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ula @Nakula
新帖 
歷史與文明:大學通識課程說明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歷史教育網絡》2012年第12期「教學論壇」

(樓主注:「歷史與文明」是香港浸會大學一門通識課,本文為這門課程介紹,文章分四部分:1. 何謂通識教育;2. 歷史學是甚麼;3. 文化和文明的解說;4. 文化與文明的異同)

一、何謂通識教育?

2012年度開始,香港高等院校全面開展大學四年制;與此配合,各院校等加強了通識課程。香港浸會大學統稱這一類課程為「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的院校則稱此為「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有叫做「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換言之,這類課程的整體特色是「識」「通」「博」,透過探討普通的、大學生都應該掌握的知識,融匯而成一個總體,從而對世界事物有所感悟和領略,由「知」而達於「識」。在這個過程中,因著才智和識見的提高,人的德行操守和精神境界亦逐漸得到昇華,而日趨於「雅」。要貫徹這樣的宗旨,不是一個科目可以達成的,因此要採取跨學科學習的模式,藉著一系列科目的組合作出相應的訓練和培養。

在大學四年的學制安排之中,通識教育課程佔四分之一以上,而少於三分之一,通常是在大學一、二年級修習。課程內容因校而異,大致上包括中英語文、應用技巧、人文質素、體能訓練四大類。浸會大學規定,學生必須選一個「歷史與文明」(History and Civilization)科目,主要由歷史系設計和提供,其他學系亦有參與。現時香港的高中課程裏,有歷史(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兩科,前者通稱為「世史」,後者通稱為「中史」。部分同學可能修習過其中一科,但多數同學相信在唸高中時並沒有讀過;讀過歷史或中國歷史科的同學,掌握了相當數量的歷史知識,在複雜多變的時代和社會,歷史知識肯定是很有幫助的;在高中階段沒有修習過歷史科目的同學,也不必為此而擔憂,因為歷史知識其實無處不在,在大學階段亦有足夠時間可以去吸收歷史知識。何況人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過程,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有些人到了中年或晚年,才對歷史的重要性有所認識。作為通識教育的一個組成元素,與歷史文化相關的學科,講授知識、傳播文化主要是一個學習過程,一個認識人生、了解世界和探索宇宙奧秘的途徑;學科設計的宗旨,是藉著文獻材料和知識資訊養成思考及批判的能力,從而達到獨立思考和客觀批判的境界。

(注意:下面的視頻是法輪功媒體「新唐人」的採訪,認為法輪功是邪教、騙子、謠棍、神經病的網友,請馬上屏蔽樓主,以避免無意義的爭執。)

有十年網路審核從業經歷的前新浪微博審核員——劉力朋現身說法,揭露中共網路審查黑幕

youtu.be/LdmXCQOy7Go

多餘的話:我認為法論功是非常正常的信仰團體。而且作為一個鐵桿反共組織,比較下来,法輪功多年的發展堪稱奇蹟。法輪功在youtube上有一些頻道或節目,在華語圈內品質不差的,旗下也有高品質的英語政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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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分享了《失踪人民共和國》。六四將近,正好再推這本《失憶人民共和國》。
一為“強迫失踪“、一為”強迫失憶“;一為身體之牢獄、一為思想之牢籠。中共國這個大監獄,囚禁良知,囚禁真善美,囚禁天賦的人權和人性中的光明。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中文版 《重返天安門: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廖珮杏(譯)
注:Louisa Lim(林慕蓮)曾任NPR和BBC駐中共國記者,現為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 (senior lecturer)

關於本書書評,中文英文能搜到不少,youtube上有 Louisa Lim 本人作的推介演講。
我很喜歡這位作者,所以再順帶一推她主持的播客:The Little Red Podcast

粘貼4段文章供參考:
1. 記憶的債(節選)| Louisa Lim; 廖珮杏(譯)
2. 林慕蓮:在失憶人民共和國尋找六四| 趙雲
3. 「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一無所知」| 林慕蓮
4. 專訪《重返天安門》林慕蓮| 諶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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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Cas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Safeguard Defenders, 2017),2019年出了第2版。中文版《失踪人民共和国》,可在 Safeguard Defenders 的官网或者其他平台免费下载。我刚刚翻了一下中英两个版本,内容不完全一致,英文版(2019)内容更丰富些。
Key Words: RSDL, Enforced Disappearance, China, Human Rights, Crimin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Law

以下简介为复制粘贴:
《失踪人民共和国》通过十一位受害者的第一人称讲述,揭示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全面而冷酷的面貌。本书的英文版面向全球读者,旨在提高人们对这项严重违反人权且鲜有人知的制度施以关注。中文版则面向中国公民,例如人权捍卫者、律师、活动人士、网络博主、以及最关键的受害者家属,以此帮助他们为未来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情况做更好的准备工作。
什么是RSDL?(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是中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缩写,实际上它是实行强迫失踪制度的委婉说辞。在RSDL期间,人们可以凭空消失六个月,被单独监禁于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专门设计的监狱。一旦被置于RSDL,受害人的家属不会接到官方告知当事人下落的通知,也不被允许律师的会见,甚至连国家检察官也不能提供监督和控制。一旦人在里面,没有任何机制和途径允许当事人为遭遇的绑架申诉和对抗。人就这么失踪了。
自从2013年RSDL被写入法律以来,许多的律师、记者、NGO工作者和人权捍卫者等上千人受到了这个制度的影响,而且它的使用也一直在不断扩大。被系统化的使用,或者说以广泛的形式,强迫失踪在国际法的定义下,就是“反人类罪”。
从中共五不搞、七不讲和两个不能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
1)中共最看重什么,反过来也就知道它害怕什么。
2)中共的邪恶品性祸国殃民。为其一党私利,可以动用一切卑鄙暴力手段打压和扼杀人性中光明、自由、真善美等等美好面向的萌芽和发展。以至于这70年来绝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在智识、精神、道德的黑暗中,中国变成一个黑暗、肮脏、令人窒息的无形牢笼;以至于今日,真假、善恶、美丑都被颠倒,人们已经看不清、甚至对这些对立品质的界限毫无意识。中共浪费了中国至少70年,毁掉无数人的人生乃至生命,可以说每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出生和成长的人,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
3)中共的刀巴子、枪杆子、笔杆子等的言行的源头。比如为何中共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会说出“要敢于向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2018) 这等愚蠢狂言;为何刘艳丽被判刑4年的所谓“罪行”,判决书(2020年4月,审判长:罗金虎) 上列出28条“罪证”,有25条与“辱骂、攻击中国共产党”或“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这在现代正常国家不可想像的政府行为却是中共国的过去时、现在时和进行时,原因就很明了了,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共一党专政政权的生存而服务的政治。
【旧闻回顾】
一、“五不搞”是2011年吴邦国在两会上提出的:
1)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2)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3)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
4) 不搞联邦制
5) 不搞私有化
二、“七不讲”是2013年中共对高校教学作出的要求,由张雪忠于同年5月10日披露于微博:
1) 普世价值不要讲
2) 新闻自由不要讲
3) 公民社会不要讲
4) 公民权利不要讲
5) 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6) 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
7) 司法独立不要讲
三、“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简单说就是改开前后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值得注意地他还说了一句:“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也即"不能否定毛泽东"。
关键词:秘密警察,政治警察,秘密档案,秘密政治,告密者,线人,恐怖,暴力,人性

以下是《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Kati Marton, Enemies of the People: My Family's Journey to America) 一书的“导读”部分,分别从—— 1)恐怖与暴力;2)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3)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三个角度对此书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论。 文章很长,但值得花时间完整看一下。因为我本人也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以己度人,也是尽量挑选高品质和具有现时社会意义的文章贴上来分享。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文| 徐贲(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线人的挣扎与沉沦

文|长平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6)
关键词:秘密警察, 线人, 喝茶史塔西
前南都网评论编辑、国安线人李新逃亡泰国寻求避难后失踪。时评人长平认为,专制政治对人性与公义的摧毁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李新曾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南都网的评论编辑,也是宣称"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社会网"的创办人,同时他是一名国安线人。他一边编发着臧否时事的评论,一边秘密地向国安(和国保、文保等机构一起构成中国的秘密警察系统)汇报情报。最近,李新不能忍受这种分裂的生活,逃往泰国公开线人身份,寻求政治避难。
李新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个国安线人李宇宙的遭遇。2003年,杨子立等四名青年因聚会读书、讨论如何改变中国,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至十年。李宇宙是该读书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在聚会中积极参与讨论,回家就向国安写秘密报告。得知杨子立等人将因他的报告被判刑,李宇宙良心不安,又匿名向外披露这桩思想迫害案。随后,他设法逃往泰国寻求避难。
2004年,知名记者Philip P. Pa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李宇宙在信念、生存、朋友和良心之间的挣扎。我读了之后,深受触动。没过多久,我工作的媒体有两位记者先后找我诉苦,说国安找他们定期聊天,要求他们汇报媒体内部信息,包括我本人(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工作情况。我推荐他们看了这篇报道,让他们明白,当国安或国保线人,可能意味着进入一个无边的黑洞,超出预期成为摧毁别人和自己生活的专制工具。
接到秘密警察约请喝茶的电话之后,很少有人会立即拒绝。秘密警察代表着专制机器最黑暗的部分,没有人知道拒绝他们会有什么麻烦。同时,他们会让你相信,配合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开始的时候,只是"随便聊聊天而已",你只讲自己觉得可以讲的信息即可。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事实上,跟李宇宙的经历一样,秘密警察怎样利用你的信息,不会和你商量。
反戈一击只是例外
不过,我并不想像秘密警察那样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我也向那两位同事指出:当局利用大量的秘密警察和更大量的线人,监督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迫害杨子立等思想独立的公民。但是,并不是每一条线索都有明显的后果,并不是每一个后果都让线人良心挣扎。大多线人都能安之所素,或者只是偶尔不安。
李宇宙和李新的奋力挣扎,反戈一击,只是千千万万线人中的例外。通常情况下,即便有人良心不安,也会采取更加温和的做法。我对那两位同事的建议是,在还没有卷入太深之前,尽快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其中一位听从了我的建议,成功地摆脱了秘密警察。另一位再也没有跟我谈过此事,我怀疑他被迫继续合作,以更长的时间寻求改变机会。据我所知,有些人花了若干年时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甚至去到国外,才扯断和秘密警察的联系。在这若干年内,他们定期提供着情报。
多少良知已永远不再
这样说仍然小看了这套情报系统。它除了监督、控制和迫害之外,还有教育和自我教育功能。很多线人和秘密警察一样,相信自己尽管偷偷摸摸,但是问心无愧,做着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们甚至自我感动地想,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得不强忍各种污名,委曲求全。
讲述东德秘密警良知未泯的电影《窃听风暴》(德语:Das Leben der Anderen )上映之后,好评如潮。但是专业人士指出,这只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而已,没有一个秘密警察帮助过他的受害者。《史塔西国》(英语/德语:Stasiland)作者 Anna Funder在《卫报》撰文说,专制政府的本性决定了,秘密警察没有空间翻然悔悟。恰恰相反,直到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的清白。《史塔西国》出版之后,遭到大量辱骂、威胁和诉讼。
Hans-Jürgen Grasemann 先生是前西德高级检察官,也是专门记录东德政府违反人权案例的国家法治登记中心(ZESt,Salzgitter)负责人之一。上周我在柏林有机会和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说,直到今天,前东德的秘密警察还在威胁自己的受害者,不让他们讲出过去的经历。
我相信,很多和秘密警察合作的线人也是如此。李宇宙逃往泰国之后,经历种种挫折,据称十多年后才得以前往欧洲。最新消息称,李新在泰国失踪,家人怀疑他已被中国警方抓捕。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污点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配合秘密警察工作的线人,并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这就是专制政治对人性和公义的摧残。
标题是我写的,以下文字出处:郭泉(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共的民族政策:49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1921年,中共为了能有效地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在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让各民族从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中独立出去的"民族自决"政策。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这个宣言里就明确的说: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宣言中说: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
1925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赞成外蒙古独立,赞成苏联派军队驻扎在外蒙古。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大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我上面列举的中共党史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决。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政策下,中共是如何具体运用的。
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要求原来被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共产党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像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个纲领叫"三大主张":

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这是台独的第一份政党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天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此"宪法"1934年正式颁布)。
中共的这一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在这种"民族自决"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政权。
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
1936年5月5日,波巴人民共和国(藏语译音,意"藏族")在甘孜县宣告成立。
我收集到了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5月5日关于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表的宣言:
"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 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摘自红四方面军:"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1945年,毛泽东在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

“无国界记者” 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其非法监禁的新闻自由捍卫者:蔡伟、陈玫、小唐

China: detained for fighting censorship

May 11, 2020 来源:RSF(无国界记者) 官网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urges Beijing to free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who have been detained in Chinese black prisons since April 19 for reposting censored news articles on an open-source website.
On April 19th,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27-year-old Cai Wei, 30-year-old Tang, and 27-year-old Chen Mei, were arrested for reposting on the open-source platform GitHub news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including some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rio were involved in Terminus2049, a crowd-source online project started in 2018, which aims at overcoming the regime’s censorship by preserving censored news content.
Cai Wei and Tang, graduates of Tsinghua and Beijing Universities respectively, and Chen Mei, who obtained a degree from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re be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a term that refers to China’s “black prisons”, under the vague accusation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Helping the public access censored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potentially life-saving is not a crime,” said Cédric Alviani, RSF East Asia bureau head, who urged the Chinese regime to “immediately set them fre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crisi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impose their narrative on the coronavirus, including blocking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hina, denigrating foreign media outlets that criticize Beijing’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China, 177th out of 180 countries in RSF’s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is the world’s worst jailer of journalists with at least 112 of them behind bars.

(注:下篇講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我不在這兒帖了,感興趣的朋友請自行搜索)

文:李奕萱 2019

2019年4月29日,南投東埔部落族人Bukun(伍金山)來到台北,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的陪同下,在六張犁見到未曾謀面父親的墓。1952年,Bukun時任警察的父親伍保忠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遭到逮補,在羈押期間因病死亡。

遲遲沒送到的死亡通知,讓家人從來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促轉會帶著判決書、死亡證明等檔案拜訪,等待超過六十年的真相才終於到來。伍保忠的故事並不是個案,直到現在,也還有受難者家屬等不到答案。

大約從2000年後,開始有「轉型正義」的訴求聲音,民間開始自主運作,搜集口述歷史,還原真相,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政府也開始推動轉型正義,2018年促轉會的成立,是一大里程碑。然而,往前進的同時,也會有反作用力,轉型正義被放上檯面後,反對的聲音不斷湧出,「追殺」「鬥爭」的質疑不停,也有人再三強調:「歷史已經過去了,該往前看了」。

只看到眼前問題時,視野會變狹窄,這時或許可以退一步,看看已經推行轉型正義許久的德國怎麼做。德國轉型正義主要可以分兩塊談,一部份是如何面對納粹屠殺,另一部份則與台灣較類似,是東德共產政府對人民的高壓統治。

先有真相,再來談和解

那是個與白色恐怖有很高既視感的年代。東德情治機構裡,被記錄在案的人數高達五百萬人,是當時人口三分之一,而替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更多達二十七萬人。在東德生活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學籍、工作、甚至被關進大牢。

現在,這些檔案均存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局(BStU),德國用政府的錢、追討的黨產成立基金會,開始做檔案的解密。檔案局裡檔案如山,解密也非同小可,很多都不是用德文寫,而是以數學符號、代號、拉丁文拼寫,只有當初的負責人才懂其中玄機。因此,基金會現階段最大的工作就是翻譯檔案。

投入這麼多為了什麼?長期參與轉型正義議題、目前於德國攻讀博士的鄭嘉瑩說:「檔案局的答案很簡單:『因為要給受難者一個真相。』」

鄭嘉瑩舉例,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出身東德,她曾在觀看一個民主示威活動後,被學校開除。疑問放在心頭多年,直到當了總理,有作家訪調她的人生,才知道是室友打小報告,說她去參與抗議活動。「台灣曾經也是這樣,莫名其妙就進了監獄、被槍決。台灣還有很多這樣的檔案沒有被公開、不見了,久了,大家就會忘記了。」鄭嘉瑩說。

德國在合併之初,對於檔案是否應該公開,曾經過激烈討論。政治領袖擔心檔案曝光會造成社會動盪,然而,當東德的民運領袖幾次發現身旁夥伴是線民,他們開始訴求保留檔案,並開放調閱。經過幾次衝突,終於訂立〈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 Gesetz),明確規範檔案用途、調閱方式。

鄭嘉瑩提到,現在,每個當事人都可以免費申請自己的相關檔案,從開始解密到交付檔案,中間要花上兩年半的時間——儘管耗時費力,德國還是將真相還原放在第一順位。

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

鄭嘉瑩認為,歐洲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最值得警惕與學習的,是找出加害者:「事情有因才有果,莫名成為受害者一定有原因。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在歐洲,除了特定的人有受到法律上的審判,大多數都是無罪的。加害者往往是受難者身邊重要的人:朋友、親人、或是同事,他們可能迫於某些因素才這樣做。」

德國不只執著於找出加害者,也認真處理東德政權遺留下的問題。號稱歐洲最有錢政黨「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的黨產遭清查、追回,部分用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基金會,剩下則回饋到東德人民手中,作為青年就業、交通、文化及歷史工作的經費。東德政黨曾經的聚會所、黨部改為現在的教育會館,展示當地發生過的不義事件,並定期更新展覽。

從德國經驗出發,鄭嘉瑩希望大家回頭看向台灣,婦聯會385億的不當取得財產是否能收回、收回後要做什麼,目前都還是未知數。在空間的轉型上,中正紀念堂將何去何從,仍備受爭論,還有許多不義遺址甚至還沒開始處理,例如曾經是特務機關的警備總部,沒有經過徹查,就繼續為政府機關沿用。

德國不只針對黨產做處理,針對前共產黨公務員,德國也訂定〈除垢法〉,全數開除,經過調查後沒有重大罪行紀錄,才能回聘。 影響體制內工作者的做法在德國遇到不少反彈,然而鄭嘉瑩依然希望,這樣的經驗能讓台灣更深入考量,而非迴避問題:「我們選擇什麼都不談,很少人做相關的研究,很少人談除垢,但不碰加害者議題真的是好的嗎?」

從教育落實轉型正義

同樣對轉型正義議題抱持興趣,政大東亞所研究生陳宥喬選了和鄭嘉瑩不一樣的切入點,趁交換期間,研究了德國教育如何談論納粹統治。

陳宥喬指出,德國歷史教學法有明定兩大原則:第一個是196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意識」,要讓學生意識到人類的存在、制度、文化都有歷史性,了解生活面向包含過去、現在、未來;第二個則是197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文化」,強調歷史的多元性,讓學生注意周遭環境,透過不同媒介了解歷史,進而形成個人觀點。

1976年,Beutelsbach小鎮的政治教育會議中,訂定德國公民教育準則,成為後來備受參照的教學依據:歷史必須要「被有爭議地教」,歷史事件具有多面性,老師的任務是呈現多元性,讓學生學習思考與判斷,結論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重點是思辨的過程。

任教於布來梅邦一所中學的老師瓦爾特克(Elisabeth Waltke)在課堂上有三階段:給學生一份原始文件、讓學生解釋與分析、最後給予評價。有時,她也會帶學生走出教室,來一堂「室外歷史課」,透過參觀展覽來與學生對話,形塑對歷史的認識。

在德國,實際的體驗的課程相當常見。陳宥喬報名集中營一日導覽時,就聽到導遊說,自己的女兒將要到婦女集中營過夜。陳宥喬的德國朋友也向她分享,學校曾經安排倖存者到班上做經歷分享,印象格外深刻。

回到制度內的課綱,德國現在的歷史課本從1950年代偏重戰爭輸贏的論述,經過1963年追究集中營人員責任的法蘭克福審判、1968年反權威統治的六八學運,才演變成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述框架。陳宥喬特別點出,德國課綱採取柔性課綱,只會規範基本原則及必須論及的要素,不像台灣的硬性課綱,會逐一列出小的歷史事件。

用整個城市來記憶歷史

在柏林,針對納粹時期有三百多處不同的紀念遺址、學術機構和博物館。陳宥喬採訪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發言人,了解他們如何透過展覽做歷史教育。

1987年,現任恐怖政治地形館基金會執行長哈瑪(Andreas Nachama)在「蓋世太保」總營原址舉辦露天展覽,講述納粹在該處犯下的恐怖行為,獲得良好迴響。1992年,在柏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展覽擴充為公民獨立基金會。2010年恐怖政治地形館正式開幕,從加害者的角度切入介紹歷史。館內常設展分析納粹1933年到二戰結束的政策、組織、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以及對受害族群產生的影響,在館外的柏林圍牆上,則展示納粹的宣傳手法。

恐怖政治地形館定期會舉辦給學生的工作坊,向學生介紹納粹組織中各領導者的名字、職務,特別的是,他們會把所有名字都點出,因為他們希望讓學生知道,納粹是由很多「個人」集結起來的「系統」。

除了恐怖政治地形館,柏林也有猶太人博物館,展示猶太人相關的歷史與二戰的受難,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色列藝術家的作品,將一萬多個鐵製的臉放在地上,參訪的人踩在其上時,發出的金屬碰撞聲就像是受害者的吶喊。在蒂爾公園(Tiergarten)裡,則有同性戀受難者紀念碑,提醒民眾,納粹影響的受難者不只猶太人,還有非猶太裔的波蘭人、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

教育並不只是老師和博物館的工作,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環,總部位於波昂的聯邦公民教育中心是德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推手,他們針對不同年齡層做免費出版品、架設介紹柏林圍牆的網站、舉辦以色列城市導覽,希望藉此形塑民主價值,並培養公民思辨能力。

陳宥喬印象很深刻的是,許多受訪者都強調,做這麼多,就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重演,德國聯邦總統史丹麥爾( Steinmeier)亦曾說:「誠實的記憶,是今日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石。」

什麼是轉型正義?

從找尋真相開始,到試圖處理威權政府的遺緒,進而培養公民對議題的思考,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一蹴可及。德國在戰後到1980年以前,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說:「過了就過了,不要再談了」、「要放下過去,走向未來」。而甚至到最近,依然會有人隱晦地推崇大力追求經濟發展,號稱不談政治的希特勒。無論是在哪個國家,轉型正義都是一場彷彿永遠走不完的長征。

所以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呢?鄭嘉瑩提到,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翻譯自英語,在德國並沒有這樣的說法,德國人用的詞是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過去(Geschichtsaufarbeitung),前者主要說的是如何站在傷痕上往前看,後者則是強調對過去的處理。鄭嘉瑩由此做了一個小的結論:「無論說法是什麼,講的都是同一件事:要有過去,才會有未來。」

公开信:《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2020年5月9日)
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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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了73年,但德國的「納粹獵人」行動還沒落幕!自1958年起,德國政府為了調查納粹罪犯與幫兇,設立了司法調查單位,相關調查人員也因此常被稱作所謂的「納粹獵人」。在距離希特勒政權垮台70餘年之後,二戰期間曾直接或間接參與、見證屠殺的當事人相繼離世,高齡存活者寥寥可數,且多半潛逃在外或隱姓埋名。為了趕在最後一批納粹逝世的最後期限之前,揭發犯行,官方的後續調查也如同與時間賽跑一般,將進入最後的直線衝刺。

1946年,德國在戰後曾上映一部熱門電影《凶手就在我們中間》,然而與電影中揭穿納粹罪犯的情節不同,當時關於納粹的轉型正義,在德國亟欲抹去黑歷史的情況下幾近停滯;到了六零年代,權威報紙《南德意志報》曾刊載〈兇手還在我們中間〉一文,再次呼籲德國回頭檢視納粹黑歷史。

1958年,西德首次依據國家法律、而非國際法或軍法的「烏爾姆審判」,揭發了10位納粹軍官的罪行,成為國家直面納粹黑歷史的關鍵之一——當時的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在巴登符騰堡邦的路德維希堡,設立了「調查國家社會主義犯罪國家司法行政中央辦公室」,著手調查未被揭露的犯行。

但要一直到了2011年的「約翰.德米揚魯克」一案,法院宣判當時年屆91歲的德米揚魯克,1941年在索比堡滅絕營,協助謀殺逾2萬8,000名猶太人的罪名成立、判刑5年,納粹罪犯的定義才變得更加廣泛,擴及到包含守衛、廚師、門帳等被視為死亡機器小齒輪的基層人員。不過截至2012年為止,共計約6,498個被判刑的人,仍被視為只是冰山一角。犯行揭發,還是未竟之業。

為了徹查,中央辦公室的足跡遍及全球,從「死亡天使」門格勒逃去的布宜諾艾利斯,到莫斯科,一經檢察官發現疑似潛逃出國的德國人,都會經過重重調查。據《衛報》報導,辦公室一年約查出30名仍在世的加害嫌疑者,並將案件送至地方檢察官手上,然後再由其費時一年做後續追蹤與調查,決定是否將嫌疑者送上法庭接受審查。

目前,在路德維希堡的總部檔案室中,從希特勒、門格勒再到基層,藏有約170萬宗檔案文件,記錄著每一筆納粹犯行。

然而,重回歷史現場的調查行動,要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已是一件難事,也有輿論因此批評「浪費時間、浪費公帑」,並質疑:嫌疑者都一把老骨頭了,判他刑有意義嗎?

對此,從2015年開始主管辦公室、常被稱為「納粹獵人」(他本人不喜歡該稱呼)的檢察官侯麥爾(Jens Rommel)表示,「為受害者發聲、為遺族把真相帶到大眾的面前」十分重要;德國知名法學家哈伯勒(Peter Haeberle)也表示,這是「我們欠歷史的」,也是一場與遺忘對抗的長期戰事。

《法新社》報導,2000年之後,辦公室總計有6宗起訴案,每一例都曾被媒體形容是「最後一個納粹審判」。在二戰過去超過一甲子的今日,當年的犯行者、幫兇、目擊者、證人等,大多離世,高齡存活者也寥寥可數。當這最後一批人全部離世後,中央辦公室的司法追訴與運作,也將停止,因此,「納粹獵人」也不得不加緊追查的步伐。

来源:东方早报,2011-11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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