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懦夫斯基 #1 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坚定自身的信念，虽然尊重他人，但有对于自己的观点不会轻易放弃，并且根据应对方式中说的，只要是五毛，无论以什么思想进行包装，其最终输出的结果必然是扭曲的，所以结果论通常会更加轻松的辨识这类五毛。不过对于个人来说，分辨出来无视即可，但对于管理者来讲，分辨出来就需要处理了，还是最重要的，处理3，4类五毛只能依靠制度解决，绝对不能靠人，因为五毛也是可以渗透到你的管理层中的。 @榴梿 #4 我个人觉得如果要解决第三类五毛，一个门崁是必要的，并且这个门槛一定要导致对于1，2类五毛的清扫机制，因为对于1，2类五毛的定义通常是清晰且明确的。 @perfect _z #7 对于一二类五毛来说，都是属于谁都能辨别的类型，所以处理一二类五毛是不会影响任何言论自由的，第三类五毛就像我上面说的，如果通过审查来解决不光解决不了，还会导致混乱加剧，所以不能通过审查机制来完全处理的，必须要搭配一个门槛。 @梅菲斯特 #9 我认为可以被说服的对象只限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但对于五毛是无法说服的，因为五毛是拿钱办事的，我觉得有这种想法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winblwrck #10 社交媒体等于推特和脸书这种，BBS就是指2049这种论坛了。

我的一个预想：五十年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阶级固化，习惯了没有任何自由。而到那个时候，全社会的底层劳动积极性已经降低到谷底。 大家都知道没有关系不管你做生意还是职场都上不去，大家都混日子了， 到那个时候，统治者可能会找出一个地方或国家，让不满意的人去那里，比如分散到希腊，塞浦路斯，马来西亚，泰国，台湾，表面上反对派得到了四大自由，实质上依旧是给ccp打工。在中国的盟国那里搭建一个言论自由实验区，把不喜欢ccp的人弄过去，跟西方企业竞争。活下来的变成ccp当地代言人。

番外篇：世界大战为什么打不起来&台湾和中国将以超同盟的兄弟国家结合起来 （以后再编~~

不把自尊心或者什么情结投射到讨论上就好。 虽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有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是我没能力给人做免费心理医生，费力不讨好。

顶，翻页地步加个跳转。好几次，都没看到，有下一页了。

@榴梿 #1 这本书年代太早，另外这本书只讲了税没讲费，各种费加起来不比税少。

@榴梿 #3 这也确实是个问题。。 如果发帖时间间隔是用来防止机器刷屏的，那么也许能尝试在发帖时增加验证码。 但如果这个间隔是用来防止人来故意刷屏的话，这个就有点难办了。。 :-

我无所谓，可以试一试……？

有深度的提问就可以，包括你的帖子这样也不会进水区

领导好，四中全会打算折腾点什么，来说说啊。

欢迎欢迎，大家都很好，希望未来也是如此。

@honkler 联邦制和均衡发展并没有必然联系。

《全球经济：IMF称导致发达国家一些地区落后的主因是技术，而非贸易》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imf-disparities-idCNL3S26V0PR

IMF表示，那些饱受”持续低效”之苦的地区可能会永远被抛在后面，这种情况”会加剧不满和政治两极分化，侵蚀社会信任，并威胁国家凝聚力”。

可以说美国就是这种情况，那些自认为因贸易和移民劳工而失业的工人感到不满，这在特朗普胜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carsun 成什么样了呢？猪肉的确是涨了，非洲猪瘟，这是市场供需正常。 房价涨，也是问题？香港，东京，台湾周边的第放，那个地方房价低的？也是市场供需，大家都往大城市去，当让需求就增加了。 补习费，药费，这么简单市场行为，怎么到大陆你们就不能理解了呢？ 失业率涨？涨了吗？ 界都店铺倒闭多？这个我倒不知道，周边店铺开开关管很正常啊。没有说店铺都关了，没有开的了

再说，你写的在哪里都是正常的啊。都是市场行为啊！

民主是血管&骨骼，自由是血液。民主是西方希腊时代以来的文明集成。由于目前只有西方世界设计出大量的先进科技推动人类进步，而中国的几千年思想未能推动科技进步，我只能承认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优越的。

@StarshipMC #2 说袁大忽悠有什么依据的吗？没有例证请不要乱说话

这么给你说，二战时的世界强国现在还是世界强国。弱国还是弱国。你以为经济发展真那么简单啊，二战后几乎没有国家能突破。也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中国不行了。如果真关心，可以看看每个行业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行业现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所有工业门类都齐全的国家。中国的成绩是实打实干出来了。不是吹出来的。

疫区进口猪肉，目前有听说是因为贸易战不从美国进口了，所以从俄罗斯进口导致疫情.但是看数据啊，2018年6月15日美国对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2018年8月2日中国发现第一期猪瘟疫情。这么短的时间，我是觉得不是因为贸易战进口导致的。因为，你进口需要一个过程，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还没到这么激烈程度。再说即使是进口导致的，怎么能说故意把疫情进口进来，故意的话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你这明显不合逻辑嘛。这种智障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中国鬼城，你说的哪里？的确有部分的确过分扩张，人口少不能支撑。但实际有多少呢？没几个吧。以前说的郑东新区，你现在去看看，人不要太多。如果说你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只能说你自己问题。还需要再努力努力。

教育你就不要说了，我敢说中国教育，比你们灯塔国，美国还要公平。医疗，中国是贵些。对比下五年前，你不看看这几年进步。

就说失业，中国有大面积失业吗？在这无中生有。再说现在经济的确因为贸易战受影响了，今天的确有困难，也远没你说的那么严重。中国受贸易战痛苦，你不指责发起贸易战的，说中国不行。真是够了。

再说美国经济危机不也一样，中国现在承受的困难比以前严重的时候，都不算什么事，不都挺过去了。过两年改善了，就好了。

首先指出一點：共匪除八十年代外，從來不是開明專制。前三十年燒殺，後三十年劫掠。整個政權就是為了故意維持最小福利與自由，以最小化剝削人民之成本。絕對不能把共匪與兩蔣治下的台灣、朴全治下的南韓相比。僅以教育為例，前二者雖然獨裁，但在教育上絕不含糊，兩者早在八十年代就實現了高中教育的普及，成功入圍高收入國家。而共匪故意維持特色戶籍制度，搞教育產業化，意圖最小化政府之責任，涸澤而漁。結果就是至今中國的高中入學率在中等收入國家中都名列倒數，教育全面潰爛，將中國帶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淵。 民主不能保證統治者都是林肯、羅斯福，但可以保證其大部分政策法令，初衷都是為了「利民」，除非像希特勒那樣通過民主制度顛覆民主制度，是不可能出現秦始皇、斯大林、毛臘肉那樣的暴君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議會、憲法法院，本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平台。解散黨組織、拆毀 GFW、拆毀光腚腫局焚化部、拆毀黑監獄、廢除行政拘留、廢除死刑、廢除落戶條件制度、廢除福利雙軌制，無須立良法，僅是通過議會或違憲檢查廢除各種惡法，就能解決中國大半的社會問題。

中国的“新农村”会重蹈南非“黑人家园”的覆辙吗？

中国与南非有相似的“流动工人”制度、“有序城市化”政策与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强制圈地拆迁，同样也带来了类似的后果，即在靠“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取得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农村危机日益严重。而“流动工人”家居化又威胁到“有序城市化”的未来。于是，中国为了排斥所谓的“西方城市化模式”，南非为了拒绝“无序城市化”，都在国家投资下实行了某种乡村复兴计划、以图继续把农民（黑人）留在农村，或者至少维持那种让他们进城打工但不安家的模式。

南非为此从1956年起动了“班图斯坦”发展计划，后来改称“黑人家园”建设，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这一计划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汤姆林森，是南非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比勒陀利亚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1950年代，马兰政府委派他组织考察团，经过几年调研、出版了多达17卷的考察资料后，于1956年提出“班图斯坦”发展计划的报告，即后来被认为是种族隔离制度最重要理论依据的《汤姆林森报告》。

汤姆林森提出：黑人乡村的现状十分糟糕，使得黑人纷纷进城打工。“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黑人涌入城市，至本世纪末城市黑人人口将达1500万”。这将造成美国式的黑白混居和“可怕的贫民窟”。但他认为徒言禁止是无济于事的，为此他说了许多关心黑人发展的话。曼德拉后来评论说：汤姆林森“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此报告建议在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提供在自己居住区的发展机会的班图管理体制注定要失败”。然而，尽管曼德拉也承认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话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对这个主旨在于阻止黑人进城定居的计划，他在总体上的谴责十分严厉。他痛斥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政府的政策仍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

汤姆林森的办法总的来讲一是加强管制，二是增加投资，企图经过一系列措施使“班图斯坦”能够“自立”，不要与白人城市搅在一起。在经济上，他首先强调要改革土地制度。他指出南非要求黑人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有弊端，但他提出的改进不是要把地权给农民，而是相反，他要求国家更严格地管制黑人部落的土地。“汤姆林森报告”承认班图地区的农地只能维持五分之一黑人的正常生活，其余黑人要从非农就业中找出路。但是为了防止黑人“无序地”流入城市，打搅白人的安宁，必须给黑人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办法是：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使一部分黑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地在班图区域内的小城镇与“地方工业”（localindustries）中谋生，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土地管制保证那些仍然务农的黑人每户使用8英亩左右的“经济规模的份地”（economicplots），对这些土地实行规定用途、每户一份，禁止流转，把黑人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中出现自由分化并产生无地流民。

农业以外，汤姆林森建议大力实施“工业分散化”计划。在后来的实践中它包括“边境工业”和“增长点”两项内容。“边境工业”设在“黑人家园”旁边，黑人劳工每天或最多每星期往返一次。1960年代以来这一安排大体上以每年增加7000-8000个就业机会的速度发展。1970年代起南非又开始在黑人家园内部发展工业“增长点”，以财政资助与各种优惠鼓励内外资企业到“黑人家园”投资设厂，就地利用“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动力。在“资助班图斯坦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南非先后成立了“班图投资公司”和“科萨开发公司”专门为黑人家园招商引资，到1974年6月，南非的116家公司和外资11家公司已经在黑人家园建立了工厂。这些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工工资很低，据说要比他们在“白人地区”打工的工资低64%，因为那时“白人地区”已经有了黑人合法最低工资的规定，可是在“自治”的“黑人家园”这些规定可以不生效。

同时，报告还建议国家大量投资改善班图地区的交通、水电、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以便能够留住黑人。汤姆林森指出这需要很大的预算开支，但与让黑人“无序城市化”对白人社会的冲击相比，这些钱应该花。

在政治上，南非政府宣称“黑人家园”应该保留他们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统治，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为此南非不但在过去的布尔人征服区保留土王，还在过去英国人治理的开普地区黑人区废除了议会，恢复了土王，这种“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得到不少黑人传统酋长的支持，却受到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曼德拉指出：“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

在文化上，南非在“对土著人的语言、传统、历史和他们与之共同发展的部落集团的尊重”的旗号下对“黑人家园”实行文化隔离，防止黑人接受所谓“英国殖民者宣传的”人权、民主思想，并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家园”“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

南非当局的最终目标是使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没有中国那样的“农村户口”，要想让黑人在城里为白人打工又不给予定居权和国民待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成为“外籍劳工”。为此南非不但于1970-80年代先后炮制了特兰斯凯、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文达4个黑人家园“国家”，还要求进城打工的黑人保持与“家园”的联系；黑人家园当局则向大城市派驻主管本部族黑人劳工事务的代表机构。白人国家把占黑人半数以上的城镇黑人，即在“白人地区”打工的黑人都划归10个黑人家园，这些家园“独立”后他们就成了外籍劳工。1970年，各黑人家园共有1503万人，其中在“白人地区”打工者及其家属为800.3万，占法律规定的黑人家园总人口的53.6%。黑人劳工占“白人经济”使用的劳动力的79%。黑人家园制度与流动劳工制度二位一体，使“家园”成了黑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耗尽青春的黑人劳工的最终归宿。

然而，汤姆林森计划在实行中困难重重。首先是黑人抵制。如前所述，汤姆林森要求强化土地管制的“土改”受到强烈反对，“收地拆房盖新村”式的“重新分配”被视为强制拆迁，多次导致黑人农民的群体性抗争。在工业方面，尽管有种种优惠，可以转移污染，可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工业分散化”与黑人家园工业化计划总体上还是收效甚微。南非在“家园”扶植的酋长专制制度腐朽低效，大量财政支持被他们用来给自己发工资和兴建各种华而不实的政府建筑、公共建筑和“路边村”之类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效率很低。同时黑人劳工对这种收入低、待遇差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不感兴趣。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市黑人斗争的成果，在“白人地区”尽管仍受歧视，他们还可以组织工会，有最低工资和一些保障，但在“自己的”酋长统治区他们连这些都没有。因此他们不但仍然愿意进城打工，也仍然希望把家庭迁入城市。他们强烈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当局把他们遣返回“家园”的任何企图。

南非在建设“黑人家园”方面开支巨大，而且开支的增长十分迅速。1988-1989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当时合34亿美元。实际价值相当于2006年的59亿美元。按各“黑人家园”的总人口计，人均达到356美元。与之相对比：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为“三农问题”据说投入了3397亿元人民币，“三农”投入的概念要比“新农村建设”投入宽泛，就算两者是一回事，这笔钱合416亿美元，按农村人口计人均46美元。可见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的投入要比中国国家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大得多。

但是，由于“黑人家园”建设的思路是：“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家园'虽'独立'，黑人失人权”，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为了借助黑人中的“传统”势力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资格，强化“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的状态，甚至企图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受到黑人欢迎，在“家园”建设中政府倒确实是“主导”，但黑人不可能成为这种建设的“主体”。“黑人家园”建设前后持续了30多年，尽管也搞了不少工厂，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水库、政府建筑、医院、中小学，乃至大学，但“黑人家园”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仍然日益成为“留守人口”构成的衰败社区，黑人仍然涌向城市，并且把家庭也带进来，而“黑人国家”的“独立”在国际社会的抵制下更无人理睬。

正是由于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被不少白人纳税者视为负担，成为他们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法有久远的历史，在改革前的“学大寨”运动中就有过这个口号，但是在2005年重新高调地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其内在动因其实有两个：一是由于此前（尤其在“非典”事件中）暴露出农村教育与医疗危机严重，社会上出现要求国家财政承担责任、为农民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呼声，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只取不予、竭泽而渔的做法，其原则是“多予少取”，其性质是弥补“欠账”而不是建什么“新村”，是实现普世公认的基本社会保障，而不是展现什么“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内容主要是以教育、医疗为主的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建设。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笔者过去也一直提倡，近年来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当时也有很强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与所谓“西方式”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相区别的“中国式道路”。当时一些“三农”专家著文极言“西方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贫民窟”等问题如何如何恐怖，断言这条路我们走不得，并对如今“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的现象极表忧虑。他们这方面的说法与当年南非的“三农专家”汤姆林森对黑人进城的担忧十分相似，汤姆林森正是因此提出建设“黑人家园”，而他们也因此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且两者都自命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些人甚至走向对此前农村改革给农民“退出权”的质疑，提出所谓“小岗要学南街”和“重新集体化”的命题。对于“圈地、招商、建大城”现象中滥用公权力造成的弊端，他们不是强调维护农民的权利不受权力的侵害，而是像汤姆林森那样，主张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用强大权力来“收地、拆房、盖新村”。他们与汤姆林森一样持有“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的思路，希望以国家财政投入来取代人权的改善。在推行“工业分散化”、农民就地消化，改业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发扬“传统”、抵制“西化”、遏止农民外流，严禁农民私有土地，鼓吹“回乡创业”与“农民工回流工程”等方面，他们与汤姆林森的设想也很相似。而这些措施与城里的“梳理行动”相呼应，其实还是要维护那种排斥性体制。

唯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像南非那样追求“黑人家园独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新农村”“独立”，因为通过那些在南非已逐渐失效、而在中国仍然行之有效的排斥性政策，中国的“农民工”本来就难以得到“国民待遇”，用不着在形式上把他们贬为“外籍劳工”。

按照这样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就会在“政府主导，但农民非主体”的状态下变成大手笔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然，如果财政投入足够大，在追求“形象”之余也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南非在“黑人家园”也做得不少。但如前所述，尽管南非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们更大，“黑人家园”计划总的来说还是彻底失败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南非“黑人家园”那些设施不管是不是黑人所需要，基本还是国家投资建的，而我们的一些“波将金村庄”却是官家决定、农民掏钱，财政补贴比例只有10%甚至更少，官家掏农民的钱制造“形象”，漂亮的房子却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农民照样在城里打工--就像“黑人家园”的最终结果一样，这种做法能持续吗？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黑人）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也不能说想左右农民命运的人就居心不良。其实连曼德拉都对汤姆林森关心“黑人发展”表示某种程度的肯定：汤姆林森至少懂得一味驱逐黑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以主人的姿态说：我多给你点钱，打发你回乡呆着，不许来这里给我添乱！有自尊心的人能就范吗？

下篇：从南非看中国：何去何从 前景的比较

“低人权优势”的可比性：中国与南非都“不是”什么？

中国与民主化前南非的很多做法如此相似，这当然不是主观上谁向谁学的结果。民主化前的南非政治上很反共，与中国没有建交。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南非。而1940年代的南非人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中国在改革后才出现的“暂住证”之类东西。

但是，两者不但静态比较相似，一些动态过程（如“流动劳工”家居化、如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的演变等）也如出一辙。这只能说是制度逻辑的结果。两国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人权优势”发挥“竞争力”创造高增长“奇迹”，都是在一种制度性歧视形成的身份壁垒中人为地取消或压抑某些阶层的讨价还价权利，从而降低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不是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那种在保障各方交易权利前提下的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劳动（不仅体现于工资）、土地、以及建立稳定秩序等方面的成本，从而实现了快速的“原始积累”。这两个国家都既不是强调限制统治权力的“自由竞争”体制，也不是强调问责于统治者的“福利国家”模式，所以很难在宪政民主国家通常的“左右派”语境中予以讨论。

应该指出，这两个国家的上述“优势”都不同于17世纪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原始积累”，因为那时还没有近代人权观念，当时那些“海盗国家”也并不是在与“高人权国家”相比的意义上具备“优势”的。从历史的、而不是纯道德的眼光看，最值得人们研究的并非是这些“海盗”何以如此野蛮（并不是不该谴责这种野蛮），而是在前近代那个丛林世界上同样野蛮甚至更加野蛮的另一些人--如古代的亚述人或蒙古人，没有“西方偏见”的话还可以加上西班牙人，乃至这些人的祖先北欧海盗维京人--为什么没能像他们那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如果以“他们也曾野蛮过”为理由拒绝近代人权标准，那与前述那些以“他们的祖先过去欺负过我们，现在有何资格对我们谈人权”自诩的南非种族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低人权优势”也不同于一般的专制国家或“不民主”国家。“专制”的本意主要是政治不民主，未必就是经济不自由。一些专制政权，如东亚的台湾、韩国在高增长时代也都没有民主化，但是他们在经济上还是讲自由的，并没有实行中国与南非式的体制性歧视。他们也以铁腕来维持政治稳定，但并不用铁腕来造就社会分野（如人为划定身份等级、人为限制居住类型、驱逐贫民，建设“贵族城市”等等），他们对投资也实行宏观政策上的国家引导，但很少以禁止利益相关群体讨价还价的方式“招商引资”、人为地减少所谓“交易成本”、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专制体制不可能产生福利国家，但完全可能在“皇恩”下实行某些福利政策，像苏联东欧的福利就很不少，当然皇上如无此心也可以不搞。然而像南非与中国这样长期搞“负福利”的国家还是很少见的。总之，“低人权”国家就是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国家。而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并不都是这样的。另一些极权国家如北朝鲜，同样是“低人权”，但并不搞全球化，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搞全球化就势必要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则，其中包括给一部分人自由，或者某些领域自由（例如准许打工），而其他人或其他领域仍然处于“超经济强制”状态。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二元”体制（如前所述，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朝鲜不是这样，民主条件下转轨的中东欧国家也不是这样。

“低人权优势”也不等于低工资优势。尽管低人权状态下的劳工工资都不会高，但低人权与低工资还是两回事。通俗地讲，劳工不许罢工意味着低人权，但是劳工可以罢工是否就能争取到高工资，则是另一回事。农民土地可以被随意圈走意味着低人权，但让农民自愿卖地是否就能卖出个天价也是另一回事。低工资的劳工可能住在贫民窟，但低人权的劳工连住贫民窟的权利也没有。要讲低工资，印度大概比中国还低，南部非洲多数国家的劳工工资也比南非黑人劳工低，但是南非比她的邻国、中国比印度都更能“招商引资”，这是为什么？

更为明显的是：这种“优势”也不同于“前福利国家”时代“自由竞争的残酷性”。19世纪的欧洲已经不是原始积累时代，但“自由雇佣劳动者”缺乏保障，贫民窟条件恶劣，今天的批判者也谓之“野蛮的资本主义”。不能说这种批判没有道理，但是那时落后的主要是社会保障，贫民还不至于连盖个“窟”都“违法”，以致要像曼德拉那样为“穷人的贫民窟不被摧毁的权利”而呐喊。显然，“低人权优势”是指自由、福利都低，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绝不是一回事。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搞了“原始积累”，但不同于17世纪的原始积累。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不是民主国家，但其身份制有别于一般的专制国家。中国与南非（黑人）工资都低，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能讨价还价，而不像多数低工资国家是还不上价。中国与南非都是低福利乃至负福利国家，但是这种低福利、负福利与自由放任或所谓“野蛮资本主义”无关。中国与南非都搞了大比重的“计划经济”与“国有制”，但两者都既不同于非身份制的前“东欧”，也不同于封闭下的朝鲜。中国与南非都以身份壁垒闻名，但两者都植根于国家体制，而与印度种姓制那种不合法的“民间积习”不同。应该说，在这些意义上能够与中国和当年南非归为同类的国家确实不多，其可比性是毋庸置疑的。

还要指出：所谓的“优势”主要是从因果的意义上探讨它与经济高增长间的联系，本不具有价值上的褒贬。而且这种联系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低人权经济”本身缺乏创新精神，如果不是在全球化中通过要素交换吸收“高人权经济”的创新成果，它不可能有高增长，但“高人权经济”却不可能反过来学它那套原始积累的铁腕，所以在全球化体系中，如果市场全球化了，而人权标准却没有全球化，那确实会出现“低人权经济”更能创造高增长“奇迹”的现象。当然，这种高增长是否意味着居民福利的同步提升、因此是否值得肯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但他们的居民福利提升是否不如中国，也是另一个问题）。

其次，“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而且是假定在有秩序的情况下，像兵荒马乱的索马里那样的低人权，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增长。而且这种“优势”也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甚至在1989年以后的2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从笔者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中国改革的进步性还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笔者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明显的如1978年博塔政府上台后的几年间，南非放松了某些公共场所的“隔离”措施，废止了《禁止杂婚法》，修改了《通行证法》，允许城市黑人长期租房甚至鼓励购房，承认相当一部分黑人劳工为城市固定居民；放宽对技术工种的准入限制和黑人晋级限制，提高黑人工资，通过新的《工业调节法修正案》承认黑人组织工会的权利，1985年还提出恢复“黑人家园”中黑人的南非公民权，废除职业准入歧视，等等。再往前追溯也可以建立类似逻辑：我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我们也知道格伦格雷法时代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我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我们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也都是明摆着的。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和国际压力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全球化背景下“低人权优势”的改变：“福格尔影响”与“沙利文影响”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笔者前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但他不是要赞扬奴隶制。相反，按照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如果南北方经济仍然一体化，北方恐怕不可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如果按照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有了创新也就没有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福格尔当年的研究根本不考虑什么全球化问题（他讲的只是“全美化”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导出的逻辑可以外推，那么今天全球化下的“低人权地区”假如不能自己完成改造，是不是也会终将导致一场全球化的“南北战争”呢？

然而反过来说，全球化条件下“高人权”地区的资本与其他要素输入“低人权”地区，也会对“低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促进作用。这就是前引夏吉生先生说的：“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一方面，国际制裁对南非影响很大。尤其是1985年南非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镇压黑人激起公愤，西方国家的“道义外交”压倒了“利益外交”，使制裁强硬起来，这对南非后来被迫改弦易辙无疑是起作用的。而这，也就是此前西方制裁的“软弱”一直受到批评的理由。

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很早就以强硬的制裁切断了南非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否就对改造南非有利，也确实难说。历史上外部压力使布尔人的“牛车阵心态”更加顽固、相对开明的英语白人处境尴尬、而黑人境遇更糟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反之，即使在国际制裁“软弱”时期，经济开放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增进着人权意识。在南非，许多外资公司人权观念明显强于南非本土公司，尤其是阿非利卡白人公司。197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黑人牧师沙利文提出美国在南非公司应遵守的6大原则，号称“沙利文原则”，即：公司公共场所无种族隔离；支持黑人组织工会；所有雇员同工同酬，工资须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培训黑人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的能力；提拔黑人进入管理岗位；改善雇员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福利。到1980年，137家美资厂商签字实行沙利文原则。欧共体也为其商家在南非企业规定了类似原则，尤其强调黑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外资公司这些做法对南非本土公司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在1980年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也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即便外资公司并不有意识地推广“沙利文原则”，资本大量输入后也会改变那里的劳资博弈形势：资本趋向于过剩（至少减少了稀缺），谈判地位下降；而劳动趋向于稀缺（至少减少了过剩），谈判地位上升。尽管专制体制人为的政治压迫会延缓这种上升，但随着趋势的发展它最终还是会表现出来。

然而反过来讲，对于资本流出地的“高人权”地区而言，这个作用却是相反：资本对于本国工会“惹不起，躲得起”，资本“外逃”低人权地区并将廉价商品反向输入，将导致高人权地区资本趋向于稀缺，劳动趋向于过剩，“工会蔫了，福利黄了，劳资平衡打破了，'野蛮资本主义'回来了”的后果就很难避免。

所以发达国家的左派反对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福格尔影响”的体现。但资本输入地的低人权地区也跟着反，则是莫名其妙。其实南非的非国大，甚至南非共产党，其在1980年代后的实力上升都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沙利文影响”，他们的任务也不是抵制市场全球化，而是推进“人权全球化”。

应该指出：如果市场全球化之后又没有“人权全球化”--至少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的共同遵守，上述“反向影响”是难以忽视的。事实上，跨国经济交往不仅有“沙利文影响”一种可能。外资进入“低人权”地区就入乡随俗，学会了“潜规则”，学会了“搞定”官员，学会了借助官府弹压劳工、圈占土地、赶走讨厌的环保人士和NGO……，这种事南非有，中国有没有？我想不必再说了吧。而一些外资乐不思蜀之后，回到本国反倒不适应了，他们又把这种反向影响带回本国。

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即便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在经济以外的领域产生影响。但是过去人们似乎只从正面来考虑这种影响，即“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区别似乎只是有些人欢迎这种影响，有些人则害怕这种影响（如南非的一些布尔人谓之“英国殖民主义”的阴谋）。

但事实上影响总是双向的：“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我们可以以上述“沙利文原则”为例，谓之“沙利文影响”。而“低人权优势”影响“高人权”地区使其不得不降低人权，则可以以上述福格尔的研究外推，谓之“福格尔影响”（不能理解为福格尔赞成这种影响，但他无疑提示了这种影响）。笔者当然希望“沙利文影响”胜过“福格尔影响”，但事实是否总是如此，恐怕有待观察。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中国与南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规模之大，非南非可比。国际社会改变中国也要比改变南非困难得多。相反，小小南非几乎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中国“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却无疑比南非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为大。

“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超经济强制：中国与南非问题的同质性

这就涉及到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了。笔者去年在一些会议上提出中国与南非比较的话题后，引起了不小反响，同意的就不说了，反驳的意见中有一种很有意思：开始激烈地斥责我这样比较大逆不道，强调中国与南非如何不同，但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以白人的姿态同情起种族隔离制度来，并激烈抨击我的“黑人立场”：“秦晖此文太烂！明显选择性失明。南非黑人当政后，治理得一塌糊涂。无论是经济还是治安。”“南非黑人处在蒙昧的部落社会，根本缺乏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对他们给予普选权，事实上是在制造社会灾难。正确的办法是让南非黑人精英与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选。”甚至还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选时的白人极右翼那样，主张白人“自我隔离”，建立摆脱黑人的“白人家园”！正如另一些网友所说：这些反驳恰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与过去的南非很相似。

我不想简单地谴责这种公然支持种族隔离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民主化以后的南非确实面临严重的治理困难。尽管并非像这位网友说的那么“一塌糊涂”，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同意杨立华先生的意见：1994年后民主南非总的趋势是向好的，而且有许多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但是无疑，1994年后的南非的确也有黑人民粹主义蔓延的问题，尤其最近祖马总统当选后更是如此，对此不光白人，前总统和非国大领袖姆贝基等许多黑人有识之士也表示忧虑，非国大事实上已经为此分裂。从目前情况看，南非变成“第二个津巴布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时势难料，谁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种族隔离后遗症”未免太简单化。而且就算是后遗症，有时一种坏东西一旦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强行摆脱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后，约翰内斯堡出现了从种族隔离时代“前拉美化”的“美丽城市”到“类拉美化”治理危机的演变。很多华商对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后与中国建交，大批国人到那里经商创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化以后像拉美、更确切地说比拉美还严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过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们眼里就像北京，因此产生上述这位网友的说法毫不奇怪。他们并没有在“前拉美化”时代当黑人的体验，如同没有在《城管操作实务》下的北京当外地小贩的体验一样。

但研究者不能只讲“立场正确”。如果确实以前的体制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径依赖”，强要摆脱反会陷入更大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现实，不要再发表“无用的”甚至“反而坏事的”批判了？

当然不是这样。

南非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但这涉及到对1994年后民主南非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考察，这只能以后再谈。

至于说到中国，上面这位网友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没有同质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么假如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如果不会，那么中国与南非有什么不同？

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同质性吗？当然是有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这两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下等人”的低贱地位。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而中国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十六条也白纸黑字地规定：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原则”。换句话说，每个农村人等于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美国法律在南北战争前规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选举权”。当然，不能简单地由此说美国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国农民更高，但后两者地位很低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非黑人与白人生理特征区别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户籍居民”与“进城农民”就难以从生理特征上区别，因此南非压迫黑人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容易为世人注视，现代文明对这种歧视也比较敏感。而中国歧视“农民”则往往被认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所谓“阶级”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误解：刘易斯模型中“二元结构”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种问题到处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然而，对于南非的“黑白”问题无论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左右”分歧，却不会有人说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场经济中黑人与白人“自由竞争”造成的，更不会把南非的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或“福利国家病”。

但这两种歧视当然是有同质性的。我们可以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理论的角度看，这两种歧视显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当然历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类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传统上都有的种姓（caste）制。与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国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195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规定的结果。时至今日户籍歧视仍然明目张胆地明载于各种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经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征就会消失。如农民出身的人一旦成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对其的敬畏与对市民出身的高官并无不同。而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尽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与政策一直是反种姓的（印度法律不会规定“贱民”只有“婆罗门”四分之一选举权），但民间的种姓歧视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身份制也更相似于南非的制度，因为后者也是国家正式立法的产物。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的最明晰的说法恰恰来自被国人奉为理论祖师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强调市场经济中“形式平等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平等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超经济强制意味着身份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所谓“自然发生的统治与服从”指各种与身俱来的等级，包括种族压迫，而“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则是一种后天的、体制的安排，对“农民”的歧视显然就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同质的--它们都既异质于“私人交换”的社会（即今人所谓资本主义），也异质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马克思理想中的未来社会）。

南非的阿非利卡白人思想界为种族隔离与歧视黑人的制度辩护时自有一套理论，从白人归正教会关于他们是“上帝选民”的神学解释，“白人比班图人更早来到南非”的史学观点，直到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得出“白人的人权标准不适用于黑人”、白人与黑人只能“各自发展有各自特点的民主”的理论，可以说是振振有词。而中国那种把农民当成贱民的体制当初在苏联也曾得到列宁所谓农民是“半反动阶级”、“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的阶级优劣论的促成，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以农村为“殖民地”、靠“剥削”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支持。当然在靠“农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国，表面上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与苏联人相比要积极得多。但他心目中的“好农民”从一开始就指所谓“绝了发财之望”的那些人，他们很多其实是游民；而所谓“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那些上进农民，他是非常厌恶的。由此产生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谓小农“落后”、“自私”、“保守”的阶级歧视理论和敌视农民“自发势力”的观点。即使文革时理论上最“左”、“贫下中农”形象最高大的时候，那些不服服帖帖“为革命种田”而要进城打工挣钱的人也不被当作“贫下中农”，而被谓之“盲流”，那时就备受歧视，改革后对“农民工”的歧视其实就是来源于此。

现实中中国的农民歧视与过去南非的黑人歧视的确同样是“非竞争”的、制度性的、强制性或身份性的，两者都截然不同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阶级分化”，而属于更为落后的基本人权不平等。而且笔者前文已经列举的大量事例都证明：这种歧视的力度在中国往往比南非更大。如：中国民工办暂住证要交很多钱，南非黑人办通行证不要；黑人出示了通行证就不会被抓，而民工在特殊时期出示了暂住证仍然会被抓；中国民工的“无证被抓率”总体上也比南非高；中国的“流入控制”比南非更严格；中国“农民工”的家居率比南非黑人劳工低，而“两栖”率比南非黑人劳工高；中国“梳理”打工者的陋居比南非更铁腕，而且南非毕竟还有“安置”，中国则往往是纯粹驱逐；而为了把“暂住者”留在乡下，两国搞的乡村建设中，中国的财政投入也远不及南非；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方面南非对待黑人比中国对待农民更恶劣，如上文所述的土地方面，300年来南非白人圈黑人的地，就规模（而非速度）来讲比我国目前的圈地运动要更严重。

当然，在世界潮流中这两个国家都在进步，中国改革中的进步是明显的，南非即使在1994年民主化之前也已经有不小的变化。在弱化歧视、提高人权的过程中，中国总的趋势与南非是相似的，但进度则比南非晚许多年。例如，中国由征发劳工制转向“流动劳工”是在1980年代，而南非是在1910年代；现在南非已经由“流动工人”变成了自由就业与定居，中国还远未做到这一步；在对“流动者”的盘查中从“无证抓人”为主改为以“无证罚款”为主的“软歧视”，南非发生在1980年代，而我国发生在2003年后；南非的“通行证”于1986年废除，我国至今尚未，只是一些城市最近出台了改“暂住证”为“居住证”的试点，尽管只限于特定的“人才”，毕竟也可能是“暂住证”制度衰亡的开始；……当然也应该指出，中国这些变化虽然发生得晚，但在一些方面进展还是不慢的。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的身份歧视即“低人权”现象，因此需要基本人权平等（即马克思讲的“形式平等”）的改革，而且中国甚至更需要。

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中国能避免民主化以后的“类拉美化”危机吗？

现在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中国与南非可比，那么“中国的明天”会发生“南非今天”的事吗？今天南非那些好事，如身份平等政治民主等等，乃至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倡导和解、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待历史问题的化解，等等，当然已成为佳话。但是新南非的“类拉美化”治理困境的确比较严重。我们在南非的华商作为治安不良的重要受害者，感受固然比当地黑人强烈，但当地舆论也是非常不满的。各国历史上民主化以后有一段“转型混乱”不止南非为然，例如不少中东欧国家也有过这个阶段。但是1990年前后发生变革的中东欧除了极少数发生战乱者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早已结束“阵痛”转入复兴和繁荣，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考试”加入欧盟成为“准发达国家”。而南非民主化比他们只是略晚，却至今还没有走出适应期。应该说，要讲“民主化的代价”，南非付出的这种代价要比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更大。

但是南非现在即使是白人，也绝少有人讲不该民主化的。这固然说明了民主、人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另一方面，我国有些人总喜欢拿一些东欧国家民主化之后的“乱象”来证明民主化搞不得。南非既然民主化之后“更乱”，应当更好拿来说事。无奈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正确”似乎比反对“斯大林体制”还明显，它已成为从自由主义者到南非共产党人都坚守的“共同底线”。所以我们上述网友的那些话也就是在网上说说，恐怕上不了正式媒体。

然而既然有人这么想，我们也应该回答：假如未来中国推进了民主，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

严肃的学者不会以算命先生自居，但我至少可以说，中国如果推进宪政民主，出现某些中东欧式的过渡期问题是可能的，但出现南非式的困局几乎不可能。

南非如今并非一切问题都是“路径依赖”所造成，1994年后南非是有些教训要汲取，这里无法详述。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与过去南非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同质性的一面外，当然也还有一些重要区别。其中主要有二：

第一，南非的“黑白之别”要比中国的“城乡之别”更为刚性化。

所谓刚性化，就是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前面说过，中国的体制性歧视力度在很多方面比南非还大，“低人权”比南非还严重。但是歧视力度大，并不意味着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也大。由于南非的肤色差别直观而且固定，“黑转白”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农民即便在身份壁垒最严格的时代，也有一些人获得恩准“农转非”。南非亲白人政权的黑人保守派酋长再受宠，充其量也只能在白人政权支持下统治“黑人家园”，不可能进入白人国家的权力层。然而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尽管在公务员录用上同样有身份壁垒，但“政务官”却实行“特恩制”。即便在当年农村中饿殍盈野、农民一般状况比南非黑人糟得多的“三年人祸”时期，中国的官员中出身农民的也很多（其比例甚至比今天多）；而且在中国特别典型的“官本位”下，农民出身者一旦当了大官，老百姓哪怕是“市民”在他面前也得俯首帖耳。显然，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势并不是因为他种田，而是因为他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下层。所谓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其实是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别。

不仅现在如此，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布衣卿相”，有人认为这就是“平等”，其实，这只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别的“刚性”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权者欺负起无权者来就更温和，也不意味着“官民矛盾”就更小。道理很简单：“布衣卿相”并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皇恩之下的“布衣卿相”只是政治暴发户，他的暴发并不意味着“布衣”阶层有了“代议士”。相反，他虐待“布衣”甚至可能甚于贵族虐待自己的属民。因为“受宠的奴才对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对奴才更厉害”。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多于一般贵族制社会中贵族逼反附庸的现象，是毫不奇怪的。而反过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基本上都是由非农民人士、甚至是由贵族领导的。

今天推进民主改革当然绝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是体制的这个特点却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把改革看成是体制间的斗争，而不是一拨人（比如黑人）与另一拨人（比如白人）的斗争。一方面，现体制下农民出身的官员未必会为农民说话，然而农民能够成为官员（不像南非黑人不可能在白人政府中当大官）这一点却吸纳了农民中最有政治活动力的少数精英，使得中国农民中难以产生南非黑人中那种曼德拉式的人物。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农民问题似乎比南非的黑人问题更难解决。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物在“非农民”当中出现却是非常可能，就像历史上的农民抗争往往都是非农民人士发起一样。南非白人中再开明的人物也很难成为黑人领袖，中国显然就不是这样。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农民问题又比南非黑人问题要“容易”解决。

而这又涉及到第二个重要区别：在南非黑人固然是“低人权”，但在白人中早就实行宪政民主；而中国即便在市民、甚至是“素质最高的”市民即大学和知识分子群中也无民主可言。因此中国城市居民中的利益一致性明显不及南非白人。前面说过，中国的制度性歧视在许多方面比南非力度更大，但是中国“城乡鸿沟”确实不如南非的“黑白鸿沟”那么深，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黑人更高，而是因为中国“市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更低，尤其是我们的“穷市民”与他们的“穷白人”相比更是如此。在南非，低人权只是对黑人而言，而在中国，“市民”中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前面提到，过去南非白人有选举权而黑人没有，中国则是农民的选举权只为“市民”的四分之一。看起来好像中国农民毕竟还有四分之一，比南非黑人完全没有要强。但其实谁都明白中国的选举是怎么回事，所以在选举权问题上与其说中国农民强于南非黑人，不如说中国市民明显弱于南非白人。那条法律固然是公开宣告了歧视，但谁都知道，农民的弱势其实主要并不在于这个“选举权差异”。在南非，1994年的民主化只是黑人获得了民主权利，白人早就有了这些权利，他们在1994年基本是一无所得。而中国未来民主的推进却是市民与农民都受益的。南非“穷白人”的维权早在1920年代就获得决定性进展，当代他们基本上不存在维权问题，如果要“维权”那就是针对黑人维护他们的特权了。而中国城市弱势者被侵权问题十分严重，并非只农民有维权问题。尽管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但城市弱势者的维权主要并不是冲着农民来的。南非“穷白人”歧视黑人甚至比富白人更甚，中国城市尽管也有下岗工人抱怨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之说，但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他们更多还是抱怨“官商勾结”，而外来打工者受到的排斥也主要不是来自他们。

南非白人社会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制度，“穷白人”得到高水平的保障；而中国即便在城市居民中也是“负福利”制度，尤其在市场化改革后市民分化明显，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中国城市贫民如今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如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穷白人”，而当年南非白人社会内部比今天的中国城市居民内部更加“社会主义”。这使得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穷白人更难适应种族特权废除后的环境，而在一部分黑人中蔓延的民粹主义又带有敌视一切白人、乃至一切“非黑人”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

因此中国的城市社会比南非白人社会更复杂。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贫富分化只是隐性，官民对立无从体现，而城乡差异最为突出。但现今官民对立之凸显，不仅超过贫富差异，而且有超过城乡差异之势。中国城市知识界为农民鸣不平、呼吁提升农民权益的声音要远远超过农民自己的声音，而农民出身的官员为农民说话的反倒更少。这与南非基本上是曼德拉这样的黑人精英在为黑人说话，形成鲜明对比。

南非对黑人的歧视之所以没有“特恩制”，除了黑白肤色不可变外，更重要的是白人社会的民主制不可能允许皇上把（白人的）特权随意赏赐给他所宠幸的（黑）人，当然，他也不能剥夺他不喜爱的人（如白人中的反对派）的公民权（种族主义下的公民权也就是白人特权）。而我国的市民中也没有民主制，皇上就可以随意把市民贬为“农民”（如当年的“上山下乡”和剥夺贱民城市户籍），也可以把他欣赏的奴才提拔成权贵。正因为如此，所以南非会产生让“黑人家园”“独立”的计划，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权是不能侵犯的，要坚持歧视黑人，最终你就只能把他当成外国“偷渡客”。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官家拘留或驱逐老百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假如是“外国人”反倒麻烦了--在中国，“外宾”才是享有特权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体制性歧视严酷性虽不亚于南非，但“随意性”则更为突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之弊”并不是户籍本身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取消“农业户口”来解决。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官商结合搞“圈地运动”之风大盛，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反向的”户籍政策，即强迫农民“农转非”、“（行政）村改居（委会）、镇改街（道办事处）”。一旦“村改居”了就可以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因为官家规定你已经不是农民了，而“非农土地”铁定就是“国有”的！显然，在没有民主和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取消“农业户口”和设立“农业户口”一样都可能造成歧视。

但这反过来也会增加改革的灵活性。实际上，只要地权归还农民，政府权力受限，不能随意圈地，城里不再搞“梳理”，“农民工”能自组工会，失业农民工不被视为“有退路的返乡者”，乡村普及社会保障，教育考试取消地区歧视……，一句话，把农民当成公民，把农民的土地当成公民财产，把“农民工”当成工人（而非“流动工人”），把“返乡农民工”当成（需要保障的）失业工人，“城乡对立”也就化解掉了。这些事情当然也很难，也有各种冲突与风险，但要说会在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像南非那样“黑白分明”的族群对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国瓦解身份壁垒的动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像南非那样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社会；主要靠普世价值在城市居民中的传布，而不是像南非那样靠黑人自己的抗争。在这方面，改革时期的中国也确实取得了不少进步。从“征发民工”制到对“主动民工”设限，从查证拘捕到查证罚款，从废除强制“收容”到开始简化暂住证制度，从放松打工限制到教育与居住限制也开始松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确实正在弱化，而它的经济也在减速。当然这种弱化的进度即便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水平相比也远不能如人意。但与南非相比，中国的制度性歧视问题更是一个纯粹的民主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个“共和”--通过宪政制度建立利益群体的理性博弈机制--问题）。而南非的剧变虽然也叫“民主化”但看来仅仅民主还是远不能一下消除种族鸿沟的。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伴随着利益的冲突，也会有种种风险，其中也包括民粹主义风险--但是中国的一般民粹主义与那种带有深刻种族烙印的“黑人民粹主义”不同，不会造成族群撕裂与国族认同的危机。

总之，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体制的路径依赖程度要比南非小。中国如果出现民主化，放弃“低人权优势”确实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速度”放慢（其实不放弃也会放慢），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联会改善。这种转型的确也有风险，像人们在中东欧国家看到的那样。但发生严重治理危机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南非小得多。今天的中国确实很像当年的南非，但是由于上述差异，加上南非先行的民主化中一些教训如果能够被吸取，今天民主南非面临的一些问题，明天的中国民主化进程是能够避免的。像宋鲁郑先生那样以南非的“乱象”来吓阻中国民主化，不会比当年极右翼白人以东欧的“乱象”来吓阻南非民主化更有效。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低人权优势”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长提供的物质条件，抓紧利益缓冲余地较大的这个时机推进政治改革，启动民主，提高人权，增进自由与福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南非的前车之鉴表明“低人权优势”造就的奇迹并非永久可恃，而到了不可恃之时再思易辙，就积重难返了。中国倒是不会有南非式的黑人民粹主义，但由于我上面讲的原因，其实中国不分城乡发生弥漫性民粹主义的可能性会比南非更大（南非现在基本上不会有白人民粹主义的爆发）。如果真的陷入了那种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恶性循环，也是很难收拾的。中国如果在“奇迹”时期启动民主，不会有南非今天的困境，但是如果到了“奇迹”不再，像1997年经济滑坡中的印尼那样“不得不民主”的话，那就可能不是什么南非困境的问题，而是更严重的、类似1917年的“俄国困境”的问题了。

额，一二好辨识，虽然也不一定是五毛，也有可能是人格和素质原因。但是赶走这两类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三四和教育相关，没有经过逻辑教育的，就算不是五毛，也可以有相类似的表现。与其区分三四，还不如看看他们是否会在讨论中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能接受他人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这种人是正真来交流讨论的（就算是五毛，我也欢迎）；相反从不认错，从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这种人是来宣传的（不一定是五毛，也许只是大男子主义作祟），但是赶走这种人我也高兴：） @榴梿 这个不算灌水吧：）

对于第三种：“不及时处理的话短期内危害不大，长期有可能会导致凝聚力下降，内部混乱。”

我对前两种的厌恶远远小于第三种。前两种人很好分辨，我不需要动脑子就可以做到辨认并无视他们。第三种人，我得认真地看完他们的论述，可能还要花些心思反驳几句，才能发现他们不是来真诚交流的，自己的精力被骗了。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水平不够，没法一击毙命地驳斥这种胡搅蛮缠的人。当初说2049没有反信息战机制，说的就是这种级别的不真诚用户。

卑鄙地背后说人一句坏话，品葱上一些姨粉也经常采取这种套路。此处向战神@梅菲斯特 请教，对于水平不够又没什么战斗力的人来说，有什么“防身术”。

当然了，我也承认，我对loaded question有主观上的极度反感。拐弯抹角和委婉是两回事，后者是礼貌，有五分说三分，前者是虚伪，指着东边打西边。

49年加入国民党，前几年许多大陆人争着得香港户口的人多了。想走的赶紧走。不送！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中国人民——这是事实情况。

早就有些话这样说，这届人民不行。这不是反人民是什么？^_^

苏俄式换皮起码还做到了转型为威权体制

连我都承认，大陆还是人治大于法治。还是有进步空间啊

@榴梿 #5 哈哈，其实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政治取向，我一般不会在现实中政论，不过我的确有时会犯这个毛病

@榴梿 #1

好的，长官。灌水贴一定发在水区。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在其他人的帖子中是不是也不许聊天，而且不许水？怎么界定水回帖呢？简短的？离题的？反问的？言之无物的？循环论证的？偷换概念的？还是其他的？

同樣道理，在香港事務上，對中共的支持者而言，自然是美國又一次煽動顏色革命的力證。縱然沒有GFW，他們仍相信香港示威是美國指引、煽動的；而且香港警察十分和平。我遇到的中共擁護者將一切歸咎於美國在香港的代理人黃之鋒及美國特工暗中策劃的分離主義行動，證據是黃之鋒在德國畫報派對和白頭盔會面及在香港酒店大堂會面Julie Eadeh；以及美國透過NED和CIA贊助香港民主行動機構，而美國每年有大量預算花在建構全球情報網絡，特工分佈在世界各地。對他而言，這已經是證據確鑿。表面上這種論述自成一派，但若果將每個事實獨立來看卻未必能得到相同結論：白頭盔除了美國資金外，也接受世界各國及個人的捐款；黃之鋒除駐港大使館領事外，一向也有和美國官員會面；NED/CIA的資金情報是否真確，如何被使用也是疑問之一；更重要的是，這種結論完全無視香港社會本身的情況，但卻簡單直接籠統：代理人戰爭、Operation Gladio。這種論述易於被不熟悉香港情況，對美國霸權稍微認同的人接受。即使考慮香港人本身對政府施政不滿的因素，他也堅稱香港對中國的不滿是人為煽動的，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相當民主」。更有趣的是，他由英藉督警是前英國特工和英國對港出口人群管制武器兩事來看，得出了所謂的警察暴力是英國政府操控的騙局，而且擁護民主制度的港人只是被西方價值洗腦的可悲恐怖份子。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只能如香港警察記者會的發言人般，說：「要如何才能夠證明沒有發生的事情呢？」事實上，這套理論有其可能性（盡管個人十分反感覺這種聲稱極為強大、充滿影響力的存在影響一切的泛論），沒有能從根本上駁倒的地方。

看到外國自干五如此祟拜中共，相信Nathan Rich等人的大外宣，相信西方媒體及科技巨頭審查親華信息，甚至相信六四事件是偽造的（wikileaks上「廣場沒有死人」的報導）、黃雀行動是美國資助的反華行動，只能感慨互聯網讓各種思想，包括極端的理論，亦能吸納其信眾；既然牆外充滿公民教育、言論自由的環境如此，國內無法翻牆的民眾接收到的理論會是如何？個人感悟是，目前的科技發展已經突顯了當代民主制度的局限：在充斥極端立場、真假消息參半、資訊快速流動的世界加劇了民眾的不安及陰謀論的傳播，這種無力感可能會使相對中立的平凡市民政治冷感或訴諸極端政治光譜，而極左/極右上台後只會以敵意看待異己者，使民主的制衡機制成為社會撕裂的因子。這可能亦是近年民粹主義掘起的誘因：皆因傳統媒體、政府已經失去公信力，民眾因而更願意對抗政府的權威。到底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較好，還是中共的家長式專制較好，我相信大部分人會選擇前者，但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從悲觀的角度來看，若果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真的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大的國家，會不會有更多人認為歲月靜好，不反抗政府就能過好日子的社會制度才值得追求？想像一下中國的帝國式統治風格若普及到全球，對於個人主義、追求自由的人來說會十分可怕。 續

本人相信民主精神是隨社會結構改變、管治層和被管治層博弈得出的最優方案，而民主制度需要考慮科技的發展加以改良和適應變化，可惜個人能力不足，無法核實以上數點，亦未能想到民主改良的方案。在此希望能和大家能集思廣益，評估民主制度將來的發展。

另外，還望各位能夠推薦一些相對事實客觀，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分析和著作。中文媒體上感覺主流意見都認為美國引發石油戰爭獲利，在各地輸入意識形態影響當地政策，予人負面的感覺。未知這是否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見？

正常人都知道美国跟这事没什么关系，认为有关系的脑子都留在墙里了。中国在内部散播仇美情绪已经很久了，特别是贸易战开始以后，然鹅并没有什么卵用。中国绝大部分娱乐和精神享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蹭来的，电影，音乐，NBA，etc。也就网上跳得高，实际上我刻薄一点说，他们仅剩的那点脑子怕都是美国人奶大的，中共哪会留脑子给他们用。 其实你说的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真的很难改变。以后有粉红自干五出现的时候不要试图教育他们，直接让他们看推特 @墙国铁拳现世报 就行了。 地址：https://twitter.com/socialistfist 本人实际测试，教育效果拔群…… 再不行的话，我一直提倡用经济状况教育他们。即使再粉红再战螂的，对你国经济数（现）据（实）都是毫无信心的。

怎么做有什么意义？

什么样的（如本身是否做鸡）女孩被谁误导向哪些示威者提供怎样的性服务呢。新闻就那么几句话，通篇是猜想。没有讨论价值。

Sorry 打错名字。@榴梿 断了大概20分钟，现在依然不稳定。

@deleted #30 正常政府哪會故意從疫區進口豬肉？哪會出現那麼多鬼城？哪會把教育、醫療搞成營利事業？ 經濟穩中向好的國家，哪會畢業即失業？哪會在城中心出現一個又一個倒閉幾年無人接手的店舖？

如果想存活下去，就要解决问题（有问题就无法玩转，玩不下去就死掉了），有差别的只是解决方法途径的不同。

制度都是虚的，其实都是人在运作，被奴化太久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族硬搬民主制度就是民国的下场。成功流程请参考韩国和台湾。

问下发明支那这个词的那群人，是否包含港台。这群数典忘祖的人，还好意思说这？你自己认不认无所谓，关键大家认为你是

中篇一：其人其地：体制的比较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

中国与南非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比较点，比方说“矿难”的比较（中国与南非都是“矿难大国”，而且矿难具有身份性：中国的农民工与南非的黑人是矿难的主要蒙难者）等等。但是最本质的比较应该是体制上的，尤其是前引夏吉生先生所言的劳工制度与土地制度。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与我国规定“农民工”只有“暂住”权，几乎如出一辙。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我们叫“新农村”，南非叫“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而种族隔离时代的“民工潮”才与中国如今类似，是由本国“流动工人”构成的。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征发劳工”。中国与南非在这方面有非常类似的发展轨迹，即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而我国还处于“持证流动”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阶段

在改革前，我国曾以严格的身份壁垒和户籍管制把农民禁锢在乡间。而南非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同样是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在我国改革前的命令经济时代，农民得到特别恩准改换身份的“招工”机会极少，“民工”这个概念在当时并不意味着打工挣钱，而意味着对农民劳动力几乎是无酬的征发调集，与自古以来百姓对朝廷的劳役负担性质类似。那时只要农闲，青壮农民几乎都要“出民工”，有时连农忙时也要保留部分“民工”连续作业。笔者当年就曾作为民工参与过许多工程建设，亲身体会到这种劳役负担之重并目睹了农民躲避“出民工”的种种现象。那时农民是没有自愿出去“打工挣钱”之说的。由民工变成“市民”就更不可能了。自行外出打工，那时叫做“盲流”（文革时一些地方甚至俗称“流窜犯”），被抓是理所当然。改革后像孙志刚事件那样引起舆论哗然的事，当时根本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常现象。连打工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居住，所以那时是不会有“暂住证”的。农民有事进城，需要以具体事由开具一次性的“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之虞。

而在南非，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也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也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于是，改革前我国的“身份社会主义”与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颇为相似。由于我们的农民与他们的黑人当时都难以为挣钱而打工，也都没有成为都市制造业工人的主体。那时中国的城市制造业工人都是“市民”，被征发的农民“民工”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水库、电站、矿山等，其工地大都并不在城里。除了一些危险、重累工种，如矿山和农忙时节的国营农场在改革前就有雇佣农民做“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的现象外，其他制造业很少雇佣“农民”。而在南非，1911年前被征发的黑人劳工主要在布尔人农场和金矿井下工作，城市制造业工人也仍然以白人为主体。甚至南非共产党在建立之初也曾一度以白人劳工为基础，并为“穷白人”的利益而排斥黑人。

如果没有全球化与经济开放，像这样的“身份社会主义”与“种族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发展“奇迹”可言。改革前中国经济的低效与国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这时统计中的经济总量“增长率”似乎不算很低，实际上这主要是革命前21年长期大规模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和三年更大规模的内战）结束后“和平红利”的结果，就制度绩效而言，改革前中国与革命前的和平年月、与印度乃至与苏联相比都没什么可夸耀的。而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

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年又再次出现开放大潮，直到2001年成功加入WTO。而南非的开放就更早。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中国农民与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中国的“进城农民”与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的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在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形成的高要素成本导致的产业外移潮流下，南非与中国依靠“低人权优势”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使南非成为“非洲工厂”，而中国则成了“世界工厂”。两国都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

在两国的“经济奇迹”中，中国“进城农民”与南非“进城黑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市场经济和工业的发展，使雇佣制普及，而征发“民工”之制衰落。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中国的“农民”与南非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的确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19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1990年代更超过70%。而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而我们中国，在改革30年后“民工”也从被征发的不情愿者变成了不可遏制地涌向城市的打工者，2亿多“进城农民”的规模直追“户籍市民”。

与此同时，两国又一个类似之处是：由于各种行业准入限制和其他给定条件，许多“上流”职业之门对这些贫穷新移民是关闭的，我们的进城农民和他们的进城黑人在两国城市中都是主要从事“上等人”不愿干的低收入、重体力、高危险劳动。在南非，黑人劳工从农场、矿山转向城市，到1970年代在制造业工人中黑人也成为主体，而工矿业劳动力总数中黑人已占68.9%。而在中国，市场经济“规律”使得企业纷纷转向雇佣更为吃苦耐劳、工资更低而且在制度性歧视下维权能力佷弱的“农民工”从事蓝领工作。而许多市民、尤其是首都及重要城市中有“身份”的、并且在计划生育制度下基本已经独生子女化的新一代市民则越来越远离蓝领职业，往往宁可“待业”也不愿与“农民工”为伍，从而出现了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算高的情况下城市户籍人口“超前白领化”的现象。可以说，今天中国的蓝领工人问题，已经从传统的“市民”工人问题越来越变成了“农民工”问题。脱离农民工的状况来谈论劳工权利，已经越来越显得不知所云，犹如在南非脱离黑人劳工的状况来谈论劳工权利一样。

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指出：那时“白人是城市的主人，而黑人只是为了找工作而暂时在城市栖身，他们真正的家在'黑人家园'。”他说这话的1996年南非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用这句话反照中国，却是正当其时！

“暂住证”与“通行证”：孙志刚与沙佩维尔之痛

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拉美的贫民主要特征就是贫困。而与此不同的是：南非的“进城黑人”与中国的“进城农民”除了贫困，更严重的问题是公民权利的缺失。他们不仅是穷人，而且是“贱人”。当然，印度民间的种姓制下也有“贱民”，但那里的“贱民”只受民间传统的歧视，国家把这种歧视视为非法。而中国与南非的贱民受到的恰恰是来自国家的“合法”歧视。

贱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须随身携带特殊证件，警方（乃至并非警方而由政府建立的特殊强力组织--中国的所谓“城管”以及更早时期的民兵、治安联防队之类）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检查，检查不合格就可以随意拘留、惩罚他们。这样的制度原来并不是专门针对“流动劳工”或“农民工”的，早在工业化以前它作为禁锢“贱民”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就已经存在。在南非，黑奴时代早在1760年布尔人当局就规定黑奴外出需持“通行证”，1809年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有类似规定。但那时黑人主要是被征发去给白人干活，主动进城的“流动劳工”还不存在，由于黑白人外貌易于区分，凡并非有组织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一出现就是非法，几乎用不着查证件就可以被拘留遣返，所以那时“通行证”还不重要。

“流动劳工”盛行后非征发的黑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多了，“通行证”也就重要起来，以至到二战以后它已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最重要标志。南非的这种“通行证”阿非利卡语叫DomPas，相当于英语Pass，这个词由动词“通过”而来，演变为名词后我们便习惯译为“通行证”。不过Pass其实可以泛指护照、入场券等很多证件。而黑人所持的这种证件其实是白人当局准予打工的证明。如前所述，既然按官方定义持证流动的黑人“只是暂时性的”被允许留在城市，而且证件上就标注有“暂时寄居者”（TemporarySojourner）字样，其实按中国的说法译成“暂住证”更准确。以下仍叫“通行证”只是顺从我国既有的译法。

通行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流入控制”（InfluxControl），白人当局通过它规定黑人劳工准入的地区与行业。南非官员认为，“'暂时寄居者'的身份适合于黑人劳工，他们被允许工作，这些工作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没有它们经济就会垮掉。但是他们不能被当作市民看待。”一些极端布尔人团体曾要求通行证只发给黑人青壮男性，“黑人妇女与儿童应该被遣返回他们的'家园'，只有男人可以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期间留在白人地区。”尽管《通行证法》不敢如此写明，但实际上它要达到的正是这个目的。

在中国，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就实行了严格的户口禁锢，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机制的重要一环。不久后的大饥荒中，这个制度就成为“给社会主义抹黑”的死里求生的逃荒者的夺命克星。从那时以来这“收容”基本上就成了例行的一项“稳定”措施。如前所述，那时的“民工”都是征发劳工，并没有自由“流动”的问题。在文革时期，农民进城办事都需要公社“革命委员会”开具证明，否则旅馆都不能住。由于“农民”与市民不像南非的黑人与白人那样容易从外貌上分辨，所以“查证明”那时就很重要。但是当时农民外出办事都是一次性的，“证明”也是因事而发，没有“暂住证”一说。

改革后搞市场经济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增，中国才出现了类似南非“通行证”的“暂住证”制度。这种证件同样起着“流入控制”作用。没有此证的“盲流”一经查获可以被“收容遣返”。而且被“收容”者必须支付相关费用和罚款。在市场经济的赚钱狂潮中，许多人又发现“收容”还是一桩大有油水的“创收”事业。于是就有靠“收容”发奖金、靠“收容”“盖起了极为气派的宿舍楼”，乃至广为“委托收容”并按名额给回扣的事。再后来腐败严重了，有人又发现“收容”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而且更有助于自己乌纱帽的“稳定”，于是“非法”告官、“越级”控诉的“上访一族”又成为强制“收容”的重点对象。如此愈演愈烈，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三证俱全而且有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

1950年代的南非学者指出：“今天非洲人的法律地位是：警察可以在不论白天黑夜的任何时候逮捕在约翰内斯堡大街上走路的非洲人。”中国的“外地民工”同样处于这种情况。中国学者指出：“通行证法使黑人的行动自由成为不可能，时时受到监视，他们只能在规定的地区就业，实质上是强迫劳动。”但他们却对自己同肤色的同胞“农民工”的类似境遇保持沉默。当然，至少按中国的标准看，说是“强迫劳动”似嫌太过。农民工虽备受歧视，与“劳教”、“劳改”和“古拉格群岛”还是不同，就是比改革前被征发的“民工”而言，今天中国主动进城的农民工也是不同的，就像南非黑人“流动劳工”不同于更早的“征发劳工”一样。

南非统一规定年满16岁的黑人在“白人地区”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证”。而中国规定“进城农民”必须随身携带的证件各地可以自行立法，在新世纪初，绝大多数城市都规定农民进城要持有“三证”：暂住证、外出务工证与计划生育证。最搞笑的是北京的暂住证还曾长期分为ABC三等，普通农民工都是每年一办的C等，有地位的“农民企业家”可以办A等，“暂住”年限达5年，俗称“绿卡”，这是完全把“进城农民”看成外籍劳工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城市的暂住证只在某个社区有效，如2006年广州一位打工者写道：“我在白云区某个村办理了暂住证，但到另一个村就不能用了，对方不承认这个暂住证，又让重办，各自为政，乱收费现象太严重。”

南非黑人办这种歧视性证件基本不收费，而中国的许多城市在很长时间内进城农民办理这些证件不仅要收费，而且是年年收。如北京市每年每人办齐三证至少要450元；广州市2001年以前外来人口办“三证”需交“四费”每月30-40元／人，即每年360-480元。不少情况下，办一年暂住证的费用相当于农民工一月的工钱。近年来一些地方屡有关于暂住证减费免费的新闻，但实际上收费仍是正常现象：例如广东佛山2007年冬暂住证收费一年为112元，东莞为53元。

两国每年都有大量这种“贱民”在证件盘查中被拘留。如南非1984年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黑人达16.3万人次。而中国仅广东省2000年被强制“收容”者就达58万人次。北京同年仅上半年就强制收容18万人次。广东人口比南非多不到一倍，但被拘留者却3.6倍于南非。北京市的人口只有南非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被拘留者却比南非多一倍多！收容中经常发生恶性虐待事件，如：

“1999年7月26日，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收容，送进一家精神病院，结果被多名暴徒强奸。后来，苏萍丈夫来领人，要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降为500元。

1999年10月27日，在604次列车上，一名27岁的女青年因未买车票、未带身份证而被乘警捆绑，后女青年跳车身亡。造成这一恶性案件的直接原因是，乘警与一个收容所有约定，一旦发现无票、无身份证的人员，即送交收容所，每送一人乘警可得到200元的'工作经费'。显然，收容所这200元不会白出的，还要赚一笔，但最终羊毛还要出在羊身上。

广东韶关坪石收容站，每年只有20万元的财政拨款，那里却盖起了一座极为气派的宿舍楼。对此当地的一位领导一语破的：他们是在搞创收。”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农民工有两怕：一怕不给工资，二怕收容遣送。“没有违法的人走在大街上却会被抓走，关到条件极差的收容遣送站；尽管连《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规定最长只能拘留15天，但依据各地制定的有关管理办法，被收容者'留站待遣时间'最长竟可达６个月甚至无限期；被迫关进收容站的人，还要支付自己被收容遣送的食宿费、路费等。”一位打工者回忆：“2001年毕业我就到了广州，那些日子就不是人过的！白天好好走在大街上，会有人跑过来拦住你要查什么'三证'，如果你没带在身上你就完蛋，你会被带回居委会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叫你给老乡同事打电话，你的手机已经被没收了，你只好用他们的电话，4块钱一分钟，享受国际长途的待遇；到了晚上，半夜里会有人踢你的房门说要查'三证'，迟点开门，你的门就报销了，还不得讲理。谁叫你是外来人呢！办一个暂住证的费用够你一个月的工资了！……如果你的三证不全，你就惨了！这辈子算毁在这些龟孙子手上了。说是把你收容，其实就是把你放到某地的一个石场义务采石，过着奴隶般的生活，3-5年不一定能回到家。”

南非当局对黑人查通行证，虽是恶法，毕竟还有“法”。出示了通行证的黑人一般不至于被抓。南非并无“严打”、“运动”的传统。而中国却常有这类行动，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就会发动对“外地人”的清理，到时即便三证齐全，照样会被“收容”。如1999年国庆期间北京警方见着农民工就“收容”，“有人把三证齐全给他们看，说‘我有暂住证’，谁知警察抓着一撕，往旁边水沟一扔，慢条斯理的问：‘你现在还有吗？’……”

南非曾有一段时间对黑人妇女不实行通行证法，1957年当局决定对妇女也要查通行证，曾经引起强烈抗议。即使白人内部对此也有异议。而在中国，对进城农民实行暂住证制度从一开始就是“男女平等”的，苏萍、黄秋香和“604次列车上跳车身亡的女民工”都是这一制度的著名的女性牺牲品。

如此贱民待遇令人痛心疾首。在南非，《通行证法》一直是黑人抗争的焦点，著名的沙佩维尔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1960年3月，约翰内斯堡以南35英里的沙佩维尔镇，警察向反通行证法的黑人示威者开枪，打死69人。举世为之震惊。黑人为反对这一恶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非国大”就是因发动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打成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乃至从事武装抗争的。而更激进的黑人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索布克维等人则因反通行证法抗争而被捕入狱并死在狱中。

而在中国，由于“进城农民”在严厉管束下难以形成组织，不可能发动抗争。但是由于中国的“农民”与市民不像南非的黑人与白人那样容易分辨，“收容”因而会“扩大化”到了“非农民”头上，终于激起公愤。2003年中国发生轰动一时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中国的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的，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警方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其实此前真正的“进城农民”遭到类似厄运、并经传媒报道的已有许多。但“农民工”的呼声无人理睬。这次市民也愤怒了，“收容”制度因而遇到了严重危机。

于是在南非黑人的抗争和中国市民为“农民工”鸣不平的抗议中，两国都出现了某种缓和的改良。

在南非，1978年后对黑人的通行证检查“放松”了，黑人可以不当场出示证件，只要能从5公里内取来即可。在以后几年里，黑人因通行证法被拘留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在许多情况下，对于不能出示通行证者逐渐改用罚款来代替拘禁。1986年，南非当局“正式结束了人口流入控制”，废除了通行证，但仍通过住房政策来维持对黑人的管制，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清理“违章建筑”来驱逐他们。通行证法的彻底废除还是在南非民主化以后。

在中国，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起的抗议声浪终于使声名狼藉的“收容法”被废止。但是“三证”并没有取消，只是除了运动式的“专项治理”活动以外，平时一般不再对无证者实行拘留与强迫劳动，而是改为罚款（与南非后期的“缓和”做法不谋而合！）。“三证”至此主要变成一种经济歧视。以下是2007年底一位算是幸运（能够购置商品房的农民工如今可谓凤毛麟角）的打工者的诉说：

“来佛山三年了，见过无数次设点查的，那叫一个无耻啊！出租屋自不用说了，半夜砸门查证是很正常的，最可恶的就是在上班时间在工业区门口设点查，专门拦走路和骑单车的人，没有证就罚款，实在是无耻到了极点！因为我一直是坐公交车进工业区，可以躲过，但是最近他们发通知给我们公司，说要在公司门口设点查，所有非本地人都要办证.因为我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只是暂时没把户口迁过来，就打电话去问是否需要办，他们答复我说，就算你买了房子，户口不在这里也是流动人口。……气死我了！除了用流氓两个字，我找不出别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

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要求新闻来源，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五毛倒是最喜欢要求新闻来源，因为它们是只相信官方消息的。

第三种以上如果强行筛选的话，会一定程度破坏言论自由吧

现在明显五毛已经出现了。 或者一直都在，只是我刚来刚发现。

@懦夫斯基 #1 其实你们太抬举我了，我的水平和战斗力也不高来着（最近更是进入废物状态） 没啥防身术，不要主动对话，除非他们追着你纠缠…… 有时候吵架是不可能赢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找到适当的时候闭嘴……吧……

@winblwrck #3 一直都有的……大概要总结几条对话法则，限制情绪化，人身攻击，过度推测等等。如果规则得当可以把胡搅蛮缠类型的影响限制到最小。而对于刷屏类的，如果有的话，就通过限制注册来解决。

@榴梿 #11 明白。赞同。 我也不是说观点不同就赶的意思。而是有的人就是来宣传的，双方都没有得益，只是互相浪费时间，这种人应该赶。

@榴梿 #5 当甲方好爽:)

我有空看看……

help wanted

（头大）

@xiaoxieerdun #8 我记得以前听墙内说过 大陆人月薪1W，需要交3000块左右的各种税。（只不过被单位代交了让你感觉不到而已） 香港人月薪1W，不用交税。

@GVfan #5 tg非常擅长把内部矛盾转移为敌我矛盾

生活中几乎不体现直接上税，也就发工资买车之类的“大件”让百姓感觉到有税这么个东西儿。 况且，现在生活可比几十年好多啦，这都归功于党的领导。好日子都是伟大领袖带来的，虽然有小问题，但中国现状和未来都是好的，以及美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就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团结内部方法比较简单。一是有一个大目标，美好生活可期现在苦是必要的是值得的；二是甩责任，一直有外部敌对势力在对抗以及暗中使坏，所以问题都是被敌人破坏出来的，要团结克服一致对外。

这玩意很难解决，说不定命比共产党更长。 没办法，努力肉身翻墙吧………………

@KonaisPC #2 改动时间本身的一个麻烦点在于，2049bbs 的源码里其实是有发帖间隔检测的（你们偶尔发现提交按钮失灵的锅就在这里），二者是有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