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个人选择

@在脸地 #2

共产党杀人，你来要求澳大利亚给你正义？？？？

比一些人形禽兽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natasha #28

中国的科学其实不怎么发达，从《几何原本》开始，欧洲的数学就是从原理开始打下基础， 这也是当代科学发展遵循的原则。 中国古代技术还不错，但是很少人研究背后的原理，更没有建立以公理为基础的科学。

中国如果能在基督教传入中国时开始吸收欧洲的科学发展，或许还有救。但不太可能

你要喜欢以前的电视剧，一定要看港剧， 比如妙手仁心

我非常喜欢以前港剧里的那种感觉，平淡和谐的小生活

@爱狗却养猫 #1

胡锡进就是两面嘴脸，哪有值得同情。 香港岛和九龙都是永久性割让给英国，并且是在1842年开始，海参崴是1860年割让给俄罗斯的。 其次， 英国没有屠杀本地华人，反而让香港成为了国际都市，但俄罗斯多次屠杀华人。纵使领土不能要回来，作为中国人，对错是非还是应该认识清楚。

@爱狗却养猫 #2

未来的事情，谁能保证？ 中共倒是能说了算，但中共的话，谁知道真假？ 中共要是有信用，中国也不至于有今天

好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连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tmd到底是个什么时代

推上何频刚刚发推，有人知道详情吗？ 无论是真假

各各他的路

又名：髑髅地的苦难/主背十字架

1、髑髅地的路长又长，弯弯曲曲不平坦，

主耶稣肩背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那各各他。

2、十字苦架重肩上压，前迈一步多艰难，

主耶稣努力往前挣，为救我们甘心赴各各他。

3、头上荆棘冠鲜血淌，满身伤痕如刀扎，

主耶稣为我受苦难，忍着痛苦从容地到刑场。

4、髑髅地的路千古赞，此路永远放光芒，

主耶稣走完这条路，救恩完成就在那各各他。

副歌：

背呀！背呀！主为我们的罪背十字架，

背呀！背呀！背负我们的痛苦和重担。

夏宝龙不愧是中国尼禄

胡锡进要人们忘记中俄之间的血海深仇，容忍其辱华，丧失民族立场，罔顾民族大义，不折不扣就是文化汉奸。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5989-20200706.htm

內地志願組織「端點星」專門將網上熱議社會事件的文章和資料備份，當發現資料被删除，義工便將被刪文章上載到專用平台，讓網民閱覽。2名參與的義工陳玫和蔡偉，4月被公安帶走，家人6月接獲通知，2人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捕。

陳玫哥哥陳堃表示，「端點星」今年曾上載一百多篇與新型肺炎有關的文章，包括紀念最先披露疫情並病逝的武漢醫生李文亮的報道等，估計弟弟被捕與重新上載這些被刪文章有關。

陳堃又說，疑犯最多可聘請2名律師辯護，但官方聲稱弟弟已自願申請免費法律援助，並先後指派2名律師協助，令家屬難以自行改聘律師，擔心官派律師未必會站在陳玫的角度辯護。

陳玫的朋友石小姐說，曾經在「端點星」的平台，見過陳玫用私人帳戶上載文章，估計因而身份曝光被捕。她認為，陳玫非撰稿人，文章亦曾公開，難以理解為何重新上載資料引致被捕。她說不少曾參與協助新型肺炎志願工作的義工，現都擔心人身安全。

內地律師張冬碩表示，「尋釁滋事罪」最初針對聚眾集結、挑起事端等的流氓行為，近年較多用於網上造謠同發布恐懼言論的個案。重新上載新聞資料或評論文章，理應不會犯法，但新型肺炎議題較為敏感，官方或另作處理。他說法律上被告和家屬可自行聘請律師，但內地刑事案關押率高，辦理改聘需時，家人只能要求公安和司法部門加快協調，盡快完成改聘手續。

@natasha #13

嗯，我去参观夜巡这幅画时，他们正在扫描，看起来设备很高端，扫描很精细，听说是要准备修复

@natasha #4

你说的对

老师出来打脸学生，哈哈哈

@natasha #1

十分沙哑

@冷嘲热讽 #5

政府行使的是公权力，根源来自人民， 2049既没有让你交钱，也不是你爹，是私人网站。 明白公私之别是基本常。 发言请准守2049规格， 不要尽说无意义的傻话

旧文重读

@natasha #2

嫖娼这个罪名完全就是羞辱知识分子，和当年的臭老九一个意思，共产党本性不变

Pink Floyd -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这个配乐太符合主题了

看了视频，我也推荐。 我稍微编辑一下，因为现在直接贴 youtu.be 分享链接就好了

旧文重读

@Nina #5

恨不得现在就过去抱住你！ ♥️

@natasha #2

看了下解说，这个男主形象也太完美了，这么纯洁善良还为理想坚持不懈，让我有点出戏

@natasha #3

魔幻。 中国电视剧不怎么谈审美，有时候剧情也一团糊，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什么。

@natasha #32

你说的选择是什么意思？

@阿離 #1

你要这么看，韩国日本台湾的平原也不多。

2019年7月我从英国旅行回来，抱着极大的期待，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到离家两个小时车程的县政府工作。和我同一批到当地地级市工作的大学生与研究生14个，4人为研究生，其他10人为本科生，14人中3人（1人为研究生，2人为本科生）被分到每个人都渴望去的地级市市府所在地，其他11人被分到几个县的不同部门，剩余的3个研究生包括我分到了各个县政府最好的两个部门，即政府办或县委办。政府办服务县长和副县长，同时承接全县各乡镇与各局同县领导等更上级领导的沟通对接，全县大小事都通过政府办传达协调，下面有事也是先到政府办，再由政府办汇报给县长或副县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理，县委办服务县委书记和各党委领导，他们负责党委的大小事务，同时负责监督政府系统领导。因为是在领导身边工作，升迁机会比其他部门多，因此成为很多有仕途抱负之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我当时不顾导师的反对，选择回去，一是因为希望离父母近一些；另一个是认为如果要真正做点事，推动一些进步，还是需要政府系统来具体实践。

政府办和县委办的区别在于政府办负责做实事，县委办负责监督及搞党政思想工作。同事们也对这些分工有戏谑，说“政府是妈，县委是爸，人大是爷，政协是奶，爷爷奶奶一般不过问，只是需要时偶尔出来插一脚”。政府办和县委办都不直接招考公务员，在里面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领导秘书（现在改叫联络员），因此通常需要在乡镇或者其他基层部门工作几年，表现优秀能吃苦耐劳，政治素质过硬等方可被选派到这两个部门。我得益于人才引进，所以就直接进了政府办。同时研究生还直接享受副科级待遇，现在改叫四级主任科员，副科级类似于副镇长和副局长的级别。在小城市，副科级是大部分普通公务员一辈子的天花板，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副科级是大部分人羡慕的对象。第一个月，办公室主任没有叫我做任何事，让办公室同事给我发一些文秘人员必备技能之类的材料看，我就这么呆了第一个月，只陪其他人加过一次班，那次加班是改县长的讲话稿，办公室全体文秘人员都被叫去修改，但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那少数几个主要领导的秘书，其他人都只是陪着加班到深夜。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就让我跟政府位次第三的副县长当秘书。这位副县长（以下简称他为Z县）排在常务副县长之后，也是县委常委，在整个县的排名（除开政协和人大领导）顺序为：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组织部部长、Z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这10位都是常委，其他六七位副县长还要往后排。可以看到Z县地位很重要，但也能看到要从一个副处级（最末的副县长）到一个正处级，中间需要跨过10多个隐形台阶，每个隐形台阶两到三年。所以听县委副书记的秘书说，县委副书记上个世纪28岁时就已经当上了副县长，从级别上来看，如今还是副处级，中间一直在跨那些隐形台阶。

我跟Z县的第一天喝酒就转了三个场，第一场是Z县出席的一个红十字会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带领大家一起赴宴，才刚坐下没一会他就叫上我和司机离席，然后将公车换成私家车，开到了当地一家比较有名的鹅肉餐馆，一进去我很局促，里面都是四十以上的10多个“老头”，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自备了一大坛子酒，Z县一进去他们就热情地将Z县让到主位，并给我和司机让位，房间有些挤，人太多，大家开始寒暄，没见过这种场合，我不知道该不该坐下，Z县简单介绍了我是他的联络员，没吃两口菜，我就发现司机已经出去了，而其他人都在敬酒，后来我才知道，那种人太多挤不下来的场合，我应该出去。从他们的聊天中知道都是各个县的一些县级干部或者科级干部，有一两个商人，他们也不完全认识。我当时看到那个喝酒的阵仗，不知道要不要主动敬酒，因为人太多，如果都敬，那我第一次跟着县长出来就要喝醉。如果不敬，又不符合我这个晚辈的身份。在纠结时，那些人已经开始向我敬酒，差不多五六个人敬我之后，Z县就接了个电话，说外面有点事，其他人送至门口，出来后司机开着车把我们送出了县城，来到了当地一个满是田园风光的农户家里，才到，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院子里等着了，我抬头一看，其中一个是组织部副部长，后面聊天得知，另一个是财政局的党委书记，后者现在是闲职，和Z县以前是上下级关系，极为亲切，其他几个是财政局党委书记的农村亲戚，会做一手农家好菜，当晚就拿着喝水的大杯子盛酒，边吃锅里的鸡肉边喝，那晚我喝了一大杯，组织部副部长还说年轻人就是要锻炼，以前新人上岗，先整一顿酒再说，Z县说还是不要祸害现在的年轻人。因此那晚当我感到差不多时就没有再喝，并不断喝矿泉水稀释酒精，找机会到院子里避开。那晚书记的农家兄弟喝太醉，一直在不停灌Z县多喝，以普通人的身份，平时他很少有机会见到县长，能一起喝酒，敬酒就是最大的热情，喝得越多说明关系越好。Z县喝得不能再喝，显出醉意之后，农家兄弟仍继续劝酒，似乎要扑上去灌酒似的，组织部长和书记都觉得不妥，很快就找理由结束了酒局。那晚是我第一次和Z县一起出去，Z县喝酒比较爽快，他那晚喝完后一上车就睡着了，司机把我送到住处后再把他送回家，后面还打电话问我是否已到家。像这样的喝酒，之后的半年里每周会有三四次。相反，我和我同事们喝酒不多，一个是因为秘书太忙，大部分时候都在加班。另一个是我常常和领导一起外出，因此也很少和办公室的同事约酒。办公室的同事大部分也很喜欢喝酒，并常常以拼酒量为荣，但因为太忙，平时也约不了太多。加上办公室主任因身体问题不能喝酒，大家平时也能少喝一些，但听说主任在身体没事之前是两斤白酒的量。

Z县出去喝酒有很多种场合，但谈事情的酒局不多，多是和他的老朋友。他为人讲义气和爽快，做事能力强，所以常常有朋友来县城里请他吃饭，吃饭必喝酒，他也比较喜欢和朋友吃饭喝酒。以前他是财政局和税务局双局长的时候，很多人常常说他是财神爷，他说“不是，真正的财神爷是企业家，只有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家们发展好了，大家才有好日子过”。小县城很多招商引资的企业都难以长久坚持，唯独他引进的好几个企业都经营得比较好。他晚上赴宴大部分时候会将公车换成私车。我跟他这大半年里，我出去喝酒从没有醉过，也只吐过一次，还是春节前夕去教育局长家喝酒，人太多，因为节日的氛围将近，大家都喝得比较开心，那次Z县说的是“走，小X，今晚我给你介绍个美女”，后面得知教育局局长的女儿是他干女儿，感情比较好，刚大学毕业。那次即使醉，我也是保证Z县回到家之后，我才回到住所吐了一下。不是因为酒量好，我自己估计自己的酒量在4两至半斤，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半斤左右，状态不好的时候3两下去就能感受到不舒服。不醉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和领导出去一定不能醉，秘书醉了不可能让领导来照顾，所以不管再大的场合，我都想办法守住不醉还要照顾好领导这条线，同时因为工作太忙，即使有时候喝到8分醉的状态，还要继续回信息编辑会议内容及写材料。避免醉的方法很多，如喝慢一点，多喝矿泉水稀释等。一般10个人以下的宴会都在同一桌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敬一杯酒，然后再轮番敬酒，这种时候是不可能躲开的，作为秘书，无论是地位还是年龄，在县长朋友面前都是属于后辈，所以需要主动敬酒，别人敬酒也不能拒绝，还要喝得爽快。但一般10个人以上的聚会是可以想办法少喝，我遇到过一次有20多个人的聚会，全部都是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有人大主任等正处级干部，但因为人多，就分了三张桌子吃饭，中间那张桌子坐的是请客方和几位处级领导，我当然就自动到旁边的桌子坐下，当各个副科级领导都在向其他领导敬酒时，因为人多太乱，我也没有说太多话，就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我，大领导也不会太注意到我，这时候喝不喝没有人特别在意，偶尔有几个副局长或局长喊我喝酒，也很容易应付。另外，如果会开车，也能够少喝一些，因为有的司机和领导关系很好，出去也想喝，但因为要给领导开车，所以几乎不喝酒，但如果秘书会开车的话，可以让司机喝，这样就避免了喝酒。但可惜我不会开，会的话在当下酒驾入罪如此严的情况下，是能以此挡酒的。

但今年疫情开始，我还是能感受到身体出现亚健康的状态，喝酒太多让我肚子开始有些“肿胀”，很多人以为是啤酒肚，但领导们大部分都有痛风，所以我们几乎不喝啤酒。我知道是发胖，冬天穿着毛衣，毛衣贴在肚子上显出的形状，让我感受到自己二十多岁已经有了那些领导四十多岁的大肚子。同时晚上加班长时间久坐导致腹部能感受到轻微的阵痛，一个学医的师兄和我说一定是酒喝太多，但在我们那种岗位上又不可避免。因为Z县人很好，从内心上来说，我和他出去喝的时候也很愉快，只是喝的次数有时候太频繁，我不像他们那样嗜酒，可以夜夜喝都没问题。饮食方面也是导致我快速发胖的一个原因，大鱼大肉是日常饮食，领导们出去考察等吃的全部是当地做得最好的拿手好菜。同时隔三差五就要出去吃一顿，尤其喜欢吃狗肉，小时候在小镇上吃过一两次，但之后再没有吃过。当秘书后反而一两周要吃一次，是很好吃，但我还从不敢和我以前那些爱狗的同门师妹说这事，因为如果她们听说我吃狗肉的话，可能要和我翻脸。还记得当年在从爱丁堡去伦敦的火车站等车时遇到一位优雅的英国老太太，两个人无聊就开始聊天，聊天中我突然来了一句：“我发现很多英国人都很喜欢狗，它们竟可以随意带上火车之类”，老太太没有恶意地英式幽默了一句：“not for eating”, 两人相视一笑，然后和我聊到她的上海儿媳妇之类，现在想来还真是孽缘，我那时是绝不会想到我会很快回去吃狗肉。

待遇方面，如果年终绩效可以发下来，一年的收入有12万左右，在房价4000一平的小城市是挺可观的一笔收入。但这几年因为搞脱贫攻坚，很多政府透支了财政，所以欠债极大，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发不起年终绩效，所以账面上有12万，但不能保证之后几年能一直有12万。我也看过副处级领导和正处级的工资单，高不了多少，体制内固定工资差别不大，但领导的好处是吃穿住行不怎么花钱，绩效比较高能保证。铁饭碗的好处是稳定，不发生严重错误没有谁能轻易被辞掉，但坏处就是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得听什么，难有申诉机会，就拿绩效来说，政府一把手说没有就没有，没有人敢提太多意见，剩下的只能私自埋怨，但又走不出这个圈。很多人天天埋怨政府的工作没有尊严没有私人生活，但又跳不出来，因为时间呆久了，就不知道自己出来后还能干什么，对未来有恐惧感，以至于再也走不出来。本科时就知道这个道理，体制就是那种可以让很多人逐渐失去所有能力的一种单位，那时候也绝对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去政府工作，身边的好友们也不相信我会去。

铁饭碗的另一面是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秘书这种重要部门的工作就更大，要避免背锅，避免出错被骂，避免被下面的人“利用”等。我刚报道时，办公室很好的女同事就提醒过我，做很多事一定要留下证据，如打电话给谁，通知什么会，一定要录音，不要随便帮别人签字，遇到上访的群众时也不要随便承诺，小心被录音等。我后面还真的遇到过有局领导不承认我通知过他们的一些事，如果这样，就只能自己承担事情没干的风险。同时刚去的时候也被很多镇领导和局领导当成他们的秘书来用，后来才学会了“我只是县长的秘书，不是各个单位的秘书”，工作量少了很多。很多人也已经在网络上看到过这些年脱贫攻坚给政府工作人员带来的极大工作强度，政府工作再也不是很多人想的拿张报纸喝喝茶之类的了。当然，我当初选择去政府是希望能去做一些事，也并不希望拿张报纸喝茶一辈子。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大部分的工作精力都用在搞太多形式主义的事情上面，比如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可以隔三差五弄一次，而且每一次的撰写和修改就是要求在八股文的基础上“开出一朵花”，审了再审，改了再改，很多秘书常常被折腾得彻夜不眠。但这个东西只是拿给上面检查一下就完事，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造成很多形式主义，很多下面的人对上面的迎合达到了极为扭曲的地步。然后每天各种会议，中央发一个文件，省里面马上跟着来一个文件、地级市再来一个文件，各部委和省厅比照中央再来一个文件，大部分时间花在应付处理这些文件和上报表格。会议也如此，各个领导每天都在不停开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让他们减负，反而是随着中央通过技术进步直接精细化控制基层的能力增强，基层越来越累，越来越没有自主发挥的空间，几乎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在应付上面检查。所以这些县领导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伴随的是我们这些秘书也没有私人时间，手机24小时开机，周末也必须随叫随到，假期也各种事情，没有连续的私人时间可以利用。

同时，和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有着相似性，地方一把手对一个县的“生死存亡”有着过于严重的影响，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县委书记几乎是国家政治权力中直接管辖人口最多的官员，记得之前面对记者采访，湖北那个辞职的县委书记陈行甲自陈：“一个县委书记权力有多大，可以给你做个比喻，今晚上梦到什么，明天就可以让他实现”，这种无上权力导致的是县委书记一句话或者一个要求，下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县委书记常常临时要求开会，然后让各个县领导交报告，我遇到过晚上7点的会，县委办6点30打电话来问我要领导的报告，然后让我写，常常措手不及，整个人高度难受，但又不得不去完成。我曾经约一个女孩子看电影吃饭，从周一约到周五，每天都临时取消，说今晚又要加班，待第二天下午五六点再给她消息，终于周五下午说今天应该不用加班了，和那女孩吃过饭才进去电影院半小时，一个电话打过来，让马上回去，不得不回去继续写材料。我当时住我县城二姨家，有一次晚上7点半左右，在我二姨家等着吃晚饭，然后到了8点，突然一个电话打来，让马上通知几个局的党组成员回去开会，一般开会秘书都必须在场，我和二姨说不吃饭了，二姨直接说“什么工作，连饭都不吃了，和你县长说，先把饭吃了再说”，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直接出门骑着车就回政府去了。然后那个会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正县长刚吃完饭，突然想着约谈一下各个局的局领导等，Z县分管的各个局领导匆匆赶来也被折腾得不行，然后说了几句话，不到4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我又赶着回去我二姨家吃饭。所以后来我辞职，我二姨就和我爸妈不一样，她很理解，虽然她也是普通老百姓，很羡慕体制内稳定工作。我爸妈因为没有见过我那种非人的生活，所以一直觉得我辞去秘书的工作是被什么蛊惑了，他们自身难以和解，让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不孝子。

在美国的法轮功虽然有些宗教主张，但总体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团体。 江峰时刻是很正常的一个youtuber

@阿離 #6

自然资源在现在社会的重要性没有以前么大， 科技发展加上良性的社会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韩国日本台湾以色列等就是好的证明。 而那些石油国家，真的做到全民富裕也不多，特别是伊朗委内瑞拉这些

@Nina #17

由于疫情各地的很多个体户小商铺都生产艰难，但这不妨碍拼多多老板身价上千亿， 有人关注困难的个体商铺，有人就会跟你说拼多多老板如何有钱，不是一回事。

拆迁暴富是正当所得，没有什么可以说。 拆迁补偿不足才是问题， 拆迁返贫更是暴政恶政， 为人咒骂不足为奇

打错了。公安错打了政法委副厅级干部的家属。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58岁的妻子。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政法委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而且这事，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省委大门口。”昨日，网上热传“打错门”，网友纷纷以“太搞”、“很魔幻”“生活比小说更有想象力”“令人发指”发表评论，也有很多网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网帖所述基本属实，被打者陈玉莲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为副厅级干部。陈玉莲至今还在住院，她对南都记者称，公安方面的领导来医院道歉时说，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被在场者当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有网友评论说：问题不在于打人，而在于打错了人，打了领导的家属。以后领导及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时身上应该挂个牌子——我有身份，不要打我。

“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

网帖惊曝

省委门口6名警察暴打“黄厅爱人”

这篇题为《惊曝！湖北省委门口领导家属被便衣误作信访对象暴打》的帖子称：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在门口打手机给政法委领导时，突然从省委大院冲出6名男子，一个身着黑色圆领衫、红色短裤衩、戴着粗项链的光头男人照着陈玉莲头部就是一拳，又照其腿猛踢一脚。被打得东倒西歪、眼冒金星的陈玉莲质问：我是省委干部的家属，你们为什么打我？但继续被打。

网帖称，6人围住她左一脚，右一脚，像踢足球一样在她身上猛踢，数次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着爬起来，其中3人又一拥而上，同时用脚猛踢她的下身，再次把她踹倒在地，上身和头部磕碰在岗亭铁栏杆上。6名男子围殴她16分钟

帖子称，现场一位认识陈玉莲的邻居上前劝说，“她是省委大院领导的家属，你怎么也打？”“这不是你们的事，不用你们管。”陈玉莲的另几个邻居也从省委对面小区跑过来，说，“她是省政法委‘黄厅’的爱人，你们不能打了。”6人便说，你们叫她家里来人把她弄走。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名警察看守。

陈玉莲缓缓清醒过来后，打电话给丈夫求救，11点52分，陈才被解救出，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经医院诊断，陈被打成脑震荡，软组织挫伤几十处，左脚功能障碍，植物神经紊乱……她躺在病床上，浑身哆嗦，呕吐腹泻不止，连续发烧，身心受到重创。

当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发帖者还对这位分局领导的话进一步质疑：从领导这话不难发现，一是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称误会；二是因为你不是一般上访群众，而是省委大院领导家属，所以误会了；三是打人也是工作任务。

监控录像

录像全程记录殴打16分钟

南都记者调查核实发现确有陈玉莲其人，她的丈夫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黄仕明本人昨天下午向南都记者证实了爱人被打一事。

陈玉莲被打过程，被省委南大门几处监控摄像头全程摄录。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家属告诉记者，录像非常清晰，施暴过程“惨无人道”，从6月23日上午9点10分到9点26分23秒，殴打过程持续了超过16分钟。

“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过录像的陈玉莲妹妹陈翠莲告诉记者，“打人的那个光头，满脸横肉，人高马大的，一上去就把我姐姐的提包一脚踢飞几米远，对着头就是一拳，照着大腿又是一脚。他们的装束既不像工作人员，也不像好人，更不像人民警察，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后来又有四个人一起上，一个人拉着手，三个人用脚踢，推倒在哨兵的铁护栏上。我姐姐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他们打倒在地，其中一个人两只手抓着我姐两条胳膊，像是日本相扑的动作，把我姐甩在地下，脑袋和四肢全部着地。”陈翠莲描述录像。

陈翠莲说，“姐姐身高不到1.6米，体重只有82斤，打人的六个人身高全在1.8米以上。我们到医院看到姐姐身上到处都是青斑，家里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姐姐几次都不想活了。”陈翠莲还说，姐姐右臂残疾，当知青时因劳动受伤，骨折后变形，至今仍是弯曲的。

陈翠莲还介绍，由于被打的是省政法委干部家属，省市领导非常重视，“光我知道，省政法委有15个领导都看过这个录像，武汉市公安局的一把手也看过。”事后家属强烈要求将录像曝光，但直到目前“录像仍被有关部门封存”。

“我在想，如果被打的不是我姐姐，如果是一个农民被打了，是一个普通人被打了，他们领导还会这么重视吗？我甚至想，他们可能连公安干警的身份都不会承认。”

记者调查

打人者系公安“信访专班”人员

据陈家事后从公安部门拿到的名单，6名打人者分别为：肖某某、普某某、郑某某、刘某某、潘某某、余某某。他们的身份经核实，均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干警。

湖北省政法委一位知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打人者确为公安局便衣警察。他们编制属武昌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任务则是维护治安秩序，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有打砸烧等突发事件，则由他们来维持治安。

事发当天，陈玉莲被打背后是否有人指使？据陈家属说，从已掌握的事实看，当天打人还是属于个人行为。虽然大家也在怀疑事件背后是否有人授意，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哪个领导操纵指使授意他们这么干”。

据上述省政法委人士透露，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状态为“下岗、停职、反醒、等候处理”，但还没有任何处理意见。陈家表示，“事发后，他们不断来找我们说情，要求法外开恩，从轻处理，甚至不处理。还说如果把他们处分了，就会影响整个单位的荣誉，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先进单位，处分了先进称号就会受到影响。另外他们还讲情说，打人者的家庭都很困难，如果处分了以后生活会受到影响，请求从这个角度同情他们。”

但陈翠莲从公安内部人士得到的消息却称，打人的6名警察被停职后，“已经安排他们出去旅游了”。但此消息未经记者证实。“作为家属，我们要求一定要依法依规处理，如果有人袒护包庇，不但我们不会答应，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是不会答应的。”

伤者自述

领导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南都记者联系到了仍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治疗的陈玉莲。陈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现年58岁，她一边剧烈咳嗽，一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被殴确为事实。

陈玉莲回忆：6月22日，她与湖北省政法委一位副书记曾通电话，约在次日见面。找这位副书记，陈说主要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这次也想顺便问问案件的进度。”

6月23日上午，陈玉莲在进省委大院南大门时被卫兵拦住。陈说，我是桃山村的，找政法委副书记。陈住在桃山村小区，是省委机关宿舍，正对省委机关南大门，仅隔一条马路，距离也就10米。她告诉南都记者，省委大院有一个食堂，平时作为大院家属自己常进进出出，没想这天被拦了下来。卫兵让陈先给里面要找的人打个电话。

“我先生以为我开玩笑”

陈掏出手机，正在拔号中“这时，一个剃光头、穿红短裤、脖子上戴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的男人，从大院出来，二话不说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眼冒金星，当时就坐在地上。”

“那个男的一看就像黑社会，我很害怕，我说你干吗打人，我是省委的家属。他说，就是省长老婆我们都打，就又踢了我两脚。从大院又出来几个人，把我架起来，拳打脚踢，我就昏过去了。”陈说，“前面那个人，踢了我几次，又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打，我说我快奔60岁的人了，我犯什么法你打我？有围观的人也说不许打人，他们把围观的人隔开，继续打我，后来的事我就失忆了。”

陈玉莲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中心一个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我对面，把脚跷到桌子上，冲着我的脸，这个镜头对我刺激很大，我的脑袋就有点开始活动了。我说我很不舒服，要上医院，一个警察就骂我，骂得很厉害，我就很害怕，在那坐了一个多小时，脑袋一片空白。”

“后来那警察打了个电话，他一放下，我就抓起电话，给我先生求救。他当时正在河南出差，开一个会，开始他还不相信，以为我开玩笑，后来就给他的领导汇报了，他领导也是不相信。过了很久才来人把我救出来。”

“我以为打我的是黑社会”

陈介绍，医院对她的诊断是脑震荡，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植物神经紊乱，血压也陡然升高，“我原来是低血压，被打后变成了高血压。腿完全都不能动了，全身有百余处青斑，大的就有几十处。吐得很厉害，发烧，心脏胶痛，半个月都不能下床。”

“打我时，我还以为他们是黑社会的，后来听说他们的身份居然是人民警察，我感到非常震惊！”陈玉莲说，住进医院后，不断有各级领导前来道歉，“有武汉市公安局的，有武昌公安分局的，有局长，有政委，还有水果湖派出所的正所长，副所长。

“公安在医院守着我”

网帖中称武昌公安分局那位领导当众说的话，也被陈玉莲证实。陈说当时在场有几十人，那位领导“连说误会误会，他们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这么大一个领导的夫人”，当时有一个在场的人就站出来质问：你说打错了，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在医院治疗20多天后，陈的记忆才慢慢恢复，“那些很可怕的场面，越来越清晰了，我就特别恐惧特别害怕，每天让护士要把门锁上才能睡着。”

更让陈玉莲不能接受的是，在她住院的头10多天里，“他们每天都派公安干警在医院守着，不让我休息，有个派出所所长连我上厕所也要站在厕所门口。”陈的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跟武汉市公安局一位局长打了电话，这样才没有再派人来了”。

目击者说

上访多年，第一次见这么恶劣的

南都记者还联系到现场目击到整个过程的原华中农大医院教授周旭荣和他的老伴付万生。

周、付两位老人在电话中均向记者表示，他们事后曾浏览过网上的帖子，认为网帖内容就是事实，与他们所见一致。当天周、付两位老人到省委南大门想找纪委某书记反映自己的问题，目睹了陈玉莲被打的全过程。周上前劝架，但被对方喝止。周帮陈捡起被打落在地的帽子和包。“当天那女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被光头一出来一掌打落在地上，手提包也被踹在地上。”

陈玉莲被打后，在地上躺了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把陈带走。“女的不肯上车，被车上人和下面打的人连拖带踹拉上了车。”两位老人还记下了车牌号：鄂A.W0244.在武汉，“W”是政府车辆编号。

为了自己的事，周旭荣和付万生两位老人曾上访多年，还去过北京等地。周说，我到过很多地方、很多机关上访，见过的事情也很多，“但像这次这么恶劣的，说实话，我们都还是第一次看见。

@Nina #17

“疫情对我们行业影响很大。”

“你是什么行业？”

“旅游业。”

“那确实影响很大，你们收入也减少挺多吧？”

“我倒是没减少。”

“那你真不错，影响这么大还能稳住。你是哪个公司的？”

“我旅游局的。”（转自微博id欧阳志刚逐梦演艺圈）

当你说旅游业很惨淡，从业人员很艰苦时，有人却要和你谈旅游局的人收入依然很高。 这是另一个例子，大概只能说他们总能找到社会的高点，然后和你说观察社会要全面，不要偏激。 我看了就想笑，哈哈哈

@natasha #2

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歌手把对生活的感悟唱出来不是正常吗？ 也是一种感情的渲泄。 太闷了容易导致抑郁。

有句话说，和一个朋友分享烦恼，烦恼就少一份，和朋友分享快乐， 快乐就多一倍。 歌手写歌也差不多。

我以为中年男人才听李宗盛呢

在中共内部，基本都对公民个人权利都没有任何概念。 大部分官员认为帮人民做事就是对人民天大的恩惠，而不是自己作为公务员的本身义务。 共产党虽然天天号称 为人民服务，可本质就是把自己当人民的父母，对于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没有不剥削和克扣的。 比如，拆迁赔款，本来就应该直接发放，但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部分时候都不可能。预算从最上面一层就开始变相被克扣，然后层层雁过拔毛，最后依然拖欠，最后造成很多民意纠纷，上访。 这类现象在民主自由国家难以想象，首先这本身就是政府违法，其次这完全违背民意，这两点足以让政府领导不敢对普通人民对诉求视而不见，更不敢违法克扣普通公民的应得利益。

@natasha #34

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但是比现在会多很多。

记得在《中县干部》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政府的职能应该是引导人民致富，而不是逼民致富”，这句话里的目的都是为老百姓致富，但效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服务型政府，一切以老百姓为主，后者是政绩型政府，一切以将老百姓当成创造政绩的手段，然后得到往上升迁的资本，有的地方一把手一句话，就将整个产业换掉，转成做其他产业，完全不顾地方实际，而这些又往往随着领导的更替，给老百姓留下无穷的后患，同时也给下面的领导留下无数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造成无数的官民对立，积累下大量的矛盾，然后老百姓上访不止。在里面与上访老百姓的接触，我都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们每一个人，有来解决补贴没有发到位的，我会打电话叫相关局领导或乡镇领导核实解决。有因为穷困至极开小面包车拉客被罚三万的中年男子带着一身酸臭酒气来我办公室诉苦，对他来说，那面包车还管不了三万，三万是他一年的所有收入，我让交通局尽量酌情处理，罚三万很多时候是地方规则，并没有明文法律。有老太太和隔壁邻居为一小块地打了一辈子官司，然后一直悬而不决来找我解决，然后各部门相互推诿甩锅，在很多人看来，一小块的不值多少，但对于这位老太太来说，她是为了一个“理”，一口正义之气，那才是她生活的意义所在。这里面最让我难受和感到无力的是那些棚改拆迁户。

小县城搞棚改拆迁，就是将老城拆了，在老城的地盘上翻新，改变城市面貌，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刀切的政策等让无数小康家庭一夜返贫。我所在的小县城老城区紧邻当地很有名的景区，很多老城区居民都有自己的商铺，很多人住着旧房子还带一个院子，没有多少人想要被拆迁，大部分人都是小康家庭。但政府的棚改政策一下来，让老百姓全部搬迁，说好了一个月就给钱或者给房，但新房没建起来，钱也没给，一次又一次向老百姓承诺下个月给，然后整整一年都没到，接着就是上千家来政府门口上访，政府一方面迫于维稳压力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还是想着如何从老百姓的补偿款里拿回一些财政收入。很多老百姓最初非常相信政府，所以一搬走就去借钱和各种贷款来买房或者干其他事，想着有钱在政府手里，然后一到期没拿到钱，没法还就被各种追债。更严重的是家里有老人生病了的，他们只能活活看着自己的家人病下去而想不出其他办法救治。有一家早期在老城开彩票站，老城区棚改之后，没有了唯一的收入来源，然后父亲突然得癌症，母亲守在病床前，儿子跑来政府要拆迁款，和我说，如果再不给钱，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父亲，而是担心母亲疯掉，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走进我办公室时整个人都是颤抖的，将家人生病的材料递给我时，手也在不停地发抖，我答应一定和领导说明情况，他感恩戴德的样子真让我难受，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得的钱。还有一个下午，楼下的保安跑上来和我说，早上在广场上访晕倒的那个家属来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下楼去看，早上晕倒的那家家属倒还好，坐在广场上的树下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另一拆迁户激动地拉住我，将手机中的照片和视频开给我看，视频中是一个满身包扎和打满吊针的人躺在医院的人堆中，她们告诉我，他们的亲属因为生病送去了昆明某个医院医治，现在血管破裂，生命危急，急需用钱，如果这笔拆迁款再不给，他们的家属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他们要将家属的尸体拉来政府。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家属敢把尸体拉来政府了，政府的领导也不怕，因为只要敢拉来政府，政府就有理由给上访的人定罪。上面两件家属情况危急的事情，我都及时给领导做了汇报，后面领导们也特事特办，及时将一些钱打给了家属，开彩票站那家父亲在收到钱的当晚就去世了，事后领导们说，还好当时提前打了钱。对我来说，能对这些已经极其苦难的人有一点点作用，是我当时留在那里的一点点欣慰。

我最惊讶的一个上访事件是一个古城修复项目的民工和经理来，竟然让我碰到了8年没有见到的高中室友。那天同事告诉我，有上访的人找Z县，我出去和他们说Z县今天不在，他们就来找我，我一转过头看，这不是我那去了清华的高中室友吗？他高中毕业去了清华，我一直以为他在省会或者其他城市。他也很开心突然偶遇我，没想到我就是Z县的秘书，然后他让那些民工都回去，他留下来请我吃饭，于是中午我们就一起聊了很多。原来他在省会城市的国家单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因里面关系户太多，不喜欢那种氛围，觉得没有干劲，于是辞职遇到了这个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很喜欢清北的学生，于是聘请他做董事长助理，一年给他二十多万年薪，工作不累，于是他就来了这里工作，差不多有一年了。他把找Z县解决问题的材料拿给我看，县里面欠他们公司2个多亿。之后我们一直在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上有很多来往，在年底时他告诉我他决定辞职回到成都，后来疫情未开始时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他们公司的民工在春节前三天和许多其他工程的农民工、还有差不多上千户的拆迁户围住了县政府，要县政府给解决欠薪欠拆迁款等问题。县政府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阵仗，也能感受到经济不比往年，但还是连同公安一起出动，软硬兼施并各个分化的方法驱散了上访的人，后面大家最担心即将到来的春节上访也因为疫情而成了一件“不算太坏的事”，没有人上访了。

疫情开始后，整个县政府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去过年，前一个月几乎天天开会到半夜，实际又没有讨论出什么，目的就是一个，不能再出现新增病例，小县城那时候只有一个病例，却搞得全城恐慌，政府虽然没有说封城，但已经几乎不让外来车辆和人员进入，出去的别想进来。而底下各个村已经自发将路那些堵住，不让任何人进村串门。各级都怕出事，怕乌纱帽不保，因此用很多极端的手段，让一切经济都停滞。我那时候看到广州的病例差不多已经1000多了，但发现广州早已开始复工复产，如果各个地方的社会治理程度都能像广州一样，那伤害也会少一些。疫情开始有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有了辞职的打算，和我一起来的那位研究生是书记的秘书，疫情一开始就辞职了。平时出去聚会喝酒，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求稳的人，没想到会辞得那么快，后面听说原来他早在年前就在省会城市找好了下家。但我那时候再累都决定坚持下来，等到疫情过后再说，因为疫情期间离开，对我那位领导不负责，也对自己不负责。前面说过，Z县对人不错，我也不想这种时候让他再找人交接工作。他看书很多，记得那时候第一天跟他时，他和我聊起我的专业，然后马上和我说看过我们专业大佬写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还和我探讨很多农村脱贫攻坚留下的问题。他是县里面看书最多也最勤的领导，如果不是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估计他可能会成为学者。记得和他一起去宁波招商引资，他在来去的飞机上一直在看许倬云写的《万古江河》，而且看得极为认真，后来他的司机L哥才告诉我，说他在飞机上最喜欢看书，因为在飞机上没有电话打扰他了，确实，从早到晚他都在接电话和开会，光是我给他发的微信消息一天就是无数条，我并不想给他发那么多消息，但会议太多，事情太多，不得不如此。他是县里面少有的不随便吼下级的领导，记得疫情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家都在高度紧张地工作，然后晚上各个县领导要开会到半夜3点，那段时间我因为太忙有怠慢过一些事情，他少有的生气过，他也担心被上面的问责。但其他领导的秘书都需要陪领导开会到半夜直到会议结束，而他往往在过了凌晨一点左右就不再找我，而且不需要我陪他一起在那个“乌烟瘴气”（每个县领导一天可能2包烟）的会议室里开会。所以我一般晚上过了1点钟就回去了，而其他秘书常常要等到半夜3点。我是个睡眠比较差的人，所以睡觉时手机一直都是静音，他也比较尊重秘书，所以半夜从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有同事对我晚上睡觉让手机静音颇感诧异，似乎我是那个做错了事的人，因为他们认为秘书必须24小时待命。小县城曾经半夜出过一次大事，所有领导都半夜把秘书叫了起来，只有他没有叫我，只叫了司机。尤其感谢的是元旦节我最好的朋友从北大回来高中参加篝火晚会，他知道后立即同意我去见我那位朋友和其他朋友，并嘱托他以前税务局的朋友顺带捎我到地级市的高中，还让第二天带我的朋友来，他请吃饭。

后面四月底我要走的时候，在从乡镇考察回来的路上，他说：“小X，以后远走高飞了不要忘了我们”，然后司机L哥在一旁也说常回来看看。Z县说以后有什么好书和他说，他马上买来看，并嘱咐我，希望我少点书生气，多点“流氓气”。实际去年年底时就和他说过我可能会走，当时港中文给我发了博士面试的邀请，我本想拒绝，后来抱着忐忑的心情和Z县说了，Z县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一定要去试一下，能去读博更好，留在这里干什么。后来我面试后对方还比较满意，所以我估计第二年四月份会给我offer，然后一直等到4月份，未曾想到短短几个月，世界局势和香港局势早已大不如从前，很多申欧美的转投香港，香港那边和我说还在考虑。但经过疫情和很多事情，我离开的心意已决。Z县在我要走的那周周五，让我叫上我在县城比较熟悉的同事朋友，他做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那晚他还带了他已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是我高中的师妹，大家一起喝了三瓶白酒和半箱啤酒，那也是工作半年多以来唯一在外面喝到吐的一次，因为太开心，Z县是性情中人，我也是。

我最终还是在父母和很多亲戚的极力反对下离开了体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看不到希望，普通人的天花板太明显，即使一去就是副科级。推荐大家去看冯军旗读博挂职副县长时写的《中县干部》，一个普通公务员要当副科级干部，大部分是一辈子，少部分能力强者，能去县委办或政府办工作的可以是四年左右，然后再花5年到正科级，10年到副处级，这样的已经是万里挑一，而到副处级已经是40多岁了，人生已经不可能再往上走多少，普通人的副处级几乎就是人中龙凤。但我想象过，让我四十多岁真正成为了副处级领导，没时间回家，身体各种病痛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绝对不是！同时，只要成了一个副科级干部，几乎就成了国家的人，如果不是因公，就连省外都很少有时间去，更何况国外。另外，内心的纠结还来自于很多事力不从心，不是自己想做也得做。我在那里每天都会有上访的人来找我诉苦，严重的是家破人亡。有被拆迁的普通老百姓来政府那里天天下跪，因为政府拆迁了没给钱，然后以各种理由拖延，却对老百姓说是为了大家好。有很多做工程的老板被政府活活拖破产，小到几十万的修路，大到上亿的项目等。普通人的痛苦我无力解决，我县领导也无力解决，即使他已经是政府里面很有话语权的一个领导，但很多事仍然不是他能左右，他也只能适应那套体制，有时还要陪着体制和更上层的领导一起“昧着良心做事”，我才知道那叫“身不由己”。

离开后在之前导师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校园，我很多同级的同学已经读到博二或即将博三了，有人问我，如果当初直接选择硕转博或者直接申请了去读博，现在已经读了两年了，但于我来说，那段经历却异常宝贵，不是早读两年博士可以换回来的人生体验。

因涉及隐私及精力有限等，未一一道尽，先留个粗糙的记录供以后再忆）

中共对新疆75事件的处理原则，可以参看 高旭事件

南疆“高旭事件”始末记 https://2049bbs.xyz/t/5605

回忆在危机四伏的南疆

https://2049bbs.xyz/t/5606

【第四届中国人权律师节】

2020.7.7 美东9am，中国/台/港9pm

届时还将颁布：

中国人权律师奖

中国法治与人权奖

中文直播:

English:

媒体联络：滕彪：[email protected] +1 6173966099

何俊仁：+852 90203087

https://twitter.com/tengbiao/status/127924595386270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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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7%A7%BB%E6%B0%91-%E6%8A%97%E7%88%AD-%E7%A4%BE%E9%81%8B%E7%B4%85%E7%B7%9A-%E5%9C%8B%E5%AE%89%E5%9C%8B%E4%B8%8D%E5%AE%89/#.Xv7pp7QBz6s.twitter

一、國安襲港，誰會移民？

不少人衝口而出的答案會是黃絲。但仔細想想，又覺得未必。全面地看，可借用風險這概念。這裏講的，當然是國安法帶給香港的負面或下行風險，down-side risks，分政治的和經濟的。其他因素不論，要面對的風險越高，越傾向移民。

政治風險，指國安法實施之後，港人失去若干政治自由，做某些事或會受到強力禁制。這種風險，自是黃絲遇到的會比藍絲多，除非習總學老毛搞文革，那香港就會像當時中國，不論反毛擁毛都一鑊熟。中國再來一遍文革不是完全不可能。文革是從所謂反修正主義開始的，牽涉中蘇關係，外交部是最初幾個重災區之一；現在習總反美，外交部也成了急先鋒，漸漸出現像當年一樣激的戰狼。中印邊境出事了，也和文革前的1962年形勢差不多。內部，當年老毛搞路線鬥爭挑起權鬥，非常殘酷；今天，習總的各項政策損害大批人的私利，權鬥隨時爆發。文革前夜發生駭人聽聞的借清洗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搞種族屠殺的事，今天新疆把百萬維族人趕入集中營，都反映漢族內部矛盾過熱，借打壓外族來宣泄。可見，國安法不過是又一次極左思潮的產物，藍絲黃絲同樣有可能一鑊熟。不過，就眼下而言，各種程度的政治風險加權平均，顯然是對黃絲更不利，這很自然。

經濟風險，指國安壓頂大形勢之下經濟惡化帶來的風險。首先，中美交惡，香港不能再享美國長期以來給予的優待，眼看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外企亞洲總部首選地點等的地位將全面丟失；何況，美國連香港也不再信任，遑論大灣區，所以那邊的發展大計要泡湯了。而且，因為大陸經濟也因中美脫鈎而受到損害，本來已經存在的各種不利因素如人口老化紅利消失等都會放大，引致「中國衰、香港衰」的董氏效應。這種情況底下，因為藍絲享的商界利益一向比黃絲厚，加上那些從來迴避政治只求經濟穩定、只看重個人收入上升而對大環境的事不與聞的正牌中產港豬是藍絲居多，故可以結論，要面對國安法實施帶來的純經濟風險，藍絲整體比黃絲更不利。

個別人士或家庭思考移民與否時，上述兩種負面風險都是所謂push factor，會把香港人推上移民路。除此之外，還應考慮發達國即主要移民目的地的各種pull factor。發達國文化和社會秩序（即廣義的政治）對香港人的吸引力，於藍黃傾向無大關係。舉例說，哈日族裏有黃也有藍，反而最出名的就是藍到唔得掂的那位前教育局長。哈英族也一樣，其中表表者，當然要數與日不落國千絲萬縷、本有打算退了休到彼邦享受金色餘生的香港現任和前任第一家庭裏的那些海軍藍。至於經濟方面的pull factor，恐怕也是對藍絲而言更強大，因為他們平均比較富裕，移了民更有能力在當地做生意或更有條件印印腳嘆老牌富裕社會的世界。

除了這push與pull factors，考慮移民時還有處於中間橫梗着的transaction costs和家庭或個人經濟實力的門檻，對平均比較富裕的藍絲而言，這些高欄當然可以更輕鬆逾越。

綜上所述，不見得黃絲移民會比藍絲多；更可能的是二者不相伯仲，甚至藍的會比黃的稍多。有些人會擔心，黃絲都移民了，誰來投民主派的票？社運何以為繼？但有理由相信，起碼在黃藍選票相對數目的問題上，民主派不必太擔心移民潮的影響。至於整個社運的興衰與移民潮的關係，倒是可以深入一點探討。

二、抗爭者的海內外陣勢平衡

近世史上，一國之內的社運抗爭，往往都是與外部相連的。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歐洲各國的左翼政黨給與不少助力。奪取政權之前的十年裏，列寧不在俄羅斯的時間居多；甚至1917年的二月革命發生的時候，列寧和不少同志的大本營都在中立國瑞士，直到該年4月16日，列寧才坐火車回到聖彼得堡領導革命，那就是Edmund Wilson論社會主義運動名著《To The Finland Station》一書以之為名的歷史性一刻。（芬蘭站在聖彼得堡，是俄羅斯與北歐之間的交通樞紐，19世紀後葉由芬蘭國營鐵路公司興建，是為該鐵路的俄國終點站。）

中國三民主義革命，日本和英國的助力都是關鍵；孫文本人，經常奔走在國際之間，1911年的黃花崗之役和武昌起義發生的時候，他還在美國演說募款，所以他常說，華僑是革命之母。1949年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有留法的勤工儉學派打基礎，還靠了蘇聯當金主和供應軍火才可能成功。這些都是歷史常識。

1948年以色列復國，之前在國際間奔走斡旋的，主要是流落海外兩千年的猶太人。以色列國父David Ben-Gurion是在波蘭出生、長大的。90年代台灣民主化，沒有之前幾十年海外台灣同鄉會打下的基礎，也難那麽順利成事。

遠一點的，有1776年得到法國支持的美國革命成功了，殖民地獨立建國。還有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主角之一的英王威廉三世，根本不是英國人，而是荷蘭幾個省的執政，是由他帶兵渡海攻打英國勝利了才發生的一次影響全世界的憲政民主革命。

所有這些事例，在在說明社會抗爭能夠成功，在地翼和外地翼都有其重要而不同的角色。外地翼因為不受在地政權打壓，發展比較自由，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在地翼，於適當時機一蹴而就。香港的民主運動與上述的各個成功的運動相比，其外地翼不是太大太強而是太小太弱。那是因為香港社會一直太好，香港人絕大多數不得已不會移民。但考慮到未來，一個人數更多、力量更大的香港民主運動海外翼，更能幫助整個運動達至一個更高效的結構平衡。促成這個發展的，沒想到會是國安法。這一點，中國倒是很快便意識到；這就是為甚麽以前黨國高幹咒罵香港人不高興大可移民，但周前英國聲明，一旦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便會收容多至幾百萬的BNO移民，中國一聽，馬上扯火。香港出現幾百萬人移民潮的概率很低，但便是幾個百分點的人離開，亦 足以令運動的海內外結構急促優化。

國安法出籠之後，坊間有不少圍繞着移民尤其是黃絲移民的道義問題的討論；不少人想移民，但馬上生出罪惡感，這或許是因為未充份考慮到上面提出的運動內外翼結構還有很大優化餘地的觀點。

三、國安法與香港分離主義

大凡一個政治運動初生之時都容易過火，所以幾年前香港獨自派、勇武派橫空出世的時候，我就提出「兩條紅線」不可逾越之說。那兩條紅線，一是所謂的「暴力邊沿論」，一是「法理港獨」。後者認為獨自派能夠在（當時的）法律容許範圍之內找到足夠發展空間，因而不必在這特別敏感的問題上強調違法達義。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浩瀚澎拜，這個說法很快消失於無形，我因此也明顯成為了old seafood。不過，國安法推出在即，中港政權打壓民主運動將變本加厲，我因此重提這「兩條紅線論」，不主張送頭。

我認為，運動幾年來的血汗付出，已令分離意識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基本上自發滋長、充實、發散，中港區隔的意識也會更有效地自動強化，暫時不需要社運人付出太多。這好比跟小孩子玩盪鞦韆，開頭你要使勁推，但之後只需適時順勢輕推，它也可以不停地盪很高。原因很簡單，最初幾下提供的動能（Kinetic Energy），累積轉化為每次盪到最高點上所包含的勢能（Potential Energy），其後鞦韆不斷在重力場裏自動升降來回，兩種能量交叉轉化。想想，過去幾年也真的如是。

2014、2016時用力推，增加了社會運動的動能，其後兩三年的相對靜態（即一些人誤以為的抑鬱），其實是動能轉化作勢能，豐厚地儲存於人們心裏。到2019年6月，這勢能又轉化為動能，還加進了新的，直讓世界嘆為觀止。現在運動相對靜止，那是動能再次向勢能轉化，內化到更多人心底裏，但總能量同樣不滅，只需作微量補充。此所謂蓄勢待發。於期間，人們休養生息、思考、學習、規劃、擴建連絡網、補做私事、加緊作稻粱謀，等等，都是自然而然，不在話下。抗爭的舞台也於此時轉到中西方政府之間，儼然成為一場接力賽，讓之前在跑的運動員坐坐吃花生。如此看來，往後幾年，我提的社運兩紅線，應該還是比較實在的。

四、國安誰不安？

國安法還未立，國際上已經罵聲四起，先是美國，繼而英國、歐盟、G7，連素來與人為善的日本，這次也不甘人後，首相安培還說要領導各國發聲明捍衞香港。得道多助，香港人的付出與作為，廣為世界各國尊重，並從中明白到香港處於普世抗暴第一線，於是願意給予道義支持。美國最新的舉動，是參院全票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在眾院的下一步應該也不成問題。這個法案一旦通過，將規定美國政府對所有危害香港自治的個人和公司實施制裁。HSBC會不會是首當其衝？林鄭一夥誰個會率先給美帝點名祭旗？然而，對中國而言，這些大都是外圍震蕩；更值得留意的是，國安法無可避免引致中國內部不安。

一兩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政府都在檢討、收縮與中國的雙邊經濟關係。武肺發生後，因為各國民間對中國的反感增強，上述趨勢明顯加劇，各國對華為、中興等中企限制增加，就很有代表性。現在國安法出籠，馬上替各國政壇的仇華派添加更多彈藥。這些變化的總體效果便是令世界經濟與中國脫鈎、秩序重組。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內部從中央到地方，絕大部份政治派系和集團都從國際上得到巨大利益；要繼續得到這些利益，大前提是要和發達國保持一定的良好關係，不能魚死網破，因此一直以來的中國外交界都遵從中美關係「鬥而不破」這個大原則。但這個政策給習近平搞砸了。

習派在中國政壇利益盛宴上是遲來客，改革開放以來的好東西都在市場環節，而且都給鄧江李胡溫各派家族牢牢掌控，習派難分一杯羹，只能靠黨政力量掌控、壯大國企，再用國企反吃民企，這就是所謂的「國進民退」。

國際關係搞砸了，對習派無大損失；但是，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損失就非常巨大。結果必然引致嚴重的黨內鬥爭，而矛頭所指，當然是2012年以來帶頭在國際上搞反美戰狼外交的現屆領導。今年是習近平上台即搞的脫貧計劃收官年，實際成效有多少沒關係，面子最緊要，所以去年從北京到各地大城市都有壓縮「低端人口」掃地出門的做法。可偏偏今年的人大開到最後，團派總理李克强兜篤將軍，公然透露中國還有六億人口月入1,000人仔不到，而按世界銀行的有關標準推算，即還有大約四分一的中國人活在貧窮線以下。這招不是反習是甚麽？

國安法出籠，香港人固然不安，但國際反響出奇強烈的關係，最不安的，卻很可能是黨國最高層。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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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oachinese.com/a/hk-survey-shows-57-support-us-gov-t-to-revoke-preferential-treatment-20200703/5487921.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香港 —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港版国安法”星期三正式实施。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成受访者赞成美国政府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

学者分析，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也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反映香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港版国安法”星期三(7月1日)正式实施，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港版国安法引美国制裁

“港版国安法”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完全没有公众咨询，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致国际社会反弹。

有香港民间组织估计星期三(7月1日)约有38万人上街反对实施港版国安法。

美国国会近日通过《香港自治法》，进一步授权美国政府向被指破坏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同时对与这些官员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制裁。

民调指57%支持美国政府取消特殊待遇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了解香港人是否支持美国因应港版国安法，实施制裁行动，星期五(7月3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

问卷题目假设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询问受访者有多支持或反对美国政府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不再给予香港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经贸双边关系、自由兑换货币及签证待遇等。

结果显示，成功访问的超过7,600名受访者当中，超过6,800人是民主派支持者，他们当中有85%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只有4%反对；而受访的824名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0%受访者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另有55%反对。整体而言，有57%受访者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反对的有29%。

钟庭耀：民调反映香港人悲情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这个课题取材是基于香港市民很关心国安法，在正式实施后如何去处理国际关系，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

钟庭耀说：“如果大家是属于赞成美国制裁香港的，某一定程度是一个悲情的意见来的，即是说你希望其他人去制裁你，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这个我自己认为是一种矛盾亦都是一种悲剧来的。”

陈家洛：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完结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分析，民调结果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官方认为可以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而香港人则认为经济的功能与自由的向往缺一不可，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陈家洛说：“无远弗届的(中国)国家安全的种种的不论是情报、执行、解释，那个防火墙已经完全被摧毁，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了，在2020年的6月30日已经进入了、原来去到2047年，即是说之前讲的50年不变、两制的区隔、防火墙的重要性，去保持着香港这个国际城市的经济、贸易、金融以及我们的向往自由，这些核心价值、普世价值的基础已经完全被摧毁。”

陈家洛表示，民调结果显示，除了民主派支持者一面倒支持美国制裁香港，非民主派支持也有30%认同美国制裁香港，反映香港人自由意志的表达，香港已经步入一国一制。

陈家洛说：“这个调查是一个自由意志的表达，不是那些签名、联署运动，走出来‘攞彩'(邀功)、热身、那些挥动旗帜、唱歌那类民意表达，而是很冷静的香港人现在作出一个很清楚的研判，就是香港已经步入一国一制，所以以前那些在一国两制的前题假设底下所讲的优惠，国际社会的关联，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有别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城市，都要重新再研判。”

新冷战格局香港是见证

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美国的制裁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新研判，也是对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当美国的《香港自治法》针对性地制裁港版国安法的相关决策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尤其他们的经济活动，加上中国国企在其他国家的活动及投资都陆续受到制裁的话，中国在国际的活动空间受到围堵，就会形成“新冷战”的格局，香港就是一个见证。

陈家洛说：“香港在这个划时代的时空底下，做一个见证，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尽管我们有时很天真地想像，我们会不会是亚太地区的柏林、自由的地方，但是似乎现在更加多人讲的，都是柏林、不过你是东柏林，不是西柏林，国安法就好像柏林围墙那样，一夜之间建成，去堵截了你(香港)那样，所以我相信这些行动(制裁)是陆续会有来到，就着香港现在那个局势，以及针对着中国的一些围堵措施是会继续的。”

陈家洛估计，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府会进一步压迫9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可能取消(DQ)更多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近日已经出现不少来历不明及抹黑参与民主派初选候选人的宣传品，他相信有关情况会陆续有来，亦会持续引起国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