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丞琳 #195068 你真以为打下台湾就能控制台积电？且不说张忠谋已经明示了人家有自毁程序，台积电本身也是靠全球供应链的。即使习近平真打台湾，原因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中国AI芯片产业一类的屁话

@影人 #194979 一般是或是这样的

@影人 #194979 这个地图比较有意思的是不太符合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匪英外交很有可能在习近平的未来任内降级成1972年之前的代办级关系

英国首相没必要在乎外国人的死活

丘吉尔有种族主义和帝国思想在那个年代实属正常，不过如果按照帝国主义角度评价丘吉尔的话那他恰恰就是让大英帝国在他手中衰落的人，事实就是二战后英国所有亚非拉殖民地和海外力量全部丧失殆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以这个狭隘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角度看他非但不是什么伟人，而是一个loser，一个罪人。

丘吉尔最为世人所认知的功绩是打败了纳粹德国，赢得了二战的胜利，但是在20世纪中叶，唯一有机会维持传统英殖民帝国体系的机会就是同意里宾特罗甫的方案，让亲纳粹的爱德华八世会重新登基，英德媾和。

与美苏同盟必然会导致战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浪潮，但如果英德双方媾和，英国可以维系自己的殖民体系，德国可以喘一口气。这个世界会出现美、苏、德、英四强并立的局面。

而如果再乐观一些，苏德战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一定会两败俱伤。此时英国可以和美国一样搞离岸平衡，坐山观虎斗，最后关头再出手，以极小的代价取得极大的利益。

最开始时有曾关注过，还记着他打脸“花总”这个装外宾的洗地狗，前几天突然想起有这么个人，去微博搜搜看他最近怎么样了，发现微博已被清空，不料没多久就传来消息说已经自杀了

民众党现在可是被绿粉恨的牙痒

@bobliu #193465 大陆人太多了 台湾难以接收是合理的，但对港人应该施以援手 尤其是对民进党当局来说 他们今天的执政权和荣华富贵都是用香港的血换来的

优势在我！这一局国民党再输就可以去死了

@XComhghall #192748 这个“大典”内容很扯淡，估计是马政府时期的，已经严重过时了

三立與公視有時會被稱爲統媒

你不查查三立老板是谁？林崑海是民进党内涌言会的派系头子，那时涌言会还没成型，他让底下的人参加两岸媒体交流会，还在北京开了一个记者站，所以被深绿骂统媒，现在就没人敢这么骂了

公视是公广集团旗下的国营单位，不靠广告，拿人民税金养的，虽然当初号称要打造成类似BBC NHK的客观中间派媒体，但实际上是谁在台上拥护谁，跟着政党轮替墙头草随风倒的玩意，是台湾两党各自酬庸，安排各种关系户的工具，马英九时期把以前倒闭的《中央日报》人员塞进去，成为蓝营喉舌，现在蔡英文时期就把以前倒闭的《台湾日报》人员塞进去，现在是绿营喉舌。

其他如 TVBS、中天、東森、〈聯合報〉、〈中國時報〉，尤以 TVBS、〈聯合報〉爲盛，常被泛綠稱爲統派媒體。

这几个都属于亲蓝统派媒体不错，最亲共最急统的明显是蔡旺旺旗下的中天和中时，TVBS和《联合报》只能属于二级统媒，事实上我觉得这两家立场属于标准的民国派了，「尤以……为盛」显然是不知所云

既然台湾人认为这个是没有大破坏力的病毒 为什么台湾不带头先完全开放边境 来回完全不隔离呢？

长期来“防疫成就”是DPP的一大神主牌，你可看看去年高虹安提共存的时候是怎么被亲绿侧翼劈头盖脸破口大骂的

不过今天“时空背景不同”了，发现不共存不行了，又开始像楼上一样倒打一耙说阻碍共存严防死守的是老中，啧

印度在2021年是《经济学人》认证的部分民主国家，你翻翻自有记录以来的历年排名，就发现印度“部分民主”这个名头从来都没变过。

部分民主的定义是

是选举公平和自由、基本公民自由得到尊重但存在问题（例如，侵犯媒体自由和轻微压制政治反对派和批评家）的国家。这些国家也在其他民主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包括政治文化不发达、参与政治水平低以及治理运作问题。

当然我不否认印度2017年后面临着各种民主倒退的指责，但实际上自阿拉伯之春以后全世界都出现民主倒退专制回潮的现象，包括美国，也包括前段时间被所有民主国家集体高度评价的安倍，在其任内日本的新闻自由也出现明显的倒退和限缩，但印度依然是标准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亚洲地区最民主的国家之一，莫迪政府是有充分合法性的完全民选政府，绝非习近平这种僭主可比。

@natasha #192313

我的数据来自日本学者松本真澄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

我确实没看过这本书，大体看了下目录和概要，里面大量内容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民国和中共时期的民族政策，只有少部分谈及清代，至于民变研究连一个专门论述的章节都没有，你非得觉得这个论断的质量很高那也没办法，见仁见智咯。

我个人认为既然谈民变或者说起义，最好要拿出专门像秦晖这种农民学研究或者共产党建政以来整来的浩如烟海的农民起义研究资料出来，我在大学时候在图书馆看到一套《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1644-1840）》只记着前言里说有将近四百万字共提及大大小小的上千次农民起义事件，你不信也无所谓，反正书也不在我手头。你觉得“历朝都有几百上千次农民起义”是我拍脑筋想出来我也没办法，毕竟我一直以为这应该是历史爱好者的常识的……

不过没关系，我刚才找到了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历代战争表》的清代民变统计，详细记载的有196次，空间也是华中华东最多，这是99%人口皆为汉人的最核心地区，另外是西南，也是汉地的一部分，这些已经足够反驳你这番从海外旮旯角淘出来的惊世骇俗的神论了：

从清朝建立到鸦片战争，清朝疆域内总共爆发了15次起义，其中13次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

（如果这位日本学者还有基本的学术素养的话，那么我相信他这结论应该有所规模一类的定义和选择依据的，不过你又不告诉我统计口径和标准是什么，那又能怎么办，至少我上面可提出过我对于大规模起义的定义标准了）

从清朝建立到鸦片战争，清朝疆域内总共爆发了15次起义，其中13次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

历朝历代有记载大大小小的民变没有几千上万也有成百上千，您这15次起义的标准是怎么算的啊？明清时的中国人口为亿级，如果以差不多十分之一，影响涉及人口一千万人以上，攻破州县百余上，歼灭清军数十万，打死千人以上满蒙佐领，消耗满清国库90%以上存银的标准来说，自永历政权覆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唯二符合不就是川楚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哪个不是在核心汉地里面啊？

老百姓无论古今，大部分与士大夫阶层无缘，也不会有什么反清复明的情怀，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谁也不会吃饱撑的反对政府。但随着清朝人口逐渐增多，资源紧张，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暴露，一个方便的情绪发泄出口就是针对北方来的“鞑子”（是不是似曾相识？）

你能不能别扯淡了，还反清复明是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事，老百姓反清反满是因为清中期人口增多马尔萨斯陷阱导致的？哪本书里告诉你满人和汉人老百姓的仇恨是清中期才有的？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吾辈本大明臣民，今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防，以中国为重”———李定国

“子民只为自由生活，江山易主非我百姓阻扰，但绝不雍缚异族之习惯，如今逼我汉人子民弃祖万万不能，更勿想吾人替清朝卖命。”———谢迁

“顽民无所为，将欲存中国于一隅，全礼义于百世，岂徒惜此数茎顶上毛而已。”———王兴

上边这些话可都是出身底层的义军领袖说出来的哦，我请问你为什么在满清刚入关的时候，拥明抗清战争的主力就是以前反抗明朝这些底层汉人百姓组织的农民起义军啊？稍微有点明清战争的常识的人都不至于发出像你这一番神论吧

我就不说北方那些名气大的闯军西军的民族英雄了，仅我记着的南方有记载的不怎么出名的人民自发的护发抗清运动，除了非常有名的江阴嘉定太湖起义以外，广东这边，就有王兴，周玉，刘保，彭信古，每只起义军都坚持十年以上，许多东南亚华人尤其是越南华人就是他们流亡出去避难的后代，还有江西的刘文煌、湖北的汤志…想必在文字狱里被删灭禁毁的，没名没姓的就更多了，这些人有矿工，有佃户、有棚民、有奴仆，有疍民……

首先，明朝的时候杨家将岳飞传这些通过说书的唱戏的早就家喻户晓传入寻常百姓家了，一般老百姓早就知道关外有一群异质的“金国”“东虏”“鞑子”了，说实话我真不觉得明末的底层农民论民族意识比民国抗战时的农民少到哪去，别把古人想的太蠢，OK？ 再有，

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爱新觉罗•多尔衮

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几乎遍及全晋的“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爱新觉罗•多尔衮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本身也是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人士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人士当然也可以君临天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央政权都决不应该强行改变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一个起码的立国原则。多尔衮等满洲贵族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当中，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所说的“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完全是强辞夺理，一派胡言。他自己的祖辈和父亲努尔哈赤在反叛明朝以前，世世代代都是明帝国的臣属，以接受明朝廷的封号、官职、敕书为荣；明朝的汉族皇帝从来没有强迫女真族蓄发戴网巾，遵从汉制，难道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爱新觉罗•多尔衮

由于汉族官员以圈地上亏国课、下病民生，上疏力争，清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声称“以后无复再圈民地，庶满汉两便”。实际上欲壑难填的满洲贵族往往食言自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才告结束。

于逃人一事各执偏见，未悉朕心。但知汉人之累，不知满洲之苦。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究厥所由，奸民窝隐，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爱新觉罗•福临

这无异是说，在清朝统治下满人依靠“驱使”汉人来“养生”是理所当然的，汉族百姓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满人就苦不堪言了，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清廷为了维护这种极其野蛮落后的奴隶制，不惜堵塞言路。顺治三年十月，多尔衮谕告群臣：“有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

“剃发 衣冠 圈地 投充 逃人”每一个都是满人针对汉人施行的血淋淋的种族压迫和奴役行径，我还不提努尔哈赤在辽东针对“无谷种田人”的种族灭绝，皇太极在华北屠戮百余城的掳掠，玄烨在东南覆巢毁卵的迁界禁海，所谓“国初杀戮太甚”，通古斯食人匪帮这么多丧心病狂的罪行，仇恨深刻烙在在三百年汉人底层民间记忆里很难理解吗？

你拿独裁者和民选的比？就算抛开民主专制，单论政绩来说，包子比得过莫迪的一根鸡巴毛吗？论外交，莫迪和美国和欧洲和日本和俄国和中东和非洲世界上哪个关系不好？就算和中国关系也没有走向死胡同，习近平则是该得罪的也得罪不该得罪的也得罪，这番四处树敌搞得举目望去没朋友的外交水平可能连陈水扁都比不上，和美国关系烂了也还罢了，毕竟特朗普贸易战开打在先，但中欧自贸协议都能搞烂也是废物不堪

论内政，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治理能力是公认的，白猪在闽浙干了啥？洗面奶？等额选举都能落选的废物，莫迪治理下的印度是金砖五国内在2010年后除中国外唯一保持经济持续正增长的国家，而且近年经济增速还有不断加速并且会长期超越中国的趋势，包子统治下的中国增速就是他妈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举个例子别的不说，当年莫迪的废钞令刚出台的全世界一片嘲笑和唱衰，现在呢？是不是都他妈的被打脸了？包子在内政经济上干过什么？凯恩斯吸毒吸上瘾，房地产涨价去库存吗？哈哈哈

其他的论出身论家庭，我都懒得多说，莫迪是标准的平民出身，从政以来几乎完全抛弃家庭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裙带关系，习近平这种闹出巴拿马文件的八旗大院红二血统狗杂碎共产主义接班人和他比？一个只会炒作仇外情绪豢养义和团的后清铁帽子王，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呕心沥血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有任何可比性？

大型撒谎现场，1997年还在骗……

东北怎么能扔呢，辽东本就是汉室故土，那吉林和黑龙江应该算作满人奴役汉人三百年的利息和赔偿，塞北也是一样的性质，不是说什么满蒙一体共治天下嘛，那蒙古人就可以算第二责任人，外蒙独立已经够给他面子了，剩下水草丰美的科尔沁之流属于共有生存空间，可以搞文化自治，但汉人在此地的驻军定居权是必须要保障的，至于满人想建国可以去萨哈林州或者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建国，另外路费请自筹谢谢，那也算海西野人的故地，至于胡里改建州部，连文化自治权都不配有的

不过倒是可以把延边通化送给韩国，作为朝鲜人民遭受丁卯、丙子胡乱苦难的抵偿也可以

至于回部、苗瑶、藏地可以看作与汉人一同受难的被压迫民族（虽然藏族是否如此仍然有争议，而且西南少数民族既没有独立意愿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不管如何听其自决独立也是理固当然，应有之义。

何况这些地方一向投入大于产出的财政黑洞，我不是说转移支付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正常国家的税收本就是用来平济均富的，但是前提是你得认大家是同胞，至少不能当敌人吧，同胞之间才有相亲相爱相互扶持一说（比如甘肃云南），如果看不顺眼就送上祝福然后赶紧散伙，别尼玛整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上辈子欠你家钱了？总不能供着个大爷吧

这个问题我在脑子里复盘了很久，结论是最后一次解决中共的机会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前，1945年还是太晚了，不仅没有可能完全消灭共产党，而且还必须要接受中共长期都是强势政权的事实

一是苏联兵出东北，全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区将落入中共手中，现代战争说到底就是工业资源的比拼，这个后果有多么可怕，是不言而喻的，那些在1945年，甚至抗战胜利前就能预料到国府很可能败亡的极少数人（比如陈寅恪、戴季陶）恰恰是因为得知苏联出兵东北消息后，就意识到国府马上要大祸临头了。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蒋也试图极力挽救这个局面，最典型的就是以割让外蒙、中东路权和旅大为代价换取中央军进入东北的机会，结果你也看到了，虽然有六月停战令的原因但是毕竟再怎样都被人占先手了，在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后还是让中苏共暗中下绊子耍了一遍，真正从苏联手中和平接收的地方只有沈阳长春寥寥几个大城市，还都被共产党先把军火物资机器设备抢运一空后才进得去，至于黑龙江，中央军更是自始至终连鸡巴毛都没碰到过，而且中共退出后就一直在郊区农村矿场等地蛰伏，等苏军一撤立刻开战根本没有给你恢复生产的时间。

另一个是抗战对国府原有统治机器伤害极其严重，这个很复杂，我简单说下就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都依赖关税，反而传统的农税很轻，在一场与日本的总体战之中，贸易和工商业全部毁灭，关税归零，国府于是只能靠对农村的涸泽而渔般的压榨来熬过抗战，这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丧失了原有的财政造血能力，二是政府与农民关系已经变得极为紧张。

不过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来说，虽然从根本上看1945年的国府已经不可能赢，但可以止损，也就是输的不那么惨，如果一些措施应对得宜，对今日中华民国的处境还是可以大有改观的。

历史上蒋试图以抗战后短期暂时的装备和军力优势与共产党抢夺东北并进行决战，速战速决完成戡乱，这个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缓战，先用几年时间准备，最好把战争拖到1950年左右再开打。

所以说本位面历史上那个双方都不当真的重庆-南京谈判，此时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未来五年军事准备阶段的双方底盘是该怎么分配的，

重庆谈判时中共最核心的诉求大概是这样的：

1、在允许中央军进入东北的情况下，要求国府承认其在东北的“民主联军”及其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说国共共管东北，具体怎么管没讨论过，因为实际上双方都是在抢。

2、除陕甘宁边区外，要河北、山西、山东、热河、察哈尔的省主席和北平行辕主任，还要绥远、河南、湖北、江苏、广东的副主席和天津青岛上海院辖市副市长，这明显是漫天要价等着就地还钱呢，不过现实中蒋给的条件是让毛泽东去当新疆省主席……

真想谈成的话，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和交换筹码，应该可以达成这个局面：

1、中央军放弃进入东北（反正事实证明你进了也没用），把东北全给你了，顺便把外蒙问题也甩在共产党头上

2、热河主席也给共产党

3、至于华北五省（晋冀鲁察绥），中央军除山东外都不必在驻军，阎锡山当山西省主席，傅作义当河北省主席兼北平行辕主任，山东省主席给个第三党的文人当，比如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一类。至于共产党能不能当副主席看他和这些人的博弈，蒋就不用管了。

其余省份不得让中共插手，而且在台湾和海南更要严厉清共

马上召开国大开始行宪，这个没什么技术难度，历史上的制宪国民大会也是按照《政协宪草》的实质制定了一个内阁制的宪法，

所以也不必在意虚名，这个虚位总统的位子让胡适去当，胡适不想当的话让于右任当（要是林森还活着该多好）

让立法院推李宗仁当行政院长，白崇禧做总参谋长，李白都是军事长才，看看五年后开战时在这二人指挥下有什么局面，如果还是会失去大量国土，那么这个锅就让德邻兄你去背吧

蒋自己在过渡期只需当国民党总裁控制立法院就行，当然还需要张群当副院长，何应钦当国防部长看着点李宗仁。

陈诚当台湾省行政长官—-台湾省主席，薛岳当海南特区行政长官。

罗卓英当广东省主席，朱绍良当福建省主席。

用五年时间休养生息，厉兵秣马，或者像李承晚那样摆烂，但是至少要在武夷山—南岭和琼州海峡、舟山群岛构建两道防线。

1950年6月25日，一场比本位面三八线规模大百倍的武装南侵在坝上草原爆发……

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守住关内或者划黄河或淮河或江而治，那么到80年代和平演变肯定会成功，国府还是最终的胜者

如果能多占东南沿海两三个省甚至只是海南岛，那么今天也没有台独问题，至少是可以保证中华民国的法统延续。

民众党推出候选人的地方刚好是五五波的台北宜兰竹市基隆桃园。虽然有几个是明确炮灰，可能只有4%，但也许这4%就决定结果了。我在网路风向上看，怎么觉得民众党现在更能吸蓝票呢

还是有些偏蓝，有时候县市长满意度其实说明不出来什么问题，因为投不满意的门槛高，不满意的相当于一定会投另一个人，觉得差不多的就会满意，所以出来另一个人选不代表就不会投

你用的大概率是联合报.tvbs和吴子嘉这三个民调，前两个亲蓝，吴子嘉反蔡，台湾现在是绿上风，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从这几回补选，到公投，dpp都是赢得，这些在一开始民调时都调不出来，DPP应该可以拿下桃园宜兰基隆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呗，一个权贵政客罢了，抛开他起家的背景和隔三岔五那些故意恶心人的小动作不谈，我又不是他粉丝，他活着的时候我没好处，他死了对我也没坏处，相比之下我倒更同情那个刺客的，不管是被邪教害的还是政治阴谋利用什么的，那个小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可怜人

我再补充一个链接

杨格在60年代出的书籍里就推测出怀特是苏联间谍，维诺那计划证明了这点。

在努力抗争这一点上，我们可能都不如在民主运动中愈挫愈勇的韩国人。

极权的prc与威权的大韩民国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社会制度不是民主/专制的二分法，而是民主/威权/极权三分法，甚至前两者的相似性要大于后两者，因为民主和威权是任何社会都会经历的正常阶段，而极权则是一个民族本可以避免的错误

社会中民众能掀起反抗恰恰说明这里统治比较宽松，控制力更差更有一定的自由度，大规模群众抗议往往只会发生在威权社会或部分民主社会，一个真正无孔不入的极权社会是没有反抗空间的。

香港虽然还没有完成极权化但却正在通向极权化，为什么民主派应该要反复强调《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那个著名论断：“一个坏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它最残暴的时刻而是它开始改革变好的时刻”，因为这个道理反过来也一样啊。

这其实是个历史地理学的问题，尽管你在地图上看台湾离大陆最近不过一百公里，甚至在福建的某些地方天气好时可以远眺到台湾岛上的山脉，似乎给人一种古代汉人较容易开发和占领台湾的错觉

但实际上，因为台湾海峡多盛行“西南-东北”季风，导致古代大陆东南沿海的帆船前往台湾的航线会与盛行季风形成直角，很难航渡过去，反而更容易漂到琉球、吕宋甚至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古中国与琉球的联系都远比台湾紧密，为什么与大陆距离更远的琉球都能有华夏化文明而台湾则迟迟无法出现文明，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如此。

另外澎湖与台湾本岛之间的水道海底的地形更为复杂，海流更加凶险，号为“黑水沟”，船只更难航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澎湖在南宋时就有汉人置官，而开发台湾则要迟至明末，汉人开发台湾本岛的时间会比澎湖还要晚几百年的原因

还有就是台湾在古代农业社会的价值很低，但胜在全球化大航海之后的商路和航道价值

南方汉人在中古时期缺乏开发台湾的动力，因为内地大量土地都未开发利用完成，等到大概宋明时期福建一带的人地矛盾才比较突出，此时才有成规模的福建汉人渡海垦殖。

蒋介石不说了，就说郑成功，明郑集团的前身是被明朝招安的海盗，其主要军事能力的来源就是东西方贸易的庞大利润，须知郑成功之前仅据有金厦二岛就能养活数十万大军与清廷对抗十余年甚至还能反攻南京，仅凭商贸就能收到每年数十万两的军饷供应，这在大航海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郑成功驱逐荷兰收复台湾的主要目的也是想独占整个中西商路的利润，只不过南京之役的失败也暴露了郑氏的军事实力，清廷马上决定通过迁界禁海消灭大陆的全部海洋贸易以扼杀明郑财源，这导致郑氏虽然占领了台湾但却无法再获取贸易利润，只能被迫转型为军垦屯田型政权，最后结局自然是归于失败

如果你觉得这种深绿分子能够代表“台湾人”这个概念的话，那其实他们今天也不反共啊，人家早就把话说的很明白了，你没看到而已

一看楼主之前就很少关注中国的GDP数据

中国统计数字尤其是GDP数字造假是一个从上到下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所有人都在说（对比于那些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所有人都会不说）的秘密，根本都不需要什么专门列“证据”，这些难道不都是经济常识吗？甚至前几年连共产党的国务院觉得地方GDP注水玩的实在太他妈不像话了，还搞了几轮挤水分。

我举其中几个例子：

2018年山东被砍掉了1万亿，GDP降幅10%

吉林被砍掉了1/4的GDP

天津被砍了五千亿，将近1/3……三分之一啊

要知道这个是中共的所谓刀刃向内的挤水分，所以实际水分值肯定要比这个高的多的多………

很多人从来没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截止到今天，当前这部分大陆人及其祖上还真没做过什么过分伤害台湾人的事

就是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啊，明郑清朝到来之前的荷兰，西班牙时期的历史啊等等。然后清朝治理时期就讲一下台湾人民，包括汉人和原住民的反抗运动等等，然后对比一下之后的日治和蒋治时期的台湾，引导学生反思一下极端的大中华主义的危害。最后重点说下中共独裁时期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神操作”。

你举的前面那些例子，要说有血仇，那也基本都是今天台湾内部原闽客外这几个族群之间或内部历史上的血仇

至于「中共独裁时期中国政府的一系列“神操作”。」，除非习近平真的发动台海战争，到目前为止，中共对台湾的最大影响主要是间或进行一些会让局势紧张的军演、对峙，以及打击台湾政府间的正式国际交往，打压确实是打压，但对台湾人日常的经济文化以及内部政治生活方式还真没直接造成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我想了想，中共貌似还真没杀过一百人以上的台湾平民，（如果把八二三炮战死伤的金门平民和把类似千岛湖事件这种被绿营强行发明成种族屠杀的治安事件算上的话或许可能略有超过），但的的确确不足台湾历史上荷、郑、清、日、蒋和各类械斗、出草死亡人数的一个零头。

学生如果认真学完后，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你希望的负罪感的

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责任当然是国民党当局，这也没什么好回避的，连战九十年代就给二二八道歉赔偿建纪念公园了。

不过如果被营造成国民党“以反共为借口有计划清洗台湾精英”，那就未免有失偏颇了

剿共不是什么借口，而的确是当时政府主观上派兵镇压的主要目的，相反“清洗台湾精英”更像是“宁可错杀三千”的粗暴手段

所以二二八死难者应归于“反共大屠杀”受害者一类

二二八应该和四一二最有比较价值，四一二清共也牵连杀害了很多无辜者、自由派甚至大量国民党员，其次是韩国济州岛事件，然后是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那些反共大屠杀

总之，某些为弗朗哥甚至印尼930事件鼓掌叫好的人是没有资格就二二八事件指责国民党的

@刺刺 #187929

在我看來把中國發生的事情跟台灣聯繫起來非常奇怪

这一方面有同心圆史观下把台湾史和中国史割裂造成的心理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沈崇事件在全国激起民族主义的反美活动，包括二二八前夕的台北，这恐怕是当今绿营（台独右派）史观所尽量回避的，一是反美，二是沈崇事件与共产党关系实在太过于著名，三是他们似乎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二二八前夕怎么会有台湾民众以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去反对被刻画成“中国殖民者“形象的国民党政府

@刺刺 #187929 抛开文中所介绍的那些个人性故事性的枝节不谈，如果我是台湾教科书的编纂者的话，我至少应该会点出美国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容忍和默许态度，我看到很多台湾独派只将当时台北副领事葛超智的个人看法就当成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从而引出美国对二二八是同情态度云云的印象，别说国务院马歇尔这些人，此人甚至都影响不了南京大使馆的司徒雷登，这种关键性问题不应略过，更不应该以春秋笔法给人以与史实相反的印象。

@刺刺 #187929你说的这些一般人都知道，和二二八事件维基百科里的词条内容基本差不多

“认知作战”是否还在继续？

到了1952年，不只是宋斐如，就连李友邦也因为他左倾的事迹败露而为蒋中正下令格杀。左派三人组当中，只有人在日本的谢南光逃过一劫，他辞去中华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政治组副组长的职务，于李友邦被枪决的同一年前往大陆“回归祖国”。从此刻开始，台湾左翼抗日运动的历史就此与仍被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台湾一刀两断，话语权完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掌握。

左翼与亲共的声音，则在两蒋的打压下被全面压制。1958年接替蓝钦出任驻华大使的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反共立场虽未必超越蓝钦，却对蒋中正有更强烈的同情。他的立场不只确保了中华民国度过第二次台海危机，还促成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在1960年造访台湾。蒋家对台湾的统治在美国的协助下变得越来越稳固，迫使支持台独的人士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与中共站在一起。

这个态势，要等到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在1972年访华，并且在当年的“二二八”签署《上海公报》以后才有所逆转。中共不再坚持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转而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将右翼台独逼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等到台湾开放党禁之后，这些流亡海外的右翼台独才逐渐回到国内，逐渐掌握住了民进党的主导权。

虽然本身与二二八事变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但为了在选举中击败国民党，刻意将国共内战与世界冷战这一大背景下的二二八事变扭曲成所谓外省人杀台湾人的省籍冲突。深蓝的外省人为了反击，又刻意强调事变初期本省暴民对外省妇孺的屠杀，还将事变无限上纲延伸为中日战争的延续，看得笔者眼花撩乱。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也要跟着一起纪念二二八。

如今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二二八还有可以让政客们作秀的政治价值，所以这场“认知作战”必须打下去。比如蔡英文家族本身并非二二八的受害者，相反还是国民党戒严统治下的受益者，不过为了维持本土政权的“正当性”，必须要继续操弄这个议题。或许哪一天当蔡英文或其后继者发现两蒋的历史传承更有利于她们推动当下抗中保台政策的时候，二二八真相全部浮出水面的时候就将到来。

美国助蒋肃清共产党

然而陈仪在台湾不受欢迎的事实，却也同样为司徒雷登所认知，因此他虽然没有对整编第21师出兵台湾提出反对，但要求蒋中正必须要对行政长官公署进行改革。于是就有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并由前驻美大使魏道明出任省主席的特殊安排。魏道明是外省人，这意味着台湾人追求自治的梦想还是没有成功，但是因为魏道明的亲美色彩浓厚，从而为华府所接受。

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诸多在二二八事变爆发之初反对政府，但是却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台籍精英被允许加入台湾省政府服务，成为今日中国国民党地方派系的源头。他们的代表性人物，莫过于蒋渭水的弟弟，战后官至内政部次长的蒋渭川。至于那些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的台籍精英，美国政府的态度就完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然在政府下令“密裁”的过程中，有许多无辜的台籍精英遭到杀害，很多台籍精英还是遭受到其他台籍精英出卖为共党的潜伏份子才被“密裁”，过程确实相当血腥残忍。但是陈仪还是在他离开台湾以前，除掉了在抗战时期就与他作对的左派三人组成员宋斐如。如果不是三青团的领导蒋经国介入，恐怕就连李友邦都要死在二二八事变了。

后来随着中国大陆整个沦陷，再加上韩战爆发，美国更是对蒋中正父子处死共产党的行为大开绿灯。而且就对连台独份子被跟着一起逮捕拘禁，也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无论是美国驻华参事莫成德（Livington T. Merchant）还是国务院驻台代办师枢安（Robert C. Strong），都不认为反共又反蒋的右翼台独人士有足以避免台湾落入中共手中的可战之兵。

莫成德与师枢安都不喜欢蒋中正，但是如果真的要找人取代蒋中正，他们的优先考量对象也会是陈诚或者孙立人等有可战之兵的国民党和外省人，而等到立场更亲蒋的蓝钦（Karl L. Rankin）就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之后，他更是从自己1944年投身希腊内战的经验出发，对蒋中正白色恐怖的行为深表赞同。因为蓝钦比任何人都知道，中华民国的失败就意味着美国势力从台湾的全面撤出。

一场台湾人对美国的战争

林才寿因为在参与二二八事变的过程中，曾经抢夺了国军200多支步枪，一度被判处死刑。后来因为白崇禧来台湾善后二二八事变，查完后对他的案子从轻发落才保住了一命，所以晚年老先生回忆起整起事变还是只能用“一头雾水”四个字来形容。当得知笔者的外公正是在第3飞机制造厂被他包围的国军军官之后，林才寿则是握着我的手表示：“你外公当年也辛苦啊。”

显见当年共产党在台湾打的“认知作战”相当成功，让没有战斗力却有知识的左派青年相信自己是在反美，让有战斗力却没有政治常识的台籍日本兵相信自己是在维持秩序。不过在苏联与中共都和台湾人没有直接仇恨的情况下，还是有许多台籍日本兵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比如曾经在高雄上空驾驶零式战斗机与美军交手的海军飞行员陈亮谷，就认定自己参与的是一场针对美国人的战争。

陈亮谷坦言自己在1947年3月2日袭击了一位中国空军的军官，原因就是因为对方的外貌与他交手过的美国海军F6F地狱猫战斗机飞行员太像。而且在他们的认知中，推翻中华民国对台湾的统治就是把美国势力从东亚驱逐出去的第一步。他晚年受访时指出：“我要发泄的对象就是他。他身高大概有178公分左右，让我想起那高大的美国军人，两年前美国空军是我的敌人。”

时任美国驻台副领事的葛超智（George H. Kerr），长期都是美国托管台湾的主张者，当时他认为二二八事变的爆发是美国介入台湾的天赐良机。为了确保台湾能被托管，葛超智亦打起了他心中的小算盘，故意向南京的美国大使馆提出错误资讯，甚至诬指二二八事变前发生在台北的两起反美游行纯属陈仪的自导自演，目的是要离间美国人与台湾人。

不过对葛超智的建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非但没有接受，还立刻解除了他副领事的职务。其实共产党自台湾光复后大打“认知作战”，导致海内外台湾人普遍具有亲共思想的事实，在涩谷事件后就已经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所充分认知，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对国民政府镇压二二八事变进行强硬干涉的重要原因。

错综复杂的“认知作战”

就如我们所知道的，二二八事变爆发后真正有意义的两场武装斗争，是由谢雪红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还有张志忠领导的台湾自治联军所领导。其中谢雪红是老台共，她在台湾光复后接受李友邦的掩护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服务，从而发展出足以与国军相抗衡的武装力量。张志忠则是抗战时前往延安，参加8路军的台籍中共干部，他手下的得力干部简吉同样是加入三青团的老台共。

这是一场针对美国的革命，目的是要防止美军将台湾打造成围堵苏联与中共的海空军基地，然而1947年的台湾并没有美军驻防，因此谢雪红与张志忠只能把目标放在他们所认定的美军代理人，也就是实际统治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身上。中共与台共的干部们，似乎也有不同的目标，前者是让台湾成为红色中国的自治省份，后者是让台湾成为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

双方似乎是在打击美国与“蒋介石政权”这两个共同敌人的共识下结合到了一起。可无论是中共也好，台共也罢，他们有的都只是满满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战之兵。想要与国军进行持久作战，唯一成功的因素是将从太平洋战场上复员回来的台籍日本兵改组为台湾的红色军队，但是想要改造他们为红色军队又谈何容易？

有脑袋的台籍日本兵如海军陆战队出身的大尉吴振武，早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前就已经为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相中，将进入中国海军服役并协助日本赔偿军舰的接收工作。吴振武有大好前程，自然不愿意让自己被国民政府视为共产党“叛匪”看待，索性以开枪自残的方式拒绝谢雪红的邀请。因此真正成功被中共或者台共煽动参军的，往往是那些对政治缺乏宏观瞭解的底层台籍日本兵。

2021年10月16日，笔者在从事口述历史的同行郭冠佑邀请下，到彰化溪湖拜访当年在水湳机场包围外公的台湾民主联军成员林才寿。经过一个下午的访谈之后，笔者才知道日本少年飞行兵第15期毕业的他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甚至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跟政府作对，只不过因为听说上面有维持地方治安的需要成立自卫队，就这样傻傻的被骗去成为了“共军”。

胎死腹中的“台北起义”

因沈崇案所引起的反美情绪，到了1947年1月10日已经蔓延到了全中国的14个省26个大城市，总计有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美军撤离中国。根据陈炳基回忆，当时陈仪派出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将军上台发言，试图以苏联侵占中国领土比美国还要多的事实希望学生停止游行，并警告学生勿为“奸党”利用来反美，结果却反遭学生给轰下台。

直到沈崇案爆发以前，两岸呈现的是台湾人反美，大陆人亲美的态势。沈崇案爆发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首度走到一起反抗“美帝”，让奉命来华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默默做出将美军撤出中国的决定。内战局势开始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倾斜，却不代表国民政府对台湾的统治能够马上结束。

而且台湾人虽然敌视美国，却又深受过去日本殖民时代反共教育影响，对共产主义有相当程度的畏惧。因此由张志忠、蔡孝乾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前没有办法吸引到足够的台湾人参加共产党。就连当时的陈炳基与李登辉俩人，也不过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都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

到了1947年2月22日，宋斐如更是因为不愿意退出他在《人民导报》的工作，被陈仪罢黜了他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的职务。共产党在台湾推动的“认知作战”，似乎引起了陈仪的警惕。没有不到一个礼拜，台北街头就爆发了二二八事变。陈炳基等左翼学生眼见时机到来，准备在3月5日发起行动，抢夺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后，对警察大队、宪兵队以及行政长官公署发起进攻。

当时的他们，都相信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战争，只要成功就能够将国民政府赶下海，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台湾。然而本来应该在3月5日早上3点响起的信号弹，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响起，导致陈炳基与李登辉的反美革命还来不及发起就结束了。台北的革命是因为什么原因草草收场，笔者不得而知，但中南部的革命却才刚刚开始。

沈崇事件扩大台湾人反美情绪

虽然后来在中国外交部的积极交涉下，台湾人的华侨地位于1947年2月获得日本与盟军承认，且被判刑的36人除因病无法搭船者外都在1947年4月被遣返回了台湾，但台湾人却已经发自内心把国民政府允诺的战胜国国民地位视为空谈看待。涩谷事件的爆发，让《人民导报》等报纸轻易做出了台湾人在陈仪统治下生活还不如日据时代的结论。

因为台湾人过去在日据时代只是日本人的奴隶，到了光复以后还是日本人的奴隶，而日本人则不过是美国人的奴隶，所以台湾人只不过是奴隶的奴隶。腐败的接收大员与军纪败坏的国军形象，更是让台湾人忍不住怀疑起国民政府八年抗战的真相，认定中华民国不过是搭乘美国的顺风车才能战胜日本，如今对台湾的接收代表的也只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广大中国人民的意志。

台湾历史上第一起大规模反美的群众运动，就是发生在涩谷事件后的1946年12月20日，吸引了上千名学生参与，他们一路由中山堂开始走到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前示威。发起学运的发起者，正是在二二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台湾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陈炳基。陈炳基不只自己加入共产党，而且还影响了前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一起加入共产党。

而在台北首次反美游行结束的四天后，大陆又传来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遭两名美军陆战队士兵强暴的消息。关于沈崇案的细节与真真假假，笔者不浪费时间与篇幅在此讨论，但是这件事情又将台湾人内心中的反美情绪引向了令一波高潮。与涩谷事件不同的是，遭到美军“施暴”的沈崇为大陆人，所以不只是台湾，全中国的青年这次都走上了街头，要求“美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于是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前一个月又14天的1947年1月9日，陈炳基又号召上万名台北学生齐聚新公园声援沈崇，此为光复后第二起发生于台湾的反美群众运动。2014年，晚年的李登辉在声援“三一八”学运时，还曾慷慨激昂地提到自己当年声援沈崇的事迹：“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学运干部见面，看到你们，让我也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抗议美军强奸一个女学生，参加示威游行。”

被遗忘的涩谷事件

发生于1946年7月19日的涩谷事件，其真相比二二八事变还要复杂，就连事件中台湾人的死亡人数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日方的纪录是台湾人死亡两人，日本警察死亡一人，台湾《新生报》的报导则是台胞死七人，重轻伤40多人，日警亦互相误伤一人等。涩谷事件爆发的起因，来自于台湾摊商与日本摊商为了争夺黑市市场经营权所爆发的暴力冲突。

二战刚刚结束的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处境并没有比台湾好到哪去，许多日本人只能够靠在路边贩售违禁品维生。日本摊商生意经营得已经够困难，途中又杀出一批自称战胜国国民的台湾摊商与他们抢生意，迫使日本摊商只能聘雇日本黑道协助驱逐台湾摊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日本警察也出于他们身为日本人的民族尊严，自然也是偏袒日本摊商。

台湾摊商在遭受到几次日本警察针对性的驱离乃至于没收商品之后，为了证明自己战胜国国民称号的真实性，遂决定寻求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介入。中华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无意介入此一冲突，却还是在7月19日接受了300余名侨胞的请愿，并动员七辆卡车将他们送回住处。没想到车队沿着六本木通，行驶到涩谷警察署的时候，又遭到近300名的日本警察列队阻拦。

随即卡车上的台湾人便掏出手枪，与试图上车检查他们的日本警察爆发枪战。到底是谁先开的枪，是否背后有日本警察勾结日本黑帮与摊贩的阴谋，笔者直到现在还一无所知。总之就是至少有两名台湾人与一名日本人在枪战中死亡，其余41名台湾人遭到逮捕，并且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所起诉。此刻台湾人的战胜国国民地位，不只遭到日本警察的质疑，甚至还被驻日美军所否定。

日本方面坚持，在中国与日本正式签订和平条约以前，台湾人不具备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因此在法律上仍非战胜国国民。可大多数的日本人，在心态上仍不把台湾人视之为日本人看待，让旅居日本的台湾人一瞬间成了国际孤儿。盟军方面则以台湾人扰乱治安为由，判处被捕的台湾人除三人证据不足释放，2人无罪释放外，其余一人被判3年有期徒刑，35人被判处2年。

目标由日本转向美国

《人民导报》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批判，最早是以接收大员的腐败以及对待本省人的不公为主，其中对待本省人的不公就反应在陈仪当局善待日本人与亲日派，却没有照顾到劳苦大众的利益之上。战后台湾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宽大对待日本军警、官员还有亲日派的政策只会让底层老百姓更加相信自己的日子并没有伴随着光复而得到改善。

然而很快的台共就发现，攻击已经战败的日本并不足以撼动行政长官公署对台湾的统治，更何况在经历了50年的殖民统治后，许多台湾人或多或少对日本产生了感情。尤其是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从英美还有荷兰手中解放东南亚殖民地的表现，还获得诸多台籍知识精英，包括左派知识精英的赞同。如果想要拉拢更多台湾人到反对陈仪的阵营，就需要台共去寻找新的目标。

没有一个目标，比起美国更容易引起光复后的台湾人公愤。美国从1943年11月到1945年8月对台湾发起多次空袭行动，摧毁房屋46,318栋，影响民众27万7383人，并造成6100人死亡。延续自太平洋战争的国仇家恨，自然让许多台湾人难以忍受国民政府亲美的姿态，比如战后加入第3飞机制造厂的前台籍日本兵王树木，就坦言外省军官向美国军官敬礼的画面给他带来了不少冲击。

又很刚好的是，美国不仅协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还是唯一能遏阻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外来势力。如果能够把在台湾对陈仪的斗争与在大陆对“美帝”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台共的影响力就将超越台湾，甚至于超越整个中国，成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组成部份，获得史达林（Joseph Stalin）同志的重视。所以台共将针对目标由日本调整为美国，本来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

再加上旅居日本本土的台湾人，虽然名义上是战胜国国民，却还是遭到占领日本的美军，还有战败国国民日本人的双重歧视，他们对美国的敌意更容易为左派所挑起。更刚好的是，抗战期间就与李友邦、宋斐如沆瀣一气的谢南光，此时正在中华民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里担任委员，有的是机会在日本侨界里推广亲共左倾思想，支援台湾岛内的反陈仪斗争。

光复初期的台湾舆论战

台湾抗日志士的左右之争，随着国共冲突的紧张而不断加大。CC派为了压制台湾革命同盟会，以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名义压缩李友邦、谢南光与宋斐如等左翼台湾人在治理台湾方面的话语权。等到史迪威被撤换，支持蒋中正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接任驻华美军司令后，左翼台湾人在美国大使馆里的盟友更是彻底消音。

不过谢南光与宋斐如也不是毫无招架之力，因为所谓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在首任主委翁俊明去世后，实际掌权的清一色都是外省人，而且还是最右翼保守的CC派外省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编制，则与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府过于类似，让许多人怀疑中央政府对待台湾的态度不过是把台湾当成另外一个殖民地，给予强烈抨击。

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消失的台湾省籍冲突，在抗战末期其实就已经上演，只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统治的不只是台澎金马，其他省也有各自的矛盾或者省籍问题，没有像战后那么获得重视而已。等到台湾光复后，陈仪遵循蒋中正“以德报怨”政策，以礼相待包括日本总督安藤利吉在内的驻台日军与殖民地官员，更是让他成为箭靶。

此外一如占领南韩的美军，陈仪同样没有清算过去殖民时代的亲日派，很快就让国民政府在台湾大众心目中失去威信。而光复初期的台湾，并没有如日据时代那般实施言论管制，从而让反对陈仪的台籍知识分子能够凭藉言论自由为武器对行政长官公署发动舆论战。尤其是当这些左派媒体的背后，不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还有行政长官公署里的内应当靠山。

原来宋斐如与李友邦，都在光复后随陈仪来到台湾，前者担任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后者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主任委员。大量30年代被殖民当局逮捕的台湾共产党员与农民组合运动领袖，都在李友邦掩护下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骨干。宋斐如甚至在郑明禄与苏新两位老台共邀请下，兼任左倾报刊《人民导报》社长一职，直接对自己的长官陈仪发起“认知作战”。

省政府VS行政长官公署

1943年11月份召开的开罗会议，确立了台湾与澎湖在战后回归中华民国的命运，于是李友邦、谢南光与宋斐如顺势推出“台人治台”的口号。他们认为，台湾早在清末就已经建省，因此主张台湾应该在光复后恢复为中国下的一个行省，并由台湾省籍的人士自行自理。他们推举谢南光出面，于11月28日正式向行政院提出重建台湾省政府的建议。

在谢南光提交给行政院的建议中，有一点其实要读者们特别注意，那就是“正确列强之观感”。因为在开罗会议前，托管台湾的传言不断从美国传出，让这些信仰左派思想的台籍抗日份子深怕台湾脱离日本后，成为美军包围“社会主义祖国”的海空军基地，于是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让中华民国收回台湾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唯一的方法。

可是如果交给中华民国，却由一个在1940年9月就主动邀请美军在战后进驻的亲美领袖蒋中正来领导，意义与交给美国来托管比起来没有根本差异，甚至还能更有效率压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所以争取由左倾的台湾人来在台湾实施自治，不让亲美或者亲日的外省人来代表国民政府治理台湾，成为他们的优先选项。

而对中美关系史有瞭解的读者，也知道时任驻华美军司令的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与蒋中正关系不好，所以这些台湾人一开始在美国大使馆理也有盟友。比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两位著名外交官谢伟志（John S. Service）与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就与谢南光多有往来，并同情他们争取台湾自治的主张。

蒋中正对台湾的主张，虽然不像陈立夫等CC派人士一样极端，认为应该要把台湾纳入福建省，却也相信台湾如此重要的必争之地必须要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于是他选择另外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指派国民政府里的“台湾通”担任行政长官，做为一个废除台湾省与让台湾完全自治之间的折衷方案。

一场针对陈仪的革命

台湾光复后的首任行政长官陈仪，一直以来都被公认是二二八事变的“元凶”，而且他后来因为私通中共而被枪决，所以就连国民党也不曾替他讲过一句话。只有李敖、陈兆熙以及郭冠英等统派人士，会从与台独斗争的角度出发试图去“平反”他。不过把陈仪的死，或者当年的二二八事变与今天的统独硬凑到一起，其实与历史事实是相违背的。

其实陈仪与台湾人的恩怨，早在台湾光复以前，甚至于抗战还没有结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原来对日抗战爆发后，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曾经将旅居福建的台湾人大规模拘禁于崇安与连城的集中营，以防止他们为日本效力。所以包括李友邦与谢南光等旅居大陆的台籍抗日人士，很早就已经把陈仪视之为台湾人的公敌看待，根本与二二八事变毫无关系。

那么李友邦与谢南光痛恨陈仪，是否因为这两人特别亲日，反对抗日的陈仪呢？事实上可能完全相反，因为陈仪在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之中如果自认是第二亲日的，恐怕没有人敢自称第一，毕竟人家可是连妻子娶的都是日本人。而且陈仪还曾经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造访台湾，出席日本占领台湾40周年的纪念博览会，是极少数公然歌颂日本治理台湾成就的国民政府官员。

所以他与李友邦、谢南光的冲突恰恰不是来自于他太抗日，而是来自于他过于亲日，亲到把日本人当自家人，却把台湾同胞当外人的地步。到了1941年2月，李友邦认知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将在美国参战后画下句点，准备抢先国民政府一步抢夺治理台湾的话语权，于是串联谢南光与宋斐如等左派人士创立台湾革命同盟会。

暗中效力共产国际的李友邦，起初并不以争取台湾回归中华民国为首要的目标，而是希望台湾能如同外蒙古那般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成为实施社会主义的独立共和国。不过在美国政府支持中华民国取回台湾的主权之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态度就从原本的台独转变为争取台湾自治。陈仪身为国民政府首位指派接收台湾的行政长官，很快就成了左派三人组的头号打击目标。

呃…即使是固定任期的议会 在到点下班时候也需要走一个形式的解散程序吧

这是对的，要知道大多数国家所谓虚位总统，只是习惯上相较于美式总统的叫法

实际上他们权力也并非完全虚化无为的，在宪法上往往都有一些发挥柔性政治影响力和监督性的权力，一般作宪政危机时居中调剂之用，所以这种权力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因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总统个人的自主衡量和当前的政治形势，其实际政治效果与总统个人的威望野心更是息息相关

如果碰上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比如当年李光耀以一个区区内阁资政的名义，其掌握的权力就能超出总理吴作栋不知道多少，何况还是总统元首之尊了

即使标准如德国，依然有很多总统都并不满足于自己橡皮图章的地位，典型比如科勒总统的任期内，他不仅经常掺和政治针对时政发表评论，还多次杯葛甚至否决自己看不顺眼的法案

另外我们知道民国宪法实质是一个内阁制宪法，但长期以总统制的形象示人，仅在宪政逻辑上，究其缘由，盖因两蒋 和宪改前的李登辉在其总统任内还是国会最大党的党魁而已，你看严总统家淦先生就不是国民党党魁，所以他任内实际权力归于时任行政院长的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了

还有之前的土耳其宪法也是议会制，但2014年在埃尔多安就任总统后，即使他已根据法律规定辞去了党籍，卸任了党魁，另由其他人担任正发党的党魁和总理，但他仍然凭借自己先期在党内国内的派系资源优势牢牢把握住自己的军政大权并成功完成修宪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

所以保证虚位总统的无党籍和中立性，并不仅仅是看着别扭那么简单，而是有切实的防止强人政治甚至独裁专制回流的作用，因而内阁制国家总统不仅不应该加入任何政党 而且还要制定防埃尔多安条款，规定候选人在选前若干年不得有政党党籍和从政经历

如此一来，想选一个既没有实际政治影响力，又对宪政制度和政治环境有充分了解的总统的话，基本只有从高校的政治和法律学者中提名了

https://twitter.com/mranti/status/1521472944467292160?s=21

二 以“中间略左”的国策遏制极左

1946年4月的政协宪草之基本国策条文相当笼统。制宪国大期间，以国民党籍代表为主体的制宪国民大会接受了政协宪草的政体架构(仅有略微修正)，但在地方自治和基本国策方面对政协宪草作出了扩展，阐明了许多细节465。民国宪法关于国民经济、社会安全、教育文化的基本国策条文具有鲜明的左派倾向或社会主义倾向，实则反映了参与制宪的国民党、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对左派政策的认同，以及左派思潮在当时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二战结束后，宪政民主国家没有一个选择以古典自由市场的原教旨右翼经济、社会政策对抗极左共产势力，而是无一例外采用了略受左派影响的、温和的经济、社会政策466，甚至直接长期选择工党或社会党执政。

以二十一世纪的视角来衡量，定格于1946年的民国宪法基本国策条文大都属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并非福利国家者)的政府普遍承担的社会职能。政党竞争和选民的民生诉求，导致经济、社会、教育政策中间偏左的状态已经成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常态，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尺度上只是中间略左(和当代福利国家相比甚至靠右)，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为自由经济留有巨大的立法空间467。

从务实政治的角度考虑，民主转型之后的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最小政府”或“无为而治”，东欧国家民主转型之后也纷纷将社会权写入宪法468，所以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有必要以客观的眼光看待民国宪法。事实上，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条文不但可行，而且可以以 其“中间略左”的性质，起到遏制极左势力的功效。

就大体而言，民国宪法的经济、社会、教育政策能够容纳中国大陆 未来无法避免的社会福利诉求，并为之提供框架，可以避免其恶性膨胀。中国大陆贫富悬殊和仇富心态盛行的国情民情有可能为极左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温床，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对人民可以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极左势力不啻釜底抽薪。

就细节而言，民国宪法第 143 条对“平均地权”所作具体解释中的 “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在效果上将土地增值税划为国家税种，这就避免了极左势力在地方施行某些极左政策的可能——如果极左政党在地方自治体胜选，将无法对土地增值课以重税。此外，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 而不是“分享之”的规定也避免了劫富济贫、均分财富的误区，即使左派政党在中央胜选，亦无法平分土地增值税，必须依据“共享”的原则用之于公共事业。

465 关于张君劢对基本国策的淡化处理以及制宪国民大会讨论、充实基本国策条文之详细过程，参看吴青盈(2004:73-95)，郭明政(2006:340-341)。

466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军占领当局于1946年所起草的日本现行宪法，其“左” 的程度远超过民国宪法，不但放弃战争，而且规定“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 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并且“保障劳动者的团结、集体交涉以 及其他集体行动的权利”。众所周知，军事当局的政治立场通常偏右(日本战后数年的实际统治者麦克阿瑟将军在美国内政方面也属于偏右的共和党)，却主持制定了这样一部大力保障社会权的宪法，可见社会权入宪在二战之后实乃大势所趋。

467 台湾学界多认为中华民国宪法包含了“民生福利国”原则(如黄舒芃 2006，吴庚、陈淳文 2013:58-59)，亦有不同意见(如吴信华 2015:139- 142)。笔者认为这一学理上的争议缺乏实际意义，在社会福利和经济自由之 间寻求平衡才是要务(参看下一小节关于国策的展望)。

468 雷文玫(2002)。

（二)立法授权式的国策条文

某些国策条文明确提及“经法律许可”或“依法律限制”，相当于 对政府的立法授权，就法理而言是规范性的授权条文，但没有具体划出边界条件，所以就操作而言留有充分的弹性空间。政府如何立法，虽然需要依据宪法相关条文提出的立法原则，但仍然具有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

民国宪法第 145 条“国家对于私人财富及私营事业，认为有妨害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者，应以法律限制之”，就是典型的例子。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虽然不一定从宪法中获得如此明确的授权， 但透过对税收条款和经济贸易条款的灵活解读，无一例外在这些方面积极立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民国政府如何衡量“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此项乃取决于动态的时代共识而不是1946年制宪者的定见。国府迁台之后并不拘泥于“节制资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实行了促进私营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带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

(三)方针愿景性的国策条文

并非边界条件亦没有明示立法授权的国策条文，具有施政方针和愿 景的性质456，实际效力取决于其在具体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可操作性。我国政府立法施政之时，如果有条件满足宪法中相关国策的要求，则应当满足之;如果没有条件，那么政府决定部分履行或无为，并不违宪457。但是，政府立法施政不可与宪法基本国策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民国宪法第 171 条明文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例如，民国宪法第 152 条“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予以适当 之工作机会”，在字面上显然是一个理想化的愿景，没有完全实现之可 能，至多得到部分实现。如果国家遇到财政困难而无法帮助失业人口就 业，那么国家的无为并不是对这一条文的直接抵触，也就属于宪法容许 的范围之内。至于国家机关在必要时裁撤冗员的做法，与民国宪法第 152 条无关，因为此条文指的是国家帮助就业，而不是由国家作为雇主 来直接提供就业机会;反之，国家作为公法人，享有相应的权利458，包 括裁撤冗员的权利。 此外，方针愿景性的基本国策条文如果涉及并非日常通用语汇的意 识形态术语，其含义应当以其后的细节条文为准，而不应以宪法之外的 任何意识形态为准。民国宪法第 142 条“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因涉及意识 形态术语而不具有明确含义459，需要由第 143-151 条阐发其具体内容。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在民国宪法中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生前带有理想 主义色彩的具体政策主张，而是由第 143-145 条作出务实的界定。

“愿景”入宪，固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在司法角度是否多此一举呢?大谬不然，其一，宪法“方针条款”在司法部门的个案审理中可以用作参照，甚至用于对其他权利施加限制460。其二，宪法位阶的基本国策一旦形诸法律，即不能被司法部门以“违宪”为由全盘推翻461(针对其立 法的违宪审查至多否定一些细节462)。也就是说，方针愿景一旦载入宪 法，即在效果上限缩了违宪审查的范围。例如，对边疆民族463的特殊照 顾在形式上违反了宪法第 5 条和第 7 条所明定的平等原则(汉族贫困地 区和散居汉族地区的非汉民族无法获得同等照顾)，如果没有列入宪法基本国策(第 168、169 条)，即可能难以通过违宪审查464。

456 在比较宪法学的意义上，爱尔兰宪法和印度宪法在社会政策方面都有大段 条文归入“指导原则”(Directive Principles)，原则上无法透过司法途径强迫 行政部门执行或强迫立法部门立即立法(但近年来也有例外，参看 Davis 2012: 1032-1033)。意大利、芬兰等国宪法虽然不明说“指导原则”，但许多宪法 权利和建制的落实依赖于立法部门的作为，从颁布宪法到完成立法可能经过多 年，其间无法诉诸司法(Oliver and Fusaro 2011: 390)。

457 台湾学者林明锵(1997)、林明昕(2004)、黄舒芃(2006)等引入德国 学界的“国家目标规定”学说，认为“方针条款”概念已经落伍，此类条款以 其“国家目标规定”的性质而具有“宪法委托”式的法规范约束力(但不直接形成可寻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即“主观权利”)，不但立法部门需要推动这 些“国家目标”的立法，行政、司法乃至考试、监察部门也需要在职权行使的 个案中落实“国家目标”的宪法法益。 笔者认为，在明文的立法授权和明显的理想愿景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连续 谱”性质的过渡地带，“宪法委托”式的“国家目标规定”可以视为“方针条 款”的一个子集而不是对立面。至于国策条款的归类划分，考虑到明文的立法 授权隐含了法律保留原则(亦即必须待到立法部门完成立法方才产生实际效 力)，立法授权类型似应单独归为一类;没有明文提出立法授权的国策条款皆 可归于方针条款，后者不但包含了“理想愿景”，而且包含了广义的“宪法委 托”。但是，立法授权条款亦属于“宪法委托”(即狭义的“宪法委托”，参 看陈新民 1984，许育典 2006:543)，因此，另一种划分(陈新民 1988: 113，2015:1015-1016)是将“宪法委托”不管是否有明文立法授权都划为一 类，“理想愿景”则作为狭义的“方针条款”划为另类(许育典 2006:543 称 之为“单纯的国家目标条款”)。这一做法不无道理，缺点在于“宪法委托” 和“方针条款”之间的界限不甚分明。话说回来，如果暂不考虑法规范约束力 的问题，那么方针条款不管是“方针愿景”还是“宪法委托”，都为政府行为 指引了方向，在立法尚不到位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柔性的影响力;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政府立法施政应尽可能优先推动宪法基本国策之落实。考虑到当代政府 所能够支配的资源相当广泛，“方针愿景”与“宪法委托”之区别在大多数情 况下当趋于消弭。

458 关于公法人之权利，参看李建良、刘淑范(2005)。

459 “主义入宪”确实不妥。虽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许多主张在中华民国制宪、行宪过程中得到了阐发和落实，但是司法院大法官释宪从未引用民生主义。台湾有学者认为“三民主义很长的一段时间沦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以致清流当中，有许多人敬而远之”，参看刘士豪(2005 [2006:426-427])。

460 参看 Tushnet (2008: 238)，一个例子是南非政府为洪灾难民提供的临时住处 对邻近居民造成了影响，邻近居民以财产权被侵犯为由诉诸法院，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法院以南非宪法的社会经济权利条款为依据驳回了这一起诉。

461 参看杨智杰(2010:132-133，172-173)，

462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 580 号解释以财产权保障为理由，部分推翻了依据宪 法基本国策制定的“三七五减租条例”，即引起争议;倘若没有宪法基本国策 的扶助自耕农和改善农民生活条款，以当时司法院的倾向(土地改革利益受损者数十年咬牙切齿的痛恨，在来自绿营的许玉秀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中呼之欲出)，更大程度的违宪裁决是不难想象的。

463 系指“弱势原住民族”，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关于边疆民族国大代表名额的论证。

464 类似的例子是民国宪法在台增修条文所增添的“全民健保”国策，如果只是透过立法来推行，即可能遭到违背宪法第 23 条之比例原则的非议，参看颜厥安(2006:20)。

@陈士杰 #185028 关于经济国策的部分，我发几段《民宪论》里面的解释，你看怎么样：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开创了国策单列章节载入宪法的先例，但这 一做法在魏玛德国时期即引发了争议，某些国策难以具有规范性的效力。当世各个民主国家的宪法，以相当长的篇幅规划基本国策的并不多见。但是，基本国策入宪并不是重大瑕疵，我们应当采用务实的态度对待民国宪法中的关于国策的内容。

一 不同性质的国策条文

基本国策，尽管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但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意味 着制宪者不可能预料到日后所有可能的政策细节，制宪者的善意期待也 可能带来某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愿景。因此，民国宪法基本国策条文并非 全部具有约束力，某些条文必须采用灵活的解读。下面从约束力的角度 分三类讨论基本国策条文453:

(一)边界规范性的国策条文

为政府行为和政府人事构成划出边界条件的规范性国策条文，具有 完全的约束力，不得灵活解读。外国宪法中的此类条文时常散见于宪法 各个章节，而不是集中于专门的国策章节。

民国宪法第 138-140 条对军队国家化和军人不得干政的规定，就是 典型的边界规范性条文，通行于民主国家454。第 164 条关于教育、科 学、文化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最低比例，亦属于边界规范。

值得特别讨论的是民国宪法第 160 条之“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 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的规定。此条言辞确切，没有变通解 释的余地，在约束力的角度上属于政府行为的边界规范，而且直接形成 了人民的公法权利，适龄儿童接受基本教育时若被索取学费可拒付455

453 看待基本国策的另一个角度是依据其内容所涉及的政策领域划分为“部门 宪法”(如国防宪法、经济宪法、文化宪法等)，参看苏永钦(2002)。

454 陈新民大法官(2015:1016-1017)把军队国家化归入“制度保障”范畴的 基本国策，此类别还包括一些必须依靠立法方可实现的福利政策，如宪法第 155 条的社会保险制度、157 条的公医制度等(陈新民 1988:114-115)。笔者 未采用“制度保障”的类别划分，因其概念较为模糊，许多基本国策条文既可 以说是“制度保障”又可以说是“宪法委托”，在立法院完成立法任务之前， “制度”尚不存在，只有在立法之后方成为“保障”。

455 参看陈新民(1988 [1990:123]，2015:1018)。陈大法官指出，其他貌似公法权利的条文是“请求权”而不是“拒绝权”，仍然需要立法方可落实，故 属于“宪法委托”而不是宪法所直接形成的公法权利。

@陈士杰 #185025 把它定上去就是认为这些国策是不能随着时空环境而改的，是“万世不易”的，当初哪怕最右的青年党，也是要求建立一个节制资本的社民国家，这个诉求是和建立“自由民主的宪政政体”可以说是放在同等高度的

所以说中华民国就是个天然有土增税的国家，而且按照宪法字面意思是当然按实价征收，任何不按实价征收的政策都有违宪之虞，至于谁敢废除土地增值税那更是明确的违宪了，这无关某一时空环境下的“对错”或者“合理性”，这就是不能动的，某些情况下专制独裁还是“符合国情”的呢，难道也要废除选举吗？如果一个民国国民不想缴土增税，要么你去组党修宪要么就移民，大体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