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捕运动的带头人物、明星人物。对这些人定罪一定要重,而且不能是政治罪名,比如可以像英国驻香港使馆那位一样送去嫖个娼。判不重,过两天放出来肯定被卢比奥接见,起不到威慑作用。
- 利益收买,分化瓦解。例如,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中,只要当事方还清两成的欠款,就可以满足八成储户的诉求(财富分配的二八定律)。因此,大多数人结清欠款之后打道回家,抗议宣告瓦解,损失金额最多的储户只好自认倒霉。
- 策反一部分、打击一部分,转移注意力焦点。例如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建制派利用和理非和勇武派的抗争观念差异,挑动两派的矛盾,让抗争者的注意力聚焦到自身问题上,忽视了共同的目标。
- 官方给事情定性,内部统一认识,开动舆论机器,压倒反对者的声音。
以上几种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默许,即使在中国也一样。中国的执政集团通过向民众提供经济增长的预期、安全感、和民族主义情感来维系其执政地位。动态清零打破了民众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众的安全感,因此难以压制的不满情绪会普遍爆发。
举个例子,在白纸革命中,以上四手段全部失效:
- 大多数人当天被抓捕之后,去警察局呆了几个小时就出来了,这削弱了民众对权力的恐惧感。在白纸革命中,地方警察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明确指示,他们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意把事情闹大。
- 地方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事实上民众和地方政府有解封的共同诉求。不排除地方政府放任抗议,挟民众以对抗中央。
- 白纸革命中,民众的共同诉求是解封,如果去收买(解封)一部分人,反而会让其它居民看到抗议的手段有效,导致骨牌效应。
- 官方迟迟没有给事情定性,只有政法委发了一通“既要也要”的模糊不清的指示,地方政府接不到明确指示,对政策消极打发。另外,官方舆论也普遍噤声,可能是担心对此事的评论反而会反向宣传白纸革命,激起中立派的不满。
这说明任何“御民之术”的效果都是有限的,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解决民众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