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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我觉得川普其实这么做也情有可原，他的对手拜登本身就有奥巴马助选，无论如何黑人大部分都会去投拜登的。而白人人口占美国60%以上，如果真的能成功操作起来种族对立，得到白人的支持，这波不亏的。毕竟圣母白左是少数，社交网络上大部分白左也都分布在纽约和加州，本来就不是川普的票，川普要的是中西部农业州、摇摆州的白人的票，试问他们有多少会支持黑人现在的暴动呢？又有多少甚至说会同情黑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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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

Jack W　中国劳工论坛

“在武汉……只是一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里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着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里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台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一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一记耳光。

2月1号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一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着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一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一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一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糊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制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制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制，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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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重创、处于瘫痪的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受创。全球27亿工人（81％的劳动力）受到封城或旅行禁令的限制。数以亿计的人濒临饥荒。然而，没人知道这次经济萧条会多严重、持续多久。

迅速的经济崩溃和不可预测的新型病毒使所有预测都只是初步的。即使情况发生转机，这种情况也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也要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其中最糟糕的是疫情在明年仍旧持续。

经济停顿

几个领域的经济活动已陷于完全停顿，尤其是观光业和酒店业。许多行业的投资几乎为零。全球股市暴跌逾20％。身负重债的国家正接近破产或“主权违约”。

各国政府的政策并未因为诸如2002年SARS和2008-09年金融危机的全球警讯而发生任何变化。它们的重点仍然在满足寄生性金融和股市上。债务水平与贫富悬殊均达到世界新高。福利与公共服务遭到大幅削减。就业变得不稳定且更为低薪。全球首富（亚马逊老板杰夫·贝佐斯）的财产的1%就已经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台湾：衣索比亚）1亿居民的年度医疗保健预算。

数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当前的萧条奠定了基础。IMF在1月曾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为3％。现在，它预测经济将萎缩3.3％，如果第三季度（7月至9月）封城政策继续，经济则将萎缩6％。

即使在比较“乐观”的情境下，GDP也将下降3.3％，而这意味着人均GDP下降4.5％。与2019年相比，这相当于世界上每人减少6,570港币（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或25,273新台币），对本就很贫困的人影响最大。联合国的粮食援助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直接的饥饿可能导致2.65亿人丧生。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称这将是“圣经预言程度”的粮食危机。

各领域也会出现创纪录的危机：

1.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到2020年，世界贸易将萎缩13％至32％。
2. 在2月20日至3月20日，商品价格下跌了37％，其中金属和能源价格下跌了55％。
3. 当石油没有买家、储量已满时，美国石油公司被迫向客户支付负油价。这是史上第一次。
4. 3月，830亿美元金融资本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外流到了较富裕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危机中，资本外逃是2008-09年危机期间的4倍。

全球危机

这场危机冲击了世界各地：

◆2月底的全球调查显示，有75％的公司已面临供应链中断，而其中大多数没有“第二计划”。 ◆4月7日，另一个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警告说，1.95亿工人面临失业风险，超过10亿工人将面临减薪或半失业。 ◆在非洲，80％工薪族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工资按日薪计算，而封城使他们没有了收入。 ◆几星期内，美国已有2,200万人失业，预计5月份将有5,000万人失业。他们中的3,500万也将失去医疗保险。 ◆悲观情绪也在欧洲传播。用来衡量经济趋势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3月份的26.4降至4月份的13.5。经济增长时，该指数应高于50。

世界各国政府和央行已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拯救方案。突然间，有数千亿美元与欧元首先流入大公司和大银行。但是，政府也不得不往医疗保健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并对失业者实行不同种类的补偿。这些措施的资金来源很简单，就是印更多钞票，这是统治阶级希望迫使工人和穷人在之后为危机买单的一种手段。

没有迹象表明经济会迅速反弹。我们不知道封城会持续多长时间。资本主义商业正在施压，要求松绑禁令，这有可能引发新一波感染。

受创的资本家们将复工复产，但生产量会较低。较乐观的报导称，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并运转，但是经济只恢复到先前的60-90％，意味着危机仍在持续。许多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急剧下降。

资产阶级周刊《经济学人》刊登了“企业生存指南”，对前景的不确定性、遭受困扰的消费者和新实施的健康管理措施提出警告。该杂志还预计会出现大规模破产后的并购浪潮。

帝国之间的矛盾

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危机之前就急剧升温，现在更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这情况将加剧经济下滑。恒常资本主义危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矛盾，是资本家和大公司是国家的，但是市场、资源甚至生产链都是全球性的。在19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经济危机。

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危机之前就在升级了，而这是经济复苏的另一个主要障碍。

华府和北京相互指责，称对方应该对危机负责。中美在技术、金融、电力和军事联盟方面必会走向两个平行系统。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将生产移出中国。例如，日本政府将拨款，资助企业撤回日本。

经济危机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与产能过剩。这意味着资本不能出售其产品以换来利润。资本主义下的现实是，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获得价值更高的产品。马克思解释道，这一过程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因此，工人的工资不足以购买所生产的东西。

在大多数国家，消费占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在美国，它占经济的68%，而在中国只占39%。近几十年来，信贷、债务和减税措施部分弥补了低薪。数以百万计的人现在没有工作或拿不到工资，而那些仍然有工作的人不再可以或不想借钱，这一事实意味着消费不再是经济的引擎。这样，危机将再延长。

经济萧条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荒谬和虚伪：生产武器和奢侈品的工厂没有关闭，而全球医疗设备却严重短缺。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价格也在上涨。资本主义露出出它的真实面目，这将对群众意识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和我们的国际组织ISA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一个将生产和经济朝着有利于工人、穷人和环境的方向改变的大好机会也在这场危机显现。

我们需要的不是重新启动污染工厂和生产非必需品，而是民主决策和计划。工时得以减少，工人的知识可用来将生产转型。为了终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者、工会、气候运动和社会运动必须动员起来，要求民主控制经济。

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走上不归路

抵抗，中国劳工论坛

香港的局势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中共独裁决定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这代表着当局不惜绕过香港本地的政府机构，并对香港进行直接控制。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脆弱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现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香港或许会保有经济自主，因为这对中共政权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但西方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或制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战”的发展逻辑表明，香港资本家的特权也可能会逐渐受到侵蚀。连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现在也命悬一线，说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动荡的年代。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的Jaco说：“中共国安法影响深远，甚至比去年引发大规模抗争的『送中』恶法还要严重得多。”

“这条恶法意味着中国政权要更加直接控制香港的政治、选举，还可以规定哪个程度的反对声音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颠覆国家』和『分裂国家』之类的指控来禁止囚禁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甚至以后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也可能会被入罪。”

国安法重点：

1. 中国大陆的特务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动。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国安机构”来监视和逮捕反对派。 禁止“颠覆、分裂以及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已经有类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让北京当局可以亲自执行“红线”。 当局的直接目标是要禁止“外国和外部势力活动” ，这是要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声援，但尤其是要把抗争运动中与寻求外国政府支持的势力（例如亲美和亲英团体）拿来杀鸡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结外国势力”。

2. 反对派政党和组织会越来越多地被取消选举资格。有些人可能被彻底禁止参选，特别是那些被指控为港独的人。

3. 抗议集会自由（自去年以来已一直受到打压）将受到更加严重的限制。

4. 言论自由将受到严重限制。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公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每年六四晚会之类的活动可能也会被禁止，除非在活动诉求中删除这口号。

5. 反对派会遭受更严厉的监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满目前香港的镇压和逮捕水平还不够严厉。

6. 言论审查会日益严格。据《无国界记者》报导，香港的新闻自由已从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较180个国家和地区）。本篇文章以后可能成为非法。

7. 网络也会被监控。有很多人正在抢购虚拟私人网路（VPN），以来规避政府以后可能对于互联网的监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们一小时内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销售额。

北京的噩梦

国安法的影响远远超过香港，而更是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外交实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脸欧美西方大国。这些国家在新冠肺炎爆发后，轮番指谪中共政权。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也重新点燃了中共内部的权斗危机，这使得习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现他的权威。

阅读更多➳中国：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9/12/16/22141/

习近平的举动与普京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有相似之处，当然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控制的程度是改变了。对在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新现况。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加剧各种矛盾，并引发新的危机，习近平对香港收紧权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国安法也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半自治区享有的有限民主权利的正面攻击。中共直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说明他们不再容忍立法会等政治体制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来仍然计划根据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让立法会通过本地版的国安法。通过大规模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议员资格，使9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建制派胜利的话，那么明年就会进行立法。去年区议会选举成为反政府抗争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党派全面溃败，北京的计划是避免重蹈的覆辙。全国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权不再有信心或愿意承受更多丢脸的选举失败，所以选择直接强行通过这条恶法。

中共想要扼杀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铲除香港青年对港独和其他激进思想的支持。但这条恶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适得其反，新法会导致香港社会的更多人群的抗拒，并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独思想。未来肯定将会有更多抗议活动，甚至之后几周内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示威。但同时警察暴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也会更加猖狂，以执行习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制情绪比一年前更为强大。“揽炒”（粤语，意即同归于尽）的思想即使在较年长的人群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单靠愤怒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另一条前进的出路。抗争运动中的各派都认同“揽炒”这个口号，但他们没有解释这作为斗争策略来说，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温和泛民只会说这代表要在立法会用“拉布”（冗长辩论） 等方式拖垮议会。

独裁政权最担心香港的反抗情绪会蔓延到中国大陆，并引发一场比香港更加浩大的运动。若果抗争蔓延至大陆，运动将足以推翻中共专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压就是要杀鸡儆猴，是要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权在新冠肺炎爆发最初几个月的失当、不作为、审查和隐瞒，在整个内地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动摇了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1989年危机的幽灵仿佛再一次浮现。但及后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得更加无能和强差人意，反而稍微缓解了北京方面的压力。

尽管自中国疫情的高峰已过，危机压力计的度数有所减缓，但独裁政府深知危机并没有过去。因此，习近平现在采取的许多行动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孤注一掷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还指：“中共觉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失业，出口行业的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时，中方与同样动荡不安的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危险。习近平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来分散视线，借此契机来巩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经危机可以妨碍新的大规模示威和帝国主义敌对政权的经济反击。

当局于5月21日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故意向媒体放风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让媒体于人大期间集中关注香港问题，而不是疫情和经济危机。

本身因疫情而推迟了两个月召开的两会，无非是一场个人崇拜仪式，用来盛大颂扬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今年，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盖事实真相。现实情况是，习近平政权在国内失去了信誉和支持，而在国外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对外求援”？

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重大的报复措施，例如制裁中港官员或企业。香港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寄望于此。这是一种完全被误导的观点，但也反映出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等的争斗。即使在香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不足以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第二军事超级大国。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乱的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思想的蛊惑下，民众“对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错误的方向。

香港民主斗争不应该求助于美国的特朗普或英国的约翰逊，或是那些过去一直唯利是图地支持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香港民主运动应该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国大陆的群众与国际工人阶级。尤其是中国的8亿工人阶级，他们现在是直接受到独裁暴政和恶法的压迫，同样的恶法正在要施加于香港身上。

从短期来看，中共的残酷行径会让对西方甚至特朗普这样令人厌恶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议游行中可能会出现更多英美国旗，反映出运动中意识混乱。这些幻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国安法的首要针对目标，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华势力”（即美国、欧盟等）结盟的的个人和团体，特别是那些力主游说美国实施制裁的政客。

打击和反击

习近平及其身边的人认为，国安法的制定可以杀华府和其他政府个措手不及。毕竟，因为这些国家忙于处理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北京打赌西方顶多就是发表一堆厉声严词，但不会有太多实际的行动。

《南华早报》报导，国安法是向美国“双倍打赌”：一是立刻兑现去年特朗普亲自签名通过的特别法令中所威胁对香港实施的制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个“骗子、伪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国政府陷入内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机。尽管特朗普与他的官员大声发表了各种不断升级的反华言论，但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其实漠不关心。过去是在国会两党的压力下，加上为了避免被标签成“对中软弱”，他才威胁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现在，即使是以批评特朗普见称的《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国作出回应，但这必须谨慎”。

这个大企业们的喉舌担忧如果美国政府兑现威胁，例如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那些资本家们的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根据去年通过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国政府需要审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如果国务院的负面报告导致那些优惠待遇遭到废除，香港的经济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许多企业也会如是。美国与香港之间每年380亿美元的贸易将受到威胁。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的约290家美国企业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可能会是将这个中国最自由的城市瞬间转变为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香港的利益了。”（《华盛顿邮报》社论，5月22日）

但同时，面对中国的最新举动，如果美国被视为软弱的话，那么不仅对特朗普，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地位不稳、以及共和民主两党的美国统治精英内部情绪的急遽转向，进一步促使中国问题成为所有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过去所有总统选举都会有人炒作中国议题作为选举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这一切意味着面对习近平的豪赌，美国的反应可能会比他预料的更为激烈。

如何重启群众斗争

习近平想对香港和过去一年的群众斗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会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习近平过去曾多次进行过火的举动，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大，例如“一带一路”、去年对台湾的威胁、还有2019年的送中恶法事件。

群众斗争是击败恶法的关键，但这不仅是反对国安法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重启群众斗争只是第一步，但斗争要成功的话就必须清楚知道之后的每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仅仅是号召民众上街是不够的。一场运动必须有组织和长期维持，尤其当敌人如此强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的运动，尽管规模与英勇的程度惊人，但仍然没有成功反抗独裁统治。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树立了群众抵抗的传统和象征，但运动没有成功赢得真正的让步，而中共丝毫没有停下对民主权利的攻击。

这说明必须建立更有组织、集中和政治上明确的斗争。迄今为止，群众运动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项至关重要的关键：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阶级因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传统和阶级意识，在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领导优势。虽然很多劳动人民参加香港民主运动了，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运动的主要群体，但他们只是作为个人去参加，而不是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组织势力参加。在香港，罢工这个武器并未曾以认真和有计划方法组织起来。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对于一次性的抗议是可以的，但要组织一场真正的罢工就需要计划和精心准备，需要在工作场所建立有实际的力量──具有民主会员结构的真正的工会。

美国和挪威的群众运动学者在150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知名研究发现：“产业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至少，比城市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当产业工人动员群众反对独裁统治时，民主化很可能随之而来。” （Dahlum、Wig、Knutsen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斗争必须有民主地组织起来。自发行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为了维持运动并传播到香港以外（因为仅靠香港本地的运动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协调，通过民主投票和辩论选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选来代表运动发言并明确指出其目标，以动员更多所需要的人参与。

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得出。多年来统治民主运动的泛民精英从来不是这样做的，但是虚拟的碎片化运动也不能提供这个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动员群众变得更困难以前，运动就已经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达到极限了。之后就需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新方向和组织方式。

斗争要胜利，就只有在中国引起更浩大的运动，甚至扩散到周边地区。随着国安法通过和中共对香港的直接统治，这个基本事实会更加明显。仅凭“五大诉求”这种非常有限的诉求，或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种仅限于香港的口号，难以使中国的工人看到这场斗争与自己有甚么关系，因而不可能引发一场全中国的运动。如果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不试图将他们包括在内，那他们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支持这个运动？

所以说，斗争必须转变为阶级斗争，反抗中港两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不民主，而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导致经济崩溃、住房困难、失业和数以百万计人的贫困。因此，香港的民主斗争需要超越本来有限的民主诉求（毕竟北京早就完全否决了这些诉求），而是同时涵盖其他迫切的劳动者诉求，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间禁止强制无薪假和克扣工资、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征收富人税来支付疫情的公共开支、将制药公司、银行和地产商收归民主公有，并反抗大资本家的权力。

这种将革命性民主斗争的诉求，与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性纲领，是组织香港工人（当中高达9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方法，也是向中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连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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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比大萧条还要更迅更猛。”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3月24日做出的此番评论表明，全球性事件越来越可能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通过研究并吸取上世纪30年代的教训，我们可以为其做好准备

Per-Åke Westerlund， 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ISA瑞典支部 ）

1930年代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命悬一线的十年。 倘若当年国际上存在一个强大的革命社会主义群众政党，对制度的仇恨和斗争的坚定意志定必能够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那十年间的最佳小说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书中描绘了大萧条期间一家的困苦遭遇，在通往更美好社会的漫漫长路上不断前行。

1920年代──投机和泡沫

大萧条之前的时期与2008-2009年危机的前夕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特征又在此后的十年以更庞大的规模重复著。 1920年代为大萧条奠定了基础，而1929年10月至11月华尔街的崩盘则是其导火索。 然而，在研究这些危机的过程与相似之处时，我们必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谋求全球市场和全球化生产，但资本家却是有国界的，这便是蕴含在制度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资产阶级依靠民族国家及其军队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在本国内支配工人和被压迫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驾齐驱。 同样，在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高速的全球化伴随着军事开支的持续高涨，不过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可不是个和谐的过程，它无时不刻在积累著远为尖锐的矛盾。 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当时世界上最为血腥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结束。 战争终结于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爆发，但帝国主义之间尖锐的矛盾依旧存在。 共产国际当时预测，如果工人阶级未能夺权，就会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美帝国主义在战后经济进一步增长，与其他列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整个1920年代间，全球六成的资本流动来源于美国。 华尔街成了全球金融中心，大型垄断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凭此美国的经济被视为典范。 资本主义的宣传称，不久每家每户都会拥有私家车。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豪言“战胜贫困的最终胜利”即将来临。

在一战后的欧洲，革命撼动了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为之寝食难安。 随即而来的是经济的急剧衰退，使本就沉重的战争债务雪上加霜。 通过一系列国际协定，资本家渴求的紧缩得以实施，这些就是欧盟的前身。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主张实行黄金兑现、财政纪律和独立央行。 此外，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刺激难以实现，自英国起，许多国家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以便实行财政紧缩。

资产阶级宣传说市场会带来和平。1930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本应控制住动荡的市场。

如近几十年来一样，1920年代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 在美国，工资每年增长1.4%，而股东的收入却每年上涨16.4%。 为了维持消费，分期付款就被推广开去，家庭负债持续上升。200家最大的公司拥有了69%的财富和56%的利润。

1929年──泡沫破灭

1929年的前几年，信贷和外贷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新型金融工具诞生，投资银行首度成立，制造型企业参与到金融投机当中，美国的大银行开始介入全球财务。

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对泡沫和炒股深感忧虑，却又对采取行动畏首畏尾，担心引爆危机。 这一幕在2000年代再度上映，全球各政府的行径与其并无二致。 泡沫公司引经据典，虚誉欺人，只为其高股价辩护。 从1928年12月至1929年2月，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旗下的一家公司，高盛贸易（GS Trading）的股票市值翻了一倍多。1929年的夏天，美国的股价上涨了25%。

当时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今天，资本主义媒体把市场称为一种需要善加对待的自然现象。 而在1929年，美国1.2亿的总人口中有60万人持有股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真正重要的交易者当然还要少得多。

危机率先来到欧洲，首先是1927年的德国。 但列强美、英、法拒绝降低战争赔款，依旧要求德国付战争债务，使得危机愈发升级。

经济崩溃不是单一事件，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后开始的一个过程。 美国联储局、华尔街的大银行和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 好几次危机都被宣布结束，如1930年3月1日胡佛总统所做的那样。 然而，1930年11月华尔街新发生了大崩盘，由此开启了三年的恶性循环下跌。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公园，大萧条面包线

危机蔓延

大萧条是一次骨牌效应：股市崩盘引发了恶性通缩，蔓延至生产、商品和世界贸易各领域。1929年9月至12月期间，美国的进口下跌了20%。

对于每一个背负债务的人而言，通货紧缩都有如千钧重负，或多或少冻结了新的贷款。 工业生产的下降打破了以往的记录。 在18个月里，福特公司解雇了四分之三的员工，原本12.8万名职工仅剩3.7万人，这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然而，在今天的新冠肺炎危机中，失业的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9年至1931年，美国的GDP从810亿美元下跌至一半不到的400亿美元，工资开支从1929年的510亿美元下降至1931年的310亿美元，投资几乎跌至零。

即使上述数据表明工资占GDP的比重在增加，社会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甚至出现了有粮食，没钱买的状况。

全球范围内，1931年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始了国家债务违约的浪潮，随后秘鲁、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纷纷加入了违约的行列。 匈牙利也在1931年成为第一个违约的欧洲国家，1932年南斯拉夫和希腊紧随其后，接着是1933年的奥地利和纳粹掌权后的德国。 主权违约使得货币贬值和债务减免成为可能，这让国内的资本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但对于工人和穷人而言，这只意味着更糟糕的紧缩政策。

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在任何重大的危机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日益高涨，从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甚至于一些“左翼”政党都会趋于支援“他们的”政府。

在大萧条期间，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深化了危机。 正如今日在特朗普（台：川普）的领导下，最大的经济体一马当先，有比以往更大的空间我行我素，却依旧无法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1933年，美国的新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出席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时候，声明每个国家都应各自处理本国的经济──货币、债务和赤字。 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外汇风险是其致命弱点。

查理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撰写的大萧条史中写道，这意味着在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中“群龙无首”。

现在臭名昭著的美国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包含了2.1万个关税条款。 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此迅速扩散：“加拿大优先”成为了该国胜出选举的口号；英法两国收紧了殖民帝国内部的贸易联系；德国与匈牙利及巴尔干诸国成立了帝国马克集团。

1931年1月的世界贸易额是29.98亿美元，两年后下跌至9.44亿美元。 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至24%，在德国甚至超过了30%。

小罗斯福

小罗斯福在位总统的任期往往被错误地授予了解决危机的殊荣。 事实上，罗斯福采取了一些资本家厌恶的措施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前一时期的投机、债务和泡沫。 可是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改变体制，而是如他对自己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拯救私人利润的体制”。

然而，这一情形也与今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那些私有化的主张者，压缩公共部门的辩护者和削减公债的支援者，无一例外跪倒在国家的脚下乞求获得拯救。 商界欢迎政府的干预和支援，赞扬修建桥梁和道路的决定，也为其他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手段喝彩。

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 为了支援政府，防止来自下层的行动，采取和强调的措施都是“有力而果断”的。 罗斯福就特别重视制止1934年美国的罢工潮。

在罗斯福的新政下，失业者的数量从1500万下降至900万，许多新增的工作岗位都只有最低工资，除大企业外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到了1937年中旬，美国的产量恢复至1929年的水准。 工人的斗争使得工资上涨，也因此带动了消费。 但在193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二，经济的新一轮急剧衰退随即而来。 紧随危机后的是生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举例来说，棉花的价格下跌了35%，橡胶下跌了40%，那些靠商品赖以生存的国家受到了打击。

1937-1938年的危机证明新政远未解决病笃。 体制的潜在弱点不断引发新的危机。 尽管如此，也只有美国这种体量的经济体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尝试新政。 在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把国家的权力拱手相让与独裁者甚至法西斯主义。

一个国家的表面获益仍然是全球体系的损失。 从来就没有“全球力量”或合作，也不靠金德尔伯格等人所解释的“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只有在军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生产才得以恢复。

阶级斗争和革命

1920和30年代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是极度迂回曲折的年代。 在深刻地分析这段时期，为劳工运动及其政党提供具体建议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托洛茨基，他领导了俄国革命，却被斯大林独裁政权清洗并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依照马克思的观念，阐述了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经已无法发展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而且，解决资产阶级和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将引致国际社会主义，这是向前进步的必由之路。

尽管苏联出现了斯大林（台：史达林）式堕落，但战胜沙皇和资本主义的记忆犹新。 与银行和其他资本主义机构一样，建制政党也被危机削弱，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激进化和斗争的爆发。

在美国，危机初期时工人们被震撼住了，但此后阶级斗争于1934年迅速增长。1934年，15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洛杉矶时报》甚至称三藩市的一场罢工为“共产主义叛乱”。 由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和起义是工人组织的典范。 反抗强迫迁移和失业的委员会不断扩张，员警也对工人毫不手软，大规模镇压工运。 静坐罢工始于1936年，次年便增长至477起。1935年新成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1936年其成员爆炸性增长至500万人。

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和群众斗争，法国和西班牙于1935-1936年首当其冲。 当时在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导致了毁灭性的失败。

正如在1933年，尽管已有群众政党和有组织、甚至是有武装的工人阶级，他们也未能阻止希特勒掌权。 这彰显出一项重要且决定性的任务：建立能够取得胜利并废除资本主义的工人组织和政党。

大萧条后和今天

在经历了大萧条──经济上的失败，对法西斯主义的尝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之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强化──资本家不得不用民主为自己涂脂抹粉。 他们被迫委曲求全，例如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一些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放弃殖民地（尽管仍保留经济上的束缚）。 许多如股市、银行、金融业务等机构压低了姿态。 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这些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

然而，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激进化、阶级斗争和殖民地革命，然后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加上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这些无不致使资本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对工人和福利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 他们看似胜利了，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化。

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迎来其尾声。 我们将看到资本家的让步和攻击、刺激和紧缩交织在一起，他们在新的危机中比2018-2019年更加趋于民族主义。 即使许多国家的斗争水平和阶级意识尚低，但这场危机仍将使群众普遍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远未被击败，只是尚未组织起来。

1930年代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废除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将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存续下去。我们在 这场新危机期间的任务便是要建立起这样的党组织、运动和国际组织。

阅读：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全球化的终结-大萧条的教训” 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世界萧条时期：1929–1939年” 利奥·胡伯曼（Leo Huberman）：“我们，人民-美国的戏剧”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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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沙士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症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佈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覆。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症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症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症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佔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佈無症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徵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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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加入工會，組織起來抵抗剝削！

帕沙與抵抗，社會主義行動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沙士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台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衝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著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倖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衝。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著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鉤」。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著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鉤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制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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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差别对待，如同7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又或是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是公然的种族主义

帕莎，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的抗争运动争因疫情而暂时减少。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运动自去年6到10月数百人上街的高潮，早已逐渐走下坡。加上缺乏清晰的方向，运动必然地出现疲惫。要维持并整合足够强大的群众抗争力量来对抗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独裁政权，运动需要有组织、民主架构、且最重要的，就是向中国工人阶级输出革命的策略。缺乏这些元素的情况下，运动在11月开始出现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我们就曾经警告过种族主义情绪有机会萌芽，并会破坏运动。不幸地，如今这个威胁正逐渐成为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初，由于香港政府拒绝采取任何有效防疫政策，新成立的医护员工正发起罢工，要求全面封关。

另一边厢，号称“黄店”（支持反政府运动）的光荣冰室贴出告示，称其员工“只懂广东话和英语”，而拒绝接待任何说普通话的顾客。其后，餐厅再次澄清欢迎台湾人。换言之，语言问题是假命题，实际上剑指中国大陆人。

号称“黄店”（支持反政府运动）的光荣冰室贴出告示，称其员工“只懂广东话和英语”，而拒绝接待任何说普通话的顾客

中国人不等同于中共

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差别对待，如同7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又或是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是公然的种族主义。但是在香港，光荣冰室的举动却得到了许多支持民主运动的民众所支持。霎时间，其他“黄店”皆纷纷仿效，有些更以防疫为由，直接告示“恕不招待大陆人”。然而后来疫情在欧美全面爆发后，亦不见得停止招待西方人士，可见防疫问题也是个假命题。

固然，我们理解这种情绪源自于香港人长年遭受北京的打压。但中共政权与广大中国大陆的民众并非一样的，实际上中国广大劳动者与香港人一样都是中共压迫的受害者。

然而，右翼本土派一直试图将中共与中国人混为一谈，煽动所谓的中港族群对立。

至于香港这些支持民主运动的“黄店”，以疫情为由无差别针对中国大陆人，实际上与西方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民粹、将亚洲人与新冠病毒等同起来无异。美国媒体报导在过去几个月间，美国亚裔人遭受更多的种族歧视，包括语言侮辱乃至严重的暴力攻击。

关于这次疫情，港台媒体，尤其是香港反建制阵型，都会使用“武汉肺炎”来指称这个疾病。很多人为了抗议中共而拒绝使用“新冠肺炎”一词，更提出西班牙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作为例子。

但是，以某地域来命名疾病的做法已经被今天的科学界所摒弃。世卫于2015年更改疾病命名标准，避免使用特定地域或社群，并指出如“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名称会造成“负面后果”。当年的决定，是受到了中东国家的压力。而西班牙把1918年流感称为“法国流感”──该流感其实不是源自于西班牙，而是因为当年该国没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未有军事审查，因而成为了第一个允许媒体广泛报导疫症的国家。至于2009年爆发的H1N1猪流感，也没有因其源自美国而被称为“美国流感”。

种族主义如病毒

如同病毒一样，种族主义歧视并不会只侷限于特定族群。种族主义源自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贫穷、房屋短缺与经济危机。在中国大陆，针对湖北和武汉人的地域歧视也是非常严重，亦因此最近爆发多次抗议。尤其是湖北人感受到最大的压力，在寻找工作或旅行到其他省份时往往会面对更大的困难。

至于香港的泛民主派，基本上悉数屈服于近期升温的排外情绪下。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希望在9月立法会选举捞取更多选票而向当前的排外情绪屈服，甚至妄图在这个不公平的选举游戏中击败建制派。他们非但没有谴责公然种族主义的“黄店”，民主党早前更迫使该党中委蔡耀昌辞任所有党务，原因是他对于光荣冰室等黄店的种族歧视，要求平机会主动调查。

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主义，因为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倒台。独裁专政是需要被打倒的，历史上从未有专制政权可以被成功“游说”改变其统治手法。因此，只要中共一日在位，香港就不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让步。

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我们必须完全抵制任何种族排外主义的情绪，并且提出中港两地群众的共同立场：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等等。反之，种族主义一旦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植根，只会分化中港两地的劳动群众，甚至可能把大陆人推向独裁者的怀抱，或者在两个烂选项中不站边。因此，唯有拒绝种族主义，香港革命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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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友对华裔在欧美社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义愤填膺，但如今他们正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非洲人

马加烈 中国劳工论坛

在中共政权严防境外输入新冠肺炎案例之际，居于广州的非洲侨民遭遇歧视。4月初，在未经确认是否感染的情况下，多名非洲人被逐出公寓、酒店、餐厅和商店，或遭执法人员粗暴对待及被强制隔离。即使有缴交租金，一名尼日利亚留学生仍被赶到街上。一间麦当劳贴出英文公告称“即日起不准黑人进入”。有执法人员在带走隔离3名尼日利亚公民之时没收了他们的护照。相关影片和言论传入非洲社交平台后引发众怒。

中共政权正对付来自特朗普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就新冠肺炎爆发的起源带来的压力，而广州发生的这一系列反非洲人的歧视行为发生在中共政权所处的高度敏感时期，在几个非洲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对。对于歧视事件，肯尼亚外交部“正式表达了关切”。曾借由疫情提议遣返中国公民的肯尼亚议员库里亚（Moses Kuria），此时呼吁在中国的肯尼亚国民返国。尼日利亚下院领袖格巴贾比亚米拉（Femi Gbajabiamila）于11日召见了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当场向周平剑展示非洲侨民遭遇广州执法人员不当对待的影片。加纳、塞拉利昂丶塞内加尔与非洲联盟亦先后就事件发声明或传召中国大使。

为了避免伤及同非洲国家关系，进而伤害自身于非洲的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反应迅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日回应称，中国政府对歧视性言行零容忍。《环球时报》国际版撰文称“所谓对非洲人的虐待是西方挑拨敌意的陷阱”、“（在新浪微博）180个帐号因煽动人群歧视而被禁言关闭”。13日，中国麦当劳也就分店歧视黑人事件道歉。

中国对黑人的歧视

针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在中国并不少见。无论广州的事件爆发前后，新浪微博不乏“你们（黑人）本来就是垃圾”、“野蛮人只服打”等贬低黑人的评论，并指责反对种族歧视的人是“圣母”、“白左”。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thews）评论道：“中国网友对华裔在欧美社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义愤填膺，但如今他们正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非洲人。”3月，《纽约每日新闻》报导，短短一周内针对华人和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攻击在美国已有600次。种族主义并没有自动随着大流行的蔓延而抬头。正是资本主义政府在其（由病毒触发但并非由病毒引起的）经济崩溃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使群众起义的幽灵在游荡。这些政府（例如特朗普政府）和亲资政党正在用种族主义转移群众愤怒。

资本主义发展之初，殖民者就利用种族主义伪科学合理化自身的殖民统治，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种族主义也在今天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分化被统治者、转移群众视线，因为他们的制度已陷入历史性危机。可负担住房、体面工作、生活工资和优质学校的缺乏，正是种族主义思想的温床。种族主义政客将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和少数族裔，分化工人阶级、阻碍他们联合找出根本问题。当今中国对非洲人、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与欧美对中国人的歧视一样，也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相对贫穷者的内建歧视密不可分。香港的反中国内地人情绪也是如此，指责内地人是“蝗虫”、在窃取香港的资源、为强化中共独裁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基于在海外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考量，中国政府对在华留学生实施了一些“超国民待遇”，而这也反过来激化了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情绪。

社会主义者呼吁中国人、非洲人与其他受压迫者（包括所在地区的本国基层民众）团结对抗种族主义，联合斗争反对资本家及其政府，正面对抗种族主义仇外势力。在当下疫情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当资产阶级政府在各国实施的政策最终使工人和穷人买单最多的时候，上述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我们正在努力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令种族主义不再有生长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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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差别对待，如同7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又或是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是公然的种族主义

帕莎，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的抗争运动争因疫情而暂时减少。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运动自去年6到10月数百人上街的高潮，早已逐渐走下坡。加上缺乏清晰的方向，运动必然地出现疲惫。要维持并整合足够强大的群众抗争力量来对抗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独裁政权，运动需要有组织、民主架构、且最重要的，就是向中国工人阶级输出革命的策略。缺乏这些元素的情况下，运动在11月开始出现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我们就曾经警告过种族主义情绪有机会萌芽，并会破坏运动。不幸地，如今这个威胁正逐渐成为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初，由于香港政府拒绝采取任何有效防疫政策，新成立的医护员工正发起罢工，要求全面封关。

另一边厢，号称“黄店”（支持反政府运动）的光荣冰室贴出告示，称其员工“只懂广东话和英语”，而拒绝接待任何说普通话的顾客。其后，餐厅再次澄清欢迎台湾人。换言之，语言问题是假命题，实际上剑指中国大陆人。

号称“黄店”（支持反政府运动）的光荣冰室贴出告示，称其员工“只懂广东话和英语”，而拒绝接待任何说普通话的顾客

中国人不等同于中共

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差别对待，如同7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又或是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是公然的种族主义。但是在香港，光荣冰室的举动却得到了许多支持民主运动的民众所支持。霎时间，其他“黄店”皆纷纷仿效，有些更以防疫为由，直接告示“恕不招待大陆人”。然而后来疫情在欧美全面爆发后，亦不见得停止招待西方人士，可见防疫问题也是个假命题。

固然，我们理解这种情绪源自于香港人长年遭受北京的打压。但中共政权与广大中国大陆的民众并非一样的，实际上中国广大劳动者与香港人一样都是中共压迫的受害者。

然而，右翼本土派一直试图将中共与中国人混为一谈，煽动所谓的中港族群对立。

至于香港这些支持民主运动的“黄店”，以疫情为由无差别针对中国大陆人，实际上与西方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民粹、将亚洲人与新冠病毒等同起来无异。美国媒体报导在过去几个月间，美国亚裔人遭受更多的种族歧视，包括语言侮辱乃至严重的暴力攻击。

关于这次疫情，港台媒体，尤其是香港反建制阵型，都会使用“武汉肺炎”来指称这个疾病。很多人为了抗议中共而拒绝使用“新冠肺炎”一词，更提出西班牙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作为例子。

但是，以某地域来命名疾病的做法已经被今天的科学界所摒弃。世卫于2015年更改疾病命名标准，避免使用特定地域或社群，并指出如“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名称会造成“负面后果”。当年的决定，是受到了中东国家的压力。而西班牙把1918年流感称为“法国流感”──该流感其实不是源自于西班牙，而是因为当年该国没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未有军事审查，因而成为了第一个允许媒体广泛报导疫症的国家。至于2009年爆发的H1N1猪流感，也没有因其源自美国而被称为“美国流感”。

种族主义如病毒

如同病毒一样，种族主义歧视并不会只侷限于特定族群。种族主义源自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贫穷、房屋短缺与经济危机。在中国大陆，针对湖北和武汉人的地域歧视也是非常严重，亦因此最近爆发多次抗议。尤其是湖北人感受到最大的压力，在寻找工作或旅行到其他省份时往往会面对更大的困难。

至于香港的泛民主派，基本上悉数屈服于近期升温的排外情绪下。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希望在9月立法会选举捞取更多选票而向当前的排外情绪屈服，甚至妄图在这个不公平的选举游戏中击败建制派。他们非但没有谴责公然种族主义的“黄店”，民主党早前更迫使该党中委蔡耀昌辞任所有党务，原因是他对于光荣冰室等黄店的种族歧视，要求平机会主动调查。

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主义，因为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倒台。独裁专政是需要被打倒的，历史上从未有专制政权可以被成功“游说”改变其统治手法。因此，只要中共一日在位，香港就不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让步。

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我们必须完全抵制任何种族排外主义的情绪，并且提出中港两地群众的共同立场：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等等。反之，种族主义一旦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植根，只会分化中港两地的劳动群众，甚至可能把大陆人推向独裁者的怀抱，或者在两个烂选项中不站边。因此，唯有拒绝种族主义，香港革命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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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并非出于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统治阶级所煽动，来对其底层分而治之

新冠病毒危机在全世界引发了一阵种族主义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种族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统治阶级害怕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存亡威胁。这曾在1930年代的欧洲发生过。还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亚洲，当西方殖民势力利用种族主义来分化革命和反帝运动，譬如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当时华人成为了针对目标。种族主义并非出于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统治阶级所煽动，来对其底层分而治之。

右翼媒体的头条就是例子，譬如法国 “黄祸警戒”、澳洲“中国学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这样的种族主义政客有意使用“中国病毒”等词汇，来试图转移民众对于他处理疫情无能的愤怒。自疫情爆发之初，亚裔人就面对了更严重的语言或身体攻击。在法国，发生了一连串针对韩裔、菲裔、华裔的种族攻击事件，引发社交媒体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断转发。今期《社会主义者》会有一连3页的专题，讨论种族主义对香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威胁，与探讨与之对抗的方法。

停止种族主义！

问：为什么我们警告种族主义会破坏群众斗争？

答：因为种族主义是奴隶主和独裁者的意识形态。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利用种族主义来攻击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来分化并破坏工人、女性、少数族裔权利的反抗斗争。美国右翼政客现在借助反华人的种族主义作为工具来进行全球帝国主义的权力斗争，而这与保护香港、台湾，甚至是该国的阿拉巴马州（当地右翼刚提出法案试图禁止堕胎）的民主权利毫无关系。

问：反大陆人情绪是种族主义吗？

答：是。种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形态，并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党是一个右翼联盟，他们将危机归咎于外国人和欧盟。但这个政党最初被称为“北方联盟”，并反对意大利南部人的权利。在印度，穆斯林被当局严重歧视，但是在种族血统上他们与印度教徒没有分别，只是他们的祖先在几百年前皈依了另一个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虫论”，其实就类似于中国大陆那些大汉民族主义者针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清真”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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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需要建立强大的民主工会，在80年来最大的危机中捍卫就业职位、生计和生命

李甬　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下已渐陷入萧条，各行各业均惊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众除了要应付卫生防疫用品的额外开支，还遭受到企业资本转嫁损失的双重打击。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较去年同期下跌44%，属香港史上最惨重的单月跌幅，而机场三月的载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时，饮食业、旅游业、以及被勒令停业的一众行业工人，面对行业萧条，雇主首先选择的是将损失转嫁往工人身上。综合不同的调查显示有40-60%的工人面临失业、无薪假、冻薪减薪等打击。而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的调查指，有88%的中小型饮食业雇主正考虑裁员或结业。

不幸的是，这只是危机的开始。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几星期内跌入史上最快的经济衰退。大部分经济学家现在预计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将会发生，意味着经济将会严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啸情况更恶劣。香港的经济极度依赖外来贸易及投资，意味着将会面临重大破坏。

“共渡时艰”不过是空话

对于被迫放无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经被迫放假达三个月之久，部分工人耗尽积蓄后只得借贷渡日，政府于财政预算案中所计划向全民发放的一万元现金迟迟未落实，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况亦不容乐观，裁员的阴影依然笼罩头上，且几乎都面对着减薪和冻薪的压力。资料显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当于一下子减薪20%，调查显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层工人平均面对约8-12%的减薪幅度，41%的工人被冻薪。

更甚者，部分企业甚至开始温水煮蛙地进行裁员。根据《苹果日报》报导，湾仔会展自2月起已从不同部门逐步裁员百人，即便员工主动提出减薪和无薪假等仍然被裁，员工批公司假仁假义，以分阶段裁员减低工人的不满。老板将会用任何手段将危机带来的负担转嫁给工人，唯有在每间企业和职场组织强大的工会组织才能捍卫我们的权利！

同时，香港各大地产商面对各界要求减租或免租的诉求，一律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事实上，在众多商户结业潮下，坚持不减租只会令退租情况加剧，令地产资本的实际损失更大。然而，地产商不愿减租的实质理由并非担心租金收入的损失，而是由于减租会直接令物业的估价下跌，造成账面上的捐失。

可见，无论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机，还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业与员工共渡时艰”不过是一句空话，面对经营困难，资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牺牲员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谓“抗疫基金”政策同样令人啼笑皆非，首轮基金的发放早被视为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无助于纾缓工人压力。而第二轮抗疫基金的计划发放所谓的薪资补贴，漏洞百出，条件仅仅是要求申请补贴的雇主不得裁员，但对于无薪假式申请补贴后减薪却无任何规管。劳工及福利局长罗致光更称这“并非漏洞”，故意放任资本家合法地进一步捞取本应发放予工人的津贴中饱私囊。

面对这场世界大流行的严重瘟疫，政府根本对工人的困难漠不关心，一心只在乎为财团输血。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比1930年大萧条更恶劣。疫症是加快整个制度进入空前危机的催化剂，但危机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制度依赖政府不断注入债务“吊盐水”续命，并使多数人生命更不受保护。工人阶级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反抗。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立即向财团开征“防疫税”，直接资助补贴基层工人。于疫症期间，商舖及租户全面冻租，及视情况减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医院的投资，并将私院的资源收归于公共民主控制底下。保障民众的生活优先于财团利润，拒绝冻租的大业主和地产商，立即将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制。抵抗资本主义的疫苗是具战斗力的工会运动，而一个新的工人政党将可以组织群众斗争，以捍卫就业、生活水平并争取建设优良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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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Jones（ISA俄罗斯支部）

红军：前进，前进！

数百万人丧生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布尔什维克主张俄国退出这场屠杀。但是国际统治阶级不同意，试图让俄国屈服。新的苏维埃政府试图履行其诺言，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中抵挡了德国的威胁。但几天后，协约国便对苏维埃发动了入侵。因此当时必须成立一支“工农红军”，而列宁说服托洛茨基领导这支军队，因为这对于革命是生死攸关的。

1918-20年间，年轻的工人共和国被十几个资本主义列强的军队入侵，这段内战的历史充满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的壮举。这个时期塑造了一批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不过，是托洛茨基在领导这一空前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为了对抗强大的白军骑兵，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骑兵队。他的口号“无产阶级，上马！”像野火一样在群众中间蔓延开来。

约4万名前沙皇军官被招募入红军成为中央军事干部。为了监督他们，政治委员被委任进部队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些高级军事专家会搭配两名工人进行监督，这两名工人带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的直接命令，无论白天黑夜，决不让那些军官离开自己的视线。

两年间，托洛茨基著名的列车驰骋全国各地，为各地前线提供支持，鼓舞逃兵返回部队，并解决各种问题。其中一个惊险的时刻是在彼得格勒。红军阻挡不了白卫军尤登尼奇（Yudenich）的突击队。季诺维也夫偏头痛地躺在沙发上，无能为力。他已经做出了投降交出彼得格勒的决定。幸好托洛茨基的列车及时赶到，并领导这座城市的防御。最后红军打败了尤登尼奇，革命的心脏得以保存。

1923到1927年：左翼反对派

在关于托洛茨基这个名字的诸多毁谤中，有一种说法是托洛茨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斯大林上台，另一种则说托洛茨基也是个渴望权力的人，如果由他接任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甚至有人说托洛茨基会比斯大林更糟。

官方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说托洛茨基是个自满、渴求权力、虚伪的小人。那些都是完全捏造的。托洛茨基对怯懦或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懒惰从不容忍，也从来不会在那些亦敌亦友的人或政敌背后使阴谋诡计。如果他觉得一个人混帐，他就会当面骂他混帐。以下是托洛茨基的伴侣纳塔利娅·塞多娃（Natalia Sedova）描述过一次这样的遭遇：

“你知道，在我们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前两三个月，政治局有很多激烈的会议。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们聚集在我们的家中，等政治局开完会，列夫·戴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托洛茨基本名）和皮达可夫（Pyatakov）回来，好了解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其中一次，我们实在等不耐烦了。会议一直延长。最早回来的是皮达可夫，我们等著听他会说什么。他什么话都没说，脸色苍白，耳朵发烫。他情绪很激动。他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一口。他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说：『我就站在最前面。我从未见过那种情况！』然后列夫·戴维多维奇进门了。皮达可夫转身跟他说：『你为什么对他（斯大林）说那种话。你的舌头怎么了？他永远不会原谅您，或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听说列夫·戴维多维奇骂斯大林是『党和革命的掘墓人』……列夫·戴维多维奇没有回应。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必须讲真话。”

做出这些暗示的人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他们不只是把托洛茨基看成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把他看成一个单独的个人。仿佛单凭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转历史的潮流。

当然，他不是孤身一人。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阻碍著斯大林的反革命。其中许多人都是革命的先驱，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跟斯米尔诺夫的才智，有皮达可夫的组织才能，有萨普罗诺夫的阶级直觉。他们全都团结在左翼反对派（1923–27年）的纲领下。这个纲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甚至连列宁去世前都时常写信批评斯大林和得势的官僚阶层。列宁于1924年初去世，斯大林甚至利用他的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左翼反对派反对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提出了五个要求：

左翼反对派要求提高苏联工业化的步伐，将新经济政策置于计划的控制之下，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并加强工人阶级的作用。当时，布哈林只同意一个依靠市场机制的“计划”，他呼吁农民“致富”。斯大林嘲笑左翼反对派的想法，说修建聂伯河水电大坝就好像农民买留声机而不是母牛。与此同时，工人的工时被增加了，伏特加也回到了商店架子上（此前布尔什维克曾经进行过少喝烈酒的宣传）。

左翼反对派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共和国的联邦。斯大林只提出在一个强大中央下的有限的地方自治，因为这种方式比较容易统治。

左翼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有理有据地提出如果不就分歧进行广泛的讨论和辩论，那建设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但对于依靠官僚作风、特权和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得势的斯大林派来说，这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左翼反对派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它已经实现了一切可能。他们的口号变成了“一国社会主义”。

最后，其他国家的革命党把苏联视为坚强的后盾。左翼反对党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十月”战略，特别是阶级独立的策略。但是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皈依了孟什维克的“阶段论”：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然后再社会主义。或是，首先脱离殖民，然后再社会主义。

但是，斯大林这些想法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方针；而要作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发展。

托洛茨基强烈批评了1925–1927年间斯大林（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提出的自杀政策。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等于把共产党在政治上缴械。而后来，国民党清党，对共产主义者展开了空前的屠杀。

因此，大家都应该记住，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不仅是理论上的分歧，还有俄国、中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和其他无数革命者的鲜血鸿沟。

在1920年代，内战和破坏使俄罗斯筋疲力尽，工人阶级受到严重损失，俄罗斯农业国家的落后地位日益突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也造成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强盛起来的官僚机构接连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控制权。即使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没办法孤身抗衡革命的退潮。左翼反对派知道自己胜利的机会不大，托洛茨基本人也明白。1928年12月16日，流放中的他致函苏联中央委员会：

“人各有志。你们企图扩大敌对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我们也清楚自己的职责，定必会奋斗到底。”

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主导的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德国共产党（KPD）自我孤立于社民党（SDP）的数百万工人支持者。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官僚根本不理解德国情势，更不用说给劳动人民一个明确的政治领导。德国共产党错过了1920年代的革命机遇，成就了希特勒上台的条件。托洛茨基一直努力争取德国共产党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因应反法西斯斗争中把各种工人群众党派团结在一起合作战斗的需要。托洛斯基解释说，为了对抗法西斯，不仅有必要与社民党基层党员们并肩作战，而且还必须与社民党高层提议合作，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会找任何借口拒绝。托洛斯基在《德国革命和斯大林主义官僚》（1932年）中详细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对抗它。

但是，德国共产党拒绝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是向社民党发表了最后通牒。共产党要求社民党以接受共产党领导为前提一起战斗。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吸引到社民党工人群众的信任，反而用这种最后通牒要求把他们赶走了。局势变得更加险峻时，共产国际的战术也更加“激进”起来。德国共产党甚至与纳粹合作反对社民党，因为据说“社会法西斯主义比公开法西斯主义更危险”。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共产党领导层还自欺欺人地表示，下次选举共产党人赢定了！看到斯大林主义者毫不抵抗就放弃德国，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已经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并提议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苏联是什么，它会走向何方？

《被背叛的革命》，与他之前所有成就相比仍然可能是托洛斯基最重要的著作。1936年他发表本书，分析甚么是斯大林主义及怎么与之斗争。托洛茨基在这里厘清了许多在1920年代尚不明朗的问题。

他说，斯大林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的驱动力是党内和苏联的一部分官僚阶层。这些官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以前依附于一个阶级，革命以后又依附另一个阶级。由斯大林派单方面发起的内战剥夺了工人阶级各种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由于革命和内战后工人阶级精疲力尽，农民对年轻工人国家的巨大反动压力以及德国革命的失败等等原因，从革命家堕落成的官僚阶层与野心家们便设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托洛茨基用1789至1794年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类比。他说，始于1923–24年的反革命倒退，可以类比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政变。热月政变不是一场典型的反革命运动，而是革命从激进倒退成中间派，再倒退成保守。这样的政变巩固了新统治阶层的地位。但是，这个“阶层”只能依赖革命的成果才能生存，也就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这个政权必须为了自身利益，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和捍卫计划经济。

于是，苏联维持了一个工人国家的表面形式，但实际上是畸形的。所以说苏联是一个“堕落工人国家”。在这里，本来的统治阶级（工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无产阶级专政被歪曲成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为了夺回政权，无产阶级需要对斯大林主义展开一场政治革命（不是社会革命），以恢复工人民主。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迫切的需要。因为托洛茨基预测，为了维护其特权，这个政权迟早会需要着手恢复资本主义。

第四国际

在二战前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需要非凡的勇气。从1939年创建的时候起，新的国际就必须面对各种强大的敌人：斯大林主义、无牙老虎的社民党、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法西斯主义。新的国际成立时有大约3千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1940年托洛茨基被谋杀后，经历了战后经济繁荣的艰难时期。第四国际的一部分人提出了错误的政治观点，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否认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推动力的角色。1989-91年间，苏联集团瓦解，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整个左派和国际工人运动都迷失了方向。工人国际委员会（ISA前身）在此期间始终相信工人阶级，捍卫著托洛茨基的遗产，耐心地在各国建立了第一批干部和组织。现在，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开始，世界正在变得激进。ISA有充分的优势利用这一机会，并正在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设新的革命社会主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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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7日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的140年诞辰。他与列宁共同领导了俄国革命。ISA俄国支部的Rob Jones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他的一生

Rob Jones（ISA俄罗斯支部）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的特务拉蒙·默卡德（Ramon Mercader）用一把冰锆，把流亡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杀害在家中。这场刺杀标志了斯大林和他的同党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革命家、与老布尔什维克们赶尽杀绝的血腥阴谋，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即使已经离开人世，托洛茨基也继续令统治阶级恐惧。美国国务院甚至不允许他的遗体埋在其领土上。于是托洛斯基的遗体在墨西哥供世人瞻仰五天。在此期间，有三十万人前来哀悼。他们是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赤脚无产阶级、是来自耕地上的农民，来自这个仍然对墨西哥革命记忆深刻的国家。当时，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对这名来自俄罗斯的流亡革命家发放签证的国家。

至死忠于他的阶级

托洛茨基的生与死既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和悲剧，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他直接参加了当时的主要事件，即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正是1917年这场革命撼动了整个世界的根基。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期间，他都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与红军的成立密不可分，并指挥红军打赢了俄罗斯内战。

革命是潮起潮落的。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不仅要看在革命高潮期间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革命退潮时的行为。在反动和镇压的黑暗岁月里，许多革命者被屈服在沙皇、斯大林或法西斯的手上。甚至俄国革命的传奇英雄们，如斯米尔诺夫（Smirnov）、斯米尔加（Smilga）、穆拉霍夫斯基（Mrachkovskii）、穆拉洛夫（Muralov）、谢列布里亚科夫（Serebryakov），甚至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ii）等等，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岁月里，他们被迫（至少是在口头上）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斯大林使很多人屈服，但他无法降伏所有人。数以千计的革命者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沃库塔（Vurkuta）监狱营及斯大林的卢比扬卡（Lyubanka）政治警察总部牢房里牺牲。托洛茨基是其中一位至死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自己遭到谋杀之前，他的哥哥、妹妹和妹夫、第一任妻子、两个孩子及他们的四个伴侣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当然，更不用说其它的许多同志和战友了。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个人痛苦，托洛茨基至死仍然忠于工人阶级。他不仅拒绝承认斯大林集团的权威和指控，还用理论厘清了斯大林集团的夺权，并提出一个同时与资产阶级、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真正的政治纲领。

即使在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里，托洛茨基对未来还是充满乐观的。在1940年2月的遗嘱中，他写道：

“在我懂事以来的四十三年中，我一直是一名革命主义者；其中的四十二年里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如果我的人生能够重来，我当然会尽量避免重复各种小错误，但是我不会更改我人生的主要方向。我想以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绝不妥协的无神论者的身份死去。我对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比起我年轻时不仅毫无磨灭，甚至更加坚定。” “娜塔莎刚从院子走到窗边，把窗户开得大些，好让我的房间透气。我看到墙脚下的鲜绿色的芳草，墙上方的晴朗的蓝天，到处都是阳光。生活是美好的。愿子孙后代们可以清除一切邪恶、压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

1905年与不断革命论

托洛斯基将一系列的思想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器库中，直到今天仍然有效。这些思想与托洛茨基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洛茨基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不断革命论》至今仍是最鲜为人知的，而深入了解的人也很少。其实，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最初所提出的思想的延伸。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大意上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概念。他们可能从哪里听说过封建制度应该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资本主义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负责掀起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负责掀起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第一波革命浪潮动摇了俄国，这次革命是1917年的彩排。托洛茨基第一时间就赶回了俄罗斯。他后来描述了十月份的大罢工：

“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不是农民的零星暴乱或知识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动，是工人的罢工，第一次让沙皇跪下。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展示了他们不容争议的存在……。如果俄罗斯年轻的无产阶级可以如此强大，那么更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该要多强啊！” ──《我的一生》

托洛茨基根据1905年的经验指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以混合而不均（combined and uneven）的方式发展。当技术较落后的社会进步时，他们不会重新发明电报，而是购买已经制造好的智能手机。他说，在西方压力下，沙皇没那个功夫去按部就班发展工业，而是会直接建造巨型工厂。

但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更强大的帝国主义老板”做靠山，却往往过于软弱，无法作为独立的进步力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642–1651的英国和1789–1794的法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应该去领导民主斗争，并且同时，作为民主斗争的一部分，更进一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改变而斗争。

当时立宪民主党党魁自由派帕维尔·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对于这个纲领感到震惊。是他首先将那些支持这种做法的社会民主党人称为“托派份子”。

如此一来，托洛茨基已经预测了1917年革命的发展方式。他的主张在今天的拉美、亚洲、非洲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仍然绝对有效。但是，很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不接受这套方法。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早已成为那些有斯大林主义劣根性的共产党的标志。即使在今天，那些有着政权的“共产党”仍以建设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为主要任务，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限推迟到未来。

1906年9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52位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在沙皇法院被控组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无视律师的建议，展开了后来使他成名的出色演说，他在法庭上捍卫了苏维埃的政策。因此，他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但不久便从那里逃亡到国外。

1907到1916年：反动与战争的年代

所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的失败给这个党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许多成员离开了并再也没有回来。接连的失败导致党支部的数量下降了十倍，许多支部甚至由政府的卧底所领导。

很多孟什维克提议建立一个“广泛的合法党派”，要求解散地下党部。这些孟什维克支持先过渡到资本主义，然后再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在党内掀起了一轮派系斗争：布尔什维克、前进派（Vpered）、托洛茨基的组织、孟什维克、取消派（liquidationist）、犹太崩得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孟什维克使得情况更加恶劣，这一局势使列宁忧心忡忡。这也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分歧最大的年代。

1912年8月，托洛茨基试图组织一个联盟，以团结各种派系。但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拒绝加入，托洛茨基发现自己跟孟什维克站在一起了。他后来意识到这个尝试是徒劳的，他解释是因为他对于妥协的热衷，以及他那时致命地相信，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各派会重新合并在一起。

1927年，托洛茨基多年的秘书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在病重自杀前给托洛茨基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描述了他怎么看待列宁和托洛茨基早期的关系：

“我从未怀疑您指出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您知道，自《不断革命论》发表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您左右……1905年开始，您在政治立场上一直是对的。我经常告诉您，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在1905年的时候，是你而不是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临死的人是不会撒谎的，所以我现在向你重复一遍……但是您经常会为了寻求同意与妥协而放弃自己的正确立场，您高估了这种妥协的价值。这是错的。”

1912年8月以后，托洛茨基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到那年年底，托洛茨基已经抛弃了对这种联盟的幻想，于是自己也就退出了。此时，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矛盾纠纷爆发了巴尔干战争。托洛茨基以《基辅思想报》的战争记者身份前往巴尔干半岛。这次经历使他对民族问题得到宝贵的了解。他在这里遇到了罗马尼亚革命家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后者后来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和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战友。

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地区的经历对他帮助甚大，不仅在俄国内战期间，而且在1920年代初期与斯大林就高加索自治权问题上的可耻且错误立场进行辩论时。在1930年代，他又重新就芬兰、西班牙和乌克兰讨论了民族问题。

齐美尔瓦尔德宣言

1914年，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更严重的分歧。很多社民党决定在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支持自己的国家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几天之内第二国际就分崩离析了。只有少数革命家始终忠于自己的阶级。托洛茨基当然是其中之一。

1915年，他是齐美尔瓦尔德反战会议的38名与会代表之一，并负责撰写了宣言。此后，托洛茨基和列宁缓慢但稳定地靠近起来。在巴黎，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带有强烈反战情绪的文章《我们的话》。后来有人在法国的俄罗斯士兵手上搜出这篇文章的印刷品时，已经被驱逐到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又立刻被指控是“德国特工”并驱逐出境。西班牙人将他押解给葡萄牙当局，而葡萄牙把他塞进驶往美洲的船上。

1917年：不断革命的实践

1917年俄国再次爆发革命。列宁迅速于4月返国。而托洛茨基三月份就离开纽约，却被关进加拿大的集中营里，直到五月份才获释。但是，一旦回到俄国，他和列宁便成为了紧密的盟友。

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里发起斗争，反对以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倾向时，他知道他可以依赖托洛茨基的最真诚的支持。加米涅夫此时声称列宁已经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列宁在返回俄国时发表《四月纲领》，呼吁党组织停止支持临时政府，并且呼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立场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在1917年7月的黑暗时期里，布尔什维克遭到诽谤，因而不得不转入地下。当加米涅夫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中，当暴徒在街头搜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时，基本上只剩下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但他公开宣布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并于同一天被捕。列宁写道：“从那天起，就没有任何人比托洛茨基更称得上是布尔什维克了。”

9月，他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并且被全党接纳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在十月革命中，托洛茨基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主要组织者。

孟什维克领导人费奥多尔．丹（Fyodor Dan）指责该起义是一场阴谋。托洛茨基这样回应：

“正在发生的是起义，而不是阴谋。群众起义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们凝聚了工人和士兵的革命能量。我们公开打造了群众起义的意愿。我们的起义取得了胜利。然而现在他们告诉我们：拒绝胜利，达成协议。要和谁达成协议？你们这些可怜的人，你们已经破产了，你们的戏份已经结束了。滚进历史的垃圾桶里吧，从现在开始那就是你们注定的归宿！”

技术社区最新研究显示V2Ray的TLS流量可被简单特征码匹配精准识别。此问题是由V2Ray客户端带来的，未开启 AllowInsecureCipher设置的客户端将会带来 100% 的识别率。

• 可访问此地址了解更多：https://github.com/v2ray/v2ray-core/issues/2509

此特征可能被GFW利用。为尽量保障线上服务的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下线多数节点的V2Ray协议服务（仅保留Trojan协议）。少量节点继续支持Trojan、V2Ray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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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所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较之“洋务派”、“维新派”更高的历史层面上,更全面、更彻底的崇洋媚外。

白人至上，上等人。西方科学，民主，文明。

中国人奴隶，奴才，下三烂，废物垃圾。中华封建，落后，反动统治，愚弄人民。 西方白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华是黑暗的，万恶的，吃人的。

对西方白人至上那是一个跪舔，吹。

结果是，“国际歌”响彻中华大地，造反有理，杀杀杀，杀出个东方红，太阳升。

人民币上毛东东…笑眯眯。

荒谬绝伦。

中国发病之初，大量病患到死未登记在确诊病例内，其原由其实可以理解，即医疗系统崩溃，在无法检验无法收治的情况下，尸体就必须火化。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各国也有发生。

然而人们要求的，不过是一个真相。即便是政府承认他们在抗疫之初指挥失当，无法确切统计人数，也算一个交代。

在民主国家，这种问责是必须的，就算内阁政府自己不做，在野党和媒体也会紧咬着不放。

在中国，不要说发声，记忆都变成了一种罪。

回复被折叠 如何评价2049bbs用户mimi0123自称老子？ https://2049bbs.xyz/t/3107 @一只鹿兒 #16 滚回姨葱粪坑好么？老子一生反姨葱。姨葱管理员都应该被支共活捉发配夹边沟。姨葱最好立刻被支共捅爆。 mimi0123 at 2020-02-21 19

@碧游宫 #34

哈哈哈，别用自己代表了中国民众。 你说的是中共的走狗，不是中国人，谢谢

#美国暴乱# 今晚的湾区，示威者堵住了101南向的出入口，警察101 South的高速公路上，貌似没有暴力烧杀，被堵住高速口而上不去101的车辆排成了长队。附近的居民正在从窗户观看，视频来自Twitter KQEDnews #旧金山进入紧急状态#

周日早上在Bay Bridge 海湾大桥的入口处，示威的人群屈膝跪地并高喊 “Hands up, down shoot!” #美国暴乱# 周日白天旧金山的示威游行还是平和的。但是夜幕降临，收到各种alert，他们正在向居民区蔓延开来

视频来自Twitter KQEDnews。

男孩抗议中被射杀，警车冲撞示威民众，记者中弹被捕…，白宫遇袭，特朗普曾被特勤局紧急送往一个地下掩体…，怒火在美国蔓延，燃烧。

霉霉说得好：

“在你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一直在煽动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的火焰，你居然还敢在威胁使用暴力面前摆出一副道德优越感“。

白人至上，种族歧视之恶果。

白人至上论罪该万死！

@李五毛 #29 你歇斯底里个鸡巴啊，蠢材

五年来，美国黑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日益提高，不断坚决地抛弃“非暴力主义”，开展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的武力抗暴斗争。

一九六三年，二十五万黑人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自由进军”，还是属于“非暴力”的范畴，到一九六四年七月爆发了纽约市哈莱姆区的黑人用石块、棍棒和燃烧瓶作武器同数千军警连续搏斗六昼夜的斗争，揭开了美国黑人大规模武力抗暴斗争的序幕。自此以后，美国黑人的武力抗暴斗争就如燎原烈火，烧遍了美国。据美国资产阶级报刊大大缩小了的统计：一九六四年美国有十五个城市爆发黑人的武力抗暴斗争，一九六五年有九个城市，一九六六年迅速发展为三十八个城市，一九六七年一跃而为一百二十八个城市，到今年上半年扩展到一百三十一个城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一九六五年在洛杉矶的瓦茨区，一九六六年在芝加哥，一九六七年在纽瓦克和底特律爆发的黑人武力抗暴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黑人们高呼：“要站起来战斗，不要跪着求生！”充分显示了美国黑人的大无畏战斗精神。

今年四月，黑人牧师、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被美帝国主义者所暗杀。这一事件，进一步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一场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的抗暴斗争新风暴。黑人们高呼“拿枪上街的时候来到了”，到处袭击法西斯军警，焚烧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商店，把反动的社会秩序打得稀烂，使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底特律、巴尔的摩等大城市，都陷入一片混乱。黑人武力抗暴斗争的这种蓬勃发展，吓得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一再惊呼，“非暴力主义路线完蛋了”。

……

但是，无论是暴力镇压，还是政治欺骗，都无法阻止滚滚向前的黑人抗暴斗争的巨浪。今年四月席卷美国一百二十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怒潮刚过，今年夏天克利夫兰等地又响起了黑人抗暴斗争的枪声，而且就在克利夫兰和格里这两个由美国反动统治集团安插了黑人市长的地方，爆发了最激烈的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克利夫兰市的黑人用机关枪等武器在通宵的激战里，击毙反动警察三人，击伤十九人。这表明黑人在不断提高抗暴斗争的水平。

美国黑人在政治上加速觉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把黑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联系起来，其中有些先进分子逐渐开始认识到，必须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制度，否则黑人就不可能获得彻底解放。”

1968年4月16日【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节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8C%81%E7%BE%8E%E5%9B%BD%E9%BB%91%E4%BA%BA%E6%8A%97%E6%9A%B4%E6%96%97%E4%BA%89%E7%9A%84%E5%A3%B0%E6%98%8E#%E5%86%85%E5%AE%B9

在中共全國人大28日通過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決定後，一波「表態潮」已經開始。香港前特首、現任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臉書公開點名匯豐銀行，指匯豐利潤主要來自中國，但迄今卻未對國安法表態。

梁振英表示，匯豐銀行董事局和高階管理層幾乎全部是英國人，「在政治問題上，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着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2,600多名香港文化演藝界人士和近110個團體29日也發表聯署聲明，「表示充分理解維護國家安全對香港至關重要，支持全國人大關於港區國安法立法的相關決定。」

報導稱，近110家參與聯署的團體包括：香港影業協會、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香港中華攝影學會、香港舞蹈總會、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等知名團體，基本涵蓋香港各領域文化演藝團體。

參與連署的香港文藝界人士包括：成龍、譚詠麟、曾志偉、惠英紅、莫華倫、林建岳、霍啟剛、鄺美雲、汪明荃、鍾鎮濤、苗僑偉等。

梁振英29日在臉書點名匯豐銀行的這篇貼文說，「我們把反對派中的港獨、恐怖分子、暴徒和其他人士區分看待，同理，西方國家要所謂經濟制裁中國，我們既要還手，也要把外資包括幾家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有重大業務的英資區別看待。」

「在中國收回香港過程中，部分英資做了不少背棄香港的事，回歸後，中國政府寬宏大量，既往不究，有些還繼續享受特權，匯豐銀行是其一。」

梁振英表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資源是市場，而中國包括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之一。一個多星期過去了，匯豐銀行還未就國安法表態，英國政府跟着美國政府走，匯豐會不會跟着英國政府走，是需要我們高度關注的。」

梁振英指出，「中國和香港都沒有欠匯豐，匯豐在中國的業務，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銀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英國要和中國較量，持有匯豐戶口的特區政府，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工商界，尤其是人大代表、各級政協委員要馬上自保，避免成為類似華為一樣的人質。」

梁振英這篇貼文最後表示，「我們要讓英國政府、政客、匯豐這類的英資機構知道which side of the bread is buttered（編按：意指匯豐必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特朗普把美中贸易逆差与“强奸”相提并论

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战参选人特朗普再次就美国对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提出批评，并首次以“强奸”一词来形容中国对美国贸易的支配优势。

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特朗普说，“我们得转变这点。不要忘了，我们有王牌。我们就像被人抢劫的猪仔存钱罐。我们手上有王牌，我们对中国有很大力量。”

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一事上，特朗普指出，“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而这正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特朗普是周日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举行竞选集会时，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与“强奸”相提并论。

特朗普之前也曾指控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具竞争力。在周日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首次以“强奸”一词形容他所称的中国对美国贸易的支配优势。

但特朗普强调，他本人并非对中国生气，而是不满现今美国领袖极度无能。

2011年，当特朗普在走访新罕布什尔州一家防务制造商时，声称“中国正在强奸这个国家”。在周日的竞选集会上，他还表示，中国在贸易上“谋杀”美国。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5/

来源：端点星404之声，https://twitter.com/voiceof404

今天是 #陈玫、#蔡伟 被北京公安指定监视居住第44天。两位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在工作之余，疫情严重之时，参与志愿救助工作，保存疫情资料信息，却被寻衅滋事秘密关押。他们并没有被蛊惑，他们只是选择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

2020.4.19~2020.6.1 四十四，44天。

@霏艺Faye #6 之前有个帖子，相似的话题，你用离散和连续变量问题回答我的时候我没有回复，抱歉。这里回复吧。

计量经济学大量使用的回归模型，其中固然有以离散变量为因变量的情况，但也有很多连续变量为因变量的情况。对于价格、货币量等，由于其属于存在零点、单位等距的变量，所以用连续变量建模往往是更合适的选择。随便举例，计量经济学101，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经典假设，误差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再回到价格的问题上来。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讲，决定实际价格的因素，只有供给和需求，与货币量、货币单位（整数小数）无关。

例如你举的例子，彩票2元1张，猪肉是20元1斤。这意味着买家愿意付出1张彩票10倍的购买力去购买1斤猪肉，同时卖家愿意以卖出10张彩票的价格出售1斤猪肉。猪肉之所以价格是彩票的10倍，是被猪肉市场（往往是完全竞争市场）和彩票市场（一般是寡头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决定的，体现的是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达到的均衡。而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曲线，长期来说并不受货币量影响，所以相对价格，也不应该受货币量影响。

假设原本工资是2000。因此，当货币供应减少为1/10时，工资为200，猪肉2元1斤，此时彩票不可能维持2元1张的价格。假设彩票仍然2元1张，由于人们的需求曲线没有改变，彩票的需求量会大幅度减少，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去买彩票，因为他们的工资只有200，花2元钱，他们宁愿去买1斤猪肉而不愿去买1张彩票；彩票的出售方于是会选择降价，将价格降至利润重新达到最大化的水平，也就是猪肉的1/10价格。

其实，这里猪肉是2，20，200，2000都无所谓。这不是离散值连续值得问题，而是货币性质的问题。**货币依托于实体经济，不能本末倒置。**正如货币发行量加大时货币的名义面额可以无限扩大，货币量极度紧缩时，货币的名义面额也可以无限缩小——例如已经存在的角、分之下，大可以再设厘、毫、丝、忽、微。你所说的“物价存在最小交易单位，并且是整数”在现实和理论上都并不成立。

小科普：美国从4月5日以来，所有的新冠确诊和死亡都包括疑似案例（CDC：“U.S. COVID-19 case counts and death counts include both confirmed and probable cases and deaths.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vid-data/faq-surveillance.html）。这个操作到目前为止都争议很大，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对新冠疫情态度分裂的又一来源。

我个人赞成将疑似的案例记录下来；可以说明是疑似，但从科学和社会角度，都值得记录。美国中国皆然。

你最近在补动漫吗？(^_^)

@李五毛 #29 分裂就分裂呗，大陆是个挺可怕的地方，强行合并在一起，香港人只会受到大陆人的侵害。

这是一份中国版的疫情讣告。与《纽约时报》版不同的是，名单中的逝者都没有被统计在官方疫情通报的死亡病例中，Ta们有着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却因医疗资源紧张等原因，其死亡证只能以“重度肺炎”、“病毒性肺炎”、“呼吸衰竭”等死因归档。Ta们不在官方的哀悼话语内，因此更需要我们去记录、书写。铭记，是为了不重蹈覆辙。

另外，逝者名单仍在收集中，请大家帮忙分享海报至墙内平台，感谢！

*请点击此处下载高清海报。

来自Matters

@碧游宫 #18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个体和集体利益冲突的问题，不要给我们偷换概念。煽颠罪是一个口袋罪，说白了就是任何政府不喜欢的事情都可以随意入罪。这么个破烂玩意在你嘴里怎么变成对集体有益的了？如果一个国家需要以大多数人活在恐怖之下作为代价，这个国家就应该灭亡。

唉，顾城是真有才，可是性格也是真悲剧。他的妻子，更悲剧。

随意用病理学来揣测不太好，但我始终怀疑顾有自闭症和抑郁症，而且没有遇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也没有接受恰当的治疗。

顾的一生，执着于追求没有阴霾的光明、不会逝去的至美、和无条件的爱情。有这种愿望没错，但一个人如果完全被直觉和本能所引领，挺危险的。

“我希望

每一個時刻

都像彩色蠟筆那樣美麗

我希望

能在心愛的白紙上畫畫

畫出笨拙的自由

畫下一隻永遠不會

流淚的眼睛

……

她沒有見過陰雲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顏色

她永遠看著我

永遠，看著

絕不會忽然掉過頭去

……

我想塗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畫滿窗子

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

都習慣光明”

多美的句子。怀着追求真善美愿望的人，很难不被触动。想到他的一生，又难免唏嘘。

trojan-qt5还是不稳啊，求速更新。

我是一个。

讲顾城感情纠葛的文章：https://kknews.cc/news/gp3bq8y.html

顾的感情生活就是一团浆糊。他和妻子的关系早就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两个人却都没有能力解决。他的情人，反而是那个聪明果断的人。

顾的性格确实很特殊，他本身也极可能有心理问题，但他面临的困境在很多依赖性关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偏执，嫉妒，冲动，怨怼，自怜，期望和失望，自虐虐人，患得患失，等等。

爱情，如果让人变得越来越偏执、越来越痛苦，尤其是，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不要也罢。

还是西部世界坚挺靠谱！一分价钱一分货！加速度虽然便宜，但是终于顶不过这次墙升高，已经跑路了！

川普最好用CCP

那你现在在哪个网站啊？想关注你！

@岁在甲子 #3 CCP也不好， CCP把美国强奸了，美国会是个啥？

川普这话说得没水平，粗鄙，自找羞辱，比前任奥巴马差远了。

@electron8964 #19 它可能跟中共有了什么利益关系，或者自己觉得有了，中共垮台会损害这些利益，于是编些东西说服自己。

@李五毛 #20

"那我也可说，同我观点一样的都是我的走狗"， 原来你自己也知道哦

超好看的動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