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離 #6

自然资源在现在社会的重要性没有以前么大， 科技发展加上良性的社会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等就是好的证明。 而那些石油国家，真的做到全民富裕也不多，特别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

@Nina #17

由于疫情各地的很多个体户小商铺都生产艰难，但这不妨碍拼多多老板身价上千亿， 有人关注困难的个体商铺，有人就会跟你说拼多多老板如何有钱，不是一回事。

拆迁暴富是正当所得，没有什么可以说。 拆迁补偿不足才是问题， 拆迁返贫更是暴政恶政， 为人咒骂不足为奇

@stdmin #15

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都只是美国黑人一向是美国种族正义的主力。举个例子， 美国在二战时期把30多万日本人放到集中营里，后来就是黑人帮日本人打官司平反。 多了解一些黑人在美国平权运动的贡献和对其他族裔的影响再来这胡说八道也不迟

记得在《中县干部》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引导人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这句话里的目的都是为老百姓致富，但效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服务型政府，一切以老百姓为主，后者是政绩型政府，一切以将老百姓当成创造政绩的手段，然后得到往上升迁的资本，有的地方一把手一句话，就将整个产业换掉，转成做其他产业，完全不顾地方实际，而这些又往往随着领导的更替，给老百姓留下无穷的后患，同时也给下面的领导留下无数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造成无数的官民对立，积累下大量的矛盾，然后老百姓上访不止。在里面与上访老百姓的接触，我都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有来解决补贴没有发到位的，我会打电话叫相关局领导或乡镇领导核实解决。有因为穷困至极开小面包车拉客被罚三万的中年男子带着一身酸臭酒气来我办公室诉苦，对他来说，那面包车还管不了三万，三万是他一年的所有收入，我让交通局尽量酌情处理，罚三万很多时候是地方规则，并没有明文法律。有老太太和隔壁邻居为一小块地打了一辈子官司，然后一直悬而不决来找我解决，然后各部门相互推诿甩锅，在很多人看来，一小块的不值多少，但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她是为了一个“理”，一口正义之气，那才是她生活的意义所在。这里面最让我难受和感到无力的是那些棚改拆迁户。

小县城搞棚改拆迁，就是将老城拆了，在老城的地盘上翻新，改变城市面貌，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政策等让无数小康家庭一夜返贫。我所在的小县城老城区紧邻当地很有名的景区，很多老城区居民都有自己的商铺，很多人住着旧房子还带一个院子，没有多少人想要被拆迁，大部分人都是小康家庭。但政府的棚改政策一下来，让老百姓全部搬迁，说好了一个月就给钱或者给房，但新房没建起来，钱也没给，一次又一次向老百姓承诺下个月给，然后整整一年都没到，接着就是上千家来政府门口上访，政府一方面迫于维稳压力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还是想着如何从老百姓的补偿款里拿回一些财政收入。很多老百姓最初非常相信政府，所以一搬走就去借钱和各种贷款来买房或者干其他事，想着有钱在政府手里，然后一到期没拿到钱，没法还就被各种追债。更严重的是家里有老人生病了的，他们只能活活看着自己的家人病下去而想不出其他办法救治。有一家早期在老城开彩票站，老城区棚改之后，没有了唯一的收入来源，然后父亲突然得癌症，母亲守在病床前，儿子跑来政府要拆迁款，和我说，如果再不给钱，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担心母亲疯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走进我办公室时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将家人生病的材料递给我时，手也在不停地发抖，我答应一定和领导说明情况，他感恩戴德的样子真让我难受，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得的钱。还有一个下午，楼下的保安跑上来和我说，早上在广场上访晕倒的那个家属来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下楼去看，早上晕倒的那家家属倒还好，坐在广场上的树下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另一拆迁户激动地拉住我，将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开给我看，视频中是一个满身包扎和打满吊针的人躺在医院的人堆中，她们告诉我，他们的亲属因为生病送去了昆明某个医院医治，现在血管破裂，生命危急，急需用钱，如果这笔拆迁款再不给，他们的家属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他们要将家属的尸体拉来政府。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家属敢把尸体拉来政府了，政府的领导也不怕，因为只要敢拉来政府，政府就有理由给上访的人定罪。上面两件家属情况危急的事情，我都及时给领导做了汇报，后面领导们也特事特办，及时将一些钱打给了家属，开彩票站那家父亲在收到钱的当晚就去世了，事后领导们说，还好当时提前打了钱。对我来说，能对这些已经极其苦难的人有一点点作用，是我当时留在那里的一点点欣慰。

我最惊讶的一个上访事件是一个古城修复项目的民工和经理来，竟然让我碰到了8年没有见到的高中室友。那天同事告诉我，有上访的人找Z县，我出去和他们说Z县今天不在，他们就来找我，我一转过头看，这不是我那去了清华的高中室友吗？他高中毕业去了清华，我一直以为他在省会或者其他城市。他也很开心突然偶遇我，没想到我就是Z县的秘书，然后他让那些民工都回去，他留下来请我吃饭，于是中午我们就一起聊了很多。原来他在省会城市的国家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因里面关系户太多，不喜欢那种氛围，觉得没有干劲，于是辞职遇到了这个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很喜欢清北的学生，于是聘请他做董事长助理，一年给他二十多万年薪，工作不累，于是他就来了这里工作，差不多有一年了。他把找Z县解决问题的材料拿给我看，县里面欠他们公司2个多亿。之后我们一直在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上有很多来往，在年底时他告诉我他决定辞职回到成都，后来疫情未开始时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他们公司的民工在春节前三天和许多其他工程的农民工、还有差不多上千户的拆迁户围住了县政府，要县政府给解决欠薪欠拆迁款等问题。县政府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阵仗，也能感受到经济不比往年，但还是连同公安一起出动，软硬兼施并各个分化的方法驱散了上访的人，后面大家最担心即将到来的春节上访也因为疫情而成了一件“不算太坏的事”，没有人上访了。

疫情开始后，整个县政府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去过年，前一个月几乎天天开会到半夜，实际又没有讨论出什么，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出现新增病例，小县城那时候只有一个病例，却搞得全城恐慌，政府虽然没有说封城，但已经几乎不让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入，出去的别想进来。而底下各个村已经自发将路那些堵住，不让任何人进村串门。各级都怕出事，怕乌纱帽不保，因此用很多极端的手段，让一切经济都停滞。我那时候看到广州的病例差不多已经1000多了，但发现广州早已开始复工复产，如果各个地方的社会治理程度都能像广州一样，那伤害也会少一些。疫情开始有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有了辞职的打算，和我一起来的那位研究生是书记的秘书，疫情一开始就辞职了。平时出去聚会喝酒，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求稳的人，没想到会辞得那么快，后面听说原来他早在年前就在省会城市找好了下家。但我那时候再累都决定坚持下来，等到疫情过后再说，因为疫情期间离开，对我那位领导不负责，也对自己不负责。前面说过，Z县对人不错，我也不想这种时候让他再找人交接工作。他看书很多，记得那时候第一天跟他时，他和我聊起我的专业，然后马上和我说看过我们专业大佬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还和我探讨很多农村脱贫攻坚留下的问题。他是县里面看书最多也最勤的领导，如果不是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估计他可能会成为学者。记得和他一起去宁波招商引资，他在来去的飞机上一直在看许倬云写的《万古江河》，而且看得极为认真，后来他的司机L哥才告诉我，说他在飞机上最喜欢看书，因为在飞机上没有电话打扰他了，确实，从早到晚他都在接电话和开会，光是我给他发的微信消息一天就是无数条，我并不想给他发那么多消息，但会议太多，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他是县里面少有的不随便吼下级的领导，记得疫情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家都在高度紧张地工作，然后晚上各个县领导要开会到半夜3点，那段时间我因为太忙有怠慢过一些事情，他少有的生气过，他也担心被上面的问责。但其他领导的秘书都需要陪领导开会到半夜直到会议结束，而他往往在过了凌晨一点左右就不再找我，而且不需要我陪他一起在那个“乌烟瘴气”（每个县领导一天可能2包烟）的会议室里开会。所以我一般晚上过了1点钟就回去了，而其他秘书常常要等到半夜3点。我是个睡眠比较差的人，所以睡觉时手机一直都是静音，他也比较尊重秘书，所以半夜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有同事对我晚上睡觉让手机静音颇感诧异，似乎我是那个做错了事的人，因为他们认为秘书必须24小时待命。小县城曾经半夜出过一次大事，所有领导都半夜把秘书叫了起来，只有他没有叫我，只叫了司机。尤其感谢的是元旦节我最好的朋友从北大回来高中参加篝火晚会，他知道后立即同意我去见我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并嘱托他以前税务局的朋友顺带捎我到地级市的高中，还让第二天带我的朋友来，他请吃饭。

后面四月底我要走的时候，在从乡镇考察回来的路上，他说：“小X，以后远走高飞了不要忘了我们”，然后司机L哥在一旁也说常回来看看。Z县说以后有什么好书和他说，他马上买来看，并嘱咐我，希望我少点书生气，多点“流氓气”。实际去年年底时就和他说过我可能会走，当时港中文给我发了博士面试的邀请，我本想拒绝，后来抱着忐忑的心情和Z县说了，Z县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一定要去试一下，能去读博更好，留在这里干什么。后来我面试后对方还比较满意，所以我估计第二年四月份会给我offer，然后一直等到4月份，未曾想到短短几个月，世界局势和香港局势早已大不如从前，很多申欧美的转投香港，香港那边和我说还在考虑。但经过疫情和很多事情，我离开的心意已决。Z县在我要走的那周周五，让我叫上我在县城比较熟悉的同事朋友，他做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那晚他还带了他已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是我高中的师妹，大家一起喝了三瓶白酒和半箱啤酒，那也是工作半年多以来唯一在外面喝到吐的一次，因为太开心，Z县是性情中人，我也是。

我最终还是在父母和很多亲戚的极力反对下离开了体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不到希望，普通人的天花板太明显，即使一去就是副科级。推荐大家去看冯军旗读博挂职副县长时写的《中县干部》，一个普通公务员要当副科级干部，大部分是一辈子，少部分能力强者，能去县委办或政府办工作的可以是四年左右，然后再花5年到正科级，10年到副处级，这样的已经是万里挑一，而到副处级已经是40多岁了，人生已经不可能再往上走多少，普通人的副处级几乎就是人中龙凤。但我想象过，让我四十多岁真正成为了副处级领导，没时间回家，身体各种病痛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绝对不是！同时，只要成了一个副科级干部，几乎就成了国家的人，如果不是因公，就连省外都很少有时间去，更何况国外。另外，内心的纠结还来自于很多事力不从心，不是自己想做也得做。我在那里每天都会有上访的人来找我诉苦，严重的是家破人亡。有被拆迁的普通老百姓来政府那里天天下跪，因为政府拆迁了没给钱，然后以各种理由拖延，却对老百姓说是为了大家好。有很多做工程的老板被政府活活拖破产，小到几十万的修路，大到上亿的项目等。普通人的痛苦我无力解决，我县领导也无力解决，即使他已经是政府里面很有话语权的一个领导，但很多事仍然不是他能左右，他也只能适应那套体制，有时还要陪着体制和更上层的领导一起“昧着良心做事”，我才知道那叫“身不由己”。

离开后在之前导师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校园，我很多同级的同学已经读到博二或即将博三了，有人问我，如果当初直接选择硕转博或者直接申请了去读博，现在已经读了两年了，但于我来说，那段经历却异常宝贵，不是早读两年博士可以换回来的人生体验。

因涉及隐私及精力有限等，未一一道尽，先留个粗糙的记录供以后再忆）

中共对新疆75事件的处理原则，可以参看 高旭事件

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记 https://2049bbs.xyz/t/5605

回忆在危机四伏的南疆

https://2049bbs.xyz/t/5606

在美国的法轮功虽然有些宗教主张，但总体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团体。 江峰时刻是很正常的一个youtuber

@阿離 #1

你要这么看，韩国日本台湾的平原也不多。

@Nina #17

“疫情对我们行业影响很大。”

“你是什么行业？”

“旅游业。”

“那确实影响很大，你们收入也减少挺多吧？”

“我倒是没减少。”

“那你真不错，影响这么大还能稳住。你是哪个公司的？”

“我旅游局的。”（转自微博id欧阳志刚逐梦演艺圈）

当你说旅游业很惨淡，从业人员很艰苦时，有人却要和你谈旅游局的人收入依然很高。 这是另一个例子，大概只能说他们总能找到社会的高点，然后和你说观察社会要全面，不要偏激。 我看了就想笑，哈哈哈

@natasha #2

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歌手把对生活的感悟唱出来不是正常吗？ 也是一种感情的渲泄。 太闷了容易导致抑郁。

有句话说，和一个朋友分享烦恼，烦恼就少一份，和朋友分享快乐， 快乐就多一倍。 歌手写歌也差不多。

@natasha #21

自从端点星案后，我自己也变了很多， 有时候会把自己无力感用不恰当的形式发泄出来。 以前小二在的时候，都是他来当坏人，当管理员真是太轻松了

我以为中年男人才听李宗盛呢

在中共内部，基本都对公民个人权利都没有任何概念。 大部分官员认为帮人民做事就是对人民天大的恩惠，而不是自己作为公务员的本身义务。 共产党虽然天天号称 为人民服务，可本质就是把自己当人民的父母，对于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没有不剥削和克扣的。 比如，拆迁赔款，本来就应该直接发放，但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都不可能。预算从最上面一层就开始变相被克扣，然后层层雁过拔毛，最后依然拖欠，最后造成很多民意纠纷，上访。 这类现象在民主自由国家难以想象，首先这本身就是政府违法，其次这完全违背民意，这两点足以让政府领导不敢对普通人民对诉求视而不见，更不敢违法克扣普通公民的应得利益。

@natasha #34

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但是比现在会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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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人权律师节】

2020.7.7 美东9am，中国/台/港9pm

届时还将颁布：

中国人权律师奖

中国法治与人权奖

中文直播:

English:

媒体联络：滕彪：[email protected] +1 6173966099

何俊仁：+852 90203087

https://twitter.com/tengbiao/status/1279245953862709249

笑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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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oachinese.com/a/hk-survey-shows-57-support-us-gov-t-to-revoke-preferential-treatment-20200703/5487921.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香港 —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港版国安法”星期三正式实施。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成受访者赞成美国政府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

学者分析，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也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反映香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港版国安法”星期三(7月1日)正式实施，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港版国安法引美国制裁

“港版国安法”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完全没有公众咨询，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致国际社会反弹。

有香港民间组织估计星期三(7月1日)约有38万人上街反对实施港版国安法。

美国国会近日通过《香港自治法》，进一步授权美国政府向被指破坏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同时对与这些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制裁。

民调指57%支持美国政府取消特殊待遇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了解香港人是否支持美国因应港版国安法，实施制裁行动，星期五(7月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

问卷题目假设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询问受访者有多支持或反对美国政府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不再给予香港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经贸双边关系、自由兑换货币及签证待遇等。

结果显示，成功访问的超过7,600名受访者当中，超过6,800人是民主派支持者，他们当中有85%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只有4%反对；而受访的824名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0%受访者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另有55%反对。整体而言，有57%受访者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反对的有29%。

钟庭耀：民调反映香港人悲情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这个课题取材是基于香港市民很关心国安法，在正式实施后如何去处理国际关系，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

钟庭耀说：“如果大家是属于赞成美国制裁香港的，某一定程度是一个悲情的意见来的，即是说你希望其他人去制裁你，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这个我自己认为是一种矛盾亦都是一种悲剧来的。”

陈家洛：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完结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分析，民调结果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官方认为可以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而香港人则认为经济的功能与自由的向往缺一不可，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陈家洛说：“无远弗届的(中国)国家安全的种种的不论是情报、执行、解释，那个防火墙已经完全被摧毁，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了，在2020年的6月30日已经进入了、原来去到2047年，即是说之前讲的50年不变、两制的区隔、防火墙的重要性，去保持着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经济、贸易、金融以及我们的向往自由，这些核心价值、普世价值的基础已经完全被摧毁。”

陈家洛表示，民调结果显示，除了民主派支持者一面倒支持美国制裁香港，非民主派支持也有30%认同美国制裁香港，反映香港人自由意志的表达，香港已经步入一国一制。

陈家洛说：“这个调查是一个自由意志的表达，不是那些签名、联署运动，走出来‘攞彩'(邀功)、热身、那些挥动旗帜、唱歌那类民意表达，而是很冷静的香港人现在作出一个很清楚的研判，就是香港已经步入一国一制，所以以前那些在一国两制的前题假设底下所讲的优惠，国际社会的关联，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有别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城市，都要重新再研判。”

新冷战格局香港是见证

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美国的制裁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新研判，也是对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当美国的《香港自治法》针对性地制裁港版国安法的相关决策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尤其他们的经济活动，加上中国国企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及投资都陆续受到制裁的话，中国在国际的活动空间受到围堵，就会形成“新冷战”的格局，香港就是一个见证。

陈家洛说：“香港在这个划时代的时空底下，做一个见证，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尽管我们有时很天真地想像，我们会不会是亚太地区的柏林、自由的地方，但是似乎现在更加多人讲的，都是柏林、不过你是东柏林，不是西柏林，国安法就好像柏林围墙那样，一夜之间建成，去堵截了你(香港)那样，所以我相信这些行动(制裁)是陆续会有来到，就着香港现在那个局势，以及针对着中国的一些围堵措施是会继续的。”

陈家洛估计，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府会进一步压迫9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可能取消(DQ)更多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近日已经出现不少来历不明及抹黑参与民主派初选候选人的宣传品，他相信有关情况会陆续有来，亦会持续引起国际关注。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7%A7%BB%E6%B0%91-%E6%8A%97%E7%88%AD-%E7%A4%BE%E9%81%8B%E7%B4%85%E7%B7%9A-%E5%9C%8B%E5%AE%89%E5%9C%8B%E4%B8%8D%E5%AE%89/#.Xv7pp7QBz6s.twitter

一、國安襲港，誰會移民？

不少人衝口而出的答案會是黃絲。但仔細想想，又覺得未必。全面地看，可借用風險這概念。這裏講的，當然是國安法帶給香港的負面或下行風險，down-side risks，分政治的和經濟的。其他因素不論，要面對的風險越高，越傾向移民。

政治風險，指國安法實施之後，港人失去若干政治自由，做某些事或會受到強力禁制。這種風險，自是黃絲遇到的會比藍絲多，除非習總學老毛搞文革，那香港就會像當時中國，不論反毛擁毛都一鑊熟。中國再來一遍文革不是完全不可能。文革是從所謂反修正主義開始的，牽涉中蘇關係，外交部是最初幾個重災區之一；現在習總反美，外交部也成了急先鋒，漸漸出現像當年一樣激的戰狼。中印邊境出事了，也和文革前的1962年形勢差不多。內部，當年老毛搞路線鬥爭挑起權鬥，非常殘酷；今天，習總的各項政策損害大批人的私利，權鬥隨時爆發。文革前夜發生駭人聽聞的借清洗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搞種族屠殺的事，今天新疆把百萬維族人趕入集中營，都反映漢族內部矛盾過熱，借打壓外族來宣泄。可見，國安法不過是又一次極左思潮的產物，藍絲黃絲同樣有可能一鑊熟。不過，就眼下而言，各種程度的政治風險加權平均，顯然是對黃絲更不利，這很自然。

經濟風險，指國安壓頂大形勢之下經濟惡化帶來的風險。首先，中美交惡，香港不能再享美國長期以來給予的優待，眼看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外企亞洲總部首選地點等的地位將全面丟失；何況，美國連香港也不再信任，遑論大灣區，所以那邊的發展大計要泡湯了。而且，因為大陸經濟也因中美脫鈎而受到損害，本來已經存在的各種不利因素如人口老化紅利消失等都會放大，引致「中國衰、香港衰」的董氏效應。這種情況底下，因為藍絲享的商界利益一向比黃絲厚，加上那些從來迴避政治只求經濟穩定、只看重個人收入上升而對大環境的事不與聞的正牌中產港豬是藍絲居多，故可以結論，要面對國安法實施帶來的純經濟風險，藍絲整體比黃絲更不利。

個別人士或家庭思考移民與否時，上述兩種負面風險都是所謂push factor，會把香港人推上移民路。除此之外，還應考慮發達國即主要移民目的地的各種pull factor。發達國文化和社會秩序（即廣義的政治）對香港人的吸引力，於藍黃傾向無大關係。舉例說，哈日族裏有黃也有藍，反而最出名的就是藍到唔得掂的那位前教育局長。哈英族也一樣，其中表表者，當然要數與日不落國千絲萬縷、本有打算退了休到彼邦享受金色餘生的香港現任和前任第一家庭裏的那些海軍藍。至於經濟方面的pull factor，恐怕也是對藍絲而言更強大，因為他們平均比較富裕，移了民更有能力在當地做生意或更有條件印印腳嘆老牌富裕社會的世界。

除了這push與pull factors，考慮移民時還有處於中間橫梗着的transaction costs和家庭或個人經濟實力的門檻，對平均比較富裕的藍絲而言，這些高欄當然可以更輕鬆逾越。

綜上所述，不見得黃絲移民會比藍絲多；更可能的是二者不相伯仲，甚至藍的會比黃的稍多。有些人會擔心，黃絲都移民了，誰來投民主派的票？社運何以為繼？但有理由相信，起碼在黃藍選票相對數目的問題上，民主派不必太擔心移民潮的影響。至於整個社運的興衰與移民潮的關係，倒是可以深入一點探討。

二、抗爭者的海內外陣勢平衡

近世史上，一國之內的社運抗爭，往往都是與外部相連的。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歐洲各國的左翼政黨給與不少助力。奪取政權之前的十年裏，列寧不在俄羅斯的時間居多；甚至1917年的二月革命發生的時候，列寧和不少同志的大本營都在中立國瑞士，直到該年4月16日，列寧才坐火車回到聖彼得堡領導革命，那就是Edmund Wilson論社會主義運動名著《To The Finland Station》一書以之為名的歷史性一刻。（芬蘭站在聖彼得堡，是俄羅斯與北歐之間的交通樞紐，19世紀後葉由芬蘭國營鐵路公司興建，是為該鐵路的俄國終點站。）

中國三民主義革命，日本和英國的助力都是關鍵；孫文本人，經常奔走在國際之間，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和武昌起義發生的時候，他還在美國演說募款，所以他常說，華僑是革命之母。1949年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有留法的勤工儉學派打基礎，還靠了蘇聯當金主和供應軍火才可能成功。這些都是歷史常識。

1948年以色列復國，之前在國際間奔走斡旋的，主要是流落海外兩千年的猶太人。以色列國父David Ben-Gurion是在波蘭出生、長大的。90年代台灣民主化，沒有之前幾十年海外台灣同鄉會打下的基礎，也難那麽順利成事。

遠一點的，有1776年得到法國支持的美國革命成功了，殖民地獨立建國。還有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主角之一的英王威廉三世，根本不是英國人，而是荷蘭幾個省的執政，是由他帶兵渡海攻打英國勝利了才發生的一次影響全世界的憲政民主革命。

所有這些事例，在在說明社會抗爭能夠成功，在地翼和外地翼都有其重要而不同的角色。外地翼因為不受在地政權打壓，發展比較自由，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在地翼，於適當時機一蹴而就。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上述的各個成功的運動相比，其外地翼不是太大太強而是太小太弱。那是因為香港社會一直太好，香港人絕大多數不得已不會移民。但考慮到未來，一個人數更多、力量更大的香港民主運動海外翼，更能幫助整個運動達至一個更高效的結構平衡。促成這個發展的，沒想到會是國安法。這一點，中國倒是很快便意識到；這就是為甚麽以前黨國高幹咒罵香港人不高興大可移民，但周前英國聲明，一旦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便會收容多至幾百萬的BNO移民，中國一聽，馬上扯火。香港出現幾百萬人移民潮的概率很低，但便是幾個百分點的人離開，亦 足以令運動的海內外結構急促優化。

國安法出籠之後，坊間有不少圍繞着移民尤其是黃絲移民的道義問題的討論；不少人想移民，但馬上生出罪惡感，這或許是因為未充份考慮到上面提出的運動內外翼結構還有很大優化餘地的觀點。

三、國安法與香港分離主義

大凡一個政治運動初生之時都容易過火，所以幾年前香港獨自派、勇武派橫空出世的時候，我就提出「兩條紅線」不可逾越之說。那兩條紅線，一是所謂的「暴力邊沿論」，一是「法理港獨」。後者認為獨自派能夠在（當時的）法律容許範圍之內找到足夠發展空間，因而不必在這特別敏感的問題上強調違法達義。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浩瀚澎拜，這個說法很快消失於無形，我因此也明顯成為了old seafood。不過，國安法推出在即，中港政權打壓民主運動將變本加厲，我因此重提這「兩條紅線論」，不主張送頭。

我認為，運動幾年來的血汗付出，已令分離意識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基本上自發滋長、充實、發散，中港區隔的意識也會更有效地自動強化，暫時不需要社運人付出太多。這好比跟小孩子玩盪鞦韆，開頭你要使勁推，但之後只需適時順勢輕推，它也可以不停地盪很高。原因很簡單，最初幾下提供的動能（Kinetic Energy），累積轉化為每次盪到最高點上所包含的勢能（Potential Energy），其後鞦韆不斷在重力場裏自動升降來回，兩種能量交叉轉化。想想，過去幾年也真的如是。

2014、2016時用力推，增加了社會運動的動能，其後兩三年的相對靜態（即一些人誤以為的抑鬱），其實是動能轉化作勢能，豐厚地儲存於人們心裏。到2019年6月，這勢能又轉化為動能，還加進了新的，直讓世界嘆為觀止。現在運動相對靜止，那是動能再次向勢能轉化，內化到更多人心底裏，但總能量同樣不滅，只需作微量補充。此所謂蓄勢待發。於期間，人們休養生息、思考、學習、規劃、擴建連絡網、補做私事、加緊作稻粱謀，等等，都是自然而然，不在話下。抗爭的舞台也於此時轉到中西方政府之間，儼然成為一場接力賽，讓之前在跑的運動員坐坐吃花生。如此看來，往後幾年，我提的社運兩紅線，應該還是比較實在的。

四、國安誰不安？

國安法還未立，國際上已經罵聲四起，先是美國，繼而英國、歐盟、G7，連素來與人為善的日本，這次也不甘人後，首相安培還說要領導各國發聲明捍衞香港。得道多助，香港人的付出與作為，廣為世界各國尊重，並從中明白到香港處於普世抗暴第一線，於是願意給予道義支持。美國最新的舉動，是參院全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在眾院的下一步應該也不成問題。這個法案一旦通過，將規定美國政府對所有危害香港自治的個人和公司實施制裁。HSBC會不會是首當其衝？林鄭一夥誰個會率先給美帝點名祭旗？然而，對中國而言，這些大都是外圍震蕩；更值得留意的是，國安法無可避免引致中國內部不安。

一兩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政府都在檢討、收縮與中國的雙邊經濟關係。武肺發生後，因為各國民間對中國的反感增強，上述趨勢明顯加劇，各國對華為、中興等中企限制增加，就很有代表性。現在國安法出籠，馬上替各國政壇的仇華派添加更多彈藥。這些變化的總體效果便是令世界經濟與中國脫鈎、秩序重組。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內部從中央到地方，絕大部份政治派系和集團都從國際上得到巨大利益；要繼續得到這些利益，大前提是要和發達國保持一定的良好關係，不能魚死網破，因此一直以來的中國外交界都遵從中美關係「鬥而不破」這個大原則。但這個政策給習近平搞砸了。

習派在中國政壇利益盛宴上是遲來客，改革開放以來的好東西都在市場環節，而且都給鄧江李胡溫各派家族牢牢掌控，習派難分一杯羹，只能靠黨政力量掌控、壯大國企，再用國企反吃民企，這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

國際關係搞砸了，對習派無大損失；但是，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損失就非常巨大。結果必然引致嚴重的黨內鬥爭，而矛頭所指，當然是2012年以來帶頭在國際上搞反美戰狼外交的現屆領導。今年是習近平上台即搞的脫貧計劃收官年，實際成效有多少沒關係，面子最緊要，所以去年從北京到各地大城市都有壓縮「低端人口」掃地出門的做法。可偏偏今年的人大開到最後，團派總理李克强兜篤將軍，公然透露中國還有六億人口月入1,000人仔不到，而按世界銀行的有關標準推算，即還有大約四分一的中國人活在貧窮線以下。這招不是反習是甚麽？

國安法出籠，香港人固然不安，但國際反響出奇強烈的關係，最不安的，卻很可能是黨國最高層。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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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浩的很多歌都很好听， 这首老街我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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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遭街道人员殴打，政府回应：打错了

https://2049bbs.xyz/t/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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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狗却养猫 #4

😯

@natasha #2

这完全可以改变对一幅画的看法。。。。

个人与体制，弱势群体与强势的公权力， 鸡蛋与墙，想不明白这群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