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这个定史家之绝唱的

其实我想了下，楼上这个说法不可行“个性化最好是客户端本地做，跑个什么AI模型”

因为你用AI模型筛选数据的前提是你有访问权限，请问你一个普通客户哪有访问youtube所有视频的权限，又从何从youtube视频库里选择合适的内容推送到你自己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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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请拨打988热线预防自杀

这里推荐阅读：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92483

王庆民：在香港精神病院期间与医生谈论死亡问题及关于死亡问题的思考

（三）“被入院”容易出院难–残酷的滞留、身心的挣扎、痛苦的思考

1.和主治医生谈及自杀问题；我个人关于自杀问题的想法看法

我和主治医生陈医生的谈话，平均两天一次，除了第一次，每次不超过20分钟，有时不到10分钟。

我因自杀而被判强制入院，自杀问题当然是医生询问的重点。在玛丽医院被问询是否真的想要自杀，我诚实回答是要自杀；后来又被问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是否还会自杀，我说还会自杀，结果就被强制送到精神病房里来了。因此在和病房的两位医生谈话时，我吸取前面这两次回答的教训，只好违心的说，我不是想自杀，只是想通过在中联办割腕引起媒体对我的事情、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而如果我出院，也保证不会再自杀了，而是会好好生活下去。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会大陆会不会自杀，取决于环境而不是我自己。

这真是很荒唐的事。为什么香港、大陆的精神卫生体制和医疗理念，非要逼人撒谎呢？自杀也应是个人的自由，人应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关于自杀是不是个人的自由，人类已经争议了很久。我在前面第三章的第一节，已经很清楚的阐述了我为什么要自杀。而在我其他文章如《自述》和《个人情况说明》中也都有背景提及。我本不想死，但是理想的破灭、维权的挫折、社会的残酷、生存的艰难，都把我逼向了死亡。我已经承受了太多，从幼时的家庭暴力，到中学的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常年生活在痛苦之中。好不容易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还是因谣言和歧视倒在了高考的终点线之前，功亏一篑。此后，整个人焦虑抑郁，濒临崩溃。无奈下我选择上互联网逃避现实，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相对友善如避风港般的朋友圈，又被一群流氓恶棍侮辱和逼走。我住在自己的出租房里想逃避社会，家庭又突生变故，父亲中风，我生活越来越拮据，再拖也拖不起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奋起维权，投身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社会运动，却四处碰壁，遍尝世间冷漠。我尽力抗争了，可力量微弱，总是受屈和吃亏。这样没有尊严的、身心饱受折磨的活着，有多少意义呢？

我前面提及了自杀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理想，为了抗争，为了做防治校园暴力领域的殉难者，如布鲁诺、释广德、帕拉赫那样。不过我没有那么光荣伟大，我为防治校园暴力奔走呼号、我的抗争、我的自杀，也是对生活绝望的逃避。

就像古今中外的许多革命者，是不是完全是因为政治理想而参与革命、为革命牺牲呢？或者说，政治理想又发自于什么？毫无疑问，不只因为使命感正义感这些，有时就是因为把它当作精神寄托罢了。就像有些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许多也是中下阶层，他们并不见得真的理解民族利益和民主自由的本质和意义，很多时候只是以民族自豪感和参与政治运动掩饰生活中的失落。以政治理想代替一般的生活追求，是对生活琐碎与不满的下意识逃避。

我想到《纸牌屋》第三季中的一段剧情。剧中女主角、第一夫人克莱尔去营救因宣扬同性恋权利而被俄罗斯逮捕的美国人科里根。克莱尔劝说科里根，签了认罪协议，但科拒绝签署。克莱尔劝他要懂得妥协，他却说革命者是不能妥协的。看到这，科里根就像一个争取LGBT权利的革命斗士，视死如归，宁愿关在俄罗斯监牢也不放弃政治理念。克莱尔为了进一步劝说，就留下来和科里根长谈。克告诉科，他的丈夫在美国等待着他，难道不愿意回去吗？科才开始吐露心曲：他和他的同性恋丈夫，感情并不和睦。从一开始的情投意合，到后来和许多异性夫妻们一样，生活一地鸡毛，乃至互生嫌隙。于是，科更投身于同性恋权利的宣传，甚至跑到明知有被捕危险的俄罗斯。谈完后，克莱尔睡着了。一觉醒来，科里根用克的围巾上吊自杀。然后，在普京和安德伍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莱尔拒绝粉饰俄罗斯的粗暴拘捕，声称科里根是为了信念，不甘屈服才自杀身亡，将科塑造为烈士。这样说道理上自然说的通。但前面那段对话，科里根的个人生活，与他投身政治、冒险赴俄、最终自杀，又有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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