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嘲热讽 #6

你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

@natasha #2

看了下解说，这个男主形象也太完美了，这么纯洁善良还为理想坚持不懈，让我有点出戏

@natasha #3

魔幻。 中国电视剧不怎么谈审美，有时候剧情也一团糊，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什么。

@冷嘲热讽 #8

阿q精神

@natasha #32

你说的选择是什么意思？

@冷嘲热讽 #2 @岁在甲子 #4

警察是公务员，是拿纳税人的钱，工作不努力就应该辞退，就和其他公务员一样，哪会没有警察？？

@natasha #34

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但是比现在会多很多。

@Nina #17

“疫情对我们行业影响很大。”

“你是什么行业？”

“旅游业。”

“那确实影响很大，你们收入也减少挺多吧？”

“我倒是没减少。”

“那你真不错，影响这么大还能稳住。你是哪个公司的？”

“我旅游局的。”（转自微博id欧阳志刚逐梦演艺圈）

当你说旅游业很惨淡，从业人员很艰苦时，有人却要和你谈旅游局的人收入依然很高。 这是另一个例子，大概只能说他们总能找到社会的高点，然后和你说观察社会要全面，不要偏激。 我看了就想笑，哈哈哈

同意

@natasha #2

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歌手把对生活的感悟唱出来不是正常吗？ 也是一种感情的渲泄。 太闷了容易导致抑郁。

有句话说，和一个朋友分享烦恼，烦恼就少一份，和朋友分享快乐， 快乐就多一倍。 歌手写歌也差不多。

记得在《中县干部》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引导人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这句话里的目的都是为老百姓致富，但效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服务型政府，一切以老百姓为主，后者是政绩型政府，一切以将老百姓当成创造政绩的手段，然后得到往上升迁的资本，有的地方一把手一句话，就将整个产业换掉，转成做其他产业，完全不顾地方实际，而这些又往往随着领导的更替，给老百姓留下无穷的后患，同时也给下面的领导留下无数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造成无数的官民对立，积累下大量的矛盾，然后老百姓上访不止。在里面与上访老百姓的接触，我都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有来解决补贴没有发到位的，我会打电话叫相关局领导或乡镇领导核实解决。有因为穷困至极开小面包车拉客被罚三万的中年男子带着一身酸臭酒气来我办公室诉苦，对他来说，那面包车还管不了三万，三万是他一年的所有收入，我让交通局尽量酌情处理，罚三万很多时候是地方规则，并没有明文法律。有老太太和隔壁邻居为一小块地打了一辈子官司，然后一直悬而不决来找我解决，然后各部门相互推诿甩锅，在很多人看来，一小块的不值多少，但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她是为了一个“理”，一口正义之气，那才是她生活的意义所在。这里面最让我难受和感到无力的是那些棚改拆迁户。

小县城搞棚改拆迁，就是将老城拆了，在老城的地盘上翻新，改变城市面貌，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政策等让无数小康家庭一夜返贫。我所在的小县城老城区紧邻当地很有名的景区，很多老城区居民都有自己的商铺，很多人住着旧房子还带一个院子，没有多少人想要被拆迁，大部分人都是小康家庭。但政府的棚改政策一下来，让老百姓全部搬迁，说好了一个月就给钱或者给房，但新房没建起来，钱也没给，一次又一次向老百姓承诺下个月给，然后整整一年都没到，接着就是上千家来政府门口上访，政府一方面迫于维稳压力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还是想着如何从老百姓的补偿款里拿回一些财政收入。很多老百姓最初非常相信政府，所以一搬走就去借钱和各种贷款来买房或者干其他事，想着有钱在政府手里，然后一到期没拿到钱，没法还就被各种追债。更严重的是家里有老人生病了的，他们只能活活看着自己的家人病下去而想不出其他办法救治。有一家早期在老城开彩票站，老城区棚改之后，没有了唯一的收入来源，然后父亲突然得癌症，母亲守在病床前，儿子跑来政府要拆迁款，和我说，如果再不给钱，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担心母亲疯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走进我办公室时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将家人生病的材料递给我时，手也在不停地发抖，我答应一定和领导说明情况，他感恩戴德的样子真让我难受，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得的钱。还有一个下午，楼下的保安跑上来和我说，早上在广场上访晕倒的那个家属来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下楼去看，早上晕倒的那家家属倒还好，坐在广场上的树下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另一拆迁户激动地拉住我，将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开给我看，视频中是一个满身包扎和打满吊针的人躺在医院的人堆中，她们告诉我，他们的亲属因为生病送去了昆明某个医院医治，现在血管破裂，生命危急，急需用钱，如果这笔拆迁款再不给，他们的家属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他们要将家属的尸体拉来政府。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家属敢把尸体拉来政府了，政府的领导也不怕，因为只要敢拉来政府，政府就有理由给上访的人定罪。上面两件家属情况危急的事情，我都及时给领导做了汇报，后面领导们也特事特办，及时将一些钱打给了家属，开彩票站那家父亲在收到钱的当晚就去世了，事后领导们说，还好当时提前打了钱。对我来说，能对这些已经极其苦难的人有一点点作用，是我当时留在那里的一点点欣慰。

我最惊讶的一个上访事件是一个古城修复项目的民工和经理来，竟然让我碰到了8年没有见到的高中室友。那天同事告诉我，有上访的人找Z县，我出去和他们说Z县今天不在，他们就来找我，我一转过头看，这不是我那去了清华的高中室友吗？他高中毕业去了清华，我一直以为他在省会或者其他城市。他也很开心突然偶遇我，没想到我就是Z县的秘书，然后他让那些民工都回去，他留下来请我吃饭，于是中午我们就一起聊了很多。原来他在省会城市的国家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因里面关系户太多，不喜欢那种氛围，觉得没有干劲，于是辞职遇到了这个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很喜欢清北的学生，于是聘请他做董事长助理，一年给他二十多万年薪，工作不累，于是他就来了这里工作，差不多有一年了。他把找Z县解决问题的材料拿给我看，县里面欠他们公司2个多亿。之后我们一直在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上有很多来往，在年底时他告诉我他决定辞职回到成都，后来疫情未开始时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他们公司的民工在春节前三天和许多其他工程的农民工、还有差不多上千户的拆迁户围住了县政府，要县政府给解决欠薪欠拆迁款等问题。县政府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阵仗，也能感受到经济不比往年，但还是连同公安一起出动，软硬兼施并各个分化的方法驱散了上访的人，后面大家最担心即将到来的春节上访也因为疫情而成了一件“不算太坏的事”，没有人上访了。

疫情开始后，整个县政府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去过年，前一个月几乎天天开会到半夜，实际又没有讨论出什么，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出现新增病例，小县城那时候只有一个病例，却搞得全城恐慌，政府虽然没有说封城，但已经几乎不让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入，出去的别想进来。而底下各个村已经自发将路那些堵住，不让任何人进村串门。各级都怕出事，怕乌纱帽不保，因此用很多极端的手段，让一切经济都停滞。我那时候看到广州的病例差不多已经1000多了，但发现广州早已开始复工复产，如果各个地方的社会治理程度都能像广州一样，那伤害也会少一些。疫情开始有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有了辞职的打算，和我一起来的那位研究生是书记的秘书，疫情一开始就辞职了。平时出去聚会喝酒，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求稳的人，没想到会辞得那么快，后面听说原来他早在年前就在省会城市找好了下家。但我那时候再累都决定坚持下来，等到疫情过后再说，因为疫情期间离开，对我那位领导不负责，也对自己不负责。前面说过，Z县对人不错，我也不想这种时候让他再找人交接工作。他看书很多，记得那时候第一天跟他时，他和我聊起我的专业，然后马上和我说看过我们专业大佬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还和我探讨很多农村脱贫攻坚留下的问题。他是县里面看书最多也最勤的领导，如果不是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估计他可能会成为学者。记得和他一起去宁波招商引资，他在来去的飞机上一直在看许倬云写的《万古江河》，而且看得极为认真，后来他的司机L哥才告诉我，说他在飞机上最喜欢看书，因为在飞机上没有电话打扰他了，确实，从早到晚他都在接电话和开会，光是我给他发的微信消息一天就是无数条，我并不想给他发那么多消息，但会议太多，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他是县里面少有的不随便吼下级的领导，记得疫情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家都在高度紧张地工作，然后晚上各个县领导要开会到半夜3点，那段时间我因为太忙有怠慢过一些事情，他少有的生气过，他也担心被上面的问责。但其他领导的秘书都需要陪领导开会到半夜直到会议结束，而他往往在过了凌晨一点左右就不再找我，而且不需要我陪他一起在那个“乌烟瘴气”（每个县领导一天可能2包烟）的会议室里开会。所以我一般晚上过了1点钟就回去了，而其他秘书常常要等到半夜3点。我是个睡眠比较差的人，所以睡觉时手机一直都是静音，他也比较尊重秘书，所以半夜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有同事对我晚上睡觉让手机静音颇感诧异，似乎我是那个做错了事的人，因为他们认为秘书必须24小时待命。小县城曾经半夜出过一次大事，所有领导都半夜把秘书叫了起来，只有他没有叫我，只叫了司机。尤其感谢的是元旦节我最好的朋友从北大回来高中参加篝火晚会，他知道后立即同意我去见我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并嘱托他以前税务局的朋友顺带捎我到地级市的高中，还让第二天带我的朋友来，他请吃饭。

后面四月底我要走的时候，在从乡镇考察回来的路上，他说：“小X，以后远走高飞了不要忘了我们”，然后司机L哥在一旁也说常回来看看。Z县说以后有什么好书和他说，他马上买来看，并嘱咐我，希望我少点书生气，多点“流氓气”。实际去年年底时就和他说过我可能会走，当时港中文给我发了博士面试的邀请，我本想拒绝，后来抱着忐忑的心情和Z县说了，Z县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一定要去试一下，能去读博更好，留在这里干什么。后来我面试后对方还比较满意，所以我估计第二年四月份会给我offer，然后一直等到4月份，未曾想到短短几个月，世界局势和香港局势早已大不如从前，很多申欧美的转投香港，香港那边和我说还在考虑。但经过疫情和很多事情，我离开的心意已决。Z县在我要走的那周周五，让我叫上我在县城比较熟悉的同事朋友，他做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那晚他还带了他已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是我高中的师妹，大家一起喝了三瓶白酒和半箱啤酒，那也是工作半年多以来唯一在外面喝到吐的一次，因为太开心，Z县是性情中人，我也是。

我最终还是在父母和很多亲戚的极力反对下离开了体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不到希望，普通人的天花板太明显，即使一去就是副科级。推荐大家去看冯军旗读博挂职副县长时写的《中县干部》，一个普通公务员要当副科级干部，大部分是一辈子，少部分能力强者，能去县委办或政府办工作的可以是四年左右，然后再花5年到正科级，10年到副处级，这样的已经是万里挑一，而到副处级已经是40多岁了，人生已经不可能再往上走多少，普通人的副处级几乎就是人中龙凤。但我想象过，让我四十多岁真正成为了副处级领导，没时间回家，身体各种病痛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绝对不是！同时，只要成了一个副科级干部，几乎就成了国家的人，如果不是因公，就连省外都很少有时间去，更何况国外。另外，内心的纠结还来自于很多事力不从心，不是自己想做也得做。我在那里每天都会有上访的人来找我诉苦，严重的是家破人亡。有被拆迁的普通老百姓来政府那里天天下跪，因为政府拆迁了没给钱，然后以各种理由拖延，却对老百姓说是为了大家好。有很多做工程的老板被政府活活拖破产，小到几十万的修路，大到上亿的项目等。普通人的痛苦我无力解决，我县领导也无力解决，即使他已经是政府里面很有话语权的一个领导，但很多事仍然不是他能左右，他也只能适应那套体制，有时还要陪着体制和更上层的领导一起“昧着良心做事”，我才知道那叫“身不由己”。

离开后在之前导师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校园，我很多同级的同学已经读到博二或即将博三了，有人问我，如果当初直接选择硕转博或者直接申请了去读博，现在已经读了两年了，但于我来说，那段经历却异常宝贵，不是早读两年博士可以换回来的人生体验。

因涉及隐私及精力有限等，未一一道尽，先留个粗糙的记录供以后再忆）

中共对新疆75事件的处理原则，可以参看 高旭事件

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记 https://2049bbs.xyz/t/5605

回忆在危机四伏的南疆

https://2049bbs.xyz/t/5606

在美国的法轮功虽然有些宗教主张，但总体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团体。 江峰时刻是很正常的一个youtuber

@阿離 #6

自然资源在现在社会的重要性没有以前么大， 科技发展加上良性的社会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等就是好的证明。 而那些石油国家，真的做到全民富裕也不多，特别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

@stdmin #15

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都只是美国黑人一向是美国种族正义的主力。举个例子， 美国在二战时期把30多万日本人放到集中营里，后来就是黑人帮日本人打官司平反。 多了解一些黑人在美国平权运动的贡献和对其他族裔的影响再来这胡说八道也不迟

@natasha #21

自从端点星案后，我自己也变了很多， 有时候会把自己无力感用不恰当的形式发泄出来。 以前小二在的时候，都是他来当坏人，当管理员真是太轻松了

我以为中年男人才听李宗盛呢

打错了。公安错打了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家属。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昨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太搞”、“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网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网帖所述基本属实，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对南都记者称，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被在场者当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有网友评论说：问题不在于打人，而在于打错了人，打了领导的家属。以后领导及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时身上应该挂个牌子——我有身份，不要打我。

“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

网帖惊曝

省委门口6名警察暴打“黄厅爱人”

这篇题为《惊曝！湖北省委门口领导家属被便衣误作信访对象暴打》的帖子称：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打手机给政法委领导时，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6名男子，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猛踢一脚。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的陈玉莲质问：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但继续被打。

网帖称，6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着爬起来，其中3人又一拥而上，同时用脚猛踢她的下身，再次把她踹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6名男子围殴她16分钟

帖子称，现场一位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陈玉莲的另几个邻居也从省委对面小区跑过来，说，“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6人便说，你们叫她家里来人把她弄走。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名警察看守。

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当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发帖者还对这位分局领导的话进一步质疑：从领导这话不难发现，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监控录像

录像全程记录殴打16分钟

南都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确有陈玉莲其人，她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黄仕明本人昨天下午向南都记者证实了爱人被打一事。

陈玉莲被打过程，被省委南大门几处监控摄像头全程摄录。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家属告诉记者，录像非常清晰，施暴过程“惨无人道”，从6月23日上午9点10分到9点26分23秒，殴打过程持续了超过16分钟。

“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妹妹陈翠莲告诉记者，“打人的那个光头，满脸横肉，人高马大的，一上去就把我姐姐的提包一脚踢飞几米远，对着头就是一拳，照着大腿又是一脚。他们的装束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人民警察，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后来又有四个人一起上，一个人拉着手，三个人用脚踢，推倒在哨兵的铁护栏上。我姐姐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他们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陈翠莲描述录像。

陈翠莲说，“姐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打人的六个人身高全在1.8米以上。我们到医院看到姐姐身上到处都是青斑，家里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姐姐几次都不想活了。”陈翠莲还说，姐姐右臂残疾，当知青时因劳动受伤，骨折后变形，至今仍是弯曲的。

陈翠莲还介绍，由于被打的是省政法委干部家属，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光我知道，省政法委有15个领导都看过这个录像，武汉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看过。”事后家属强烈要求将录像曝光，但直到目前“录像仍被有关部门封存”。

“我在想，如果被打的不是我姐姐，如果是一个农民被打了，是一个普通人被打了，他们领导还会这么重视吗？我甚至想，他们可能连公安干警的身份都不会承认。”

记者调查

打人者系公安“信访专班”人员

据陈家事后从公安部门拿到的名单，6名打人者分别为：肖某某、普某某、郑某某、刘某某、潘某某、余某某。他们的身份经核实，均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干警。

湖北省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他们编制属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有打砸烧等突发事件，则由他们来维持治安。

事发当天，陈玉莲被打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据陈家属说，从已掌握的事实看，当天打人还是属于个人行为。虽然大家也在怀疑事件背后是否有人授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个领导操纵指使授意他们这么干”。

据上述省政法委人士透露，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状态为“下岗、停职、反醒、等候处理”，但还没有任何处理意见。陈家表示，“事发后，他们不断来找我们说情，要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还说如果把他们处分了，就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先进单位，处分了先进称号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还讲情说，打人者的家庭都很困难，如果处分了以后生活会受到影响，请求从这个角度同情他们。”

但陈翠莲从公安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却称，打人的6名警察被停职后，“已经安排他们出去旅游了”。但此消息未经记者证实。“作为家属，我们要求一定要依法依规处理，如果有人袒护包庇，不但我们不会答应，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是不会答应的。”

伤者自述

领导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南都记者联系到了仍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陈玉莲。陈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现年58岁，她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被殴确为事实。

陈玉莲回忆：6月22日，她与湖北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曾通电话，约在次日见面。找这位副书记，陈说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6月23日上午，陈玉莲在进省委大院南大门时被卫兵拦住。陈说，我是桃山村的，找政法委副书记。陈住在桃山村小区，是省委机关宿舍，正对省委机关南大门，仅隔一条马路，距离也就10米。她告诉南都记者，省委大院有一个食堂，平时作为大院家属自己常进进出出，没想这天被拦了下来。卫兵让陈先给里面要找的人打个电话。

“我先生以为我开玩笑”

陈掏出手机，正在拔号中“这时，一个剃光头、穿红短裤、脖子上戴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的男人，从大院出来，二话不说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眼冒金星，当时就坐在地上。”

“那个男的一看就像黑社会，我很害怕，我说你干吗打人，我是省委的家属。他说，就是省长老婆我们都打，就又踢了我两脚。从大院又出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拳打脚踢，我就昏过去了。”陈说，“前面那个人，踢了我几次，又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打，我说我快奔60岁的人了，我犯什么法你打我？有围观的人也说不许打人，他们把围观的人隔开，继续打我，后来的事我就失忆了。”

陈玉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我对面，把脚跷到桌子上，冲着我的脸，这个镜头对我刺激很大，我的脑袋就有点开始活动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上医院，一个警察就骂我，骂得很厉害，我就很害怕，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那警察打了个电话，他一放下，我就抓起电话，给我先生求救。他当时正在河南出差，开一个会，开始他还不相信，以为我开玩笑，后来就给他的领导汇报了，他领导也是不相信。过了很久才来人把我救出来。”

“我以为打我的是黑社会”

陈介绍，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植物神经紊乱，血压也陡然升高，“我原来是低血压，被打后变成了高血压。腿完全都不能动了，全身有百余处青斑，大的就有几十处。吐得很厉害，发烧，心脏胶痛，半个月都不能下床。”

“打我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的，后来听说他们的身份居然是人民警察，我感到非常震惊！”陈玉莲说，住进医院后，不断有各级领导前来道歉，“有武汉市公安局的，有武昌公安分局的，有局长，有政委，还有水果湖派出所的正所长，副所长。

“公安在医院守着我”

网帖中称武昌公安分局那位领导当众说的话，也被陈玉莲证实。陈说当时在场有几十人，那位领导“连说误会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有一个在场的人就站出来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在医院治疗20多天后，陈的记忆才慢慢恢复，“那些很可怕的场面，越来越清晰了，我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每天让护士要把门锁上才能睡着。”

更让陈玉莲不能接受的是，在她住院的头10多天里，“他们每天都派公安干警在医院守着，不让我休息，有个派出所所长连我上厕所也要站在厕所门口。”陈的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跟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打了电话，这样才没有再派人来了”。

目击者说

上访多年，第一次见这么恶劣的

南都记者还联系到现场目击到整个过程的原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他的老伴付万生。

周、付两位老人在电话中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事后曾浏览过网上的帖子，认为网帖内容就是事实，与他们所见一致。当天周、付两位老人到省委南大门想找纪委某书记反映自己的问题，目睹了陈玉莲被打的全过程。周上前劝架，但被对方喝止。周帮陈捡起被打落在地的帽子和包。“当天那女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被光头一出来一掌打落在地上，手提包也被踹在地上。”

陈玉莲被打后，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把陈带走。“女的不肯上车，被车上人和下面打的人连拖带踹拉上了车。”两位老人还记下了车牌号：鄂A.W0244.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

为了自己的事，周旭荣和付万生两位老人曾上访多年，还去过北京等地。周说，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机关上访，见过的事情也很多，“但像这次这么恶劣的，说实话，我们都还是第一次看见。

@Nina #17

由于疫情各地的很多个体户小商铺都生产艰难，但这不妨碍拼多多老板身价上千亿， 有人关注困难的个体商铺，有人就会跟你说拼多多老板如何有钱，不是一回事。

拆迁暴富是正当所得，没有什么可以说。 拆迁补偿不足才是问题， 拆迁返贫更是暴政恶政， 为人咒骂不足为奇

@阿離 #1

你要这么看，韩国日本台湾的平原也不多。

在中共内部，基本都对公民个人权利都没有任何概念。 大部分官员认为帮人民做事就是对人民天大的恩惠，而不是自己作为公务员的本身义务。 共产党虽然天天号称 为人民服务，可本质就是把自己当人民的父母，对于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没有不剥削和克扣的。 比如，拆迁赔款，本来就应该直接发放，但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都不可能。预算从最上面一层就开始变相被克扣，然后层层雁过拔毛，最后依然拖欠，最后造成很多民意纠纷，上访。 这类现象在民主自由国家难以想象，首先这本身就是政府违法，其次这完全违背民意，这两点足以让政府领导不敢对普通人民对诉求视而不见，更不敢违法克扣普通公民的应得利益。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夫妻遭街道人员殴打，政府回应：打错了

https://2049bbs.xyz/t/5929

顶

顶

顶

李荣浩的很多歌都很好听， 这首老街我也喜欢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爱狗却养猫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