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在这种局面中，知识分子该何以自处？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未来？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e3%80%90%e6%97%a7%e9%97%bb%e9%87%8d%e6%b8%a9%e3%80%91%e7%ab%af%e4%bc%a0%e5%aa%92%ef%bd%9c%e4%bd%99%e8%8b%b1%e6%97%b6%ef%bc%9a%e6%b2%a1%e6%9c%89%e4%b8%80%e4%b8%aa%e6%94%bf%e6%9d%83%e8%83%bd%e5%85%a8/

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一个假问题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被严耕望先生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的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都与您有着学术上的联系。民国时代史学家可谓灿若星河，与之相比，当下史学研究暗淡许多。您认为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现在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干扰。在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已达到了世界的水平。十八世纪以下，中国的经史考据异常发达，史书上称之为“乾嘉考证”。胡适把这一阶段看作是“科学方法”在学术史上的光辉时期。不过中国的科学方法是在人文研究上发展出来的，与西方出于对自然界的研究不同。但就科学精神而言，二者是很相近的，都取得了可靠的知识。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又大量吸收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史学的现代化已全面展开。由于当时学术思想十分自由，史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而且是多元化的取向，不拘一格。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多数新作品，就一目了然了。

但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唯物论、辩证法）绝对宰制了史学研究，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已成为史学家必须完全接受的“真理”。所以整个毛的统治期，史学全是教条化的东西。八十年代以后，史学一度有开放的迹象，但“六四”以后又收紧了，而且意识形态并未改变，不过史学家可以避而不理罢了。

这十多年来大陆史学家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专题研究；但他们避免涉及历史理论，尽量在比较小范围内进行具体的研究，很像清代的考证。其中尤以文本疏解、新史料考释最受重视，因为这是政治上“安全”的工作。但是在这些考证式的研究中，大陆有一部分学者又表现出另一特色，即文章的注脚中只引经、史、子、集、笔记之类原始资料，看不到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外国的研究。这一点似应注意。

端：钱穆先生晚年《师友杂忆》有言: “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您又是怎么看待“东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一问题的？

余：基本上，我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是历史常态。中国文化一向是对外开放的，佛教传来及其重大影响便是显例。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证实了这一开放的性格。记得唐君毅师曾用《水浒传》中“莫遮拦”的绰号来形容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真是传神之至。

最早欣赏西方文化的是晚清的儒家学人，如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看到英国的民主体制和重人道的司法制度，往往情不自禁地叹为中国“三代”理想的实现。到了梁启超，胡适的时代，对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新文明则仰慕得更深了。

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离合的大争论。其中有两派特别值得注意：一派是所谓“全盘西化”，即认为中国文化整个落后了，必须抛却，改从“西化”。另一派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特色，必须保存，不能因接受西方新事物而弃之如遗。

后一派当时反对者曾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其实并不确切。这里不能讨论这一争论。我只想指出，“全盘西化”确是一个过分激烈的口号，所以胡适很快便改用“现代化”来代替“西化”。他去美国演讲也一再强调中国文化中也发展出近于“自由”和“民主”的意识。撇开“体”、“用”之说不谈，中国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则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无可否认。

我抱这种看法，也有个人际遇的背景。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安徽潜山官庄镇住了整整九年，那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虽然正规教育断断续续，但仍给我最初的人生启蒙。而此后数十年在香港和美国的人生经历使我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是完全可以和西方文化汇流的。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端：在这种“党资本主义”体制下，如果此前被寄予希望的“中产阶级”无力承担起倒逼体制变迁的重任，那么对执政党审时度势、主动转型是否能抱有期待？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毛泽东的独夫统治，特别是十年“文革”造成民穷财尽的大危机。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的命运，才采用了“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新政策，结果却产生了意外的效果，重新奠定了“党”的权力基础。

端：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中国未来走向何处？在您眼中是何种前景？

余：我学历史，只能回顾过去，对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种现状进行一些反思，取得一些理解，但我没有预言的本领。何况这一问题太大，必须写专书或长篇论文才能交代，只能说几句话来表达我个人的想法。

中国的现状是将极权主义的专制发展到了最高的限度，但这一极权统治已从毛时代的苏联斯大林型转变为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型。由于这一转变，马列的意识形态已完全破产；更由于“党资本主义”使贫富越来越两极化，中共不敢再谈什么“阶级斗争”了，因此只有靠煽动民族主义激情来笼络人心。这正是希特勒走的险路。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在这一现状下，要谈中国将走向何处，简直无从说起。在眼见的未来，现状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至少三两年内还看不到。有大量的钱为运作的资源，更有无穷的暴力（如国安、警察、军队等）作后盾，“党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时还无法动摇。中共在“六四”屠杀以后的一两年间确有政治危机，但邓小平仍能得到美国一定程度的经济支持，同时海外华人（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西方等地）受中共特别优待条件吸引，纷纷借机来大陆投资，终于挽救了大陆的经济生机。危机一过，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逼使中共进行政治改变了。

自由主義思想資源的貧乏

凡是由獨裁制度轉型為民主制度成功的國家，不但有持續的組織資源的積累，還要有持續不斷的思想資源的積累，兩者的相輔相成才會造就成型的民間反對運動。而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少有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民間的思想資源遠比其他轉型各國貧乏，而且沒有持續積累。比如：蘇東各國本身就深受西歐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理論和文學藝術的傳播一直沒有中斷。更由於五十年代的解凍，蘇東各國的民間知識菁英創造出大量反對極權的經典作品，為世界政治貢獻出通用名詞。一部《古拉格群島》的思想重量，勝過中國揭露極權主義罪惡的文字的總和。「古拉格」，作為共產極權的制度罪惡的代名詞，其份量決不次於作為種族滅絕的代名詞的“奧茨維辛”。還有哈威爾給捷克總統的公開信所具有的精神深度，勝過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發表的所有宣言。

同樣，在緬甸，翁山蘇姬把兩種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資源結合起來，一是源於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權至上，一是源於東方佛教的愛、善意和非暴力的信仰，她在軟禁中寫就的《正義需要寬如來緩和》，就是兩種普世價值完美結合的經典文獻。中國的民間反對派人士至今也發不出如此高貴的聲音：「即使在被嚴格監禁的時候，我依然有辦法保持我思想的活躍。囚禁我的小屋被鐵絲網團團圍住，我整天被關在屋內。這些鐵絲網時刻提醒著我自由的可貴。像佛經教義裡所說的，障礙往往會成為有利條件，一個人只有失去自由才能激起他對自由的可貴反思。」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詞所說：在亞洲最近幾十年裡，翁山蘇姬已經成為反抗壓迫的重要象徵，成為顯示平民勇氣的卓越典範。

而在中國，50年代末的爭鳴時期，出現過諸多自由主義的聲音，儲安平和林昭的言論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抗「黨天下」的最強音。在文革中，出現過遇羅克以及更為深刻的顧准，出現過署名李一哲的呼喚法制的大字報，但是，這一切都很快就在殘酷的鎮壓下銷聲匿跡了。甚至，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都沒有成為“思想解放”運動和八九運動的一部分。直到90年代中期，林昭、遇羅克和顧准的思想資源和人格遺產才被重新發現。

進入改革時代，八九之前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主流聲音是鄧小平發動的「思想解放」的一部分，集中在真理標準的討論和重新詮釋馬列主義毛思想之上，實際上是為黨內改革派反對僵化凡是派、為爭奪意識形態主宰權而呐喊。邊緣化的聲音，先是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民刊言論，就反專制的言論強度而言，魏京生對「第五個現代化」的呼籲具有代表性；就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度而言，胡平對言論自由的激情闡述是代表作。但是，這些言論在當時被主流知識界所忽視，並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

接著，在文學藝術領域，是自我表現的朦朧詩、清算文革的傷痕文學、先鋒派的小說、戲劇、電影、繪畫、搖滾樂。傷痕文學的主流是知識份子的訴苦和自我美化，幾乎不存在真正的對文革根源的批判性揭示。青春叛逆的朦朧詩和先鋒電影曾影響過一代人的審美傾向，但是，隨著這一群體中的著名人物由地下浮上地面，這一群體的民間色彩便日益淡薄，逐漸變成了西方漢學家的謀生資源和官方作協的反面點綴，最後成為尋根思潮的一部分。

在思想領域，是關於人道主義、異化、主體性的大討論和隆隆烈烈的文化大論戰。為人道主義正名的討論，仍然以馬克思主義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支點，通過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人學」來突破階級論設置的禁區，通過對現實中人的異化的揭示來批判現存制度。哲學上的主體性，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康得的主體論和東方天人合一的奇怪混合，仍然拖著生產力決定論、社會本位論和群體主體性的沉重尾巴。文學上的主體性是借助於哲學主體性解釋藝術創作，是康得美學、人道主義、佛洛德、存在主義的大雜燴，人為組合的人格二重性理論是一種新的類型化代替舊的高大全。文化大論戰主要在新儒家和西化派之間展開，前者借助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來批判中共新傳統，並懷有一種用“東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文化狂妄；後者以自由主義為主要思想資源，借否定傳統文化和鼓吹西化來批判現實專制，但對西方文化的理解又有簡約化之嫌，還沒有對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流派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做過區分。至於直接針對現實來討論政治改革的聲音的公開化，是在「反自由化」運動流產之後才真正出現，

但是，一是改革開放使執政黨重新獲得了民意支援，二是平反後的知識分子固有的受招安情結，三是本土資源和理論準備的嚴重不足，四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五是眼花繚亂的西洋景讓人無所適從，六是靠表面的民族自傲掩蓋的屈辱和自卑，七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代替深思熟慮的原創，八是沒有個體的真誠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懺悔，九是無法實話實說的言論環境……這些深層的體制局限和精神殘缺的綜合作用，使這種具有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啟蒙弊端眾生。清算毛澤東時代的言論大都局限在推卸責任和用苦難貼金的自我美化之中，鮮有深刻的負責的自我反思；而宣導自由主義的言說更陷於遊移、淺薄和曖昧的窘境之中，激情有餘而思想不足，打擦邊球過多而直來直去太少。致力於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新儒家，無法理順傳統價值與現代自由主義之間的銜接關係，「傳統內聖」根本開不出「現代之新外王」，不經意中成了官方愛國主義的文化注腳和理論藉口；致力於反傳統的西化思潮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籠統和淺薄，也沒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表述方式。中國文化思想界當時的現狀是：啟蒙者成長的思想環境，是被鬥爭哲學和語言暴力掃蕩一空的文化沙漠，啟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啟蒙，怎麼可能在一個急需廣泛而深入的思想啟蒙的大變革時代，發動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遠見的建設性為一體的啟蒙運動！當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識和善待人性的常識在菁英階層中間還遠未得以建立之時，怎麼可能把這種常識普及到大眾水準。

因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在民眾中填補共產信仰崩潰所留下的靈魂空白的，既不是被修正的中共意識形態，也不是知識界的人道派、新儒家或西化派，而是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風靡的「氣功熱」、「武俠熱」和「瓊瑤熱」，這三者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載體，恰好與文化界的尋根思潮相互激蕩。六四後，中共全力反對西化自由化的和平演變，高舉愛國主義和弘揚傳統文化，於是，氣功熱迅速發展為90年代大規模的民間組織中功和法輪功。同時，王朔的小說和影視的風靡，以反諷喜劇的方式娛樂著政治高壓的社會，幫助人們宣洩萬馬齊喑的壓抑，在用嘲諷來顛覆中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同時，也具有著消解一切價值和理想的傾向，助長了虛無主義和玩世不恭的痞子態度。不幸的是，在王朔熱風靡的大眾傳播中，前一種傾向日漸消失而後一種傾向卻深入人心。

其實，無論是帶有迷信和巫術的性質的氣功熱，還是具有顛覆和虛無的雙重色彩的王朔熱，它們的迅速大眾化是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後的正常現象。在正義感嚴重受挫和政治激情得不到釋放的無奈之中，人們轉向強身健體和延年益壽，轉向縱欲享樂和對金錢的貪婪，也就水到渠成。拋開官方的普遍政治腐敗對社會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談，僅從民間的角度講，知識菁英沒有資格苛責王朔們和迷戀氣功以及通俗文化的大眾。讓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靈魂空白和道德糜爛負主要責任，是極不公平的。每個人都有局限，王朔們所起到的顛覆作用已經足夠，填補顛覆之後的精神廢墟的主要責任，本應該由知識菁英來承擔。但是，當知識菁英並沒有在思想上和良知上為民眾提供高品質的精神食糧之時，李洪志等人用粗俗的准宗教氣功來填補也就勢在必然。

從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於民眾精神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和權貴們對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面前，知識菁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來菁英本身的權貴化。把平民推向槍口而自己逃向安全之地，熱衷於為權貴私有化和權錢交易的腐敗辯護，卻對中共打壓法輪功和利益嚴重受損的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無動於衷，即便是關注社會公正的自由主義左翼和號稱具有堅定的平民立場的新老毛派，也決不會在現實行為中為受迫害者仗義執言。這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權力、金錢和知識之間的同謀。這樣的知識菁英群體只能是社會精神墮落的主動幫忙者或被動幫閒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良知的象徵和填補靈魂空白的啟蒙者。所以，王朔們李洪志們的名字對平民階層的巨大魅力，不僅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也凸現了知識菁英的啟蒙思想和知識品格的貧困。與其沒完沒了地譴責社會精神的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氣和負責的理性檢討知識菁英自身的犬儒化。

再回到80年代末的中國，八九運動就是在這樣貧乏的思想啟蒙和殘缺的知識品格之下開始的，自由知識份子在運動中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思想魅力，更缺乏把啟蒙思想轉化為實際行動的膽量和能力。參與八九運動的大學生和市民，其轟轟烈烈的行動留下了豐厚的道義遺產，但是在精神遺產上，參加運動的知識菁英們卻沒有留下什麼值得驕傲的思想痕跡。親歷過這個偉大運動的知識菁英，如果回頭看看自己當時發表的言論，凡是誠實的反思者都會覺得臉紅。知識菁英為這個運動提供的思想資源與這個運動表現出的道義激情、動員規模、和平理性相比，簡直太不相稱。兩者之間的巨大反差，甚至可以用渺小和偉大之比來形容。

道義凝聚力的貧困

如果沒有民間的主動而持久的反抗，即便一個邪惡制度在人們的靈魂中已經腐爛瓦解，它也絕不會自動坍塌。改變沉默大多數的冷漠、懦弱和愚昧之生存狀態，首先是菁英們要敢於打破沉默，表現出不再冷漠的良知、不再懦弱的勇氣和不再愚昧的智慧。而在共產極權制度整體破產的十幾年後，中國的一黨獨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穩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民間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間菁英階層的良知和勇氣的貧困。

非常諷刺的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為這種道義貧困進行辯護的最典型的理論，居然出自自由知識份子的筆下。他們完全不顧強大專制政權製造的政治恐懼始終在場的當下現實，完全忽視在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和從來沒有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保守主義的含義有著根本的差異，無法直接進行橫向移植。但他們偏偏要從英美的消極自由或保守主義出發，把八九運動的失敗和錯誤作為法國式積極自由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和批判，並從消極自由中引申出 「歷史的缺席權」、 「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的合理性。正是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菁英們找到了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結果是，不但對中國的現實本身缺乏有力的批判，而且使西方的英美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蒼白如此犬儒。

歷史表明，凡是已經完成社會制度和平轉型的專制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有一個持續的民間反對運動的存在。民間反對運動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間菁英的作為。一個成熟的反對運動必須造就出可以凝聚民意、喚起勇氣和開啟民智的象徵人物。這一人物，往往在投身民間反對運動之前就具有豐厚的名譽資源，他們一旦決心與專制制度決裂，以往的名譽資源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社會凝聚力和感召力，他們是道義勇氣的化身，是民間思想的源泉，也是民間組織化的核心。蘇聯轉型的完成，最初的道義象徵是持不同政見者科羅廖夫與索爾尼辛，前者是導彈之父，後者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後是戈巴契夫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接著是葉利欽退出蘇共而轉向民間，成為自下而上推動蘇聯轉型的領袖，他在歷史關鍵時刻所表現出的政治魄力和道義勇氣，使他成為眾望所歸的民意象徵。東歐諸國轉型的完成，一是得力于蘇聯放棄軍事強權對東歐的介入，二是得力於民間壓力的不斷壯大。民間壓力集團的不斷壯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恐怖政治下的道義英雄之屹立不到。波蘭有以瓦文薩為首的「團結工會」，捷克有以哈威爾為象徵人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亞洲，韓國有為反抗軍政權而幾乎喪命的金大中，南非有坐牢長達29年的曼德拉，菲律賓有以身殉難的阿基諾，剛剛出現政治和解曙光的緬甸有寧願失去自由也決不流亡的翁山蘇姬，她在演講時曾面對包圍著她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她平靜地對士兵們說：「我要感謝你們，是你們讓人民表現出了他們的勇氣。」……這些道義英雄對民間反抗力量的凝聚和動員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關鍵作用，使反抗暴政的勇氣、智慧、毅力在領袖和民眾之間形成相互激勵。

反觀大陸中國，一系列民間反抗運動和中共政權的打壓，曾給一些人提供了成為舉世矚目的民間道義英雄的契機，可惜這些人或由於道義勇氣不足或由於人格狂妄和胸懷狹窄，終難承擔民間的凝聚核心和道義象徵之重任。如果說，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人物還只是牆裡開花牆外紅，無法得到國內的民間認同，但清汙和反自由化成就的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在當時則是國內外皆知的民間英雄。八九運動更把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北京，造就了一批在國內外聲名鵲起的風雲人物：享譽世界的學生領袖們、著名知識份子們和民營企業家，黨內自由派中也出現過很有份量的趙紫陽、鮑彤和許家屯及其幕僚。他們之中的流亡者，在海外曾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甚至就是凱旋般的流亡，這在世界流亡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幾乎為中國流亡者群體所獨享。在國內被捕的政治犯也受到國內外的特別關注。

幸運的是，他們有機會也有足夠的民間資源，不僅是受行政迫害和坐牢本身的個人代價更是大屠殺的鮮血，為這些風雲人物提供了太豐厚的道義資源，八九風雲人物所享有的社會名譽就是靠民眾的鮮血成就的。對於中國的民間反對運動來說，六四後的最佳假設是：如果方勵之能夠走出美國大使館去面對中共的審判，如果大家都留下來填滿中共的監獄，如果趙紫陽能夠象葉利欽那樣公開與執政黨決裂，並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將在六四後形成多麼龐大的民間陣容，又將得到多麼巨大的國內外支援，諾貝爾和平獎也極可能授予反對派菁英中的某一位，如果這樣，既能為民間鼓起反抗的勇氣，又對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政權構成強大的政治壓力。換言之，任何一個關押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專制制度的監獄，都將成為千夫所指的罪惡象徵，也將變成一個民族道義勇氣的象徵和民間反對派的核心。

這樣的假設和期望絕非道德苛責，因為，風雲人物所承擔的道義責任應該與其所享有的社會聲望相匹配，對知名人物施以道義苛求絕非不近人情，而僅僅是社會常識而已（比如，婚外戀者比比皆是，但柯林頓就要受到社會的苛責——法律調查、國會聽證和輿論譴責）。何況，在中國，在八九運動中，知名人物付出的個人代價僅僅是牢獄之災，與老百姓已經付出的生命代價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值得炫耀，更不應該成為吃老本的私人資源，他們沒有絲毫理由浪費和揮霍這泣血的犧牲。換言之，中國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的表現，與他們所享有的社會威望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之間，出現了極不匹配的巨大裂痕。當知名菁英們不願在最恐怖的關鍵時刻為堅守道義良知而挺身而出、付出個人代價之時，民眾自然也就沒有義務對他們再寄予厚望和給予支援。名流們推卸自己的社會責任之時，也就是民眾收回給予名流們社會榮譽之刻。當國內的法輪功信徒不畏強權以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以生命殉信仰之時，他們有權利有資格要求自己的教主挺身而出，社會也有權從道義上苛責遠在大洋彼岸的李洪志。不是沉默大多數的愚昧而是少數菁英的懦弱和不負責任，成就了中共政權安然度過了大屠殺後的合法性危機。緬甸民間反對派的成功和中國民間反對派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領導運動的菁英之間的天壤之別，一位翁山蘇姬的份量勝過中國一打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

孤立無援的民間反抗

六四後，中共政權安度政治危機和全社會的道德淪喪、孤立少數反抗者和收買大多數菁英、物質上的錢包厚度和精神上的犬儒化深度、中共的金錢外交和國際社會在道義優先與利益優先之間的權衡……都在幫助欠下血債的中共獨裁維持穩定。

與此相匹配的，是中國民間反對派在道義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日益貧困，民間反對運動的愈發孤立無援和邊緣化，無法形成各階層相互聲援的廣泛動員和持久堅持，每個群體對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於這個群體的既得利益之內，各掃門前雪的自私成為目前中國的道德常態。無論是持不同政見者的上書還是難屬群體的抗爭，無論是弱勢群體的示威還是法輪功信徒的殉難，所有的民間抗爭幾乎都是孤立的，因而並不能對獨裁政權構成真正的民間挑戰。最典型的個案就是以丁子霖為代表的難屬群體、法輪功信徒的護法和弱勢群體的示威。母親們反抗暴政的道義勇氣不可謂不感人，其人道救助的成效不可謂不傑出，法輪功信徒的堅韌和殉難不可謂不慘烈，受損群體的示威更是理由充足，但是，三者只能在得不到菁英階層的廣泛支援的普遍冷漠中孤軍奮戰。

面對這樣的現狀，有人會辯護說，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只能如此。這種特殊國情論被人為地辯護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宿命。為這種可悲宿命辯護的是如下犬儒式論調：1、中共政權過於強大而民間力量過於弱小。2、現政權畢竟還在改革且創造了不錯的經濟成績。3，中國民眾的素質低，還沒有進行民主化的文化條件。4、曾經長期受窮的國人，好不容易遇上可以發家致富的機會，所以先要麵包而後要自由是理由充足的。當中國人都吃飽了麵包，自由的降臨也就水到渠成。5、現在的跛足改革是國人所能選擇的代價最小的轉型方式。6、國家利益優先的外交戰略對西方國家也不例外，在利益制約下的道義力量就會大大縮水，所以國際社會無法對中共政權形成一致而持久的有效壓力。

但是，我認為這絕非宿命（宿命僅僅是既得利益者的自我辯護，是懦弱者的無奈感和無所作為的另一種表達），而是中國民間反對派本身的貧困所致。正是這種貧困，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缺少連續的積累，致使八九運動所積累的巨大民間道義資源迅速流失；民間力量的貧困，甚至會使本來備受合法性貧困壓力的獨裁政權，在不斷的自我修補中顯得自信而穩定。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是你退我進此消彼長，民間力量長一分，專制力量就縮一分；民間力量縮一分，專制力量就長一分。每一次民間反抗暴政的行動陷於孤立無援的貧困，也就等於全社會都在參與對道義資源的變相出賣。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太多的道義資源被全社會合謀出賣。非常不幸的是，這種出賣於今猶烈。

在這一點上，我仍然堅持在《豬的哲學》中所表達過的觀點：血腥屠殺和嚴厲鎮壓只是外在原因，而內在原因則是中國自由主義菁英的道義貧困。大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道義勇氣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菁英和知識菁英，大面積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正義感、同情心和流血犧牲所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大吃人血饅頭的資本，就必然萌生一種被菁英們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佔據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最恐怖時刻，我們的道義象徵人物能夠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麽，民心就有凝聚的核心，大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菁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惟利是圖之徒。

在一個政權仍然強大的獨裁社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民間壓力，獨裁者決不會主動放棄壟斷特權而還政於民，即便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際，即便連執政黨成員都對這個制度喪失信心之時，即便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擁有比以往任何時間都好的內外環境，也無法對政治改革和制度的人性化做出真正的推動。由於民間壓力的貧困，一方面，獨裁政權可以在沒有值得重視的民間挑戰的情況下輕易地守住壟斷特權不放，另一方面國際主流社會的支援在國內外都找不到民間著眼點，只能轉而主要和獨裁政權打交道。

如果說，國內的嚴酷環境，還多少能夠掩飾可悲的現狀所標示出的國人人性腐爛的深度的話；那麽，在自由的國家裡，流亡者中堅守八九道義立場的人越來越少的事實，便從另一個角度凸現了國人精神墮落的可怕深淵。以流亡的著名學生領袖為例，除了王丹之外，我們很少再能聽到其他人的道義聲音。他們也像國內的大多數菁英們一樣，用人血饅頭作資本發大財去了，並用驚人的直率炫耀自己的無恥。六四後流亡美國的柴玲，有了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位，如今在波士頓當上了一個電腦軟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EO）。她居然毫無愧疚地把六四事件當作“一些該拋棄的垃圾。”她未來的目標是：掙足夠的錢，把中國買下來，然後用CEO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何等淺薄的狂妄心態，只有無恥和無知之人才敢如此放言。柴玲在六四之夜堅守在廣場的勇氣，至今仍令我感佩。而十三年後，她如此放言的膽量（如果那位訪問過她的Ian Buruma所記屬實），只能讓我唾棄！

好在，在國內外，還有勇士正在以勇敢的行動繼承著八九運動的道義遺產：牢獄中的民運元老徐文立們、年輕的自由知識份子楊子立們，闖關被捕的楊建利們……十三年前的激情和鮮血，畢竟顯示了普通人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在執政黨內部出現了第一位為道義而甘願放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菁英走上叛逆之路。尤為值得珍惜的是，畢竟一個個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母親們的沉睡良知，她們勇敢地站出來，以其反抗暴政的無畏勇氣和卓有成效的人道救助，凝聚成頗為可觀的受難者群體。這群普通母親們的十年堅持，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所造成的精神荒原上，為六四的偉大道義價值做出寶貴的見證。她們見證著記憶中的高貴人性對自由和尊嚴的激情。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那個血腥而悲壯的黎明，作為中華民族記憶中必須解開的悲劇之結，畢竟為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也為民間反對派提供了擺脫貧困的豐厚道義資源。如果大屠殺之後的中國民間反對運動能夠肩負起對亡靈和社會進步的負責，那麽八九運動的失敗就是悲壯，悲壯將成為滋養民間反對派的最好資源。

當獨裁政治的恐怖無孔不入之時，當恐懼感成為每個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成為一種習慣之時，讓我們記住翁山蘇姬是怎樣克服自我恐懼進而打破恐怖秩序的自述：「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作為一個沈思的從業者，我有許多打破習慣的方法。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心學」和「知行一體」而著名的哲人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國知識人大都處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狀態。在分工日趨詳盡的當代世界，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權威所左右，誠實地說出你的知。而身處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謊言所恫嚇所遮蔽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行一體，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氣，誠實地說出你的知。

這是知識分子的天職。

在中國，過一種誠實的生活，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首先需要的不是知識上的淵博，而是道義上的勇氣！

2002年5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於《民主中國》

中国鲁花集团今(16日)表示，由于加拿大不愿释放孟晚舟，因此将考虑以暂停进口加国大豆为制裁，施压加拿大，要求对方尽快释放孟晚舟，不要再成为美国的魁儡。中方亦表示：失去中国大豆市场，对加拿大豆农来说，将演变为灾难性的后果。

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称，不放孟晚舟？ 中国鲁花集团扬言不买加拿大大豆做报复。

自从加拿大法院于5月27日，裁定华为财务长孟晚舟构成“双重犯罪”标准，并继续审理引渡案后，中国就针对加拿大做出许多制裁，甚至对两名加拿大人判刑。今日中国鲁花集团宣称，有意停止进口加拿大的大豆，想以经济来制裁加国，迫使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据中国方面表示，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名大豆种植国，加国每年皆有大量的大豆销往中国，因此中国的市场养活了许多加拿大的大豆种植商。而今天，鲁花集团宣布考虑暂停进口加拿大大豆，认为此举会引发连锁效应，导致中国许多公司停止进口加拿大大豆，能够给予加拿大压力，促使加国释放孟晚舟。

据该报道称，过去中国外交部就曾批评，美国与加拿大滥用双边引渡条约，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并对中国公民恣意采取强制措施，为严重的政治操作。

中国对于大豆进口一事，之前就曾以新冠病毒为由向大豆商开刀，6月曾要求大豆商提供保证书，用以证明进口至中国的大豆没有被新冠病毒污染，但各国的政府都表示，没有证据来源可证实新冠肺炎会从食物传染给人类，大豆出口商则表示中国要他们保证无法想像的事情。

据联合新闻网说，中国6月也曾以拘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商人史佩弗（Michael Spavor），企图要求加拿大释放孟晚舟，进行人质交换，但遭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拒绝。今日中国又传出要用抵制加拿大大豆，来施压加加拿大。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716-%E4%B8%AD%E5%9B%BD%E9%B2%81%E8%8A%B1%E7%9B%B4%E6%8E%A5%E5%A8%81%E8%83%81%E5%8A%A0%E6%8B%BF%E5%A4%A7-%E4%B8%8D%E6%94%BE%E5%AD%9F%E6%99%9A%E8%88%9F%E5%B0%B1%E4%B8%8D%E4%B9%B0%E5%A4%A7%E8%B1%86?ref=tw_i

希望西方能看清楚中国企业的嘴脸，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中共的傀儡

中国副外长与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因香港问题会面，但中方与美方的表述出现明显差异。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见记录完全抹杀了美国大使的声音。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周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采取的制裁参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等措施提出了抗议。

郑泽光说，美方取消香港贸易优惠待遇，制裁中方官员，“关心的绝对不是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是妄图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郑泽光说：“我要正告美方，美方任何强加给中方的霸凌和不公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反击，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注定会失败。”

而美国驻华使馆网站周四刊登的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周三与郑泽光会面中并非只带了耳朵没有出声。他向郑泽光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侵蚀香港基本自由权的决定的深度关切，并解释总统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的细节。”

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大使解释说，拥有750万居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不再拥有足够的自治，无法为在特定美国法律和规定之下的差别待遇提供依据。”

因此，声明说，美国总统认定 “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采取的行动，在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自治。”

这里所说的中国当局采取的削弱香港自治的行动是指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重大事件。

美国政府认为，此外，“香港不再应得美国法律下1997年7月1日之前赋予其的同样待遇。”声明还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恢复香港的自由权，并避免《中英联合声明》里所保障的高度自治任何进一步的损害。”

特朗普总统在周二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使之成为了法律。此外，还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确认了早前做出的取消香港优惠待遇的决定。

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对香港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关切，尤其是对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这个法律被认为是对港人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权利的一个威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从多方面对中国提出了挑战，把它视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这种情况将随着特朗普的竞选连任之路日趋艰难而日益严峻。

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表示，美中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他问道，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两国关系还能否继续向前发展。

王毅说：“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

郑泽光告诉布兰斯塔德：“美方近日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等问题上还采取了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本质。”

郑泽光敦促美国不要“在错误道路越走越远”。

布兰斯塔德则呼吁中国保持克制，不要再做任何进一步伤害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中国和英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所承诺香港的高度自治。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ese-and-us-diplomats-spar-over-hong-kong-20200716/5505168.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掀翻小池塘 #46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你好好和他说话，他趾高气昂，你狠狠打他一顿，他立马跪下叫爹， 这就叫奴性

@掀翻小池塘 #39

中国一场饥荒都能饿死三千万。 世界屠夫大排名，毛腊肉牢牢占据榜首，无人能匹敌

@爱狗却养猫 #3

热战不可能，但禁止中共入境美国还有点可能，只是彻底冷战

https://www.douban.com/people/mackalex/status/3030601280/

貌似左中右都挺高兴

还是直接给链接吧。 可以看下转发的，里面支持的人更多。 不过也不要对川普有太高的期待

@厠所管理員 #4

他才刚刚开始开YouTube账号，但海外毕竟人少一点

U.S. Weighs Sweeping Travel Ban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The presidential order under consideration would be based on the same statute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used in a 2017 travel ban on several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a sweeping ban on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ir families,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proposal, a move tha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prompt retaliation against Americans seeking to enter or remain in China and exacerbat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he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still in draft form, could also authoriz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revoke the visas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are already in the country, leading to their expulsion. Some proposed language is also aimed at limiting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executives 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ugh many of them are likely to also be party members.

Details of the plan, described by four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discussions, have not yet been finalized, and President Trump might ultimately reject it. While the president and his campaign strategists have been intent on portraying him as tough on China for re-election purposes, Mr. Trump has vacillated wildly in both his language and actions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taking office in 2017. He has criticized China on some issues, particularly trade. But he has also lavished praise on President Xi Jinping, pleaded with Mr. Xi to help him win re-election and remained silent or even explicitly approved of the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and Xinjiang.

There are practical issues as we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92 million members. Almost three million Chinese citizens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8, though the numbers have plummeted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current ban on most travelers from China. The U.S. government has no knowledge of party status for a vast majority of them. So trying to immediately identify party members to either prevent their entry or expel those already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difficult.

The presidential order would cite the same statute in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used in a 2017 travel ban on a number of predominantly Muslim countries that gives the president power to temporarily block travel to the U.S. by foreign nationals who are deemed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2017 ban was fought in the courts and expanded this year.

Such a broad ban would be the most provocative action against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start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2018. It would further poison U.S.-China relations, eve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open clashes over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global influence have led some diplomats and analysts to draw comparisons to a new Cold War.

Officials at the White House, State Department and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over the ban. Spokesmen for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ednesday, and one for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id not return a request for comment.

Officials at those agencies also continue to debate a variety of formulations for banning Chinese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short of barring all party members, such as targeting only the 25 members of the ruling Politburo and their families.

In recent months, to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draw a distinction between party members and other Chinese, saying the party must be punished for its actions — and its global ambitions must be thwarted. They have loudly denounced what they call the evi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inting to the role of its officials in the cover-up of the initial coronavirus outbreak, the detentions of one million or more Muslims in internment camps and the dismantling of civil liberties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st Party is both a powerful and mundane part of life in China. While its leaders maintain control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hose on lower rungs do everything from supervising schools to managing neighborhood-level governance. In recent decades, many citizens joined to get a leg up in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business, academia and even the arts. Many party members do not conform to official ideology; some are Christians who attend underground churches, for example.

Many Chinese outside the party praise the top leadership but complain about corruption among local officials.

Counting party members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the ban could technically bar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s many as 270 million people, according to on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estimat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C.P. members have no involvement or input into Beijing’s policymaking, so going after the entire party membership is like China sanctioning all Republicans because of frustrations with Trump,” said Jude Blanchette, a China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Washington. “Such a move would inflam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as this would target nearly 10 percent of the entir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would do so based on blanket assertions of guilt.”

Besides the iterations of the 2017 travel b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ut in place other entry restrictions. This year, during the pandemic, it has banned entry for most citize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os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ome other nations. And last month, it blocked employment visas and extended restrictions on issuance of green cards, moves that would keep as many as 525,000 foreign workers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also announced visa restrictions on various categories of Chinese citizens. These include officials responsible for the mass intern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Muslim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Xinjiang region and journalists 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y,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canceling the visas of graduate or higher-leve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d ties to certain Chinese military institutions — the first ban on a category of Chinese students, who make up the largest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After Mr. Trump signed the Hong Kong Autonomy Act on Tuesday, the State Department was expected to propose names of Chinese officials overseeing repression in Hong Kong for visa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on Wednesday,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announced a ban on some employees of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cluding Huawei, that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to regimes engaging in human rights abuses globally.”

He added,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consider themselves on notice: If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Huawei,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human rights abusers.”

Despite Mr. Trump’s admiration for Mr. Xi, national security officials have tried to push tough policies on China that are designed to counter what they view as dangerous expansionist actions by Chinese leaders and agencies. The pandemic and Beijing’s recent actions on Hong Kong have helped push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o the lowest point in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Mr. Trump’s top economic advisers have promoted a softer approach to China, warning of further damage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falling stock markets. Those advisers and allies among American executives are likely to oppose a broad visa ban o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some of whom do business with American corporations.

A broad ban would give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powers to block top Chines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also allow the department to formalize a process by which American officials could inquire about party status during visa application interviews and on forms. Under the draft proclam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ould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carrying out the ban.

Several Chinese citizens who have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said they did not recall any questions on visa applications asking if they were party members.

Language in the draft proclamation stresses recent egregious behavior by China, in particular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Chinese state actors and so-called exit bans used by security officials to prevent some U.S. citizens from leaving China. This month, the State Department renewed a travel warning, say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ngaged in “arbitrary enforcement of local laws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which could include “detention and the use of exit bans.”

On Tuesd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reversed course on an order that would have subject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eportation if they did not physically attend classes during the pandemic, after American universities filed a lawsuit.

Still,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tood by its visa actions focused more narrowly o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with its own harsh visa actions, and even widened them to the nonrenewal of work permits for Western journalists in Hong Kong.

At a speech in Beijing this month, Wang Yi,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China, said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as facing its “most severe challenge”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in 1979.

“Some say that China-U.S. relations will not be able to return to its past,” he said. “But that should not mean ignoring the history altogether and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let alone impractical decoupling. It should mean building 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Julian E. Barnes contributed reporting.

.....

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拟议中的总统公告还可能授权美国政府撤销在美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此举几乎肯定会招致中国报复，并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15/us/politics/china-travel-ban.html

简单来说，就是上面的骗傻子，上面的人自己都不信，抛弃了苏联， 然后傻子们还在纪念十月革命

@1200073 #7

国民党当政，就不用打这两场战争。 打完后中国得到了什么？？ 打朝鲜战争送出了半个长白山，打越南前送出了夜莺岛。 真是厉害了我的赵国

1950年海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少数中华民国国军进驻该岛。1954年，根据印支和平的日内瓦协议，越南敌对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法国殖民力量在1954年8月劫持岛民71户、269人到越南南部。

1955年，解放军占领了浮水洲岛，并在该岛成立政府机关，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成为中国近代以后正式行使管辖的记录和标识。据李德潮《白龙尾正名》一文记载：“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澹州(海南澹县)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马援)。”岛上有两个村庄，大村名“浮水洲村”，小村名“公司村”。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区级行政单位——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广西钦州的“京族三岛”之一的同名岛屿白龙尾岛租借给北越[9]，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查到美国军机。1979年中越边界冲突后收回。

法国军队败走北越之后，美国填补真空，加强了在南越的军事存在，美军的飞机加强了对北越的侦查。据《叩醒中国海》一书记载 （曹保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白龙尾，‘借’给 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此岛为广西的白龙尾岛[9]。

夜莺岛于1957年秋经中共中央领导批示交给越南，并无偿给予越方固定资产合计人民币22528.74元[10]。中共上级指派马白山将军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

@掀翻小池塘 #10

中朝友谊，怎么能叫割让，这是赠送！

@小火车车 #7

因为大豆是制作猪饲料的农产品。。。看前面回复我还以为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要进口大豆之类的农产品

没想清楚就最好不要结婚

@掀翻小池塘 #4

“当然是爱国重要啊，毕竟饿死的都是穷人”

@小火车车 #11

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不差， 只是限于疫情，热情不高。 美国政府也是发钱鼓励消费。 因为美国的疫情，中国相对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也是事实。 但今年中国遭遇水灾， 后面可能还有旱灾，粮食减产比往年也更加严重， 对进口农产品需求会更大， 否则农产品供需紧张，基本消费品价格大涨，通胀会严重加剧。 美国疫情严重，但是复工还是依然在进行，由于疫情和国外需求/关税，中国现在失业率也很严重，加上通货膨胀，压力也不小。

@小火车车 #2

虽然我不知道加拿大的大豆怎么买，但中国的猪肉价格都超过美国了。 果然是中国人吃草都可以， 当然这里的中国人不包括领导人

@1200073 #28

现在那BNO的条件几乎无门槛。不过英国也就只能管到97年前出生的人。

另外， 为什么不去追究作恶的中共，反而要责备提供帮助的呢？ 这脑袋装的都是粪？

冯小刚就是龌蹉无耻卑躬屈膝的利己主义者，但还想青史留名

革命那一代人，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反右文革，活得好的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人， 思想都挺顽固的。

“叶京父亲是老革命，一辈子没低过头，抗战时候日本鬼子还给他跪过。知道叶京扔了铁饭碗，老爷子噗通给他跪下了。”

日本鬼子给他跪过？？？ 中共有几个这样的抗日的？ 里面有些戏说太滑稽了。

另外，像叶京这种要是没背景，估计严打就直接枪毙， 他们的生活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胡编乱侃 #14

胡鞭要不要参观一下劳改博物馆, 了解一下什么叫出反人类文明底线？ 啥时候对这些也能严惩不贷？？？？

https://2049bbs.xyz/t/6336

https://laogairesearch.org/%e5%8d%9a%e7%89%a9%e9%a6%86/?lang=zh-hant

@libgen #7

支持一下

劳改博物馆 – 见证中国的古拉格

本片是劳改研究基金会在2014年拍摄的介绍劳改博物馆的纪录片。从历史背景的回顾中，本片详细地介绍了劳改制度，揭示了它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纳粹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本片还追溯了劳改制度在中共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 从镇反到文化大革命 — 中的诞生。本片有力地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不仅利用劳改来维护极权独裁，还榨取劳改犯的血汗，谋取国家暴利的丑恶行径。通过一系列的个例，如张志新、吴宏达、胡薇薇等，本片又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劳改制度的具体罪恶。所有这些，都导致劳改研究基金会和它的创始人决定建立这一特殊的博物馆，作为中国古拉格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https://laogairesearch.org/%e5%8d%9a%e7%89%a9%e9%a6%86/?lang=zh-hant

美国之音独家获悉，由已故著名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创立的“劳改基金会”，经过近年一系列物是人非的震荡之后，已经重振旗鼓，并前所未有地推出“网络劳改博物馆”(Online Laogai Museum)，向全球参观者7天24小时全方位、立体地展览与“劳改”历史相关的各种证据。

“网络劳改博物馆”是一个中文和英文并行的“一式两份”的网络展览平台。这也是劳改基金会在“后吴弘达时代”的重大成果。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揭露中共罪恶的博物馆，”劳改基金会的新一届理事会说。这个博物馆如今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以网站形式把实体展览内容原封不动、甚至是绘声绘色地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负责项目策划和编辑的中国当代政治史专家宋永毅也是劳改基金会的新一届三人理事会成员之一。

他告诉美国之音，包括他在内的不到10人，亲手把劳改基金会这个劳改博物馆搬上了互联网；网络劳改博物馆是原版实体“劳改纪念馆”(Laogai Museum) 在时空上的延申，并挖掘和拓展实体版的潜力，通过文字、声音和画面，向全球参观者有深度地展示中国“劳改”的前前后后。

“它不仅可以7天24小时开放，而且，从经济效益上说，这样的博物馆还不需要雇用工作人员值班，可以省下一笔开销”宋永毅说。

记者浏览网页看到，这个虚拟网络博物馆包含了原实体劳改博物馆中所有的数百个展板、展品(照片)和视频。在这个网站里，根据原来实体博物馆的主题开发的网络展板/页面有两百多个，包括走进劳改、劳改中的酷刑、死刑和器官市场、受害者的故事和电影及视频等九大部分。每个部分都配有详实而严谨的文字、音频或视频内容作为铺陈和佐证。

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实体博物馆开张几年中，参观者的数量一直不理想。我们接手以后，从2018年10月，到今年4月因为疫情被迫临时闭馆，统计的数字显示，总共仅有296名访客，平均每个月只有17.4人。而在华盛顿特区繁华的杜邦圆环维持这样一个博物馆的开销是不小的，税务、保险、雇佣管理人员的费用还仅仅只是一部分。总之就是效益堪忧。”

宋永毅表示，能亲自来参观的人数很少，但是，通过电子邮件提出希望前来参观访问的要求却很多，甚至包括俄罗斯都有人想前来参观，大陆和台湾的感兴趣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如果要这些人专门为此前来华盛顿跑一趟也不可能，因为开销太大。于是，“觉得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

负责编辑和网站管理的杨子立告诉美国之音，他在中国曾经是专业的信息技术人员，后来因为政治问题而成了“政治犯”；出狱后致力于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维权，遭到官方“维稳”，被逼远走美国。

他说：“这是我在美国获得工作许可之后做的第一份工作。我的任务就是把实体劳改博物馆中的展板放到网上；不过，有些受害者的故事是展板中原来没有的，所以也增添了很多内容；包括语音介绍、图片集很多都是专门添加的。这样，网页上便有比较完整和连续的介绍，便于用户获得更加彻底的浏览经历。”

杨子立说，如果他选择其他工作收入可以更高，但是，他宁可在这个圈子里为网络劳改博物馆服务，为自由和人权效力。

周泽浩是美国宾夕法尼亚约克学院(York College of Pennsylvania)的研究人员，他是网络劳改博物馆英文版的全权负责人，包括中文译成英文，英文解说词以及英文配音项目。

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经历过六年的上山下乡，属于“被变相劳改”；在美国也参加过吴弘达先生主持的会议，与吴先生有过私人接触，十分认可吴先生的理念--“为那些无名无姓无声的人”发出声音。

周泽浩称，“这是一份十分有意义和特别的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深感专制社会中一些词汇的荒唐和难以想象，以及把这些词汇所包含的感觉恰如其分地传递到英文中的难度。由于要把所有受害人的经历都认真过一遍，所以，对个人而言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周泽浩说，他得以用个人的方式为这个项目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队，从事英文网页的全部翻译、录音等具体工作，并且从项目中尝试出了一个有效的合作模式，认定用自己的专长从事类似的项目让他其乐无穷。

周泽浩认为，他的技术能力正好契合这项工作的要求；他获得过英语学士、教育学硕士、图书馆学及信息学硕士，此外还拥有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

因进行重庆长寿湖右派调查、重庆土改调查，著有相关著作，并因此被这个一所大学解雇的重庆人士谭松，负责为网络劳改博物馆所有的介绍解说部分配乐。

谭松告诉美国之音：“我主要从油管的免费音乐区寻找和下载没有版权的音乐，大概为30多篇解说进行了配乐。这个技能是我当时在重庆秘密调查右派、土改时自己摸索出来的。那时，我一个人要进行采访，而且不能公开进行，要写剧本，要录像，画面、解说和音乐都要提供。除了最后的视频合成请人做，具体内容都是自己提供的。”

宋永毅说，他最初加入劳改基金会，就是为了帮助基金会做两个具体项目，一个是建立以文字材料为主的劳改数据库，共有五百多份劳改档案文件；不过，最近还要进行一次主要更新，就是再加入五十多个重要档案文件。第二个项目就是把原来的展览实物整理成为网上资料，用网络的方式来表达实体展览馆，这个相对较难，包括声音、图像，等等。这些就是现在面世的网络劳改博物馆中的内容。

宋永毅说，他是大约两年前的2018年8月加入劳改基金会的。他的前任是负责该机构日常运作、现在服务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智囊人物余茂春。

劳改基金会的现任理事之一陈奎德博士告诉美国之音：“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会是宋永毅、夏明和我三人。我和宋先生推举年轻有为的夏明担任主席，具体操作方面宋永毅先生做得比较多。由于我们都是不领取薪水的志愿人员，因而得以避免薪资问题引发外界争议。劳改基金会和博物馆的日常开销由掌控资金的‘雅虎人权基金会’支付。”

劳改基金会的理事会发表的声明说，新落成的网络劳改博物馆无论在主题之突出上，还是在内容之厚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网馆里有60部与主题相关的电影或视频，其中不少为著名的、甚至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如《寻找林昭的灵魂》(胡杰)、《夹边沟祭事》(艾晓明)、《红日风暴》(彭小莲，描写胡风集团事件)、《星火》(胡杰)、《六四事件：廣場備忘錄》(BBC)、《大堡小劳教》(谢贻卉)、《“活摘十年調查”：一個中國軍醫十年調查出活摘器官的真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前谈中国的言论自由》等等。

其次，它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劳改和中共当代政治运动的网上图书馆。每一个页面上都提供相关的历史档案和中英文书籍，读者可以线上阅读或者下载保存。它和已经建成的劳改档案数据库连线，可阅读和下载的档案文件有500多份、中英文书籍60多本，其中部分是初次上网。比较有名的包括，谭蝉雪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案纪实》、王申酉的《王申酉文集》、遇罗克的《出身论》、鲍若望的《毛泽东的囚徒》、吴弘达的《昨夜雨骤风狂》、徐文立的《徐文立文集》等。

再次，它扩充了原有的博物馆展览内容，尤其是建立了一个由150 个“受害者故事”组成的政治犯网络群像。网络博物馆在原来50人的基础上，增加了近100名新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这些人不仅有汉族，还有14名少数民族人士；有历次政治运动的受难者，也有目前正在狱中服刑者(如王怡、黄琦、郭泉等人)。这其中还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女性政治犯，不少是最近二十年内的受害者，如高瑜、张菁、孙宝强等。关于每一个受害者，不仅有他们的简单故事，还配有照片、文书和视频链接。访客不仅容易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更会铭记他们沉甸甸的苦难和抗争。

宋永毅透露，网络劳改博物馆接下来还要做一个项目，就是政治犯数据库；不过，这个数据库不是关于历史上的政治犯，而是当前在押的，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偏远地区的“政治犯”。

正如周泽浩所说， “为无名无姓无声的人发声”是吴弘达的遗产。

劳改基金会的网页说，“吴宏达1992年创建了劳改研究基金会，搜集资料并唤起世界关注中共劳改制度的严重反人权罪恶；吴宏达对中共劳改暴行的记录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并受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现身其广受关注的‘60分钟’电视节目；他的不懈努力让‘劳改’一词2003年被牛津英文词典编纂入目；2008年，他在首都华盛顿创建了劳改博物馆。2016年，吴宏达不幸逝世，劳改基金会的团队进行了调整与重组……”

https://www.voachinese.com/a/laogai-foundation-lauches-online-museum-20200714/5502818.html

文件曝光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马三家劳教所位于中国的辽宁省沈阳附近的育红区，是一所劳动教养集中营。这里也叫做辽宁省的思想教育学习班。它最初根据中国的劳教政策建于1956年，并于1999年扩建，用于关押并“转化”法轮功练习者。除了强迫劳动之外，据称囚犯们受到包括电击、灌食、长时间单独监禁，以及其他虐待。2013年，一家杂志曝光了马三家，但旋即删除了文章，因为中国政府发布了报道此事的禁令。

中国政府非法摘取和贩卖囚犯的器官

这是劳改研究基金会拍摄的一个短纪录片。它运用证据确凿的材料揭露了中国政府非法贩卖囚犯人体器官给有钱人的真相。

《活摘十年調查》一個中國軍醫十年調查出活摘器官的真相

本影片获得五次国际纪录片奖。本片讲述了中国军医耗时十年取证调查，揭开大陆活摘囚犯器官一条龙移植黑幕。本片主角汪志远曾经是大陆航空军医主任现为哈佛医学专家。

作者：令狐卿

独山县再度受到舆论关注，表面看是那些外形奇特的政绩工程，根本上还是因为清理巨量地方债的细节不甚透明，进而引发外界对民生受挤压、贫困持续恶化的担忧。

7月14日，微信公众号“大美独山”发文称，2019年以来已在整改盲目举债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烂尾工程。续建项目完工18个，在建项目32个，转建项目17个。独山县承诺严格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杜绝新上形象工程。从表态看，独山正竭力处置前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留下的“烂摊子”。

独山县作为今年3月才“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财政年入不到10亿元，但依靠政府担保，大干快上“融投建”项目欠下一屁股债务，其实在去年年初就已经被曝光。始作俑者、从江苏“空降”的潘志立也已落马，去年12月在安顺市中级法院被以受贿罪、渎职罪起诉。如何处置他烧钱举债的“遗产”，估计令继任者头疼。

这一波独山县的舆论声浪，与自媒体拍摄的一段视频有关。而自媒体关注的点也是早已报道过的，就是靠“投融建”方式拉起来的“第一水司楼”、超大型牌楼、县级大学城等政绩工程。人们诧异和质疑的是，独山县规模宏大的烂尾工程是如何落地、如何陷入泥潭的，又将如何才能“起死回生”。

在潘志立被撤职，暴露独山县大举地方债丑闻后，机构媒体对独山地方债的运作曾有一些披露。从当时的信息看，在潘志立的推动下，该县上下陷入担保举债的狂热浪潮：一方是政府担保提供“画大饼”一样的项目，另一方则由上海的基金疯狂发行。独山地方债的既遂与烂尾，是行政与金融黑洞的相互吸引。

面对新一轮舆论压力，独山县被迫做出回应，但主要还是表态，对实质内容仍遮遮掩掩。比如，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少？违约债务有没有？有的话规模是多大？独山县的财政基本就是“吃饭财政”，发完工资后所剩无几，具体要怎样“推进问题整改”，独山县给出的事实信息很少，外界仍是雾里看花。

独山地方债的“烂摊子”，不管其成因、走向，还是结果上的惨况，都是超发、滥发地方债的典型样本。政府不仅严重透支未来的财政收入，更严重透支政府信誉。如果是一般的公司，面临如此债务压力早就倒闭了。政府这么做遗留问题更复杂更严重，民生利益如何在清偿地方债的刀口上“求生”，始终是挑战。

尤其是对独山县这样底子薄的地方，民生支出本身是就低不就高，一旦进入所谓盘活地方债的进程，薄弱的财政更是处处掣肘，民生很可能不再是优先地位，或将成为转嫁地方债沉重负担的牺牲品。这一块详情如何，独山县也没有信息披露。活在地方债巨大阴影下的不只有上海滩的投机客，更有当地穷苦人。

相信潘志立的继任者、独山县新的领导团队看到了问题所在，只是地方债的窟窿过于庞大，消化起来必定吃力。而在整改过程中，究竟如何平衡“投融建”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关系，相关信息透明起来才好，起码可以杜绝外界猜疑：独山怎样才能避免在整改中继续深陷？外界不是来看笑话的，一方民生牵动人心。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独山县既要处理潘志立举债的政治负资产，还要防止类似决策失误的发生。独山县通告只是泛泛而论，“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那要如何杜绝党政一把手再搞“一言堂”，事前拍脑袋、事后拍屁股一走了之，也是需要坦承的问题。独山县在整肃政治生态，希望真的是举一反三。

总之，独山县再度受到舆论关注，表面看是那些外形奇特的政绩工程，根本上还是因为清理巨量地方债的细节不甚透明，进而引发外界对民生受挤压、贫困持续恶化的担忧。即使有上级政府帮助，独山县消化那些政绩工程的过程必定艰难。恶果已经酿成，止损只是少数，哪怕潘志立锒铛入狱，仍要记住地方债的警钟为谁而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e7%8b%90%e5%ba%a6%e5%b7%a5%e4%bd%9c%e5%ae%a4-%e7%8b%ac%e5%b1%b1%e7%83%a7%e6%8e%89400%e4%ba%bf%e7%95%99%e4%b8%8b%e7%83%82%e5%b0%be%e6%a5%bc%ef%bc%8c%e5%9c%b0%e6%96%b9%e5%80%ba%e8%ad%a6%e9%92%9f/

与其让蠢猪在台上执政，不如简单直接把钱发给贫穷百姓，效果绝对更好。 中国政府从来只考虑把钱花在形象工程，花在基建，却不敢提升百姓的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养老

共产党之于中国，就类似满清之于当时明朝

劳改： 中国秘密劳改营的悲惨历史

这是REASON TV 在2015年制作的一个短纪录片。该片运用一系列中共粉饰历史和现实的宣传画和革命歌曲开头，讽刺性地揭开这些谎言背后的真相。首先，中国的劳改营是中共建政后由苏联专家按那里古拉格集中营的形式设计建造的。其次，这些秘密劳改营的目的不仅要强迫囚犯劳动，更要对他们“洗脑”—把他们改造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最后，这些劳改营造成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劳改犯的非正常死亡。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吴宏达在片中现身说法，生动地揭露了劳改营的日常生活到中共盗卖死囚器官的罪恶

劳改的历史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全面显著提高，使“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根本就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运用，同以人民为中心是统一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党的宗旨的根本保证。

“两个维护”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两个维护”有明确的内涵和要求，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对象是习近平总书记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象是党中央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党中央的权威决定各级党组织的权威，各级党组织的权威来自党中央的权威，“两个维护”既不能层层套用，也不能随意延伸。

做到“两个维护”，要有鲜明的态度，更要有扎实的行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坚定不移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行动中去，落实到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去。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国家学说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深化拓展对党的领导的规律性认识和实践。

毛泽东同志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回顾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谱写中华民族壮丽史诗，制胜密码就是健全党的领导制度。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7/15/c_1126234630.htm

这么多年了，共产党的独裁与暴虐还没有一丝丝改变

@岁在甲子 #36

粉红的关键不在于什么制度，什么政策，他们只舔有权势的人，那么这些人天天在拿皮鞭抽他们，说到底是奴性太强

@natasha #1

哈哈哈， 别人发一贴赚五毛钱，你一回复，估计只能打个半折了

@岁在甲子 #30

一个支持中共的人来和你谈种族歧视 也是非常奇葩

@岁在甲子 #33

欧美对华人的歧视不是很严重，俄罗斯倒是挺严重， 但粉红五毛舔得特别厉害。

关键是粉红五毛压根不认同人权/平等/自由这种普世价值，又来装神弄鬼一般谈种族歧视， 也是搞笑

华为/海康威视 这些参与迫害人权的公司及其员工都应该被禁止进入美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7月15日）在国务院记者会上发表讲话，对侵犯人权的中国科技公司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讲话全文如下：

“长期以来，美利坚合众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受压迫人民的希望灯塔，一直为被禁声的人发声。我们尤其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共产党侵犯人权的行为，那属于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

今天，美国国务院即将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员工实施签证限制，这些公司为在全球范围内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12(A)(3)(C)条，如果国务卿有理由相信外国人进入美国“可能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不利外交政策后果”，则该外国人不得进入美国。”

受到今天签证限制措施影响的公司包括华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监控国家的一个分支，负责审查政治异见人士，并支持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以及被运往中国各地的中国人口中的契约奴工。华为的某些雇员为践踏人权的中共政权提供物质支持。

世界各地的电信公司应该当心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们与华为做生意，他们就是在与侵犯人权者做生意。”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员工会受到影响。华为在其网站上表示，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4万多名员工。

一天前，英国政府表示，由于担心敏感数据可能会被中共盗用，将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

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及英国首相约翰逊要求在2027年底之前将华为设备从英国5G网络中完全清除的决定时，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在让华为这次退出电信基础设施方面，“越快越好”。

华为受制于中国共产党已成西方国家的普遍共识，认为华为的5G产品对他们各自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华为一直否认他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imposes-visa-restrictions-certain-employees-chinese-technology-companies-that-abuse-human-rights-20200715/5504032.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岁在甲子 #9

你的要求太高了。

7月12日获释回到北京家中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被学校革除教职并开除公职。

许章润7月6日被四川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随后，四川警方曾在电话中告知许章润的夫人称，许涉嫌嫖娼。也有消息称，将对许章润行政拘留7天。他的友人斥责这纯粹是中共对许先生毫无下限的诬陷。

香港电台7月14日报道，许章润12日获释后接受港台采访时表示，北京清华大学以“道德败坏”为由，对他作出上述处分。许章润表示，不会追究校方有关决定，会承受、领受一切惩罚，对将来也未有任何打算。

2015年被阿里巴巴收购的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引用许章润的同事称，虽然知道他被解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但还是来得太快了，不知道如何评论。

北京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告诉南华早报，许章润被清华大学开除是过去八年来当局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清洗。这一次的处理方式是比较肮脏的。

吴强质疑，警方污名化许章润嫖娼并处以行政处罚，清华大学马上有借口开除许，以解决长期以来的棘手问题。

许章润的老同学刘苏里7月13日对BBC说，有关许“涉嫌嫖娼”只是传闻，中国警方并未正式宣布。刘苏里说，许的妻子没有见到许被带走的书面文书。

58岁的许章润被抓捕引起舆论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立即释放许章润。

许章润近年多次公开批评北京当局。他在多篇文章及公开演讲中分析中国历史及现状，抨击中共极权。他批评中共“文革卷土重来”、“极权政治全面回归”，还提出立即停止“个人崇拜”等建议，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而今年6月底在美国出版的许章润新书《戊戌六章》被认为是他被抓的直接原因。这本书一共收集了许过去3年发表的10篇文章，主要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

许章润2019年3月已经被清华大学停职与停课，并接受调查，当时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之前他于2018年7月发表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的檄文，批评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让中国向毛泽东时代倒退。

许章润今年二月曾发表一篇题为“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的文章，指责中共隐瞒、推责、邀功的体制是疫情成为灾难的真正原因。文章引起反响，许章润遭警方软禁，微博、微信账号被封杀。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leadership-critic-xu-zhangrun-sacked-one-day-after-release-friends-say-20200714/5502341.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Nakula #19

我觉得艾未未大概对一些外围不满，以及不完全认同刘晓波的理念。 但这种不同我觉得没什么。

@刷屏 #5

王朔：说中国人是猪，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事实。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个儿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焉了，别人喊的时候，丫依然埋头吃喝！

让你不当猪，你偏不肯，还问不当猪有什么好处？ 那我也没法回答

@岁在甲子 #6

“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

终有作法自毙的一天，我们等着瞧

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

"造神"运动轰轰烈烈，喉舌党媒群起为个人歌功颂德，遣词用句之酸麻，大有追上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势。习近平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要求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地产大鳄任志强随后发表评论指出:“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党媒千龙网直指任志强：＂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

现在一个诺大的政府部门也是公开指出公安姓党，那么同样的问题可以问出来： “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公安部队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赵克志以文革式的语言，阐述出了中国就是一个纯粹的警察国家，这个警察部队不是为人民而设立，不是为社会的安定而设立，而是为了中共这个党设立，为习近平为首的共匪设立， 目的就是帮助共匪控制百姓，为了共匪的绝对统治，与其说是公安部，不如说是共匪的鹰犬部。

Zenz根据对中国官方文件的分析发现，2018年，尽管该地区仅占该国人口的1.8％，但在中国所有新放置的宫内节育器中令人惊叹的80％都安装在了新疆。

今天是刘晓波离开我们三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他也获得自由有些许日子了。若他生活在拥有合理的制度的土地上，他也不会坐牢。十一年前，他为了这片土地拥有合理的制度，推广新的宪章，因此被剥夺了自由，最后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片土地上不止一个刘晓波，还有很多人，为了反抗不义，为了自由公平，让自己身陷囹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用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们祭旗，让这片土地上的十三亿人，看着追逐正义与公平的代价是如何残忍，迫使着人们沉默不语，噤若寒蝉，道路以目，不得不纵容恶，对现实妥协，对未来失望，不期待有任何的转机。国民性也是刘晓波批评的内容，他在那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可以过度强调历史文化对国民性的塑造，后来他的声音，我们就听不到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转变观点，发现这样的国民性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七十年的极权统治塑造出来的。

刘晓波对民族主义的警惕，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对知识分子不作为的痛心，他的很多理念，也许忽略了时代背景的局限性。观点可以商榷，也可以反对，但唯独不能成为制裁他的理由。他的境遇应该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言论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迫害，而是一旦为新宪法去推广去实践，极权制度立刻暴露出本性的凶残。集权体制最怕的东西，就是合法性的立宪。那意味着他们没有合法性，是非法政权。

如何正确的纪念刘晓波，我认为不该是愤怒与哀怨的诉诸民众无能，也不是凄惨悲伤的控诉与要求平反。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筹备起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性组织，与非法政权的中共在国际社会分庭抗礼。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义要建立在法理性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团结更多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共识，唤醒更多的人民，为以后的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土地上，大家承担起使命与责任。

首先，是对中共不具备合法性进行法理性的澄清。一个不具备合法性的政党，控制的政府自然不具备合法性。一个侵犯着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政党，一个控制着金融、媒体、教育、司法等重要领域的政府，一群压迫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家族及其帮闲与帮凶，是必须用法律的名义来论证他们不具备法理性的统治，才能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进行解散和清算。

其次，制定新的宪法与相关法律条例。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党不具备法理性，主动违背宪法，控制法律，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力，而且在宪法中写入对政党的拥护，自然没有合法性。对待没有合法性的宪法，只有推倒重建。晓波先生是因为新宪章而身陷囹圄，我们该继承的遗志，则是对新宪法的制定，用法理性来赋予和捍卫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也为未来中国的变革打好法理性的基础。

再次，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充分的准备。新的制度必须考量到中国的现状，以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的转型，政策制定方面必然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协与折中。我们推动社会的改变要用理性与宽容的态度，一方面避免制造多数人的暴政，另一方面拒绝新的独裁形式的诞生。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制是最不坏的政治。大陆改变政体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矛盾，我们一定要放下仇恨，依法行事，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团结更多的力量一起推动社会制度的转型。

刘晓波先生是被迫害致死的。他说自己没有敌人，并不意味着宽容。是因为残害他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这个独裁政府和极权统治的制度。他未竟的志业，是新宪法的诞生。正确的纪念他的方式，我觉得是继承他的遗志，召唤更多人来参与新宪法的制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去承担起推动社会变革的使命，让正义公平的阳光能够照耀这片土地。这该是刘晓波先生的夙愿吧，他没来得及践行理念，就为我们付出了生命。我想，苟且着的人们，唯有行动起来，这才是对刘晓波先生最好的纪念吧。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spark%ef%bc%9a%e8%af%a5%e7%ba%aa%e5%bf%b5%e4%bb%80%e4%b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