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不少怀念刘晓波的文章，其中谈到晓波的若干往事，令人感触良深。

北京的资深民运人士何德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2003年11月6日我被法院判8年徒刑，妻子贾建英在回家路上（旁听完宣判）接到刘晓波电话，请她去他家吃饭。晚饭是刘霞做的，刘晓波陪着贾建英说话。刘晓波被抓捕后，贾建英按照狱中何德普提供的尺码为刘晓波缝制了一个厚褥子。2000年初许多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家属都得到过刘晓波的支持。

在何德普的帖子后面，四川的异议人士欧阳懿等好几个人都跟贴表示，他们也得到过刘晓波极大支持。可惜现在没法子支持刘晓波。

现居美国的独立笔会会员蔡楚写文章回忆刘晓波，提到12年前的一件事。蔡楚说：“刘晓波于2005年9月19日白天接到笔会会员杨春光的妻子小蔡，从辽宁省盘锦市打来的电话，说杨春光因突发脑溢血，于凌晨三点逝世。因我主持杨春光的文集，对杨春光比较了解，晓波上网与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笔会应发布悼念杨春光先生病逝公告。没有想到，晓波当天就乘火车去盘锦市杨春光家。由于不熟悉道路，晓波 直到深夜才找到杨春光家。晓波对杨春光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后，小蔡表示经济困难，晓波立即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笔钱，送给小蔡后才匆匆离开。后来，我从美国打电话给小蔡，她告诉我，晓波私人送了她一千元。而晓波从不提起此事，这件事显示了晓波为人的真诚和大气。”

余志坚先生，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向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的三君子之一，不久前因病去世。他的妻子鲜桂娥女士得知刘晓波去世的消息后异常悲痛，写文章悼念。鲜桂娥在文中特别写到：“我们2006年婚礼时接到他的电话，志坚用尊敬和兴奋的声音和晓波先生交谈，而我，快乐得直跳。”

刘晓波坚守国内，和国内的异议人士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很多遭受迫害的异议人士本来和刘晓波没什么来往，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但刘晓波对他们都亲如兄弟，除了把笔会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为狱中作家们服务，还常常拿出自己的稿费帮助他们。很多因言获罪者的家属，如杨子立的妻子、杜导斌的妻子、刘荻的外婆等，都接到过刘晓波慰问的电话或电邮。作家师涛因在海外网站发表文章被判处十年重刑。师涛此前与刘晓波并无直接交往，母亲前去探监时，师涛悄悄告诉母亲，有事找“波”。可见师涛对刘晓波是何等的信任。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信任不是靠四处宣扬作秀做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默默无闻的小事，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经由人们的口口相传才建立起来的。它最有力地揭示出刘晓波的人品。

上面提到的这些小事，如果不是刘晓波去世，当事人通常都不会写出来公诸于世。外人一般也就无从知晓。长期以来，有极少数人到处传播不符合实情乃至于蓄意编造的故事，攻击和诋毁刘晓波的人品。这些攻击和诋毁无疑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只要看看刘晓波所享有的广阔人脉和巨大信任就清楚了。就以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为例。我们知道，在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303人中，刘晓波一个人联系和征集的签名就有70多个，是征集的最多的。不少人接到刘晓波的征询，连宪章文本都没认真看就答应了。这可不是赶时髦凑热闹，因为大家都知道签署零八宪章是有政治风险的，是极其严肃的大事。他们之所以连宪章文本都没认真看就答应签名，就因为他们充分信任刘晓波。

除了零八宪章签名运动之外，刘晓波还带头发起过多次联名信呼吁书一类集体行动。刘晓波之所以能成为这些集体行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除了他思想敏锐、笔头快之外， 那也是因为他有亲和力，人脉广，可信赖。国内的海外的、华人洋人、体制内体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艺术家，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愿意和他合作。虽然说对刘晓波不满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论，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中，又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比他更孚众望、更有人缘呢？这难道不雄辩地证明了刘晓波的人品？这样的人品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那些对刘晓波人品的攻击诋毁无疑是错误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uping/hp-08022017142010.html

@natasha #1

有吗，我还挺想知道的

@natasha #6

你这么说我越想知道。 我知道不同人理念不同，也许无所谓

习包子像毛腊肉看齐

还得学习杨佳，未来的民族英雄

文化汉奸胡锡进

方舟子.

7月2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了一条微博说：

【今天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纪念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始于1860年，当时俄罗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港口，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 这条微博收获了十几万点赞。这些点赞的中国人，往轻了说是由于无知。他们不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海参崴”，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至迟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已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当时那一带属于奴儿干都司，都司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那里实行民族自治，朝廷不派人去那里当官，但是会封当地的人各种官职，要听朝廷的命令。

到清朝的时候，康熙年间清廷和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明文规定海参崴那一带属于中国领土。到了1860年6月20日，俄国军队占领海参崴，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一年11月，俄国政府逼着清政府签署《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到海岸（包括库页岛）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再加上此前《中俄瑷珲条约》割让的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俄国总共侵占了东北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几年后，1864年，通过《塔城议定书》，俄国又侵占了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三次算下来俄国侵占了1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再加上后来违反条约侵占不还的，俄国总共侵占中国领土大约160万平方公里。

这些被侵占的土地中，最重要的就是海参崴，因为它是一个天然良港。大家拿一张中国地图看一看就知道了，海参崴离现在的中国边境是非常近的。吉林、黑龙江离海岸就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就是没有出海口，因为靠海的地方都被俄国划走、侵占去了。就这样，吉林、黑龙江由沿海省份变成了内陆省份，难以发展。如果海参崴不被侵占，中国航运直接能到日本海。所以那一带被占，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俄国侵占了乌苏里江以东之后，对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采取的是种族清洗的政策。1900年，沙皇政府制造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了大约7000名中国居民。1938年，苏联政府决定对远东地区的华人赶尽杀绝。当时那里还有几万名中国人，大部分被枪杀或抓到劳改营当劳工折磨致死，少部分被赶回中国，只剩300多人得以幸免。之后一直到苏联解体，苏联政府都禁止外国人去远东地区。苏联解体后禁令才撤销。

可见中俄之间，可谓有着血海深仇。俄国驻华大使馆跑到中文网上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还要特地注明“统治东方”，这是往中国人的伤口撒盐，是公然挑衅，是真正的辱华。

奇怪的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对此的反应。《环球时报》在国外被叫做“民族主义小报”，动不动就痛批西方国家“辱华”“反华”，然而，面对俄国大使馆真正的辱华言论，胡锡进却表现得特别宽宏大量，轻描淡写地说这么做“效果不好”“不应该”，好像是在惋惜俄国宣传工作没做好似的。而对那些对海参崴历史有所了解、驳斥俄国大使馆的网友，胡锡进却是另一副嘴脸，教训他们要接受海参崴是俄国领土的事实，不要翻中俄之间领土的旧账，想在未来要回被割让的领土是不符合国际法的，甚至说这是中国崇美公知在煽动仇俄舆情，破坏中俄友好关系。

如果被割让的领土都不能要回，想要回就是违反国际法，那么香港就不会回归了。1842年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九龙一部分，都是在条约里声明了永久割让的，只有新界才是租借，1898年起租借99年，1997年新界租界到期，英国同时把割让的香港岛、九龙归还了。可见割让的领土并非不能回归。如果俄国不在海参崴搞种族清洗，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华人，以后就可能是另一个香港。

即使割让的领土不能回归，也不等于就不能翻历史旧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祖先的耻辱，但是忘记历史，不愿还原史实，不敢据理力争，则是子孙的耻辱。按胡锡进的逻辑，我们也不应该翻与日本的历史旧账，不该要求其道歉了？俄国对历史罪行的态度，比日本还要恶劣，不仅从来没有道歉、反省，现在还到中文网络耀武扬威。俄国早已不是超级大国，已经没落，为什么还敢在中国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有太多像胡锡进这样的向俄国献媚的文化汉奸。

胡锡进说这是崇美公知在破坏中俄友好，这真是倒打一耙。其实是胡锡进反美反到变态，为了反美这个共同目标，不惜巴结俄国，要人们忘记中俄之间的血海深仇，容忍其辱华，为此认贼作父，丧失民族立场，罔顾民族大义，不折不扣就是文化汉奸。

2020.7.5

1. 破坏香港一国两制不就是中共吗？ 从送中条例 到香港国安法， 香港的自治地位被中共否定

2. 阉狗领导的坏球时报有什么资格代表十四亿人民？ 王朔： 鱼代表鱼，虾代表虾，乌龟代表王八，没有我的同意谁代表我谁死全家。能代表我的只有我儿子，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操他妈！

这阉狗怎么一天一个调啊？

王朔：说中国人是猪，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事实。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个儿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焉了，别人喊的时候，丫依然埋头吃喝！

特立独行的猪太少，吃完了睡，睡完了吃的猪比较多

另外，伊利除了跨省特别有名外，公关也特牛逼， 喜欢请微博上的粉蛆头子来发公关文。 比如

在潘刚董事长带领下的大V们

现在步入会场的分别是侯宁、袁国宝、石述思、喻国明、王冲、传媒老王……

等等！鲍迪克老师姗姗来迟，正在检录处签到。

https://wentommy.wordpress.com/2018/05/10/%E5%9C%A8%E6%BD%98%E5%88%9A%E8%91%A3%E4%BA%8B%E9%95%BF%E5%B8%A6%E9%A2%86%E4%B8%8B%E7%9A%84%E5%A4%A7v%E4%BB%AC/

最新突发快讯

1933年，爱因斯坦逃离纳粹德国，前往美国。据高晓松《鱼羊野史》记述：

爱因斯坦的逃离对全世界的科学界来讲是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大家知道，之前德国是全世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在1933年，也就是爱因斯坦逃离的那一年，美国总共才有五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奖，而德国这时候已经有三十一个人得过诺贝尔奖了，是美国的六倍。

爱因斯坦永久放弃德国国籍72年后，德国决定将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爱因斯坦是个大牛人，但我认为他最牛的地方不是发现了相对论，而是他对政治的高度敏感。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

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爱尔莎一道，成功逃离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但爱因斯坦还是从一些纳粹的日常表现中看到了危险。

1931年，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爱因斯坦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在希特勒还没有执掌政权时，爱因斯坦就在考虑永久地离开德国了。

希特勒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

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1933年3月10日，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讲话：“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愿意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里。

言论自由和书面发表政治意见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个部分，尊重个人信仰是宽容的一部分。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1933年5月，负责宣传的戈培尔煽动了德国国内的“焚书行动”（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

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而是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

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与爱因斯坦同样对纳粹有清醒认识的人还有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他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

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的目标，这一目标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期盼的了。”

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

1933年5月2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后的第四个月，卡西勒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及时逃离了德国，他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后又去了瑞典和美国授课，1945年在纽约逝世。

当戈培尔焚书的消息传到另一位思想巨匠弗洛伊德耳里的时候（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毁之列），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

此时的弗洛伊德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 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但弗洛伊德的天真很快就碎了一地。

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 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终于下定决心带全家移民英国，但此时已经困难重重了。

万幸的是，国际社会对弗洛伊德个人的安危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按照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 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辆汽车就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干预、拯救。

迫于国际压力，纳粹德国同意弗洛伊德出境，但是必须缴纳超过3万马克的“帝国逃亡税”。

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像爱因斯坦、卡西勒、弗洛伊德这样及早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有大量没有逃离的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大屠杀中。

这其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逃离的。

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对于德国的热爱，一是对于纳粹的错误认知。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便是一位曾经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德国，并且自以为崇高的犹太科学家。 在纳粹上台后，哈伯被驱逐出境，因此精神大受打击，第二年（1934年）便去世了。

爱因斯坦和卡西勒先跑了，携全家一起，风清云淡；

弗洛伊德跑晚了，扔掉一大笔财富，还饱受各种刁难，但总算是跑了；剩下的那些在大屠杀开始后才想起要跑的，则完全跑不了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

https://www.douban.com/note/770299713/

@厠所管理員 #36

《孙子算经》这种 和 《几何原理》完全不是一回事。 《几何原理》奠定了以公理为基础的科学思想，这种思想延续到今天，只不过不同方向的公理不同，比如以前的几何公理建立了欧里几得几何， 后来公理稍微调整后， 又发展出非欧几何，打开新世界。

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解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很简单，古代人很早就能解出来。 一元二次方程也很早就有人发明了求根公式， 大概是古巴比伦人或者印度人。 但是一次三元方程的一般解法始终找不到，也不知道有没有解。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才有人知道。 那时候能解出一个一元三次/一元四次方程都算很厉害了。 但后来一元五次/一元六次 以及更加高级的方程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但后来阿贝尔和伽罗瓦接手这个工作，发展出了群论，就可以给出非常一般性的回答。群论本身非常抽象，这种抽象理论只有去思考问题的本质才有可能解决。 这种科学思考方式，我从来没在中国历史上看到过。

https://www.cnblogs.com/lansh/archive/2007/11/02/947402.html

另外， 阿贝尔和伽罗瓦都是英年早逝， 一个是穷困加生病，一个是和被人决斗，非常遗憾。 现在挪威设立阿贝尔数学家，是数学界除了菲尔兹奖外最有声望的数学家奖

@岁在甲子 #1

我只是复制CCTV的标题

@natasha #1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6%98%8E%E5%A5%87

“文革”初随母亲从北京回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章家村，读了三四年书，便辍学当学徒做篾匠。后开过小饭店，跑过大货车，在爆炸案发生前则经营着冰棺租赁生意[1]。2002年5月，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纪委书记习东森（现任区长）以修建京福高速公路为由，非法将钱明奇合法新建的房屋拆除，并从中克扣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款1000余万元，以奖金名义私分，造成钱明奇实际经济损失200余万元。钱明奇多年来依法争取权益却一直无法获得正义，绝望的以实际行动追求正义的实现，在2011年计划并且亲自执行对江西省抚州市市政府办公处所炸弹攻击

其妻子已逝世多年，有两子一女，都已成家立业。

钱明奇的父亲被下放回原籍。年幼的钱明奇随父母返回抚州。有街坊说，钱明奇原来是做电冰箱生意的。

1995年，他面临第一次拆迁，当时拆除他房子后，在抚州市一个叫苗圃的地方给了他两间商铺，他抱着永久居住的念头，在两间商铺上盖起5层楼，花了很大心思装修。 　 　 盖起小楼后，钱明奇和老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本来希望能过上安稳日子，没想到遇上了京福高速公路临川段征地拆迁，这让钱明奇非常不情愿。据一同信访的人说，5层楼房子连带装修的成本约在50万元以上，而当时给出的补偿价格仅为360元左右一平米。

钱明奇当时拒绝搬走，据邻居说，当地拆迁工作人员一度把他妻子倒拎在半空中，此后夫妻俩一直相互怄气，埋怨对方没用；妻子后来生病，眼睛发黄，但因为拆迁，延误了就医时机，查出是胆病后已经无力回天，约在2005年左右去世，这也给了钱明奇沉重打击。

关于2002年那次拆迁，据邻居说，当时动迁人员没有把补偿费用给够，钱明奇因而在整栋楼上贴满标语，并拒绝拆除。最后，动迁人员妥协，钱成为同伴中最先拿到全补偿的。当时的征地目的是造京福高速，然而这块地至今荒芜，这引起了钱的不满，认为自己被骗。

在打着公共利益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拆迁户接受廉价动迁后，实际土地却是另有牟利的用途.引起受害人格外的愤怒。

此案在民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可能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钱明奇以董存瑞自比，让人们想起了战斗英雄董存瑞。也让人们对董存瑞的时代和现在时代人们的处境去对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3%E5%B9%B4%E5%8E%A6%E9%97%A8%E5%85%AC%E4%BA%A4%E8%BD%A6%E7%BA%B5%E7%81%AB%E6%A1%88

2013年厦门公交车纵火案，是指2013年6月7日下午6时22分，发生在厦门BRT快1线途经金山站往南500米处发生的公交车起火事故。事故已造成47人死亡[1]、34人受伤，[2]事故原因认定为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厦门本地人，1954年生。经警方深入、细致地侦查和技术比对，并在其家中查获遗书，证实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1. 这可以算是汉人制造的恐怖袭击
2. 根源还是在于中共的残暴统治

https://www.wikiart.org/zh

挺不错的，有空可以随便看看，放松下心情

中国的辩护权依然受到很大威胁，很多律师依然被关押， 709不是过去式，是现在进行时

胡阉狗最公道了

[1984年春晚]气功表演：侯伟等

[1985年春晚]硬气功表演：二指拉石等 李登来

198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气功表演《轻功表演》 张加陵| CCTV春晚

198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气功表演《喷水断砖》 张加陵|黄幼| CCTV春晚

据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当时这位央视女记者出东门后遇到一男子问“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女子回答“是”，男子随即掏出尖刀朝女子面部砍去，然后上车离开。另据知情者透露，嫌疑男子为辽宁籍男子。

6月9日上午，犯罪嫌疑人曾驾驶一辆辽宁牌照的夏利车到过央视，并求见央视记者帮忙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林姓女记者并不认识该嫌疑人。

@胡编乱侃 #34

Chinazi

@1200073 #2

中国毫无法治精神， 这也能比？ 刚翻出墙来洗地的吧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0709-%E7%BE%8E%E5%9C%8B%E4%B8%8B%E4%BB%A4%E5%88%B6%E8%A3%81%E6%96%B0%E7%96%86%E9%BB%A8%E5%A7%94%E6%9B%B8%E8%A8%98%E9%99%B3%E5%85%A8%E5%9C%8B%E7%AD%89%E5%9B%9B%E5%90%8D%E9%AB%98%E5%AE%98?ref=tw_i

美國下令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四名負責人實施制裁，包括中共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以及新疆負責政法及公安的其他高官。

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周四分別公布了針對中共新疆最高官員的制裁措施。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鑒於新疆當局對維吾爾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權的恐怖而系統的傷害，美國將拒絕三位新疆負責人以及他們家人的簽證申請。

其他制裁措施商務進一步的細節，美國制裁的四人中首要的是中共在新疆的第一把手陳全國，他被美國視為是中共迫害新疆穆斯林政策的強硬人物。

其次是曾任新疆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現任新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朱海侖。

另一位是王明山，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副書記，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督察長。

以及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黨委書記霍留軍。

一直以來，美國揭露中國政府在新疆大規模侵犯人權，其主要受害者是維吾爾以及其他穆斯林。

一些人權組織指責中國政府在新疆至少集中關押了百萬穆斯林，他們指責這是“政治灌輸集中營”，但是北京否認這一數據，指稱這是一種“職業培訓中心”，旨在培訓當地人找到合適的職業，從而遠離極端思潮以及恐怖主義。

位於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日前發表阿德里安·曾茨的報告指出，中國似乎是在“大規模血統-人種控制戰略”背景下在新疆針對少數民族實施強制性的節育政策。

美國政府6月29日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在新疆施行強制性絕育手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發表的文告中聲明指出，根據一份研究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實施強制性絕育手術、強制性墮胎，美國希望中國共產黨立即停止這一恐怖的做法。

评价： 终于把家属也列入制裁， 但还是来的太晚来的太少，请加大力度！

大英帝国：自由自信而且幽默。

@fastlink _ws #2

标准回复： 本站由习明泽赞助，不需要广告。

可以考虑去隔壁友站投放广告： pincong.rocks

中共在新疆定义的恐怖行为甚至更为简单粗暴，任何有对政府不满的维族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主义。 中共就是世界上最大恐怖组织，然后大部分时候以恐怖主义之名打压自由派

@natasha #1

老胡要是有羞耻感，太阳都能打西边出来。 我昨天分享了一个YouTube视频，据说是老胡同学群里的消息，真是叫人嫌狗不待见

英国末代港督彭定康7月7日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专访中，批评林郑月娥特首是香港历史上“一个十分令人失望的内奸式人物”（a lamentable quisling figure）。他并指，林郑月娥早在一年前就不应该试图强行推动修改《逃犯条例》。彭定康还在近日参加网络论坛时批评称，中国近期一直在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欺负其他国家，并对香港实施国安法。他则敦促志同道合的西方国家挺身而出。

https://www.rfi.fr/cn/%E6%B8%AF%E6%BE%B3%E5%8F%B0/20200708-%E5%BD%AD%E5%AE%9A%E5%BA%B7-%E6%9E%97%E9%83%91%E6%9C%88%E5%A8%A5%E6%98%AF%E9%A6%99%E6%B8%AF%E4%B8%96%E4%B8%8A%E5%8D%81%E5%88%86%E4%BB%A4%E4%BA%BA%E5%A4%B1%E6%9C%9B%E7%9A%84%E5%86%85%E5%A5%B8%E5%BC%8F%E4%BA%BA%E7%89%A9

大学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人类进入18世纪，在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维度，欧洲开始了现代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

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密集出现：

约翰·洛克（1632.8.29~1704.10.28）写出《政府论》；

牛顿（1643.1.4~1727.3.31）近代科学的鼻祖，开拓了人类走向科学的新纪元；

孟德斯鸠（1689.1.18~1755.2.10）提出三口权责分立；

卢梭（1712.6.28~1778.7.2）完成《社会契约论》；

亚当·斯密（1723.6.5~1790.7.17）写出《国富论》；

约翰·穆勒（1806.5.20~1873.5.8）提出代议制；

……

他们的出现，使西方文明迅猛发展，把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绝对的世界第一富国大清远远甩在了后面。

满清的所谓“康乾盛世”，竟成了文明与野蛮，发达与落后的分界线。清帝乾隆与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在同一年（1799年）去世，留下了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国家。

直到19世纪末，洋务派和维新派才意识到西学的重要性。

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力陈“非立即变法不足以救中国”，设立京师大学堂，主张在各地普遍设立新式学堂。

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日益显示其腐朽落后的一面，在新式学堂面前不断后退让路。

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综合性大学。成立之初，行使双重职能，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理学务大臣（相当于校长）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他与翁同龢都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名声显赫。

在北大的历史上，大家熟知的校长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丁石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许景澄的名字与他们相比，显得并不响亮。

但，他却是唯一一个，因说了真话，被砍头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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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景澄，世称许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于浙江嘉兴，同治年间进士。

他先后担任过驻法、德、奥、荷、俄等国公使，是开眼看过世界的读书人。曾代表过清政府，怒斥沙俄侵略行径，与沙俄协定新疆边界事宜。

1898年，许景澄回到久别的故土嘉兴，原想在家休息养老，不料朝廷又将他召至北京，并委以重任，先后任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督办全国铁路。

他就是接任孙家鼐担任京师大学堂的第二任校长。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们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在今山东河北天津北京一代成燎原之势。

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寸草不生。

他们号称有神功护体，不怕洋枪洋炮，不但杀传教士，杀教民，只要谁家有洋人的物件，一律杀无赦。不但杀人，还毁坏电报杆、铁路，烧毁工厂和一切现代化的东西。

这股人数众多的民间乌合之众，引起了慈禧的注意。虽然她知道这些轻壮汉子们所谓不怕洋枪都是狗屁，但炮灰可用！

因为，慈禧决定废除光绪，独揽朝纲，但遭到各国公使反对，于是打算利用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达到报复洋人的目的。

义和团的行径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应，他们要求清朝出兵镇压，清政府并没有做出回应。

1900年，义和团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

一旦进城，西方各国的使馆人员和侨民将死无葬身之地，形势严峻，西方列强决定为保护使馆，联合出兵。

6月16日，慈禧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端王载漪正式提出”请攻使馆”的动议。

许景澄即独自一人站出来反对，他说了真话：

“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

他还与袁昶联名上书《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明确无误地表明进攻使馆的严重性，认为：

春秋大义，不斩来使，围攻使馆，杀害公使，不合国际公法，绝不可采用激怒各国的做法。结果以一国而敌各国，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

6月17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

慈禧要强行决定对外宣战。

光绪心急如焚，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问道：

“许景澄，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含泪说了真话：

“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过去办过。至于杀使臣，烧使馆，即使国际上亦罕见此种成案，不得不格外审慎。“

“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

许景澄说了真话，他却没顾及慈禧想挑战列强的意图。

在慈禧眼里，许景澄就是个帮洋人说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卖国贼！

得罪了慈禧和主战派，许景澄自知必死，对身边人说：

“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筹之。“

他深为国家前途担忧，”数日之内，鬓发尽白”。

02

其实，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许景澄想通过外国使馆的庇护，逃脱清政府的抓捕，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他选择了留下，选择了面对。

随后，他被慈禧以”任意妄奏，语多离间“的罪名抓捕。

许景澄被判死刑时，他还挂牵着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怕沙俄赖账，将存在俄国银行为修建中东铁路的四十万两银子全部取出，归还国库。

1900年7月28日，北京失陷前夕，许景澄和与他一起上书的袁昶，以莫须有的罪名”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许景澄被押至刑场时，市民和拳民兴高采烈，如同过年一般前来围观，纷纷拿着馒头，等着蘸人血，就如同当年斩杀袁崇焕一样。

他们骂道：你这个老畜生，墨水把心都喝黑了，身为我朝廷的大臣，反为洋人说话，卖国贼！

在人民群众的欢呼雀跃，高颂皇上万岁的口号声中，许景澄被砍了脑袋。

行刑前，刽子手索贿不成，便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许景澄历尽痛苦折磨而惨死。

北京失陷前夕，许景澄、袁昶和随后被杀的立山（户部尚书）、联元（内阁学士）、徐用仪（兵部尚书）被称作是”庚子被祸五大臣“。

03

拿敢说真话的许景澄等人开了刀，再也没人敢反对开战了。

擅长宫斗和玩弄权术，不学无术的慈禧，终于可以牛逼轰轰的向西方十一国宣战了。

1900年6月21日，清廷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送完后，他们才发现，尼玛居然多了一份，送给谁呢？

干脆送给在大清当一品大员的英国人赫德（大清的海关总税务司），丫不是英国佬么！

许景澄被砍头16天之后，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

慈禧挟持了光绪、隆裕皇后、瑾妃，换上了普通百姓的装扮，丢下了她的北京臣民，仓皇西逃。

慈禧甚至还让人帮她剪去了留了数年的指甲，以免被联军士兵盘查时，露出破绽。直隶提督马玉昆则率1000余名护军，及神机营、虎神营的部分官兵护驾，一起西窜。

史书上给这次慈禧西逃，起了个挺文艺的名，曰“庚子西狩”。

拳民掌控京城，京师大学堂成了洋人奇技淫巧祸乱中华的罪证。

大学堂门被砸开，所有藏书，包括中文善本书，全部扔到了井中和水池里。宝贵的科学仪器，也尽数毁坏。

列强入京城，京师大学堂又遭受了新一轮的洗劫和破坏。残留下来的房舍，先后被德、俄两军占据作为兵营，后来更成为沙俄驻军的指挥部。

侵略者在这里得意洋洋的合影留念。

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俄、英、德、法、美、日、意、奥等11国，签订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这就是《辛丑条约》。

04

1901年（光绪27年）2月13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第二年，光绪为许景澄等五人平反，官复原职。

同年，许景澄的灵柩护送南下，当初杀许景澄时拍手称快的群众们，万人围观，又感动的泪流满面。

灵柩到江苏上海时：

“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识与不识，皆往助执绋，祭奠成市，哀（车免）盈途，所谓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者。”

宣统元年（1909年），朝廷追许景澄谥号文肃，同年朝廷准浙江士绅呈请浙江巡抚代奏建“浙江三忠祠” （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于杭州西湖。

许景澄爱国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那个时代，说假话，说大话才是主子眼里的爱国，说真话说实话，上上下下都骂你是卖国。

我们追忆许景澄，不仅仅因为他敢于说真话。

更在于，他能够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由意志。而不是委身于权力，在大浪中随波逐流，无底线迎合权力，而致使国家和人民蒙受灾难。

这不但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更是一所大学的思想灵魂所在。

两个甲子过去了，又到了庚子之年。

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

回望当日：

义和团们打满了鸡血叫嚣着，许景澄们被杀了，吃瓜群众拿着人血馒头…

何止是历史。

许章润教授6日上午被一大群警察从北京寓所带走，传出的罪名是“嫖娼”，网络上有人讥讽：“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有人批评北京“为保一线江山，无所不用其极。疯了!”

被人这样嘲讽，因为“嫖娼”据指是北京当局习惯用来对付一些敢言人士的“专用罪名”，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还可以有其他的罪名，比如因希望习近平引咎辞职而被第二次抓起来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当年去法庭给异议人士作证的路上，在公车上被指“扒手”而被公安扣押，他们这类罪名都很现成。有人评论“嫖娼，煽颠，成为新法西斯一再滥用的整治思想的下三滥武器”。汉学家黎安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权竟然会打压一位根据中国宪法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的杰出教授，“他行使的是言论自由，而他们却会指控他嫖娼，丢人的不是许章润教授，丢人的是中国政府”。

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钩评论：“许章润先生是当今最勇敢的士人，他代表民间正气，代表未曾埋没的民族精神，中共拘捕了许章润，不但不会令他的声音消失，还使他个人的影响更深远，他的历史地位更崇高。”

这些赞誉并不过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知识人的打压可谓空前，许多人害怕因言入罪，渐渐不敢公开说话了，许章润则不然。2018年7月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批评领导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倒行逆施。他深知身边危险四伏，然而直指中国领导人修宪取消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只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作者明确要求“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文章一经出手，网络广为流传，海内外皆知，许先生本人也只凶险在侧，然而坦然表示：“话说完了，生死有命，而兴亡在天矣”。

新冠疫情武汉爆发，许章润今年2月发表『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开篇点出“举国大疫，一时间神州肃杀，人心惶惶。”瘟疫散布全球，中国几成世界孤岛，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辛苦积攒的开放性状态，至此几乎毁于一旦”。进而指出，“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尤其是“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这场人祸“甚于一场全面战争，此可谓外寇未逞其志，而家贼先祸其国”，作者怒斥中国最高领导人“无耻之尤”“民心丧尽”，让人民愤慨。

5月21日，许章润再在网上发表『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批评“举国同调，政治当头，罔视法制，宁左勿右”，并指“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作者在文章最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呐喊：“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 ，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许章润知道有很大的危险：“此番作文，预感必有新罚降身，”“抑或竟为笔者此生最后一文，亦未可知”。然而作者一如既往：“当此危机存亡之际，书生天命，有话要说，不得不说。一己生命虽必陨落，明晨天际照旧一抹晨曦。则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法学教授许章润，蓬佩奥说，“与所有非民选的共产党政权一样，北京更害怕的是自己人民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外部敌人”，北京能不能堵口气，把敌友的顺序颠倒过来？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08-%E6%8A%93%E8%AE%B8%E7%AB%A0%E6%B6%A6-%E5%8C%97%E4%BA%AC%E5%BD%93%E5%B1%80%E7%96%AF%E4%BA%86

偏偏有很多连狗都不如粉蛆就喜欢胡锡进，哈哈哈

@胡编乱侃 #27

过去一百年，还有那个大国饿死过三千万人口， 你找出来？ 我的世界史还不需要胡狗来教

另外，别和我来whataboutism, 别人杀人不等于你杀人合法， 殖民主义现在不是被大家批判吗？不然为什么哥伦布的塑像都会被推倒？ 这还是在殖民主义带来了欧洲文明的大前提下。

我不知道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中国人， 带来了什么？？

还有就是中国能公开谈论这些往事吗？ 中国为什么还要继续迫害纪念六四的人？ 还要继续迫害人权？ 任何公开纪念这些事件的人都会被中共骚扰，甚至定罪。 网上买本夹边沟的书都不行， 这些问题可不是历史，这是当下！

@冷嘲热讽 #3

呵呵，做了一件好事然后做了十年坏事就okay了？ 奇葩的价值观。 打断你一条腿然后给你一更拐杖就是好人？ 奇葩

@natasha #3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知道是否能有这个境界

个人加个评价： 上海药物所耿美玉团队认为该药有治愈阿尔茨海默氏病的能力，但是研究过程和结果都错误百出，根本就不是一项正常的科研项目。 但是为什么能被肯定呢？ 因为习包子曾经视察过上海药物所并且亲自肯定了该项成果，所以该药物以不正常的手段和速度被中国药监局批准。

关于 GV-971被药监局批准和习近平视察上海药物所的新闻，网上都可以找到。 总体看来，这是典型的浮夸风/大跃进式项目。

2020 年 7 月 6 日 ，现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期刊 Cell Research 发表了一则题为「Omission of previous publications by an author should be corrected」简讯， 对 2019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耿美玉团队发表的关于 GV-971 的文章表示了关切 。

尽管关于 GV-971 的论文有十余篇，但是根据饶毅教授的整理，耿美玉教授此前的论文都指出，GV-971 有助于缓解阿尔茨海默氏病，尽管具体的作用和靶标不同。

对此， 饶毅教授表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药物有这么多的靶点可以治疗或缓解同一种疾病。」

甘露寡糖二酸（GV-971）是一种从海藻中提取的海洋寡糖类分子，根据上文提到的 12 篇相关论文，我们不难发现，GV-971 可谓是「神通广大」。

1. GV-971 可以在大鼠模型中治疗帕金森氏病（中国海洋药物，2003）；

2. GV-971 可以直接与 β 淀粉样蛋白相互作用（中国药理通讯，2007）；

3. GV-971 可以保护神经元免受 β 淀粉样蛋白毒性（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2013）；

4. GV-971 可以改善由于 β 淀粉样蛋白积累所引起的记忆减退（药学学报，5. 2005）；

5. GV-971 可以直接抑制由 H2O2 诱导的神经元死亡（Neuroscience Letters，2005）；

6. GV-971 可以减轻东莨菪碱诱导的大鼠记忆损伤（Neuroscience Letters，2005）；

7. GV-971 可以在体外作用于星形胶质细胞（Neurological Research，2007）；

8. GV-971 可以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内部的神经元或神经胶质细胞（Chinese Journal of Oceanology and Limnology，2008）。

而在 2019 年发表在 Cell Research 上的论文中，耿美玉团队还指出，GV-971 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失衡、重塑机体免疫稳态，进而降低脑内神经炎症，间接地阻止阿尔茨海默症症程进展。

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论文中，GV-971 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症上的药物靶标，有效位点和治疗机制方面都非常不同。药物与多种蛋白靶标相互作用的能力被称作多药理作用（polypharmacology），尽管事实证明多药理作用并不一定会导致不良副作用，但 GV-971 的作用机制或许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才能阐明。

关于 GV-971，饶毅教授一直在关注

其实饶毅教授在 Cell Research 发表简讯表示对 GV-971 的关切并非事出偶然。

早在去年年末，饶毅便实名举报上海药物所耿美玉研究员学术造假。

在饶毅教授写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举报材料中便提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耿美⽟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的⽂章，号称其发明的药物 GV971 能够通过肠道菌群治疗小鼠的阿尔兹海默症。这篇文章，不造假是不可能的。」

此后，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针对该举报信，饶毅本人回应称：「没有发出，有过草稿。」但关于该信的草稿为何会泄露、下一步如何处理等事宜，未得到进一步回复。

在举报材料中饶毅教授并未提及该文章造假的原因，但是其曾在朋友圈对该研究进行了评价：

如果耿美玉研究员这套有关 GV971 的 ppt 都是准确的，恐怕突破不是一个方面：

1. GV-971 的「治疗作用」；

2. 炎症与老年痴呆的关系虽然有人提出，但从来是悬而未决，不非常懂老年痴呆疾病的耿研究员对老年痴呆机理问题一锤定音；

3.肠道菌群影响脑也有人提出，离被广泛确切接受差 9 千 8 百里，也被耿研究员远程一脚「进球」。

https://i.ifeng.com/c/7xw76o6hxi3

中国人民谋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共产党倒台。 美好生活，包括富足民主自由法治平等。 中共连任何一个都做不到， 更别说现在就是一个纯粹的吸血鬼，还剥夺人民本应该享有民主自由法治平等。

@胡编乱侃 #21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写的不够详细，主要责任人抛给了江青四人帮。但是这是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周恩来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就干净？ 不也是杀人害人？ 文革最大个人责任是毛泽东本人，最大犯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

2. 有人因为这些做事情而受到审判吗？ 毛泽东害死了这么多人，怎么头像还挂天安门呢？ 这可是遗臭万年的人物。这名单里还包含很多中共领导人呢，包括 周恩来 这些

3. 198964 屠杀学生，你又怎么看呢？ 抓铺法轮功的依据是什么？ 有依法公开审理吗？ 抓捕709维权律师的依据有什么？ 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 抓捕陈秋实许志永端点案两位的依据有是什么？ 为什么家属不能见到他们？ 都是文革后的错误， 为什么中共还在不断犯错。 又比如 山东聊城的百日无孩，这些官员怎么都还升迁呢？

4. 请问中国人能在网上公开谈论以上事件吗？如果中共拼命教育大家不要忘记历史，怎么有尽力掩盖这些历史，并且仍然不断迫害人权呢？ 还有脸来纪念抗日呢？

这些难道是钻死胡同？ 还是中共毫无廉耻。 我翻的历史都是中共建政以后，这才70多年呢， 多少人活着呢。

@胡编乱侃 #23

我说的这些有一点血腥吗？ 你的狡辩能力也太低了吧？ 如果我这么说点话都血腥，那中共在历史上干的都是怎么说？ 罄竹难书啊！ 更别说今天中共还在抓捕知识份子，还在把上百万维族人关键集中营，还在以各种形式的暴力方式统治中国，镇压十四亿中国人呢。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定义血腥？ 普通中国人记得一点历史就血腥了？？ 真是笑死人了， 这脸皮得多厚才能说出这话啊

@胡编乱侃 #19

如果是维持现状，台湾为什么属于中国？

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 1957-1579 三年自然灾害，中共饿死了3千万中国人，你又怎么看？ 文革武斗死了上百万，你又怎么看？ 198964 屠杀学生，你又怎么看呢？ 抓铺法轮功的依据是什么？ 有依法公开审理吗？ 抓捕709维权律师的依据有什么？ 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 抓捕陈秋实许志永端点案两位的依据有是什么？ 为什么家属不能见到他们？

我也不支持中国再去索取所谓的历史领土，包括台湾。 但全体中国人民现在没活得有人格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人权啊

人们通常一谈到康德哲学，立刻就想起了康德那晦涩的文句和高度抽象的思辨概念。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这方面也不例外。然而，康德曾明确表示，早年由于受到卢梭的影响，他对哲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要提供一种对普通人有用的哲学。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为他那表面看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达方式所吓倒，而是认真而耐心地切入他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确是处处在为普通老百姓考虑他们生存的根据，他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立足于普通人的思维水平，但力图把他们的思想往上提一提，以便能够合理地解决他们在人生旅途中所遇到的困惑。

正如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在道德的事情中，人类理性甚至凭借最普通的知性也能够很容易就被引向相当的正确和详尽”，“所以普通的人类理性不是出于任何一种思辨的需要（这种需要，只要那理性还满足于只是健全知性，就永远也用不着它），而是本身由实践的理由所推动，从自己的范围走出来，迈出了进入到实践哲学的领域的步伐”。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中，他则请读者注意“由商人和家庭妇女所组成的那些混杂的社交聚会中的交谈“，特别是说别人闲话（嚼舌头）的场合。

他为这种不好的习惯辩护说，这正表明了“理性的这种很乐意在被提出的实践问题中自己作出最精细的鉴定的倾向”，并认为可以把这种倾向运用于对青年的道德教育中，因为它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情感，所以反而比任何高尚的榜样或热忱的激励更能养成纯粹的道德素质。因此康德要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些日常理性中已经包含着的道德法则单纯地提取出来，加以论证，以便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任何一件行动的纯粹道德内涵的判断进行指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将全部正文的内容分为三章：一、“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向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二、“从通俗的道德哲学到道德形而上学过渡”；三、“从道德形而上学到实践理性批判过渡”。在这里，康德的道德哲学明显表现出有三个不同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层次，即“通俗的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下面我们来分别考察这三个层次的区别。

一、通俗的道德哲学

康德指出，普通人类理性都会承认，一件事情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者的“善良意志”， 而不在于它的实用性。因而善良意志是我们在撇开一切感性的东西时单凭理性来设想的一种意志，而理性（作为实践理性）则是一种“应当给意志以影响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的使命决不是作为另外意图的手段，而是产生出自在地本身就是善良的意志来”。大自然给人配备了理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感性欲求，因为在这种满足上人的本能比理性要更有用，人的理性是为了更高的理想，也就是实现“义务”这一包含着善良意志的概念。

对于这一点，每个普通人单凭自己自然的健全知性即可领会，所以“不须教导，只要解释就行”。但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义务和“爱好”经常混杂在一起，因而一个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仅仅是明智的，仅凭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还不足以区分，而必须提升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即从日常混杂的行为中把“出于义务”（而不仅仅是“合乎义务”）的成分区别出来。

于是康德接下来就举了四个例子来对什么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加以解释。这四个例子并不是随便举的，而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排列的。这四个例子就是：１）做买卖童叟无欺（对他人的消极义务）；２）不放弃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消极义务）；３）帮助他人（对他人的积极义务）；４）增进自己的幸福（对自己的积极义务）。

康德指出，在这四个例子中，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涵义必须是“出于义务”，而不仅仅是“合乎义务”。合乎义务的事从普通的道德理性来看是值得嘉奖和鼓励的，因而属于“普通的道德理性的知识”；但从哲学的道德理性来看却还不一定值得高度推崇，还要看它是否真是“出于义务”而做的。有人做好事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或是出于自己乐善好施的性格，有人维持生命只是出于本能或爱好，追求幸福只是为了享受，在康德看来这些都不能算作道德的。

只有为义务而做好事，只有即使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处境中仍然不自杀，这才上升到了哲学的道德理性的层次，其“知识”可归结为三条命题：１）只有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２）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其结果（目的），而只在于其意志的准则（动机），因而这准则只能是意志的先天形式原则；３）“义务就是一个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行动的必然性”，这敬重所针对的法则是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述四个例子在后面第二章中于相应的三个地方被重述了三遍。当然，这种重述并非毫无必要，而是对同一个问题的逐步加深，即从一般通俗的道德哲学上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来看待它。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就在这里所提出的三条命题中，已经显示出了该书总体结构的三个层次了，即：哲学的道德理性能够从普通的道德理性中把意志的“出于义务的行为”作为真正道德的行为分辨出来；道德的形而上学则能够在哲学的道德理性或通俗的道德哲学中把出于义务的动机归结为意志的先天形式法则，即绝对命令；这种绝对命令作为意志的先天的普遍立法原则（“自律”）如何可能，即它的必然性根据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课题，后者将这种可能性归结为人的自由，这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了全部论证的起点即自由意志。

本书在康德的所有著作中似乎是唯一地在结构上显露出了这种“全息式”结构方式的，即每一部分都体现了总体上“正、反、合”的三段式结构，这种方式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但其根源还是埋藏在康德以范畴关系为指导而制定的“建筑术”中。

不过本章的任务并不是概括全书，而只是展示其中的第一个层次，即“通俗的道德哲学”层次，也就是从普通人最日常的道德意识入手。所以康德说：“因此为了使我的意愿成为善的我必须做什么，对此我根本用不着任何超人的机敏。……我只是问自己：你也能够愿意使你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吗？”虽然这时我们还看不出对这一普遍立法原则的敬重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们已经在普通人类理性的道德知识中获得了它的原则，虽然这理性并未想到把这一原则以如此普遍的形式分离出来，但实际上总是念兹在兹，将其用作自己评判的准绳。”所以一个普通人，“即使不教给他们任何新东西，只须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他们注意自己固有的原则，因而不须要任何科学和哲学，人们就知道如何做才是诚实的和善良的，乃至于智慧的和有德的。”但可惜的是，这种通俗的道德哲学若真地停留于朴素状态而失去了更高的哲学的指导，就容易在实践理性自然产生的“辩证论”面前迷失方向而走上歧路，从而使自己的本性遭到败坏，“这甚至使普通的实践理性本身最终毕竟不能称之为善的。”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从通俗的道德哲学上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

呼吁公正和公平辩论的公开信

2020年7月7日

我们的文化机构正面临审判的时刻。强力的种族和社会正义抗议活动，带来对警察系统改革的更多要求，以及对整个社会更大程度的平等和包容的广泛呼吁，这些呼声尤其出现在高等教育，新闻业，慈善事业和艺术领域。

但是，这类重要的行动也同时加剧了一套新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承诺的出现，这些倾向和态度在削弱我们对公开辩论和对分歧的容忍尺度，表现为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整合。

当我们为前者的现象喝彩时，我们也同时反对第二种情况的发展。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强，并在川普（Donald Trump）集团中拥有强大的盟友，这对民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是，决不能允许抵抗力量把教条或强制性变成自己的品牌——而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些。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任何一方出现的不宽容的现象，才能维护民主的包容。

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换，本是自由社会的命脉，而现在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受限。虽然我们早已知道极端的权利喜欢这些，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审查做派也越来越广泛地传播起来：不宽容反对的声音，将公开羞辱和排斥作为一种新时尚，以及试图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去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

我们曾经坚持维护来自各个角度的声音，包括那些大声的甚至是苛刻的反对。但是现在，那些呼吁针对不同言语和思想做出迅速而严厉的报复的声音，开始变得很普遍。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机构的领导们，以弥补损害为出发，采取草率而过度的方式施行惩罚，而不是进行深思熟虑的改革。

编辑因发表有争议的文章而被解雇；书籍因所谓的不真实信息而遭到撤回；记者被禁止发表某些话题；教授因为课堂上引用某些文学作品而被调查；研究员因传播一个被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而被解雇；组织负责人因偶然的笨拙错误而被赶下台。

无论围绕每个特定事件的争论如何，其结果都是进一步缩小言论自由的范围，且不用担心被惩罚的后果。我们已经为规避风险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在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圈子里，他们担心如果自己偏离共识，甚至如果没有对共识表现出来足够的热情，就无法维持生计。

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最终将损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不宽容的社会，限制辩论总是首先会伤害到那些缺乏权力的人，并使每个人都减少民主参与的能动性。挫败坏主意的方法是通过曝光，争论和说服，而不是通过沉默或希望他们消失。我们拒绝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进行任何错误的选择，而这些离不开彼此。

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进行实践、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我们需要保留真诚分歧的可能性，且不会由此产生影响工作的严重后果。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的职业所依赖的这种生命线，那么我们就不要指望公众或国家替我们去捍卫。

三、 实践理性批判

严格说来，按照康德后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说法，“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这一术语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批判“应当阐明的只是有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如果它在这一点上成功了，那么它就不需要批判这个纯粹能力本身……因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而反对它存在的可能性的一切玄想就都是白费力气了。”其实，在本章的最后，康德实际上也说到了这一层，即只可能有（一般的）实践理性的批判，而不可能有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纯粹理性如何可能是实践的，要解释这一点一切人类理性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这正如我想要去证明自由本身作为某种意志的原因性是如何可能的一样”，“这里就是一切道德研究的最高限度”。实践理性批判其实就是要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实践能力即自由意志这一不再能寻求其更高根据、但却是实在的事实，并以之作标准，去批判和评价不纯粹的实践理性的种种表现。因此，第三章所采用的方法不再是前两章的分析法，而是综合法。因为道德律要使意志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虽然内容上是指要做到逻辑上一贯（合乎不矛盾律，因而是分析的），但形式上这只能是一个综合命题，“通过对绝对善良意志概念的分析并不能发现准则的那种属性”，而必须通过“自由”这一“第三者”的概念才能把双方综合起来，因为自由的“积极概念”正是意志的自己立法，也就是把个别意志建立为普遍意志的法则。

但自由本身是不可知的。“但我们不能证明自由哪怕在我们自身中和在人的本性中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只知道我们如果要把一个存在者设想为有理性的、在其行动中赋有自己的原因性意识即赋有意志的，就必须以它为前提”。就是说，由于承认了意志的规律即道德法则，所以才有了设定自由的理由。但反过来，承认道德法则的理由首先却必须由自由来设定，这就形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循环论证”。康德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两种设定分别归于从现象去设定后面的自在之物，和从自在之物直接进行实践规律的设定。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一点说得更清楚：“自由固然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但道德律却是自由的认识理由。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了，则我们是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尽管它也并不自相矛盾）。但假如没有自由，则道德律也就根本不会在我们心中被找到了。”自由仍保持为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存在理由”），但已有了设定它的“认识理由”。

那么，定言命令（即作为先天综合判断的道德法则）如何可能呢？康德的回答是：“于是定言命令之所以可能，就是由于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为了一个理知世界的成员”，但由于我同时又是一个感官世界的成员，我的一切行为就不是合乎、而且是“应当”合乎意志自律，“所以这种定言的应当就表现为一个先天综合判断，这样，在我的由感官欲求刺激起来的意志之上，又加上了同一个意志的理念，但这个意志却隶属于知性世界而是纯粹的、独立实践的”。就是说，自由使我具有了一个“理知世界”成员的资格，并以这种资格面对感官世界的种种诱惑而凌驾于其上，构成了“我应当……”这一定言的先天综合命令。至于自由本身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们是出于意志（而非出于认识）要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但自由却不是一个经验概念，不能形成知识。由此康德又回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再次指出只要我们严格分清这两者分属于自在之物和现象世界，则即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自由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也能够从这种矛盾中摆脱出来。所以，与《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强调认识的界限相对，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实践的界限：“实践理性根本不会由于它把自己放进一个知性世界中来思考而超越自己的界限，但当它想要在其中直观自己、感觉自己时，它就超越自己的界限了。……假如它还从知性世界中取得一个意志的客体，即一个动因，那它就会超越自己的界限而自以为认识了某种它一无所知的东西。”

但是，如果自由的知性世界与自然的感性世界完全不相谋，那么道德律的定言命令就会永远只是一个空洞的教条而不会发生任何实际的作用了。然而康德又认为道德律的作用还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对道德律所感到的“关切”（Interesse，在这里不能译作“利益”）。这种关切在人们心中的基础是道德情感，即“敬重”，它不是道德评判的准绳，而只是“道德法则对意志造成的主观效果”；但他又认为，“关切就是那理性借以成为实践的、即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东西。”理性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有对行为的纯粹关切或直接的关切，而在其他功利行为和认识活动中只有对行为的间接关切。那么，敬重究竟是“道德法则对意志造成的主观效果”，还是使理性“成为一个规定意志的原因的东西”呢？康德的意思是，从理知世界的角度看，敬重只是道德律在感官世界中造成的效果；但从感官世界的角度看，敬重恰好成为规定意志的动机，它代表道德律在感官世界中作用于意志，使意志排除一切其他感性关切和爱好而为道德律扫清障碍，它是取消一切其他情感的情感，即“谦卑”。这就彻底解释了在日常生活中由普通的道德理性所直观地了解到但并未深究的道德律和义务概念的根源及运作机制。

康德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理解道德命令的实践的无条件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而这就是对一个努力追求人类理性诸原则的界限的哲学所能合理要求的东西。”

四、几点评论

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形式主义，这也是从康德以来直到今天人们对他责难最多的一点。然而我以为，虽然形式主义在我们现实地理解和实行道德原则方面的确是一个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一切道德原则本身一个最基本的要素。道德从根本上说来的确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做。更重要的是，道德不是一次性的个别行为，而是具有普遍可能性和社会赞同性的行为（哪怕它只在个别人身上体现出来），没有形式化，这种行为的普遍意义就不能得到揭示。把道德原则提升为纯粹的形式（定言命令）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它使道德生活中的伪善无法藏身。“出于道德律”、“为义务而义务”的确很抽象，但至少能使一切试图把道德利用来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工具的做法不再理直气壮。不能否认，单纯停留于形式主义同样是对道德本质的偏见，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日常的普通道德知识提升到道德的形而上学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进步，而且应当理解为现实历史的进步。例如康德“绝对命令”的三种变形的表达其实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最初人类道德的状况的确像是“自然法则”，那些不能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如骗人、自杀等等正是在历史中被淘汰出道德法则的；“人是目的”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的共识，直到今天还支配着西方国家民众的道德意识，甚至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所公认的“道德底线”；而“每个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的一个“目的国”则是人类至今尚未实现的道德理想，它也表达在《共产党宣言》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中。

此外，康德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道德完全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在他看来，只有自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道德本身不是自足的教条，而是要由自由来建立、并由自由的规律来判断的法则。道德本身不是自明的，自由才是自明的。自由也有可能导致不道德，但自由本身的规律（自律）则必定是道德的。而且在康德看来，

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有规律的自由，即自律，自由不仅仅是一个点，或一个又一个毫无联系的点（任意、“为所欲为”），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保持自身同一的过程（人格的同一性），所以它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负责，它是“义务”。所以，这样理解的自由就不是非理性，而正是理性的本质。同一个理性在认识上是按照法则去把握自然界（“人为自然界立法”），在实践上则是按照法则去行动（“人为自己立法”），而后者才是更根本的。

当然，康德把“积极的自由”限制在单纯理知世界对意志发出的“命令”的范围，而把感官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当作不纯粹和受限制的意志行为排除在自由之外，这就使这种“积极的自由”又带上了消极的意义，不能成为真正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尽管如此，康德把自由限制在“自在之物”领域而禁止其在经验中作认识上的理解，这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日常理性和科学主义力图把自由还原为自然或必然，还原为可由认识来加以固定的对象，这种倾向将导致人成为非人。自由其实正在于努力突破这种思想禁锢而向未知的领域超升，凡成为已知的，就有成为自由的束缚的可能。自由就是不断扬弃过去认为是自由的、而今已成为自由的“异化”的东西而作新的创造，这就是人性或人的本质。这就是我们从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中所获得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反思录[A].康浦·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C].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Immanuel Kant.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邓晓芒.全球伦理的可能性———金规则的三种模式[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二、道德形而上学

通俗的道德哲学总是与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即使要立足于行为的动机来考察其道德意义，实际上却仍然把这种动机看作一种经验的事实。于是，人们永远可以从这种经验事实的后面假定一种隐藏更深的不道德的动机，因而否定有任何真正的道德行为；或是假定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从而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假象而沾沾自喜；而由于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事实来作最后的裁定，人们将陷入有无真正的道德行为的辩证论（二律背反）。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只有坚决把经验的事实排除在道德哲学的考虑之外，不靠举任何例子或榜样来说明道德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说道德哲学就完全与经验的事实无关了，而是说，先要把道德哲学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然后再从那个高度下降到通俗的道德哲学，重新诠释它的那些例证，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否则我们即使有了通俗道德哲学的一些法则，也不可能在日常实践中分清哪些是纯粹的道德因素。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则比通俗道德哲学的法则更高，因为它不是从经验的甚至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知识中所抽出来的法则，而是直接由纯粹实践理性推演出来的法则，因而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它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

因此康德说：“但为了在这一加工（Bearbeitung）过程中由各个自然的阶段不仅从普通的道德评判（它在此很值得重视）前进到哲学的道德评判，而且从一种超不出在摸索中用例子所能达到的东西之外的通俗哲学前进到形而上学……，我们就必须把理性的实践能力从其普遍规定的规则一直追踪到义务概念由之发源的地方，并对之作出清晰的描述。”

于是康德就从一般“有理性者”和自然物的区别出发来自上而下地展开论证。有理性者的行动与自然作用不同就在于它有意志，即它不是按照法则运作，而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这就是实践理性。但如果一种意志除了受实践理性的规定外，还受到经验或感性的“爱好”的影响（如在人类那里），这种影响对意志来说就成为偏离法则表象的、偶然的，而实践理性的规定就对它成了“命令”。命令分为有条件的（假言的）和无条件的（定言的），前者只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目的的技术性的明智的劝告，后者才是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它唯一的原则只是实践理性本身，即理性的实践运用的逻辑一贯性，它被表述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

在这里，“意愿”的（主观）“准则”能够成为一条（客观的）“普遍法则”表明意志是按照逻辑上的“不矛盾律”而维持自身的始终一贯，类似于孔子的“有一言而能终身行之”的要求。不同的是，孔子的道德律（“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立足于意志的逻辑一贯，而是强调始终不违背人心中固有的仁爱的情感。

接下来，康德从这条唯一的绝对命令中推出了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这是本章的主题，即在绝对命令的引导下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进到道德形而上学，再进到实践理性批判，也就是在上一章的基础上再次深入刻画三阶段的层次区别。最为奇怪的是，即使在本章中，康德也重复三次对这三条派生命令轮番进行了讨论，而这三次重复也不是简单重复。第一次主要是举例说明，即在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解释中都以前述四个义务的例子作为话题，相当于“通俗的道德哲学”层次；第二次则是列表说明，指出了每一条派生命令的范畴归属，相当于“道德形而上学”层次；第三次是把一切命令归结到“善良意志”和意志的“自律”，启开了“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维度，也就是对意志自由进行一番批判的考察后，将之作为绝对命令（道德律）这一“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以下试分别论列。

（１） 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这条命令与它由之所派生的绝对命令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普遍法则”变成了“普遍的自然法则”。为什么要强调“自然”法则？显然是为了普通理性能够具体理解；但由于这里不是指真正的自然法则，而只是“好像”自然法则，所以只是借用了自然法则的“形式”，因而还是从道德的形而上学层次来说明的，而不再是通俗的道德哲学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谈到过，实践理性的对象（善与恶）不可能像认识对象那样有自己的“图型”（Schema），但却可以有自己的“模型”（Typus），“所以，也要把感官世界的自然用作一个理知自然的模型，只要我们不将直观和依赖于直观的东西转移到理知自然上去，而只是把这个一般的合法则性形式（其概念甚至发生在最普通的理性运用中

但仅仅只是为了理性的纯粹实践运用这个意图才能够先天确定地被认识）与理知自然相联系。”所以下面所列举的四个例子就具有纯粹义务的“模型”的含义，康德将这四个例子按照“道德形而上学”的层次重新整理为：对自己的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完全的义务，对自己的不完全的义务，对他人的不完全的义务。所谓“完全的义务”就是绝对没有例外的义务，例如：1.不要自杀；2.不要骗人。所谓“不完全的义务”则允许有例外，例如：3.要发展自己的才能；4.要帮助别人。显然，这里前两条相当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消极的义务”，后两条则相当于前面的“积极的义务”；但前面是按先客观（他人）、后主观（自己）排列，而这里是按先主观（自己）后客观（他人）排列。因为在“通俗的道德哲学”中人们首先注意的是对他人的义务，而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更重视的是人们对自己的义务。此外，完全的义务是违背了它就会陷入完全的自相矛盾和自我取消的，如自杀一旦普遍化就没有人再可以自杀了，骗人一旦普遍化也就没有人再相信任何人、因而也骗不成人了，因此这种义务更像是一种客观的“自然法则”；违背不完全的义务则不一定自我取消，如设想一个懒汉的世界和一个绝对冷漠的世界都是可能的，但没有人能够真的“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他不遵守义务只不过是希望自己一个人“例外”而已。所以这只是类似于一种主观心理上的“自然法则”，违背了它只会导致自己意愿中（而非客观上）的自相矛盾。

无论如何，上述四个例子都证明了，从纯粹“理性”的眼光看，我们的行为及行为的意志不要自相矛盾，而是要成为普遍法则，才能够保持一贯性，这是评判一件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标准或准绳。但康德并不满足于例子的证明，他还要从中挖掘出内在的普遍联系。于是他问道：“对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来说，将其行动任何时候都按照他们本身能够愿意应当用作普遍法则的那样一个准则来评判，这难道是一条普遍法则吗？如果它是这样一条法则，那么它必定已经（完全先天地）与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个概念结合起来了。但为了揭示这一联结，我们却必须不论如何曲折地跨出一步，即达到形而上学，虽然是进到与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不同的、亦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领域。”这就从人类道德行为的“意愿”（Wollen）提升到了一般有理性的存在者的纯粹意志这一道德形而上学层次。康德在这一层次上进一步分析了意志（Wille）概念，指出既然意志就是按照对法则的表象来行动，所以它跟直接的自然因果性（致动因）不同，是一种目的行为，因而有目的与手段之分，还有主观目的（质料的）和客观目的（形式的）之分。康德认为，只有客观目的才是一切有理性者的普遍必然的目的，具有绝对价值；主观目的只是一时的欲求，只有相对价值，因而随时可充作其他目的的手段。那么什么是客观目的呢？只有设定目的的意志主体本身（而不是它所设定的任何目的对象），这种主体作为绝对的目的就叫做“人格”（Person）。这就引入了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达方式。

（２） 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在这里，康德再次引述了上面那四个例子，但说法已有所不同，即不是从行为的逻辑一贯性和不自相矛盾（不自我取消）的这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类似于“自然淘汰”）的形式规律来立论，而是从行为的目的是否能成为绝对的最高目的来立论。实际上，作为意志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最高目的，则一切目的行为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目的性，而不过是一大堆互为手段的行为，总体上仍属于机械因果性（弱肉强食或互利共生之类）。因而，要使意志行为不变质为机械因果作用，而始终是目的性行为（始终保持为意志行为），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就是与一切物性不同的人性本身。所以四个例子的意义就在于：1.不把自己的人性当手段；2.不把他人的人性当手段；3.以促进自己的人性为目的；4.以促进他人的人性为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上述第２个例子之后有一个注释：“不要以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俗语在此可以用作准绳或原则。因为这句话是从那个原则［指上述命令式］中推导出来的，虽然带有各种限制；它决不可能是普遍法则，因为它不包含针对自己的义务的理由，不包含针对他人的爱的义务的理由……最后，也不包含相互之间应有的义务的理由；因为否则的话，罪犯就会根据这一理由而与处罚他的法官争辨了。”虽然康德这段话并不是专门针对孔子的“恕道”而言的，而是针对西方和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共同具有的“金规则”而言的，但我仍然愿意提醒进行中西文化、特别是康德和儒家伦理比较的人：按照康德的看法，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只有在“人是目的”这一前提下才能成为一条道德法则，否则虽然它表面上好像具有普遍法则的形式，因而与前一条派生的绝对命令形式（使你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难以区分，但终究是没有真正的普遍性的，而会成为一种用来逃脱处罚或达到其他有限目的的工具（如说：为了你在这个集体中更好地与人相处，以免遭人唾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明智的）。道德的“金规则”变成一条功利主义的、甚至“乡愿”的规则，仅在转手之间。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它建立在“人是目的”这条原则之上，没有任何别的有限目的（哪怕是“治国平天下”之类），它也可以是道德的。这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人格和人性。

然而，康德所谓“人性”（Menschheit）并不是单指地球上的人类的性质，而是任何有理性者的一般本性，因而它并不是主观上作为人的目的，即作为人现实地当作自己的目的的对象，“而是被表象为客观目的，即‘我们能够拥有我们所愿意的目的’这一法则，它应当构成一切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性条件，因而，它必须出自于纯粹理性。”这样理解的“客观目的”就不是某个具体的目的了，而是一般地“能够拥有目的”这一“法则”，也就是意志的“立法”。所以接下来，康德就从这一新达到的高度回顾说：“就是说，一切实践的立法客观上的根据就在于使得它能够成为一条法则（但顶多是自然法则）的那种规则和普遍性形式（按照第一条原则），主观上的根据则在于目的；但一切目的的主体却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本身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按照第二条原则）：于是由此就得出了意志的第三条实践原则，作为它与普遍的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这就是作为前两条原则的综合的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

（３） 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是这样一个“理念”：“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这就是一般意志的自我立法或“自律”（Autonomie）的原则。康德指出，前面两条命令形式尽管也“假定”（annehmen）自己是定言命令，因而是绝对优先于其他一切法则和目的的，但在这两个命令式自身中并没有直接表明这一优先地位的根据何在，所以需要上述理念来提供这一根据。严格说来，这一理念并没有采取“命令”的形式（“你要……”），而是直接指陈一个事实，即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但有了这一理念，它就可以从前面的命令形式中排除各种利益的考虑，而将之变形为它自己的命令形式。如康德说：“如果有某种定言命令（即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对一切意志而立的法则），那它就只能命令说：去做一切出自他意志的准则的事，就像这意志可以同时把它自己当作普遍立法的对象那样。”（对第一条派生的命令的变形）；又说：“有理性的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自己看作在一个通过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对第二条派生命令的变形）。可见前面两个命令形式中已经暗中包含着这第三个命令原则了，因此康德在这里不再逐条讨论前述四个例子，只注明上述例子在这里也适用。所以，按你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也好，把人看作目的也好，这些命令之所以必须遵守就有了最牢固的根据。“所以意志并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则，而是这样来服从法则，以至于它必须也被视为是自己立法的，正因此才是服从法则的（它能够把自己看作这法则的创造者）。”前面的命令表达了道德法则，但并没有表明这些法则就是立法的意志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所以很容易拿另外的某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法则（如“治国平天下”，或上帝的诫命）。但普遍的意志立法这一原则就使每个意志作为自律的意志挺身而出，成为了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同时又把前面两条派生的命令包含在自身中了。所以只有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自律）才使得行动的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获得了“敬重”的道德情感。

于是康德总结道：“上述三种表现道德原则的方式根本说来却只不过是同一个法则的多种公式，它们每一个把另外两个结合在自身之中。然而它们之中毕竟有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与其说是客观实践上的，不如说是主观的，即为的是使理性的理念（按照某种类比）更接近直观、并由此更接近情感。”接着康德就从已经达到的道德形而上学层次对这三种命令形式以排列对照的方式作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再次（第二轮）阐明。他表明，一切准则都具有一个普遍形式、一个目的质料和一个包括形式和质料在内的完备规定，所以才有上述三种道德命令的公式，它们依次经过了意志形式的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如果我们想在道德评判中总是按照严格的方法行事并以定言命令的普遍公式为基础，那我们只须遵行绝对命令的经典表达方式（即“要按照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条准则去行动”）就行了；但如果我们同时还想获得理解这条道德法则的“入口”，“那么引导同一个行为经过上述三个概念，并由此而使它尽可能多地贴近于直观，这是很有用的。”这就是对这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的第二轮阐明，它摆脱一切例子而突出了三条原则的形而上学实质。

接下来就是第三轮阐明，即通过第三条原则（意志自律）来从头引导全部三条原则。如把第一条派生的命令形式归结为“一个绝对善良意志的公式”，把第二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中的“目的”归结为“不是一个起作用的目的，而是一个独立的目的……它只能是一切可能的目的本身的主体，因为这主体同时就是一个可能的绝对善良的意志的主体”。至于第三条派生的命令形式，也就是第三条原则自身，在这一轮阐明中也被引向了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的“悖论”（Paradoxon），表明正由于人性中的这一对立，人必须努力克服自然王国的干扰,自律才成为了人的一种“义务”并获得了令人敬重的尊严。

本章最后的几段文字列了三个小标题：“作为道德最高原则的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一切不真的原则之根源的意志他律”、“由他律所假定的基本概念而来的一切可能的道德原则之划分”。第一个小标题表明意志自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个先天综合命题，其可能性必须到下一章即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中去解决，在本章中则满足于通过分析道德概念而把它揭示出来。第二个小标题表明凡是不从意志自律出发而从意志的他律出发的行为都无道德价值。第三个小标题则展示了经验派的幸福主义和理性派的完善主义在道德问题上所表现的二律背反，指出他们都是以他律为基础，因而是违背道德的。但经分析而找到的这个意志自律既然是一个综合命题，它如何可能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对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批判才能说明，这就过渡到下一章。

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

Our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facing a moment of trial. Powerful protests for racial and social justice are leading to overdue demands for police reform, along with wider calls for greater equality and inclusion across our society, not least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ism, philanthropy, and the arts. But this needed reckoning has also intensified a new set of mor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s that tend to weaken our norms of open debate and toleration of differences in favor of ideological conformity. As we applaud the first development, we also raise our voices against the second. The forces of illiberalism are gaining strength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have a powerful ally in Donald Trump, who represents a real threat to democracy. But resistance must not be allowed to harden into its own brand of dogma or coercion—which right-wing demagogues are already exploiting. The democratic inclusion we want can be achieved only if we speak out against the intolerant climate that has set in on all sides.

The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e lifeblood of a liberal society, is daily becoming more constricted. While we have come to expect this on the radical right, censoriousness is also spreading more widely in our culture: an intolerance of opposing views, a vogue for public shaming and ostracism, and the tendency to dissolve complex policy issues in a blinding moral certainty. We uphold the value of robust and even caustic counter-speech from all quarters. But it is now all too common to hear calls for swift and severe retribution in response to perceived transgressions of speech and thought. More troubling still, institutional leaders, in a spirit of panicked damage control, are delivering hasty and disproportionate punishments instead of considered reforms. Editors are fired for running controversial pieces; books are withdrawn for alleged inauthenticity; journalists are barred from writing on certain topics; professors are investigated for quoting works of literature in class; a researcher is fired for circulating a peer-reviewed academic study; and the heads of organizations are ousted for what are sometimes just clumsy mistakes. Whatever the arguments around each particular incident, the result has been to steadily narrow the boundaries of what can be said without the threat of reprisal. We are already paying the price in greater risk aversion among writers, artists, and journalists who fear for their livelihoods if they depart from the consensus, or even lack sufficient zeal in agreement.

This stifling atmosphere will ultimately harm the most vital causes of our time. The restriction of debate, whether by a repressive government or an intolerant society, invariably hurts those who lack power and makes everyone less capable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he way to defeat bad ideas is by exposure, argument, and persuasion, not by trying to silence or wish them away. We refuse any false choice between justice and freedom, which cannot exist without each other. As writers we need a culture that leaves us room for experimentation, risk taking, and even mistakes. We need to preserve the possibility of good-faith disagreement without dire professional consequences. If we won’t defend the very thing on which our work depends, we shouldn’t expect the public or the state to defend it for us.

之前获奖的有：王全璋 高智晟律师， 唐荆陵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