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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宪法的组织要依法解散的。

比较好的做法是找这个人其他方面的麻烦，比如严查他的纳税记录之类的，世界上没有完全清白的人，挖地三尺总能找出一些违法记录。

我记得历史学家查阅早期纳粹党和希特勒在20年代的收支情况，发现希特勒很有可能逃过税。如果那个时候魏玛政府以逃税为幌子把他驱逐出境（那时候希特勒还不是德国公民）可能后面就没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另一种方法是政府联合媒体发起不合作运动，一个人演讲才能再好，没有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给他准备舞台，他的能量也大不到哪里去。30年代张伯伦-丘吉尔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使用过类似的手段对付国内的法西斯煽动家。

归根到底，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反民主煽动家往往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如果他们掀起风浪来了，与其说是煽动家太牛逼，不如说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

看具體情況；如果明確有煽動暴力，那FBI會把他抓了。如果夠不上這個標準，但是還是散播不民主，反人權的事情，推特會把他號封了，電視臺不會轉播他的講話。如果還管不住，那之只能說是這個民主國家的公民有問題，本身多少沾點威權傾向。

@KingSager #134861 “那个时候魏玛政府以逃税为幌子把他驱逐出境”

啤酒馆政变把他都抓了，都没有驱逐。那可是实锤煽颠罪呢。

专制社会会严格控制“煽动言论”，然而问题并不出在言论上。所谓“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佞幸”未必能颠覆乾坤，但“文章”本身倾不了社稷。正如中共今日的统治危机，根本上不在于异议言论，而在于专制制度本身的不稳健性，以及潜在的经济危机。

民主社会也有“煽动言论”，问题也并不出在言论上。如果有大量民众因为煽动言论产生了对于民主制度的质疑，那说明，社会本身出了问题。反对言论是社会的晴雨表；民众对于反对言论的反应，比言论本身更重要。

“极端”的言论，往往只会吸引到“极端”的人；如果一个社会里，“极端”的人比例越来越高，根源在且仅在社会经济上，这并不是控制言论能够解决的。正如魏玛德国希特勒的崛起，背景是长期的经济危机——例如，纳粹党开始崛起的年代，德国正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中。

总之，大多数人是风险规避的动物（顺便推论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isk and Ideology），本身对于政治环境有惰性，也即如果觉得生活能够基本维持现有水平，就还是希望能保持现状，而不是寻求大幅度改变面对一个不太确定的未来。美国历史上寻求连任的总统中，只有六任无法连任（https://www.investopedia.com/financial-edge/0812/5-presidents-who-couldnt-secure-a-second-term.aspx），且都是在任内遭遇了经济危机或其他严重危机（如川普和COVID），导致人们对于改变的成本-收益预期判断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