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从非基督教运动开始时的本意——理性的文化批判运动——来审视它，那就不能不指出：初衷并未都实现。虽然从大效果上看，它似乎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的形式宣传了“科学真理”，反对了迷信愚昧，激发了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但如果我们从思想史角度细细审视这场运动中的种种思索和论辩，重新解读其时留下的作为思想史材料的种种文献，我们就不能不有所遗憾：在这场以弘扬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为自觉诉求的运动中，真正的科学精神、理性态度表现得并不多，并且总是很快被激烈、狂热的呼声淹没。

作为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思想资源的理论依据的是科学理性、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潮。从论战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时对科学的理解是偏颇的，而后两者，虽有其政治和历史方面的正当性，但在思维模式和论战上却有不少不必要、也不应当的片面和偏狭。这么说不是出于事后评论历史的轻巧。“事后之智”实际上往往更沉重：它既不能不体察“当时”的种种境遇造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又不能不面对这一切确实又给其后的历史带来的悲剧。

总体上看，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由于时局的压力，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急切心态，这场运动中真正进行理智和自由的对话、论辩、深入思考和文化批判的时候是很少的。因此，随着运动不断被时局和形势推向高潮，它成就了反帝斗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一段辉煌，

但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对今后不无影响的一页败笔。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wxl-fj.htm

非基督教运动中最能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的，是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其全文如下：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23]

五教授的这一声明，言简意赅、态度明确、掷地有声。它体现着一种真正的理性主义。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汹涌的时潮面前坚守自己立场的独立精神和维护思想自由的勇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东西。中国历来缺少这种不同于时潮的少数人的声音，因此很容易形成群氓的狂热运动。二十年代是这种少数人的理性主义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开始张扬的时代，但也很快夭折于时局。尽管五教授的声明当时一样未能对运动起匡正，纠偏作用，相反，只招来谩骂，甚至更刺激了狂热。今天来看，我们则不能不佩服其勇气，理解其苦心。它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有价值的一笔。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似乎还未有足够的现实教训和历史睿智来倡扬和维护这种不同的声音。甚至于，以李石曾、萧子升、李大钊等人署名的“非宗教大同盟”第二次通电中还指责他们：虽说“不拥护任何宗教”，“其实已经有倾向于拥护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态度。”[24] 这是一种诛心之论，它非但不可取，而且为祸甚大，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批判方式的使用成为一种惯例，使中国知识分子几度惨遭罗织，吃尽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