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是对专制政府的思路，对待专制政府一开始就不应该妥协，没有宪政就没有妥协的条件。对待宪政政府你的问题根本不担心，因为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全世界包括大陆人都看着政府如何对待港人，如果宪政政府背信弃义，那么今天对付港人明天也会以同样手段对付大陆人，这在宪政社会是很难取信于民的。@Wolfychan #147532

你说得很对，我也认为福克兰岛应该归阿根廷。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应然的法律和实然的法律，应然的法律就是指法律应该的样子，实然的法律就是指法律实际的样子，你谈到福克兰岛我觉得格局还是小了，真实的情况是英国皇室为了保留英联邦哄骗各个成员国，名义上说是把世袭制改为选举制，但后来通过操作，把选举定为终生制，并且还把选举时间定在上一届任期内，那就变成事实上依然是英国皇室世代当选为英联邦元首。严格按照法律，前者应该无效，后者属于可撤销，但现实都成立了，不为什么，就因为英国的国际影响力远超阿根廷和英联邦诸国，就因为英国和执行力最强的美国关系超铁，美国不带头制裁英国，谁敢制裁它？所以呢？我们因为国际法的结果不绝对公正就要否定正义是存在的吗？打输了赔偿也好割地也罢，这都不是现代国际允许的，现代国际秩序是不允许打，打就不对，有什么坐下来谈。当然你会说，那美国为什么他想出兵就出兵，对呀，因为他是美国，咋滴，你还想制裁他？@Wolfychan #147531

你的看法我同意一半，港陆通过宪法暂时分割两地治权，但主权还是要在中国的名义下，过一两代以后再细谈治权如何整合，当然我还是建议走行省制，我不同意主权分割，这就等同让大陆人认为香港就是想永久独立，和专制与否无关，就不可能修补裂痕了。港陆两地民众都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大陆妥协治权，港人妥协主权，如果都不肯让步，那么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Wolfychan #147527

罗翔说过，世界上没有人能画出一个绝对的圆形，但不妨碍我们尽可能努力画出更接近完美圆形的圆形。规则不完善我们可以追求完善，但我们不能因为规则不完善而放弃规则。@影人 #147525

不，鼓励战争的条约也是自始无效的，举个例子，比如今天中国和美国签了一份条约一起侵略阿富汗，所得的财富中美相互平分，然后中美两国就出兵占领了阿富汗，但是两国最终在财产分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议，于是两国持条约去到国际法庭，你觉得法庭会裁决这份条约有效吗？肯定是自始无效的嘛，如果认为有效，那如果中美两国没发生争议是不是就等同合同成立生效了，那么阿富汗的利益谁去保护？@消极 #147523

怎么会没有自始无效，比如我和你签个合同，故意杀害某人得多少多少报酬，这样的合同契约就是自始无效的。@消极 #147518

对待大陆同胞我的想法和你刚好相反，其实现实生活中我发现绝大多数愿意交流的熟人都没有那么食古不化，相反都是很好沟通，不少不明真相的粉红在了解真相以后也开始同情港人，但这些声音在网络上你是听不到的，因为轻则删帖封号，重则人间蒸发，如果你真的需要提防，就提防墙外那些无脑反华势力，天天核平支那，费拉不堪。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导致宪政化以后修补裂痕的障碍。@Wolfychan #147516

我没有否定公投呀，只是在宪政环境下再等一代人去做决定而已罢了。我说的双标就是指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宪政了没到一代人港人就是要公投独立，那么在大陆人看来就是港人独立和当初的专制无关，活该被赵专锤爆，这种观点现在等同给赵专镇压港人维稳送子弹。@Wolfychan #147506

@Wolfychan #147499 所以你想证明什么？因为赵家专制派很双标，所以我们就要和他比双标对吗？我们坚持中英联合声明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让香港宪政自治对吧，这在当下专制统治下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国宪政化以后，那么香港已经成就了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目的，也就是做到了宪政自治，那时候还谈声明有什么意义？

专制统治下，中国各地都没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所以你讨论现在要不要民族自决根本没有意义，现在你要么推翻专制要么移民，只有宪政统一的基础下才有讨论民族自决的可能，宪政统一的那一刻，民选的结果往往是碍于当前的认知，是不够理性和严谨，缺乏实践检验的，所以宪政统一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决定去留是最合适的，也有最有话语权的，去留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是千秋万代的大事，怎么能如此随意就以当下定论，对于千秋万代来说，再等一代人成长起来很久吗？挟持民意、煽动仇恨的往往才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别说民族自决去留，光立宪这一件事日本就做了九年，英国更是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经历了两百多年，现在从立宪起算到一代人成长起来，对于国家来说一点都不久。@Truth #147497

对的，你说得对，我认可你这个观点。那以后不同的国家就区别对待，认为战争占领属于有效的国家，以后别人侵占领土时就愿赌服输，不要说什么战争罪行。@Truth #147493

那只会给赵家专制派说我们双标的口实，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合乎秩序，不符合利益就不合乎秩序，那么以后赵专玩起双标来了就更加肆无忌惮了。@Wolfychan #147492

偶尔冒泡而已，不能常驻。@刘慈欣 #147484

不平等条约自始无效，否则就等同鼓励发动战争，反正只要打赢了，逼你签个条约，你就是我的了，这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秩序。@Wolfychan #147486

1844年是指国际法对中国版图的追认和确定，也就是说1844年所确定的版图内包含地区属于中国，不是从1844年那一年开始才属于中国。

要不要做同一国，就让宪政统一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决定吧。我是反对没有实践基础的共识的分裂活动，我不反对民族自决。单从奥地利的国力来看，奥地利确实分裂以后不如德国，至于德国，现在他是欧盟的老大，德国只是披着欧盟外皮的国家而已。@Wolfychan #147482

大哥。你这个洗地真的……我在考虑要不要和你陷入科普常识的论证当中而导致模糊了主题。

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已经选出了自己的总统，组织了自己的政府，换而言之就是拥有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时候就不再是北方政权所制定的宪法的一员，不存在南方政权去拥护北方政权宪法的问题。哪有两个国家用同一部宪法的说法。即便两个国家的宪法一个不改一模一样，但在法律上也是分别属于两个国家的宪法。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概念是伴随1844年中国版图的确定而确定的，在版图之内的政权就属于中国政权，这和你有没有共同认同没关系。难道你我共同认同你会飞你就真的会飞吗？

你认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同，无法比较，对此我并不是很认同。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抗战时期、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把大陆和台湾对比。

先说明清及明清之前的时期，那时候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出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但台湾就像两广地区一样，同样是远离中央权力中心，此时地方对于中央大多数是名义上的归顺，事实上主要还是以地方自治为主，以两广地区为例，明清时期的的两广人，尤其是粤语区民众基本都还不会说国语，大陆和台湾制度上并无差异。

抗战时期，大陆主要城市和台湾都是被日军统治，彼此制度上本质上也没有太大差异。

毛时代的大陆，台湾处于蒋时代，虽然开明程度有所差异，但彼此都还是出于权威集权统治的时代，制度上没有本质差异。

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陆开始引进日本动漫和港台的歌曲及电影、电视剧，而台湾直到1991年之前还处于蒋二代的集权统治，开放程度甚至不如大陆，1991年台湾行宪后，大陆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虽然台湾随后不断开放，但对于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小看日本动漫、听港台歌曲和港台电视剧电影长大的一代大陆人来说，和同时代台湾人的成长轨迹及文化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异。尤其是两广地区的民众甚至比同时代的台湾人更早融入现代文明。

综上比较可知，认为台湾人和大陆人有区别是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认知的。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近代，特别是共和国建政后才移民去台湾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的台湾同胞都络绎不绝。如果按照你的标准有差异就不属于中国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大陆南北同胞的差异比两广人和台湾人的差异大得多，中国各个地方的人都不属于“中国人”了。@Truth #147475

表亲婚我只是举个例子，现实的情况肯定是比这个复杂多了，比如跨国婚姻案件，不同的州对于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以及债权债务还有对外管辖和司法鉴定、司法认证的标准都不同，如果结婚的是不同的两个州的公民，又在第三州结婚，在境内外都有资产，复杂得不是一般，原本一个律师就可以做完的活，非要每个州的律师都要委托，这个费用也可想而知。

行省制言下之意就是说联邦制的联邦太多了，比如美国的联邦州就有50个，还有一个华盛顿特区和一个51区。行省制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理化整合，划分为五个州主体就比较合理了，至于各个地方真的有需要特别照顾的地方，再出特别法另行规定，但还是以五大法域作为原则。

比如香港，按照宪政行省的区划，应该属于中华民国九州行省香港特别行政区。@Wolfychan #147473

老实说，我的意见可能在学界并不算主流，但我个人其实更推崇行省制，行省是介于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制度，也叫大联邦制，这主要是考虑到，单一制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中央容易忽略地方利益，损害地方的权益。但联邦制像美国在实践中由于各个州的法制不一，大大限制了普法教育和民众通过法律指引自己的行为，比如有的州表亲婚合法有的不合法，一对表亲婚一移居一不小心就婚姻非法了，财产分割也变得极其繁琐复杂。同时联邦制下不利于法学人才的流动，造成地方的律师行业垄断严重，不利于律政行业的发展。

行省制是介乎于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制度，也就是把中国按照传统、文化、环境差异分为九州、辽东、博图、西域、蒙古五个行省，中央只管国防、外交、央财、国税、移民、省际冲突、货币、公投这八件事，其他的权力交给各级行省政权机关行使，对于像港澳台北上广深渝这样的特殊城市，针对性的开放一些特权，这样就能做到既避免了单一制侵犯地方权益，又避免联邦制不利于法制推广，同时又起到照顾不同地方特别需求的效果。@Wolfychan #147469

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像美帝也频频爆发黑命贵、零元购这样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即便光是所有持份者的意见还是不够，还必须保障有一定人群的小党派拥有政权的话语权，简单的说就是要建立起多党制，否则哪怕是两党制，港台代表也只是取得最多票选比例的大党派，根本不能代表港台民众的利益。@Wolfychan #147464

美国在南北战争死的人比他在一战二战中死的人还要多，但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有着妥协的精神，胜利方不会长年追究失败方的过错，失败方也不会将仇恨延续到下一代，这种妥协、理性的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冤冤相报何时了。

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合理的博弈规则，无论你舔美也好、舔俄也好、996也好、凯恩斯劳工主义也好、搞民族自决的民粹主义也好、支持宪政统一的自由派也好，只要是在宪政法治的规则下利用规则为自己的立场争取权利，那么我都可以接受。

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目前最缺乏的不是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普世价值观，这些都可以妥协，都可以磨合。中国目前最缺的是达成共识的博弈规则。现在中国人需要的是放下目前所有的争端，促成一套合乎逻辑，可以自圆其说的博弈规则，只要解决这个前提，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民族主义者、还是真左、还是自由派，都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促成这一套博弈规则之前，我们谈什么民族主义、真左、自由派、民族自决、宪政统一，都毫无意义。

什么时候破墙，就什么时候可以促成这套博弈规则。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破墙，正如满清不可以预计到洋人的坚船利炮那样，未来是不可预计的。但从规律来讲，落后的生产力必然会被先进的生产力所淘汰。对于当代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移民。

合理的博弈规则就是避免成王败寇的历史周期率循环。@Wolfychan #147455

如果不充分批判左翼，就会容易演变为盲目反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这又导致历史重演。我的主张一向都是引导民意，让民众信服，而非煽动仇恨，让民众盲从。@能井 #147449

不是赵家喜欢种族清洗，而是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需要种族清洗维持统治，如果说他们在制造仇恨那没有错，但他们就是通过不断制造仇恨来煽动民众的焦虑，从而绑架民众拥护他们的统治。我刚看完英法百年战争，英国人也是每打下一座城市以后必屠城的，这是专制统治的规律，所以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某个种族某个政权某个政党，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专制制度。谁拥护专制我们就要反对，不限于任何政党任何政权任何种族。@Wolfychan #147448

中国一词最早在东周就已经出现了。当初指的是汉族统治的九州，后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内涵不断扩大，近代以来，国际法认可的中国版图概念是1844年的英国伦敦出版社作出的中日地图为基础，当时的清朝就已经认可了中国的说法。

至于中华民族，不可否认梁启超是发明了中华民族这个词语，但大家之所以能普遍接受，说明也是有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事实上也已经存在，只是在梁启超提出之前还没有一个概念去形容这个概念，否则不可能被民众接受，如果说中华民族是梁启超创造的话，那么如果梁启超说的不是中华民族，改个名字，叫做大清民族也就没有这么多人接受。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梁启超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词汇来形容中华民族这个群体。

政权和政党当然是有区别的，国家和政权也是有区别，中国以后也可能出现其他名称的政权，而同一政权内赵家也有被其他政党轮替的可能，没有任何专制政权、专制政党是长盛不衰的，这是历史规律，现阶段短短几十年对于历史而言只是昙花一现，一个历史的过客有什么资格等同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两岸政权能否统一，关键在于大陆是否宪政化，大陆如果宪政化，两岸政权统一并非没有可能，历史上就没有专制政权可以千秋万代，相反都是盛极必衰，大陆宪政化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这代人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香港人也好、大陆人也好，只要能移民加入外籍都是喜闻乐见的，这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你说领土要整体更改主权归属，是不太可能实现的。@Truth #147442

对于你的看法，我深有同感，所以给你点了赞。但同为手足，我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理由就是无论大陆小粉红多么的极端疯狂，但这都建立在大陆对民众的信息封锁和控评删帖的基础上，现在大陆专制全身都是G点，随便碰一个都会爆炸，所以大陆的舆论“不控评必翻车”已经成为常态，至于大陆同胞对港台民众的仇恨大多也是由于长年信息封锁导致的价值观扭曲的结果，反过来说，当某天大陆不再存在防火墙不再存在控评，专制当局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民众在自由交流的环境下，张献忠式的思维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一个号称世界老二的大国竟然要靠防火墙来维系，在我看来他是脆弱到极点。至于海外留学生小粉红，哪怕出了墙，由于生活习惯，他们大多数还是更喜欢接受墙内的咨询，包括电视剧、新闻、娱乐等等，墙在他们心中，关键还是墙内的扭曲教育下的产物。在防火墙瓦解之前，你可以继续保留你的想法，至于未来如何，我们待破墙以后拭目以待。说到墙内的社交平台，我以前在知乎发帖评论必高顶，现在被封号了，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想，在真相面前，哪怕只允许发表一点事实，民众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所以我认为华人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不在于华人群体，还是在于信息封锁和控评。

对于自决权我从来都没有否认，我不反对民族自决，但我认为应该在宪政统一的基础下的一代去决定民族自决，现阶段港独就是给赵专送子弹。@Wolfychan #147438

中国什么时候和中共的概念等同起来了？中共国只是中国的政权之一，就像魏蜀吴，都属于中国的政权。国家、政权、民族、政党分别是四个独立的概念，不要混淆。

台湾和日本统一也好，香港和英国统一也好，目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方案，也就没有讨论的价值。@Truth #147434

这里说的维持现状指的是台湾，香港也好，大陆也好，现阶段对于民众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移民，静待大陆发生变化。现阶段香港独立运动除了给专制当局绑架民众残害港人的理由外，没有任何好处，等同做了专制政府残害港人的帮凶，而等到大陆宪政化以后，港台也没有谋求独立的必要，现在大陆没有实现宪政化，谈宪政统一有没有好处并没有事实基础，因此否定宪政统一还为时过早，宪政统一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才有决定地区统独去留的发言权。至于反华，主要针对的是对于宪政统一下的华人国家抱持歧视的人群，他们主要敌视的是华人群体，和华人采取什么政治制度无关，这样的人群无疑又是给当前的专制政权送子弹，给大陆民众展现墙外反对派又坏又蠢的一面，事实上等同帮助专制当局维稳，我肯定也是反对的。@Wolfychan #147430

对待港台的独立运动，现阶段大陆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启用“苏格兰方案”，国家主体（英格兰）对谋求独立地区（苏格兰）的呼声不回应、冷处理，专心致志发展国家主体地区的经济民生，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建立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强和谋求独立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拉近共识、尊重差异，培养谋求独立地区新生代对国家主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然后推动由待大陆宪政化背景下港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决定谋求独立地区的去留。@Truth #147427

承认民主社会在具体事务中存在民粹的非理性思维并不丢脸，反而利用民主的名号大行民粹的荒唐才是最卑鄙的行径。

比如没有人否认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在美国爆发的黑命贵、零元购难道不是民粹吗？对于美国来说，白左就是民粹，就是民主社会中存在的毒瘤。对于台湾来说，深绿就是民粹，就是台湾民主的毒瘤。白左和深绿的共性都在于否认实践的认知，拥有一部分支持者，利用集体主义绑架他人、孤立不同的声音。

在美国的民粹具体就是对白人的错误认知，在台湾的民粹就是对中华的错误认知。@Truth #147424

所以我才说分裂主义者并不是谋求分裂，只是单纯的反华，只要不是中国主体的一部分，和其他国家任何统一都无所谓。

中国至今从未有过宪政统一的实践，不能说分裂比宪政统一更好，反而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和中国一样属于单一主体民族和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的发展经验，宪政统一的发展会比分裂对民众更好。@Truth #147424

民主不是机械的人民说了算，没有事实认知的民众决策那就是民粹，是暴民政治，同样不是民主的。民主应当是理性的、符合逻辑的、符合事实认知的，所以去留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没有事实认知的民众说了算，而是在宪政统一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说了算。今天的美国可以包容加州独立运动，但在当年却镇压南方独立，区别就在于现在加州民众对于宪政统一的美国有了实践的事实认知，而当年是没有的，也很庆幸幸好当年没有任由民粹导致美国分裂，否则今天就是纳粹和苏共主导的黑暗世界。@Truth #147420

也不存在想离婚就可以离婚的说法，只是原则上离婚自由，但比如一方怀孕另一方原则上是不允许离婚的，对于破坏军婚则不仅仅是禁止，更是触犯刑法。

用离婚来等同分裂，有滥用不恰当比喻的意味，比起离婚，用开公司来比喻反而更恰当，公司哪怕是解散结业，也要进行资产清算，不可能有小股东不同意公司的经营就要求公司原地解散，那样的话什么公司都存在争议，什么公司都发展不了。现实的情况是原本的公司继续保留下来，小股东清算完股权以后可以选择离开公司另谋出路，但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小股东清算资产以后发现所剩无几，还不如继续留在公司吃红利更符合自身利益，那么清算资产就是保障公司的整体利益的一种方式，也是让小股东建立起离开公司以后的事实认知共识，无论加泰罗尼亚还是魁北克独立运动，就是在清算的过程中，发现独立并无益处从而失败。

@Truth #147418

民主不等同擁有正確的事實認知，這是和台灣同胞親身接觸過之後的反饋。政客煽動不正確的事實認知從而影響民眾的決策才是專制。對於港台，在面對專制政權的統治，我的建議是維持現狀，不與專制政權同流合污，待大陸憲政化以後，由憲政化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去決定去留。@Truth #147415

对付小粉红最有用的方法就是用他们最厌恶的帽子反扣回去。

比如小粉红说反对集权的人是境外势力美帝走狗，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官方的话术说，集权使国家落后，落后就会挨打，小粉红拥护集权，就是希望中国落后挨打，所以小粉红才是名副其实的境外势力美帝走狗。

这样一来又回避了和他们争论境外势力好坏的问题，避免被他们利用政治正确对自由派污名化模糊讨论集权的焦点，二来我们用权威的话术来反驳他们，他们也不敢否定权威，三来在道义上他们被指责成为他们最厌恶的人群，他们就不好意思去对同样被指责的人群进行批判。

先说逻辑认知，要发展经济就要发展生产力，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发展科技。要发展科技就要有一个稳健的市场投资环境，而要建立一个稳健的市场投资环境，就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否则就不会有人来搞研发。而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就要做到依法治国，不能让权贵滥用权力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权益，而要做到避免公权力滥用侵犯民权，就要做到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而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要做到公权力部门分权制衡相互监督。换而言之，只要公权力一天还是集权专制，经济就不可能发现，这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再说事实认知，科技落后美帝太多了，就拿芯片制程来说，中国大陆地区全自主制造的芯片最高为55纳米，而美帝目前的最高芯片制程为2纳米，目前市场上低端的智能机芯片制程大概为28纳米，比较高档的手机为7纳米，55纳米是美帝05-08年时的技术。不要说内循环了，离开了发达国家的科技，大陆就要退回到08年的水平。

问题不是出于赵家，而是出于专制，哪怕赵家倒台了，换了个新马甲的专制政权，结果和现在也是如出一辙。中国当下最缺乏的是合理的博弈规则，无论你舔美也好、舔俄也好、996也好、凯恩斯劳工主义也好、搞民族自决的民粹主义也好、支持宪政统一的自由派也好，只要是在宪政法治的规则下利用规则为自己的立场争取权利，那么我都可以接受。

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目前最缺乏的不是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普世价值观，这些都可以妥协，都可以磨合。中国目前最缺的是达成共识的博弈规则。现在中国人需要的是放下目前所有的争端，促成一套合乎逻辑，可以自圆其说的博弈规则，只要解决这个前提，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民族主义者、还是真左、还是自由派，都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促成这一套博弈规则之前，我们谈什么民族主义、真左、自由派、民族自决、宪政统一，都毫无意义。

什么时候破墙，就什么时候可以促成这套博弈规则。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破墙，正如满清不可以预计到洋人的坚船利炮那样，未来是不可预计的。但从规律来讲，落后的生产力必然会被先进的生产力所淘汰。对于当代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移民。

合理的博弈规则就是避免成王败寇的历史周期率循环。

很感谢您的关心。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那边网站的读者朋友。@natasha #147278

总结了小粉红喜欢抬杠的一些论点，顺便在此统一回应一下。@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47275

最近有姨粉一直批判我践踏民族自决，以前我还真的没有深思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现阶段中国大陆地区主要的问题是专制统治，而非民族自决，不过既然有人来质疑，我也思考了一下，顺便在此做个回应，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我认为，建立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并非否定民族自决，而是要在实践共识的基础上适用民族自决。

根据长年工作原因上的实践调查可知，疆独的主要支持力量是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比如塔利班，如果疆独，那么新疆大概率会成为伊斯兰专制宗教国家，比起现在，民众的苦难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我是绝对不认同现在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下民众依然是苦难的。而如果大陆目前开放选举，民众在没有接受宪政教育下，普选结果大概率还是会支持专制政府。哪怕是台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03年台湾同胞来大陆南方某三线城市的经历，台湾同胞对于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一家三口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裤子”、“大陆人都没水喝”来大陆自己带了水，还带了锅碗瓢盆，如果是这样的认知让民众去选择，大概率选择的结果也并非符合事实，所以如果没有正确实践认知的民族自决就属于民粹而非民主。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也就是应当在民众对宪政统一的实践结果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让民众去选择，而非在民众没有建立起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下任由民众根据道听途说作出选择，煽动仇恨拉拢民意而非通过实践认知引导民众，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如果民粹主义一意孤行要搞分裂，那么我只好支持国家效法林肯维护统一。对于民粹主义者说的苏格兰公投、加州公投、魁北克公投，都是建立在地区民众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有统一的实践认知并且不损害全国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和中国的情况没有对应性，对于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投，比如加泰罗尼亚公投、克里米亚公投，在世界主流方面都是饱受负面争议的。所以一个地区是否适用民族自决，前提是要该地区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宪政统一的实践，建立起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并且在不损害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宪政统一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去决定。目前中国从未有过宪政统一的实践共识，也就根本没有否定宪政统一的实践认知，自然就不适用民族自决。当然，按照目前各国的实践，宪政国家，各地民众普遍都是拥护国家统一的，因为这更有利于拥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更有利于国家为民众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权益。

笔者根据2020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可知，中国大陆目前有六亿人月入仅一千元左右，该报告的数据来源为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对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六亿月收入一千左右的人群当中是否包括了无收入或者低收入人群，从而拉低了劳动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这个统计数据确实包括了低收入和无收入人群，但是报告中也将这些人群单独罗列出来，收入在500元以下及无收入人群，占人口比例总数为2.2亿，因此，即便减去了2.2亿，中国大陆仍有3.8亿的劳动人口实际的月收入水平在一千元左右。

当笔者进一步考察该报告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事实，根据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有六亿人月收入在1090元以下，如果将月收入提升到两千，则有三分之二的人不达标，如果月收入提升到五千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总数仅为5%，根据目前中国大陆的房价和车价可知，哪怕月入五千，都难以承受，而根据小康社会的标准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典型标志是自有车房的标准，而根据收入越高的人占比越小的生活常识可知，收入靠前的5%的人群大多数都未踏入中产阶级，那么按照当前的物价水平，尤其是车房的价格，剩余的95%的人群说是贫穷丝毫不为过。更何况这是新冠疫情之前的数据，受疫情的影响，疫情以后的数据应该更差，哪怕时过境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当下仍然不容乐观，就算再多过几年，按照这个发展趋势计算，整体差异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知乎有些读者用劳动部公布的实际劳动人口去换算实际收入，其实并不可靠。星火记者联盟发现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中国农民没有退休一说，只要活着，就计入“就业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农民共有12,928万，77,603万总就业人数—12,928万老年农民=64,675万实际就业人口。用适龄人口83,887万—实际就业人口64,675万=失业人口19,212万，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19,212万失业人口/83,887万适龄人口=22.9%。2019年的总人口仍然是13.9亿，3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部就业人口规模是7.76亿（其中有2.86亿农民工），劳动力年龄人口仍然是9亿以上。这些数据与星火记者联盟测算失业数据时的2016年度基本数据相比，几乎没太大变化。也就是说，真实失业率仍然高达22%以上，远高于劳动部公布的4%-5%的失业率。因此用劳动部公布的劳动人口去统计实际收入水平有失偏颇。

有些读者喜欢在通过和其他国家比烂来为现状开脱寻找借口，其中最为喜欢比较的对象是印度，他们总是在印度身上为残酷的现实找到心里安慰，但其实这种比较方式并不准确。中国是一个单一主体民族（汉族人口占比高达92%以上）、单一官方语言文字（国语汉字）的国家，印度有两百多个民族，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占总人口的46%，但是请注意虽然都叫印度斯坦族，除了使用印地语之外，还有人使用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这不是像中国北京和上海的口音不一样，他那是连书写系统都有区别，乌尔都语是用拉阿伯字母书写，是巴基斯坦的国语，旁遮普语也是。同一民族使用不一样的文字，这种混乱的状况在印度古代就一直存在，传到东南亚的佛经是用巴利文书写，而传到中国的大乘佛教是用梵文书写，这是两套语言。印度内部文化上的不统一，如同中国时期的战国，各国书写文字不一样，只是又远比中国的战国时代复杂。

民族、语言和风俗信仰的无比复杂，为什么不容易形成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呢? 因为这样的政府，它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些缺少联结纽带的民族维持在同一个国家里，它就的主要精力就是做种种利益的平衡，让大家不至于拆伙分家，效率就受损失。

举例说，政府要投资修建一条贯穿国家的铁路，有利于拉动物流、促进贸易，于国于民肯定是大好事啦，但是议会讨论，马上就有某某族的议员出来反对，铁路线要经过我们这一族的神山，会破坏我们的信仰和风俗，不同意！不同意就改线路吧，绕着你们这座山走，但是因为工程绕道、造价也提高了，马上又有别族的议员不高兴了，凭什么维护你们的风俗信仰，我们族的纳税人要多出钱，我们也不信你那一套！最后政府的方案只好和稀泥，要不然为了修这条铁路这个国家就闹分裂了。铁路分成几段修，每修一段投入运营产生效益以后再去说服各族的议会代表，让他们看到成效以后各自都做点让步，这样一条两年能修完的铁路结果十年都没修完，你说它效率高得了吗?

所以用像印度这种多主体民族、多官方语言文字、多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的国家，属于发展条件就先天不足，和中国大陆那种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没有可比性，中国大陆应该比较的对象应该是类似德国、日本那样同样是二战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单一主体民族、单一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家。

以同民族同文化用语言但是不同制度的台湾和上海进行比较，台湾人口是2349万，上海是2418万人，两者相对接近，可比性高。2018年上海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7108.1亿元，台湾2018年度的财政收入折合人民币是4326亿，而台湾2018年的GDP折合人民币为39001.04亿，上海为32679.87亿，换而言之，台湾的社会财富比上海要多，而政府管理需要的财政开支却远低于上海，台湾用4326亿的财政收入不仅维持了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还实现了成熟完善的全民社保，同时还要供养军队、购买军备，上海作为中国大陆富裕的典型，7108.1亿的财政收入，不用供养军队和购买军备，却连全民社保都无法完善，两者的差距高下立判。注意，这里说的台湾更富裕不是财富总量，因为总有些读者喜欢以国军南渡台湾带去多少多少财富为大陆发展不良推卸责任，这里说的是财富的利用率，台湾用更少的钱比上海做了更多的事，并且做得更好，这就不仅仅是靠一个财富总量为借口可以蒙混过关的。

当然，也有些读者认为台湾的土地面积比上海大五倍左右，所有上海发展比不过台湾，这个理由也是偏颇的，先不说台湾东部的土地几乎没有开发，光从土地面积论，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比广东省大得多了吧，如果领土越大经济越高，俄罗斯的经济应该比广东省高出多少倍都不止，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才和广东省相当，如果我们从广东省人口和俄罗斯人口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可比性，所以比较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口而非领土面积。

有的读者认为，台湾人与大陆人不同，无法比较，对此我并不是很认同。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抗战时期、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把大陆和台湾对比。 先说明清及明清之前的时期，那时候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出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但台湾就像两广地区一样，同样是远离中央权力中心，此时地方对于中央大多数是名义上的归顺，事实上主要还是以地方自治为主，以两广地区为例，明清时期的的两广人，尤其是粤语区民众基本都还不会说国语，大陆和台湾制度上并无差异。

抗战时期，大陆主要城市和台湾都是被日军统治，彼此制度上本质上也没有太大差异。

毛时代的大陆，台湾处于蒋时代，虽然开明程度有所差异，但彼此都还是出于权威集权统治的时代，制度上没有本质差异。

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陆开始引进日本动漫和港台的歌曲及电影、电视剧，而台湾直到1991年之前还处于蒋二代的集权统治，开放程度甚至不如大陆，1991年台湾行宪后，大陆已经改革开放十多年，虽然台湾随后不断开放，但对于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小看日本动漫、听港台歌曲和港台电视剧电影长大的一代大陆人来说，和同时代台湾人的成长轨迹及文化影响并没有太大差异。尤其是两广地区的民众甚至比同时代的台湾人更早融入现代文明。

综上比较可知，认为台湾人和大陆人有区别是缺乏事实基础和逻辑认知的。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是近代，特别是共和国建政后才移民去台湾的，每年清明回乡祭祖的台湾同胞都络绎不绝。

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为何陷入了困境，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历史去分析成因。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也并非一直以来都是困顿的，早些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也取得了不少的发展。中囯经济发展开始于七十年代末，也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向西方囯家学习。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开放小宗商品的买卖交易自由，允许民办企业，任何计划经济国家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哪怕过渡不充分，都必然要比原本一潭死水的计划经济要发展得好。到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当时东南亚整体比较动荡，中国相对稳定，因此中国凭借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破坏环境低价出售资源（比如稀土），很快又赚得了第二桶金。千禧年以后，中囯政府以作出市场经济为承诺，进入WTO享受了世贸的资源，使得中国政府又赚了第三桶金，但当初在世贸作出的承诺至今尚未兑现，这使得中外的经贸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大陆可以通过关税手段取得的红利越来越少。加之近年来，小宗商品的低端市场开始往南洋转移，庞大的廉价劳动力60、70后年纪增大，而适龄青年由于生活成本太高、生育压力太大，导致新生代出生率断崖式下滑，人口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口红利瞬间变成极大的人口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无节制的长期开采，导致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治理环境的成本逐渐高于廉价出卖自然资源的利润，人口红利和自然优势的丧失甚至走向负面，必然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发展问题。

既然出卖廉价劳动和廉价自然资源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国际贸易的关税红利也越来越少，要继续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要另辟蹊径，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那么怎么才能发展经济呢？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有区别于像炒房、套路贷这样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只是将大部分人的剩余资产进一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少数人致富，但社会的整体财富并没有增加，反而让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放大。

要发展实体经济，就要提高生产力，在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优势双双丧失的前提下，要提高生产力就只能依靠科技发展，现代社会，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以韩国汽车为例子，早在二三十年前，韩国汽车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知名度，然而十来年的时间，就让韩国汽车在国际上与众多巨头一争天下，为什么呢？因为私营企业出发点和国有企业不同，私企由于企业领导层和企业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当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冲突时，私企为了更好的取得市场竞争地位会更倾向于长远利益的发展，比如搞研发。由于私企不受行政管理拘束，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可以专心研发、闭门造车，当私企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从而不需要单方面依赖科技输入去维持国家的产业发展，甚至还可以通过技术输出实现长足的经济增长。

那问题是科技生产力在现阶段可以提高吗？或者说可以提升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产业升级独立吗？答案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换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革新意味着创新，创新意味推翻权威，换而言之就是认为我是的对的领导是错的，这在目前的体制内是大忌。

接着，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普遍过低，真的有什么科研成果最终也是被领导拿去了，他抓着你的绩效，敢不给吗？换而言之做科研的要钱没钱要名气没名气。那人图啥？对不起大多数人不是白求恩，没有这么高尚。

再次，尤其是国企，上头要求每年都必须要有产出收益，科研项目进行同时必须保持GDP增长（科研研究本来就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活，还要保增长，你在耍我吗），同期持平都属于重大经营事故。如果你是国企领导怎么办？你会拿自己的身家前途赌科研项目吗？肯定不会呀，赢了是国家的，输了都怪你决策不当，而且绝大多数的科研项目都是没有成果的，谁傻谁搞科研呀！那怎么办？拿来主义呀！拿国外的科技成果过来咱们改头换面一下组装组装，产品就哗哗的产出，收入就哗哗的进账，GDP就蹭蹭往上涨，这才是上头喜闻乐见的，他们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有政绩就行了。

那么在这么一来原则上不准挑战权威，二来一旦挑战成功一没有福利二成果也被夺取，三来不管创造是否成功都必须还要保增长的体制下，谁还有革新创造的动力？ 相反，正因为实体经济发展萎靡，才使得了热钱为了不贬值被迫内流到泡沫经济房地产当中，导致房价高企，房价高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大家买不起银行的钱政府就还不上，银行的钱还不上就可能导致破产，而很多房企背后的出资人就是国企，事实上用的是国家财政作为抵押，一旦资不抵债拍卖资产就有可能出卖国家资产，为了保护地方财政还银行的钱，国家就只能继续印钱，流通的钱多了人民币就必然贬值，然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质量，物价继续飞涨，由于社会实体财富不变，所以民众的工资依然原地踏步，而房地产为了保值和还贷，房价继续上涨，导致大家更加买不起房子，形成恶性循环。

要发展科技，首先国家就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就没有人有动力去搞科研开发，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给科研人员画大饼、打鸡血，而不是切实保障和尊重科研人员的知识成果，这是违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国家还要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让投资人敢于投资，不用担心市场朝令夕改而蒙受损失。而要做到前者尊重知识产权和健全市场竞争机制，本质上都是要做到依法治国，做到有规可循。而要做到依法治国，就要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尽可能避免公权力滥用，以言代法、以权谋私。

如何有效的避免公权力滥用，有的读者认为应该从阶级论入手，言下之意就是，统治国家的阶级越先进，那么这个阶级的思想觉悟也就越高，也就越不会沉迷于低级趣味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对于这种观点值得我们斟酌。 按照阶级论的立场，最先进的阶级应该是无产阶级，但在事实上，如果国家机关不采用普选产生，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是管理国家生产资料的官僚，而这些官僚由于管理着巨大的生产资料分配权，又无法通过普选遴选，那么这些官僚必然很容易滥用生产资料分配权而沦为寡头权贵，也就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阶级重合了。 好了，当国家的机关采用普选产生时，国家的统治阶级永远是更有利于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因为他们更有利于通过运用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竞选优势，根据国家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区别，在以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统一管理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更有竞选优势，而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或者不干预经济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商人则更有竞选优势，而由于生产资料管理权可以换取更多的利益，根据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些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管理权的官僚或者商人，他们也就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和社会资本家，换而言之不管是采用何种生产资料分配所有制或者是否采用普选产生国家机关，实质上无产者依然无法成为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根基自始就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不可能成立，人类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由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比如马云就是党员，一位大资本家竟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当中的一员，而且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嘛？因此阶级论是一种完全正确但对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的理论。

抛开阶级论，对于如何有效监督公权力，我们就只能从公权力运行的逻辑的角度入手去分析。从逻辑分析，监督公权力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一种是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一种是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前者无法从逻辑上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监督最上级？另一个是少数上级如何监督成百上千的下级？如果中层监督不到位，上级又无法越级监督基层，那么这种监督就变得形同虚设，而且上级用监察机关来监督下级，下级为了自保，必然事事请示监察机关，如此一来，监察机关就沦为了事实上的下级决策机关，那么同级还有谁能监督已经事实沦为决策机关的监察机关呢？所以，从逻辑周密性的角度看，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机制比起前者得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要更符合逻辑。只要分权得足够充分，腐败需要讨好的人也就越多，需要讨好人越多，腐败成本也就越高，也更容易曝光，行为人想通过收买公权力谋取不法利益的红利也就越少，从而也就起到尽可能避免公权力滥用侵犯民众正当权益的事情发生。当然，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机制也并非万能的，世界上也不存在尽善尽美的监督机制，我们只能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从不同的监督机制中选择对民众正当权益损害更低的一种，选择治国理政的道路从来不是做一道判断题，而是做一道选择题。

有些读者认为，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方式比起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的监督方式更容易造成推诿，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不可否认，公权力机关之间相互监督制衡，难免会丧失一些决策效率，但是即便如此，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方式不见得就比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的方式效率要更差。 上级监督下级、领导监督下属，本质上是以领导人的权威作为监督的保障，因此本质上这种监督机制属于一种权威政治。下面我们就从决定发展效率的因素的几个方面去分析权威政治的效率。

先说作出决策的速度，如果说权威政治在效率上的优势最明显就是体现在作出决策的速度，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当机立断、力排众议、抢占先机，说得不好听，就是领导人的头脑发热拍拍屁股就能拍板上马，这也是权威政治经常吐槽分权政治效率低下的理由，因为立宪政治要求权力分立，既要体现多数人的民意又要照顾少数人的权益，因此作出决策的效率自然不如权威政治领导人高瞻远瞩、当场拍板这么迅速，然而事实上，权威政治除了作出决策的速度比分权政治高以外，其余都不如分权政治。

接着，我们来说作出决策的正确性，一般而言，一项政策是否正确，也就是判断是否有利于发展，很难有准确的标准，比如降准，有的人认为有利于放贷投资发展经济，有的人却认为这笔钱难免最终回流到负债累累的房市，鼓励企业拿新债还旧债，不利于经济发展。虽然分权政治很难界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是分权政治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通过发布政策去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因为在立宪政治下，每一项决策往往都是各个利益派系相互妥协的产物，虽然为了达成这个妥协难免会耗费比权威政治高得多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但是这可以保障作出的决策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公权力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国家是通过公共管理行为更好的实现民众的权利，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众或者民众代表同意而以牺牲相当部分民众权益作为发展的筹码，即便这个国家发展得再好但又有什么存续的意义呢？而且今天能够牺牲一部分的人，明天就能牺牲另一部分的人，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比如2018年8月山东寿光为了等旱季卖水给下游的居民而蓄水过高从而导致洪峰一来就不得不三坝泄洪，导致下游的居民饱受洪灾之苦，还有2019年2月24至25日，自贡容县为了开采页岩气而导致人为地震导致当地居民死伤，还比如全国各地的环保整治项目紧急关停了当地的合法企业，事后又无法给予适当的赔偿，在桂林就有已经借款斥资几百到两千多万的采石场企业还没正式投入生产就被关停，当事人一夜之间就从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翁，势必大大打击了民众投资生产的信心。

再来说说保持决策的执行性，换而言之就是即便权威政治作出的某个决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众利益的，是有利于发展的，但怎么避免这个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不变形，从而导致政策得以和预期计算时一致。这里举明朝“一条鞭法”为例子，因为在古代的税负往往是以实物的形式上贡朝廷的，实物由于自身的属性，很容易在上贡的过程中出现损耗，比如粮食，一千旦的粮食可能由于路程上的损耗，比如破的、漏的、潮湿变质、串味等等自然因素，到了京师可能就剩下四五百旦了，而一条鞭法则是允许官吏在途中变卖掉这些贡品然后换成其他同等值钱更加轻便也更容易保质的货物上贡朝廷，从政策出发点看，这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良政，但在执行中，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权威领导，各级掌管了货物定价权的官吏就通过低价买进不值钱的货物然后强迫民众高价收购，导致百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一条良政由于权威对权力的垄断，硬生生变成一条恶政。

最后说说决策的成本，权威政治的核心矛盾之处在于，如果权威本身施政不当，谁来对权威进行制约从而尽可能的避免权威侵犯民众的正当权益？对权力进行制约无非两种途径，一种是上级或同级领导对下级或同级下属进行监督，一种是体制内各级之间相互制衡、体制外选票监督，权威政治明显不可能使用后者，否则当权威能够受到其他体制内外的力量制衡时，权威就必然受到挑战，权威也就难以树立权威。如果使用前者，那么就会陷入一个逻辑怪圈，那就是谁对最终权威进行制约？同时，上级权威事实上不可能直接了解基层的工作，他也必须通过层层下级的权威机关去保障政策的实施，如果下级权威机关有所腐化或者懈怠，或者为了应付上级而走形式主义、痕迹主义，也就必然导致上级的政策花费了大量的执行和监督成本却无法如预期执行，我举两个例子，比如精准扶贫工作，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连同各种台账、报告、心得、照片整理、日常走访、宣传政策、打印、开会等等所花费的成本就两三千，还没算驻村干部的补贴，那还不如直接把这些成本换成现金直接给到扶贫户，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如果不做上面这些工作，那么你这一千块钱的扶贫项目可能都落实不了，好了，国家做这些项目花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由于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所以只能靠印，首先是前几年众所周知的四万亿救市计划，然后2018年第一季度就放水8000亿，年底又搞一个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到了2019年开年，又有一个降准，折合再放水8000亿，那么放了这么多水扶贫户是拿到钱了，但问题是这个钱是靠印出来的，印的钱多了，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物价就飞涨，而扶贫户拿到的钱也就无法实现预期的购买目标，但是为了贯彻扶贫计划，供养和落实的政策成本却一分都不少，甚至由于物价飞涨还在不断增加，从此国家便陷入一个烧钱黑洞。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现在全国搞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从政策初衷是便民利民的，但事实上由于权威机关垄断了民众的救济途径和设定人为的援助门槛，比如要求民众必须持传票申请法援，必须在受援以后才能才能帮忙调取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但当事人由于缺乏对方当事人具体的身份信息而无法立案，所以根本无法享受法律援助，但是从国家到省市县镇村派出点七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却一个不落，光一个县级的平台打造从设备到场地到各种文案材料就要好几百万，还要经常维护，还要长期供养一批日常的行政工作人员，无疑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但是其核心的援助功能却无法发挥作用，就算有个别承接受援的案件，工作人员却要经常应付于各种例会、台账、心得总结、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各种节日和临时性重大事件的特殊安排等等，根本无法及时处理受援人的案件。

总而言之，在权威政治下，实施一个政策虽然在拍板的过程比分权政治更高效，但是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执行力，更无法保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所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比通过政策发展获取收益的情况，而且由于层层的台账、痕迹、大小例会、反复调研，政策原本的核心工作反而无法及时完成，换而言之，政策由于错误反复修正和在执行过程中的繁琐痕迹审查，最终必然导致政策就会在执行层面彻底丧失效率，结果就是权威政治既无法保障政策的效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正确性，还浪费时间、人力、物力、金钱，权威政治不仅不是发展效率最高的，反而会大大降低发展的效率，最终是完全南辕北辙、得不偿失的。

有一些读者认为，如果分权政治比权威政治有效，为什么崇尚分权政治的美国政治生态还会出现总统大选涉嫌舞弊、舆论媒体一面为民主党站台、白人歧视黑人和黑命贵零元购的事情发生呢？笔者认为，虽然上述说的现象均是事实，但这并非说明分权政治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混乱，相反，正因为美国的政治生态分权制衡不足，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无论国会还是总统都是采取多数制选举产生的国家，所谓多数制，通俗来讲，就是胜者全得制或者叫赢者通吃制，多数制并非真的是字面上多数人说了算的意思，多数制事实上就是选区取得选票最多的党派可以获得这个选区所有的选票，举个例子，假设在加州，民主党只取得了20%的选票，而其他的政党获得的选票都少于民主党，哪怕只是少一票，那么由于民主党作为加州取得票数最多的党派，最后整个加州的选票都统统归民主党所有，其他各州原则上也以此类推，换而言之，一个只取得20%选民支持的政党，最后竟然可以代表整个州的选民，一个只取得国家20%选民支持的政党，只要他的票数是竞争者当中最多的，那么他就代表了全国的选民，这无疑是不合理的。

由于大党派，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比起其他小党派拥有更多的竞选资本，因此他们候选人的宣传肯定是要更广泛的，比重最高的选票大概率也是拥有更雄厚竞选资本的两党，而在多数制的选举机制下，事实上可能代表了大部分民众的一众小党派、无党派候选人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他们的声音都因为选票比不上两党而被两党所湮没，这种情况下，就使得民主党可以利用邮寄选票舞弊成为可能，设想一下，如果小党派可以发声，拥有竞选权，邮寄选票大范围的出现都是投给民主党的选票就难以取信于民，同理，如果小党派可以发声，媒体一面倒的为民主党站台也明显缺乏中立性而难以取信于民，同时，正因为采用多数制，使得代表大多数人温和声音的小党派无法发声，而极端对立的两党的声音就被无限放大，从而也使得极端势力得以利用多数制渗透进两党，从而使得国家的立场越来越极端化，从而也就演变出白人种族主义、黑命贵零元购、白左圣母婊盛行的结果。 所以说，美国当下的问题不是因为分权而造成，恰恰相反，是两党利用多数制垄断了国家机器，导致小党派的权利给扼杀、剥夺而导致的。多数制的好处是统计简易、结果出炉快，这在美国立国之初国家意识分裂不大、通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确实是利大于弊的，但是放在当下的社会，美国的多数制已经落伍了，成为制约美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对的，像是在欧洲，比如德国、意大利，他们采取的是相对于多数制的比例制选举法，所谓比例制，就是每个选区以每一参选组别所得选票占全部的百分比分配议席，比如同样是拿加州举例子，民主党假设在加州只取得了20%的选票，而其他党派取得了10%-19%不等的选票，那么在比例制之下，民主党只能取得加州20%的议席，其他政党的议席数量也按照他们获得的选票百分比折算，这就使得哪怕是小党也有机会进入国会和组阁，大党派顶多是有一点议席优势，但小党派可以联合起来制约大党派，避免大党派只手遮天，更避免极端思潮借渗透大党派抬头，维持国家的平稳发展。

当然，一说起欧洲，有些读者又会对欧美的福利政策进行吐槽，认为欧美社会的福利政策豢养懒汉，浪费社会资源。从表面上看，福利政策豢养懒汉确实如此，但这正如有些人看到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就义愤填膺的对商人咬牙切齿，或者看到大胃王博主视频就联想到浪费可耻的简单头脑一样。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都是误读。

先说商人宁愿把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牛奶作为一种新鲜品，如果商人把卖不出去的牛奶给穷人喝，一来牛奶的储存所耗费的成本谁去支付？二来牛奶假如喝出问题了，请问谁来负责？三来都知道牛奶卖不出去就要送给穷人喝，请问以后谁还会去买牛奶？大家都等着牛奶卖不出去然后喝免费的不好吗？从此以后还有谁去生产牛奶，没有人生产牛奶反而导致所有人都喝不上牛奶。同理，还有卖不出去的蔬菜瓜果宁愿烂在地里也不会拿去送人，否则大家都不会再来帮顾蔬菜瓜果，都等着卖不出去然后来捡便宜，这样以后还有谁愿意种植呢，没人种植反而导致谁都吃不上。 大胃王视频也是同理，确实，大胃王胡吃海塞确实从个体消费的程度上“浪费”了不少粮食，但是经过大胃王这么一表演、一宣传，品牌的知名度也就上去了，这省下来的宣传费广告费足够大胃王365天，天天胡吃海塞还绰绰有余，企业通过大胃王的宣传推广，获得了更多的订单，企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年为国家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比大胃王所浪费的粮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企业家再拿这些利润的百分之几去做做慈善，一来挣了名声地位，也给自己的品牌进一步做了推广，二来不知帮助了多少贫困人家，从这个角度看大胃王这样的“浪费”岂不是利国利民、利人利己。

最后说回欧美豢养懒人的福利政策，按照二八定律，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社会80%的财富，而掌握百分之八十财富的20%人群当中，他们80%的财富又集中在20%的20%的人群中，换而言之，欧美社会实际上2%人的社会财富就足够养活100%的人，由于分权政治社会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监督机制来避免公权力滥用，使得政府有廉洁的途径通过税收政策，从2%的人手中收取税收去补贴给80%的人，这80%的人确实不排除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好吃懒做、无所事事，但只要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他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里面就会有少数人可能发明创造出新的科技产物，而新的科技产物又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比豢养懒汉的成本要多得多。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天天都是996上下班，每天单位宿舍两点一线，回家狼吞虎咽一顿以后就匆忙洗漱睡觉，明天一大早爬起来社畜，请问谁还有闲情逸致去搞发明创造？996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是不会提升生产力的，发明犁耙的人对人类的贡献比同时代之前全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还要多，要培养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容忍绝大多数的懒汉存在。

连古人都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但有些读者，总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或者自负，具体表现在盲目的排斥西方的一切，甚至不区分某个事物是西方特有的还是人类逻辑共有的，反正只要西方采用过的就要否定，这种自负本质上是一种自卑，心理上不能接受西方国家更早发现某种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现实。

东拉西扯这么多，其实就是要说明，中国大陆要证明比西方国家更发达，首先就是要发展经济、提升民生，而想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科技兴国，要实现科技兴国就必须实现依法治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而要实现有效的监督就要对公权力分权制衡、相互监督，而对于拒绝分权制衡、相互监督的理由在笔者看来，无论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靠不住的。反之，凡是拒绝分权制衡、相互监督却说要比西方发展得更发达，都是虚伪的而不符合逻辑的。

是啊，很久不上来了，很高兴又看到大家。@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47272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谁的财富累积更多，而是宪政社会和专制社会的财富利用率差异太大。在没有完善制度建立起有效的财富分配和管理的前提下，谈财富累积就是耍流氓。

拿台湾和上海作比较，台湾人口是2349万，上海是2418万人，两者相对接近，可比性高。2018年上海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7108.1亿元，台湾2018年度的财政收入折合人民币是4326亿，而台湾2018年的GDP折合人民币为39001.04亿，上海为32679.87亿，换而言之，台湾的社会财富比上海要多，而政府管理需要的财政开支却远低于上海，台湾用4326亿的财政开支不仅维持了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还实现了成熟完善的全民社保，同时还要供养军队、购买军备，上海7108.1亿的财政收入，不用供养军队和购买军备，却连全民社保都无法完善，所以现在真的是因为财富累积差异导致的吗？不，是体制差异导致财富利用率差异所导致的。小粉红都是想当然的看待世界，不会去深究背后的真相。

感谢支持，我平时没太多的时间，偶尔才发发文章。@丁丁兄弟 #138376

前一种往往是胜者全得制度下的产物，因为胜者全得制度，所以表现出来的结果是两院制，两院对立自然就会是对抗风格。

第二种是比例制选举制度下的产品，没有胜者全得，小党派在议会都有发言的空间，自然就不会是特别对立极端的对抗。

相比之下肯定就是后者更好了，前者由于是两党制，往往使得代表少数人的多数党通过胜者全得制度统领全局，国会就很容易出现极端政党绑架民意的情况，比如希特勒就是通过胜者全得上台的，所以德国二战以后改为比例制，而且胜者全得制度下，某一个党派很容易绑架媒体和选举舞弊，但在比例制引发的多党制下，逻辑上就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大党垄断媒体话语权和选票的可能，比胜者全得公正很多。

不講規則的玩不過講規則的，因為你不講規則，別人講規則，那別人就有道理對你不講規則，而你又有求於別人的時候，不講規則的人肯定是最吃虧的。比如在國際上，朝鮮踐踏人權就屬於不遵守規則的人，他就怕捍衛人權的，朝鮮要搞核試驗，被美帝一制裁就慫了。

同樣，講規則的又玩不過亂用規則的，因為亂用規則雖然無恥，但也在規則之內，反對他們倒成了被說是破壞規則的人了，比如白左黑命貴濫用人權就屬於亂用規則的人到處打著向白人討公道的旗幟到處打砸搶零元購。

而亂用規則的又玩不過不講規則的，因為亂用規則的，雖然符合規則，但明眼人都看出來亂用規則的人目的是很無恥的，既然允許無恥優先於規則，那麼不講規則的人他無恥起來也就更加肆無忌憚，講規則的無恥當然也就玩不過不講規則的無恥。像白左黑命貴也就在捍衛人權的的國家裡可以作威作福，如果在趙專這樣的專制社會，輕則尋釁滋事，重則人間蒸發了。

這放在我們以後為人處世也是一樣的，面對趙專不講規則的時候我們就要講規則，比如面對違法行政，我們就要依法維權，用他自己的規則去收拾他，他就沒有底氣繼續違法。面對趙專講規則的時候，我們就要利用他規則的漏洞對付他，比如在趙專允許的社交平台上通過民生經濟問題旁敲側擊提出質疑，引起民眾反思和討論，增加趙專維穩的成本。面對趙專亂用規則的時候，比如尋釁滋事、非法經營，這個時候你再用法律去維權已經沒有意義了，他就是依法治你，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來他是不安好心，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公之於眾，讓全國的人看清體制的真相，比如之前那個法院判決拒絕加班要賠償公司和996協議合法的案件那樣。

我們這個世界終歸是要回歸到大家都講規則的一天，雖然不時都會有些人在講規則的社會濫用規則，但那些人遲早會在不講規則的人那裡得到教訓，等濫用規則的人在不講規則的人那裡吃的鐵拳多了，也就學會遵守規則的意義。

不講規則的很明顯玩不過講規則的，因為你趙專不講規則，別人講規則，那麼別人就有道理，別人對你趙專也不講規則，你趙專就只能吃啞巴虧。

同樣，講規則的又玩不過亂用規則的，白左就相當於是濫用遊戲里的bug，雖然很無恥，但人家畢竟是講規則的，你右派也不能拿他怎麼辦。

接著就是亂用規則的玩不過不講規則的，因為亂用規則的，雖然符合規則，但明眼人都看出來目的是很無恥的，那麼不講規則的人他無恥起來也就更加肆無忌憚，講規則的無恥當然也就玩不過不講規則的無恥。

這放在我們以後為人處世也是一樣的，面對趙專不講規則的時候我們就要講規則，比如面對違法行政，我們就要依法維權，用他自己的規則去收拾他，他就沒有底氣繼續違法。面對趙專講規則的時候，我們就要利用他規則的漏洞對付他，比如在趙專允許的社交平台上通過民生經濟問題旁敲側擊提出質疑，引起民眾反思和討論，增加趙專維穩的成本。面對趙專亂用規則的時候，比如尋釁滋事、非法經營，這個時候你再用法律去維權已經沒有意義了，他就是依法治你，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來他是不安好心，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公之於眾，讓全國的人看清體制的真相，比如之前那個法院判決拒絕加班要賠償公司和996協議合法的案件那樣。

在國際上，趙專就屬於不遵守規則的人，趙專踐踏人權，就怕捍衛人權的，比如原本要出兵鎮壓香港，後來因為美帝制裁就作罷了。捍衛人權的就害怕濫用人權的，比如白左黑命貴，打著捍衛人權的旗幟到處打砸搶。而白左黑命貴也就在捍衛人權的的國家裡可以耀武揚威，如果在趙專這樣的專制社會，輕則尋釁滋事，重則人間蒸發了。

蘋果和谷歌、亞馬遜聯合壟斷視頻平台的問題。我認為美國政府有權力也有義務去限制。理由是，根據法理，任何人都有權行使自由，但任何人行使自由都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在YouTube壟斷這件事情上，在一個憲政民主的社會里，蘋果和谷歌確實有決定給誰上架或者下架的自由，但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如果下架了他們名下的其他視窗平台，那麼用戶還有沒有選擇權？如果沒有，那就是侵犯了民眾通過網絡行使言論的自由，那麼YouTube壟斷這種侵犯別人自由的私權自由，就不應該得到保護，屬於法律上的自由濫用。但反過來，政府也無權以蘋果和谷歌壟斷為由去干預這兩家公司的其他經營活動，除非有證據證明這些經營活動侵犯了公共自由，但那也僅限於干預侵犯公共自由事務的方面，否則公權力濫用也是侵犯了他人的自由。

可以的，首先你要多考几个证，含金量高的，比如一级建筑师证、医师执业证、心理医生执照、国际会计证之类的，最好再学一两门外语，如果可以的话把驾照也一起考了。@王二 #115239

除了日常收入，也要留点钱做投资，比如收入五千，但是创业初期一个人开支大概每个月1000到2000就很充裕了，其他的钱拿去投资，钱不投就会贬值，而且存下几万块在现在的社会里没什么太大用处，还不如拿钱生钱，只要投资的项目得当，更多是利用知识变现，那么三万一年就会滚成三十万，来年三十万再拿出一部分去投资，比如十万，后年大约就有一百万左右。当你的财富累积到两三百万左右的时候，只要不乱花钱，事业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就可以自己运转起来。很多人质疑钱怎么那么好赚，不，钱不好赚，觉得钱好赚那是因为知识变现，而知识积累学习的过程往往是别人所没有看见的。@王二 #115178

不信你不翻譯？@Wolfychan #114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