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夺取政权以来，发动了消灭反动会道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土地改革，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层面铲除了一切非共产党的组织因素。这个过程，也自然是消灭了一切阶级身份，使得全国只有两个集团，共产党统治集团和韭菜集团。统治集团掌握生产，分配，而韭菜集团只能贡献人力，领取口粮。但是这样的制度是有缺陷的，它把韭菜们压在生死边缘，实现最大限度地压榨，但是人民在绝望中，或者是自杀，杀人，自爆，或者是消极怠工，于是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就不得不让位于新经济政策。在中国，就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转进到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而在情况缓和了以后，新经济政策又得让位于斯大林的全力以赴重工化。在中共，则是文革批刘少奇，要求“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所以你看到列宁主义政党的政策，就是经常在秦政和怀柔之间反复跳转。当秦政搞不下去的时候，就牺牲一定的“政治稳定”换取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发展，而自由化的后果则是“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所以当经济较好而政治上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则要再列宁化，消灭这批新生的资本主义者。
但是这么做是有缺陷的。“消灭反动会道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土地改革”的对象是民国时代的有产者。这些集团的财产不是来自中共的恩准，而是“前朝余孽”，虽然前朝余孽的技术官僚部分可以留用，但是前朝余孽的资本是要清理的。而且因为他们是前朝余孽，清理他们的时候可以打着革命的旗号，光明正大的抢劫杀人。（就比如说冠生园的老板冼冠生，就被中共军警逼得自杀，资本充公，人亦毙命）而且因为制度的改变，这些前朝余孽资本家连贿赂共产党干部的机会都没有（此处插入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因为共产党的干部有自己的一套供应渠道，不需要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资源。而人民公社问题就严重了，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这过了几年就要收回。名义上地是你的，但是你没有处分权，都是由公社安排社员劳动，等于分给农民的土地再次充公。这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等于是告诉了他们，共产党言而无信。这个就比打击民国余孽的性质要严重多了。
改革开放，等于是永久性的新经济政策，在共产党专政下，搞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管控的市场经济。正如张春桥所引用的列宁原话那样，自发地产生了资产阶级，而有了MBO和外国资本，产生的速度远远快于文革时候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大量的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出现在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所以也产生了大量类似于当年民国时代的有产者那样的中国富裕阶级。
那么可不可以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呢？这就困难了，因为这一代的资产阶级，可不是什么民国余孽，而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和中共改开干部一起致富，一起为党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他们和中共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要铲除这个阶级，就要拔出萝卜带出泥，把整个中共的权力关系网撕得稀巴烂。所以在新时代的打黑除恶，如果要有成效（消灭新生阶级，铲除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隐患），就要做成二次文革。“刀把向内”的自我革命。
说到二次文革，我们就要谈一次文革。一次文革的目的，并不是铲除民国余孽（他们已经在50年代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是毛泽东本人的夺门之变。作为太上皇的毛泽东，不满中共功臣集团掌控实际权力（即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权），党务的刘少奇和政务的周恩来都已经在官僚系统中digging in, 有了党内建制堡垒。这也是毛泽东文革的主要对象。毛的目标就是要把实际掌握权力的官僚们从兔子洞里揪出来，换成毛认为的没有官僚系统独立意志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新人”手上。文革的时候为什么要继续残酷迫害民国余孽呢？因为他们已经是政治黑名单，踩他们没有政治风险，又可以彰显自己“热爱共产党”，因此不论是造反派的群众，还是坐在台上的刘周两系官僚，或者是毛引入三结合的军人，对这些黑五类臭老九踩起来都特别舒服特别带劲。无风险套利来着。
既然一次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官僚集团，“踢开党委闹革命”，那么其革命目标就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复辟”了，而是“官僚集团建制”，这是一场典型的“刀把子向内”的自我革命。对于毛来说，如果有可能，最好是发动自我政变，派御林军进京拿下刘，周，全国军管，紧急状态，大清洗。但是实际上这个选项不可行，周的情报系统比毛的反应还快，这么做更有可能把毛自己给拿下。所以上海一月革命打出了一个好头，在毛系人马的破坏下，各地党委停摆，军队得以借入，建立三结合革委会取代原来的党委，这个过程中，就引入了新的革命造反派群众和穿着军装的军人，不让刘周党务政务的文官们独掌官僚大权。
但是军队很多人的渊源也不是毛泽东这一系的。很不幸地，中共有四个野战军：一野彭德怀是毛的嫡系，但是早在58年庐山会议就把彭的政治权力剥夺了；二野刘伯承和周恩来是故交，邓小平虽是毛嫡系，但是60年代开始作为大内总管，他的走向类似同为毛嫡系的刘少奇，都是以党治国的党棍；三野陈毅就不要问了，老周铁杆；四野林彪，激流勇退明哲保身。这也就是说，在全国大武斗大文革之后，因为群众组织实在素质太低，没法统治，所以又得留用原来的中共干部，又要从军区调来枪杆子绿皮来护驾，搞成三结合的革委会才能统治。但是这个对毛来说并不理想，毕竟党政干部很多是官僚主义者，而军队旧部很多又不是毛的可靠人选，所以正如毛所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要七八年再来一次",唯有不断革命，才能抑制住官僚余孽和军头们“再建制化”的趋势，让权力掌握在毛觉得可靠的“毛泽东思想新人”的手上。
但是政府不可能永远处于革命的状态，早晚是要建制化的。毛的不断革命的构想，只能把晚年的毛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者，而这种只革命不建设的态度，也是必然灭亡的。如果毛的接班人真的能无限制的破坏建制，最后结果只能是耗干列宁主义政党的动员力，摧毁中共的统治。所以对于中共来说，后来功臣集团复辟，文革新人被打上“三种人”的烙印而被抛弃，还真的就是“拨乱反正”，恢复建制秩序的新时代。
讲完了一次文革，那就来简单讲讲二次文革的困难性。二次文革，即习近平文革，那就是要通过群众路线，打击改开派官僚，国企，资本家，以及国务院各部委。这么做的困难在于，习近平是做了一辈子官僚的人，又有中共打江山的赵家贵族血统，这种人，做不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也做不到他爹习仲勋那样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搞革命的态度。官僚做事，最忌讳就是匹夫之勇，轻敌冒进。当官最要做的就是四平八稳，和气生财。毛和习爹毕竟是革命党人，而习近平没有革过一天命，要他拿出革命的精神砸碎官僚体系而不是拿出官僚的精神来篡夺权力，那是太强人所难了。就算是一次文革，习近平也没有薄熙来勇猛嘛。没有经历过革命的腥风血雨的锤炼，是干不好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