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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與「藐視國會罪」入刑

本來不想寫這一篇的,因為如果要寫,那麼就要在指明哪些是綠營的認知作戰之外,也要說說這次的修法的真正的問題所在。

但是看到仍有綠營戰士在四處進行認知作戰,裝作理性中立的樣子,提出來的觀點又低下又胡攪蠻纏,於是又忍不住要寫一寫。

順附:此次三讀通過之修訂條文可參見: https://new.reddit.com/r/2000committee/comments/1d3pwns/ 其中我都有標記改動或新增的地方,改了哪裡,新訂了哪些一目瞭然。


我這篇會把重點放在法條上,但開始還是要說一說最表層的認知作戰,也即綠營喊出來的那幾個口號:擴權、黑箱、違憲。

擴權

了嗎?如果說以修法的形式將國會調查權、聽證權固定了下來,那麼確實擴了些。修訂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章和第九章之一明確了國會具有調查權(取代以往的「調閱權」),並且可以召開聽證會。

但是這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早就有大法官解釋的。釋字第 585 號解釋早年被民進黨的議員反覆地引用,把「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當緊箍咒一樣唸了那麼多年,這些立法院的官方網站上都還留著呢,隨便使用類似 site:ly.gov.tw 國會調查權 之類的關鍵字,就能找到。

而且非常要感謝釋字第 585 號,可以看出,這次修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無論是質詢部分、人事同意部分、還是調查聽證部分,都完美地避開了釋字第 585 號中所裁定之違憲條款,可以說是把釋字第 585 號當藍本去規範的。

另外我發現很少有人討論人事同意權部分的修訂。其是如果細看修正條文則不難看出,質詢部分、人事同意部分和調查聽證部分的修訂(或增訂),其實質上是將釋字第 585 號中所規定的國會在行使調查權時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甚麼的細則給套到了質詢、人事同意和調查聽證上。也即,我可以向你要材料,我可以叫你來問話(答詢/聽證),你阻礙我調查/審查,我可以對你科處罰鍰。雖然分在三處,但都是以這樣的方針去立法的。而對於在真調會中所犯的錯誤,比如自己當起檢察官(借調檢察官、指揮檢察官起訴),自己當起法官(干預法院獨立審判),干預監察院之調查權,可以 override 保密規定等等的這些,則在此次的修法中明確地避開了 (46b, 47)。有問題,我們該移送監察院的移送 (48), 該讓地檢去起訴的去起訴,除此之外,我們就最多也不過是出個報告公開一下,可不敢再自己當判官。

因此,此次修法可以算是借用釋字第 585 號中所確立的國會調查權,以及國會在行使調查權時能做甚麼、不能做甚麼在進行細節化立法,把這些權利詳細地解釋到了國會的質詢、人事同意和調查聽證上。


黑箱 (或「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這個就懶得說了,民進黨你也好意思講。他媽的習近平還只不過是「沒有!沒有!沒有!通過!」呢,你呢?你可是「第一條有沒有異議?有異議!通過!第二條有沒有異議?有異議!通過!第三條有沒有異議?有異議!通過!……」啊!講程序不正義,講強出委員會,講沒有共識直接靠人頭數通過,可都是你民進黨幹的事啊。還有小粉綠出來洗,說甚麼民進黨過去強行通過的那些法案,要麼不重要,要麼是「眾望所歸」,因此可以這麼做,或者雖然不好,但無傷大雅。然而此次國會改革事關重大,因此藍白不能這麼做。

這種論調前半句很無恥,但後半句說得對呀。藍白不能像民進黨這麼無恥,因此程序正義還是守住了的。民進黨自從這屆國會一開就開始使用各種方法杯葛。「沒有討論」(其實有)是因為你們不想討論,也不好好討論。該有的程序流程還是都有做到的,可是你們的那幾位活寶都在討論些甚麼?東扯西扯亂扯,明明討論的是總統赴立院做國情報告的事宜,尊敬的吳委員思瑤能扯到花東建設上去,還嫌主席給妳的時間不夠,說這麼大的議題再講多久都不為過。更愛講古的尊敬的柯委員建銘就更不必說了。而且貴黨一再地破壞議事規則,別人帶人來,你們說不行,好,那就聽你們的;結果你們轉身就自己帶了個人來(尊敬的鍾委員佳濱),毫無預警,也不商量,還號稱「在場唯一一個參與過國大聽過總統做國情報告的人」。那可不是麼,人家沒把自己黨內以國大代表身分聽過總統做國情報告的人帶來,你可不是現場唯一一個麼。還有著名的「老天有眼,發生大地震」……你們在討論期間為了杯葛鬧出那麼多花樣來,怎麼又說是不討論了呢。

整個立法流程,再怎麼說也守住了程序正義,該有的環節都有,該宣讀的宣讀,該讓你們用程序去拖延的也讓你們拖了。逐條討論時每次結束討論,你們說有異議,然後要求點名表決(你們不保證不衝主席台,你們偷走人家的表決卡,然後你們還提在程序上最慢的也從沒用過的點名表決——口口聲聲說舉手表決多少年沒用過了,先不去說之所以用舉手表決都是被你們鬧得迫不得已,你們怎麼不自己看看你們提的「點名表決」又何時用過?!),然後重複表決,然後表決結束討論,然後再重複表決。對於你們自己的提案,當國眾兩黨也贊成時,你們就先自己反對自己,說有異議,提然後提點名表決,表決兩次後,再表決你們自己的提案,然後你們再支持,然後再提一次重複表決。第二次院會時還甚至一次次地提散會動議,這樣可以再加四次表決,直到找到了禁止你們提散會動議的方法,才將每案的表決次數限制在了八次。總共 73 案,硬是就依著你們利用程序拖延的方式給表決下來了,該宣讀的也宣讀了,該讓你們發言的也讓你們發言了,還有甚麼「黑箱」之有?

你們本來就不想討論,卻仍舊依照程序正義走了下來,這不比「第一條有沒有異議?有異議!通過!第二條有沒有異議?有異議!通過!第三條有沒有異議?有異議!通過!……」要「光明」多了?何來的「黑箱」呢?


違憲

確有違憲之虞,在總統赴立院做國情報告部分。不過也要看後續釋憲怎麼說。因為條文寫得很模糊,並沒有要求總統一定要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沒有「得赴」「應赴」乃至「須赴」等字樣),而是用了立法院做主語,然後是「邀請」做動詞。那,立法院邀請,總統也可以不接受邀請嘛,也確實沒有寫總統不赴立院做國情報告的後果。不過,條文寫得又很明顯不是真的「邀請」,連甚麼時後交報告,甚麼時候去,新任總統又如何的細則都寫明了。因此就要看釋憲怎麼說了。

但是,這次的修法中,真正有違憲之虞的這個總統赴立院做國情報告的部分,卻並沒有甚麼太大的影響——就算最終這一條被宣告無效,影響也不是很大,國會的調查權、聽證權的確立,質詢與人事同意權的加強可不是那麼容易被證明違憲的。而總統去立院做報告這件事,他做或者不做,做得好或者壞,其實對總統本人,對立院,對國民都沒有甚麼實質性的影響,因此這部分確有違憲之虞的條文反而並不那麼重要。

重要的部分在刑法修訂中的「藐視國會罪」(不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的藐視國會行為,而是刑法中的藐視國會罪)。這裡在我看來是有些問題的,下面會詳述。


接下來重點說一說最近幾天看到的一些針對法條內容的錯誤認知(有的明顯是在故意傳播錯誤認知)。

註:1. 在下文中,為簡便之宜,我會以阿拉伯數字寫法條的條目編號,遇有「之一」「之二」「之三」時,以 a, b, c, … 寫在條目編號後面,也即諸如「第十條之一」寫成 ‘10a’,「第十條之七」寫成 ‘10g’ 這樣,對於條目之下的 paragraph, 以小括號刮之,對於 paragraph 之下的 item, 以 .x 記之(其實並沒有)。也即「第十條之二第三項第五款」寫為 ‘10b(3.5)’.(需要注意的是 paragraph 和 item 在中華民國和其他地方的翻譯是截然相反的,其他地方有的將 paragraph 譯作「款」,將 item 譯作「項」,但中華民國則反之,條下面是項,項下面才是款。)

2. 以前述寫法記之未標記法名的條文均指此次三讀通過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之對應條文。


1.《刑法》中的「藐視國會罪」不適用於普通人,且沒有除「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之外的其他構成要件

在一些草案中可能會看到其他的條文,但最終通過的只有上述這一條。因此要構成刑法上的藐視國會罪,有且只有「公務員在國會就所知之重要事項說謊」這一條。


2.《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修訂並未增大「主席」的權力

一個流行於網路的迷思(包括前幾天有人裝理性中立在某 sub 硬ㄠ)就是,此次修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極大地擴大了「主席」的權力,比如主席現在可以制止超範回答、可以制止反質詢、可以命令某人出席、命令提交材料等等,並對此做出處罰。

這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主席無權做處罰決定,這在各條修訂中寫得明明白白,任何新訂之行政罰處罰決定以及移送監察院之決定,均須由院會決議 (25(5), 25(8), 30a(2), 48(2), 59e(2), 59e(4), 59e(6)), 即使被處罰之行為並不發生在院會(可能在各委員會,可能在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可能在聽證會),也均須提交院會決議。且所有的行政處罰決定,均可不服並提起行政訴訟 (25(7), 30a(3), 48(3), 59e(3), 59e(7)). 因此絕無「主席自裁」之說。

或曰:那「主席得予制止、命出席,並得要求被質詢人為答復」(25(4)) 怎麼說?

很簡單,這是主席維持議事秩序的權力,且在修訂前的條文中就有,此處只是針對增訂之禁止事項的依應補充。原《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107)》中就有 25(1)「質詢之答復,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因此相應地 25(3) 規定「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如今修訂後的禁止事項除了「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又新增「不得反質詢」(修訂後 25(1)),「不得拒絕答復、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訊、虛偽答復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修訂後 25(2)),「不得缺席」(修訂後 25(3))。因此相應地,修訂後的 25(4) 規定了「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主席得予制止、命出席,並得要求被質詢人為答復。」,與原修訂前的 25(3) 是一致的。

主席的權力僅限於對受規範者在做出違規行為時進行制止,屬於依法維持議事秩序的行為。條文中從未授予主席對違規行為人進行自裁處罰的權利,反而明確寫明了當違規人被主席制止無效繼續違規行為時,須由院會決議再予處罰。

同時,「主席」不等同於「立法院院長」,不然就直接寫「院長」了。不同條目中的「主席」均指相應會議的主席,也即那個當時的 presiding officer, 對於各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小組就是召委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4,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46a(3));調查委員會、調查專案小組、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時,主席也是召委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59c),只有全院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以及院會時主席才是院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59c, 立法院組織法-4(1))。但也不一定,比如《立法院組織法》4(2) 就規定了院長無法任主席時由副院長出任,副院長也無法出任時「由出席委員互推」,實踐中往往就是院父,放在這屆國會中也就是柯建銘,柯總召你說吼不吼啊?!

因此此次修法,既沒有為「主席」擴權,「主席」也並非指特定某一職位人,更非特定一人。


3. 法律明確性問題可能存在,但不在「反質詢」、「藐視國會罪」上,「超範答復」可能算,但此條早已存在,且是否存在法律明確性問題你我普通人有兩層「說了不算」

又有一些人在硬ㄠ修訂及增訂條文之法律明確性問題。重點聚焦在「超範答復」、「反質詢」和「藐視國會」上。

然而遺憾的是,禁止「超範答復」的條款自從 88 年《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制訂以來就有,這不是新東西。更不是此次修法的內容。

至於「超範答復」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的問題,首先它與本次修法無關(本次修法完全未動),但若我們一定要討論它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答案也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得出的。

首先,法律明確性原則之「明確三要件」——「可否理解、可否預見、可否審查」(尊敬而博學的許院長宗力大法官, 101; 釋字第 767 號) 有一個前提就是,針對「可否理解、可否預見」,不是針對所有國民的,而是針對該法條所適用之受規範者的。也即,又些東西我們一般國民可能覺得「無法理解、不可預見」,但這不妨礙它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因為法條可能本來就不是適用於一般國民而是有特定的受規範對象的。只要其受規範者「能夠理解、能夠預見」就可以了(參釋字第 767 號之多數意見)。

所以如果我們一定要討論「超範答復」這部分並不在本次修法範圍內的條文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的問題時,要考慮其受規範對象能否理解甚麼是「超過質詢範圍」,而不是我們一般國民在看到該法條時能否理解、能否預見。考慮到該條自《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制訂以來就有,因此在施行的過去 25 年裡,可能國會在實際運作中已經透過實例逐漸明確了對「超過質詢範圍」的定義,我們不知道,或者主席曾經對此做出過裁示,我們也不知道。但是可能立法院和被質詢的各部會首長知道或者有被告知的義務,這我們也不知道。因此針對「超範答復」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的問題,並不能夠由我們來輕易斷言。

如果有疑義,則有疑義方當然可以聲請釋憲,畢竟雖然這一條文是沒有變化的,但如今它已經成為了可以被行政處罰的行為,因此可能在過去 25 年裡都沒有覺得無法理解、不可預見的事情如今突然變得概念模糊了起來,這是很正常的,就聲請釋憲嘛,讓大法官來裁決「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是否違反了法律明確性原則。


其次,我個人認為,「反質詢」不存在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的問題。儘管最終當然要由大法官來解釋。

但是,「反質詢」是一個常識性的概念,是可以透過一個人的常識去判斷的。若是在普通法國家,比如英國,這甚至都不是一個需要立法的問題,直接議長就可以根據國會慣例來出面制止了。

誠然,中華民國不是普通法國家,可由常識去判斷的概念或許仍有「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虞亦未可知。但是中華民國在既往的裁判文書中也有對常識的引用(生活常識、邏輯常識),因此可見如果一個概念可以使用人們的一般生活常識或邏輯常識去判斷時,它即便沒有嚴謹的定義語句,也是可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的。

有人可能抗辯說,「反質詢」的概念模糊,無法透過常識去判斷。那這個就看屆時大法官如何裁決吧。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且在我既往看過的那麼多年的英國國會辯論中,從未有人對此(議長依照國會慣例就反質詢予以制止)提出過質疑。我認為現代晚期智人的智力水準都是差不多的,應該不存在唯獨中華民國人針對「反質詢」的概念覺得無法理解、無法預見、無法以常識進行判斷的問題。


最後說說「藐視國會」。這個稍微複雜一點。因為「藐視國會」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是以「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定義的,是一種可被行政處罰的行為;而在《中華民國刑法》中,則是一種刑事犯罪。因此要分別說明。

比較容易確定的是,《刑法》中的「藐視國會罪」不存在法律明確性問題,它的構成要件非常明晰,有且只有:要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在「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上,做了「虛偽陳述」。

如果要硬ㄠ「重要關係事項」或者「虛偽陳述」的概念,也是徒勞無功的。因為該條的制訂是比照刑法第 168 條的偽證罪而訂的,其中亦有「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和「為虛偽陳述」的語句。而刑法第 168 條自 23 年刑法制定以來就沒有變過一個字,在過去的 90 年裡也有多次案件觸發對「重要關係事項」的解釋與裁決。硬ㄠ「重要」也是徒勞的,因為刑法裡還有很多處以「重要」或「重大」行文的地方,很顯然對於何為「重要」也是可以解釋的。

「虛偽陳述」則本來便是可由常識判斷的,其實就是「說假話」的意思嘛。而刑法第 12 條已經規定了,刑法只處罰故意或過失行為,且過失犯罪處罰者須有特別規定方可。新修訂的刑法 141a 沒有對「過失為虛偽陳述」的處罰規定,也即唯有「故意為虛偽陳述」方得處罰之,也避免了「無心為虛偽陳述」而觸法之虞。

所以刑法中的「藐視國會罪」的定義是非常明確的,從任何角度想要找到漏洞都不容易。(畢竟是比照已有 90 年歷史的「偽證罪」訂的。)

但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的可處以罰鍰的「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似乎就顯得有違法律明確性的原則了。這確實是一個問題。

當然也可以從一般生活常識的角度去抗辯,也既「國會」的定義是明晰的,「藐視」這一詞語的定義也是人們可以透過常識去判斷的,因此合乎法律明確性原則。——這樣的抗辯就看釋憲時大法官們能否接受了。我有看到在最近兩年有人就「輕蔑」一詞之義可否從一般生活常識來判斷聲請了釋憲,且已被接受(但並未做出裁決)。「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也許大抵類似於此罷。

另外,也已經有法學網友指出,法律的制訂,無論如何也無法做到絕對的明確,因此法律的明確性不是在法條制訂之時就完備的,也很大程度上仰賴後續施行中的解釋。有的網友認為這是胡攪蠻纏,但實際上現實中不確實如此嗎?

總上,就法律明確性之疑慮,我認為:1.「超範答復」本不在此次修法範圍內,是之前已有的條文,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也不是可以顯而易見地去判斷的;2.「反質詢」、「藐視國會罪」應該不存在法律明確性問題;3.《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的「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可能存在法律明確性問題,但也要看日後的解釋。


4. 需「經主席同意」的「律師陪同權」不是問題,只是一種 routinely 的 formality.

這是我的一個觀點,也許在日後的實踐中會打臉,但我目前認為,所謂的須「經主席同意」才能有的「律師陪同權」(50b, 59d), 並非是對證人權利的侵犯,反而是對證人在立法院作證時擁有「律師或專業人員在場協助」之權利的確立,而所謂的「經主席同意」只是一種常規性的 (routinely)、儀式性 (formality) 的「禮儀」(protocol)。

藍營這邊對「侵犯證人權利」的指控的回擊往往在於指出「證人在法庭上作證是沒有律師陪同權的」這一事實,並以此強調 50b, 59d 的訂立是增加了證人的權利保障,而非侵犯。

這無疑是對的。但我認為更應該指出的是,「經主席同意」在實踐中很有可能會成為 ~100% 都同意的一種常規的、儀式性的「禮儀」。

我當然可能會被打臉,但是我們要看到,這兩條的訂立均沒有列出主席應在怎樣的條件下同意、應在怎樣的條件下不同意。因此我個人以為,這其實就向問主席「時間可不可以暫停」「我可不可以喝水」一樣,屬於一種「禮儀」。證人說,我要我的律師在場。此時如果主席不同意,總要給出理由吧?但現行法律其實並未給主席準備候選理由。當然,主席可以自由量裁,但在沒有過硬的法律依據的前提下剝奪證人依法享有的律師陪同權,這對主席是不利的。

此外,觀其他國家的國會聽證,比如美國,如需攜律師同往,也是需要事先徵得聽證的委員會的同意的,然而這一般都是 ~100% 同意的事情。


下面說說這次修法中真正有問題的部分。

首先一點就是,國眾兩黨的修訂條文和民進黨所提的修訂條文中的術語不一致,而又由於民進黨的提案也有採納者(還不少,佔到了 12/44),因此就造成了同一部法律中針對相同或相近之概念的術語使用不同的問題。國眾兩黨想在三讀的時候做適當調整,將部分民進黨條文中所使用的術語與其他國眾兩黨之條文「對齊」,奈何不為立法程序所容許。

因此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依我看來,還是刑法中的「藐視國會罪」。

ㄟ?你不是說「藐視國會罪」的立法沒問題嗎?

不錯,我認為「藐視國會罪」的立法程序沒有問題,也合乎法律明確性以及比例原則。甚至於,在草案討論階段有他人提出的與其他罪重疊的疑慮也已不存在了。(因已不再涉及偽造、變造文件的部分,且因偽證罪有明確與之不同的受規範者,因此不能夠與偽證罪以及偽造文書印文罪想像競合。)

但是,我認為「藐視國會罪」的本身內容有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藐視國會罪」是一種「行為犯」,也既只要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在「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上,做出了「為虛偽陳述」的行為,就滿足構成要件,可以定罪處罰了。

可是,這樣合理嗎?如果認可「藐視國會罪」的行為犯屬性,那麼它所保護的法益是甚麼?「國會的……威嚴」?好像不太好吧。

因此,我認為「藐視國會罪」如果真的要入刑罰,則不宜以行為犯來定義,而應該以結果犯來定義,也即法條可寫成「於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陳述,致使誤導國會者」,這樣以「誤導國會」做為結果去定義此罪,方更妥當些。因為如果某人的虛偽陳述造成了「誤導國會」,影響了國會的調查,也即其行為導致了實質性的損害,這要比捍衛國會的「威嚴」要實在得多。

目前的條文以行為犯定罪,那麼就會導致,倘使有人在「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上「為虛偽陳述」,即使最終並未影響國會對某一事件的調查,依舊構成犯罪,就給人以雖無實質法益遭侵害而仍定罪處罰的感覺,這在我看來是不好的,因此認為應以結果犯定罪,加上其行為導致的後果的語句。

或曰:此次所訂之「藐視國會罪」的參照,偽證罪,也是行為犯而非結果犯。

是。但是請看刑法第 172 條,這其實構成了對刑法 168 條的「但書條款」,也即實質上是根據造成的後果以及是否有所彌補來定罪的,但新修訂的刑法 141a 並無此類但書條款,是單純以虛偽陳述之行為定罪。

最後,部分藍委在發表支持此罪之設立的演說時,提到了英國早有對藐視國會的刑事處分,並以此做為支持設罪的依據。

對於這一點,我必須說,英國的法治與諸位理解的或許有些不一樣,那就是,既便是之前有過實例案件且尚未廢除的刑罰,如果非常長時間沒有使用,也就會被預設認定為已不再適用,只能做為歷史背景以參考,而不能直接拿來用。英國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視慣例的國家,而慣例又是隨著時間流動地演變的。英國絕不會把 140 多年前最後一次使用過的刑罰不加討論地直接在今天繼續宣布適用。因此,對於英國的藐視國會相關之規定,只能說「歷史上曾經如何如何」,而不能假定其在當下仍舊適用(即使沒有廢除)。至於當下針對類似於中華民國刑法中所規定之藐視國會罪的行為的相關英國法律,只有國會自己的《議事規則》(Standing Order) 和《國會議員罷免法案 (2015)》(Recall of MPs Act 2015), 透過一種很複雜的方法對被認定藐視國會的國會議員予以懲戒——先由委員會裁決某議員「誤導國會」或行為「有失標準」,並在此基礎上根據《議事規則》向院會建議對其停權多少天,在院會討論並表決通過後,實施對其停權,再因其被停權日數超過 10 日而根據《國會議員罷免法案 (2015)》在其所在選區進行罷免投票。全程並不涉及僅僅因為「藐視國會」就獲刑的部分。因此援引英國歷史上曾存在過的對國會議員以及普通人 (strangers, 術語,指非國會議員的一般人) 藐視國會的刑事處罰來佐證中華民國的「藐視國會罪」的正當性是站不住腳的。


說了這麼多,倒不是說我就反對訂立「藐視國會罪」,我只是就事論事地將其背景中的錯誤以及我認為的條文中的不足之處講出來。對於該罪是否應當訂立,我倒沒有特別的立場。但有問題的地方就應該承認,而不是像民進黨的支持者們一樣顛倒是非在那滿口胡言地硬ㄠ或者散布假訊息。


延展閱讀:敬請參考 u/htlee_twhttps://new.reddit.com/r/China_irl/comments/1d39f56/ 這篇下面的所有回覆,我比較認可其觀點,並欽佩其法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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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oonblue  

    謝謝你願意發表出自己的觀點出來,這些年一下是民進黨一邊倒的輿論操作,一下是各黨支持者互相拉扯,任何過度偏袒一方的言論都顯得很愚蠢

  2. clepsydra_reflua  

    註:本文以及本人所有帖子均不歡迎「奭麦郎」使用者參與評論、討論。望知悉並請尊重。

  3. linda 回复 clepsydra_reflua /p/20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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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lepsydra_reflua 回复 linda /p/209307

    感謝!竟然不知道 貴站還有這樣的功能!不過隱藏得好深~

  5. clepsydra_reflua  

    發現我這一篇裡的幾乎所有觀點都有在這兩天的覆議質詢中被提到耶。包括比如黃珊珊用 168 和 141a 作對比,而且也提到了 168 條從 23 年以來「近百年」一直沒改過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