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名《紅星照耀上海城》
培训解放干部
共产党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培训接管华中和华南的干部。1948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告诉华北局：必须建立一个大党校、一个大军校和一个大学来培训到城市工作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年11月，在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个月后，党通过一个决定要培训3万——4万名干部到新解放的地区去工作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宣布计划在济南魏县和徐州的工人及职员中选拔一大批有前途的干部，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后准备接管南京、上海、杭州及其他城市，华东局党委立刻响应，部分是因为它想利用这个机会提拔一些干部——它有20多万希望得到晋升的老革命，还因为它吸收了许多工人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早就不安地预见到要南下了。
到了1948年秋天，党中央意识到没有足够的干部接管解放的城市。毛泽东亲自向第二军和第三军发了一封电报，命令司令员们停止一切工作，用整个月的时间來学习如何在城市和新解放的地区开展工作，所有军队干部都必须学习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当年10月28日，政治局发布了一个关于预备53000名干部的通知。华东局培训了15000名干部，并在1949年3月底把他们召集起来。华东局在12月25日做出决定，将在山东地区招收所有干部。鲁中南负责挑选和培训4430名接管上海、浙江和福建的干部。
当1949年元旦党中央宣布渡长江下江南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时，分配干部准备进攻的步骤立刻跟上。当时选择山东解放干部的主要标准是：强的南下，弱的留在家。于是“南下干部”一词很快成了老革命的同义词。分配南下的干部对即将去江南的前景并不兴奋。许多山东人在上海当过苦力。他们回山东后埋怨在那里收到的屈辱、奇怪的方言、多心眼的当地人对农村人的鄙视、糟糕的伙食还有长江三角洲的许多毒蛇。
1949年2月7日，鲁中南党委下令要求所有地委举行为期两天的动员大会并列出南下干部的名单。一个星期后，干部们在台儿庄集会听从对他们的分配。与此同时，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扬帆带领了一支60多人的干部队伍去淮阴收集情报和准备去上海的策反工作。这支淮阴干部队伍除了印刷材料发给即将进城的干部外，还组织了一组干部专门分析地下工作者从上海送来的军事和民事情报，然后准备了关于上海、南京、苏州和杭州极其具体的材料，印出来后分发给解放干部。共有26集的《上海调查资料》发行于1949年4月。
这时，华东局社会部在济南开办了一个华东警官学校，这个学校招收了1000多名学生。他们的任务是接管上海警察部队，并在这之后建立一个人民公安机关，3月里，这些警校生聆听陈毅市长的报告，陈市长强调有纪律地进入上海的极端重要性，并强调不允许他们游击队“野”的一面出现。陈毅说，莽撞会葬送胜利，那些年轻的听众点头答应。
此刻，训练人马聚集在丹阳，一旦接管上海后个人被分配到部、局、处甚至具体分局的名单也准备好了。党的安全工作专家陈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很了解这个城市，他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和二野四兵团政治委员，现在他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负责人，他的副局长是扬帆和李士英。接管组详细地听取了上海的情况汇报（请假在家的上海警察局里的中共党员们那时兴奋地北去丹阳，去接受新分配给他们的警察局里具体部门的警官职位），他们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自己即将走上怎样的岗位。
上海“似乎坠入忧郁症”
没有一个人准备守卫这座城市。征兵失败了。1948年3月1日，市府决定用抽签来募征6000名守城壮丁，他们的军事训练将在上海本市进行。市务局被授权制定防止逃兵的措施，同时得保证分期3个月向每个入伍人员的家庭分发10石米（相当于3万元）。征兵决定在4月1日举行。但在市政当局宣布了将对那些在3月25日被点中了的21——23岁倒霉年轻人的姓氏保密之后，逃脱征兵就开始了。抽中签的概率为30：1。尽管如此，21——23岁符合征兵条件的青年拼命在寻找各种方法——社会关系、贿赂还有藏匿——以躲避征兵。市政当局开始限制市民旅行，但男青年仍大批量地逃离城市。到了夏天，已经显而易见，这个征兵制无法生效。
在这同时，通货膨胀像是脱了缰般地失控。4月15日、上海市政府宣布生活指数在15天之内上涨了344.95%。一美元得用12万金圆券来购买，这相当于从上海去南京舒适的软卧火车票价钱。两周之后，警察开始守护在外国公司门前，以防因泛滥的通货膨张引起暴乱而袭击这些公司。5月2日，仍然接受银圆和“新"金圆券（400万：1）的上海官方金融市场出现日中巨趺，这是由于与非官方黑市比价（900万：1）之间的巨大差价所致。
自从国民党回到上海后，城市便沉浸在宿命论和人的无可奈何之中。而此刻这气氛变得愈加深重。
曾经在上海居住过的人……他们把1945——1949年在上海的期间叫作"狗吃狗”或者说纯粹的个人挣扎期。除了在自己的家里，人无法在外面得到什么慰藉和心理上的支撑，或抵制命运叵测的保证。“如果我不照顾自己，谁会？”这话似乎成了日常口头语。许多人［……］因此而退出多事的公共生活，回到亲戚们相对的安全和可靠之中。
一个当时住在上海的人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回顾那些动荡的岁月时说：“自1937年来我们受日本人统治，1945年后受蒋介石统治——这期间我们失去了一切。毛泽东怎么可能更糟呢？”
但在那个冬天，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要在美国人的保护下将“上海国际化”。1949年I月8日，《内部消息》（Inside New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与国民党有关的评论，上面说：
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上海有钱的中国人正在忙于如何保证他们在将来的生活方式；……在一些人认为上海将被她的征服者吞并的同时，另一些人担心在这个“公认为充满诱惑和腐败的城市”里敌人可能会横行霸道。于是，为了让每个人安全起见，［我们］认为最好使上海“国际化”并在国际军队的保护下让它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繁荣昌盛。
美国外交官认为这是杜月笙和潘公展的努力结果：他们想造成一种局面，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他们在上海提供安全的天堂，也因此而卷入与共产党的战争。但此二人的设想遭到了美国经济合作管理委员会（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CA）主席保尔•郝夫曼（Paul G.Hoffman）和司徒雷登大使的拒绝，于是这个建议落空。然而，吴国桢市长在1949年3月试图辞职，而杜月笙据说于4月30日去了香港。
袒露、死灰、寂静的日子，火焰焚烧的夜晚。死亡逼近。女人们的尖叫声，是由于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们对这些惊恐的人的暴行，黑夜弄堂里的叫喊、强奸和凶杀。饿得半死的市民爬行穿越围城的铁丝网——为了存到从农村走私来的米。首饰和毒品还有金条被缝入尸体，好运送到藏匿之处……邪恶持续上升直至天亮。
“从农村来的逃难者堵塞了通向上海城的马路，直到无法通行。有些人自身携带了一点米，另一些人见什么抢什么：“一辆装有一些小市民囤积的5袋米的轻便卡车……停在外滩一头的外白渡桥。卡车还没来得及启动，蜂拥般的乞丐就已经把每个米袋都捅漏，并用他们的帽子、口袋和双手把米给抢走了。”4月23日，上海执行军事管制，宣布晚上10点宵禁。武装的军车守卫着重要的桥梁。汽车司机几乎在每个角落都受到扛着膛上带有刺刀的枪的卫兵检查。4月25日戴着白帽子的警察，还有的穿着救生衣，他们全都携带手枪，命令船民撤离苏州河。
被叫作“征用”的合法抢夺，整天都在发生。国民党士兵，佩带全副野外装备（包括镐头和铲子）夺下了和平饭店和国际饭店，他们在各楼层随意流窜。在上海大厦，从农村征来的国民党兵花好几个小时在那儿琢磨电梯里的按钮。在汇中饭店，国民党士兵打断了一个茶舞会，他们对斑斓闪光的戏装感到惊奇。“如今的上海是靠枪杆子在治理。上海近600万的市民对国民党卫兵好扣扳机的恐惧远远超过对郊外共产党的忧虑。”
次日，上海市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美国海军的舰船在黄浦江起锚，顺下流向着长江和远洋驶去。美国公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美国外交人员坐飞机去了广州。
去虹桥机场的路如此之拥挤，以至在机场的航空公司都说已经无法从城市抵达机场了。航空公司不得不用飞机将乘客和机组人员从龙华机场运送过来。去龙华的路……堵塞了。一些住在城市边缘公馆里的外国商人回到家后发现佣人都走了。他们对［国民党］军队在城市的地盘上造碉堡和坦克场地感到惊奇。
那天，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电台广播，呼吁上海所有级别的官员，尤其是警察部队，坚守岗位，以防止对工业的破坏和掠夺。确实，这座城市已经是他们的了。
严峻时期
1949年8月开始禁止打麻将，三个星期之后新政府又正式开始了对广大民众大规模施行毛泽东的严厉方针。这项方针的实践，首先在中央电器公司的职工们对付国民党封锁上海海面中体现出来，后来其有关条律在一些重要报刊上也登载了，如在《大公报》上发表有关文章，禁止在全国节假日里交换礼物；限制红白喜事中的赠捐（仅仅允许在很亲近的亲友范围内）在3角5分钱之内，以对个人送礼风气进行抨击；提倡以自费取代公款宴会，以及一概取缔生日庆祝会来抨击个人请客送礼的风气。就这样，共产党及时地整治了一个在十八个月前国民党无法关闭的娱乐企业。从这时候起，舞厅和夜总会的舞女们开始寻找丈夫，毛泽东的严厉禁令开始了。
快乐的上海慢慢地变得严峻起来。她往日令人炫目的金光闪耀岁月里，这座城市曾以俱乐部和私人公馆里挥霍豪华的宴会而著称名贵的香槟酒，50道大菜的晚宴，以及稀有的烈酒是这类盛宴的通常内容……男士们穿着白色礼服，穿晚礼服的女士们则刚从巴黎飞到。钻石和翡翠、红宝石和玉石在四周闪光，似掺有彩虹色的焰火照耀着无云的黑色夜空。现在这些聚会没有了。
美国的电影尤其受攻击，也许这是因为许多上海人在早上唱《国际歌》，到了晚上便去看贝蒂•赫顿(Betty Hutton)电影的事实。1949年全城200万电影爱好者中有75%至少会去上海50多个电影院中的一家看好莱坞的电影。上海的报纸也许登载了巨大的苏联电影广告，如《誓约》或《人民的女儿》之类的，票价也减半，但观众仍然爱看好莱坞电影。
上海的电影老手们积极地支持了1949年夏末发起的各种运动，后来也反对好莱坞的“毒瘤”片子。他们在年轻时代曾经对好莱坞电影文化着迷过，现在出于自身的艺术、经济、政治利益的考虑，他们谴责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来。但在1949年和19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满足观众看电影的需求并让城市居民逐渐进入革命后的阶段，放美国和英国的电影仍然有必要。的确，从1949年4月到1950年10月的18个月里……641部英美片子共放映了33000场，上海的观众达到了1400万。
《文汇报》谴责：美国的影片带给我们什么？它们给我们的是露着大腿的舞女，半裸体的游泳镜头，奇怪的间谍故事，压抑的悲剧，毫无意义的爱情商品，白种人、飞机、坦克、大炮征服野蛮人的故事。9月16日的《大公报》也发表了同样口吻的文章。内容要点如下：
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可恶的美国电影仍然泛滥在上海并吸引着广大观众。我们一部分电影观众仍然陶醉于丽塔•海华思［Rita Hayworth］美丽的形象和充满诱惑的微笑，仍然为美国人杀害印第安人拍手叫好，或仰慕加里•库珀［Gary Cooper］的勇为。必须承认，我们一部分电影观众对美国污秽的电影没有真正理解。
1949年9月19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进口电影进行审查。11月10日，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夏衍说：没有必要让有关当局对电影建立审查制，公众的批评也许会比审查制更严厉。结果，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电影被挤出了上海的银幕。
美国外交官认为这是杜月笙和潘公展的努力结果：他们想造成一种局面，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他们在上海提供安全的天堂，也因此而卷入与共产党的战争。但此二人的设想遭到了美国经济合作管理委员会（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ECA）主席保尔•郝夫曼（Paul G.Hoffman）和司徒雷登大使的拒绝，于是这个建议落空。然而，吴国桢市长在1949年3月试图辞职，而杜月笙据说于4月30日去了香港。
次日，上海市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美国海军的舰船在黄浦江起锚，顺下流向着长江和远洋驶去。美国公民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美国外交人员坐飞机去了广州。
「滬國獨立」在國民黨敗退時期就有人提了，可是美國根本不願意承擔成本，不讚同保護滬國，最後直接撤離大使和外僑，徹底放棄上海。
西方眼中，上海的階級地位不如香港，從幾乎100年前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