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看过这部片子。看这个介绍，其实美术设计我还挺喜欢的，画面和人物都挺美，就是感觉剧情有点中二，里面的人动不动燃烧生命，死了又活。如果一定要上纲上线的话，我觉得或许是在讲生死的哲理，而不是爱情三角恋？

@霏艺Faye #2 卖点就是开车，剧情不重要啦。

https://twitter.com/voiceof404/status/1276459383816433666

第69天：陈玫家属和律师联合声明：不需要法援律师和指派律师

好友发文回忆蔡伟往事：为省钱买书拌老干妈吃白米饭，熬夜打手电看书看到被班主任威胁退学。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关于两人的平凡叙事，他们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认识、珍惜。

你眼中的 #蔡伟、#陈玫 又是什么样子的？来留言说说吧。

我觉得您可以正面提出您的主张。譬如如果您不同意“必须从西方文明中引入和吸纳宪政民主的理念……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专制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这个观点，您可以分享下，怎样在中国固有传统和文明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社会。

#端点星 案 #陈玫 家属和律师联合声明（视频）：

家属已为陈玫聘请律师，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法律援助律师和指派律师。

我看到标题还真以为是关于逮虾的故事，汗……

开车小心，一路平安~

https://twitter.com/tansunit/status/1276369851963936768

Chinese citizen journalist sending coronavirus reports from Wuhan ‘is arrested 來自 @theunionjournal https://www.reporter.am/chinese-citizen-journalist-sending-coronavirus-reports-from-wuhan-is-arrested/

@FC #4 这个想法其实很好，不过我觉得实行起来恐怕很难，因为这个案子不“正常”，两个律师在没退出前都不太愿意和家属合作，退出后只怕更会用不在其职不谋其政、职业规矩保密协议等理由，根本不愿意和家属谈。倒也不是说她们自己一定不愿意，而是这种敏感的案子，她们两头都有压力，即使有善意，现在估计只想走脱，而不会想多说任何可能担责任的话。当然不是没有例外，一是如果她们觉得不得不去和家属谈谈否则会有严重的后果；二是有与她们关系好的人牵线搭桥，私下询问；但是如果有这种条件的话，当初也不会这么艰难。总之这个事，我觉得很难 :(。您可以去家属推特下建议一声，或许他们可以试试，谁知道呢。

哈哈，这个剧情真的是狗血，不过这种剧情大概挺受欢迎的。我记得有段时间网络小说里“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情节特别流行（现在仍然流行霸总的各种变体）。总之，霸总一开始对女主不以为然，各种欺负；后来却被女主征服，沦为工具人，这个“前倨后恭”的过程我觉得其实是在给观众一种获得权力的快感。

这个编剧脑子进水了吗？哪个女性受到这种待遇还能爱上对方？又不是有SM情结。

我觉得由于文化及其他因素，很多女性确实有潜在的SM情结。当然我觉得这种情结本身没什么问题，不过私人间玩玩角色扮演什么的就可以了，搞到工作关系中去就属于完全unprofessional，甚至有违法嫌疑。

来源：陳純一 https://twitter.com/tansunit

今天端午节，分外难过。

我平时不太在意这些节日，但是今年不同。我和妻儿流落海外，弟弟 #陈玫 身陷囹圄，父母苦苦等待煎熬，老祖母一定包好了粽子在等我们回家吧……

#端点星 案到底是正常的「寻衅滋事」还是警方刻意制造的言论冤案，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陈玫 被逮捕两周，我们一再向警方和官派律师说明：家属早已给他聘请律师，不需要法律援助。第一批的两名官派律师被我逼退，马上又来了第二批官派律师。这些律师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吧！

我不晓得，第二批官派律师是否知道已经有第一批同行被逼退。因为我写给第一批官派律师的公开信，在墙内已经被完全删除，第二批官派律师不一定能看得到。如果 #赵志军 律师不知道致诚所被逼退的事，我愿意很详细地告知他。

有媒体圈的朋友说，他曾询问《新京报》能否报道一下 #端点星 案。《新京报》同行明确告知：已经有禁令不许报道。

#端点星 案，我们和朝阳警方鬥智鬥勇的过程还有很长。我也学会习惯并原谅自己偶尔的沮丧。极权统治崩溃的前夜，总是会更加疯狂。像 #陈玫 和 #蔡伟 这样有良知的青年，生于斯长于斯而遭遇此劫，几乎不可避免。我也是抱着最悲观的心态在做一切可能的努力，努力成一分就算一分，不做盲目乐观的期待。

2020年6月26日，我的胞弟 #陈玫 被北京朝阳警方抓走第69天。#陈玫 和 #蔡伟 因使用 #GitHub 备份与 #武汉肺炎 #COVID19 有关的文章，于4月19日被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4天之后，6月12日被正式逮捕，关押于朝阳看守所。第一批官派律师退出，第二批马上又来，我们不需要官派律师！

来源：端点星404之声 https://twitter.com/voiceof404

被指派的法援律师主动宣布退出代理，这是家属不断发声，努力争取辩护权的结果。然而，朝阳警方却再三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家属的意愿，强行再次指派律师。12小时内，一波代理律师前脚刚走，后一波官派律师就仓促上任，这样火速强派律师难道不正说明了委托程序上存在“猫腻”吗？

https://matters.news/@cmcwthb/%E7%AB%AF%E7%82%B9%E6%98%9F%E4%BA%8B%E4%BB%B6-%E8%BF%9E%E7%BB%AD%E7%81%AB%E9%80%9F%E5%BC%BA%E6%B4%BE%E6%B3%95%E6%8F%B4%E5%BE%8B%E5%B8%88-%E5%B1%8F%E8%94%BD%E6%B6%88%E6%81%AF-%E5%B0%81%E6%9C%8B%E5%8F%8B%E5%9C%88-%E8%BF%98%E6%9C%89%E4%BB%80%E4%B9%88%E6%98%AF%E6%9C%9D%E9%98%B3%E8%AD%A6%E6%96%B9%E5%8A%9E%E4%B8%8D%E5%88%B0%E7%9A%84-bafyreig6yrxgaob47p2or5ulabgy2dgtetux75ozhaylmte5j3w3zgo4ge

【端点星事件】连续火速强派法援律师、屏蔽消息、封朋友圈，还有什么是朝阳警方办不到的？

据端点星案件当事人陈玫哥哥陈堃，6月24日下午，陈玫母亲接到电话称“北京市中洲事务所”两名律师担任陈玫的法援律师，此时距离前代理律师（来自致诚律所的姚艳娇、霍薇）宣布撤出代理，不足12小时。

陈玫、蔡伟的家属早于4月底，分别委托北京市道衡律师事务所梁小军律师、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李国蓓律师作为辩护律师。但官方漠视法律规定，强行违法为两位端点星案件当事人指派4名法援律师。

6月22日，陈堃在matters平台上发布致“致诚律所“公开信，认为律所代理陈玫案件不符合法律程序，并要求其解除委托关系。公开信呼吁关注案件的网友给律所写信，要求其终止不合法代理。

6月24日上午，陈堃辗转得知致诚律所两位代理律师已经撤出陈玫案件。

6月24日下午两点，陈堃在其推特平台上发布关于家属和代理律师梁小军的联合声明，声明称：家属已于4月24日正式委托“北京市道衡律师事务所“梁小军律师担任陈玫辩护律师，陈玫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法律援助律师和指派律师。

联合声明发出4个小时后，陈玫再次被官方重新指派代理律师。

两位代理律师均来自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其中一位是曾任快播涉嫌传播淫秽牟利案件代理律师的赵志军。据中州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该事务所主要代理房地产、破产、风险控制、建设工程等商业事件诉讼以及企业、政府法律服务业务，其主要代理内容并不包括“寻衅滋事”案由的刑事案件。

原本，前被指派的法援律师主动宣布退出代理，这是家属不断发声，为陈玫努力争取辩护权的结果。然而，朝阳警方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家属的意愿，强行再次指派律师。12小时内，一波代理律师前脚刚走，后一波官派律师就仓促上任，这样火速强派律师难道不正说明了委托程序上存在“猫腻”吗？

朝阳警方不但可以赤裸裸地违法指派辩护律师，还可以借助“网络舆论控制”的强制手段，压制家属发声。6月23日陈堃在推特上称：致律所公开信文章在微信公众平台被删除，个人微信朋友圈也被完全屏蔽，没有人可以看到他发布的任何朋友圈内容。中国大陆互联网微信社交平台已经对陈堃“噤声”。

在此，我们呼吁被官方摊派任务的“中州律师事务所”以及“东环律师事务所”的四名律师，请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意愿，正视本次法援代理的不合法性，依法解除与两位青年的委托关系，请不要做迫害中国青年的共谋者！

我们呼吁，请大家持续关注端点星 #陈玫 #蔡伟，他们所面临的司法不公、警权独大，都只是充满暴力和不公的司法体制和警察执法制度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关注陈玫哥哥陈堃更新消息平台：

• Twitter 主页： https://twitter.com/tansunit

• Telegram频道：https://t.me/terminus2049case

• YouTube频道：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AMRf6WTuIwXAWazIeRItXHkJ8DZYTbG

• Facebook专页：https://facebook.com/端点星案-Terminus2049-Case-114312633662548/

陈堃致律所公开信：

https://matters.news/@cmcwthb/端点星事件-陈玫兄长致-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的公开信-bafyreiggarjuo2utf6di6goyfwb4k5vuziqixepkhhg4hh6rzx5cc4lnwm

【关于端点星事件】

北京公益志愿者 #蔡伟、#陈玫 和小唐于2020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秘密抓捕，并被指“涉嫌寻衅滋事罪”，至今已超过60天。小唐在被关押25天后取保获释；蔡伟、陈玫在秘密关押55天后，家属被告知两人已批捕并关押于朝阳区看守所。同时，家人自4月委托的辩护律师被官派法援律师强行取代，辩护律师和家人至今仍无法会见两人。

蔡伟和陈玫均为网站“端点星”（http://terminus2049.github.io ）的志愿者，该网站搭建于2018年，以对抗网络封锁和言论审查为己任，备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删文章，过去数月亦备份了大量疫情相关文章。蔡伟和陈玫均为热心公益的90后大学毕业生，长期关注和参与公益事务。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奶奶每年端午都会做好多香袋，然后各人挂在床头。香袋的味道好久都没有闻到了。

确实很好听的纯音乐，有秋天阳光的味道。

我觉得挺好听的。

终于要出来了。希望他和他的家人都好。

@霏艺Faye #4 是的啊。o(￣▽￣)ブ

唉，他出来以后还是没有忍住，继续发声；和家人在一起才一年多，又进去十年。虽然不能怪他，但是他的妻子女儿，太辛苦了。

来源：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1/03/blog-post_9669.html

陈明先：我和刘贤斌的聚散人生――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异见人士的妻子

几年前，贤斌还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里服刑，一 直在外面为他奔走呼号的朋友欧阳懿就正告我，要我写点关于我和贤斌的文 字。我想我实在写不出。我和贤斌的相识很简单，并没有人们想象 的传奇。1993年11月，我在遂宁中学教书。贤斌从秦城监狱出来了，帮他二嫂看守过店面。我常常去和他二嫂聊天，我们 就这样认识 了。

和贤斌说 过些什么呢？现在的我已无从回忆。虽然见 证过1989年事件的场景，但对他的经历，我仍充满了好奇。遭遇过如此苦难 还能乐观积极的男子，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我对 他有着十二分的好感。虽然他没有工作，户口又在城郊的农 村，但那时我已经意 识到单位和户口在以后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只要他能养 活自己，我就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和贤斌交往，始于1994年3月。当时贤 斌已经离开遂宁，开始穿梭于遂宁与成都之间，推销一种叫芒果茶的饮料。我一向疏于对钱财的关 注，但看他吃苦耐劳，也就喜在心里。

大概是5月，贤斌说要到北京去。临行前，我们在遂宁破旧的街上溜 达了很久。贤斌怕我孤 单，提出给我买一台黑白的电视，我拒绝了；他又提出给我买一串金项链，我不愿意。后来我们想去照张合 影来做纪念。可转了好几个相馆，老板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意，我和贤斌只好花35块钱奢侈一下，照了一套（4张）黑白的婚 纱合影。

暑假，二哥全家到北京旅游，捎去了我的信和送给他的衣衫。后来他们带回贤斌的信和一盒《似水年华》的磁带。信中说黄昏时分，他一个 人坐 在公园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钢琴曲，思念着家乡的亲 人，是如何地泪流满面。

9月13日，我们登记结婚。因为贤斌又要匆匆离开，来不及照标准相，我们就把一张黑白 婚纱合影贴在了结婚证上。贤斌带着一张 合影到了北京，我守着三张照片呆在遂宁。也许是不堪相思之苦，贤斌也曾有让我到 北京找工作的打算，但后来不了了之。在 贤斌母亲的催 促之下，1995年的1月28日，我们举 行了简朴的婚礼。想是贤斌从人大学生一下变成监狱囚徒的遭遇，让他的 母亲背负了太多的压力，而今她才有了扬眉吐气之日。贤斌的母亲说，她在婚礼上一直想唱歌。而我那可怜的母亲却一直在流泪，她 是在婚礼前夕才得知贤斌全部的情况。我的母 亲无奈地问：“刘贤斌有几分田地？”

二

在遂宁中学继光楼一楼西侧紧邻男生寝室的那间小屋，我成了贤斌的新娘。我们的新 家很简单：一张24寸的黑 白合影挂上了墙，漏光的塑料绿方格纸贴满了大大的窗 户。如果站在窗前眺望，可以看见院里的一棵大榕树、一座青瓦盖的小亭子和一口古 钟。古钟早已被人遗弃，几乎就没有发出过声音。婚后的第一天早晨，贤斌孩子似地拿着铁锤去敲钟。假期的校园很宁静，那浑厚 古朴的钟声悠远而绵长。

这个生活细节，贤斌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起过。我想那是因为小屋和钟声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 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安宁生活的象征。

正月初四的晚上，我们和贤斌的同学聚会回来，发现学生寝室的大门没上锁，小屋的门已经被打开。房间里的东西井然有序，但 放在书桌里的两台相机中的一台不翼而飞。对 于这次被盗的蹊跷之处，贤斌有别样的理解：小偷的目的在于胶片，而不是财物。这样，友 人陈兵被迫丢失了他的相机，而我和贤斌被迫 丢失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记录。

贤斌已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我虽有些遗憾，但也无从追究。只是一提那些相片，我常一厢情愿地想它们还躺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也许某一天会被如数归还。

婚后贤斌和我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总是匆匆而去，突然而回。他 一走，我的心就跌入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他的一点音讯，我的担 心无处倾诉。也许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于结婚多年之后，看他突然回来，我还会满怀羞涩，心跳不止。

1995年的夏天，贤斌带着我去保石中学看望他的好友欧阳懿。那时，欧阳懿已经为人父了。孩子甚小，我和罗老师在家看小孩，欧阳懿就带着贤斌到当地农民家 里搞调查。调查归来，贤斌很兴奋，挥笔写了好几天。 等到公安第一次抄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继光楼的三楼东侧。那是木制的三间屋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和简易的厨 房厕所。家布置得简单 而温馨，贤斌在这里学会了做饭炒菜。1996年的3、4月，贤斌的出行就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了，他回家的消息很快就会被公安知 道，然后被带去问话。那个时候的问话多少有些剑拔弩张的味 道，贤斌不想与他们纠缠，后来干脆就不回 家。我们夫妻的相 见变得越来越艰难。5月的一天上午，贤斌的母亲过来说贤斌回来了，在她小东街的出租屋里。我慌慌张张地赶过去，躲躲闪闪地进了母亲的 房屋，看见贤斌坐在破旧的长凳上，削着香桃在等我。

下午，贤斌带我到遂宁一中隔壁的公园漫步。相对于家来说，偏僻的公园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 依偎在公园的长凳上，一直坐到黄 昏。晚饭吃过“冯水饺”，贤斌带我到涪江边上。那时的江边垃圾满地，乱石成堆，很少有 人行走。我们手拉手在暗淡的灯光下走来走 去，一 直走到深夜。后来走累了，贤斌才决定进城。我们穿街走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记的小旅馆 住下。

公安好长时间没 有看到贤斌了，他们一定很着急。6月初，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急急忙忙赶回了仁寿老家。一 路上，我发现有个穿戴体面的男子一直跟着 我。他跟着我一次次地换车，还会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大）躲到一边去和谁联系。我的直觉告诉我他 们在找贤斌呢！关 于这个人身份的判断，我后来在嫂子那儿得到了印证。因 为不久她就问我：“妹夫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公安到这儿来打听他？”

1996年的美洲杯开赛了，贤斌像一只倦飞的鸟儿回到了家里。国保闻风而至，贤斌中学时的班 主任（学校的副校长）带着一群人 敲开了我家的门。师生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多少有些尴尬。很快，贤斌就被气势汹汹的公安政保处长王延文带走，另一些人则留 在我家翻箱倒柜。

警察移动了我的床褥！

警察翻乱了我的衣物！

警察打开了我的日记！

警察在阅读我的文字！

……

他 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就像第一次被人剥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我紧张，愤怒，全身都在发抖。我怀揣着贤 斌塞给我的通 讯录，故作镇静地在阳台上走动。

第二天，贤斌安全地回来了，而那 些记录了一个女孩十四年的青春与梦想的六大本日记却 被我烧个精光。

三

1997 年5月底，在孩子出生前夕，贤斌暂时结束了他的行程，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我已经“大腹便 便”，步履艰难，他常暗自担心。一天， 我上街闲走，到了二嫂的店面，一时聊得开心，忘了归 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月13日上午，孩子剖腹降 生，贤斌喜不自禁。每天，他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忙 得不亦乐乎。孩子还没满月，他说：“我最近要出去一趟，我让 妈过来帮你！”

给我留下一些生活费，贤斌好似无所牵挂地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似乎也不 用知道。可是那个秋天，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贤 斌已经不是我们的贤斌，而是一个肺结核复发的病 人。他嗑血不止，只好住进了医院。我推着小孩，穿梭于家、菜市场和医院之间，心 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贤斌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复发的病情让他脆弱得像一个需要宠爱的孩子。为了支付他的医药费和营养 费，我绞尽脑汁，四处筹借。后来实在是没有颜面借钱了，就贱卖了贤斌的母亲给我的金戒指——我永 远记得那天自己小心翼翼地走进天上街 私人小金铺时的心酸：“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

那是贤斌第二次患结核病。贤斌的母亲心 急如焚，她想尽了各种办法，试用了各种偏方，企图将病魔赶走。听说用一种草药泡洗可以 减轻病情，贤斌的母亲从几公里外的仁里场背了一口大铁锅到我家熬草药水。她节约家里的生活费，不停地周济我们，我们才得以勉强度日。警 察也曾到医院看望贤斌，当然他们的看望是否还有别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98年的春天，贤斌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在家静养了。4月， 我们搬到学校大门口的一所房子里。房子陈旧，但空格 很多，可以安排成三居室。这样，贤斌的父亲就能住到我家来，照顾我们达12年之 久。

那时，贤斌的父亲70岁，身体还算利索，他常用竹车推着孩子四处走走，贤斌也就跟了去。他们常把孩子推到隔壁的川北教育学 院。学院有个大花园，花园里面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我一上完课，常常跑到一棵婆娑的桂花树下去找他们，一家人便在那里团聚。去 的次数多了，那些美好的金桂、柽柳、紫藤便长在了我们的心里。贤斌出狱后不止一次地告诉孩子他曾带她去看花开听鸟叫，可在13岁的少 女那里，怎会有父女相依的温馨记忆？ 贤斌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但他还是有些等不及了。夏天一过，贤斌就到了成都。不久，他从家 里带走了床单、棉被等日常用品，似乎是要长住下去。孩子幼小，需要人疼爱，我加倍努力试图弥 补缺失的父爱，并在她的成长中感受到了快 乐。

12月，贤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并带回一台 传真机。传真机要和电话连通，才可以用来向通话的对 方传输文件。为此，家里才装上 了电话：0825—2248222。

贤斌难以抑制自己对传真机的热情，他足不出户，终日忙忙碌碌。而 周围的气氛似乎异常紧张： 王警官的脾气越来越大，警察抄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 被传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往往一去就是48小时。后来，警察的 车没日没夜地停在楼下，我们在三楼也能听到它的轰鸣 声。贤斌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他呆在家里，没办法把写好的文章打 印出来传真。

一天，我去买菜。贤斌把他的文稿给了我。我找了家偏僻的小店，把它们打印出来，装在买菜的布 袋里提回了家。贤斌的文字继续不 断地传真出去，国保感到奇怪，就跟踪了我，并扣押了小店老板的打印机和复印机。我被带到公安局，第一次受到警察的盘问。

对于警察无休止的骚扰，贤斌十分气愤，他带着孩子到遂宁市公安局抗议。12月19日，在公安局大门口，因贤斌拒绝接受传讯，气 急败坏的王延文就指使手下的几名警察暴力拉扯，以致撕破了他的衣袖。1999年的1月，气氛似乎有些缓和，贤斌又离开了遂宁。

寒假一到，贤斌的父亲就回到仁里老家，忙着准备年货。我和孩子相依为伴，盼着贤斌早日归来。虽然家里已经安装了电话，但贤斌 很谨慎，他的电话从不曾为我们母女响起。直到春节前两天，欧阳懿说贤斌出事了，他被关进了北京的收容所，我忐忑不安的心才落了地。

1999 年，我和孩子过了一个残缺的春节，但我没想到这种残缺只是一个开始，它将一直延续到2008年。

四

1999年的6月13日，孩子满两岁了，我们照了张全家福，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满载幸福和快乐的照片。20日，在干 女儿的生日宴后，贤斌抱着孩子合影，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今生的怀抱温暖过孩子的唯一证明。7月7日，警察闯 进家门，简陋 的家顿时狼藉满地。孩子幼小，无甚惊恐。贤斌被带走时，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孩子，就像以前每次离家和我的永别（他总是在告别，但对我而 言，他每一次的告别都是永别）。8月6日，贤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9月3日，他被送到 了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

大竹原本是川东的一座小城，是我不曾到过的地方。但在漫长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孩子一次次挤火车乘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狂奔。因 为山高路险，大巴车开得险象环生，每次我都是紧紧地抱着孩子犹如去奔赴死亡的约会。

为了转移 紧张的心情，我和孩子看山，看树， 看冒着白烟的山坡。只有大巴车驶过长满麻杆的九龙山脚，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在那个偏僻的山中小县城，我们住过8元的旅馆，吃 过最简单的饭菜，我和贤斌的母亲及孩子相依为命。我对监狱的印象来自1995年的那个夏天，好友陈卫从北京被转送 到四川省第一 监狱（在南充市高坪区），我和贤斌去看他。在一个类似大食堂的屋子里，隔着一个铺满白瓷砖的长台，贤斌和陈卫抽着香烟握手言谈。从 此，我以为在中国的监狱里犯人和他的亲人都是可以握手言谈的。

见贤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穿过两道大门，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在一间满是监视的眼睛的房间里见到他。当欧美电影中探监的场 景真实地出现在面前，我才明白让孩子和贤斌在狱中共度春节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天真。在三楼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有 一个用防弹玻 璃隔出的长方形空间。每次，贤斌满脸微笑从玻璃罩的那头走过来，坐在我们的对面。虽然是面对面，我们却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只 能在电话里闲聊半个小时。

有一年的春节，我带着几个侄子去看贤斌。那年运气特好，居然被允许和他吃一顿火锅。我和贤斌挨着坐了 一个多小时，居然不敢去拉一下对方的手。孩子7岁那年，她欢天喜地地跑进玻璃罩拥抱了贤斌，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妈 妈，你们俩也拥抱一下吧！”我和贤斌迟疑地站在两边的门口，不约而同地望了一眼管教干部，好不容易迈出一步，完成了夫妻间的十年一 抱。

贤斌是一个内敛的人，在信中却柔情万种。他不停地教育孩子，给孩子画画、讲故事。而我自从知道第一读信人不是他，信就变成了 公式化的文字。我总是向他汇报家人的情况，极少流露出我的悲伤——我不想让公安和狱政科的人在我的悲伤中狂欢。但我的有些 文字是伤感的，而贤斌居然看不出，以至于后来我说写信时总要泪流满面，他甚为惊讶。

大概是2001年，贤斌来信说长胖了。我有 些担心他的病身（肺结核并未痊愈），就提醒他注意是不是浮肿，顺带提及5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结果在下一次的探望中，狱政 科的一个像模像样的人拿着我的信指责说：“你还是老师，怎么能这样说呢？什么叫全国一片肿啊？”我毫不退让，和他大声争吵起来。

2005年以后，我的信更多地变成了对照片的解说。我开始习惯用照片和贤斌交流，比如郊外一只翻飞的红蜻蜓、孩子的长笛演出 和家人春节的聚会，我希望贤斌能在我的照片中直观地感受自然和生活，从而用灵魂走近我们。

五

贤斌在狱中了，我以为生活会从此平静：他将不再漂泊无期衣食无着，而我和孩子也将免受惊吓与伤害，不在惆怅与无助中度日。

谢军大姐（黄晓敏的前妻）和罗碧珍老师（欧阳懿的妻子）曾说过她们的孩子如何在惊恐中看着公安翻箱倒柜然后把父亲带走，我庆幸我的孩子还幼小，不曾懂得恐惧和伤害。我安享暴风雨之后的这种宁静，并在宁静中生出些幸福的感觉来。

贤斌的朋友偶尔会来看望，走时会留下一些关于贤斌的文稿。我忙着照顾两岁的孩子和那养家的工作，也无心细细欣赏。

但 “六四”前后，我还会被怒目圆睁的公安人员郑大双带到学校的保卫科去询问。有时是咄咄逼人，有时是好言相劝。也许是我对贤 斌的不离不弃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弄我到乡村小学去教书。其实，我都做好了回家种田的准备，这些威胁对我没有一点杀伤力。

2001 年5月28日的晚上（贤斌已入狱快两年了），郑大双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贤斌在狱中有违法行为，需要抄家协助调查。 警 察再次翻阅了我家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只找到欧阳懿和火戈的几篇文学味特浓的文章，还有张先生（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写的一封信。 他们如获至宝，就把我带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询问至深夜。

张先生是荷兰人，年轻的时候被划成右派。出于同情，2000年的春节他在信中夹寄了100美元和40荷兰币作为孩子的压岁 钱。信是用繁体字写的，内容一清二楚。但警察在这封信上纠缠了很久，似乎想从里面挖出什么东西来。看他们小题大做的样子，实在是很滑 稽。但我不想陪他们玩这种把戏，就说孩子需要我照顾，我要回家。他们就利用我的弱点，威胁说：“你说不清楚就别想回家！”在 他们面前我永远都说不清楚！我把心一横拒绝说话了。他们没办法，就开车带我到北门一个较远的地方，把我关进了一间屋子。

那屋是在二楼，里面有几架双层的铁床，很像学生寝室。只是空荡荡的，似乎无人住过。我借着灯光打量，才发现中间那架床的上铺 有一棕垫。我爬上床，和衣而睡。

第二天早晨，“吃饭了！”的吆喝声把我叫醒，我看到一个老头 从房间的小窗口推进来一碗稀饭。吃 过早饭，我朝窗外看过去，能看到一棵大树绿幽幽的树梢。老头在长廊上来回两次，也许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杂志给我打 发时间。到了下午5点，一个胖胖的女人把门打开了。在她的办公室，我补填了一些登记手续。她敷衍地问我对昨天的问 题 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之后，就让我回了家。

在这个世界上被蒸发了24个小时，除了贤斌的父亲和孩子，其他的人一无所知。等我和陈卫联系上的时候，他说：“我也刚从戒毒 所被放出来！”原来我们是关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他在一楼而已。我问：“你中午吃的什么菜？“土豆！”说完，我们俩放声大笑。

六

1999 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学院外面的广场上，公安机关搞了一个大型的图片成就展。听说贤斌被审判的照片就挂在里面，我没去看。

我 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会上流传。我和孩子成了可怜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闪的对象。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你还想升官发财，和我这 样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险的。

为了让仁寿老家的亲朋好友过上安宁的生活，我几乎和他们断了联系。我的母亲是在2005年底才知道贤斌被捕入狱的事，那 时贤斌已经在狱中熬过了6个春秋。因害怕陈卫的母亲一夜白头的悲剧重演，我把母亲带到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里，先告 诉 她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及获得的奖金，然后告诉她贤斌判刑的具体情况以及我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识的老母亲如释重负，似乎能理解 发生的一切。她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恬静那么智慧，让我觉得多年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可一连好几天，母亲总躲在厨房里落泪。孩子不满8岁，但已经懂得安慰别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 很！”

虽然极少得到来自我老家亲人的关怀与照顾，但我和孩子还是幸运的。2000年的“六一”儿童节，一位退休的右 派教师悄悄来到我家门口，送给三岁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对朋友，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常来我家走动，多年来对我的孩子呵护有 加，形同己出。盐市街诊所的一个女医生，有着悲悯的情怀，每次给我的孩子看病，她总是细心安抚，不收或少收药费。陈卫的母 亲，毅然取出放在股市里的养老金，借给我买下百盛家园的房子。而远在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多次登门看望我和孩子，并借给我房屋的简装 费，让我能在2002年的9月安顿好一个新家。虽然贤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园的生活是简单而幸福的。

2002年的6月25日国保再次传唤了我，但在以后的6年里，公安好象忘记（其实他们一直蠢蠢欲动）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 扰我。只有两次（一次是重庆警方来调查肖雪慧是否为我送过美元；另一次是遂宁警方要求我在奥运期间不能离开遂宁）把我叫到 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要么询问，要么警告。我安心工作，攒钱养家；孩子健康成长，学业优秀。

2002年12月5日，欧阳懿被成都 警方带走，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年。罗碧珍老师很悲伤，而我却无从安慰她。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每一个异见人士的 妻子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我们的哭泣能改变多少现实。

与贤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欧阳的这2年似弹指一挥间。2004年的12月4日上午，欧阳被狱警送回遂宁老家，与去成都迎接的罗 老师错过，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进城里。在和平路的桥头，我和孔杰（欧阳懿的同学）终于见到了他。

两 年的牢狱，让欧阳懿还 是有了好些变化。当他单薄的身躯从对面穿过来，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后贤斌的无助与苍凉。在梦里，我见过贤斌回家的无 数 种方式。最初，总是我去探监劫狱，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变成了贤斌笑眯眯地回来，挎着包，风尘仆仆的样子；再后来，只能听到他提前回 家的消息，但总是见不到身影：我想我的梦由希望到绝望而最终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年9月，贤斌在信中告诉我刑满的具体日期，但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喜悦。对于我和他来说，自由显得是多么奢侈！贤斌 用了10年的时间离开我，那我们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走近对方呢？我不忍见到他的无助与苍凉，难道他就忍心看我似盐碱地般的坚硬？记 得一段描写俄罗斯异见人士妻子的文字，说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快乐和悲伤。我想我也终将变成那个麻木的老妇人，因为从 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个月又22天的时间，我和贤斌还在走向对方的路上。

后记：鉴于篇幅的原因，有些关怀与帮助难以细说，故在文中隐去。十五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中国那些异见人士的妻子已经、正 在或将要经历的，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是、正是或将是异见人士妻子的女人们！

2010年7月14日——8月10日写于百盛家园

我要做我说的那种人，我要把我的外在，彻底和内心分割开

把内外彻底分割谈何容易，倒是您说的达成和解，或者达成妥协，更容易办到。有些东西进一步，有些东西退一步，未尝不可。

但来去自由，有钱了之后怎么样都好说。

来日方长。祝您早日达成财务自由，然后能达到更多的自由！

@FC #1 和996一脉相承，只不过996更有技巧，炒作得让很多年轻人引以为荣。

我觉得“工业革命”无论在哪国，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归纳为，不同的阶层群体（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阶级”）承担的成本（如环境、健康代价）和获得的收益非常不成比例，而这种不成比例源于人与人的“市场价格”不同。这也是很多左派批判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即资本没有底线，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包括人命。这时候政府的作用就很重要了，需要提供一个让人不至于去被迫卖命的“安全网”，同时让企业违规的成本加大、底线提高；这也是西方一些左派一直推动的政策方向。中共作为“左派”政党，不想放弃企业违规带来的低成本（低人权）优势/利益，于是主要的政策方向不是平衡劳资力量（打着劳动力市场自由的旗号连独立工会都不让搞），而是想建立民生的“安全网”（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可惜的是，大政府执行政策本来就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中国又极度缺乏透明度和外部监督，于是政策效果常达不到预期。

来源：端点星404之声 https://twitter.com/voiceof404

【#陈玫 官派律师宣布退出，敦促 #蔡伟 法援律师，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方志、刘南征尽快退出！】

自22日陈玫哥哥陈堃致“致诚律师事务所”的公开信发出后，今天姚艳姣律师向家属表态已撤出案件。家属联合梁小军律师发布声明，表明不需任何形式的法律援助，且梁律已申请会见，希望警方尊重法律，不再耍花招

#蔡伟 的法援律师刘南征和方志，在家属与其沟通，表明蔡伟已有辩护律师后，仍拒不退出。申请法援的条件是没有委托辩护人。刘南征、方志明知家属早就委托了辩护律师，仍然诡辩其”法律援助“符合程序，实际上就是北京朝阳警方的帮凶。在此，我们呼吁两位律师尽早退出代理，蔡伟需要辩护权！

来源：https://matters.news/@squatting2020/%E5%AF%8C%E5%A3%AB%E5%BA%B7%E9%80%A3%E7%92%B0%E8%B7%B3%E5%8D%81%E9%80%B1%E5%B9%B4%E5%B0%88%E9%A1%8C-%E8%AA%B0%E9%82%84%E8%A8%98%E5%BE%97%E4%BB%96%E5%80%91-bafyreiasadjmqsnedrldggaxzpzto523hivnqb2sqg4jwzzcbjfy5e3ygi

編按：蘋果公司剛剛舉行了全球開發者大會（WWDC 2020），會上公佈了對旗下產品如iPhone、Mac、iOS操作系統的升級。距離2007年6月29日第一代iPhone面世，蘋果已經統領全球電子通信設備市場超過十年。與此同時，我們不應忘記，霸業造成的傷害亦已有十載——今年正是深圳富士康工人連環跳十周年。2010年1月至12月，當時的全球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連續發生了18宗自殺事件，當中主要是來自不同地方的年輕工人跳樓，最終造成15死3傷，引起輿論轟動。

如今這連環慘劇已過去十年，工人的待遇改善了嗎？現今中國農民工的狀況如何？蹲點接下來會連發幾篇文章討論富士康事件的意義，以及當下中國農民工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

文／蹲點

2010年1月23日凌晨，位處深圳龍華區的富士康華南培訓處的宿舍發生了一宗跳樓自殺事件。事件中不幸身亡的富士康工人叫馬向前，離世時年僅19歲。在不到兩個月內，富士康的龍華園區又有另外一名年輕工人跳樓自殺身亡，同月又有另外兩名工人跳樓，當中包括受重傷的17歲年輕女工田玉。

但這僅僅是悲劇的開端。據主流媒體報道，直至當年12月，總共有14名富士康工人跳樓，當中12人失去了生命，其餘2人重傷。這些悲劇主要集中在富士康在深圳的廠房，但也有涉及江蘇崑山、河北廊坊等其他地區；貫穿這些悲劇的是，跳樓工人都是來自各省各地的農民工，而且自殺時僅僅17至25歲。

十年過去，多少人已經忘記了當年的慘劇——事實上，富士康依然是世界級的代工廠帝國，帝國版圖甚至延伸至印度、馬來西亞，遠至中歐數國，南美的巴西、墨西哥；而身在城市的我們亦繼續追逐富士康的大老闆蘋果引以為傲的iPhone。但透過回看歷史，或者我們可以重新感受這些消費下的慘劇的重量，思考改變的可能。

2010年富士康連環跳事件時間線

2010年1月8日 榮波 19歲 河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1月23日 馬向前 19歲 河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3月11日 李某 20幾歲 河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3月17日 田玉 17歲 湖北人 跳樓重傷

2010年3月29日 劉志軍 23歲 湖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4月6日 饒淑琴 18歲 江西人 跳樓重傷

2010年4月7日 寧某 18歲 雲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6日 盧新 24歲 湖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10日 富士康請五台山高僧到深圳廠房做法事

2010年5月11日 祝晨明 24歲 河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14日 梁超 21歲 安徽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21日 南鋼（剛） 21歲 湖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25日 李海 19歲 湖南人 跳樓身亡

在第11跳後，富士康要求員工通報「舉止有異」的同事，並要員工簽署「不自殺同意書」，並表明對自殺等意外不支付法律法規外的賠償

2010年5月26日 郭台銘親自前往深圳開記招道歉，收回之前要求員工簽署的「不自殺同意書」

2010年5月26日 賀（何）某 23歲 甘肅人 跳樓身亡

2010年5月27日 陳某 25歲 湖南人 跳樓重傷

2010年7月20日 劉某 18歲 河北人 跳樓身亡

2010年8月23日 劉明 23歲 江蘇人 跳樓身亡

2010年11月5日新華社廣東頻道深圳廠區有1名員工跳樓身亡，但員工的性別、年齡、姓名、職稱等細節均未提及。之後大陸媒體的相關新聞均被刪除。

在此一連串慘劇後，富士康還採取了加薪、減工時、聘請心理專家、設立關愛熱線、召開防自殺「誓師大會」等措施。但根據學者和傳媒調查，表面上的加薪實質是「明升暗降」、關愛中心更是進一步擴張富士康對員工的規訓。然而隨著事件逐漸淡化，媒體和公眾的關注亦逐漸離開富士康，即使在年底又出現零星自殺事件，亦沒有造成很大迴響。

走入他們的生命：工人故事選讀

這些年少就離開家鄉到東部城市打工的年輕人，很多都是為了賺取更多的收入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然而他們最後會在生命的邊緣徘徊，是因為資本謀取暴利的本質、政府的共謀——年輕工人們的死亡不單止是慘劇，他們的生命故事，更昭示了中國發展背後與資本的狼狽為奸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我們摘取了《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潘毅、盧暉臨、郭於華、瀋原編著）一書中跳樓重傷的女工田玉的故事，看看她是怎樣理解17歲的自己：

一、陌生的工廠

田玉和所有17歲的花季少女一樣，喜歡看電視，也喜歡偶像明星。她從小就是一個乖巧文靜的女孩，對於深圳的了解僅限於電視裡所展示的那些鱗次櫛比的大廈。但她來深圳後看到的卻「跟電視上看到的一點都不像」。她到的第一站就是富士康，現實中見到的深圳就是蒼白的大工廠。她剛來的時候和堂姐住在觀瀾富士康附近。堂姐幫她找工作的時候，其他的廠都因為她未滿18歲而拒絕聘用，但富士康卻答應讓她上班。富士康近幾年來大量招收實習生，通過壓榨年輕的學生勞動力來創造利潤。富士康偏好年輕勞動力的原因在於，年輕工人處於體力最充沛的黃金年齡段，可以不分晝夜地勞動。於是，田玉就這樣走進了蒼白冰冷的富士康。

對於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富士康並沒有提供適應工廠生活的培訓。在接受簡短的技能培訓後，田玉就被送上流水線。那些龐大的工業大機器，對田玉來講是十分陌生的。龍華富士康對她來說就是一棟棟灰白的建築物和幾十萬擁擠人群的集合，她不知道哪棟建築物是做什麼的，也不知道隨處可見的英文縮寫是什麼意思，更不知道上哪去找跟她相關的公司部門。「我工作的第一天就遲到了。那裡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車間。」在田玉的印象裡，富士康就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怎麼也熟悉不起來。田玉爸爸告訴我們：「她剛來，有時候他們說的話，她也不是聽得太懂。」在富士康，她只是創造利潤的工具，她的迷茫、不安、無助，無人關心。

二、流水線

和所有的普工一樣，田玉的工作無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個月，就在IDPBG事業群的生產線上負責檢測，也就是檢查產品上是否存在劃痕。

問她工作怎麼樣，她說「很沒意思」，便沒有再說下去。說完就望著天空，沉默一陣子。這和她聊起她喜愛的事物時的表情完全不一樣。比如，談起植物的時候她總是笑，還說出了各種花的名字，但是只要一提到工作，她的臉上就露出憂鬱和無奈的表情。她爸爸說，打電話問她工作累不累時，她只淡淡地說「做的時間挺長的」。相比進工廠前的自由和快樂，在富士康的工作似乎是她不願憶起的痛苦。富士康所採用的泰勒制和福特製管理方式將工業的流程盡可能簡化，變成不需要專門知識和訓練便能進行的標準化操作。工人在工作中只像沒有思想的零件，機械地重複幾個簡單的動作。「工作枯燥」、「單調」、「無聊」是工人們經常用來描述工作的詞彙，反映出他們已遭到嚴重異化的工作狀態。 「很沒意思」就是田玉在令人窒息的流水線一點點被抽空靈魂的真實表現。

除了泰勒制，對生產過程的軍事化管理——通過暴力與懲罰來建立對工人的統治也給田玉的心靈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創傷。有幾次田玉跟爸爸說，產品不是她弄錯的，但是線長不分青紅皂白，硬把責任推給她。線長這種亂扣帽子的行為在她跳樓之前已經發生了好幾次。線長總是以「很兇」的形像出現在她面前。

三、宿舍生活

田玉在令人窒息的流水線工作了一個月，一直沒有交到朋友。但這並不是因為她沒人緣、缺乏交朋友的能力。田玉讀書的時候很受老師和同學歡迎，中學的時候經常有同學到她家玩。一次她住院，老師和同學結隊去看望她。在老師和同學眼裡，她是個乖巧的討人喜歡的女孩。

但是到富士康以後，她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異常冷漠。她的宿捨一共有8個人，這8個人來自不同的事業群、事務處和不同的部門。田玉提起這些舍友的時候說道：「不是很熟」、「她們都比我大」。富士康一直都將不同事業群的人安排在一間宿舍中，有些舍友上白班，有些上晚班，而且每月調班一次，每週調休時間也不一樣，導致同一宿舍的工人在工作和休息時間上經常不一致。這種獨特的宿舍安排，不僅嚴重地影響了工人的休息，還嚴重阻礙了新的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對於田玉這樣外出打工的孩子，當離開老家的時候，已經和過去的社會關係切斷。她說學校裡的朋友，也早已外出打工，不知道漂泊在哪裡，有些已經失去了聯繫。而富士康的宿舍安排又阻礙了田玉和其他舍友的交流。雖同處一室，卻彼此隔膜。田玉就像一粒漂流在冰冷人海中的原子，孤獨而無助。她說她有時候會上網和別人聊QQ，但是QQ裡加的都是陌生人，「都是不認識的人，沒怎麼聊。」這種孤獨和無助堆積成她內心的絕望。在一個月後的一起工資事件中，她身無分文，卻連借一元錢應急的人都找不到。於是，悲劇發生了。

四、工資卡

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個月，到了發工資的時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資卡，唯獨她沒有。田玉問線長是怎麼回事。線長說她雖然在龍華富士康工作，但是工資卡放在觀瀾富士康。她按照線長的指示，到觀瀾富士康的某棟某層去詢問工資卡的情況。但對方說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又讓她到另外一棟樓的某層某室去詢問。一天下來，田玉就像皮球似的被不同辦公室的人踢來踢去，卻怎麼也問不到有關自己工資卡的情況。員工沒有領到工資卡，本該是企業的責任，但富士康卻完全無視其應當承擔的責任，對其工作上的失誤置之不理。

田玉疲憊不堪。在富士康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個月，到頭卻拿不到一分錢的工資。外出打工前父母給的錢都已經花完。她走出觀瀾富士康，想要坐公交車迴龍華富士康，但是身上只剩下5角錢，連一張2元的車票都買不起了。無奈之下，她只好徒步從觀瀾走迴龍華，一個多小時車程的路，田玉從下午一直走到晚上。她一步一步地走著，從陽光明媚的下午一直走到漆黑的夜晚。最後，終於回到工廠宿捨了，但是她連第二天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她想跟宿舍的人借錢，可是捨友完全不熟，怎麼會藉錢給她呢？雪上加霜的是，田玉手機也壞了，她與家人完全失去了聯繫。在這個陌生而冰冷的工廠裡，一個月以來的孤獨和無助愈發湧上田玉的心頭。令人窒息的流水線、陌生的宿舍、辦公室裡的冷眼......在這裡，沒有快樂，沒有自由，沒有尊嚴，也沒有生存的價值。田玉，在一個本應該享受陽光和花香的年齡，最終被逼上結束自己生命的道路。

2010年3月17日早晨，田玉沒有去上班，從龍華富士康的4樓宿舍跳下。

五、醫療費

故事還沒有結束。幸運的是，田玉被救活了。但不幸的是，田玉將終身癱瘓。

在田玉治療期間，已有多名自殺者結束生命。富士康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開通了關愛熱線，甚至耗費千萬舉行「珍愛生命、關愛家人」的「誓師大會」。在媒體上看到的富士康，似乎是不惜花重金為員工創造溫暖的美好形象。但事實是怎麼樣的呢？員工沒有領到工資，本該是企業的責任，但富士康卻對其失誤置之不理。就像田爸爸說，「在富士康打工就好像做一樁買賣一樣，沒有什麼情和義。」

悲劇發生之後，田爸爸賣光了家裡的牲畜和田地，趕來照顧女兒。富士康卻逼迫田家簽訂《醫療費墊支申請》，作出「先期救治費用申請由貴公司墊付，除司法判斷承擔公司應付部分外，其他先行墊付部分公司保留追溯權利」的聲明。

從3月到10月，富士康一直不肯給他們賠償。直到10月7日，在田父幾近絕望，準備對外求助時，這個龐大的公司才拿出區區18萬的賠償金，準備打發父女兩個回鄉。這一筆賠償金根本不夠田玉的前期治療，更不用說她以後的生活保障。

富士康願意花千萬元來舉行「誓師大會」，卻不願救助一對無助的父女。

小結

三年前，尖椒部落訪問了田玉。當時她的生活已經得到改善，回到老家在一家淘寶店做客服。田玉說，「我現在每天只工作八小時」。她也逐漸和外界接觸，渴望戀愛......看到她依然對生命懷有種種希望，相信很多人都會替她高興。只是，有更多的犧牲者繼續默默無聞，無數的工人繼續被剝削。改變的道路在哪裡？在城市的我們可以做什麼？或許，改變的第一步，就是拒絕遺忘。

这段故事是什么背景啊？我没看过这个电影，有点摸不着头脑。

@helloword123 #6 军队里等级森严，最下层的新兵，爬上去前都被压得死死的。

@natasha #33

即破坏雕像“是Vandalism, 还是transformation”？

这个倒是个有意思的角度。这样的话，似乎破坏行为本身也有历史意义了；之后的修复，也是文物的一部分。这样来看的话，不同的破坏行为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呼吁官派代理蔡伟的律师，北京东环律师事务所的刘南征和方志，请向致诚律所看齐，尊重家属意见，退出此案！

东环所网站：http://donghuanlawyers.com

东环所电话：010-53678058

邮箱：[email protected]

来源：陳純一 https://twitter.com/tansunit

有人問我，給官派律師寫公開信有用嗎，在外國媒體上呼籲有用嗎？我回答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但我必須把自己能力範圍內可以做的事都做了，這樣我才心安。即使這樣仍然不能使他們獲釋或輕判，那至少也可以讓世人知道，有這樣兩位勇敢的青年人，曾經爲言論自由付出過代價。

所謂「有用」，要看家屬的期待是什麼。我們當然希望，被中共政權迫害的良心犯都可以馬上無罪獲釋並獲得國家賠償，但我們也都知道這不可能。

面對中共，我們不能指望外國媒體的一兩篇報道，就能讓中共馬上放人。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要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不把希望寄託在一兩件事上，不求速成。

我就沒指望一封公開信能讓致誠所律師無條件退出，所以我寫第一封信的時候，連第三封信的內容都想好了。信件何時發出，發給何人，我都有計劃的。如果因爲第一封信沒有效果就灰心喪氣，那不正是他們希望看到的嗎？他們想用裝死的拖字訣讓人喪失信心和耐心，我們偏不上當！

昨天发出给北京致诚律所的公开信之后，我的微信公号文章被删。

今天，腾讯公司配合中共专政机器，把我的微信朋友圈完全屏蔽！哪怕我的微信好友专门进入我的微信个人信息页，也无法看到我的任何一条朋友圈内容。

北京致诚律所主任 #佟丽华 ，2019年获得 @PILnet 颁发的 #PublicoAward. 我已致信 #PILnet , 向他们揭发这家律所的虚伪面孔，请他们关注此案。这只是第一封信，如果致诚所的律师仍不退出 #陈玫 的案件，一封又一封信件，会很快抵达他们所有国际客户和国际合作机构的信箱里。

我随便列举 #北京致诚律所 的几家国际客户给大家看看：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家国际媒体如果有兴趣深挖这家机构，一定会挖到许多猛料。让全世界人都看看，一家自称民间机构、在全世界招摇撞骗的律师事务所，如何与中国政府一唱一和、互相配合，迫害人权，欺骗世界。

如果只是警察想办个冤案来拿奖金和经费，官派律师、检察院和法院完全可以不给警察擦屁股的嘛。你们何必要为警察背锅？

如果是政法委或其他能够协调公检法的机构要制造冤案，那官派律师和检察院法院也不是完全被动，至少可以找借口不参与嘛。

所以我才说，参与了就是帮凶共犯，没有借口可言！

最新消息

早上起床收到一个略好的消息：致诚所的两个官派律师已经撤出 #陈玫 案件。这是她发给我母亲的短信截图。

希望警方不要再折腾什么官派律师，来一个打一个，我不怕把你们的老底都翻出来！

不是我的战斗力有多强，只能说那家律所还要点脸，也知道利害关系，不想让我把他们的老底揭出来，否则他们的损失会更大。

2020年6月24日，我的胞弟 #陈玫 被北京朝阳警方抓走第67天。#陈玫 和 #蔡伟 因使用 #GitHub 备份与 #武汉肺炎 #COVID19 有关的文章，于4月19日被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4天之后，6月12日被正式逮捕，关押于朝阳看守所。官派律师已退出，我聘请的梁小军律师已申请会见，希望顺利！

@J4ck410p3 #6

比如假设我是散播假新闻的人，你是去证伪的人：我简单的说发了个假新闻“台湾岛出现了UFO”，那么你该如何去鉴别？你要去找到台湾各个地区的人去问他们看没看到UFO，而且即使这样也未必能证伪；而在你证伪的过程，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可以发出几百个假新闻了。

首先，我只有在关心UFO的时候，才有这个激励去证实/证伪。世界上每一秒都发生大量新闻，而大多数新闻我不在乎。

第二，看到一个新闻，应该首先是去证实、而非证伪。证实的参考标准有很多，比如不同的来源、来源的历史可信度、是否合乎逻辑，等等。

您对新闻媒体的性质理解和我不同。新闻媒体，国内国外，都是主观、带有宣传指向的。相比一个宣传机构的垄断，我更愿意看多个宣传机构的竞争。您说国内新闻基本没有主观色彩，我们各自保留意见吧。

@J4ck410p3 #9

拿出“破产”这个词来给人营造心理氛围，成了标题党，不是搞科学研究的路子！

这篇文章本来就不是学术论文。贺是因为看到了合村并居中的诸多问题，为了农户的利益疾呼，希望阻止冒进风潮，所以标题会强调财政问题。至于合村并居是否会造成地方财政危机，往后观察罢。

乌有之乡这地方，我不想去；这篇文章，我更不想碰。文章受众不是我，也不是给这群反党反华的人拿来散播恐慌用的，所以我选择在这里澄清，就足够了。

我以前和另一位论坛上的网友讨论的时候说过，我不在乎对方的立场，可是我很在乎对方的讨论方式。

既然说到立场，贺在乌有之乡有专栏，是因为他算是属于“新左派”（乌有之乡是左派网站）。我本人不认同乌有之乡的总体政治倾向，但是我绝对不会因此拒绝看上面的内容。对于贺的文章，您如果只是看了一个平台的名称和几个段落，就下判断，说某某“之流”、“不想碰”；看到有批评政策的文章，不看内容是否合理，就诉诸动机，认为是为了“反党反华的人拿来散播恐慌用的”，那么您就是您所一直在批评的人。

我本来是希望严肃探讨这个问题的，但您这种讨论方式，我无话可说。您尽管回复我，不过我之后就此话题不回复您了。抱歉。

@J4ck410p3 #10

我所说的并不是“没有宣传指向”，我所说的是会不会“伪造新闻内容本身”。

“即使是对国外的报道，新闻内容也是相当中立的，基本没有扭曲或者带有极大主观色彩的。” 我针对的是您的这句话里的“中立”、“主观”的观点。新闻媒体没有中立的。党媒姓党，您应该知道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另外，是宣传机构并不代表不能报道真实新闻，可信度不是100%并不代表都是谎言。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以您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显示出的、听到平台看到标题就不愿意再看的态度来看，我不认为您能客观地评价“西方新闻媒体”——尤其是，您对“西方新闻媒体”连定义都没有。

你却把证伪的责任交给了缺少证伪能力的个人

不是证伪，是“证实”。对个人来说，只要学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新闻多来源fact check就行了。

另外，个人无法完美证伪，新闻媒体应该有资源调查真相，不能推出新闻媒体应该被一家权威垄断。新闻自由环境下媒体的可信度，是在不同媒体的竞争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即使如此也没有一家是绝对中立或100%准确的。

@J4ck410p3 #4 真相越辩越明，我反对的是对“真相”的垄断，我希望人们有对各种版本的消息了解、质疑、调查、衡量的自由。如果我关心某件事情，想弄清楚，有问题就提出来，有疑惑去fact check啊。

我有点糊涂，是说精准扶贫户要满足条件必须要拆除天主教像？感觉两边不挨着啊。

@妹 #16 地摊经济“降温”的指令应该也是从中央下来的，所以更可能是中央势力的角力。“反地摊派”后面是习；“挺地摊派”有李，但未必以他为主。

至于财政，地方财政的问题比中央大得多了。我直接复制黏贴：“增值税按照中央75％，地方25％分享，资源税（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大部分资源税作为地方收入）按照中央50%，地方50%分享，证券交易税最初按照中央50%和地方50％分享，而2016年1月1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则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 总之，中央政府掌握了全国60%以上的税收收入；而地方政府负担了全国负债的近60%。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J4ck410p3 #6 解决方案给了，在文中。贺为了研究农村问题，是经常下乡调查一住就很久的。您对贺的观点有什么具体的不同意见，可以在那个帖子下提出。

@未来人 #48 咳，人在家中坐，瓜从天上来；无功不受禄，您老最有才；瓜请您老吃，吃完再去摘~ ：）

@natasha #47 唉，拍拍。其实很多事，我觉得不是“有没有人性”的问题，而是信息的差异，包括对不同信息的了解程度、信任程度和判断标准不同。此外还有价值观的差异，这涉及到一个人的很多核心假设，又与性格、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有关。我觉得，一个人是怎样的人，最要紧的还是看ta在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态度（比如会不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观点什么的反而是次要的。当然观点相近，谈起话来会比较轻松，所以才有所谓“同温层”一说嘛。：）

来源：https://witreader.com/articles/048911911699/

作者：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山东计划在全省推进以拆农户房子为目的的合村并居。先行试点的菏泽、聊城、滨州、临沂、德州等地区，已经开始了大范围强推，普遍侵害了农民利益，引发了农民强烈不满。

我本人5月12日和6月11日分别在“今日头条”发表两篇评论：“山东合村并居何必拆农民房子”和“山东大范围合村并居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在很短时间就有几百万阅读量和数万条跟贴，充分说明了山东合村并居政策问题的严重性。

威逼利诱搞株连逼迫农民签字同意拆房子，多地疑似发生因拆房子导致农民自杀，全体村民按手印请愿不拆房子，以及大量房子被拆只能住搭帐篷和平时期农民成了难民的视频和照片，都充分说明了山东推进的以拆农民房子为目的的合村并居，已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在新时代出现如强大面积侵犯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令人震惊。

率先在山东省大范围推进合村并居强拆农民房子的菏泽市，计划在最近几年完成全市合村并居。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说：“菏泽市将科学制定总体推进实施方案，计划利用5至8年时间，高质量全面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任务”。张新文承认：“具体工作中，菏泽市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规划还比较散，市场化程度不够，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建议支持菏泽市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国家综合试验区”，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官微东岳客，2020年5月25日）。

下面我们就简单地讨论一下张新文书记所说“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的问题。

菏泽是山东经济最落后的地区，有800多万人口，200多万农户，也就有200多万栋农宅。按张新文的数据，“菏泽市村居占地高达200万亩”，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就可以节约出这200万亩村居占地（即农民宅基地）的绝大部分，比如150万亩，这样节约出来的村居占地，就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置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再将建设用地指标在市场上交易出去（因为增减挂钩指标只能在省内交易，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就只能卖给相对富裕的青岛了）。

目前菏泽在计算拆农民房子和建新型农村社区时，是按拆农民房子可以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每亩指标可以至少卖25万元来算帐的。按每亩25万计算，拆农民房子形成150万亩“增减挂钩”指标，就可以产生出来3750亿元卖指标的收入。有了这个巨额卖指标的收入，菏泽就有财力去拆农民房子，去建新型农村社区了。

现在的问题是，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卖给青岛，青岛需要得了吗？整个山东省一年的城市建设用地最多也就10多万亩，且基本上都是由国家下达的计划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说，无论是山东省还是青岛市，都并不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每年都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提供无偿下达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为了避免地方政府浪费土地资源，国家下达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对偏紧，也因此允许地方通过做增减挂钩项目形成少数地方调剂指标，这个调剂指标不能超过国家正式下达指标的10%，山东省全年大概也就一万亩。现在一个菏泽市就可以形成150万亩新增增减挂钩指标，可以为整个山东省用150年，相当于整个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计划年度指标的10倍以上。

不仅菏泽正在通过拆农民房子形成增减挂钩指标，而且整个山东省十六个地市都正在规划合村并居，通过拆农民房子来形成增减挂钩指标，如此之多的指标，不要说青岛需要不了，山东省需要不了，就是全国也需要不了。

也就是说，菏泽拆农民房子所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根本不可能卖得出去，也就根本不可能按每亩25万元换回建设农村社区的经费。

张新文认为，菏泽市面临的问题只是“启动资金缺口问题尤为突出”，他以为，只要将农民房子拆掉了，将农民宅基地复垦出来形成了增减挂钩指标，指标交易出去了，建设农村社区的经费就换回来了。拆了农民房子，建设了农村新型社区，什么代价都没有付出就办成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却不知道，菏泽将农民房子拆掉了，形成的海量增减挂钩指标卖不出去，建农村社区根本就不可能有钱投入，农民将流离失所，后果不堪设想。

菏泽市乃至山东省的想法或许是，只要将农民房子拆掉了，形成了增减挂钩指标，就不怕指标没有地方要，也不担心指标卖不出去。因为城市建设总是需要建设用地的。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会需要的。山东因此以让省土地储备中心按比如每亩25万元来收购菏泽拆农民房子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土地储备中心以土地指标向国开行抵押贷款获得收储增减挂钩指标所需资金。

问题是，当前整个山东城市建设所需指标每年也就在10万亩左右，绝大多数是国家无偿下达的计划指标，且再过几年山东城市化就已完成，不再需要新增城市建设用地，而山东全省拆农民房子可以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至少也有上千万亩，这个指标数比目前山东全部城市建设用地还要高数倍，也是山东完成城市化所需要使用建设用地数量的十倍以上，山东省土地收储中心如果收储这些增减挂钩指标，肯定是不可能卖出去的。

只要山东省土地收储中心还具备起码理性，就不可能花钱收储菏泽拆农民房子所形成的增减挂钩指标，只要国开行还有起码理性，就不可能接受增减挂钩指标抵押来发放贷款。山东已经将农民房子拆了，建设新型社区就只能靠地方财政负担。在地方财政连发工资都困难的当下，再出钱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山东地方财政马上就会破产了。

现在的问题是，菏泽已经大面积拆农民房子，且采取了强制手段。新建社区却仍然八字没有一撇。农民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如果山东全省都开始了拆农民房子的合村并居，山东省就一定会搞出大事来。

可怕的是，山东省正在全力推进以拆农民房子为目的的合村并居。

菏泽农民的房子都是菏泽农民用几代人心血积累建设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那里。现在菏泽市强拆农民房子，给予农民补偿不足以在新建社区买一套小面积的单元房。从过去我们在山东调研的情况来看，所谓新型社区的楼房，建筑质量普遍很差，没有产权，没有住房维修基金，农民也交不起物业费，这样一来，之前农民住得好好的自家大院子被拆了，再另外花钱上楼，住房面积小，住房质量差，花钱多，远离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很困难，农民自然是不会满意的。农民不满意就找政府扯皮。山东全省数千万农民天天找政府扯皮，基层治理也将不堪设想。

当山东拆农民房子不再局限于试点，而是在全省推开时，农民房子是被拆掉了，地方政府却不可能将增减挂钩指标卖出去，从而就不能再为农民建设哪怕质量很差的所谓新型社区，农民就成了真正的难民。

在全省范围，将农民家庭几代人积累心血建设的家园拆除，就是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拆除。如此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被人为毁灭，史无前例，不敢想象。

在新冠疫情带来深度不确定性、国际关系极为敏感、中央一再强调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山东省却下定决心拆农民房子，毁掉了难以数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成果，破坏了中国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根基，其中的问题显然不只是资源浪费、财政破产这么简单。

2020年6月13日下午

@sorrysorrysorry #14 您觉得地摊经济大放大收是怎么回事？

贺雪峰是非常踏实的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基层经验很深。他这几篇对合村并居中问题的分析（及预测），我觉得非常有见地。

贺雪峰:山东合村并居何必拆农民房子

https://k.sina.cn/article_2096767300_7cfa214400100niud.html

壹

2020年5月6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务动态栏目发布“省自然资源厅召开《山东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等项目和技术规程专家研讨会”，消息称，国土空间空间规划处将“编制全省村庄布局专项规划，指导各地完成县域村庄布局，制定全省合村并居规划指导，稳妥推进合村并居”，引发广泛关注。据齐鲁网、“网上问政”公号和东岳客公众号2020年5月8日进一步的延伸报道，合村并居又叫做合村并点。山东之所以要合村并居，原因是“山东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有农村常驻人口4900多万，行政村6.9万个，村庄密度0.43个/平方公里，平均每个村700多人”，“山东省农村人口多，村庄规模小、密度大”，早在2001年山东省政府就出台关于规范“小城镇建设”的47号文件，对“合村并点”进行了说明。“2008年开始实施合村并点试点的德州市认为，长期以来存在的村庄数量多、规模小，带来的‘三高两难’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三高“一是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按每村平均5000元计算，仅全市财政承担的村级工资费用就近4000万元。二是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全市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达257m2，高出国家标准107m2，空心村比例达80%。有的村庄房屋空置率高达50%。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医院、学校、超市等基础设施，因村庄过于分散而低水平重复建设，国家的扶持资金分散到各村，就像撤胡椒面，收效甚微”。两难“一是村级管理水平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二是民主管理难。大家族在村中的人口比例多，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难以割除”。

因为合村并居是牵涉到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的大事，所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召开一次专家研讨会，就引发广泛关注。合村并居在山东省是有特殊含义的，就是不仅合村并居，更重要的是合村并点。2014年我到山东德州调研，当时德州市规划将德州8000个自然村全部拆掉，建1000个左右的大型社区。拆除8000个自然村，就牵涉到德州市全部农民的利益。大拆大建，拆农民房子要钱，建社区要钱，初步算下来也要超过千亿资金投入。德州市是一个财政贫市，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市领导的想法是通过增减挂钩将拆农民房子退出的宅基地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卖到青岛，换回资金搞建设。问题是青岛并不缺建设用地指标，德州市即使腾出建设用地指标也卖不出去。德州市因此只能靠贷款建社区，向农民收取建设成本，以及降低建设质量标准。结果就是，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还要自己出钱，搬进社区房子的质量差、面积小，社区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总之是搬到社区生活质量下降了，生产生活更加不方便了，还将原来计划到城市买房的积蓄用于买了社区质量很差的住房。拆村并点的结果就是：政府花了很多钱，农民不满意，规划因此无法持续。德州市终于在拆除大概10%的村庄以后难以为继，合村并居不了了之。

合村并点并非在山东，也并非仅德州在做。2015年9月14日山东临沂曾发生过一个影响恶劣的拆迁案，就是为让农民搬到合村并点的社区，强拆农民的房子。农民不愿搬，在自家房子坚守不出被烧死。农民宁愿烧死也不愿搬迁，是因为合村并点的社区住房质量差，生活不方便，生产更不方便，还要自己出钱买房。虽然农民不愿搬迁被烧死的极端情况比较罕见，山东农民普遍反对合村并点却是事实。

贰

那么，为什么山东省象着魔一样非得花费巨额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呢？前引德州市所说“三高两难”成为支撑山东省着魔于拆农民房子的理由。问题是，“三高两难”实在是小学算术题，经不起算啊。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相对于德州计划花费上千亿资金来合村并点，每年4000万元村级组织运转成本何足挂齿！空心村比例高？农民进城自然就会有空心村，空心村仍然还有无法进城农户需要留村务农，还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来需要返乡，村庄对农民生活的保底显然极为重要。有农民进城了，将房子空在那里，他们需要时再回来住，为何非得将农民进城后留下的空房子立即拆掉？有人说农民空房子不住人，浪费了土地。问题是，不住人的空房子就是空在那里，土地也仍然在那里，怎么就是浪费？中国并没有粮食紧张到非得将农民房子拆掉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的地步。反过来当前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季节性抛荒。耕地大量抛荒，却将拆农民房子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食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岂不荒唐？何况农民空房子仍然是作为退路来保留的。2020年新冠疫情条件下面，幸亏农民在农村有房子，他们可以返乡安全度过疫情。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自发到城市买房了，农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指望靠合村并点来为农民提供良好基础设施，恰恰是花了大钱没办成事。

“两难”就更不能成立了。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第一，群众增收致富的机会在城市，指望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怎么可能！第二，合村并点大折腾就能突然冒出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干部？民主管理难？将小村合并成为大村就可以防止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大村有大村的管理难处，小村有小村的管理优势。从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民主管理难不难与村庄规模大小有关系。

叁

相对全国来讲，山东省行政村规模普遍偏小，这个意义上讲，山东合村并居也并非就一定不好（当然，我以为合村并居没必要），但合村就合村，何必花那么多资金去拆农民房子，建所谓“新型社区”。山东省在村庄之上普遍有管理区，山东的行政村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自然村（也就是村民小组）比较类似，管理区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行政村比较类似。在我看来，山东省合村并居最简单的办法是将现在的行政村改成自然村基础上的村民小组，将管理区改成行政村。改变体制，不拆农民房子，更不拆掉自然村。一个管理区下面有若干个自然村，有若干分散的居民点，有什么不好？这方面，山东烟台在管理区一级搞党建示范区，没有大拆大建，几乎不花财政成本，就完全解决了德州市所谓“三高两难”的问题，群众满意，又没有财政压力。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肆

实际上，最奇怪的事情是，山东牵头合村并居的居然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是过去的国土资源厅。本来行政建制应当归组织和民政部门管，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自然资源厅只管理土地，何以会管到合村并居上来？自然资源厅管到村级组织行政成本太高、村干部带领农民致富难上来，手也未免伸得太长了一点？

之所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手会伸这么长，与自然资源部曾发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关。为了节约土地资源，原国土资源部出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农村建设用地主要是农民宅基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要拆农民房子，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动起歪脑筋，通过合村并点来拆农民房子。拆了农民房子农民住哪里？就住到廉价低质量建设的所谓社区，农民生活生产因此变得很不便利。

在经济条件比较好、财政能力比较强的地区，地方政府拆农民房子会给予比较多的补偿，农民搬进社区还比较满意，比如四川成都和山东青岛，政府财力比较强，实行增减挂钩，农民还是受益了的。而对于山东德州这样的财政穷市，地方政府没有财政能力，拆农民房子却不能让农民获得满意的安置，搞得天怨人怒。临沂因此烧死了不愿拆房子的农民。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合村并点造成极其严重的农民利益受损和干群关系对立。

德州市自身财力不行，他们希望将拆农民房子所减少的农村建设用地变成可以交易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是，农村宅基地太多，山东德州拆除8000个自然村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挂钩形成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德州市刚开始时是希望将指标卖给山东比较富一点的青岛，问题是青岛也有增减挂钩，不缺指标。德州的指标卖不出去。原本指望靠拆农民房再卖指标获得土地财政收入，用这个收入偿还建设社区的贷款。现在指标卖不出去，建设社区的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地方政府因此形成了巨额地方债务。

伍

合村并居因此成为农民不满意、地方高负债、国家利益受损失、大量资源被浪费的多输的折腾。

山东合村并居这样的拆腾不能再搞了。

2020年5月12日上午

乡村发现转自：新乡土

贺雪峰、桂华：山东省大范围合村并居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https://www.z-z-z.vip/post/38640.html

最近，山东省大规模地促进了村庄的同居，地方政府领导了对传统自然村庄的拆除和农民在新社区的集中。农村与土地结合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中起着稳定器和水库的作用，与村庄的大规模同居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首先，它导致农民被动地“失去土地”。村庄合并后的新建社区的生活规模达数千甚至数万。农村空间布局发生了变化。农业耕作的半径从过去的一公里扩大到几公里，这非常不便。新型社区基本上已经建造了高层公寓，这些公寓没有农具的存放条件，与农业生产要求不符。留在社区后，农民只能放弃农业生产，再加上四合院经济的消失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下降了，特别是对于农村贫困和弱势群体组。

第二是财产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代和废除农业税后，农村进行了两轮住房建设。几代农民的积蓄已投资于农村建筑。两层砖混结构的房屋和带庭院的平房在农村地区很普遍，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此时，村落同居工程的实施破坏了国家早期的农民私人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不符合这一构想。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

第三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各地采用的重建安置方案，是要补偿农民对房屋价格的评估，并按照政策在新社区购买和重建房屋。农民收到的大部分补偿金不足以支付购买新房的费用，农民的居住面积缩小，需要额外的现金。所有地区均采用“拆建前”的方式。农民在房屋拆迁后生活困难，他们对房屋的建造时间和质量没有信心。一些成熟的社区在住房质量和后来的财产管理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这已成为治理中的隐患。在行政压力下，各地促进村落同居，基层群众之间关系紧张。

第四是长期风险。以上是短期矛盾。在一个村庄中共同生活的长期风险是改变“三个农村”的石ast状况。农村不仅是居住的地方，还是物质，文化和社会生产的系统。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农村的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产生了影响。缺乏稳定就业，与农业脱节，聚集成千上万人口的陌生社区不仅在自我管理上有很大困难，而且还成为社会动荡的助推器。大规模的联合村庄活动将在传统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进行，人为地创建了一个高风险的“非城市和非农村”第三方机构。

地方政府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联动”政策，在乡村中共存。一是解决建设用地指标问题，二是解决农村建设资金来源问题。策略设计和操作中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我国的土地资源不足，不足以要求拆除农民的房屋。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增加和减少联系”的城乡建设用地政策，在全面控制，严格批准和尊重农民意愿方面设定了各种条件。地方政府利用这一点进行大规模的同居和同居，并且存在政策滥用。对于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产业升级强劲，土地使用急需的地区，可以给予更多土地使用政策支持，以免对农户房屋造成不必要的拆迁。

其次，通过拆迁农民的住房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数成本很高。按照每户20万元的计算，建设一个可以容纳1000户家庭的新型社区的成本超过2亿元。按照拆迁二户退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计算，该指标每亩成本超过40万元。这些链接的指标只能用于商业和住宅用地开发，并且可以平衡资金。村庄的大规模同居将增加当地的房地产库存并引起当地的债务问题。

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农民必须撤离农村宅基地，以维持自然过程并避免过于紧急的政策。山东省强行推进全省农村同居，缺乏基本依据，违背农民的意愿，造成干部群众严重紧张。没有科学依据和政策依据，也有强制执行的命令。在新冠流行情况和当前的国际环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山东省广泛侵犯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动荡不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系统性风险。

@J4ck410p3 #4 贺雪峰在乌有之乡上的专栏：http://www.wyzxwk.com/author/c3/589.html 他属于所谓的“华中乡土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8%AD%E4%B9%A1%E5%9C%9F%E6%B4%BE)，是一个脚踏实地、有责任心的学者。

@natasha #35 是，我也很怀念那段时光，很想念小二。

来日方长。有机会的话慢慢写，我相信小二有一天会看到的。

这种思路和所谓urban, suburban, rural之分有关系吗？

补充，“同一天下午，第二批来自“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官派律师联系陈玫的母亲，说他们受委派代理陈玫案件。” 注意关键词，两名。有关部门铁了心，不让家属信任的律师见到志愿者了。

https://2049bbs.xyz/t/5812

@J4ck410p3 #3 我当时看到的是您后来的一系列回复，我也有些情绪化。对于您最初说的话，感谢您说的关注，我个人愿意相信您并没有恶意。我想解释一下两件事。

关于律师退出：之前致诚的律师表示他们是不会退出的（之前有记录）。目前的退出很有可能是因为陈的家人要给与致诚有合作关系的国外机构写信（致诚很重视在国际上的声誉，和欧美有很多合作，还拿国际基金会的经费），所以他们不想趟这趟浑水了。

关于请律师的自由：调查待审时在看守所中不能见家人，只能见律师；每个人最多请两个律师，所以可以信任的律师是家人与嫌疑人联系的唯一途径。两个志愿者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与家人失联近两个月后，家人从警方得到的消息是，每人两个律师的名额均已请满。这个操作，从情理上来讲，不会是志愿者自愿的；如果是“自愿”，只怕也是在只有一个选项的情况下的“自愿”。

@natasha #35 这副搅碎的作品我也听说过，我当时就觉得摸不着头脑，oops。

@j4ck系列ID 您怎么知道他们表态要法律援助了？您听到他们亲口说了？您看到他们和谁说的？怎么说的？您最喜欢讲的证据呢？？

用常识想想，他们会不想见到家人请的律师，告诉家人他们好不好？？您如果在类似情况下，是更信任家人请的律师还是更信任“免费法律援助”？在被秘密监禁两个月、和家人完全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就算说他自残了、自杀了，是不是也可以被您说成是自愿的？

我之前就说过了，对提供这个站点的人，请保持基本的礼貌和尊重。站点和国家不同，国家是纳税人出钱养的，站点是站长出钱建的。

您觉得这是找理由，但这不是。如果不是您出来碰瓷端点星事件，我与您立场想法再不同，也不会真的对您生气。可是现在，我真的很生气。请想象，如果是您的家人/好友被秘密关押，您为他找了律师，结果被警察告知，您的家人/好友“自愿”请了免费法律援助（而且这些法律援助在类似案件中有不尽力为人辩护的种种先例），您不能见他，您请的律师也不能见他，所有的联系都要通过那个免费法律援助，您会不会觉得有问题？？如果这时候有人在边上说风凉话，说您家人是自愿不想和您联系，您会不会愤怒？

最后，如果您认为自己在网上遭到了不公的对待，那也请体谅他人在现实中遭到的实际的不公的对待。

@J4ck410p3 #4 我说的政府就是基层政府，是之前没有定义清楚。基层政府负责的人员肯定有上级指标压力的因素，也不排除有趁机捞好处的行为，具体的情况就要看具体的地方了。

我说的政治指挥专业，不是说基层管理不是一种专业，而是说合村并居搞得这么急，是和搞运动、下指标、XX年要达到XX这种风气有关。专业人员的意见，能成为参考，但未必能成为领导决策的因素。

贺雪峰不是什么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大的意见。不知您有没有读完他的文章。所谓的破产他强调的是某些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关键是不能政治指挥专业，用搞运动的方式搞民政。

我觉得这次山东出事，说到底还是地方财政的问题。补偿、基础设施、社区建设都是要真金白银砸进去的。钱不够的地方，政府就打着一边拆一边卖一边建的主意，一旦中间出了差错，资金链条跟不上，就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