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出自鲁迅1933年9月《漫与》。这是他批判“民族主义文艺”文章中的一篇。
民族主义文艺是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名，反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以当时在《申报》副刊写小说，戏剧的几个文人为主。而革命文学是以鲁迅为主要骨干，瞿秋白为首。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31年1月7日，因黨内权斗，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特工米夫把瞿秋白踢出了中央领导层。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革命文学左翼运动。
先观赏下这文，这革命文章，再作进一步分析。
漫与
地质学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们不大明白了，至于现在，却总是相差无几。假使前年是肃杀的秋天，今年就成了凄凉的秋天，那么，地球的年龄，怕比天文学家所豫测的最短的数目还要短得多多罢。但人事却转变得真快，在这转变中的人，尤其是诗人，就感到了不同的秋，将这感觉，用悲壮的，或凄惋的句子，传给一切平常人，使彼此可以应付过去，而天地间也常有新诗存在。
前年实在好像是一个悲壮的秋天，市民捐钱，青年拚命，笳鼓的声音也从诗人的笔下涌出，仿佛真要“投笔从戎”②似的。然而诗人的感觉是锐敏的，他未始不知道国民的赤手空拳，所以只好赞美大家的殉难，因此在悲壮里面，便埋伏着一点空虚。我所记得的，是邵冠华③先生的《醒起来罢同胞》（《民国日报》所载）里的一段──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鼓鼙之声要在前线，当进军的时候，是“作气”的，但尚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并无进军的准备的处所，那就完全是“散气”的灵丹了，倒使别人的紧张的心情，由此转成弛缓。所以我曾比之于“嚎丧”，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从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的活下去。历来的文章中，化“敌”为“皇”，称“逆”为“我朝”，这样的悲壮的文章就是其间的“蝴蝶铰”，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而从诗人看来，据说这些话乃是一种“狂吠”。
不过事实真也比评论更其不留情面，仅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昔之义军，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却早已侨寓姑苏了，而且连捐款也发生了问题。⑧九一八的纪念日，则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梭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豫设的宝座。天气也真是阴惨，狂风骤雨，报上说是“飓风”，是天地在为中国饮泣，然而在天地之间──人间，这一日却“平安”的过去了。
于是就成了虽然有些惨淡，却很“平安”的秋天，正是一个丧家届了除服之期的景象。但这景象，却又与诗人非常适合的，我在《醒起来罢同胞》的同一作家的《秋的黄昏》（九月二十五日《时事新报》所载）里，听到了幽咽而舒服的声调──
“我到了秋天便会伤感；到了秋天的黄昏，便会流泪，我已很感觉到我的伤感是受着秋风的波动而兴奋地展开，同时自己又像会发现自己的环境是最适合于秋天，细细地抚摩着秋天在自然里发出的音波，我知道我的命运使我成为秋天的人。……”
钉梢，现在中国所流行的，是无赖子对于摩登女郎，和侦探对于革命青年的钉梢，而对于文人学士们，却还很少见。假使追蹑几月或几年试试罢，就会看见许多怎样的情随事迁，到底头头是道的诗人。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九月二十七日
时代不同了。鲁迅的文章只能用来研究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他那会的中共和国民党和今天的两党已经完全不同了。只能说还继承了一点基因。
是啊。
当时社会是有言论，办报，出版自由的，各种政治主张，文学，文艺流派都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中共创办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出版发行了七年，出了201期，发行量最多时近十万份，还远销海外。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这些搞马列红 色江山的，也在这中共机关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鲁迅也靠有言论，办报，出版这自由，教教书，当当老师，写写文码码字，揭黑唱红，竟然买了一套租界洋房，过上了中上等生活。不时去大剧院看看戏，去茶馆喝喝茶、洗洗脚。鲁迅赚老婆朱安没文化，没思想，没觉悟，从没同过床，当佣人用，做得绝。不时去泡泡这个女学生，那个许广平革命小妹，老牛吃嫩草日子过花花的。
鲁迅去世早，享年55。如果能活到1949年后，应会同章伯均，罗隆基等人一样，他会出仼黨宣部门高官。不会同胡适等人一样，一眼看穿中共外红内黑底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远走国外。在随后的“引蛇出洞”反右运动中，鲁迅这个多少有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华士大夫硬气、硬朗精神的，估计也会同章伯均，罗隆基等人一样成了条“蛇”。
当年也曾有人当面问过老毛，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老毛回答说：(鲁迅)要么不吭声，要么坐牢。
1949年后，马列毛黨宣们为了打造社会主义新社会“伟光正”神殿，极力抹黑过去的旧社会，统统说成是黑暗的，万恶的，吃人的。
而真相是，言论，办报，出版自由…，至今还是个墙上饼，社会自由度，宽松度远低于百多年前的北洋，民国期。至今仍是个违反人权，践踏人权的极权社会，说黑暗，道黑暗，这才是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