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杰 #180070 对 议长更好一些，立法院主席的称呼容易让人联想起香港那几个傀儡

我最中意的是“行政院总理”，

我觉得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这几个名字挺好的，名实相符，直白易懂

但“院长”这个名称显得格局太小，而且院长的称呼太多，缺少区分度，不知道还以为是医院院长 学院院长呢

行政院总理、立法院主席、司法院首席大法官

本来就是文官职位，又不是总参谋长，别扭什么？

我认为女性国防部长较男国防部长更有同理心，更能果断处理军队内部的各种常见的霸凌事件和性丑闻，舆论公关能力也更强更敏感，更提升军队形象，改善军人待遇

建议民主中国规定所有国防部长必须提名女性。

@消极 #179407 视频的内容是宣传如何通过策略性投票在反对派被禁选的状态下最多最可能地选出最不受普京控制的候选人，然后俄罗斯政府就说这是“煽动极端主义的非法活动” 呵呵

不要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节操抱有幻想，去年俄国议会大选时，谷歌与苹果就删除了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里内研发制作的应用程序与宣传视频，早在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反对派在YouTube的广告就曾遭到大量删除，这两件事情的性质可都比今天这个严重多了

“政府运作”那一项拉高的，主要还是疫情控制的好，经济成长率也很高，台湾基本可以算作民主国家在这次疫情中表现最好的了，是自由世界防疫和经济的最后脸面了

@消极 #179327 名嘴嘛，为蹭热度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自己也往往留下点余地，提前说下据传闻之类的，真让stone记破防的应该是英国集装箱惨案那期，我记着他当时情绪很激动，结果反转是越南人，从这以后就永久关评了

@消极 #179325 我说的是油管那个 不是红楼梦

@消极 #179317 刻板印象了，当年石头记看得太多，忘记后面反转了

@深渊之音 #179256 习真的比薄仁慈吗？或许一些头面人物没杀，但背地里的狠活还是不少的吧（比如陈小鲁之死？还有刘晓波是怎么被慢性喂死的？徐才厚和赖昌星的死亡也未必有官方说的那么正常吧）

我听有很多传闻纪监委对落马官员的刑罚相当酷烈，这些年中下级干部莫名其妙跳楼自杀的也不少

其实一个性格偏nerd的人，润出去是最合适的，润不出去想当狗就当狗吧，不过等你进了酱缸就知道狗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纯技术人员在体制内一向没什么地位，能在里面混的开哪个不是八面玲珑笑里藏刀的人精

我呢，长得丑人品次脾气大，唯一的优点就是学习好。

狗奴才也是分级分等的，就你这B样还是别想着抬旗了，包衣都当不好，一辈子顶天了就是个绿营，你在这里嘴臭黒屁没问题，线下还是好好夹着尾巴当狗吧，中国是个人吃人人骑人的结构，你不骑在别人头上就得小心有人上人骑你头上拉屎，这可不是你能决定的，是随机事件和概率问题，你比我更懂

别说解放军了，任何国家的军队势力都是要做特别防备和警惕的，哪怕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是，因为军队系统过于封闭的特性，就决定了这些人是社会中欺压最甚、贪腐最烈、最无民主、最不自由的群体

现代基本上所有国家最顽固和最容易颠覆民主的势力就是以军队为代表的强力机关，中共嘴上说党指挥枪，其实历代中共政斗的获胜方都是掌握枪杆子的一方，尤其在六四这件事情上更是表漏无疑，六四的本质就是一场军事政变

军队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碰上武将出身的领导人在位时，便会收敛一点，不敢嚣张。比如中国的毛、邓，外国的戴高乐、艾森豪威尔就不会被军队牵着鼻子走，敢于责骂训斥军队。但是如果碰上文人政府，无论这是民选还是非民选的，就容易蹬鼻子上脸，翘尾巴惹事，说实话我很反感有些政客各种吹捧、讨好军人的风气，如果一个国家把军人当成甚么不能骂的政治正确，这可绝对不是什么好苗头

其实像今天德日那俩受军国主义毒害最深的国家的现行军事模式应该是最理想的

就是把军队公务员化、去神圣化，冯德莱恩担任德国国防部长的时候就一边提高军人实际待遇和扩军，但一边又时不时通过媒体放出一些同性恋、霸凌一类的军队丑闻来敲打折辱这些丘八狗

在台湾问题未最终解决前，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为了便于理解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这有点类似于1989.5.25——1993.12.25间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时期”； 很多人没意识到苏联解体前后那几年时间的俄罗斯的立法（权力）机关依然叫“最高苏维埃”，甚至叶利钦炮击白宫前，俄国依然在沿用1978年苏俄宪法，但这段时期的俄国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实现了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了。

所以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同理，中国也完全可以采取"第N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N次会议中通过的（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N次）修正案"的形式落实宪政

等到台湾问题最终解决后（无论结局是法理台独还是实质统一），就可把制定新宪正式提上日程了，在新宪制定的过程中，建议将所有国号国旗国徽国歌的备选草案分别摘出来依次交付公投

我相信最终胜出的还会是"中华民国"和"青天白日满地红"

春晚在八九十年代那种娱乐节目匮乏的时代还是很受欢迎的，毕竟当时除了举国体制下的中央台其他人很少有资源有条件制作出一定水准的艺术晚会，事实上这也是春晚影响力的高峰期，但到了21世纪，为了保持中央台的热度，各地方或民间的春晚被全部强制要求在除夕前一天或春节后一天播出，我找到上个虎年媒体报道草根网络春晚的现象当时舆论对此还是对这种“反权威”的民间活动持包容赞赏的态度，只不过一轮过去，又是一个虎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

这种死妈行为每天都在发生，每天晚上7:00-7:30黄金时间，所有地方台主台和新闻台都要转播央视的新闻联播。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文化价值属于额外的附加属性了，尽可能得说让对方理解的语言是一种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台湾立法院的陈柏唯，明明自己会国语，质询国防部长的时候非得用闽南话，中间再找人翻译一下邱国正才能听懂，你这一来二去的翻译不就占用浪费别人的质询时间吗？这种打着政治正确旗号的装逼行为就让人讨厌了，好像邱国正还为此和他吵过架

公权力有推广国家标准音的义务，我甚至一直在考虑不只应该推行普通话，还应该降低语文课的权重（比如删除文言文部分）用来推行英语或世界语什么的，当然是否应该是今天的北京话滦平音做标准音有待商榷，不过就算换成其它南京话中州韵之类的官话听起来区别也不是很大啊

方言保护这东西说白了做到头也就是个兴趣班和选修课而已，有钱有条件的地方用自己的地方财政额外雇佣一些“方言老师”开一开也就得了（严格的说不应该从地方财政出钱，因为地方财政也有外地人的税收贡献，应该由民间组织捐款出资），我估计大多数学生，包括本地生懒得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课业负担

盲猜是因为中国和英国建交最早，台湾和美国断交最晚

@太陽三觀測站 #178374

拋掉轉移支付包袱

反转移支付根本不能构成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甚至“民主化”同等级别的共识性正当诉求，又不是只有横向地域省际市际县际村际间才存在转移支付，所有的财政补贴和社会保障，甚至绝大多数的政府税收行为都是转移支付

反对富地区向穷地区转移支付的人，自然也应该反对同地区内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才能算逻辑自洽

这就说明，除非是个什么涓滴效应经济右派的信奉者，甚至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有资格以反转移支付为理由支持分离主义（当然无政府主义也没必要再多看重“国家”概念了）

如果信奉马太效应经济左派以“社会民主主义”自我标榜的人，却鼓吹少数富裕者“扔包袱”行径，那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纯粹的嫌贫爱富的社达投机分子，另一种是以“社民、福利”欺骗煽动本地区内底层民众仇外情绪以渔利的传销骗子，很不幸后者恰恰是中文互联网上所谓分裂派的主流成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现实里作为“老师”的台港独派为迎合其支持者的社会地位而都是以经济左派的形象出现，比较容易吸引所谓的自由派跟风弱智脑残粉邯郸学步。

实际上在中国民族发明家的理论的确比较容易取到少数中国精英阶级或者说婆罗赵的支持，因为解体分裂之后，精英和土豪对小共同体承担的义务显然要比以前的大共同体要少很多（事实上姨韭反动分子也不屑于隐藏其舔赵舔土豪的观点），其支持所谓“中国民主化”的诉求只是作为接下来其与无产阶级继续割席决裂的阶段性统战手段，对占十四亿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或底层阶级来说，跟着心里视你如猪狗的人后面摇旗呐喊之前至少应该认真思考下刘仲敬嘴里的所谓诸夏图腾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点意思，我发现每个汉族国家都留了一个出海口，连封闭的西南四省都给安排了个北越

讲真只要不干扰正常的物资和人员流动，不对普通人生活造成麻烦和困扰，选用什么国家形式无所谓，或许等到“中国民主化”那天，现行的主权国家边界已经在各类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干预下模糊化了，甚至连政权组织的方式都未必是今人熟悉的代议制了

@陈士杰 #178358 你说长期在华工作、投资的洋人能掌握一些中文我能理解，但旅游、临时开会一类的短期停留的人士也能掌握汉字吗？我身边有人去韩国旅游好多次照样说一个韩文字母也不认识

而且我觉得北上广几千上万条街道的路牌、地名容纳的汉字数量可不少，至少需要掌握上千个常用字才能有效辨读，很多低年级的小学生都未必能正确识别，这对老外的学习难度可不小

@Boreas_Caeruleus #178342 这丫不就是习近平在北京地铁里搞的吗

各地方道路根据实际需要标注，今天就是这样，有些地方的路牌就没标，有些地方连日语 韩语都标了。

如果是国道，必须标注英语， 英语是正常国家的义务教育必修课

我还建议把路牌上的简体字全换成繁体，在满足大陆人的基础上方便港台群体辨认，大陆义务教育要求“识繁写简”，说明一个具备基本文化素养的合格的中国公民不应该对繁体字存在识别困难，用繁体字能最大化便利所有华人

@infoworld #178149 估计是“ elected autocracy”“ illiberal democracy”「民选专制」或「不自由的民主」的意思，学术界确实有此概念的存在（当然我也不认为其内在逻辑是合理的）

不过朱立伦今天拿这个词骂民进党，我是非常能够理解和支持，因为十年前十年前蔡英文也在用一模一样的「民主獨裁」一词骂国民党，以双方各自的角度来看，这叫回而敬之，礼尚往来。

另有爆料蔡英文总统出席蒋经国图书馆的活动，从头到尾都是她和总统府秘书长李大维这个“老蓝男”策划和主持的，其他府院党的绿营人士都强烈反对，演讲稿也被翻来覆去的改，这一方面说明蔡英文展现出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格局，但也只能表明蔡总统的个人态度，并不改民进党批蒋黑蒋的一贯立场。

我选第一个，排除法，在机场换过，那窗口应该不是什么银行的网点

我会选D

蔡英文打蔣經國牌？民進黨根本不想化解社會分歧！

「經國七海文化園區」上個周六開幕，我也到場見證並參觀，感念經國先生對台灣的貢獻。這場活動因為蔡英文出席，開始出現民進黨搶走國民黨「蔣經國牌」的論述，不過，姚人多今天一篇千字文，講出民進黨的真心話，蔡英文所說的「化解台灣社會分歧」，對民進黨而言「製造社會分歧」才是煽動選民的最佳吸票機。

對於蔡英文願意出席「七海園區」開幕式，我是給予肯定的，即使有人解讀這是蔡英文為了搶藍營的票作出的決定，但是我用大角度看待，蔡英文出席的本身就是好事，就是釋出一種善意，為了考慮綠營的感受，所以用藍綠最大公約數「反共」紀念經國先生的功績。

姚人多的千字文無情的戳破蔡英文想要營造的印象，民進黨打著「轉型正義」旗幟，對蔣氏家族的追殺從來沒有停止，只要打著反威權獨裁的名號，就能對兩蔣「論過不論功」，不斷汲取政治紅利，但卻由全民付出代價，用意識形態讓國家分裂跟族群對立越陷越深，導致真正重要的政策與史觀沒辦法獲得重視討論。

經國先生對台灣經濟、民生與民主的功勞無法抹滅，他帶領台灣走出中美斷交最深的挫折、推動十大建設，並催生「護國神山」台積電，更在晚年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允許赴大陸探親，讓台灣走向民主開放，不分藍綠都應該肯定蔣經國做的實事。

既然蔡英文想化解台灣社會分歧，就應該趕快裁撤「促轉會」這個黑機關，「中正紀念堂要不要拆」這種無聊的問題也不用再拿出來討論，可以依照我的建議，將中正紀念堂轉型成「反共紀念公園」，繼承經國先生的職志，也是藍綠最大公約數。

转自赵少康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569291869790551/posts/4676673792385651/?d=n

我认为朱立伦说的没错，国民党尊重共识政治，也欢迎蔡总统对蒋故总统善意的肯定，但经国先生毫无疑问也是位反台独的中国人，他反共也是为中国而反共，这一点还是需要有人来说明的

纽约时报：奢华豪宅、中共权贵的财富与香港的命运

里面有涉及栗战书与齐桥桥

@NoStepOnSnek #177922 中国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只是处于一种自在、自为的程度而没达到自觉的阶段，不过以我在交流中的切身感受来讲，如果询问一位农民（农民工）对中国历代领导人的看法，普遍还是对刘邓的评价高于毛，对胡温的评价也高于习，喜欢三自一包和分包单干的模式，对毛左的所谓集体化和工分制深恶痛绝，对胡温的取消农业税一致交口称赞，对习的运动式扶贫不以为然，因此我认为他们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热衷社民主义而非原教旨马列的，当然东北人或者说城市老国企下岗工人是热烈拥毛而极端反感江泽民（朱镕基）的，这点例外

他的理论符合很多中国婆罗门的利益需求，国内有什么势力隔三岔五赏他条骨头吃养着他我也不奇怪，不过现在主要的金主是台湾绿营和海外满遗，我就先不提他和陈易宏、八旗文化之间那些众所周知的联系了，别的不说你从伪葱站长这个姨粉和一只鹿这条英粉那么如胶似漆的关系里还看不出来吗？

再举个例子，以前他在国内，和秦晖许纪霖们玩清谈的时候是这么评价台湾的

“ ...台湾实为传统中华之桃源，士人阶层受破坏最少，陷于国民党之权贵与民进党之暴民之间两面挨打...”

“ ..台岛实为传统中华之桃源，台人之去中者，实如明儒逃禅，非爱佛祖，实恶满虏，名为去儒，实为儒之守经者...”

“ ..台之党治较吾民身受者不过如恶父扮匪喝娇儿而未知真匪之恶也。虽然，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吾同胞当自视为猫颈系铃之鼠，勿效台民之扮娇儿也。

你看自从他逃美后还敢这么说他主子吗

还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当年民进党与柯文哲还没闹翻的时候，他就尬吹柯文哲是什么台湾的土豪凝结核

不过今天民众党被绿营打成4%舔共贱畜以后这货就老老实实地闭嘴了哈哈

人性天然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合理化的否认开脱倾向，想让一个人在压力下从心里承认错误是非常困难的，人可能因为恐惧绝望或者受委屈而自杀，但很少因为自责内疚而自杀，贪污性侵一类的即使成案也罪不致死，说明卢、朴二人的品格操守应该还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

另外，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别说卢朴这种有节操的进步派，中国首先就出不了美韩那种政治上的进步派，我混网这么多年，唯一发现能民主关怀的前提下，致力为底层工农发声的，只有红玫瑰lawyu一人（当然这位文章的作者王庆民也算，他俩以前在微博时代有过交集，热衷于同中华田园奥与右狗论战，现在王庆民应该在墙外，罗玉就不知道死哪去了）

毛左倒很多，但是有强烈的阶级复仇和赶尽杀绝的专制倾向

强烈支持美国民主党的人也不少，但大多以李宇晖这种“建制派”“中产化”的形象出现

其他的民运反贼分子，要么是些沽名钓誉满足于小圈子同温层的文人，要么热衷于为文中所说的“优势集团”和既得利益特权小团体站台“游士”，他们宁为所谓“土豪”、奸商甚至贪污犯效劳也不屑正眼瞧一下中国的底层工人和农民的，中国的工农或许在墙内外是承受最多恶意的那部分人了，我甚至看见相当多的“自由派”喜欢把底层民众说成支持习近平的基本盘，当你见识到你国绝大多数自由派本质如此自私和势利时，才会对所谓“中产阶级和平演变论”的破产有最深切的感受

@Prometheus #177800 阿里巴巴人员的规模也很庞大啊，而且如今各大企业超级跨国公司等等之类的管理有几个能做到扁平型的？大多还是多层级金字塔型的吧？何况那种只是单一产业，社会管理是极其庞大和复杂的，一百人怎么可能管上千县域的事情 事实上虽现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规模是不断膨胀的，别的不说，二战后的美国联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另外你说县域分流省的实力，自身弱小不足讨价还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你上面不是又说省内关系也是一个小型的中央集权央地关系吗？其实各县是具备自主能力进行临时性和议题性的联合来同中央博弈的，而且因为数量繁多导致中央根本无法有效干预各县私下的串联，而且这种临时性联合相较于传统的小国家、小邦联，更精确，可能性可选择的也更多，一个县和一个县可能只在卖农产品甚至只在卖大蒜上面有共同利益，但在水利资源调配上则产生冲突，所以他们可以只成立一个“大蒜贸易共同体”，但水资源调配还要和其他地方或中央建立其他的协调机制来解决

@Prometheus #177795 哦抱歉 后面那段我没看清你说的是大宗商品各城邦自产自销，但“信息”和“人”是自由流动的，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开创性

@Prometheus #177795 郡县制是单中心多层级管理的一种形式，而且至少是两级，请问这里面的郡级在哪？稍有历史常识的就知道随着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多和君权专制的加强，行政层级是逐渐增加的，像后世的郡上面又设州，州上面有道，道上有省……因为一元化的核心统治者天然热衷叠床架屋的金字塔型统治机器，而那按照文内所设想的方案只有中央——县两级的权力重心，只要减少行政层级就是对专制区划叠增趋势的逆转，如果一个中央对应上千个县，就决定了中央核心的统治管理能力被严重削弱，他妈的一届总统连县长都认不全，可不就能懒得管就不管放任自流了吗？他想管也管不过来啊，你怎么看出加强或维持之前“中央权威”的？

还有你的第二段简直就是拍脑筋想出来，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是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说得好像共产党把首都迁到上海，中国跟现在就有多大区别似的，中国的矛盾是官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纯粹的公权力授权性的问题。即使以空间地域角度看待，普遍的城乡差别，同地区内一二三线城市之间“层次性”差别比某个方位和某个方位的“大区”矛盾更有讨论价值的多。

还有我问你，最后那一段说的各“城邦”之间的“自由博弈”包不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你前面不是声称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自由流动”的吗），甚至包不包括“战争”，如果你的“自由博弈”中间出现人道灾难怎么办？事实就是没有一个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国民大会做居中制宪和冲突裁判，“自由博弈”的结果就是一切经济社会秩序的总崩溃

吴国光：“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

一、行政分权的困境与地方民主的引入

二、“县政民主”的设想与根据

三、从“县政民主”到“县（宪）政中国”

【注释】

通过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和市场化，中国已经在经济转型的轨道上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大体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并不明朗。现行的政治权力结构固然有其支撑经济发展的功能，但是，毫无疑问，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也极其巨大和严重。如何建构既能保障现有的经济发展动力、又能消除严重的负面后果的政治权力架构，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甚至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中心问题。

晚近一波的世界范围政治民主化（democratization）[1]已走过了高潮。在中国今日的语境中，民主似乎正日益成为一个负面色彩多于正面价值的理念，而民主之外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却并未因此而获得新的生命力或正当性。非民主政治在今日世界的延续，往往不仅要从民主世界借用物质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证明了这点），而且还要从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中借用精神的元素来维持自己的正当性（例如，那些在国内压制自由的政权总是借助“自主”、“多样”等价值在国际社会中为自己辩护）。这只能说明，政治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不管是否遇到阻力，仍然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主流追求。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面临巨大的人口和资源压力、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少民主自由因素、而现行政治权力又高度集中的国度里，如何实现民主化，并且不因民主化而牺牲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等其它多种利益。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中国政治发展如何从经济改革中的行政分权逐步走向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文中提出的思路是“县政中国”。“县”是中国最具传统的行政区划之一，也是目前中国权力架构下极为重要的一级政治层级与行政区划。2001年底，中国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89个县、393个县级市、116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08个市辖区。[2] 若扣除其中的市辖区、特区和林区，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约为2千多个。在目前的5级行政架构下[3]，这2千多个县级单位（以下统称“县”）虽然属于层级较低的第四级，但各自的规模并不小。在东部人口密集的省区，大县往往有100来万人口，全国约有172个县的人口甚至超过100万；在西部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每个县的人口比较少（最少的仅有万余人，多分布在西藏），但辖区却往往面积广大，动辄上万平方公里，有些达到10多万、20多万平方公里。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的面积还不如中国最大的县大。这样的人口和地域规模说明：县政的建设，本身就可以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正是着眼于这样的现实存在，本文提出：大体上以目前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4]，重组中国的权力架构和政府体系，率先在县一级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进而建设全国宪政。这就是所谓的“县（宪）政中国”一说的基本涵义。

本文将分三个部份论述“县政中国”的民主化思路。首先，从中国2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出发，考察中央向地方分权这一改革战略的成效和成本，特别是分权在产生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所造成的一系列的政治困境。然后转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这些政治困境。无疑，这种制度变革，在能够解决前述政治困境的同时，还应该能够满足其它一些经济、社会要求；而能够同时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变革，在笔者看来，首推地方民主，特别是县政民主。但是，笔者将不会单单停留在地方民主的层面，而是同时考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总体上的民主化。

一、行政分权的困境与地方民主的引入

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行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这是20多年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繁荣稳定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外开放开始与国际经济接轨，又通过权力下放即行政分权而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这些特征是理解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之特点与要义的切入点。这种改革路径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国内市场的分割、对外经济联系中的地区间恶性竞争、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官员腐败现象的严重恶化。这固然不是单由权力下放造成的，但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提高削弱了集权制度下中央的控制力，但又无法发展出别的监督和控制方式，所以必然会导致腐败的蔓延和加剧。近年来，这种腐败已超越了官员个人以权谋私的层面（并不是说这个层面的腐败有所减轻，相反，它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整体上向所谓“黑帮化”演变的趋势，从而至少在地方层级正在把所谓的“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或“地方国家合作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5]逐步改变为“掠夺型国家”（the predatory state），直接造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与此相联系的是法律体系在地方执行中的刚度进一步弱化，使本来就不具备法治特色的统治（governance）体系越发千疮百孔。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对国家整合（integration）可能发生危机的普遍担忧。多年前就有官员痛斥所谓的“诸侯经济”，随后则有学者惊呼中国中央政府能力的下降[6]，近来更有学者借用民主化转型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强调中国政治发展中已经出现了所谓“苏丹化”（sultanism）现象，并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隐忧。[7]

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近10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与政策辩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新的中央集权，以强化国家宏观调控职能[8]；有人则主张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架构进一步制度化，在保护地方自主性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的某些职能[9]。这种辩论还延伸到政治民主化变革路径的讨论中，其中制度化分权的思路强调地方民主，而另一种看法则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选举以塑造“直插基层”的国家权力。[10]

本文体现了“制度化分权”思路的延伸，并将其中的“地方民主”主张进一步深化。[11] 笔者所说的“地方民主”中的“地方”，不是泛指中央层级之下的所有层级，而是单指“县”这一级。这样可以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多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而不单单是考量民主参与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虽然这是最重要的考量之一。笔者在讨论中将把“地方民主”制度化，与国家建设相联系，主张“实县虚省”甚至最终“废省”，将县级自治直接连接到全国宪政，从而勾勒出一种独特的中国民主国家权力构架。在这种构架下，地方民主也就是“县政民主”，将成为整个民主制度运作的核心。

二、“县政民主”的设想与根据

为什么“地方民主”应该选择在县级实行，怎么实行？后半个问题的答案相对比较简单：实行县长直接选举，选举当然必须是“公正的、自由的、周期性的”，候选人可以自由竞争选票[12]；确立县长作为本县最高行政官员的职权，任何党派（首先是中共）对县政的干涉只能通过选举和其它民主程序（比如通过在县议会内的党派运作）进行[13]；相应地开放媒体，开放党禁；实行司法独立。具体的步骤和方法值得进一步讨论，可以先在县级实行司法独立，使县级司法机关脱离其与本县中共组织和县长的权力从属关系；同时也使各县境内的大众传播媒体脱离这种权力从属关系，走向独立与自由。继而可以试办县长和县议会直接选举，并重组选举之后的党政权力关系，将现有的政党活动改造为议会“内造”政党的活动。在这种选举过程中必然出现政团乃至政党竞争，这等于开放党禁。在初期阶段，可以将这种司法独立、出版自由和政党竞争都限制在一县境内，经过一两届选举后逐渐放开地域限制。

显然，**就全国政局而言，一县之政治影响其实很小，不必担心失控或出现混乱。乡镇选举（即使实行）规模太小，不能真正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性质；而地或省级选举则规模太大，除去其它因素不说（后面会讨论这些因素），单就技术层面而言也困难较大。**中国的大省有将近1亿人，中等的省则往往有4千万至5千万人，相当于世界上大国的人口规模。即使先缩小省的规模、再变革政治，将中国划分为60个省，每个省也有2千多万人口，规模仍然很大。[14] 美国开国建立民主制度时，全国仅有400万人口，而参与民主实践的人数更少，要从中减去70万奴隶，继而减去占剩余人口一半多的儿童（当时的人口结构比目前年轻很多），再减去余数中的一半即女性人口，何况还有财富等方面的限制。[15] 那时美国实际参加民主政治实践的人口，恐怕仅有50至60万──也就是今天中国一个县的规模。当今世界上人口超过2千万的国家总共不到50个，其中仅有一半是民主国家。换言之，即使在划小了的省区内实行省级民主，中国民主化的单纯技术困难也仍然很大。因此，这可以成为选择在县级（而不是一般流行的观点主张的那样在省级）组织民主政治生活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更为实质性，那就是要着眼于解决中国政治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县”在中国目前（和历史上）是行政区划的关键一环：低于县的层级（即目前的乡镇一级）并不具备全面的治理功能；而高于县的层级（包括地市一级和省一级）则距离民众较远，幅员更为广大，虽则其治理功能基本上是县一级的放大。**在多种意义上，“县”都是中国权力架构的基本单位。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在县一级也特别突出。仅以官员腐败现象来说，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统计，在过去的5年间，尽管现政权试图强化惩治腐败，并宣称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不仅总体上官员的腐败有增无减，而且县处级官员的腐败上升幅度十分惊人，增幅达到65％。[16] 自1997年7月到2002年5月，在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10,518人当中，县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高达93.51％。[17] 这充份说明，通过制度改造的方式在县级建立可能抑制腐败的政治权力架构，也就是通过民主政治及其配套措施（比如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等）来抑制在县这一级发生的政治腐败，已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在承认更高级别的官员的腐败往往具有严重恶果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县级官员的腐败对民众的切身福祉有更为直接的负面影响，也比较容易为民众所了解，从而更为直接地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负面影响。哪怕仅仅从消除这两点负面效果出发来考虑，发展“县政民主”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反过来，同样由于这两个理由，发展“县政民主”，也就是让公民在县一级直接参与政治，也会具有较好的条件和效果。首先，由于“县政”直接影响本县公民福祉，则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一旦打通，普通公民的参与动力会比较强大。**其次，就公民对政治生活、政治领导人的了解而言，也就是与民主政治的质量密切相关的公民信息占有能力而言[18]，县政民主的条件不仅比地区、省或全国的政治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也比更低的乡镇政治生活条件要好得多。一般来说，**公民要掌握较高行政层级的政治信息比较困难，但在较低的层级而又超越了个体直接接触的范围内，在信息流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媒体，可能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受众而无法生存；而没有现代媒体的介入，民主政治下所需要的多元信息渠道就很难出现。换言之，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县政民主”不仅是必需的、可行的，而且也最可能具备民主政治应该具备的品质。**在这个层面上，“县政民主”就已经超越了对于所谓程序民主的建立所具有的基础意义，进一步关乎民主本身的品质──这可以看作是第三个理由。

**如果国家层级的民主尚未付诸实践，则地方民主可能强化地方认同，从而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进而成为分离主义的温床。前苏联当年的政治变化过程是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在当前的中国，除了民族问题外，并不存在任何因地方认同强化而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但这不等于说在地方民主发展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种危机。一方面，乡镇一级的民主政治远远不足以将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向民主化，更与全国民主化距离过远；另一方面，一旦实行省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除了其因为地域广大和人口众多所可能引起的技术困难之外，还会引发某种国家认同的危机。全国政权如果一段时间内还不是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而省级政权已经民主化了的话，则这个时间差就会表现为具有坚实民意基础的省级政权和缺少政治合法性的中央政权之间的鸿沟，从而很容易导致省级挑战中央的合法性危机，也可以表现为地方挑战“国家”的认同和整合危机。如果实行“县政民主”，则这种危机就会大大减轻，因为“县”的规模制约了县级民主政权无法挑战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国家的全国政权──即便前者是民主的而后者是非民主的。或者说，即使出现挑战，那也只可能是公民对中央政权非民主性质的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从而可能促使“县政民主”迅速向“民主中国”过渡；而不会是诉诸于地方分离乃至独立的国家整合危机。因此，“县政民主”最可能消解那种对中国民主化会导致“国家解体”的恐惧──不管这种恐惧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这就是地方民主应该落实到县级的第四个理由。

三、从“县政民主”到“县（宪）政中国”

通过民主化而奠定了坚实合法性的“县政”会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削弱、挑战甚至摆脱目前省、地级政权的领导。这正是笔者希望出现的一种效应，即通过“县政民主”而实现“虚省实县”，最终达成中央与县两级政府架构的全国政权体系。省级建制一旦弱化、虚化乃至取消，会产生一系列正面效果：那种以省际分割市场为特点的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将失去政治和经济基础──县级行政区虽然也具有相当规模的地方经济，但显然不足以支撑地方保护主义[19]；建基于地方（而不是民族）的分裂的威胁大大减少乃至消失，甚至建基于民族的分裂主义的威胁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缓解。

由此来看，在“县政中国”的思路中，**“县政民主”并不单单是全国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步骤，更是全国民主化制度框架中的一个主要环节。这就是说，“县政民主”并不单单是走向“民主中国”的基层准备或政治练习（就像台湾在民主化之前所实行的县级选举那样），而应该是未来“民主中国”的政治制度的一个轴心。**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在本县通过直接参与而实行的民主自治，是全国民主的首要内容；而“县政”之上就是全国层级的政治活动，其民主参与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根据这种设想，经过小幅度的行政区划调整之后[20]，全国大约保持1千个县，每县在实行“县政民主”的同时产生1名全国议会的议员参与全国政治；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实行制度化分权，中央掌握外交、国防等权力，而县级政府则在社会发展和管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如此则中央与县之间没有中间层的政府机构，县级以下全部实行公民自治，不必设政府机关。

**这种地方分权模式与联邦制（federalism）不同，属于单一制国家（the unitary state）中的中央地方分权。换言之，“县政中国”是与“联邦中国”不同的政治变革思路。而“县政中国”相较于“联邦中国”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县政中国”完全没有国家分裂的危险性，其国家整合能力大大高于联邦制。**尽管中国的一个县和世界上的一个小型国家规模相似，在县政中国的设想中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县的规模，但是，很明显，在幅员广大的中国，每一个这等规模的县都不存在挑战全国政权的能力。如果全国的县级建制多达1千个，多个县彼此之间采取联合行动挑战中央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因为即使10个、20个、甚至50个县采取联合行动，在全国格局中也依然是极小的少数（试想若有3个省采取这类联合行动的情况，那就大大不同了）。这样，那种危言耸听的所谓“军阀混战”的局面就更不可能出现。 中国社会对于“县政中国”的心理接受程度应该远远高于“联邦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县官就是所谓“父母官”，等于说1个县就是1个大家庭。“县政中国”的设计与这种文化心理相吻合，具有远较“联邦中国”更为深厚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况且，“联邦中国”实行起来变革幅度甚大，因此难度与风险增大；而“县政中国”应该比较容易实行。

“联邦中国”的构想并不内在地具有民主化的内容，而“县政中国”的设想是建立在“地域民主”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不实行民主化，也可以实行“联邦中国”；而没有“县政民主”，就不可能实现“县政中国”**──这就把“地方分权”与民主化有机结合到一起，并使之相互促进。

本文简略地探讨了在中国依据现有的经济变革中所广泛实践的地方分权而进一步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一种途径，提出了通过“县政民主”，在保持全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中国当前政治困境的设想，并进一步讨论了“县政民主”一旦付诸实践所必然发生的“实县虚省”政治效应，构想了未来中国“废省”以形成全国和县两级民主政治在制度化分权基础上运作的大体框架。这当然仅仅是初步的讨论，很多相关问题尚未涉及或展开。比如，“县政中国”与经济运作的相互契合问题，废省之后相邻的多个县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改革以来实行的“市管县”体制的利弊及其改造问题，“县政”体制下大城市的政治和行政问题等等，都需要深入探讨。但是，哪怕是本文这种初步的讨论，也是一种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变革思路。笔者一直认为，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应该实行的政治改革之间，其实是存在具有所谓“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21]基础的稳妥的民主化道路的。那种认为政治变革一定产生混乱、而民主化会造成中国动荡乃至分裂的担忧，其实只是一种杞人之思。

【注释】 [1] 关于这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比较与综合研究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Nancy Bermeo ed.,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2》。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

[3] 这5级行政架构是：中央、省（及自治区和直辖市）、属下辖区和县的市（或地区、州、自治州、盟，本来“地区”不是一级行政区划，但实际上已经逐渐实体化，特别是在大多数“地区”改为辖区和县的市之后，更正式成为一级行政架构）、县（及如前所述的其它同级单位）、乡（或镇）。

[4] 所谓的“大体上”，是说本文对于目前中国有如此数目众多的“县”级建制并不以为然，而是主张将“县”的数目削减到1千个左右。下文对此有涉及。

[5] Jean C.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6] 例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7] 萧功秦，“当代中国的地方苏丹化倾向论析”，载裴敏欣、吴国光编，《第四代面临的挑战》（2003，即出）。

[8]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9] 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

[10] 见甘阳的“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吴国光的“论制度化分权”，郑永年的“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均载《二十一世纪》，第35期（1996年6月号）；以及吴国光的“再论制度化分权”，郑永年的“主流社会与民主政治秩序”，均载《二十一世纪》第37期（1996年10月号）。 [11] 对于中国制度转型中“地方民主”或“地域民主”的引进和发展之一般性的讨论，参见吴国光、郑永年的《论中央地方关系》，特别是第九章，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4年第6期（总第45期）。

[12] 这样的选举一般被视为定义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参见：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2/1950),p.250;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21;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p.7 (引文出自此处)。

[13] 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县长直选的意义会大打折扣。由于某些社会权力的存在，民选政府并不具有真正的决策权威，关于当代民主转型的研究特别强调这种权威在民主中的意义。参见：Linz an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p.3.

[14] 缩小省级规模的主张，近代以来一直在中国政治变革的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参见张文范主编的《中国省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987年中国当局组织研究政治改革方案时，当时主持研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提出过类似设想，参见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今天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事实上，10年前本文作者也曾持这类看法，虽然当时也特意关注到了“县级”权力机构的重组问题。见吴国光、郑永年的《论中央地方关系》，第163页。另外，主张“废省”在清末也是一派重要的意见，见康有为的“废省论”，载张文范的《中国省制》。但这派意见似乎较少后继者。如前所述，本文的主张继承了“废省论”。

[15]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16] 《香港商报》，2003年3月12日。

[17] 《法制日报》，2002年11月1日。

[18] 关于信息占有对于民主运作的制约作用，参见：Arthur Lupia and Mathew D. McCubbins, The Democratic Dilemma: Can Citizens Learn What They Need to Kno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舒庆，《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刘君德主编，《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尤其第5、17章。

[20] 从2千多个县调整为大约1千个县，相当于两县合一，这一“工程”的规模较之缩小省区或其它可能的设想都应该说小得多。

[21] 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有被滥用和误用的趋势。这里的涵义和用法，参见：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吴国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MCS 2004 Issue 1

第一条说的很清楚了，指全部公权力机关

美式英语里面的government就是指全部机关，美国人指称某党执政的行政机关之时从来不说某党government，而称之为某党或某总统administration（行政当局）

首先美国总统本身就是国家元首，有权对外代表整个国家，当然也可以代表国会和法院了

第二，你说

国会和法院不听总统的

从现实权力运行的层面看，这句话也太简单武断

根据美国宪法

美国总统享有批堆或否决立法议案的权力； 有召开立法机关特别会议的权力； 有大法官的提名权； 有撇开司法机关对除自己的弹劾以外所有罪行的“无限特赦权”

所以美国总统可以被视作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者”，毕竟除了总统，又有谁能有这个资格呢？

@陈士杰 #177609 尊严入宪的国家太多了，当然它的法理地位有高有低，像中国宪法就只把“人格尊严”做“名誉权”一类的低阶权利，地位最高的就是德国基本法，把它放进第一项第一条是因为德国人认为“人性尊严”是一切“权利”“自由”的本质和源泉，德国宪法只有三处，三项原则被明文禁止修宪做改动：民主、法治，最后就是这个“人性尊严条款”，这背后是有很多政治哲学层面考虑的，比较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违宪的主体在实践中一般作狭义解

是公权力而非普通公民

别人说你太笨了你可以提告他民事妨害名誉

但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说你太笨了，只要你感到没面子，你就可以只依据这一个法条，依照程序对政府发动违宪诉愿

当然很少有人这么无聊，因为窗口服务人员态度之类的问题去找宪法法院，一般通过投诉，最多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当然不排除有喜欢较真儿的人，类似那种“一分钱官司”搞大新闻的）

但是如果政府某些政策涉嫌对相当人群的歧视（哪怕是主观成分很大），只要这群人感到没面子或不爽了，但其他法条又难以引述救济，民众就可以依此“泛泛之文”发动违宪诉愿，施压政府要求撤销该政策

@陈士杰 #177571 我是代指毛泽东那种原教旨共产主义派，还有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殖民三百年”那种极端河殇情绪

@陈士杰 #177569 唉 我和你讲，德国基本法加入上帝，是西德当时的反共需要，也是保守派的要求，今天德国也有极右派拿这条反绿，加入儒家仁爱价值观，同样是为了暗中表达反共+反姨的立场

@陈士杰 #177558 我最喜欢的宪法是联邦德国基本法，德国基本法里有“上帝”，中国自然也可以加入本土化的“仁”，英语不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不需要过分纠结宪法的英文翻译，外交部官网的翻译用“Goodness”“moral character”随意。

宪法的人性尊严原则是各国学术界非常重视的，你稍微查些论文就知道，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第一项就是“人性尊严”，这还是在正文里面，

在不具实际可裁判效力的序言里面，加入一些重要的抽象性原则是有必要的

中国国家议会依据中国全体公民授权，按照人类普遍的理性和良心，秉承历代仁人的救民爱民精神，为建立自由民主制的法治国家，组建为全体公民所有、所治、所享的国家机构，保护每位个体公民的基本人性尊严，增进国民福利，保卫国际和平，特制定本宪法。

此序言为建国理想的宣示，在实践中不具备可裁判的法律效力。

@陈士杰 #177242 我手里的这本书看着像后期影印的，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的具体版权页，只能看到背面条形码上边尾号16566-9的书号，按一版一号的惯例推断的话应该是2011年出版的第一版，也可能是唯一一版（现在连这本书的豆瓣评论页都被封了），张千帆也应该没机会再对书里的瑕疵细节进行修订微调了

@陈士杰 #177242 是张千帆的《宪法学讲义》，第125页，不好意思我当时记串了 在这本书“第六讲：中国宪政史---改良时代 二、尝试立宪 5.清帝复辟与中央制宪的挫折”章节下的倒数第二段

可在“ 港英时期北京抵制香港扩大民主”节下 添入中共1972年在联大将港澳从联合国殖民地名单剔除的事件。

中共一边以“殖民地”一词极力贬损香港在英治时期世所共知的社会进步的人权保障，一边又以国际强权地缘政治利益交换，悍然剥夺香港人民与其他殖民地和非自治领土上的人民一样所本应享受的固有自决权利。

此事可有效加强读者对香港人民在国际强权下所承受之不下于巴勒斯坦人悲剧的认知，也能增进对港人对希望自身前途独立自决之主张的同情与理解

@霍达海曼酒店 #177036 功能上差不太多，但选举方式不一样，民国宪法的监察院（上议院）是省议会间接选举，立院（下议院）和国大都是多数制直选的

如果中国采用总统制的话，

有一个像全国人大或者国民大会这样的选罢机构还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总统不适合用全国直选，容易被强人挟民粹造成独裁

议院常设两三百人，负责日常的立法、质询、审计、监察，并负责选罢总理及阁员

上议院用简单多数制选出，形成两党制；

下议院用比例代表制选出，形成多党化的政党政治。

全国人大设两三千人，实行排序复选制，允许非政府兼职代表参选，

排序复选制能较大程度排除政党基本盘政治干扰，便于非政党人士当选，再加上兼职代表，更能增加代表性，非常适合这种更大受制于民意，个人自主职能极其有限的代表机构。

全国人大平常每年召开一次，负责制宪修宪、选罢总统，对上年度总统行政令和争议较大的法律（比如一些立委缺席或弃权导致赞成票未达简单多数的法案）进行审查和复决。

既然有直接民选的立法院在，就不需要人大常委了，全国人大除了留一个处理日常会务的机构外不需要任何常设委员会

一般演讲后都有提问和互动环节的吧，中共官僚公开场合下都是靠稿子和彩排活的，很担心因为不慎说错话问错话被整，你让他举手问问题，站起来和对方交流，太难为他们了，干脆不办了

印象里在中国演讲的外国领导人都是去大学，然后和老师学生互动。

我听说菲律宾国旗是可以随时空环境不同随时变动的，和平时期蓝条在上，战时红条在上

我看“中华民国台湾”也应该学着菲律宾随时变一变，国民党上台时国旗用原版，民进党上台时再在上面加个“和平、反共、建国”的条子，虽然现实里这三个条件是互为不可能三角的关系，但也清晰无误地和绿营的执政理念、路线精确吻合嘛，与汪伪的旗子雷同又怎样，都打算直接在未来台湾国的新国旗安上日本总督的台字纹了，人家也不在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