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丰县锁链女事件沸沸扬扬，当局公告在舆论压迫下四易其稿，民意仍然不依不饶，可谓出尽洋相。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四份公告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为了追究杨某侠到底是小花梅还是李莹，而是想谈一些更为宏观的现象：
在这个事件中积极发声的，除了各种反建制派、改良派之外，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被我们俗称为“岁静”和“小粉红”的亲建制网民。而众所周知，这两类人原则上一向都是倾向于维护当局的，区别只在于积极程度。
当然，这种转变的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事件的恶劣程度突破了现代人朴素良知的底线，又比如女性很容易由此产生直接的危机感和焦虑。但要知道，类似事件并不是第一次曝光在社会面前，在数年前也曾出现过情节类似的事件，却并没有引起这般反响。那么，这里面的差异是由何而起的呢？
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经济下行导致当局的洗脑效果松动。诚然，这可能确实是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原因：当局的洗脑过于成功，以至于导致了来自另一个方向预期崩盘。
众所周知，疫情以来当局为了稳预期，消弭民众对疫情责任和当局治理能力的怀疑，宣传机器马力全开，不遗余力地报道西方国家在防疫上的负面新闻，反衬自己的“防疫模式成功”以及“制度优越性”。不可否认，这一招效果拔群，国内舆论场上无论对本国防疫是否满意，多数人都相信“比西方国家强”。
而这种强力宣传全方位覆盖，再加上一些震惊系营销号进一步夸大其词，产生了一种“西方国家行将就木”的气氛。如果说2017-18年“厉害了我的国”传达的是“祖国正在迎头赶上欧美”，那么疫情以来的宣传基调就是在暗示“祖国已经达成了赶英超美的历史成就”。这一剂春药极大拉高了民众的预期，可以有效对冲封锁疫情和经济下行带来的不满情绪，是维稳工作的重镇。
然而讽刺的是，当丰县锁链女这类恶性事件曝光时，过去常用的“我国还在发展中，以后会慢慢改善”一类托词在如今的高预期下变得无法自圆其说。越是相信高预期宣传的民众，就越是无法容忍“已经赶英超美的祖国居然发生了奴隶社会才有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有普遍性”。
由于这些人主观上仍然是亲建制的，仍然相信党和中央政府“站在人民一边”，因此他们视自己的行为是在“帮助党中央”而不是“挑战党中央”，在呐喊时也就会更加的无所顾忌，而不像经验丰富的反建制人士那样有规避铁拳的意识。
于是我们看到了当局为了息事宁人，在四份公告中的步步退缩。到了第四份公告，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安抚性的故事结尾：“（一部分）坏人受到了惩罚”。但质疑的声音仍然没有完全平息，关于杨某侠身份的疑点，以及对丰县官员包庇拐卖行为的质疑，仍然有大量声音在不依不饶。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段著名论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社会变革导致期望膨胀，期望膨胀则会由于旧制度松动、新制度滞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崩溃。
在丰县事件的舆情中，由于疫情以来当局宣传所虚构的“赶英超美”宏大叙事恰好使其受众产生了“社会正在变革”的假象（尽管事实几乎相反），从而导致期望膨胀，也就更加无法容忍旧制度的积弊。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越是平时相信当局宣传的人，托克维尔效应在他们身上就越明显。于是当局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境地：铁拳打击自己的基本盘可能会造就新的反贼；敷衍了事的拖字诀可能会火上浇油；而一味让步又可能导致舆情得寸进尺。
丰县事件也并不是孤例，例如西安封城时期的诸多事件、最近正在发生的北京市中小学家长大规模冲击市教委微博抗议强迫接种疫苗事件等诸多舆情爆炸迫使当局退缩（aka微博治国）的案例，都在显示托克维尔效应正在沿一条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古怪路径冲击旧制度的大堤。诚然旧制度的根城不可能因为三五次舆情冲击就土崩瓦解，但只要通过宏大叙事虚构预期的宣传口径不改变，这个趋势就很难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