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篇访谈我的感觉很复杂。首先我同意其中说的,讲故事有利于传播,同时要了解自己希望传播信息的对象。不过阅读的时候,总让我感觉有点……“飘”。或者说,我总觉得这篇文章的细节并不太适合中国大陆的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港台。
首先,中国大陆有几个人关注“【时差】播客”、“【故事】网站”的?甚至,有多少人听说过?更甚,这两个网站在搜索引擎上搜索,由于其名字缺乏特点,都很难直接找到(SEO做得很差)。关注这些的大陆人,十有八九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精英了。对这些人,传播者如果自诩为“精英”,其实挺傲慢的。而对所谓的“大众”,目前并不怎么接触得到这些渠道。
其次,文化有趣味高低之分,“高级”文化的流向都是从上往下传递的。这不是“精英”的傲慢,这是社会现实,没什么好否认的。就算是有“精英”努力普及基本知识,对象也不能和“精英”的文化层次差太多,因为有些共识和基础知识的鸿沟,是很难简单填平的。所以就像文中提到的,普及的有效性,与受众的知识水平很有关系。让博士生给小学初中水平的人普及知识,大概率效果很差。所以认清一个人的优势在哪里,怎么定位受众,受众究竟是什么水平,比简单地说“精英要会和大众沟通”更加重要。
例如文中说《经济学人》相信“大众基本上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但这是建立在美国人口90%高中学历、35%大学学历的基础上的(有些欧洲国家还要更高);而中国高中学历人口才25%,大学人口12%。即使是这样,《经济学人》都排不上美国流行期刊前100的(顺便说一句美国最流行的大众期刊是"Better homes and gardens"),更不用说中国的情况了。
第三,传播重要的除了“我想传播什么”,还有“别人对什么感兴趣”。讨论中,除了泛泛而言(“喜欢故事”、“与自己切身有关的内容”等),我没有看到一句对“大众”的清楚定义,也没有看到“大众对什么话题感兴趣”的分析,觉得很遗憾。
第四,整篇访谈中,除了林垚,其他人几乎绝口不谈大陆的舆论管制这个重要的因素对信息传播的影响(当然其中有些人是港台的,可能对大陆情况不太了解;但是其中也有几位大陆的学者),甚至有人隐隐为舆论管制站台,让我觉得更加遗憾。例如淡豹这位学者讲到的:
“海外的批判者在討論跟言論、寫作有關的問題的時候,還是會把審查或者尺度作為最優先、最重要的使得言論空間產生變化的點。其實此外也很多蠻重要的點,但是他們之間的重要性關係我還做不了判斷……我沒有像一些媒體人或知識分子那樣,很想為深度調查或者南方週末招魂。我覺得在調查報導時代,「揭蓋子」推進改革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目標。現在國家很有意識地在承擔這個任務,自我淨化。”
还有这位学者对苟晶案的评价,我看了,就四个字,吐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