彿自由派與保守派截然二分，非黑即白。但弗格森卻說：

「我這本書，既非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

有些事情比派別更重要。美國如何崛起，未來會不會衰落，就是其中之一。 我私心猜想，弗格森之所以時不時能夠跳脫美國既有的共和黨 vs 民主黨，或是自由派 vs 保守派的既定窠臼，很大一部分就在於他是個「外人」。

他是蘇格蘭民族主義出身的大英帝國擁護者，只是最終情定美利堅。即便擁有美國國籍，他仍舊時不時像是位熟悉的陌生人。畢竟，他骨子裡仍是位十八、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而今天早已是二十一世紀。

或許，只是或許，弗格森這麼喜歡跟各方人馬筆戰、辯論，很大一部分也是在透過這種方式來界定自己（當然也可能就是單純好辯而已）。然而，弗格森並不是只有嘴砲與筆戰。並不是只有戰，還有對話。弗格森一個不簡單的地方是，他透過這些辯論，與不少和自己立場相異的人保持著一定的往來。

他與季辛吉辯論，卻能受到季辛吉信任而成為季辛吉的傳家作家。他在《巨人》中抨擊大前輩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的理論，但保羅．甘迺迪仍願意替這本書寫下正面書評。他還在書中批判了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觀點，但同時也在書中不只一處表達對艾利森的感謝之情。但或許最具有啟發意義的，還是他對史家前輩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關係與推崇。

眾所皆知，弗格森的政治立場與霍布斯邦南轅北轍。兩人多次辯論歷史、辯論外交政策。霍布斯邦儘管以左派立場批評弗格森「對帝國的眷戀」，但仍稱讚弗格森是優秀的史家。而弗格森自己則曾經這麼說過：

「霍布斯邦與我同樣相信，是經濟變革塑造了現代社會。即使他站在工人與農民那邊，而我站在布爾喬亞資產階級這邊，也並不妨礙我們兩人的友誼。」

弗格森讚賞霍布斯邦，讚賞他雖然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卻從來不教條。他推崇霍布斯邦的年代四部曲，認為迄今仍是英語圈內最好的當代史入門作。而我想引用弗格森在2012年悼念霍布斯邦過世時寫的一段話，來作為此文結尾：

「在意識形態的微小分歧都能引起謾罵與人身攻擊的今天，霍布斯邦示範了文明人如何可能既在重大議題上意見相左，又在其他地方達成一致。」

谢谢介绍！我对赛风和Privoxy都不太了解。查了一下Privoxy，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有一个concern，就是这里提到的：

Warning: Using Privoxy with Tor for anonymity is discouraged because it makes you distinguishable from other Tor users. Either configure Tor as a proxy directly or use torify.

不知怎么看？

🎵Doctor Fauci what we gonna do?🎵

🎵Behead him like the Tudors do.🎵

🎵Behead Wray to make it two.🎵

🎵Throw NIH and FBI into the zoo.🎵

🎵Let them fight it out like the Romans do. Romans do~~~🎵

原文链接：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wy-11052020144548.html

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国政府将把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每年5%。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这个目标是否现实？是否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进入高收入国家？

中国年均经济增长5%的目标，是路透社日前在报道中披露的，他们估计要到明年全国人大审议“十四五”规划，中国官方才会正式公布。

因为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早已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为2%，此次把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在5%，表明中国官方对本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认可。

特殊的政治动机

与此同时，5%的目标延续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的趋势，从十年前的两位数，逐渐下降为8%、6%，再到这次的5%。

这个增长比例也符合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初期所提出的“新常态”口号。所谓新常态，是强调优化经济结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

但每当中国官方公布经济增长目标，外界的反应总是要将这些目标与中共领导层的政治动机相联系。外界一般认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在邓小平治下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刺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身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经济学者郑旭光认为，中国方面这次确定5%的增长目标有历史惯性，但又有其具体的语境。

他认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通过加强社会控制，政权已经相当稳固，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想安抚国内的新生资产阶级。

“保5%还是要给资产阶级等群体以信心，这些人会真的因为经济不增长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这些改革开放以来冒出的资产阶级。”

目标的现实性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在从新冠疫情造成的断裂式下跌中复苏。国际投资界对此也相当看好。中国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经连续八个月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上，表明中国制造也在继续扩张。

但经济的复苏性增长趋势能否达到中国政府自己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业良则持怀疑态度。

"我曾经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见面请教，他就讲过，数据要挤水分挤三道；所以，各级官员在造假方面还是有很多花招的。"

中国经济数据的水分是外界常年质疑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这种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能否惠及普通的中国民众？

路透社在报道中强调，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关键。

中国舆论界多年前就开始热炒"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失序等因素，而无法继续稳定增长，居民收入也陷入停滞。

中国的人均收入2019年为10410美元/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本台记者就此在中文推特上做了一个即时民调。调查的问题是，"你对个人经济生活的感受，相比于十年前，是有很大改善，改善不明显，还是有所降低"？

到截稿时为止，在49个投票中，认为有很大改善的38.8%，改善不明显的26.5%，而有所降低的占了34.7%。

在这个非典型样本的随机调查中，有超过60%的中国大陆居民或刚刚离开大陆的居民认为，他们的经济生活相比于十年前没有明显改善。

虽然这个数据并非以科学样本为依据，但这印证了夏业良的个人感受。夏业良预测，中国经济和居民收入基本上会原地打转，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

"在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下，尤其是向计划经济回归，这种情况比十年前更糟糕，所以中国不太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郑旭光的看法与之类似，"中国还没有到欧美这样的收入水平，你就停下来了，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政治原因，是因为政治上出了问题，才使得经济不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共领导层确立了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规划，希望在2025年让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后者意味着人均收入要超过2万美元。

路透社援引业内人士的数据指出，未来5年，中国要把GDP的增长保持在年均3.9%，才能在2025年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方面现在提出5%的年均增长目标，显然符合其整体的经济战略。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政府设置GDP等经济发展目标才是最大的陷阱。

郑旭光则分析说，现在中共领导层提出了5%这样的目标，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而经济的发展却无法通过政府的控制来实现。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巅峰期已经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中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印度、越南等新的投资热点崛起，正在使资本逐步从中国流失。这将近一步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我个人非常同意的一句话：“中国政府设置GDP等经济发展目标才是最大的陷阱。”

我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时间不会有太大变化；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制度性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对于自由市场的干涉和控制，然而习作为最大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对于经济政策，最多进行微调，而没有这个魄力进一步松绑。

至于设置数据和目标，看似增加accountability，其实没有意义，在官僚体系中只会催生出各种数据造假、恶性竞争、甚至杀鸡取卵的事儿。

原文来自Economist

译文来自iYouPort

• 只是有钱人搬到大城市居住变得更容易了，而穷人被推向欠发展的小城乡

陈军[音]在上海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是做眼镜的工作。去年，他放弃了这份工作，回到了内陆省份安徽的家乡。

他挖出一个池子，装上水，放养小龙虾。他回到家乡并不是为了工作 —— 养殖小龙虾比做眼镜片的手艺赚钱更少 —— 而是为了家人。

陈先生没钱带孩子进城，就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父母抚养。但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孩子需要照顾。他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仍然穿着他在上海时的蓝色工装夹克。

陈先生的故事听起来很熟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村流民在城市工作多年，往往与家人分离，然后再回到农村的家中。这种不愉快的流动是户籍制度的结果，户籍制度使大多数流民无法长期迁入城市。

因为没有上海户口，陈先生无法让孩子进入当地的学校。他无法获得住房补贴，也无法领取失业保险。他只是个永远的过客。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将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同龄人分割开来。在毛泽东时代，户籍制度决定了人们是从事工业还是农业。如今户籍制度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力已经减弱，但它仍然决定着每个中国人真正的家在哪个村、哪个镇、或哪个城市：他们在哪可以获得从养老金到公共教育等全方位的福利和政府服务。

近年来，官员们发誓要进一步放宽这一制度，以促进城市化，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需要。许多观察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承诺进行改革；这一制度也正在逐步改变，但是，其方式正在造成新的贫富分化。

在绝对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惊人的成功。城市人口已经增加到近八亿五千万，比四十年前的人口增加了五倍，那时人们开始更自由地流动。现在约有61%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每年还有1%的人 —— 超过1500万人 —— 加入城市。

然而，约有2.3亿人居住在城市，却没有当地户口，陈先生在上海时就是如此（见下图）。他们的待遇很像二等公民。

官员们坚持要改变这种状况。2014年，政府公布了一项 "新型城镇化计划"；并承诺，"到今年年底，将帮助1亿人将农村户口换成城市户口"。

在实践中，这种推动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中央政府的重点是促进小城市的发展。官员们担心，如果大城市向低技术工人提供居住权，他们会不堪重负。最好引导他们到能从新流民中获益的地方。

6年前，政府指示人口少于100万的城市向任何申请者提供当地户口。去年，政府又呼吁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也这样做。

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除了北京和上海是个明显的例外——都在努力吸引高技术、更富裕的居民。他们一般提供四种途径获得当地户口，就像西方国家的移民途径一样：投资当地企业、买房、拥有学位、或拥有一份合格的工作。

经济学家 Zhang Jipeng 在一项回顾120个城市政策的研究中发现，近年来沿海繁华城市提高了获得本地户口的标准，而内陆城市则降低了标准。中国媒体经常提到，急于吸引年轻专业人才的城市政府之间正在进行一场 "人才战"。通过吸引购房者，他们也希望能提振本国的房地产市场。

经济学人研究了30个主要城市的数据，以评估这些调整的效果。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其总人口的增幅比户口持有人口的增幅大50%。这表明，大约每三个新居民中就有一个人不得不在没有当地户口的情况下生活。

但从2015年到2018年，本地户口持有者的增加量与其总人口的增加量几乎相同（见下图）。在成都和西安等蓬勃发展的内陆城市，户口发放量实际上超过了新来人口（当现有居民 --- 通常是应届毕业生 --- 获得本地户口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小城市进行的户口改革，效果就差很多。这些地方向贫穷的流民敞开了大门，但很少有人选择到这些地方。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对337个城市进行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里，那些人口较少的城市普遍遭遇了外迁，而最近的户籍改革并没有阻止这一潮流。

相反，这些小城市却遇到了一个曾经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农村流民对迁入这些城市的兴趣不大，即使迁入，也宁可留在原籍村落进行公务登记。政府对农村移民的调查发现，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愿意在收留他们的城市取得户口。

上海交通大学的陆明说，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城市有丰富的资源和工作机会，向流民提供居住权，他们肯定跃跃欲试，但小城市没有同样的吸引力。

农村移民对将户口迁移到城市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做通常需要他们放弃对农村土地的使用。他们认为农田是在困难时期可以依靠的资源 —— 就像今年早些时候数百万人所做的那样，由于为控制covid-19而实施的封锁，经济增长急剧下滑。

放弃土地的感觉尤其危险，因为许多开放接受农村贫困流民的小城市只能提供有限的社会福利作为回报。在扩大的城市附近拥有土地的移民还预计，官员有一天可能会向他们提供补偿，以便在土地上进行建设。

官员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讨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一种是将土地权利与户口割裂开来，允许流动人口在小城市登记，同时也保留他们的田地。

但这充满了问题，因为农村的土地在形式上是属于村子的，而不是个人的——这一点上共产党没有什么欲望去改变。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为全国各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好的资金，确保城市居民无论在哪里都能得到良好的服务。但这需要中央政府拿出更多的现金——这也是共产党政府几乎没有意愿去做的。

相反，富裕的沿海城市与中国东北等困难地区的城市所提供的福利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历史上，户口制度巩固了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的不平等，而现在，户籍制度则将出生在富裕城市的人和必须在贫困城市生活的人划分开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 Samantha Vortherms 说："不断上升的问题是，你到底在哪里登记，以及这种登记对你的权益意味着什么"。

因此，户籍制度即使在半放松的状态下，仍然是中国发展的拖累。最大的城市是生产力和创新的引擎。它们还应该更大，在农村劳作的人应该更少。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 Wen-Tai Hsu 估计，让人们想在哪里定居就在哪里定居，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大约相当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这也将有助于应对严峻的人口趋势，而这种趋势影响着一些户口规定非常严格的城市。

华盛顿大学的 Kam Wing Chan 指出，如果没有大量新移流民，北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在十年内翻倍至22%，到2050年将达到47%。除非中国想让首都被称为全球最著名养老院，否则就需要立刻放松户籍限制。

尽管到目前为止放宽的幅度有限，但政府似乎有可能实现在今年年底前新增1亿名城市户口持有人的目标。事实上，它有望超过这一目标。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官员们急于划定新的城市边界，宣称以前被认为是农村的地区实际上是城市。一下子，在那里登记的人就变成了城市人。

安徽小龙虾养殖户陈军就遇到了这样的事。他回到了原属于安徽无为县的一个村子；12月，无为县改成了市。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招数，不过似乎越来越常见了。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甘犁领导的一项最新研究，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所有成为城市居民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在他们以前的农村社区被重新划分为城市时获得这一身份的。

这次重新划分地区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重新划分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税收和支出权力。而许多新定义为城市的地区显然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无为市的中心地带，高楼林立的住房和光鲜亮丽的白色购物中心与农民卖活鸡的破旧小巷相邻。当地政府表示，随着城市地位的提升，将 "建设一个高品质的城市"，在停车场、园林绿化和公共住房方面进行投资。但对陈先生来说，无为市提供的生活依旧远不如他在上海所能拥有的。医疗更差，学校更破，养老金更少。他可能是中国最新城市之一的居民，但真正的城市生活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Speaking of women and cars, here is an Audi commercial aired in China, 2017.

其实我觉得，开放导致自由的观点和开放导致渗透的观点，根本分歧在于对人的特性的判断上；也即，人是更容易受到操纵、还是最终会做出理性（指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我个人的观点是，取决于信息量和与自身利益相关程度，在直接关乎己身利益的问题上，后者；在一般议题上，前者。

这本书至少在一开始是过了社内审查的，但现在出版社否定了以前的决定。书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作者写到一些历史上的政权"不应该"属于中国，这与中国官方当前的观点不一致。其实这个作者在制度史专业上是世界级的公认权威，但这本书还是被无限期的"暂缓"。

感叹，倒车已经开成这个样子了吗？信息审查和舆论控制的甜头，真是尝过了就越发停不下来了。

李白的诗，风流而又意识流。

对我来说，瑶瑶是个非常友善、温暖的人。管理不管理的无所谓。

键政论坛往往容易起冲突，戾气也重。为了有个好的讨论氛围，需要强硬的人，也需要温柔的人。有瑶瑶在，是很好的事。：）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1789 同性的话，至少女性之间，亲密度超过一定程度，可能产生占有欲、崇拜感、依赖感等等不同的心态。

其实我挺理解楼主这位朋友的想法的。真的。

我觉得，“爱国”没有问题。任何一种真诚的感情和想法，都值得尊重。至于可以评判的，是感情产生的原因，是否合理；以及感情导致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

我来尝试回复看看：

“为什么我要为共产党和NMSLESE等人的罪恶买单？”

因为中共和中国、中国人目前就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也不喜欢这种状况，但是这是现实。认清现实是第一步。

“难道我自己做的再好，也会因为种族被攻击？”

Haters gonna hate。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他人的种族攻击人，还是会由人本身的行为来决定。

“我一直认为只要自己善良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善良。但是外国人却只想用核武器核平中国！”

自己善良没有错。外国人只想核平中国这种观点则是错的。大多数人真的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罢了，中外皆然。不要把声音最响、最极端的观点当成主流。

“甚至有黑人希望继续歧视亚裔，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

参见上一条。

“现在真的是不同种族互相残害的时候吗？”

种族之间的冲突总是存在的，就像利益和理念冲突总是存在一样，不仅是今天，不仅是关于中国。

“我对全世界都很失望，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剩下的那些中国人也是，为什么要对世界这样，害得我们正常人不能好好生活？”

我想复读一段我自己在一个旧贴的回复：

（张雪忠）“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至于国外，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遇到的每个人也不一样。即使在一个最包容的国家，排外、偏见、种族歧视也可能在很多人身上存在；这有社会背景的问题，也有那些人自己的问题。我明白，被他人莫名其妙或者不公正地排挤确实很难受；但我认为，这不完全是所谓“文化”的问题，可能只是“圈子”问题。也就是说，某些圈子特别吸引一些心眼狭隘、judgmental的人，而且这些人挤在一起，进一步加强彼此偏见罢了。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diss各种人，因为他们没有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他们感到强大特殊的方法不是提高自己，而是贬低他人。对这些人，我根本不在乎他们会不会接受我；除非business需要，可以投其所好一下，否则何苦挤进这些人当中，成为他们“之一”呢？

我觉得，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一个人还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找到那些价值观相似、志同道合的人的。“西方价值观”复杂得很，有人把中国人视为敌人，也有人把中国人视为和其他任何族裔一样、有血有肉复杂的人。我认为我们个人能做的，是首先把自己和别人都看成“人”，而不是首先看成“X国人”、“X党派人”、“X宗教人”，等等。把有些不同，不要太多地归到“文化”这种宏大观念上去，而是和那个人的性格、处境、经历联系起来。在此前提上进行交往，或许会更有舒适感。

所以中国人没有异性纯友谊？

当然有尤其是性向相同的异性之间(๑◔‿◔๑)。

不过也可以想想，你觉得友谊相比高于友谊的关系，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其实无论同性异性，感情和亲密度越过一个界限，都不能说是一般的“友谊”了。

@陈士杰 #111737 譬如士杰兄：）

@观膜者网 #111727 哈哈，太君辛苦了。

话说我觉得2047可以搞个官方reddit号去相关subreddit troll troll玩玩。

谢谢楼主！关于宣传的讨论之前也有一些，例如：

• 《关于利用链接/短链宣传本站的看法及其他零碎想法》

• 关于2047的宣传，一点想法

• 话说咱们该怎么把本站宣传出去？

我个人觉得有条件有时间有完全和身份隔离的电报号的话，可以在电报群组宣传，以分享优秀内容为主（而不是贴小广告）。不过安全第一，其他什么都是次要的。

@Neko #111607 是的。我觉得“中立性”是一个有条件的概念，因为“中”是一个位置，而位置是相对的；有“中”，首先得划出一个从左到右的（或者更复杂的）光谱。所以追求“中立”，不如追求信息中事实的准确度。虽然100%的准确无法达成，但是可以有方法逼近，采取不同的信息来源是方法之一。

怎么只有两大党派呢。光环效应和反光环效应阴魂不散，竞争不充分，各自夹带可疑的议程，含泪投票的感觉真的不好。

不能同意更多。其实，多党制、议会制真的不适合美国吗？这真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大Bo师啊，你女儿送错人了 ：（

Rally up lawyers so we can sue (」・ω・)」

看了标题我觉得没有必要看视频了。

感谢楼主更新！很有意思的结果。

我之前投的是“其他原因”。当初离开是觉得几个高管作风太过toxic。如果是现在的话，恐怕要加一个，反智主义横行。

动乱问题，我觉得取决于经济形势。

楼主，我冒昧说一句，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花时间去葱岛这种地方。我觉得品葱站长允许葱岛存在，就是为了示众，展示他心目中的“支那人”（尤其是其反对者）是多么的低级无聊，只会刷屏讲脏话。换句话说，葱岛本来就是品葱全权控制的一部分，是品葱站长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才允许存在的，是他取乐用的。所以说，为什么要送上去给他取乐呢？

原谅我这样说，但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再为品葱、葱岛什么的浪费时间了。品葱某些人觉得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不是网军就是魔怔人，除了整天反葱就没别的事可干。为此他们未必没有隐隐的得意，因为花时间精力去反对，也是一种看重。所以说，为什么要看重他们呢？

@rebecca #111366

因mail-in点票造成的【民主党最初落后，但最后时刻票数突然增加】的情况

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几个共和党控制的摇摆州（如密歇根、威斯康辛），因为共和党主持的立法机构严格限制提前数票（共和党因为自己的票仓更有可能现场投票，所以倾向于立法阻碍除了选举日现场投票以外的其他投票方式(๑◔‿◔๑)），于是造成了大量lag。而可以提早数票的州/地区，邮寄票出结果的时间会分布得比较均匀。

update: 邓矮子复活了。

其实我觉得膜乎挺像个小部落的。部落首领可以独断专行，但是部落成员如果不同意就会此起彼伏地抗议。我倒觉得这样不是坏事。原始丰饶(๑◔‿◔๑)

@Neko #111376 我感觉The Hill还是有点倾向，即反建制派。

@Antarc_re #111369 包子年轻时候长得其实不错。What happened?

配一张声乐几种唱法姐：

@冲杯三鹿给党喝 #111356 我都看傻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