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编乱侃 #19

如果是维持现状，台湾为什么属于中国？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 1957-1579 三年自然灾害，中共饿死了3千万中国人，你又怎么看？ 文革武斗死了上百万，你又怎么看？ 198964 屠杀学生，你又怎么看呢？ 抓铺法轮功的依据是什么？ 有依法公开审理吗？ 抓捕709维权律师的依据有什么？ 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 抓捕陈秋实许志永端点案两位的依据有是什么？ 为什么家属不能见到他们？

我也不支持中国再去索取所谓的历史领土，包括台湾。 但全体中国人民现在没活得有人格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人权啊

三、 实践理性批判

严格说来，按照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说法，“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这一术语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有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点上成功了，那么它就不需要批判这个纯粹能力本身……因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其实，在本章的最后，康德实际上也说到了这一层，即只可能有（一般的）实践理性的批判，而不可能有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纯粹理性如何可能是实践的，要解释这一点一切人类理性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正如我想要去证明自由本身作为某种意志的原因性是如何可能的一样”，“这里就是一切道德研究的最高限度”。实践理性批判其实就是要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能力即自由意志这一不再能寻求其更高根据、但却是实在的事实，并以之作标准，去批判和评价不纯粹的实践理性的种种表现。因此，第三章所采用的方法不再是前两章的分析法，而是综合法。因为道德律要使意志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虽然内容上是指要做到逻辑上一贯（合乎不矛盾律，因而是分析的），但形式上这只能是一个综合命题，“通过对绝对善良意志概念的分析并不能发现准则的那种属性”，而必须通过“自由”这一“第三者”的概念才能把双方综合起来，因为自由的“积极概念”正是意志的自己立法，也就是把个别意志建立为普遍意志的法则。

但自由本身是不可知的。“但我们不能证明自由哪怕在我们自身中和在人的本性中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我们如果要把一个存在者设想为有理性的、在其行动中赋有自己的原因性意识即赋有意志的，就必须以它为前提”。就是说，由于承认了意志的规律即道德法则，所以才有了设定自由的理由。但反过来，承认道德法则的理由首先却必须由自由来设定，这就形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循环论证”。康德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两种设定分别归于从现象去设定后面的自在之物，和从自在之物直接进行实践规律的设定。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了，则我们是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尽管它也并不自相矛盾）。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自由仍保持为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存在理由”），但已有了设定它的“认识理由”。

那么，定言命令（即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道德法则）如何可能呢？康德的回答是：“于是定言命令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了一个理知世界的成员”，但由于我同时又是一个感官世界的成员，我的一切行为就不是合乎、而且是“应当”合乎意志自律，“所以这种定言的应当就表现为一个先天综合判断，这样，在我的由感官欲求刺激起来的意志之上，又加上了同一个意志的理念，但这个意志却隶属于知性世界而是纯粹的、独立实践的”。就是说，自由使我具有了一个“理知世界”成员的资格，并以这种资格面对感官世界的种种诱惑而凌驾于其上，构成了“我应当……”这一定言的先天综合命令。至于自由本身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出于意志（而非出于认识）要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但自由却不是一个经验概念，不能形成知识。由此康德又回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再次指出只要我们严格分清这两者分属于自在之物和现象世界，则即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由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也能够从这种矛盾中摆脱出来。所以，与《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强调认识的界限相对，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实践的界限：“实践理性根本不会由于它把自己放进一个知性世界中来思考而超越自己的界限，但当它想要在其中直观自己、感觉自己时，它就超越自己的界限了。……假如它还从知性世界中取得一个意志的客体，即一个动因，那它就会超越自己的界限而自以为认识了某种它一无所知的东西。”

但是，如果自由的知性世界与自然的感性世界完全不相谋，那么道德律的定言命令就会永远只是一个空洞的教条而不会发生任何实际的作用了。然而康德又认为道德律的作用还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对道德律所感到的“关切”（Interesse，在这里不能译作“利益”）。这种关切在人们心中的基础是道德情感，即“敬重”，它不是道德评判的准绳，而只是“道德法则对意志造成的主观效果”；但他又认为，“关切就是那理性借以成为实践的、即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东西。”理性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有对行为的纯粹关切或直接的关切，而在其他功利行为和认识活动中只有对行为的间接关切。那么，敬重究竟是“道德法则对意志造成的主观效果”，还是使理性“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东西”呢？康德的意思是，从理知世界的角度看，敬重只是道德律在感官世界中造成的效果；但从感官世界的角度看，敬重恰好成为规定意志的动机，它代表道德律在感官世界中作用于意志，使意志排除一切其他感性关切和爱好而为道德律扫清障碍，它是取消一切其他情感的情感，即“谦卑”。这就彻底解释了在日常生活中由普通的道德理性所直观地了解到但并未深究的道德律和义务概念的根源及运作机制。

康德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理解道德命令的实践的无条件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而这就是对一个努力追求人类理性诸原则的界限的哲学所能合理要求的东西。”

四、几点评论

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形式主义，这也是从康德以来直到今天人们对他责难最多的一点。然而我以为，虽然形式主义在我们现实地理解和实行道德原则方面的确是一个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一切道德原则本身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道德从根本上说来的确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做。更重要的是，道德不是一次性的个别行为，而是具有普遍可能性和社会赞同性的行为（哪怕它只在个别人身上体现出来），没有形式化，这种行为的普遍意义就不能得到揭示。把道德原则提升为纯粹的形式（定言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使道德生活中的伪善无法藏身。“出于道德律”、“为义务而义务”的确很抽象，但至少能使一切试图把道德利用来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的做法不再理直气壮。不能否认，单纯停留于形式主义同样是对道德本质的偏见，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日常的普通道德知识提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进步，而且应当理解为现实历史的进步。例如康德“绝对命令”的三种变形的表达其实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最初人类道德的状况的确像是“自然法则”，那些不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如骗人、自杀等等正是在历史中被淘汰出道德法则的；“人是目的”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的共识，直到今天还支配着西方国家民众的道德意识，甚至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公认的“道德底线”；而“每个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的一个“目的国”则是人类至今尚未实现的道德理想，它也表达在《共产党宣言》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中。

此外，康德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道德完全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只有自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道德本身不是自足的教条，而是要由自由来建立、并由自由的规律来判断的法则。道德本身不是自明的，自由才是自明的。自由也有可能导致不道德，但自由本身的规律（自律）则必定是道德的。而且在康德看来，

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有规律的自由，即自律，自由不仅仅是一个点，或一个又一个毫无联系的点（任意、“为所欲为”），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保持自身同一的过程（人格的同一性），所以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负责，它是“义务”。所以，这样理解的自由就不是非理性，而正是理性的本质。同一个理性在认识上是按照法则去把握自然界（“人为自然界立法”），在实践上则是按照法则去行动（“人为自己立法”），而后者才是更根本的。

当然，康德把“积极的自由”限制在单纯理知世界对意志发出的“命令”的范围，而把感官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当作不纯粹和受限制的意志行为排除在自由之外，这就使这种“积极的自由”又带上了消极的意义，不能成为真正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尽管如此，康德把自由限制在“自在之物”领域而禁止其在经验中作认识上的理解，这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日常理性和科学主义力图把自由还原为自然或必然，还原为可由认识来加以固定的对象，这种倾向将导致人成为非人。自由其实正在于努力突破这种思想禁锢而向未知的领域超升，凡成为已知的，就有成为自由的束缚的可能。自由就是不断扬弃过去认为是自由的、而今已成为自由的“异化”的东西而作新的创造，这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从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中所获得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反思录[A].康浦·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C].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Immanuel Kant.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邓晓芒.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二、道德形而上学

通俗的道德哲学总是与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即使要立足于行为的动机来考察其道德意义，实际上却仍然把这种动机看作一种经验的事实。于是，人们永远可以从这种经验事实的后面假定一种隐藏更深的不道德的动机，因而否定有任何真正的道德行为；或是假定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从而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假象而沾沾自喜；而由于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事实来作最后的裁定，人们将陷入有无真正的道德行为的辩证论（二律背反）。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只有坚决把经验的事实排除在道德哲学的考虑之外，不靠举任何例子或榜样来说明道德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说道德哲学就完全与经验的事实无关了，而是说，先要把道德哲学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然后再从那个高度下降到通俗的道德哲学，重新诠释它的那些例证，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否则我们即使有了通俗道德哲学的一些法则，也不可能在日常实践中分清哪些是纯粹的道德因素。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则比通俗道德哲学的法则更高，因为它不是从经验的甚至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知识中所抽出来的法则，而是直接由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法则，因而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它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因此康德说：“但为了在这一加工（Bearbeitung）过程中由各个自然的阶段不仅从普通的道德评判（它在此很值得重视）前进到哲学的道德评判，而且从一种超不出在摸索中用例子所能达到的东西之外的通俗哲学前进到形而上学……，我们就必须把理性的实践能力从其普遍规定的规则一直追踪到义务概念由之发源的地方，并对之作出清晰的描述。”

于是康德就从一般“有理性者”和自然物的区别出发来自上而下地展开论证。有理性者的行动与自然作用不同就在于它有意志，即它不是按照法则运作，而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这就是实践理性。但如果一种意志除了受实践理性的规定外，还受到经验或感性的“爱好”的影响（如在人类那里），这种影响对意志来说就成为偏离法则表象的、偶然的，而实践理性的规定就对它成了“命令”。命令分为有条件的（假言的）和无条件的（定言的），前者只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目的的技术性的明智的劝告，后者才是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它唯一的原则只是实践理性本身，即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逻辑一贯性，它被表述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

在这里，“意愿”的（主观）“准则”能够成为一条（客观的）“普遍法则”表明意志是按照逻辑上的“不矛盾律”而维持自身的始终一贯，类似于孔子的“有一言而能终身行之”的要求。不同的是，孔子的道德律（“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立足于意志的逻辑一贯，而是强调始终不违背人心中固有的仁爱的情感。

接下来，康德从这条唯一的绝对命令中推出了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这是本章的主题，即在绝对命令的引导下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进到道德形而上学，再进到实践理性批判，也就是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再次深入刻画三阶段的层次区别。最为奇怪的是，即使在本章中，康德也重复三次对这三条派生命令轮番进行了讨论，而这三次重复也不是简单重复。第一次主要是举例说明，即在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解释中都以前述四个义务的例子作为话题，相当于“通俗的道德哲学”层次；第二次则是列表说明，指出了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范畴归属，相当于“道德形而上学”层次；第三次是把一切命令归结到“善良意志”和意志的“自律”，启开了“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维度，也就是对意志自由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后，将之作为绝对命令（道德律）这一“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以下试分别论列。

（１） 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这条命令与它由之所派生的绝对命令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普遍法则”变成了“普遍的自然法则”。为什么要强调“自然”法则？显然是为了普通理性能够具体理解；但由于这里不是指真正的自然法则，而只是“好像”自然法则，所以只是借用了自然法则的“形式”，因而还是从道德的形而上学层次来说明的，而不再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谈到过，实践理性的对象（善与恶）不可能像认识对象那样有自己的“图型”（Schema），但却可以有自己的“模型”（Typus），“所以，也要把感官世界的自然用作一个理知自然的模型，只要我们不将直观和依赖于直观的东西转移到理知自然上去，而只是把这个一般的合法则性形式（其概念甚至发生在最普通的理性运用中

但仅仅只是为了理性的纯粹实践运用这个意图才能够先天确定地被认识）与理知自然相联系。”所以下面所列举的四个例子就具有纯粹义务的“模型”的含义，康德将这四个例子按照“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重新整理为：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所谓“完全的义务”就是绝对没有例外的义务，例如：1.不要自杀；2.不要骗人。所谓“不完全的义务”则允许有例外，例如：3.要发展自己的才能；4.要帮助别人。显然，这里前两条相当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消极的义务”，后两条则相当于前面的“积极的义务”；但前面是按先客观（他人）、后主观（自己）排列，而这里是按先主观（自己）后客观（他人）排列。因为在“通俗的道德哲学”中人们首先注意的是对他人的义务，而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更重视的是人们对自己的义务。此外，完全的义务是违背了它就会陷入完全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取消的，如自杀一旦普遍化就没有人再可以自杀了，骗人一旦普遍化也就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人、因而也骗不成人了，因此这种义务更像是一种客观的“自然法则”；违背不完全的义务则不一定自我取消，如设想一个懒汉的世界和一个绝对冷漠的世界都是可能的，但没有人能够真的“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不遵守义务只不过是希望自己一个人“例外”而已。所以这只是类似于一种主观心理上的“自然法则”，违背了它只会导致自己意愿中（而非客观上）的自相矛盾。

无论如何，上述四个例子都证明了，从纯粹“理性”的眼光看，我们的行为及行为的意志不要自相矛盾，而是要成为普遍法则，才能够保持一贯性，这是评判一件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标准或准绳。但康德并不满足于例子的证明，他还要从中挖掘出内在的普遍联系。于是他问道：“对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将其行动任何时候都按照他们本身能够愿意应当用作普遍法则的那样一个准则来评判，这难道是一条普遍法则吗？如果它是这样一条法则，那么它必定已经（完全先天地）与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个概念结合起来了。但为了揭示这一联结，我们却必须不论如何曲折地跨出一步，即达到形而上学，虽然是进到与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不同的、亦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领域。”这就从人类道德行为的“意愿”（Wollen）提升到了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纯粹意志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层次。康德在这一层次上进一步分析了意志（Wille）概念，指出既然意志就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所以它跟直接的自然因果性（致动因）不同，是一种目的行为，因而有目的与手段之分，还有主观目的（质料的）和客观目的（形式的）之分。康德认为，只有客观目的才是一切有理性者的普遍必然的目的，具有绝对价值；主观目的只是一时的欲求，只有相对价值，因而随时可充作其他目的的手段。那么什么是客观目的呢？只有设定目的的意志主体本身（而不是它所设定的任何目的对象），这种主体作为绝对的目的就叫做“人格”（Person）。这就引入了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达方式。

（２） 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在这里，康德再次引述了上面那四个例子，但说法已有所不同，即不是从行为的逻辑一贯性和不自相矛盾（不自我取消）的这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类似于“自然淘汰”）的形式规律来立论，而是从行为的目的是否能成为绝对的最高目的来立论。实际上，作为意志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目的，则一切目的行为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目的性，而不过是一大堆互为手段的行为，总体上仍属于机械因果性（弱肉强食或互利共生之类）。因而，要使意志行为不变质为机械因果作用，而始终是目的性行为（始终保持为意志行为），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就是与一切物性不同的人性本身。所以四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1.不把自己的人性当手段；2.不把他人的人性当手段；3.以促进自己的人性为目的；4.以促进他人的人性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上述第２个例子之后有一个注释：“不要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俗语在此可以用作准绳或原则。因为这句话是从那个原则［指上述命令式］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带有各种限制；它决不可能是普遍法则，因为它不包含针对自己的义务的理由，不包含针对他人的爱的义务的理由……最后，也不包含相互之间应有的义务的理由；因为否则的话，罪犯就会根据这一理由而与处罚他的法官争辨了。”虽然康德这段话并不是专门针对孔子的“恕道”而言的，而是针对西方和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共同具有的“金规则”而言的，但我仍然愿意提醒进行中西文化、特别是康德和儒家伦理比较的人：按照康德的看法，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只有在“人是目的”这一前提下才能成为一条道德法则，否则虽然它表面上好像具有普遍法则的形式，因而与前一条派生的绝对命令形式（使你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难以区分，但终究是没有真正的普遍性的，而会成为一种用来逃脱处罚或达到其他有限目的的工具（如说：为了你在这个集体中更好地与人相处，以免遭人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明智的）。道德的“金规则”变成一条功利主义的、甚至“乡愿”的规则，仅在转手之间。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它建立在“人是目的”这条原则之上，没有任何别的有限目的（哪怕是“治国平天下”之类），它也可以是道德的。这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人格和人性。

然而，康德所谓“人性”（Menschheit）并不是单指地球上的人类的性质，而是任何有理性者的一般本性，因而它并不是主观上作为人的目的，即作为人现实地当作自己的目的的对象，“而是被表象为客观目的，即‘我们能够拥有我们所愿意的目的’这一法则，它应当构成一切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性条件，因而，它必须出自于纯粹理性。”这样理解的“客观目的”就不是某个具体的目的了，而是一般地“能够拥有目的”这一“法则”，也就是意志的“立法”。所以接下来，康德就从这一新达到的高度回顾说：“就是说，一切实践的立法客观上的根据就在于使得它能够成为一条法则（但顶多是自然法则）的那种规则和普遍性形式（按照第一条原则），主观上的根据则在于目的；但一切目的的主体却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第二条原则）：于是由此就得出了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作为它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这就是作为前两条原则的综合的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

（３） 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就是一般意志的自我立法或“自律”（Autonomie）的原则。康德指出，前面两条命令形式尽管也“假定”（annehmen）自己是定言命令，因而是绝对优先于其他一切法则和目的的，但在这两个命令式自身中并没有直接表明这一优先地位的根据何在，所以需要上述理念来提供这一根据。严格说来，这一理念并没有采取“命令”的形式（“你要……”），而是直接指陈一个事实，即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但有了这一理念，它就可以从前面的命令形式中排除各种利益的考虑，而将之变形为它自己的命令形式。如康德说：“如果有某种定言命令（即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一切意志而立的法则），那它就只能命令说：去做一切出自他意志的准则的事，就像这意志可以同时把它自己当作普遍立法的对象那样。”（对第一条派生的命令的变形）；又说：“有理性的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自己看作在一个通过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对第二条派生命令的变形）。可见前面两个命令形式中已经暗中包含着这第三个命令原则了，因此康德在这里不再逐条讨论前述四个例子，只注明上述例子在这里也适用。所以，按你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也好，把人看作目的也好，这些命令之所以必须遵守就有了最牢固的根据。“所以意志并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则，而是这样来服从法则，以至于它必须也被视为是自己立法的，正因此才是服从法则的（它能够把自己看作这法则的创造者）。”前面的命令表达了道德法则，但并没有表明这些法则就是立法的意志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所以很容易拿另外的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法则（如“治国平天下”，或上帝的诫命）。但普遍的意志立法这一原则就使每个意志作为自律的意志挺身而出，成为了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同时又把前面两条派生的命令包含在自身中了。所以只有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自律）才使得行动的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获得了“敬重”的道德情感。

于是康德总结道：“上述三种表现道德原则的方式根本说来却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多种公式，它们每一个把另外两个结合在自身之中。然而它们之中毕竟有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与其说是客观实践上的，不如说是主观的，即为的是使理性的理念（按照某种类比）更接近直观、并由此更接近情感。”接着康德就从已经达到的道德形而上学层次对这三种命令形式以排列对照的方式作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再次（第二轮）阐明。他表明，一切准则都具有一个普遍形式、一个目的质料和一个包括形式和质料在内的完备规定，所以才有上述三种道德命令的公式，它们依次经过了意志形式的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如果我们想在道德评判中总是按照严格的方法行事并以定言命令的普遍公式为基础，那我们只须遵行绝对命令的经典表达方式（即“要按照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条准则去行动”）就行了；但如果我们同时还想获得理解这条道德法则的“入口”，“那么引导同一个行为经过上述三个概念，并由此而使它尽可能多地贴近于直观，这是很有用的。”这就是对这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的第二轮阐明，它摆脱一切例子而突出了三条原则的形而上学实质。

接下来就是第三轮阐明，即通过第三条原则（意志自律）来从头引导全部三条原则。如把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归结为“一个绝对善良意志的公式”，把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中的“目的”归结为“不是一个起作用的目的，而是一个独立的目的……它只能是一切可能的目的本身的主体，因为这主体同时就是一个可能的绝对善良的意志的主体”。至于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也就是第三条原则自身，在这一轮阐明中也被引向了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的“悖论”（Paradoxon），表明正由于人性中的这一对立，人必须努力克服自然王国的干扰,自律才成为了人的一种“义务”并获得了令人敬重的尊严。

本章最后的几段文字列了三个小标题：“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一切不真的原则之根源的意志他律”、“由他律所假定的基本概念而来的一切可能的道德原则之划分”。第一个小标题表明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其可能性必须到下一章即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中去解决，在本章中则满足于通过分析道德概念而把它揭示出来。第二个小标题表明凡是不从意志自律出发而从意志的他律出发的行为都无道德价值。第三个小标题则展示了经验派的幸福主义和理性派的完善主义在道德问题上所表现的二律背反，指出他们都是以他律为基础，因而是违背道德的。但经分析而找到的这个意志自律既然是一个综合命题，它如何可能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对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批判才能说明，这就过渡到下一章。

人们通常一谈到康德哲学，立刻就想起了康德那晦涩的文句和高度抽象的思辨概念。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这方面也不例外。然而，康德曾明确表示，早年由于受到卢梭的影响，他对哲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要提供一种对普通人有用的哲学。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为他那表面看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达方式所吓倒，而是认真而耐心地切入他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确是处处在为普通老百姓考虑他们生存的根据，他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立足于普通人的思维水平，但力图把他们的思想往上提一提，以便能够合理地解决他们在人生旅途中所遇到的困惑。

正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在道德的事情中，人类理性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也能够很容易就被引向相当的正确和详尽”，“所以普通的人类理性不是出于任何一种思辨的需要（这种需要，只要那理性还满足于只是健全知性，就永远也用不着它），而是本身由实践的理由所推动，从自己的范围走出来，迈出了进入到实践哲学的领域的步伐”。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他则请读者注意“由商人和家庭妇女所组成的那些混杂的社交聚会中的交谈“，特别是说别人闲话（嚼舌头）的场合。

他为这种不好的习惯辩护说，这正表明了“理性的这种很乐意在被提出的实践问题中自己作出最精细的鉴定的倾向”，并认为可以把这种倾向运用于对青年的道德教育中，因为它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情感，所以反而比任何高尚的榜样或热忱的激励更能养成纯粹的道德素质。因此康德要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日常理性中已经包含着的道德法则单纯地提取出来，加以论证，以便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任何一件行动的纯粹道德内涵的判断进行指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将全部正文的内容分为三章：一、“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向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二、“从通俗的道德哲学到道德形而上学过渡”；三、“从道德形而上学到实践理性批判过渡”。在这里，康德的道德哲学明显表现出有三个不同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即“通俗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下面我们来分别考察这三个层次的区别。

一、通俗的道德哲学

康德指出，普通人类理性都会承认，一件事情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善良意志”， 而不在于它的实用性。因而善良意志是我们在撇开一切感性的东西时单凭理性来设想的一种意志，而理性（作为实践理性）则是一种“应当给意志以影响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的使命决不是作为另外意图的手段，而是产生出自在地本身就是善良的意志来”。大自然给人配备了理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感性欲求，因为在这种满足上人的本能比理性要更有用，人的理性是为了更高的理想，也就是实现“义务”这一包含着善良意志的概念。

对于这一点，每个普通人单凭自己自然的健全知性即可领会，所以“不须教导，只要解释就行”。但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义务和“爱好”经常混杂在一起，因而一个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仅仅是明智的，仅凭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还不足以区分，而必须提升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即从日常混杂的行为中把“出于义务”（而不仅仅是“合乎义务”）的成分区别出来。

于是康德接下来就举了四个例子来对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加以解释。这四个例子并不是随便举的，而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排列的。这四个例子就是：１）做买卖童叟无欺（对他人的消极义务）；２）不放弃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消极义务）；３）帮助他人（对他人的积极义务）；４）增进自己的幸福（对自己的积极义务）。

康德指出，在这四个例子中，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涵义必须是“出于义务”，而不仅仅是“合乎义务”。合乎义务的事从普通的道德理性来看是值得嘉奖和鼓励的，因而属于“普通的道德理性的知识”；但从哲学的道德理性来看却还不一定值得高度推崇，还要看它是否真是“出于义务”而做的。有人做好事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或是出于自己乐善好施的性格，有人维持生命只是出于本能或爱好，追求幸福只是为了享受，在康德看来这些都不能算作道德的。

只有为义务而做好事，只有即使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处境中仍然不自杀，这才上升到了哲学的道德理性的层次，其“知识”可归结为三条命题：１）只有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２）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其结果（目的），而只在于其意志的准则（动机），因而这准则只能是意志的先天形式原则；３）“义务就是一个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行动的必然性”，这敬重所针对的法则是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述四个例子在后面第二章中于相应的三个地方被重述了三遍。当然，这种重述并非毫无必要，而是对同一个问题的逐步加深，即从一般通俗的道德哲学上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来看待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就在这里所提出的三条命题中，已经显示出了该书总体结构的三个层次了，即：哲学的道德理性能够从普通的道德理性中把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作为真正道德的行为分辨出来；道德的形而上学则能够在哲学的道德理性或通俗的道德哲学中把出于义务的动机归结为意志的先天形式法则，即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作为意志的先天的普遍立法原则（“自律”）如何可能，即它的必然性根据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课题，后者将这种可能性归结为人的自由，这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了全部论证的起点即自由意志。

本书在康德的所有著作中似乎是唯一地在结构上显露出了这种“全息式”结构方式的，即每一部分都体现了总体上“正、反、合”的三段式结构，这种方式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但其根源还是埋藏在康德以范畴关系为指导而制定的“建筑术”中。

不过本章的任务并不是概括全书，而只是展示其中的第一个层次，即“通俗的道德哲学”层次，也就是从普通人最日常的道德意识入手。所以康德说：“因此为了使我的意愿成为善的我必须做什么，对此我根本用不着任何超人的机敏。……我只是问自己：你也能够愿意使你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吗？”虽然这时我们还看不出对这一普遍立法原则的敬重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们已经在普通人类理性的道德知识中获得了它的原则，虽然这理性并未想到把这一原则以如此普遍的形式分离出来，但实际上总是念兹在兹，将其用作自己评判的准绳。”所以一个普通人，“即使不教给他们任何新东西，只须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他们注意自己固有的原则，因而不须要任何科学和哲学，人们就知道如何做才是诚实的和善良的，乃至于智慧的和有德的。”但可惜的是，这种通俗的道德哲学若真地停留于朴素状态而失去了更高的哲学的指导，就容易在实践理性自然产生的“辩证论”面前迷失方向而走上歧路，从而使自己的本性遭到败坏，“这甚至使普通的实践理性本身最终毕竟不能称之为善的。”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从通俗的道德哲学上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

呼吁公正和公平辩论的公开信

2020年7月7日

我们的文化机构正面临审判的时刻。强力的种族和社会正义抗议活动，带来对警察系统改革的更多要求，以及对整个社会更大程度的平等和包容的广泛呼吁，这些呼声尤其出现在高等教育，新闻业，慈善事业和艺术领域。

但是，这类重要的行动也同时加剧了一套新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承诺的出现，这些倾向和态度在削弱我们对公开辩论和对分歧的容忍尺度，表现为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整合。

当我们为前者的现象喝彩时，我们也同时反对第二种情况的发展。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强，并在川普（Donald Trump）集团中拥有强大的盟友，这对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允许抵抗力量把教条或强制性变成自己的品牌——而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些。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任何一方出现的不宽容的现象，才能维护民主的包容。

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换，本是自由社会的命脉，而现在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受限。虽然我们早已知道极端的权利喜欢这些，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审查做派也越来越广泛地传播起来：不宽容反对的声音，将公开羞辱和排斥作为一种新时尚，以及试图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去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

我们曾经坚持维护来自各个角度的声音，包括那些大声的甚至是苛刻的反对。但是现在，那些呼吁针对不同言语和思想做出迅速而严厉的报复的声音，开始变得很普遍。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机构的领导们，以弥补损害为出发，采取草率而过度的方式施行惩罚，而不是进行深思熟虑的改革。

编辑因发表有争议的文章而被解雇；书籍因所谓的不真实信息而遭到撤回；记者被禁止发表某些话题；教授因为课堂上引用某些文学作品而被调查；研究员因传播一个被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而被解雇；组织负责人因偶然的笨拙错误而被赶下台。

无论围绕每个特定事件的争论如何，其结果都是进一步缩小言论自由的范围，且不用担心被惩罚的后果。我们已经为规避风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在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圈子里，他们担心如果自己偏离共识，甚至如果没有对共识表现出来足够的热情，就无法维持生计。

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将损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不宽容的社会，限制辩论总是首先会伤害到那些缺乏权力的人，并使每个人都减少民主参与的能动性。挫败坏主意的方法是通过曝光，争论和说服，而不是通过沉默或希望他们消失。我们拒绝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进行任何错误的选择，而这些离不开彼此。

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进行实践、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我们需要保留真诚分歧的可能性，且不会由此产生影响工作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的职业所依赖的这种生命线，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公众或国家替我们去捍卫。

之前获奖的有：王全璋 高智晟律师， 唐荆陵律师

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Our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facing a moment of trial. Powerful protests for racial and social justice are leading to overdue demands for police reform, along with wider calls for greater equality and inclusion across our society, not least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ism, philanthropy, and the arts. But this needed reckoning has also intensified a new set of mor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s that tend to weaken our norms of open debate and toleration of differences in favor of ideological conformity. As we applaud the first development, we also raise our voices against the second. The forces of illiberalism are gaining strength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have a powerful ally in Donald Trump, who represents a real threat to democracy. But resistanc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harden into its own brand of dogma or coercion—which right-wing demagogues are already exploiting. The democratic inclusion we want can be achieved only if we speak out against the intolerant climate that has set in on all sides.

The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e lifeblood of a liberal society, is daily becoming more constricted. While we have come to expect this on the radical right, censoriousness is also spreading more widely in our culture: an intolerance of opposing views, a vogue for public shaming and ostracism, and the tendency to dissolve complex policy issues in a blinding moral certainty. We uphold the value of robust and even caustic counter-speech from all quarters. But it is now all too common to hear calls for swift and severe retribution in response to perceived transgressions of speech and thought. More troubling still, institutional leaders, in a spirit of panicked damage control, are delivering hasty and disproportionate punishments instead of considered reforms. Editors are fired for running controversial pieces; books are withdrawn for alleged inauthenticity; journalists are barred from writing on certain topics; professors are investigated for quoting works of literature in class; a researcher is fired for circulating a peer-reviewed academic study; and the heads of organizations are ousted for what are sometimes just clumsy mistakes. Whatever the arguments around each particular incident, the result has been to steadily narrow the boundaries of what can be said without the threat of reprisal. We are already paying the price in greater risk aversion among writers, artists, and journalists who fear for their livelihoods if they depart from the consensus, or even lack sufficient zeal in agreement.

This stifling atmosphere will ultimately harm the most vital causes of our time. The restriction of debate, whether by a repressive government or an intolerant society, invariably hurts those who lack power and makes everyone less capable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he way to defeat bad ideas is by exposur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not by trying to silence or wish them away. We refuse any false choice between justice and freedom, which cannot exist without each other. As writers we need a culture that leaves us room for experimentation, risk taking, and even mistakes. We need to preserve the possibility of good-faith disagreement without dire professional consequences. If we won’t defend the very thing on which our work depends, we shouldn’t expect the public or the state to defend it for us.

@natasha #1

尊重个人选择

加一点： 胡锡进可不止糊弄历史，还忽略中共当下正在剥夺中国人应该享有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基本人权，并且正在大力迫害任何纪念六四的，有宗教信仰的，反思历史的， 维权的， 保留记忆的，如端点星案 etc

光复海参崴 时代革命

@在脸地 #2

共产党杀人，你来要求澳大利亚给你正义？？？？

比一些人形禽兽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你要喜欢以前的电视剧，一定要看港剧， 比如妙手仁心

我非常喜欢以前港剧里的那种感觉，平淡和谐的小生活

@natasha #28

中国的科学其实不怎么发达，从《几何原本》开始，欧洲的数学就是从原理开始打下基础， 这也是当代科学发展遵循的原则。 中国古代技术还不错，但是很少人研究背后的原理，更没有建立以公理为基础的科学。

中国如果能在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开始吸收欧洲的科学发展，或许还有救。但不太可能

@爱狗却养猫 #1

胡锡进就是两面嘴脸，哪有值得同情。 香港岛和九龙都是永久性割让给英国，并且是在1842年开始，海参崴是1860年割让给俄罗斯的。 其次， 英国没有屠杀本地华人，反而让香港成为了国际都市，但俄罗斯多次屠杀华人。纵使领土不能要回来，作为中国人，对错是非还是应该认识清楚。

@爱狗却养猫 #2

未来的事情，谁能保证？ 中共倒是能说了算，但中共的话，谁知道真假？ 中共要是有信用，中国也不至于有今天

好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tmd到底是个什么时代

推上何频刚刚发推，有人知道详情吗？ 无论是真假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5989-20200706.htm

內地志願組織「端點星」專門將網上熱議社會事件的文章和資料備份，當發現資料被删除，義工便將被刪文章上載到專用平台，讓網民閱覽。2名參與的義工陳玫和蔡偉，4月被公安帶走，家人6月接獲通知，2人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捕。

陳玫哥哥陳堃表示，「端點星」今年曾上載一百多篇與新型肺炎有關的文章，包括紀念最先披露疫情並病逝的武漢醫生李文亮的報道等，估計弟弟被捕與重新上載這些被刪文章有關。

陳堃又說，疑犯最多可聘請2名律師辯護，但官方聲稱弟弟已自願申請免費法律援助，並先後指派2名律師協助，令家屬難以自行改聘律師，擔心官派律師未必會站在陳玫的角度辯護。

陳玫的朋友石小姐說，曾經在「端點星」的平台，見過陳玫用私人帳戶上載文章，估計因而身份曝光被捕。她認為，陳玫非撰稿人，文章亦曾公開，難以理解為何重新上載資料引致被捕。她說不少曾參與協助新型肺炎志願工作的義工，現都擔心人身安全。

內地律師張冬碩表示，「尋釁滋事罪」最初針對聚眾集結、挑起事端等的流氓行為，近年較多用於網上造謠同發布恐懼言論的個案。重新上載新聞資料或評論文章，理應不會犯法，但新型肺炎議題較為敏感，官方或另作處理。他說法律上被告和家屬可自行聘請律師，但內地刑事案關押率高，辦理改聘需時，家人只能要求公安和司法部門加快協調，盡快完成改聘手續。

胡锡进要人们忘记中俄之间的血海深仇，容忍其辱华，丧失民族立场，罔顾民族大义，不折不扣就是文化汉奸。

各各他的路

又名：髑髅地的苦难/主背十字架

1、髑髅地的路长又长，弯弯曲曲不平坦，

主耶稣肩背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那各各他。

2、十字苦架重肩上压，前迈一步多艰难，

主耶稣努力往前挣，为救我们甘心赴各各他。

3、头上荆棘冠鲜血淌，满身伤痕如刀扎，

主耶稣为我受苦难，忍着痛苦从容地到刑场。

4、髑髅地的路千古赞，此路永远放光芒，

主耶稣走完这条路，救恩完成就在那各各他。

副歌：

背呀！背呀！主为我们的罪背十字架，

背呀！背呀！背负我们的痛苦和重担。

夏宝龙不愧是中国尼禄

@natasha #4

你说的对

@natasha #13

嗯，我去参观夜巡这幅画时，他们正在扫描，看起来设备很高端，扫描很精细，听说是要准备修复

老师出来打脸学生，哈哈哈

总得来说，李嘉诚真是厉害，老早就买了很多英国的固定资产

@natasha #1

十分沙哑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一、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

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

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

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

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

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

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

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

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

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

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三、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

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复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

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

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

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艾格蒙国际反洗钱组织》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

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第八，平反“六四”。

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四、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2018年7月

@natasha #2

嫖娼这个罪名完全就是羞辱知识分子，和当年的臭老九一个意思，共产党本性不变

旧文重读

Pink Floyd -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这个配乐太符合主题了

看了视频，我也推荐。 我稍微编辑一下，因为现在直接贴 youtu.be 分享链接就好了

旧文重读

@冷嘲热讽 #5

政府行使的是公权力，根源来自人民， 2049既没有让你交钱，也不是你爹，是私人网站。 明白公私之别是基本常。 发言请准守2049规格， 不要尽说无意义的傻话

@Nina #5

恨不得现在就过去抱住你！ ♥️

@冷嘲热讽 #12

@gloryday #18

既然你喜欢1984，那你就自己去活在1984，别翻墙出来了

@natasha #2

看了下解说，这个男主形象也太完美了，这么纯洁善良还为理想坚持不懈，让我有点出戏

@natasha #3

魔幻。 中国电视剧不怎么谈审美，有时候剧情也一团糊，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什么。

@冷嘲热讽 #6

你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

@冷嘲热讽 #8

阿q精神

@natasha #32

你说的选择是什么意思？

@冷嘲热讽 #2 @岁在甲子 #4

警察是公务员，是拿纳税人的钱，工作不努力就应该辞退，就和其他公务员一样，哪会没有警察？？

打错了。公安错打了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家属。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昨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太搞”、“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网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网帖所述基本属实，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对南都记者称，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被在场者当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有网友评论说：问题不在于打人，而在于打错了人，打了领导的家属。以后领导及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时身上应该挂个牌子——我有身份，不要打我。

“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

网帖惊曝

省委门口6名警察暴打“黄厅爱人”

这篇题为《惊曝！湖北省委门口领导家属被便衣误作信访对象暴打》的帖子称：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打手机给政法委领导时，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6名男子，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猛踢一脚。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的陈玉莲质问：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但继续被打。

网帖称，6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着爬起来，其中3人又一拥而上，同时用脚猛踢她的下身，再次把她踹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6名男子围殴她16分钟

帖子称，现场一位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陈玉莲的另几个邻居也从省委对面小区跑过来，说，“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6人便说，你们叫她家里来人把她弄走。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名警察看守。

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当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发帖者还对这位分局领导的话进一步质疑：从领导这话不难发现，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监控录像

录像全程记录殴打16分钟

南都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确有陈玉莲其人，她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黄仕明本人昨天下午向南都记者证实了爱人被打一事。

陈玉莲被打过程，被省委南大门几处监控摄像头全程摄录。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家属告诉记者，录像非常清晰，施暴过程“惨无人道”，从6月23日上午9点10分到9点26分23秒，殴打过程持续了超过16分钟。

“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妹妹陈翠莲告诉记者，“打人的那个光头，满脸横肉，人高马大的，一上去就把我姐姐的提包一脚踢飞几米远，对着头就是一拳，照着大腿又是一脚。他们的装束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人民警察，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后来又有四个人一起上，一个人拉着手，三个人用脚踢，推倒在哨兵的铁护栏上。我姐姐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他们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陈翠莲描述录像。

陈翠莲说，“姐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打人的六个人身高全在1.8米以上。我们到医院看到姐姐身上到处都是青斑，家里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姐姐几次都不想活了。”陈翠莲还说，姐姐右臂残疾，当知青时因劳动受伤，骨折后变形，至今仍是弯曲的。

陈翠莲还介绍，由于被打的是省政法委干部家属，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光我知道，省政法委有15个领导都看过这个录像，武汉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看过。”事后家属强烈要求将录像曝光，但直到目前“录像仍被有关部门封存”。

“我在想，如果被打的不是我姐姐，如果是一个农民被打了，是一个普通人被打了，他们领导还会这么重视吗？我甚至想，他们可能连公安干警的身份都不会承认。”

记者调查

打人者系公安“信访专班”人员

据陈家事后从公安部门拿到的名单，6名打人者分别为：肖某某、普某某、郑某某、刘某某、潘某某、余某某。他们的身份经核实，均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干警。

湖北省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他们编制属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有打砸烧等突发事件，则由他们来维持治安。

事发当天，陈玉莲被打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据陈家属说，从已掌握的事实看，当天打人还是属于个人行为。虽然大家也在怀疑事件背后是否有人授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个领导操纵指使授意他们这么干”。

据上述省政法委人士透露，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状态为“下岗、停职、反醒、等候处理”，但还没有任何处理意见。陈家表示，“事发后，他们不断来找我们说情，要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还说如果把他们处分了，就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先进单位，处分了先进称号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还讲情说，打人者的家庭都很困难，如果处分了以后生活会受到影响，请求从这个角度同情他们。”

但陈翠莲从公安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却称，打人的6名警察被停职后，“已经安排他们出去旅游了”。但此消息未经记者证实。“作为家属，我们要求一定要依法依规处理，如果有人袒护包庇，不但我们不会答应，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是不会答应的。”

伤者自述

领导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南都记者联系到了仍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陈玉莲。陈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现年58岁，她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被殴确为事实。

陈玉莲回忆：6月22日，她与湖北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曾通电话，约在次日见面。找这位副书记，陈说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6月23日上午，陈玉莲在进省委大院南大门时被卫兵拦住。陈说，我是桃山村的，找政法委副书记。陈住在桃山村小区，是省委机关宿舍，正对省委机关南大门，仅隔一条马路，距离也就10米。她告诉南都记者，省委大院有一个食堂，平时作为大院家属自己常进进出出，没想这天被拦了下来。卫兵让陈先给里面要找的人打个电话。

“我先生以为我开玩笑”

陈掏出手机，正在拔号中“这时，一个剃光头、穿红短裤、脖子上戴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的男人，从大院出来，二话不说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眼冒金星，当时就坐在地上。”

“那个男的一看就像黑社会，我很害怕，我说你干吗打人，我是省委的家属。他说，就是省长老婆我们都打，就又踢了我两脚。从大院又出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拳打脚踢，我就昏过去了。”陈说，“前面那个人，踢了我几次，又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打，我说我快奔60岁的人了，我犯什么法你打我？有围观的人也说不许打人，他们把围观的人隔开，继续打我，后来的事我就失忆了。”

陈玉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我对面，把脚跷到桌子上，冲着我的脸，这个镜头对我刺激很大，我的脑袋就有点开始活动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上医院，一个警察就骂我，骂得很厉害，我就很害怕，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那警察打了个电话，他一放下，我就抓起电话，给我先生求救。他当时正在河南出差，开一个会，开始他还不相信，以为我开玩笑，后来就给他的领导汇报了，他领导也是不相信。过了很久才来人把我救出来。”

“我以为打我的是黑社会”

陈介绍，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植物神经紊乱，血压也陡然升高，“我原来是低血压，被打后变成了高血压。腿完全都不能动了，全身有百余处青斑，大的就有几十处。吐得很厉害，发烧，心脏胶痛，半个月都不能下床。”

“打我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的，后来听说他们的身份居然是人民警察，我感到非常震惊！”陈玉莲说，住进医院后，不断有各级领导前来道歉，“有武汉市公安局的，有武昌公安分局的，有局长，有政委，还有水果湖派出所的正所长，副所长。

“公安在医院守着我”

网帖中称武昌公安分局那位领导当众说的话，也被陈玉莲证实。陈说当时在场有几十人，那位领导“连说误会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有一个在场的人就站出来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在医院治疗20多天后，陈的记忆才慢慢恢复，“那些很可怕的场面，越来越清晰了，我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每天让护士要把门锁上才能睡着。”

更让陈玉莲不能接受的是，在她住院的头10多天里，“他们每天都派公安干警在医院守着，不让我休息，有个派出所所长连我上厕所也要站在厕所门口。”陈的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跟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打了电话，这样才没有再派人来了”。

目击者说

上访多年，第一次见这么恶劣的

南都记者还联系到现场目击到整个过程的原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他的老伴付万生。

周、付两位老人在电话中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事后曾浏览过网上的帖子，认为网帖内容就是事实，与他们所见一致。当天周、付两位老人到省委南大门想找纪委某书记反映自己的问题，目睹了陈玉莲被打的全过程。周上前劝架，但被对方喝止。周帮陈捡起被打落在地的帽子和包。“当天那女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被光头一出来一掌打落在地上，手提包也被踹在地上。”

陈玉莲被打后，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把陈带走。“女的不肯上车，被车上人和下面打的人连拖带踹拉上了车。”两位老人还记下了车牌号：鄂A.W0244.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

为了自己的事，周旭荣和付万生两位老人曾上访多年，还去过北京等地。周说，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机关上访，见过的事情也很多，“但像这次这么恶劣的，说实话，我们都还是第一次看见。

同意

2019年7月我从英国旅行回来，抱着极大的期待，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到离家两个小时车程的县政府工作。和我同一批到当地地级市工作的大学生与研究生14个，4人为研究生，其他10人为本科生，14人中3人（1人为研究生，2人为本科生）被分到每个人都渴望去的地级市市府所在地，其他11人被分到几个县的不同部门，剩余的3个研究生包括我分到了各个县政府最好的两个部门，即政府办或县委办。政府办服务县长和副县长，同时承接全县各乡镇与各局同县领导等更上级领导的沟通对接，全县大小事都通过政府办传达协调，下面有事也是先到政府办，再由政府办汇报给县长或副县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理，县委办服务县委书记和各党委领导，他们负责党委的大小事务，同时负责监督政府系统领导。因为是在领导身边工作，升迁机会比其他部门多，因此成为很多有仕途抱负之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我当时不顾导师的反对，选择回去，一是因为希望离父母近一些；另一个是认为如果要真正做点事，推动一些进步，还是需要政府系统来具体实践。

政府办和县委办的区别在于政府办负责做实事，县委办负责监督及搞党政思想工作。同事们也对这些分工有戏谑，说“政府是妈，县委是爸，人大是爷，政协是奶，爷爷奶奶一般不过问，只是需要时偶尔出来插一脚”。政府办和县委办都不直接招考公务员，在里面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领导秘书（现在改叫联络员），因此通常需要在乡镇或者其他基层部门工作几年，表现优秀能吃苦耐劳，政治素质过硬等方可被选派到这两个部门。我得益于人才引进，所以就直接进了政府办。同时研究生还直接享受副科级待遇，现在改叫四级主任科员，副科级类似于副镇长和副局长的级别。在小城市，副科级是大部分普通公务员一辈子的天花板，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副科级是大部分人羡慕的对象。第一个月，办公室主任没有叫我做任何事，让办公室同事给我发一些文秘人员必备技能之类的材料看，我就这么呆了第一个月，只陪其他人加过一次班，那次加班是改县长的讲话稿，办公室全体文秘人员都被叫去修改，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那少数几个主要领导的秘书，其他人都只是陪着加班到深夜。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就让我跟政府位次第三的副县长当秘书。这位副县长（以下简称他为Z县）排在常务副县长之后，也是县委常委，在整个县的排名（除开政协和人大领导）顺序为：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组织部部长、Z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这10位都是常委，其他六七位副县长还要往后排。可以看到Z县地位很重要，但也能看到要从一个副处级（最末的副县长）到一个正处级，中间需要跨过10多个隐形台阶，每个隐形台阶两到三年。所以听县委副书记的秘书说，县委副书记上个世纪28岁时就已经当上了副县长，从级别上来看，如今还是副处级，中间一直在跨那些隐形台阶。

我跟Z县的第一天喝酒就转了三个场，第一场是Z县出席的一个红十字会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带领大家一起赴宴，才刚坐下没一会他就叫上我和司机离席，然后将公车换成私家车，开到了当地一家比较有名的鹅肉餐馆，一进去我很局促，里面都是四十以上的10多个“老头”，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自备了一大坛子酒，Z县一进去他们就热情地将Z县让到主位，并给我和司机让位，房间有些挤，人太多，大家开始寒暄，没见过这种场合，我不知道该不该坐下，Z县简单介绍了我是他的联络员，没吃两口菜，我就发现司机已经出去了，而其他人都在敬酒，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人太多挤不下来的场合，我应该出去。从他们的聊天中知道都是各个县的一些县级干部或者科级干部，有一两个商人，他们也不完全认识。我当时看到那个喝酒的阵仗，不知道要不要主动敬酒，因为人太多，如果都敬，那我第一次跟着县长出来就要喝醉。如果不敬，又不符合我这个晚辈的身份。在纠结时，那些人已经开始向我敬酒，差不多五六个人敬我之后，Z县就接了个电话，说外面有点事，其他人送至门口，出来后司机开着车把我们送出了县城，来到了当地一个满是田园风光的农户家里，才到，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院子里等着了，我抬头一看，其中一个是组织部副部长，后面聊天得知，另一个是财政局的党委书记，后者现在是闲职，和Z县以前是上下级关系，极为亲切，其他几个是财政局党委书记的农村亲戚，会做一手农家好菜，当晚就拿着喝水的大杯子盛酒，边吃锅里的鸡肉边喝，那晚我喝了一大杯，组织部副部长还说年轻人就是要锻炼，以前新人上岗，先整一顿酒再说，Z县说还是不要祸害现在的年轻人。因此那晚当我感到差不多时就没有再喝，并不断喝矿泉水稀释酒精，找机会到院子里避开。那晚书记的农家兄弟喝太醉，一直在不停灌Z县多喝，以普通人的身份，平时他很少有机会见到县长，能一起喝酒，敬酒就是最大的热情，喝得越多说明关系越好。Z县喝得不能再喝，显出醉意之后，农家兄弟仍继续劝酒，似乎要扑上去灌酒似的，组织部长和书记都觉得不妥，很快就找理由结束了酒局。那晚是我第一次和Z县一起出去，Z县喝酒比较爽快，他那晚喝完后一上车就睡着了，司机把我送到住处后再把他送回家，后面还打电话问我是否已到家。像这样的喝酒，之后的半年里每周会有三四次。相反，我和我同事们喝酒不多，一个是因为秘书太忙，大部分时候都在加班。另一个是我常常和领导一起外出，因此也很少和办公室的同事约酒。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也很喜欢喝酒，并常常以拼酒量为荣，但因为太忙，平时也约不了太多。加上办公室主任因身体问题不能喝酒，大家平时也能少喝一些，但听说主任在身体没事之前是两斤白酒的量。

Z县出去喝酒有很多种场合，但谈事情的酒局不多，多是和他的老朋友。他为人讲义气和爽快，做事能力强，所以常常有朋友来县城里请他吃饭，吃饭必喝酒，他也比较喜欢和朋友吃饭喝酒。以前他是财政局和税务局双局长的时候，很多人常常说他是财神爷，他说“不是，真正的财神爷是企业家，只有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家们发展好了，大家才有好日子过”。小县城很多招商引资的企业都难以长久坚持，唯独他引进的好几个企业都经营得比较好。他晚上赴宴大部分时候会将公车换成私车。我跟他这大半年里，我出去喝酒从没有醉过，也只吐过一次，还是春节前夕去教育局长家喝酒，人太多，因为节日的氛围将近，大家都喝得比较开心，那次Z县说的是“走，小X，今晚我给你介绍个美女”，后面得知教育局局长的女儿是他干女儿，感情比较好，刚大学毕业。那次即使醉，我也是保证Z县回到家之后，我才回到住所吐了一下。不是因为酒量好，我自己估计自己的酒量在4两至半斤，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半斤左右，状态不好的时候3两下去就能感受到不舒服。不醉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和领导出去一定不能醉，秘书醉了不可能让领导来照顾，所以不管再大的场合，我都想办法守住不醉还要照顾好领导这条线，同时因为工作太忙，即使有时候喝到8分醉的状态，还要继续回信息编辑会议内容及写材料。避免醉的方法很多，如喝慢一点，多喝矿泉水稀释等。一般10个人以下的宴会都在同一桌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敬一杯酒，然后再轮番敬酒，这种时候是不可能躲开的，作为秘书，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在县长朋友面前都是属于后辈，所以需要主动敬酒，别人敬酒也不能拒绝，还要喝得爽快。但一般10个人以上的聚会是可以想办法少喝，我遇到过一次有20多个人的聚会，全部都是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有人大主任等正处级干部，但因为人多，就分了三张桌子吃饭，中间那张桌子坐的是请客方和几位处级领导，我当然就自动到旁边的桌子坐下，当各个副科级领导都在向其他领导敬酒时，因为人多太乱，我也没有说太多话，就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我，大领导也不会太注意到我，这时候喝不喝没有人特别在意，偶尔有几个副局长或局长喊我喝酒，也很容易应付。另外，如果会开车，也能够少喝一些，因为有的司机和领导关系很好，出去也想喝，但因为要给领导开车，所以几乎不喝酒，但如果秘书会开车的话，可以让司机喝，这样就避免了喝酒。但可惜我不会开，会的话在当下酒驾入罪如此严的情况下，是能以此挡酒的。

但今年疫情开始，我还是能感受到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喝酒太多让我肚子开始有些“肿胀”，很多人以为是啤酒肚，但领导们大部分都有痛风，所以我们几乎不喝啤酒。我知道是发胖，冬天穿着毛衣，毛衣贴在肚子上显出的形状，让我感受到自己二十多岁已经有了那些领导四十多岁的大肚子。同时晚上加班长时间久坐导致腹部能感受到轻微的阵痛，一个学医的师兄和我说一定是酒喝太多，但在我们那种岗位上又不可避免。因为Z县人很好，从内心上来说，我和他出去喝的时候也很愉快，只是喝的次数有时候太频繁，我不像他们那样嗜酒，可以夜夜喝都没问题。饮食方面也是导致我快速发胖的一个原因，大鱼大肉是日常饮食，领导们出去考察等吃的全部是当地做得最好的拿手好菜。同时隔三差五就要出去吃一顿，尤其喜欢吃狗肉，小时候在小镇上吃过一两次，但之后再没有吃过。当秘书后反而一两周要吃一次，是很好吃，但我还从不敢和我以前那些爱狗的同门师妹说这事，因为如果她们听说我吃狗肉的话，可能要和我翻脸。还记得当年在从爱丁堡去伦敦的火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优雅的英国老太太，两个人无聊就开始聊天，聊天中我突然来了一句：“我发现很多英国人都很喜欢狗，它们竟可以随意带上火车之类”，老太太没有恶意地英式幽默了一句：“not for eating”,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和我聊到她的上海儿媳妇之类，现在想来还真是孽缘，我那时是绝不会想到我会很快回去吃狗肉。

待遇方面，如果年终绩效可以发下来，一年的收入有12万左右，在房价4000一平的小城市是挺可观的一笔收入。但这几年因为搞脱贫攻坚，很多政府透支了财政，所以欠债极大，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发不起年终绩效，所以账面上有12万，但不能保证之后几年能一直有12万。我也看过副处级领导和正处级的工资单，高不了多少，体制内固定工资差别不大，但领导的好处是吃穿住行不怎么花钱，绩效比较高能保证。铁饭碗的好处是稳定，不发生严重错误没有谁能轻易被辞掉，但坏处就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得听什么，难有申诉机会，就拿绩效来说，政府一把手说没有就没有，没有人敢提太多意见，剩下的只能私自埋怨，但又走不出这个圈。很多人天天埋怨政府的工作没有尊严没有私人生活，但又跳不出来，因为时间呆久了，就不知道自己出来后还能干什么，对未来有恐惧感，以至于再也走不出来。本科时就知道这个道理，体制就是那种可以让很多人逐渐失去所有能力的一种单位，那时候也绝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去政府工作，身边的好友们也不相信我会去。

铁饭碗的另一面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秘书这种重要部门的工作就更大，要避免背锅，避免出错被骂，避免被下面的人“利用”等。我刚报道时，办公室很好的女同事就提醒过我，做很多事一定要留下证据，如打电话给谁，通知什么会，一定要录音，不要随便帮别人签字，遇到上访的群众时也不要随便承诺，小心被录音等。我后面还真的遇到过有局领导不承认我通知过他们的一些事，如果这样，就只能自己承担事情没干的风险。同时刚去的时候也被很多镇领导和局领导当成他们的秘书来用，后来才学会了“我只是县长的秘书，不是各个单位的秘书”，工作量少了很多。很多人也已经在网络上看到过这些年脱贫攻坚给政府工作人员带来的极大工作强度，政府工作再也不是很多人想的拿张报纸喝喝茶之类的了。当然，我当初选择去政府是希望能去做一些事，也并不希望拿张报纸喝茶一辈子。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大部分的工作精力都用在搞太多形式主义的事情上面，比如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可以隔三差五弄一次，而且每一次的撰写和修改就是要求在八股文的基础上“开出一朵花”，审了再审，改了再改，很多秘书常常被折腾得彻夜不眠。但这个东西只是拿给上面检查一下就完事，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造成很多形式主义，很多下面的人对上面的迎合达到了极为扭曲的地步。然后每天各种会议，中央发一个文件，省里面马上跟着来一个文件、地级市再来一个文件，各部委和省厅比照中央再来一个文件，大部分时间花在应付处理这些文件和上报表格。会议也如此，各个领导每天都在不停开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让他们减负，反而是随着中央通过技术进步直接精细化控制基层的能力增强，基层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自主发挥的空间，几乎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在应付上面检查。所以这些县领导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伴随的是我们这些秘书也没有私人时间，手机24小时开机，周末也必须随叫随到，假期也各种事情，没有连续的私人时间可以利用。

同时，和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有着相似性，地方一把手对一个县的“生死存亡”有着过于严重的影响，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县委书记几乎是国家政治权力中直接管辖人口最多的官员，记得之前面对记者采访，湖北那个辞职的县委书记陈行甲自陈：“一个县委书记权力有多大，可以给你做个比喻，今晚上梦到什么，明天就可以让他实现”，这种无上权力导致的是县委书记一句话或者一个要求，下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县委书记常常临时要求开会，然后让各个县领导交报告，我遇到过晚上7点的会，县委办6点30打电话来问我要领导的报告，然后让我写，常常措手不及，整个人高度难受，但又不得不去完成。我曾经约一个女孩子看电影吃饭，从周一约到周五，每天都临时取消，说今晚又要加班，待第二天下午五六点再给她消息，终于周五下午说今天应该不用加班了，和那女孩吃过饭才进去电影院半小时，一个电话打过来，让马上回去，不得不回去继续写材料。我当时住我县城二姨家，有一次晚上7点半左右，在我二姨家等着吃晚饭，然后到了8点，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让马上通知几个局的党组成员回去开会，一般开会秘书都必须在场，我和二姨说不吃饭了，二姨直接说“什么工作，连饭都不吃了，和你县长说，先把饭吃了再说”，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直接出门骑着车就回政府去了。然后那个会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正县长刚吃完饭，突然想着约谈一下各个局的局领导等，Z县分管的各个局领导匆匆赶来也被折腾得不行，然后说了几句话，不到4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我又赶着回去我二姨家吃饭。所以后来我辞职，我二姨就和我爸妈不一样，她很理解，虽然她也是普通老百姓，很羡慕体制内稳定工作。我爸妈因为没有见过我那种非人的生活，所以一直觉得我辞去秘书的工作是被什么蛊惑了，他们自身难以和解，让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不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