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世界被割裂得愈发清晰，技术与人类的边界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从中国到世界都行进在一个同技术彼此印证和相互定义的历史当中。在端传媒成立的第五年，我们增加了科技商业报导频道，从技术逻辑和商业表达的方向去理解此时此地。我们将关注人与机器的共同进化、现实和虚拟的渗透交叉、身份认知的困顿和拓展，以及资源与生产关系是如何被技术重新定义。这是科技频道的第一篇报道，欢迎你分享给朋友，也期待你告诉我们，你对未来的想象。
“天下苦微信久矣”。上一次使用这个句式的人是一位失败的农民起义者，矛头指向的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而如今，它的批判对象换做了一款移动互联网通信产品，一款世界互联网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的“万能”应用。
有一种说法是，随便打开一位中国人的智能手机，分别查看“使用时间统计”和“存储空间占用”，第一名一定是微信；甚至有笑谈，想知道自己的社交关系中究竟和谁亲近，打开微信设置中聊天记录占用存储空间的列表，排名靠前的一定亲。
而微信令其他互联网产品羡慕的正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说法都并非夸张。
J在中国大陆工作。今年2月7日晚上，被称为此次疫情最重要的“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在这之后的几天里，J看着自己朋友圈里的相关文章一整屏一整屏地被删，“像尸体一样”。
难以控制的抑郁随之而来，J急切地希望为这位敢于说话的医生做点什么。为了能和朋友安全讨论这样的话题，他重新启用了几年前注册但一直没有使用的Telegram账号。J有了一个点子：行动的第一步也许可以是去帮助那些有意将日常通讯从微信转移至Telegram的新手们。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摆放著民众悼念李文亮医生逝世的鲜花。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月14日，J和他的朋友们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逃离微信宣言”，号召拒绝充斥着审查、举报、隐私暴露的微信平台，呼吁带着朋友和群组整体迁移到Telegram。
“天下苦微信久矣！新冠肺炎是自然灾难，但当对瘟疫的自由谈论被限制的时候，瘟疫就变成了政治灾难……我们早就习惯了朋友圈里充满无法打开的文章链接，也早已学会对某些话题和词语避而不谈。我们重新使用拼音来表达自己隐晦的观点，也习惯了在群聊里自我监督以保证群主安全。” 宣言倡议， “离开微信，去 Telegram，在没有监控的地方相见。”
Telegram是一款以安全性著称的跨平台开源即时通讯软件，在2015年被中国大陆封锁，但其对于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还是吸引了部分简体中文用户，例如科技从业者、政治敏感人群、数字货币炒作和投机者、维权人士等。
“以前用Telegram都是技术人员、有特殊需求的人，随着疫情管控加强，很多不是技术人员的也会有动力去学习使用。” J说。
那些初来的人们往往都会带着浓厚的微信用户惯性和常年被固化的通讯软件使用逻辑，各种不适应和浅尝辄止难以避免。21岁的中国大陆大学生西西，在疫情期间开始翻墙。最开始是为了在Instagram上追踪台湾、香港和韩国的艺人动态。2月15日，西西在Instagram上发了第一个帖子——“翻墙后，感到虚无，不知道做什么。”
在2019年一次在北京举办的性别理论活动中，参与者提出使用Telegram交流，那是西西第一次听说这个软件。最近成为新用户之后，西西的Telegram通信列表里也只有三个联系人和两个群组。西西表示，“关注的内容很丰富，偶尔也感到孤单，私人朋友的亲近感缺失很多。也许出现‘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刻，也是找不到参与感的时刻。不过作为一枚新鲜的数字移民，未来的体验还在探索中嘛。”
J表示，希望来的人彼此可以提供各种方面的互助，使得大家不至于因为找不到优质内容而离开，新用户有很多难关要迈过去。针对这点，“逃离微信”活动创建了Telegram新手频道和讨论组，推荐订阅频道，在群组中互相解答问题，例如如何申请境外手机号码、如何在Telegram订阅内容、寻找并加入群组等。
“逃离微信宣言”的链接和海报发出两三天后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被删除，无法在墙内传播。目前Telegram新手频道有将近2000名订阅者，仍在更新。但原本有700余位成员的讨论组，因为多位参与者被公安部门约谈而解散。“逃离微信”活动告一段落。
另外一个Telegram频道“文宣中国”同样受李文亮去世的影响而成立。他们在注意到“逃离微信宣言”的活动后，接棒制作了大量相关宣传图片。
“图片的形式也有助于躲避审查。”“文宣中国”成员之一的蜡烛说。逃离微信主题的图片在Telegram和品葱（一个墙外的、以政治议题为主的中文社区）上各有数万浏览量，但在墙内大部分都会被屏蔽，传播效果难以评估，但她介绍，不少成员都会以私人一对一的方式给朋友介绍Telegram。
“逃离微信宣言”的相关宣传图片。图：网上图片
成为靶子的微信
2019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爆发早期，特别是1月20日钟南山宣布病毒可以人传人、中共中央承认疫情之后的两周左右时间内，中国国内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爆发出大量深入的疫情报导和相关讨论。
有人说，这让人想起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期间的网络舆论环境——媒体和公众问责政府，进而推动事件的发展。彼时，中国刚刚迈入移动互联网初期，微信作为一款功能单一的信息收发工具刚刚上线，整个国家互联网环境中的信息平台相比今天更加分散。
回光返照式的舆论空间转瞬即逝。进入2月，媒体的疫情报导显著减少并且话题变得单一，社交平台言论尺度大幅收窄，官方媒体的“抗疫报导”开始正能量轰炸。此时的微信，早已作为多数中国人从工作到生活都难以取代的信息交流平台，成为政府舆论监管的核心对象。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于3月3日发布的报告《遭审查的传染病》指出，研究团队发现在1月1日至31日，微信平台上审查了132个有关疫情的关键词组合。而在2月1日至15日，被屏蔽的关键词组合上升至516个，审查规模急速扩大，“习近平+疫情蔓延”、“声音+人传人+李文亮”等词组遭审查。
普通用户也感觉到了寒意。1月25日，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谣言专项治理的公告》，表示微信将对散布疫情谣言的账号永久封禁。自2月初开始，微信上出现大规模账号封禁，其中既包含了被认定为恶意造谣者，也波及到了一些不知道自己如何“违禁”的普通用户。数百名受此影响的用户在微博上发帖并@腾讯客服 希望获得解封。
意外遭遇封号，令一些几乎没有在微信上讨论政治话题习惯的用户感到委屈不解。“我是一名法学教授、法学研究者，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从来都是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进行研究。”一位用户在微博上写道，“我的微信账户被永久封停，使我非常焦虑，也非常担心，我自己这几天不停地在检讨和审视自己的行为，生怕自己有什么言论和转发内容有什么不当，但经过检查自己在微信上的言论和内容，没有发现任何违规内容。”
2月7日，这些帖子所在的“微信封号”超级话题在微博上被清除，无法搜索。
Allen Lei是其中一个因此而用上Telegram的用户。2月中旬，他正和朋友用微信聊天，app突然跳出封号15天的通知，被封原因是“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
“被封号的第一反应是好笑，觉得很荒谬。 第二天起来就很难受了，基本上联系人都在微信上，我没有小号，谁都联系不到我。” Lei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遇上这样的事。
根据他的回忆，原因可能是当天白天他在一个仅有四人的微信群中，转发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条视察新闻，并指出他的“腿似乎有点瘸”。他们全程以“他”来指代习近平。
Allen在一家央企工作，刚入职不久，微信被封，公司领导找不到他，只能打电话，让他倍感压力。“有几个同事知道我微信被封的事情，说我肯定发了不该发的东西，以后不要乱讲话了。在公司这种环境下，还是有些压力吧。” Lei说。
2019年10月1日，北京正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阅兵典礼，民众在北京站外观看。摄：Tingshu Wang/ Reuters/ 达志影像
最成功的超级App
“逃离微信”这个词本身已经暗示了其难度——不是有选择权、有底气的抵制，而是意味着打不过只好逃的无奈。毕竟微信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需品。
根据微信在2020年初发布的数据，截止2019年9月，微信月活账户数达到11.5亿，几乎覆盖到了全部中国大陆移动互联网用户。曾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微信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每一个移动互联网发展阶段，其产品用户增速总是能够高于移动互联网用户增速。
从2011年推出至今，微信从一个功能简洁的通讯工具，成长为集通讯、社交、新闻、支付、娱乐于一身的超级app。2017年微信推出小程序，大幅降低第三方开发程序的成本，微信逐渐成为一个接驳无数服务和可能性的平台。在2020年5月，微信还上线了类似于支付宝“芝麻信用”的征信积分“微信支付分”。
2011年1月，微信第一个版本上线，仅有文字功能，本质上是免费短信。当时市场上已经有早于微信一个月推出的米聊，类似功能的产品陆续推出，微信显得平平无奇。直到2011年5月，微信复制了香港Talkbox创业团队开发的语音信息功能，用户量开始攀升。很多此前因为输入法障碍不会用电脑和手机的中老年人，靠微信的语音信息，开始接触并学习使用智能手机。2014年，微信在农历新年推出红包功能，大获成功，春节假期一周内有800万用户开通微信支付、绑定银行卡。
在成长过程中，微信逐渐加入了朋友圈、公众号、红包、二维码、小程序等具开拓性的功能和创新。例如2012年上线的微信公众平台，聚集众多媒体和内容创作者，同早前的微博、近年兴起的今日头条和抖音，成为国内用户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微信公众号可以显示的阅读量上限“10万+”，成为流行文章的代名词，甚至被一些媒体机构用作考核记者编辑工作的重要指标。
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人的工作甚至需要依靠微信才能正常运行。不少公司直接在微信群上讨论工作，发通告消息，而非用邮件或者内部通讯软件等更传统正式的方式。 另一方面，微信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无孔不入，通讯之外的功能越来越多，例如疫情期间申领健康码、注册商家会员、乘坐地铁、预约门诊，甚至对接了很多公权力机构，可以申请离婚、申领公积金等。
在2016年微信官方推出的广告片“微信这一天（One Day With WeChat）”当中，就集中呈现了一位微信用户从早到晚的生活工作是如何同微信紧密绑定在一起的。
假如戒用微信，对信息和社交的需求空洞还算是私域当中的不便，但在公共生活当中，由于公共机构和大型科技公司同微信建立起的合作关联，通过公众号和小程序实现的各种服务，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微信的渠道性垄断。例如，在此次疫情当中，各省市推出的“健康码”和防疫信息填写，只能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二选一的方式实现。数字赋能社会管理的背后，是默认了绝大多数公民没有理由拒绝使用这些应用程序。
“逃离微信宣言”的相关宣传图片。图：网上图片
中国特色的“数字移民”
知名科技及相关内容博客“一天世界”的作者李如一在2016年就公开表示自己卸载了微信，他认为固然因为政治因素进行的言论审查是所有中国互联网产品的不治之症，但他反对微信的理由，还在于它对互联网开放性的损害 ——“微信从产品设计层面在进行另一种言论审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里无法添加腾讯下属平台之外的外部链接。”。
“政治层面的言论审查，微信无能为力。用户或许不应为此责备微信，但也不代表有必要同情微信。在没有政治导向的言论审查环境下，微信对于万维网（web）根本价值（hyperlink）的背叛，也足以成为离开它的理由。”他说。
在“逃离微信”的倡议者看来，审查与自我审查、背离互联网精神源头，是中国大陆内容类互联网产品的通病。不少互联网行业内的从业者都认为，在其中微信甚至还是处理得相对克制与温和的那一个。
“逃离者”们相信，实质上需要“逃离”的是整个墙内互联网环境。近年来言论空间收窄，文化行业的优秀作品产出凋零，而在对未来的预期中，这样的网络环境还会被进一步“净化”。2019年12月，中国网信办发布严格新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于2020年3月1日正式施行。新规对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提出，“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本平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这是对习近平“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的细化，而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形象地指出新规旨在拔除网络生态“杂草”，给网络空间“洗洗澡”。
“数字移民”博客作者Bates建议，“针对社交聊天软件，有条件的人可以切换到 Telegram 或其他平台；但信息获取，中国大陆的任何平台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内容都是 curated by the government（政府策划）。”
“在目前的中国，你有抵制微信的权利，但是你有抵制造成这种信息审核和平台封闭的主导者的权利么？”他说。
25岁的Bates是英语专业毕业，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是“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这一概念的积极倡导者。2018年初，他注意到推特上有用户讨论“数字移民”——指与肉身移民相对，在“无法移民的情况下，在数字生活上追求一定的自由”。Bates持续更新一个介绍墙外生活方式的个人博客，包括如何注册美国地区Apple ID、如何购买港台电子书、推荐美国深夜脱口秀、在国内如何看Netflix等。他自己也践行着这一理念，正在远程修读伦敦大学的计算机学士学位课程。
与英语世界、一般定义的数字移民不同（指出生在成长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与数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相对），重新定义的概念里充满中国特色和黑色幽默。
“逃离微信”发起人J曾经认同“数字移民”的概念，他甚至认为这比“肉身移民”的不服从意义更为强大。“很多人实际移民之后就过上了小日子和标准的中产生活。但数字移民还是能做事情的，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跑掉、不认输。”他说。不过，在经过公安部门的约谈之后，他表示现在看来人在墙内去做数字移民不是很可行。
手机上显示微信的被屏蔽内容。摄：端传媒摄影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