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伊利除了跨省特别有名外，公关也特牛逼， 喜欢请微博上的粉蛆头子来发公关文。 比如

在潘刚董事长带领下的大V们

现在步入会场的分别是侯宁、袁国宝、石述思、喻国明、王冲、传媒老王……

等等！鲍迪克老师姗姗来迟，正在检录处签到。

https://wentommy.wordpress.com/2018/05/10/%E5%9C%A8%E6%BD%98%E5%88%9A%E8%91%A3%E4%BA%8B%E9%95%BF%E5%B8%A6%E9%A2%86%E4%B8%8B%E7%9A%84%E5%A4%A7v%E4%BB%AC/

@厠所管理員 #36

《孙子算经》这种 和 《几何原理》完全不是一回事。 《几何原理》奠定了以公理为基础的科学思想，这种思想延续到今天，只不过不同方向的公理不同，比如以前的几何公理建立了欧里几得几何， 后来公理稍微调整后， 又发展出非欧几何，打开新世界。

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解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很简单，古代人很早就能解出来。 一元二次方程也很早就有人发明了求根公式， 大概是古巴比伦人或者印度人。 但是一次三元方程的一般解法始终找不到，也不知道有没有解。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才有人知道。 那时候能解出一个一元三次/一元四次方程都算很厉害了。 但后来一元五次/一元六次 以及更加高级的方程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但后来阿贝尔和伽罗瓦接手这个工作，发展出了群论，就可以给出非常一般性的回答。群论本身非常抽象，这种抽象理论只有去思考问题的本质才有可能解决。 这种科学思考方式，我从来没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过。

https://www.cnblogs.com/lansh/archive/2007/11/02/947402.html

另外， 阿贝尔和伽罗瓦都是英年早逝， 一个是穷困加生病，一个是和被人决斗，非常遗憾。 现在挪威设立阿贝尔数学家，是数学界除了菲尔兹奖外最有声望的数学家奖

@岁在甲子 #1

我只是复制CCTV的标题

@natasha #1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6%98%8E%E5%A5%87

“文革”初随母亲从北京回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章家村，读了三四年书，便辍学当学徒做篾匠。后开过小饭店，跑过大货车，在爆炸案发生前则经营着冰棺租赁生意[1]。2002年5月，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纪委书记习东森（现任区长）以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为由，非法将钱明奇合法新建的房屋拆除，并从中克扣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款1000余万元，以奖金名义私分，造成钱明奇实际经济损失200余万元。钱明奇多年来依法争取权益却一直无法获得正义，绝望的以实际行动追求正义的实现，在2011年计划并且亲自执行对江西省抚州市市政府办公处所炸弹攻击

其妻子已逝世多年，有两子一女，都已成家立业。

钱明奇的父亲被下放回原籍。年幼的钱明奇随父母返回抚州。有街坊说，钱明奇原来是做电冰箱生意的。

1995年，他面临第一次拆迁，当时拆除他房子后，在抚州市一个叫苗圃的地方给了他两间商铺，他抱着永久居住的念头，在两间商铺上盖起5层楼，花了很大心思装修。 　 　 盖起小楼后，钱明奇和老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本来希望能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遇上了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这让钱明奇非常不情愿。据一同信访的人说，5层楼房子连带装修的成本约在50万元以上，而当时给出的补偿价格仅为360元左右一平米。

钱明奇当时拒绝搬走，据邻居说，当地拆迁工作人员一度把他妻子倒拎在半空中，此后夫妻俩一直相互怄气，埋怨对方没用；妻子后来生病，眼睛发黄，但因为拆迁，延误了就医时机，查出是胆病后已经无力回天，约在2005年左右去世，这也给了钱明奇沉重打击。

关于2002年那次拆迁，据邻居说，当时动迁人员没有把补偿费用给够，钱明奇因而在整栋楼上贴满标语，并拒绝拆除。最后，动迁人员妥协，钱成为同伴中最先拿到全补偿的。当时的征地目的是造京福高速，然而这块地至今荒芜，这引起了钱的不满，认为自己被骗。

在打着公共利益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拆迁户接受廉价动迁后，实际土地却是另有牟利的用途.引起受害人格外的愤怒。

此案在民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可能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钱明奇以董存瑞自比，让人们想起了战斗英雄董存瑞。也让人们对董存瑞的时代和现在时代人们的处境去对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E5%8E%A6%E9%97%A8%E5%85%AC%E4%BA%A4%E8%BD%A6%E7%BA%B5%E7%81%AB%E6%A1%88

2013年厦门公交车纵火案，是指2013年6月7日下午6时22分，发生在厦门BRT快1线途经金山站往南500米处发生的公交车起火事故。事故已造成47人死亡[1]、34人受伤，[2]事故原因认定为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厦门本地人，1954年生。经警方深入、细致地侦查和技术比对，并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阿離 #1

哈哈哈

1. 这可以算是汉人制造的恐怖袭击
2. 根源还是在于中共的残暴统治

顶

中国的辩护权依然受到很大威胁，很多律师依然被关押， 709不是过去式，是现在进行时

胡阉狗最公道了

据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当时这位央视女记者出东门后遇到一男子问“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女子回答“是”，男子随即掏出尖刀朝女子面部砍去，然后上车离开。另据知情者透露，嫌疑男子为辽宁籍男子。

6月9日上午，犯罪嫌疑人曾驾驶一辆辽宁牌照的夏利车到过央视，并求见央视记者帮忙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林姓女记者并不认识该嫌疑人。

@胡编乱侃 #34

Chinazi

大英帝国：自由自信而且幽默。

@fastlink _ws #2

标准回复： 本站由习明泽赞助，不需要广告。

可以考虑去隔壁友站投放广告： pincong.rocks

中共在新疆定义的恐怖行为甚至更为简单粗暴，任何有对政府不满的维族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主义。 中共就是世界上最大恐怖组织，然后大部分时候以恐怖主义之名打压自由派

@1200073 #2

中国毫无法治精神， 这也能比？ 刚翻出墙来洗地的吧

@natasha #1

老胡要是有羞耻感，太阳都能打西边出来。 我昨天分享了一个YouTube视频，据说是老胡同学群里的消息，真是叫人嫌狗不待见

@胡编乱侃 #27

过去一百年，还有那个大国饿死过三千万人口， 你找出来？ 我的世界史还不需要胡狗来教

另外，别和我来whataboutism, 别人杀人不等于你杀人合法， 殖民主义现在不是被大家批判吗？不然为什么哥伦布的塑像都会被推倒？ 这还是在殖民主义带来了欧洲文明的大前提下。

我不知道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 带来了什么？？

还有就是中国能公开谈论这些往事吗？ 中国为什么还要继续迫害纪念六四的人？ 还要继续迫害人权？ 任何公开纪念这些事件的人都会被中共骚扰，甚至定罪。 网上买本夹边沟的书都不行， 这些问题可不是历史，这是当下！

@natasha #3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知道是否能有这个境界

@冷嘲热讽 #3

呵呵，做了一件好事然后做了十年坏事就okay了？ 奇葩的价值观。 打断你一条腿然后给你一更拐杖就是好人？ 奇葩

中国人民谋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共产党倒台。 美好生活，包括富足民主自由法治平等。 中共连任何一个都做不到， 更别说现在就是一个纯粹的吸血鬼，还剥夺人民本应该享有民主自由法治平等。

@胡编乱侃 #23

我说的这些有一点血腥吗？ 你的狡辩能力也太低了吧？ 如果我这么说点话都血腥，那中共在历史上干的都是怎么说？ 罄竹难书啊！ 更别说今天中共还在抓捕知识份子，还在把上百万维族人关键集中营，还在以各种形式的暴力方式统治中国，镇压十四亿中国人呢。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定义血腥？ 普通中国人记得一点历史就血腥了？？ 真是笑死人了， 这脸皮得多厚才能说出这话啊

@胡编乱侃 #21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写的不够详细，主要责任人抛给了江青四人帮。但是这是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就干净？ 不也是杀人害人？ 文革最大个人责任是毛泽东本人，最大犯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

2. 有人因为这些做事情而受到审判吗？ 毛泽东害死了这么多人，怎么头像还挂天安门呢？ 这可是遗臭万年的人物。这名单里还包含很多中共领导人呢，包括 周恩来 这些

3. 198964 屠杀学生，你又怎么看呢？ 抓铺法轮功的依据是什么？ 有依法公开审理吗？ 抓捕709维权律师的依据有什么？ 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 抓捕陈秋实许志永端点案两位的依据有是什么？ 为什么家属不能见到他们？ 都是文革后的错误， 为什么中共还在不断犯错。 又比如 山东聊城的百日无孩，这些官员怎么都还升迁呢？

4. 请问中国人能在网上公开谈论以上事件吗？如果中共拼命教育大家不要忘记历史，怎么有尽力掩盖这些历史，并且仍然不断迫害人权呢？ 还有脸来纪念抗日呢？

这些难道是钻死胡同？ 还是中共毫无廉耻。 我翻的历史都是中共建政以后，这才70多年呢， 多少人活着呢。

@胡编乱侃 #19

如果是维持现状，台湾为什么属于中国？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 1957-1579 三年自然灾害，中共饿死了3千万中国人，你又怎么看？ 文革武斗死了上百万，你又怎么看？ 198964 屠杀学生，你又怎么看呢？ 抓铺法轮功的依据是什么？ 有依法公开审理吗？ 抓捕709维权律师的依据有什么？ 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 抓捕陈秋实许志永端点案两位的依据有是什么？ 为什么家属不能见到他们？

我也不支持中国再去索取所谓的历史领土，包括台湾。 但全体中国人民现在没活得有人格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人权啊

三、 实践理性批判

严格说来，按照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说法，“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这一术语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有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点上成功了，那么它就不需要批判这个纯粹能力本身……因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其实，在本章的最后，康德实际上也说到了这一层，即只可能有（一般的）实践理性的批判，而不可能有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纯粹理性如何可能是实践的，要解释这一点一切人类理性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正如我想要去证明自由本身作为某种意志的原因性是如何可能的一样”，“这里就是一切道德研究的最高限度”。实践理性批判其实就是要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能力即自由意志这一不再能寻求其更高根据、但却是实在的事实，并以之作标准，去批判和评价不纯粹的实践理性的种种表现。因此，第三章所采用的方法不再是前两章的分析法，而是综合法。因为道德律要使意志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虽然内容上是指要做到逻辑上一贯（合乎不矛盾律，因而是分析的），但形式上这只能是一个综合命题，“通过对绝对善良意志概念的分析并不能发现准则的那种属性”，而必须通过“自由”这一“第三者”的概念才能把双方综合起来，因为自由的“积极概念”正是意志的自己立法，也就是把个别意志建立为普遍意志的法则。

但自由本身是不可知的。“但我们不能证明自由哪怕在我们自身中和在人的本性中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我们如果要把一个存在者设想为有理性的、在其行动中赋有自己的原因性意识即赋有意志的，就必须以它为前提”。就是说，由于承认了意志的规律即道德法则，所以才有了设定自由的理由。但反过来，承认道德法则的理由首先却必须由自由来设定，这就形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循环论证”。康德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两种设定分别归于从现象去设定后面的自在之物，和从自在之物直接进行实践规律的设定。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了，则我们是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尽管它也并不自相矛盾）。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自由仍保持为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存在理由”），但已有了设定它的“认识理由”。

那么，定言命令（即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道德法则）如何可能呢？康德的回答是：“于是定言命令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了一个理知世界的成员”，但由于我同时又是一个感官世界的成员，我的一切行为就不是合乎、而且是“应当”合乎意志自律，“所以这种定言的应当就表现为一个先天综合判断，这样，在我的由感官欲求刺激起来的意志之上，又加上了同一个意志的理念，但这个意志却隶属于知性世界而是纯粹的、独立实践的”。就是说，自由使我具有了一个“理知世界”成员的资格，并以这种资格面对感官世界的种种诱惑而凌驾于其上，构成了“我应当……”这一定言的先天综合命令。至于自由本身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出于意志（而非出于认识）要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但自由却不是一个经验概念，不能形成知识。由此康德又回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再次指出只要我们严格分清这两者分属于自在之物和现象世界，则即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由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也能够从这种矛盾中摆脱出来。所以，与《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强调认识的界限相对，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实践的界限：“实践理性根本不会由于它把自己放进一个知性世界中来思考而超越自己的界限，但当它想要在其中直观自己、感觉自己时，它就超越自己的界限了。……假如它还从知性世界中取得一个意志的客体，即一个动因，那它就会超越自己的界限而自以为认识了某种它一无所知的东西。”

但是，如果自由的知性世界与自然的感性世界完全不相谋，那么道德律的定言命令就会永远只是一个空洞的教条而不会发生任何实际的作用了。然而康德又认为道德律的作用还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对道德律所感到的“关切”（Interesse，在这里不能译作“利益”）。这种关切在人们心中的基础是道德情感，即“敬重”，它不是道德评判的准绳，而只是“道德法则对意志造成的主观效果”；但他又认为，“关切就是那理性借以成为实践的、即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东西。”理性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有对行为的纯粹关切或直接的关切，而在其他功利行为和认识活动中只有对行为的间接关切。那么，敬重究竟是“道德法则对意志造成的主观效果”，还是使理性“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东西”呢？康德的意思是，从理知世界的角度看，敬重只是道德律在感官世界中造成的效果；但从感官世界的角度看，敬重恰好成为规定意志的动机，它代表道德律在感官世界中作用于意志，使意志排除一切其他感性关切和爱好而为道德律扫清障碍，它是取消一切其他情感的情感，即“谦卑”。这就彻底解释了在日常生活中由普通的道德理性所直观地了解到但并未深究的道德律和义务概念的根源及运作机制。

康德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理解道德命令的实践的无条件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而这就是对一个努力追求人类理性诸原则的界限的哲学所能合理要求的东西。”

四、几点评论

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形式主义，这也是从康德以来直到今天人们对他责难最多的一点。然而我以为，虽然形式主义在我们现实地理解和实行道德原则方面的确是一个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一切道德原则本身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道德从根本上说来的确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做。更重要的是，道德不是一次性的个别行为，而是具有普遍可能性和社会赞同性的行为（哪怕它只在个别人身上体现出来），没有形式化，这种行为的普遍意义就不能得到揭示。把道德原则提升为纯粹的形式（定言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使道德生活中的伪善无法藏身。“出于道德律”、“为义务而义务”的确很抽象，但至少能使一切试图把道德利用来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的做法不再理直气壮。不能否认，单纯停留于形式主义同样是对道德本质的偏见，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日常的普通道德知识提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进步，而且应当理解为现实历史的进步。例如康德“绝对命令”的三种变形的表达其实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最初人类道德的状况的确像是“自然法则”，那些不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如骗人、自杀等等正是在历史中被淘汰出道德法则的；“人是目的”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的共识，直到今天还支配着西方国家民众的道德意识，甚至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公认的“道德底线”；而“每个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的一个“目的国”则是人类至今尚未实现的道德理想，它也表达在《共产党宣言》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中。

此外，康德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道德完全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只有自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道德本身不是自足的教条，而是要由自由来建立、并由自由的规律来判断的法则。道德本身不是自明的，自由才是自明的。自由也有可能导致不道德，但自由本身的规律（自律）则必定是道德的。而且在康德看来，

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有规律的自由，即自律，自由不仅仅是一个点，或一个又一个毫无联系的点（任意、“为所欲为”），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保持自身同一的过程（人格的同一性），所以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负责，它是“义务”。所以，这样理解的自由就不是非理性，而正是理性的本质。同一个理性在认识上是按照法则去把握自然界（“人为自然界立法”），在实践上则是按照法则去行动（“人为自己立法”），而后者才是更根本的。

当然，康德把“积极的自由”限制在单纯理知世界对意志发出的“命令”的范围，而把感官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当作不纯粹和受限制的意志行为排除在自由之外，这就使这种“积极的自由”又带上了消极的意义，不能成为真正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尽管如此，康德把自由限制在“自在之物”领域而禁止其在经验中作认识上的理解，这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日常理性和科学主义力图把自由还原为自然或必然，还原为可由认识来加以固定的对象，这种倾向将导致人成为非人。自由其实正在于努力突破这种思想禁锢而向未知的领域超升，凡成为已知的，就有成为自由的束缚的可能。自由就是不断扬弃过去认为是自由的、而今已成为自由的“异化”的东西而作新的创造，这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从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中所获得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反思录[A].康浦·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C].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Immanuel Kant.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邓晓芒.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呼吁公正和公平辩论的公开信

2020年7月7日

我们的文化机构正面临审判的时刻。强力的种族和社会正义抗议活动，带来对警察系统改革的更多要求，以及对整个社会更大程度的平等和包容的广泛呼吁，这些呼声尤其出现在高等教育，新闻业，慈善事业和艺术领域。

但是，这类重要的行动也同时加剧了一套新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承诺的出现，这些倾向和态度在削弱我们对公开辩论和对分歧的容忍尺度，表现为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整合。

当我们为前者的现象喝彩时，我们也同时反对第二种情况的发展。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强，并在川普（Donald Trump）集团中拥有强大的盟友，这对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允许抵抗力量把教条或强制性变成自己的品牌——而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些。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任何一方出现的不宽容的现象，才能维护民主的包容。

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换，本是自由社会的命脉，而现在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受限。虽然我们早已知道极端的权利喜欢这些，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审查做派也越来越广泛地传播起来：不宽容反对的声音，将公开羞辱和排斥作为一种新时尚，以及试图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去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

我们曾经坚持维护来自各个角度的声音，包括那些大声的甚至是苛刻的反对。但是现在，那些呼吁针对不同言语和思想做出迅速而严厉的报复的声音，开始变得很普遍。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机构的领导们，以弥补损害为出发，采取草率而过度的方式施行惩罚，而不是进行深思熟虑的改革。

编辑因发表有争议的文章而被解雇；书籍因所谓的不真实信息而遭到撤回；记者被禁止发表某些话题；教授因为课堂上引用某些文学作品而被调查；研究员因传播一个被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而被解雇；组织负责人因偶然的笨拙错误而被赶下台。

无论围绕每个特定事件的争论如何，其结果都是进一步缩小言论自由的范围，且不用担心被惩罚的后果。我们已经为规避风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在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圈子里，他们担心如果自己偏离共识，甚至如果没有对共识表现出来足够的热情，就无法维持生计。

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将损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不宽容的社会，限制辩论总是首先会伤害到那些缺乏权力的人，并使每个人都减少民主参与的能动性。挫败坏主意的方法是通过曝光，争论和说服，而不是通过沉默或希望他们消失。我们拒绝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进行任何错误的选择，而这些离不开彼此。

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进行实践、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我们需要保留真诚分歧的可能性，且不会由此产生影响工作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的职业所依赖的这种生命线，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公众或国家替我们去捍卫。

二、道德形而上学

通俗的道德哲学总是与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即使要立足于行为的动机来考察其道德意义，实际上却仍然把这种动机看作一种经验的事实。于是，人们永远可以从这种经验事实的后面假定一种隐藏更深的不道德的动机，因而否定有任何真正的道德行为；或是假定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从而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假象而沾沾自喜；而由于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事实来作最后的裁定，人们将陷入有无真正的道德行为的辩证论（二律背反）。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只有坚决把经验的事实排除在道德哲学的考虑之外，不靠举任何例子或榜样来说明道德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说道德哲学就完全与经验的事实无关了，而是说，先要把道德哲学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然后再从那个高度下降到通俗的道德哲学，重新诠释它的那些例证，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否则我们即使有了通俗道德哲学的一些法则，也不可能在日常实践中分清哪些是纯粹的道德因素。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则比通俗道德哲学的法则更高，因为它不是从经验的甚至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知识中所抽出来的法则，而是直接由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法则，因而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它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因此康德说：“但为了在这一加工（Bearbeitung）过程中由各个自然的阶段不仅从普通的道德评判（它在此很值得重视）前进到哲学的道德评判，而且从一种超不出在摸索中用例子所能达到的东西之外的通俗哲学前进到形而上学……，我们就必须把理性的实践能力从其普遍规定的规则一直追踪到义务概念由之发源的地方，并对之作出清晰的描述。”

于是康德就从一般“有理性者”和自然物的区别出发来自上而下地展开论证。有理性者的行动与自然作用不同就在于它有意志，即它不是按照法则运作，而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这就是实践理性。但如果一种意志除了受实践理性的规定外，还受到经验或感性的“爱好”的影响（如在人类那里），这种影响对意志来说就成为偏离法则表象的、偶然的，而实践理性的规定就对它成了“命令”。命令分为有条件的（假言的）和无条件的（定言的），前者只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目的的技术性的明智的劝告，后者才是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它唯一的原则只是实践理性本身，即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逻辑一贯性，它被表述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

在这里，“意愿”的（主观）“准则”能够成为一条（客观的）“普遍法则”表明意志是按照逻辑上的“不矛盾律”而维持自身的始终一贯，类似于孔子的“有一言而能终身行之”的要求。不同的是，孔子的道德律（“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立足于意志的逻辑一贯，而是强调始终不违背人心中固有的仁爱的情感。

接下来，康德从这条唯一的绝对命令中推出了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这是本章的主题，即在绝对命令的引导下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进到道德形而上学，再进到实践理性批判，也就是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再次深入刻画三阶段的层次区别。最为奇怪的是，即使在本章中，康德也重复三次对这三条派生命令轮番进行了讨论，而这三次重复也不是简单重复。第一次主要是举例说明，即在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解释中都以前述四个义务的例子作为话题，相当于“通俗的道德哲学”层次；第二次则是列表说明，指出了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范畴归属，相当于“道德形而上学”层次；第三次是把一切命令归结到“善良意志”和意志的“自律”，启开了“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维度，也就是对意志自由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后，将之作为绝对命令（道德律）这一“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以下试分别论列。

（１） 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这条命令与它由之所派生的绝对命令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普遍法则”变成了“普遍的自然法则”。为什么要强调“自然”法则？显然是为了普通理性能够具体理解；但由于这里不是指真正的自然法则，而只是“好像”自然法则，所以只是借用了自然法则的“形式”，因而还是从道德的形而上学层次来说明的，而不再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谈到过，实践理性的对象（善与恶）不可能像认识对象那样有自己的“图型”（Schema），但却可以有自己的“模型”（Typus），“所以，也要把感官世界的自然用作一个理知自然的模型，只要我们不将直观和依赖于直观的东西转移到理知自然上去，而只是把这个一般的合法则性形式（其概念甚至发生在最普通的理性运用中

但仅仅只是为了理性的纯粹实践运用这个意图才能够先天确定地被认识）与理知自然相联系。”所以下面所列举的四个例子就具有纯粹义务的“模型”的含义，康德将这四个例子按照“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重新整理为：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所谓“完全的义务”就是绝对没有例外的义务，例如：1.不要自杀；2.不要骗人。所谓“不完全的义务”则允许有例外，例如：3.要发展自己的才能；4.要帮助别人。显然，这里前两条相当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消极的义务”，后两条则相当于前面的“积极的义务”；但前面是按先客观（他人）、后主观（自己）排列，而这里是按先主观（自己）后客观（他人）排列。因为在“通俗的道德哲学”中人们首先注意的是对他人的义务，而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更重视的是人们对自己的义务。此外，完全的义务是违背了它就会陷入完全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取消的，如自杀一旦普遍化就没有人再可以自杀了，骗人一旦普遍化也就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人、因而也骗不成人了，因此这种义务更像是一种客观的“自然法则”；违背不完全的义务则不一定自我取消，如设想一个懒汉的世界和一个绝对冷漠的世界都是可能的，但没有人能够真的“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不遵守义务只不过是希望自己一个人“例外”而已。所以这只是类似于一种主观心理上的“自然法则”，违背了它只会导致自己意愿中（而非客观上）的自相矛盾。

无论如何，上述四个例子都证明了，从纯粹“理性”的眼光看，我们的行为及行为的意志不要自相矛盾，而是要成为普遍法则，才能够保持一贯性，这是评判一件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标准或准绳。但康德并不满足于例子的证明，他还要从中挖掘出内在的普遍联系。于是他问道：“对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将其行动任何时候都按照他们本身能够愿意应当用作普遍法则的那样一个准则来评判，这难道是一条普遍法则吗？如果它是这样一条法则，那么它必定已经（完全先天地）与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个概念结合起来了。但为了揭示这一联结，我们却必须不论如何曲折地跨出一步，即达到形而上学，虽然是进到与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不同的、亦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领域。”这就从人类道德行为的“意愿”（Wollen）提升到了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纯粹意志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层次。康德在这一层次上进一步分析了意志（Wille）概念，指出既然意志就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所以它跟直接的自然因果性（致动因）不同，是一种目的行为，因而有目的与手段之分，还有主观目的（质料的）和客观目的（形式的）之分。康德认为，只有客观目的才是一切有理性者的普遍必然的目的，具有绝对价值；主观目的只是一时的欲求，只有相对价值，因而随时可充作其他目的的手段。那么什么是客观目的呢？只有设定目的的意志主体本身（而不是它所设定的任何目的对象），这种主体作为绝对的目的就叫做“人格”（Person）。这就引入了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达方式。

（２） 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在这里，康德再次引述了上面那四个例子，但说法已有所不同，即不是从行为的逻辑一贯性和不自相矛盾（不自我取消）的这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类似于“自然淘汰”）的形式规律来立论，而是从行为的目的是否能成为绝对的最高目的来立论。实际上，作为意志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目的，则一切目的行为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目的性，而不过是一大堆互为手段的行为，总体上仍属于机械因果性（弱肉强食或互利共生之类）。因而，要使意志行为不变质为机械因果作用，而始终是目的性行为（始终保持为意志行为），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就是与一切物性不同的人性本身。所以四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1.不把自己的人性当手段；2.不把他人的人性当手段；3.以促进自己的人性为目的；4.以促进他人的人性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上述第２个例子之后有一个注释：“不要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俗语在此可以用作准绳或原则。因为这句话是从那个原则［指上述命令式］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带有各种限制；它决不可能是普遍法则，因为它不包含针对自己的义务的理由，不包含针对他人的爱的义务的理由……最后，也不包含相互之间应有的义务的理由；因为否则的话，罪犯就会根据这一理由而与处罚他的法官争辨了。”虽然康德这段话并不是专门针对孔子的“恕道”而言的，而是针对西方和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共同具有的“金规则”而言的，但我仍然愿意提醒进行中西文化、特别是康德和儒家伦理比较的人：按照康德的看法，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只有在“人是目的”这一前提下才能成为一条道德法则，否则虽然它表面上好像具有普遍法则的形式，因而与前一条派生的绝对命令形式（使你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难以区分，但终究是没有真正的普遍性的，而会成为一种用来逃脱处罚或达到其他有限目的的工具（如说：为了你在这个集体中更好地与人相处，以免遭人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明智的）。道德的“金规则”变成一条功利主义的、甚至“乡愿”的规则，仅在转手之间。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它建立在“人是目的”这条原则之上，没有任何别的有限目的（哪怕是“治国平天下”之类），它也可以是道德的。这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人格和人性。

然而，康德所谓“人性”（Menschheit）并不是单指地球上的人类的性质，而是任何有理性者的一般本性，因而它并不是主观上作为人的目的，即作为人现实地当作自己的目的的对象，“而是被表象为客观目的，即‘我们能够拥有我们所愿意的目的’这一法则，它应当构成一切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性条件，因而，它必须出自于纯粹理性。”这样理解的“客观目的”就不是某个具体的目的了，而是一般地“能够拥有目的”这一“法则”，也就是意志的“立法”。所以接下来，康德就从这一新达到的高度回顾说：“就是说，一切实践的立法客观上的根据就在于使得它能够成为一条法则（但顶多是自然法则）的那种规则和普遍性形式（按照第一条原则），主观上的根据则在于目的；但一切目的的主体却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第二条原则）：于是由此就得出了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作为它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这就是作为前两条原则的综合的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

（３） 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就是一般意志的自我立法或“自律”（Autonomie）的原则。康德指出，前面两条命令形式尽管也“假定”（annehmen）自己是定言命令，因而是绝对优先于其他一切法则和目的的，但在这两个命令式自身中并没有直接表明这一优先地位的根据何在，所以需要上述理念来提供这一根据。严格说来，这一理念并没有采取“命令”的形式（“你要……”），而是直接指陈一个事实，即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但有了这一理念，它就可以从前面的命令形式中排除各种利益的考虑，而将之变形为它自己的命令形式。如康德说：“如果有某种定言命令（即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一切意志而立的法则），那它就只能命令说：去做一切出自他意志的准则的事，就像这意志可以同时把它自己当作普遍立法的对象那样。”（对第一条派生的命令的变形）；又说：“有理性的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自己看作在一个通过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对第二条派生命令的变形）。可见前面两个命令形式中已经暗中包含着这第三个命令原则了，因此康德在这里不再逐条讨论前述四个例子，只注明上述例子在这里也适用。所以，按你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也好，把人看作目的也好，这些命令之所以必须遵守就有了最牢固的根据。“所以意志并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则，而是这样来服从法则，以至于它必须也被视为是自己立法的，正因此才是服从法则的（它能够把自己看作这法则的创造者）。”前面的命令表达了道德法则，但并没有表明这些法则就是立法的意志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所以很容易拿另外的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法则（如“治国平天下”，或上帝的诫命）。但普遍的意志立法这一原则就使每个意志作为自律的意志挺身而出，成为了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同时又把前面两条派生的命令包含在自身中了。所以只有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自律）才使得行动的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获得了“敬重”的道德情感。

于是康德总结道：“上述三种表现道德原则的方式根本说来却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多种公式，它们每一个把另外两个结合在自身之中。然而它们之中毕竟有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与其说是客观实践上的，不如说是主观的，即为的是使理性的理念（按照某种类比）更接近直观、并由此更接近情感。”接着康德就从已经达到的道德形而上学层次对这三种命令形式以排列对照的方式作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再次（第二轮）阐明。他表明，一切准则都具有一个普遍形式、一个目的质料和一个包括形式和质料在内的完备规定，所以才有上述三种道德命令的公式，它们依次经过了意志形式的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如果我们想在道德评判中总是按照严格的方法行事并以定言命令的普遍公式为基础，那我们只须遵行绝对命令的经典表达方式（即“要按照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条准则去行动”）就行了；但如果我们同时还想获得理解这条道德法则的“入口”，“那么引导同一个行为经过上述三个概念，并由此而使它尽可能多地贴近于直观，这是很有用的。”这就是对这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的第二轮阐明，它摆脱一切例子而突出了三条原则的形而上学实质。

接下来就是第三轮阐明，即通过第三条原则（意志自律）来从头引导全部三条原则。如把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归结为“一个绝对善良意志的公式”，把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中的“目的”归结为“不是一个起作用的目的，而是一个独立的目的……它只能是一切可能的目的本身的主体，因为这主体同时就是一个可能的绝对善良的意志的主体”。至于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也就是第三条原则自身，在这一轮阐明中也被引向了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的“悖论”（Paradoxon），表明正由于人性中的这一对立，人必须努力克服自然王国的干扰,自律才成为了人的一种“义务”并获得了令人敬重的尊严。

本章最后的几段文字列了三个小标题：“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一切不真的原则之根源的意志他律”、“由他律所假定的基本概念而来的一切可能的道德原则之划分”。第一个小标题表明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其可能性必须到下一章即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中去解决，在本章中则满足于通过分析道德概念而把它揭示出来。第二个小标题表明凡是不从意志自律出发而从意志的他律出发的行为都无道德价值。第三个小标题则展示了经验派的幸福主义和理性派的完善主义在道德问题上所表现的二律背反，指出他们都是以他律为基础，因而是违背道德的。但经分析而找到的这个意志自律既然是一个综合命题，它如何可能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对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批判才能说明，这就过渡到下一章。

@natasha #1

尊重个人选择

@在脸地 #2

共产党杀人，你来要求澳大利亚给你正义？？？？

比一些人形禽兽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你要喜欢以前的电视剧，一定要看港剧， 比如妙手仁心

我非常喜欢以前港剧里的那种感觉，平淡和谐的小生活

@natasha #28

中国的科学其实不怎么发达，从《几何原本》开始，欧洲的数学就是从原理开始打下基础， 这也是当代科学发展遵循的原则。 中国古代技术还不错，但是很少人研究背后的原理，更没有建立以公理为基础的科学。

中国如果能在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开始吸收欧洲的科学发展，或许还有救。但不太可能

@爱狗却养猫 #1

胡锡进就是两面嘴脸，哪有值得同情。 香港岛和九龙都是永久性割让给英国，并且是在1842年开始，海参崴是1860年割让给俄罗斯的。 其次， 英国没有屠杀本地华人，反而让香港成为了国际都市，但俄罗斯多次屠杀华人。纵使领土不能要回来，作为中国人，对错是非还是应该认识清楚。

@爱狗却养猫 #2

未来的事情，谁能保证？ 中共倒是能说了算，但中共的话，谁知道真假？ 中共要是有信用，中国也不至于有今天

老师出来打脸学生，哈哈哈

@natasha #13

嗯，我去参观夜巡这幅画时，他们正在扫描，看起来设备很高端，扫描很精细，听说是要准备修复

总得来说，李嘉诚真是厉害，老早就买了很多英国的固定资产

@natasha #4

你说的对

旧文重读

Pink Floyd -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这个配乐太符合主题了

看了视频，我也推荐。 我稍微编辑一下，因为现在直接贴 youtu.be 分享链接就好了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一、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

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

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

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

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油米柴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

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

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

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第四，再度关门锁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闹僵，却与朝鲜这类恶政打得火热。

中国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是中国文明的自我进步，循沿的是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文明大转型固有逻辑，也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中国落地后之发育成长，并非外力所能主导。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却是在重启“改革开放”而与西方世界关系改善之后，以进步主义为导向，以“与世界接轨”为目标，而搭乘上全球化市场经济快车实现的。没有“开放倒逼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而与朝鲜、委内瑞拉这类失败国家、极权国家打得火热，违背民意，忤逆历史潮流，实在不智。虽说民间调侃，鉴于中国大量官商的子女玉帛均寄存于彼方山水，故而不用担心两国交恶，但明暗之间一闪失，倒霉的是这个据说全民所有的国族，而必然落在每个具体的百姓人头，摇撼的是他们的口粮与衣衫。在此，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政党理性代替国家理性，而以扭曲的国家理性压制公民理性，不思进取，一意孤行，早已落后于时代思潮，所以然哉，有以然哉。

第五，对外援助过量，导致国民勒紧裤腰带。

据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外援国，动不动“大手笔”划拉几十亿几百亿。此就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不少地方还处在前现代，实在是不自量力。究其根源，扩张性“光荣政治”逻辑作祟，蔚为主因，而公子哥心态与做派亦且难辞其咎。现有的国家财富，包括那三万亿外储在内，是四十年里几代人血汗累积的，更是远自洋务运动以还数代中国人奋斗的善果，怎能随便乱花。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终有结束之时，则如此慷慨，类如当年无原则“支援亚非拉”，导致亿万国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甚至于饿殍遍野，在在不能重演。此次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官媒以“共克时艰”号令，傥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刻遭遇百姓无情嘲讽，“去你妈的，都哪儿对哪儿呀”，正说明人心所向，早已非当年那般忽悠得了的了。

第六，知识分子政策左转与施行思想改造。

虽然早就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一有风吹草动就拿他们当外人，甚至当敌人，已成国朝政治的最佳晴雨表，也是政制底色的政治表达。教育部一再声言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教育，网传必须重点防范海归教师，以及高校中的极少数文革遗左纷纷如打鸡血般跳将出来喊打喊杀等等，都令人担忧所谓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再度降临，特别是伴随着政策左转而再次施行思想改造运动，乃至于不排除更为严重的态势。“妄议”大棒挥舞，人人噤若寒蝉，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而无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则探索未知、学术精进与思想创发云乎哉。本来，历经这四十年的积累奋斗，再好好干一、两代人，中华文明有望迎来一个思想学术的全盛高峰。但是，假若此种钳口政策再延续下去，甚至日益趋紧，则此种可能性无望变成现实性，中华国族终究只是精神侏儒与文明小国。

第七，陷入重度军备竞赛与爆发战争，包括新冷战。

短短十年间，整个东亚其实已然陷入军备竞赛，但所幸爆发战争的概率依旧尚处可控层面。问题是，不能由此打断中国的常规发展，就此摧折了尚未最后水落石出的伟大现代转型。两年来，在“阻止中国陷入全面内战”与“保卫改革开放”两文中，笔者都曾指认中国逐渐于“维稳体制”之上又叠加了“战备体制”，就在于提示其危险性，防范其负面影响。此刻随着内政紧绷与外贸纠纷日甚，经济下滑可能性加剧，则其进程不可控因素增多，防范其不至被迫走向战争状态，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绝非杞人忧天。坊间舆议提醒中美贸易争端不应再引向意识形态之争，更不要进行政治模式之争，亦为同此忧虑而发，还算靠谱。

第八，改革开放终止与极权政治全面回归。

虽说“改革”一词已然多少污名化，毕竟，恶政亦且假尔之名而行之，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下，置身大转型尚未完成、有待临门一脚的现状，较诸爆炸性革命与极左式的倒退，改革依旧是最为稳妥的路径。改革空转，抑或不进则退，早已非只近几年的事了，实已延绵一届任期。照此趋势以往，“改革开放”会否就此终止，极权回归，亦未可知。此时此刻，全体国民之最大担忧，莫此为甚。说是极权回归，就在于胡温任期，仿佛出现极权向威权过渡趋势，故而称为“后极权时代全能型威权政制”。但这两年反其道而行之，这才引发“极权政治全面回归”的恐慌。中国近代史上，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37年抗战爆发，两度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致使追求日常政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现代事业因而被迫延宕。今日这一波延绵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转型已到收尾时段，有待临门一脚，切切不能再因战祸而中断。倘若中断，下次历史机遇何时再来，恐伊于胡底矣。

三、八项期待

当此之际，针对上述担忧与恐慌，从内政着眼，无涉经贸（包括大幅度减税），也不上纲上线到民主法治层面，仅就下列八项而言，具体而有形，允为时务。

第一，杜绝援外撒钱“大手笔”。非必要的无谓援外大撒把，砸钱，最令一般民众反感寒心。

中国尚处发展爬坡时段，无论基础设施还是民生福利，均难题如山，任重道远。且不说养老、就业与教育，但就乡村凋敝而言，就压力山大，而需公权力多所措意。否则，半个中国仍处前现代，等于现代中国只是个半拉子工程，谈何文明复兴。近日中阿论坛期间宣布拨银两百亿美金，设立所谓阿拉伯国家“重建专项计划”，并且“探讨实施总额为1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可我们知道，海湾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何需尚有上亿未曾脱贫国民的中国在此充当冤大头，让人不禁感慨有司心肠何在，还把自家国民当人待吗？而且，凡此支出，完全无视既有预决算体制，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库司库宪法职权撇在一旁，在实质性瘫痪既有官僚科层建制化之际，等于向宪制与法制开战。

第二，杜绝主场外交中的铺张浪费。

开个平常的会，就使劲折腾，不计成本，劳民伤财，其实既无里子也无面子。此为“光荣政治”，而非“实利政治”，更非“实力政治”，亦非什么“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具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非徒谋虚荣者不为。照此思路，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峨冠博带，岂非天天戒严不可；全球性组织最多的日内瓦和巴黎，衣香鬓影，还不夜夜都要放烟火。就国家自助体而言，概需以实力立世，而旨在谋取实利，同时不废道义心肠。两项既存，三者并立，沾溉国民，荣光不求自来。无此维度，汲汲于光荣政治那一套，当事者出头露面好像挺风光，而不恤民力，做冤大头，实则招人鄙夷，也会激发民愤。连举世嫌弃的隔壁独夫胖墩来，居然大阵仗迎送，那文图俱在、传闻中酒席宴上128万元一瓶的矮嘴茅台，说实在的，一下子令亿万国民离心离德。——还中国梦呢，做梦吧！

第三，取消退休高干的权贵特权。

国朝体制，高干生养病死全赖国库，而享受超国民待遇。原有生活待遇、医疗标准与度假休养诸项，耗费巨量民脂民膏，大家耳闻目睹，而至今不敢公布，正说明见不得人。此种体制，承继的是朱姓子民、八旗子弟的奉养传统，既违忤曾经自诩之革命精神，更不符现代公民立国原则。若说什么“封建残余”，此为典型。国民痛恨不已，可毫无办法，遂成制度招恨之一大毒瘤。这边厢普通人民住院难，那边厢高干病房巍哉峨兮，隔离于一般病区，让多少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每一丝仇恨都可能在某个时刻于心田中成长为惊天雷暴。

第四，取消特供制度。

七十多年里，其实早从延安时期就已开始，无论是在国民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还是此刻亿万百姓为婴儿奶品、日常食品安全而提心吊胆之际，特供制度供养着这个号称人民政权的高层权贵，提供着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诸种特权，除开几个极权政体之外，举世找不出第二家，可谓豪奢之至，而无耻之尤。社会恒有差等，贤愚贫富实为自然，但那是结果，而非抹煞起点平等的公民理想，更非公然利用国库供养少数权贵。此制一日不除，“第34号”依旧，中国食品安全就一日没有保障，两方同样无任何真正的安全可言。

第五，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

有关于此，民间早已呼吁多年，居然毫无动静，说明其间猫腻最大，最见不得人。现有官员升迁程序中对于子女玉帛的说明，只限内部掌握，存见于干部档案，而一般国民无从知晓，遂使一切迷雾重重。而无论人力物力，还是技术手段，早已成熟，正为施行此制，并经由全国联网，用十四亿双眼睛施行有效监督，铺垫好一切基础。反腐而腐败不止，就在于搞成了内部的事，而非基于政治公开原则的法制作业，缺的就是阳光法案这一环。你们若非心虚，那就施行此制，让一切大白于天下吧！你们要是正心诚意，那就加入大多数国家均在其中的《艾格蒙国际反洗钱组织》吧！何必云山雾罩，将亿万国民当二百五。

第六，“个人崇拜”亟需赶紧刹车。

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想到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俨然一副前现代极权国家的景象。而领袖像重现神州，高高挂起，仿佛神灵，平添诡异。再者，官员讲话，本为秘书手笔，不过等因奉此，居然汇编刊行，精装亮相，全球免费赠送，徒耗纸张，令人喷饭。此间不仅需要反思为何当事人如此弱智而好名，更需要检讨为何曾经遭遇此种戕害的偌大国家，包括她的芸芸“理论家”“研究者”，居然对此毫无抵抗力，却不乏舔痈吸疽之徒。而亿万人犹如虚无，竟然容忍其大行其道，奈何不了那几个马屁精大员，正说明所谓启蒙是一个未竟事业，需要每一代人在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方能如履如临而砥砺前行。而且，它更加说明中国尚未完全进入现代世俗理性的常态国家境界，而有待接续奋斗矣。

第七，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四十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翩而顿生恐惧。因此，今明两年的适当时机，如秋季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或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例会，通过再度修宪，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保卫改革开放、防范重回文革极权政治。《宪法》既立，无论是何种质量的宪法，本不宜改来改去，无奈这是大转型时段过渡政体下的一部临时宪法，只好频繁修订。但愿转型落地之前，这是最后一次修宪。

第八，平反“六四”。

今明两年，适值“改开”四十周年、“五四”百年与“六四”三十周年，一连串所谓敏感节点纷沓。而中美贸易战的后果，亦将延时第次显现，增加了所谓的不确定性。在此，既有的“维稳”思路是“以治安对付政治”，叠加上“用政制钳制政治”，而非“以政治迎应政治”这一常态政治之道。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就在于“以政治迎应政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值此迎来“六四”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当局于今明两年适当时刻公开为其平反，不仅表明“以政治迎应政治”的诚意与智慧，而且，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为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扫清障碍，既裨益于民心舒畅，更有助于收拾政治合法性。

以上诸项，均为现代政治的一般常识，也是刻下国人的普遍诉求。此番“冒着杀头的危险说出人所共知的道理”，就在于举世滔滔，若无此说法，就无此立法，从而吾侪百姓没个活法，其奈也何，呜呼哀哉！

四、过渡时段

两年多来的世界进入政治调整小周期，无需惊恐，远未到分晓时分，更须也唯有稳健推行内政改革，健全国族身心，方能应对过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这艘世界大船持续扬帆于和平与发展的常态政治航道。冲突与战争是人类这个残忍物种的常态，但是身处历史机遇关头而推延或者避免其发生，则为政治的天命所在，更是对于肉食者政治智慧与德性的大考，而人类恰恰就是政治的动物，政治为世间最高智慧。就刻下情形而言，纵便事态已如今日，也还未能根本偏转“和平与发展”这一大势。而这就是历史机遇，就是所谓的“机遇期”，唯智者方能攫获，而不至于东怼西怼，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也。

至于太平洋沿岸东西两大国均不期然间先后步入“老红卫兵执政”状态，是而且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过渡现象，实为每临历史危机关头就会出现的那种一再上演的乱象之再现而已。就此岸言，其毫无历史感与现代政治意识，更无基于普世文明自觉的道义担当，昧于时势大道，却又深濡文革政治烙印，虚骄之下，允为干才而用力过猛却用错了方向，致使弄权有术，当官有方，而治国无道，岂止折腾，直是倒行逆施。就彼岸看，实为一群依旧生活在列强时代与冷战政治中的老不死幽灵登台，虽不乏对于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与文明变局的现实判断，却同样缺乏历史感，短视而贪婪，根本开出了误诊处方，反将早年裙带资本权贵的重商主义国策与基于唯我独尊、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式傲慢偏见与粗鄙蛮横，赤裸裸的讹诈，尽兴抖露无遗，展示了一个文明衰败的疲惫帝国狗急跳墙式的晚期症状。而自大爱国狂适成祸国害人精，所谓爱国贼，中外古今，史不鲜见。同时，它还说明，如同“坏人变老了”一般，人人都是自己早年教育体系的产物，此后无所用心，了无自省，便难以挣脱羁绊。以旧知识应对新事物，却又自信爆棚，遂刚愎自用。其理念，其政策，如托克维尔所言，不过是“发霉的旧货”。

此时此刻，就中文世界的一般舆议心态与脉络来看，基于公民理性的政治自觉已然充沛发育，更不缺昂扬正大的道义立场，但少见基于国家理性意识的文明自觉，特别是未能梳理清楚适用于“国家间政治”的国家理性与适用于“国家政治”的公民理性之二元分际，而混战一团，指东打西，甚至崇拜起彼岸老红卫兵来，将自己降格到铁锈州红脖子们的水准，套用一句名人名言，可谓“土样土尿泡”。同时，也是政体感召不足，导致认同缺失或者疲弱，而使国民身份与公民认同两相悖逆之怪象。毕竟，“大清”与“中华”，虽纠结缠绕，还就真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坐江山”“吃江山”，江山有事了，就让大家“共克时艰”来“保江山”，这不扯淡吗！有舆议感慨，一些人说话办事，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而处处倒为对方设计着想，实在是怪而不怪，正为向心力凝聚力这一软实力不足国族常见的景象矣。再者，撇开究竟何为“中国人”等等认知争议，置此情形下，可得申言者，两边各说各话，越是昂扬正大，越可能将话谈死，而无转圜余地。凡此再度说明，国族的政治成熟必以其知识精英的心智作育为先导，而心智作育要在精神自由，众口喧哗却又紧扣人生与人心的普世心思，摒拒任何定于一尊的愚妄与傲慢，要求当局不要再钳口日甚，而把言论自由还给读书人，从而，在几代人的接续用功磨砺中，涵养保育中华文明思想母机，护卫其功用，强化其势能，这才有望清醒观势，冷静应事，而清明用世矣。

目前来看，当局一再重申绝不会因为贸易战而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会动摇在开放交往中发展经济的既有路线，并决心协力捍卫多边体制。与此表态相呼应，并有相应开放措施出台，仿佛尚有定力。其于证明“开放倒逼改革”这一中国式发展路径依赖的同时，却又似乎未见任何实质性内政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则不免令人失望，而对其诚意和实效，采取游移观望态度。故而，上述八项，允为时务，先做起来再说。

都说你能干肯干，这八项你只要干一件，我们就欢喜。你要是干三、四件，我们就心服口服。你要是全干了，则普天同庆。

年初高官曾经宣示今年还要陆续放大招，以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此刻时间过半，宁信其有，且翘首以待矣。

最后，顺说一句，陕西省梁家河村四五十户人家，常驻百十来口，居然在上海设立联络处和农副产品展示馆，一望可知非淳朴乡民所能为，毋宁，官商勾结的媚上双簧，于各怀襟抱中各逞其图。还有，最高检开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层峰邀约与此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梁家河村支书共同揭牌，同属太监姿态，希图借此创造勾兑机会，拍马屁不要脸。至于陕西省社科联的招标项目“梁家河大学问”，以及近年来各类所谓社科项目之造神运动与领袖崇拜，反现代，逆潮流，匪夷所思，恬不知耻，丢人现眼，更不论矣！凡此种种，太作了，太过分了，而过犹不及，只会把我们带回那个人人觳觫苟存的酷烈人世也！

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2018年7月

@natasha #1

十分沙哑

@冷嘲热讽 #5

政府行使的是公权力，根源来自人民， 2049既没有让你交钱，也不是你爹，是私人网站。 明白公私之别是基本常。 发言请准守2049规格， 不要尽说无意义的傻话

旧文重读

@natasha #2

嫖娼这个罪名完全就是羞辱知识分子，和当年的臭老九一个意思，共产党本性不变

@Nina #5

恨不得现在就过去抱住你！ ♥️

@冷嘲热讽 #12

@gloryday #18

既然你喜欢1984，那你就自己去活在1984，别翻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