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菲斯特 #48

1、我意思很简单，无论是什么决定，都得是“人”这个主体，谈其他的没有意义。不管谈什么，都要找到“主人”，这已经是我再一次重复了。

2、汉谟拉比法典，秦律汉唐宋元明清法律，罗马法等等，你说的没错，他们都只是具体的法规，最多算是法律在不同朝代时期的展现罢了，他们不是“法律”。如果他们就是法律，那么现代出现的叫什么？又为何不用这些法律？

3、法家搞的可是改革，经济改革，完全不是你说的收税，收税确实是维护统治的做法。秦的商君搞经济改革，让秦国强大灭掉其他六国，你用税收解释？我觉得正常脑子不是这样理解。^_^

4、“你不能说现代的民主国家法制进步了，法律开始确实保证平民利益了，就觉得法律自古以来都是个好东西。”这是你没有办法理解古代文化才出现的问题，跟Merlin一样。古代不是用的现代思维，我也没有打算用现代的宪政法治来解读过去的历史，我是认为，现代法治还是法家这条路具体走出来的结果罢了。

5、我讲个白马非马的故事吧。你如果说白马是马，但是黑马不是白马，那么黑马还是马吗？其实你不明白自己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是”。当你说汉莫拉比法典也“是”法律的时候，你只不过在说“白马是马”一样的“是”。这个“是”为“归类”用法，他们都不足以成为那个“马”这个存在性的归类，你也牵不出一匹“马”这个存在。

6、如果还不明白，我就再说一个：这花是红色的……恩，你能拿出红色给我看看吗？（你能拿出的永远都是具体的红色的东西红色的光线等等，永远拿不出“红色”）。

其他的，我吃饭了，没时间看。再见。

那个灌输的主要目的是把党派和国家挂钩，这样只要中国还存在，GCD就也存在，而这一点实际上是完全不能确定的。

中国是国家组织，严格讲，GCD目前搞的并不是国家，不过是一群胡作非为的强盗土匪占据了国家的位置罢了。既没有在此位置应有的道义责任，也没有对最基本人道常识的羞耻感。但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终归还是要建立国家的，人类总要建立国家捍卫人类的良知道德，这就是国家正义，所以政权一旦不能维护了丧失这种功能，政权也就覆灭了，之后再建立，表现上就是王朝更替。

@Merlin #62 没问题，本来就是一些讨论，相互学习。

恩，一般文章大多看看观点甚至简介就可以了，如果不是以此营生，不需要深入了解太多。我观点基本都发出来了。

自然法原则是基本的善恶道德观念，这些东西包括道德在内都在现代几乎被人淡忘，但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

引用地址：http://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91206-%E7%BE%8E%E6%B5%B7%E5%86%9B%E9%AB%98%E5%AE%98%E4%B8%AD%E7%9F%AD%E6%9C%9F%E4%B8%8D%E6%8E%92%E9%99%A4%E4%B8%AD%E7%BE%8E%E4%B8%80%E6%88%98

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们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他还督促美国海军官兵们摒弃美国与中国不会在中短期发生冲突的想法，并要求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此一立场与美国此前指中短期不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有所不同。

据美国之音今天报道说，美海军高官指与中国一战并非必然，但必须随时备战。美国海军最高官员说，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官兵们必须为与中国一战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据上任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不到两星期的托马斯·莫德利(Thomas Modly)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在主理海军事务的未来日子里会将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报道称，托马斯·莫德利说，“作为一个主题、一个象征和一项挑战，当这个世纪不断展开的时候，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变了很多。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动作，每个人都一目了然。”莫德利说，美国海军必须随时准备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与中国的冲突明天就发生，我们怎么办？”

该报道说，在同一场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上将(Admiral Michael Gilday)说，他平时的心态更多地注重中国对美国构成的近期威胁，而非长远挑战。他还督促美国海军官兵们摒弃美国与中国不会在中短期发生冲突的想法，并要求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吉尔代上将说，“我真的在聚焦中短期。我往往不会以2035年的心态来考虑中国，我往往会以短期内可能出现麻烦这项的心态来思考中国问题。这不是说我认为我们不可避免会与中国发生冲突。”

该报道说，美国海军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方式来应对可能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包括建立全新的舰队架构，以分布式的作战平台提高美军的杀伤力和在战场上的生存力。不过，两位海军领导人承认，美军在准备应对与中国的潜在冲突时遇到了很大挑战，包括国防预算不稳、国防工业不够坚实以及军事科技人才不足。

引用链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1203/china-dna-uighurs-xinjiang/

（摘录）

……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国际科学界的开放性，将人类基因组研究用于可疑目的。

中国已经在探索用人脸识别技术将人按民族进行分类。它还研究如何用DNA分别一个人是否是维吾尔族。图木舒克人样貌背后的基因有助于将两者联系起来。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助理教授马克·穆恩斯特赫耶姆(Mark Munsterhjelm)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科技兴趣，他表示，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在开发用于追捕人的技术”。

穆恩斯特赫耶姆说，在科学的世界里，“有一种自鸣得意的文化，如今已经让位于串谋的文化。”

……

仅根据DNA样本就能对一个人的面部进行描绘，听起来像科幻小说。其实不然。

这个过程叫做DNA表型分析。科学家使用它来分析如肤色、眼睛颜色和祖源等性状基因。少数公司和科学家正在尝试完善这方面的科学，创建足够清晰和准确的面部图像，以识别罪犯和受害者。

美国马里兰警方去年用这项技术识别了一名谋杀受害者。2015年，北卡罗来纳州警方以两项谋杀罪逮捕了一名男子，根据犯罪现场的DNA表明，凶手是白皮肤，有深褐色或浅褐色眼睛，黑发，不太像会有雀斑。该男子已认罪。

尽管有这样的例子，专家们仍对表型划分的有效性提出了广泛质疑。当前，它通常会产生过于平滑或模糊不清的面部图像，以至于难以复制原本的人脸。DNA无法指出其他决定人外貌的因素，例如年龄或体重。DNA可以揭示性别和祖源，但用这项技术去生成面孔这样具体的图像，只能是碰运气。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法律和生物伦理教授皮拉尔·奥索里奥(Pilar Ossorio)说，表型划分还会引发伦理问题。警察可以利用它兜捕大量貌似嫌疑犯的人，或者用它针对族裔群体。这项技术也引起了知情同意的根本问题，有些人根本不想被加进数据库。

奥索里奥说：“对于所有单纯地觉得‘怎么会有人对这些技术产生忧虑呢？’，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应是一个警告。”

如果有了重建面部图像的能力，中国警方将再添一种用于社会控制的基因遗传工具。当局已经在新疆收集了数百万个DNA样本。他们还收集了成千上万被关押在新疆的拘禁营中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数据，这些拘禁营是一项制止恐怖主义的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官员将拘禁营描述为提供职业培训的无害设施，然而文件描述了监狱般的环境，许多曾在里面的人指证那里的过度拥挤和酷刑。

……

贫富其实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比下去是没有尽头的，比更惨的人，自己还是幸福的，比更幸福的，自己是更惨的，最终这事是个虚假概念。

要把握住的是不变的东西，平等就解决了。平等是指的大家都在同一体之内，你的胳膊和你的脑袋是平等的，只有在你按照某个功能来衡量的时候，脑袋和手才有了“不平等”，但谁都知道你脑袋和你的手没有矛盾，没有断裂。

邪教秘密语与通用语相比，邪教秘密语从它的产生到使用，始终是在邪教这一特定群体中运行，如果某些秘密语进入通用语或被局外人所知，便失去了其应有的保密功能，往往被弃用或重新翻造。由于邪教秘密语具有封闭性，因而它对局外人具有一种排斥力。

邪教和密语要区分开来，严格讲，密语只是使用保密方式的语言，密语并不一定就是邪教的，正教也有用。其实语言都是讲了要大家能明白，因此设计为少部分人特定使用的语言，必然是其他人无法理解。网络上加密访问，就是机器之间通信的密语。

@madtoby #6

恩，我已经知道了，谢谢。

奇怪，为什么markdown语法不对？

@sorrysorrysorry #1

< 邪教秘密语依赖于共同语，以共同语为基础，它既没有独立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也没有独立的书写符号系统和自足的词汇系统，只不过是变异了的某一民族共同语词汇的变种，是一个特殊的词语群体。 >

这一段他写的其实不对，邪教密语虽然是使用的共同语，但并不是共同语词汇的变种。语言是人使用的标识体系，邪教密语制造出来的这个词汇并不是人类使用的。比如说“指鹿为马”，人使用马和鹿这样的基本标识来建立起对世界的认识，这是有经验上的传承价值的，那若颠倒过来就颠倒了整个世界认识，整个价值传承就错了，你获取的教育上就无法把对马的看法搞成鹿的看法，所以，虽然词汇上还是这些词，但是使用上已经完全不是了。因此，邪教密语并不是共同语的变种，不是一种类似某一分支如方言的区别。

时政其实是一块试金石……学了那么多理论，怎么看待眼前事？这就是即时帖子的用处，人总归也是要处理眼前面临的各种事情的。

金庸小说里面讲虚伪的，当数《笑傲江湖》，其实笑傲江湖的主题就是正邪的相互冲撞，正人君子几乎都是奸诈之徒，而采花大盗田伯光居然有真性情。其实令狐冲就是这个大道里正邪相互冲撞的意思，令狐是周文王的后裔姓，周文王是演周易的。当然也有其他的解读……只是这样说说。：）

鹿鼎记的解读有很多，我个人看法是这样：韦小宝又叫鹿鼎公，鹿鼎公实际上是指的普通人，其他所有武侠的英雄里面都是会武功的，唯独韦小宝不会，会的还是逃跑的功夫，叫神行百变。普通人在世间，神在世间，各位都是肢体……现在叫……手足。鹿鼎呢实际上是群雄逐鹿问鼎……的意思，这个鹿鼎山下面还埋了宝贝，那个宝贝叫四十二章经（佛教第一部传过来的经典），蕴含了世间正法的意思。

整个小说要解读，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不能解明白的，当然，这也就是一种说法，雅俗共享，各人各解。

如果环境险恶，险恶就是人不能很容易就生存，于是抱团就是生存的基本方式。这时候如果放弃抱团，会出现大问题，会被非人化。

人类近代文明是分工协作方式的文明形态，意味着大家都是抱团的。

不在于抱不抱，而在于坚持的是什么。

庄子所讲是大道如水，与其在争论抱团一些自以为是的“非义”，不如无争而退入大道，水就是生命存在必须之物。反过来就是说，无争就是回归人的道义。当然，老庄这些其实是修行的内容，更深入的东西自己要去修行才能触及，讲也没必要。

中国的问题在于这个“道”弄错了，甚至退到反人类非人类去了，而不是形式上的争还是不争。

链接地址：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5/china-xinjiang-files/

ADRIAN ZENZ

2019年11月25日

不要再否认，不要再躲闪。中共无法再掩盖其对西北地区新疆少数民族大规模拘禁的残酷行动，或声称此举是一项无害的教育项目。那些已经广为人知、被大量报道和经由第一手资料证实的内容，如今无疑已被政府自身的记录——无数文件、报道、成千上万的电子表格——确凿证实了，其中一些记录属于秘密和高度机密。

上周末，《纽约时报》披露并分析了一批泄露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概述了如何镇压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政策——并揭示了习近平主席亲自为这些政策确定基本原则。

本周日又公开了两组文件——我已经查阅了这些文件。在同样为泄露材料的第一批文件中，有一份由新疆党委副书记朱海仑签署的机密电报，其中详细说明了地方当局应该如何管理和运营“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这是拘禁营的委婉说法。（本文所有的翻译都是我做的。）第二组文件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大量文件和电子表格，揭示了拘禁行动对目标家庭和社区造成的破坏性经济和社会影响。

这份电报——标注日期为2017年11月5日，接收方是地方政法委——紧急程度为“特级”，并且属中国保密系统中第二高密级的秘密文件。它揭示了在拘禁营周围采取的安全和监视措施的程度，部分是为保护营地不受外部监督。这条指令信息指出，在那里进行的工作属于“绝密”和“机密”的性质。甚至连营地的工作人员也被禁止统计被拘禁者的人数。

2018年11月的另一份文件证实了当局试图进行绝对的保密，这份文件属于和田县的一份地方政府文件。文件指责官员没有对拘禁相关行动很好地进行“保密”。它规定，“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通过电话、智能手机或互联网传播有关拘留或再教育的信息”，并“严格禁止”官员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或对拘留行动进行“未经授权的披露”。中共当局如此刻意地寻求屏蔽外界对新疆拘禁营行动的审查信息，表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是可以治罪的。

我还获得了大量新疆地方政府的文件。其中最具揭露性的是数千份详细的电子表格，上面有成千上万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地址，他们大多是维吾尔人，其中许多人被关进拘禁营、监狱或劳改营。

在新疆西南部人口约80万的莎车县，96%的人口是维吾尔人。六张官方电子表格显示，2018年的六个村子中，平均有近16%的农村成年人口被拘禁或监禁。在文件称为“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严重污染”的阔什艾日克乡的两个村子，近60%的家庭有一人或多人被拘禁。

除超乎寻常的规模之外，这些文件还揭示出拘禁行动破坏性影响远远超出了拘禁营——深入到了新疆的社区和家庭当中。

电子表格显示，政府主要针对中年男性，他们通常是户主和家中主要收入来源。在北京偶尔安排的所谓模范营地的参观中，经常可以看到年轻貌美的女性。实际上，根据电子表格内容，30岁至59岁之间的人尤其可能被拘禁。

这一政策的社会经济后果是可怕的——地方政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莎车县一个小镇2017年的电子表格列出了可能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低收入家庭，其中包括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5个孩子，年龄在3岁至14岁之间。父亲被关进监狱，母亲被关进再教育营，孩子们实际上成了孤儿。

在另一个并不罕见的案例中，一个家庭中两名正值工作年龄的父母被拘禁，留下年迈的祖父母——包括一位被描述为患有“重病”的祖母——照顾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标题为“致贫原因”的一栏中，相关的电子表格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缺劳动力、缺资金。”孩子的父亲直到2030年才会被释放。

2018年9月的另一份电子表格显示了阿克陶县皮拉勒乡的贷款违约名单。在80%的案例中，违约的原因被列为“收押”，记录显示大部分贷款仍然在银行里。

一个尤其令人揪心的例子来自莎车县一个村。2017年，一名维吾尔族农民——一个五口之家的户主——被拘禁。2016年10月，他曾获得4万元人民币的贷款，用于购买农业机械。设备在他被拘禁期间没有使用过——其他家庭成员不知道如何操作——贷款也无法如期偿还。政府命令这家人把设备租出去，然后送大儿子去工作。当时，这个家庭被正式标记为“受益脱贫户”。2018年6月，该农民获释后申请经济援助，以便偿还贷款和相关利息。2019年1月，他开始在莎车县纺织工业园区工作，月薪只有800元人民币。那时，他20岁的儿子不知何故成了残疾人，在政府表格上被列为不能工作。

由于这些新文件的披露，我们现在有了确凿的证据——政府自己的证据——除了在新疆实施大规模的拘留计划，中国共产党还故意拆散家庭，迫使他们陷入贫困和一种契约劳动。尽管中国政府努力保密，但它已无法再掩盖其在新疆的镇压活动的规模和范围。

一些重要的内容仍然未知。总拘禁人数仍是一个严守的秘密。（根据新的证据，我修正了自己的估计：我认为自2017年春天以来，新疆有90万至180万人被拘禁。）到目前为止，官方文件中也没有关于被拘禁者遭到什么样的对待，以及再教育过程如何进行的准确记录。（关于这些事，我们有亲历者的证词。)这份机密电报和当地文件没有提到使用暴力——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电报称，抵制洗脑的人必须被挑出来接受“教育转化攻坚”。这又是一种邪恶的轻描淡写，表明武力和酷刑实际上可能被广泛使用。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一切。过去几周披露的文件显示，新疆的镇压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社区的破坏性影响远远超出拘禁营本身。试想：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间，新疆最大的两个维吾尔人地区和田与喀什的人口净增长率合计下降了约84%。

中国共产党宣称，要在新疆少数民族进行“教育转化”。事实上，它正在摧毁整个社群，并对他们进行大规模镇压。而这些，都是在习主席本人的指示下进行的。

林慕莲

2019年11月26日

在香港的几所大学变成战场，弥漫着催泪瓦斯气味的一周里，暴力升级的同时，北京和香港当局的措辞也愈发激烈。语言一直是冲突的武器，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语言作为动员工具的潜力在成倍增长，描述抗议者的用词似乎也预示着未来将采取的强硬措施。

语言从一开始就是这场抗议运动的关键。6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用“暴动”来形容反对争议性引渡法案的抗议。这一定性——刚好与中共主要党报《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的紧要关头，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哀悼集会称为“动乱”遥相呼应——引发了抗议者的狂怒。他们辩称，在警方用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回应之前，集会原本是平静的。这种愤怒导致四天后的游行人数增加至约200万，他们也提出了新诉求，包括撤回“暴动”一词。

在香港抗议活动的头几个月，中国官媒似乎在借鉴1989年的策略。他们把动乱归咎于神秘煽动者——他们称之为“黑手”，以及包括中情局在内的外部敌对势力。

到了8月，官媒加大了措辞力度，称抗议者为“暴徒”，并表示抗议活动已经出现“恐怖主义苗头”。周二，也就是被围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向警方投掷燃烧瓶并射箭的第二天，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形容香港大学校园为“恐怖活动的堡垒”，还发出警告，指分裂分子“与外国势力勾结”，要将香港变为“颠覆中国的桥头堡”。这个国家喉舌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则称，抗议者对西式自由民主的诉求是一种“恶性病毒”和“感染”。

这些比喻显示出北京对香港动荡的重视程度，这里原本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大陆周边最稳定的地区之一。作为公关活动同时也是作为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上周末慢跑出他们的军营，扛着扫帚和塑料桶，“自愿”清扫街道。这是自1997年以来，驻港部队第二次出现在香港街头，香港居民并没有忘记，这些士兵都来自特种部队，他们五颜六色的运动衫上印着部队名称。

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提出请求，中国可以出动军队协助救灾。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请求。即便未来驻港部队仍会留在军营中，但他们的存在现已广而告之，这让人感觉香港的街头已经军事化，无论是夜晚——还是越来越多的白天，街头都充斥着正规警察、防暴警察和防暴特遣部队“速龙”小队的成员。

对中国读者来说，提到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就会让人想到新疆，在这个位于中国西北的省份约有100万维吾尔族被关押在政治教化营里。关于新疆的报道经常使用病理学论述，伊斯兰教信仰被描述成一种意识形态疾病。《中国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比喻，称：“香港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有着相似的根源：缺乏现实的经济发展机会和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比其他国家更有效、更人道的做法。”

按照这个逻辑，“脆弱的免疫系统”成为一个弱点，只有通过教育，那些“可矫正”但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才能被治愈，让人联想到香港也会出现新疆式的某种思想再教育的可怕前景。不过，中国七年前在香港引入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尝试，在大规模学生抗议后还是失败了。

这些疾病隐喻凸显了北京对香港抗议运动的看法，认为它是对国家的威胁，意识形态的感染给中共带来了生存危机。此种说法，可能预示香港会出现新的言论管制，而这种可能性似乎正在逐渐逼近。一项保护警察不被“人肉搜索”——即在网上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的禁令被批评管得太宽，因为它还禁止对警察进行“恐吓、骚扰、威胁或烦扰”。它甚至可以在法律层面上禁止人们唱关于警察的抗议歌曲。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位香港政府顾问警告，尚未排除断网的可能性。

随着香港被捕人数增加到4500人左右，林郑月娥这位不受欢迎的行政长官言辞也变得强硬起来。8月，她将抗议归咎于一小部分“与社会无份”的人。两周前，她谴责“暴徒”是“人民的敌人”。这种直接来源于共产党的语汇对香港来说是陌生的。毛主席曾号令，“人民的敌人”不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实际上不是人。

对香港抗议者的非人化已经持续了数月。7月，当亲北京议员何君尧控诉父母的坟墓遭到毁坏，香港高级警务人员谢振中称破坏者不是人，而是“蟑螂”。在那以后，官媒就开始用漫画把抗议者描绘成蟑螂，这个词也已经成为警方的辱骂用语。一周前，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警察谈论“杀死蟑螂”的视频，这样的种族灭绝言论对抗议者来说，是一种暗含的威胁。

抗议者的措辞也变得更加激烈，“狗”与“三合会”——这原指香港令人畏惧的犯罪集团——是少数几个可刊印的对警察的蔑称。广东话众所周知脏话很多，而这些粗口涂鸦如今遍布香港大街小巷，比如“赤纳粹(Chinazi)”这样煽动性的词汇，把今日中国和纳粹德国合在了一起。

随着抗议活动焦点的扩大——从抗议一项具体的法律，到抗议警察暴行和香港自身的政治前途——其口号也发生了改变。一个曾被认为是边缘思想的颠覆性集会口号，如今变成了响亮的号角：“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口号由梁天琦提出，他是支持香港独立的政治人物，因在2016年参与被称为“鱼蛋革命”的街头冲突而被判六年监禁。它的含义模棱两可，但官员们公开谴责它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但北京并不打算用口号对抗议者以牙还牙。它的战略布局要宽泛得多。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利用Twitter和Facebook开展了政府支持的虚假信息宣传，主要针对海外华人和香港人，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旨在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分裂主义阴谋。10月，在获取公众支持的基础后，北京当局称将在香港推出“国家安全”计划，与意识形态教育相结合。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措施的力度，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警示称，任何企图在中国搞分裂的人“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他的言语充满暴力，几乎没有留下妥协或同情的余地。

链接地址：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26/hong-kong-protests/

好像已经能登上了。

但是登录不上用户，只看了个首页，又失败了。

难道以后都要备份发言？

哎，这才玩了多久就给玩坏了，不知道还有多少空间可以玩。。。

认知是要承认人这个存在主体才能谈的，因此，认知其实是不能做到生存的，人以为的认知，是传承过来的表现，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生存，或多或少被前人被周围人教育，就形成了“认知”。

举个简单例子，你认识牛吗？你说你认识了，但是你又从未接触过牛，看到的只是牛的图片，数字影像资料，从未闻到过牛屎味道，也从未触摸过牛的温暖，你怎么认知的？实际上只是因为“牛”是对人有用的东西，人的生存需要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定位，这就是“认知”。是因为人的生存方式，才有了万事万物的“本质”，跟万事万物本来什么样子没有关系。你不是牛，你也不会知道牛怎么想。是因为你是人，你才能知道。

“政治认知主义与政治行动主义”一文里的韩乾，倒是非常有道理，陈纯的反驳反而没什么意思。韩乾的路是谈的走的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人的生存方式，而陈纯所用来反驳使用的“政治”实际上是假的，政治也是人的政治，这一点他根本就无力反驳了生存论。

看起来陈纯没有多大看的必要，韩乾是有价值的。

把他代表作拿一篇看看，我都没看过。

武志红在精神分析上对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解读是有帮助的，《巨婴国》一书讲的有道理，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实际有着相当大的误解，因此其反驳也是很多的，中共也利用对他的反驳就禁止他的书了。

总体怎么说呢，大体上还是延续的中共对传统一片黑暗的底色，这也是几乎所有党国学者的通病，在心理学精神分析上又是有一些价值的，所以我对他看法是有药又有毒。

这个有没有翻译成英文？

关键不在于审查这个工具，而在于这东西是被谁所用。

斯诺登确实揭开了审查世界的秘密，但是问题在于美帝这些信息大部分情况下仍然是掌握在美帝人民手里，他所反对的主要是不掌握在人民手里的部分，所以，美帝有部分理由可以从国家正义角度来谴责他，事实上也是按照泄露国家机密的途径来起诉的他。

这个事情就像是说，朝鲜也有审查机构，但是朝鲜审查机构的正义性就远达不到美帝审查机构的正义，甚至是反正义。

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而且还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包括道德和政治的角度。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P304页，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教条）

服完刑出来，不还是按照干坏事就要进监狱的原则？有哪个地方变了？

“敌人”如果应该享有人权，那么为什么要把罪犯关起来？这不是侵犯罪犯的人权？：）甚至，为什么还要进行战争把敌人消灭？这不是整个人类历史都不应该做的了？

@笑翻江山 #20 你讲的这些，与，干坏事应该被抓起来，有什么矛盾？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你认为何时何种情况下应该被看成罪犯，和，罪犯应该被关在监狱里，有着超乎寻常的矛盾？

@笑翻江山 #16 你意识得到自己的回答跟我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么？

“敌人”就是应该消灭的，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有没有弄清楚谁是敌人，这是人可以考察纠正的地方。

@讀立 #23 把这个“你”换成“讀立”完成成立。

与“讀立”观点不一致，就侵犯了你，就是罪犯？“讀立”算那根葱。

@笑翻江山 #18 上诉过后，仍然是要进监狱，程序的正义，和，罪犯应该摆关在监狱，有矛盾？

经济崩溃，会有数以亿计的人面临灾难，人道主义不支持这种愿望。

@笑翻江山 #9 对，你说的很对。人权理事会竟然好几个国家都有着严重的人权问题。

其实一般情况下人认识不清楚某些真相是太正常的事了。有的组织就特别善于伪装，明明是个邪教，偏偏伪装成为人民服务，而每个人的经历又有限，总会有认识不到的地方，每个人也都不会完美，那么，让每个人都能认清骗子面目，这件事就很难了，并且由于人的差异性，很多事情即便本身就是个骗局，也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被骗。

但有些东西的差别却是根本性的。简单讲，比如一个小孩子他会知道要消灭坏人，人从小就这样，但是小孩子认识能力上因为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复杂和险恶，所以在认识能力上不如成年人。而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形成应该消灭好人的观念，谁对他好就要消灭谁，这就不是认识能力的事了，而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人格，这是人和非人的区别，不再是同为人只是认识能力上的差别……

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这两种区别。多元多样化不是问题，善恶正邪却不能颠倒错乱。

@梅菲斯特 #30 我就是随便聊聊的，不用想多啦。

@梅菲斯特 #16 做好自己的事，并不能理解成孤立啊。：）

我喜欢说什么跟谁说，以及喜欢听谁，不听谁，不都是我做主的事么？如果硬要说你得喜欢这个？这恐怕也不成……理解这一点给别人这个空间，就是尊重别人“喜欢什么”的自由。

自由民主不是空洞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在每一件事上的理解。

我们平时在说，“这个东西坏掉了”，“坏掉了”就是指的这个东西不再是“原先认为的那个东西”，或者使用上失去了可使用的价值。“坏”就是标识用的形式化体系内的一个词汇。

“敌人”只是人类对非人类反人类的一种叫法，就像说“他们是坏人”，这里的“坏人”，严格讲就是指的不是人，并不是有一种人叫做“坏人”或“敌人”。

这是人使用的形式化体系上的绕不开的东西，总要有个标识符号，但人使用形式化体系的目的是标识出来这些常识而已，就是识别出来谁是异类，并非是反过来让形式化体系掌握人自己。也就是说，不能用“人有坏的一面”这类说法反驳，而且无论人的认识有多大偏差，被认识到的“坏人”总是要被消灭的，你可以承认人的识别能力有限，但不能违反这一条说“坏人”不能被消灭。

这些东西其实不算复杂，但经过学校学了太多知识之后人往往就容易迷糊，结果连常识也不会。

@梅菲斯特 #13 这里问题在于人总是不想做好自己的事，总想去干扰别人的事，而你通过辩论要想实现的自由民主，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人人做好自己的事，那就太自由太民主了。

辩论这个问题么，其实不见得能有什么用，这是真的。辩赢了的也未必明白是什么结果，输了的也未必是真输，这事要跟讲道理的辩论才有意义，跟不讲道理的辩论，不过就是鸡同鸭讲，没必要。但是既然都是讲道理的，讲不讲又没多大区别，总可以学会的嘛。所以这么一想，就越来越懒得讲了。

懂的无需多言，不懂的讲了也是不懂。

这些叫做邪恶，顺非而泽。谁干坏事，就去帮助他赞扬他。

中共在世界格局上，尤其是对美帝，一直在使用这种策略。美帝跟伊朗打架，中兴华为就卖美帝高科技武器给他。这整个就是邪恶的做法。美帝现在察觉到，不算太笨，也有一个养肥了再打的策略，邪恶总会暴露出来。

王岐山在巴黎讲，故事是历史的反映，逻辑是历史的抽象，故事胜于逻辑……问题是他根本就不能明白，故事从来就是讲的人类生存的故事，历史也是人类应对各种历史场景的历史。故事并不胜于逻辑，故事和逻辑都是人类使用的东西，并没有超出人类还能谈的故事。举个例子，变形金刚擎天柱他也得保卫地球，而不是保卫他的母星创造者昆塔莎。神话故事，科幻故事，都是如此。

以后的人类会怎么讲述你的故事？这是将来会发生在历史上的故事。

举个例子，一座山，从正面方向去看（传统角度），他是一座山，从侧面去看（现代角度），他也是一座山，但这两个角度得出的山的形状是不同的，尽管是同一座山。

@Merlin #2

因为他的评价对其他人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摘出这一段来谈。容忍也要看是什么事情，我认为他谈的容忍是站在上位者角度来谈的，与不能容忍的其他人包括信神的区分开来，其实容忍仍然是要自己修身养性才能玩。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都是只有部分道理。

@Merlin #4

我没说过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讲的是常识，就是最为基本的作为人的存在必须承认的东西。这个地方有些东西需要转换思维模式。人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真理，才能谈“放之四海”，但我认为并没有这个独立于人的真理，真理其实就是人使用这些理，对人有用就是真理，没有用就是假理。明显的例子就是奔驰女，你会讲道理但是没有用啊，人家不认这个道理，那你再会讲道理也没有用，这就是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以为真理在握，其实只是握住了一堆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理论。

道德没有个体还是全体，过去的道德是指的人能生存下去就是道德。这个地方我简单说说，古代人讲的道德就是玩的常识这个东西（现代人不识货），现代社会价值观也还是这个东西，换个说法罢了，甚至他反对的宗教，也仍然是讲的这个东西。举个例子，因果报应就是说你干坏事，别人也就来报复你了，所以你也不会好过，这个模式他就有一个基础，就是别人对你干了什么事，你要正直地反馈回去，而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个正直的反馈回去，用自虐的方式来期待干了坏事的坏人有一个报应就不成了。这些实际上就是常识问题，当然宗教界有更复杂的说法。

我为什么说他讲的理是一半一半，因为他反对的东西有对的成分，他所坚持的却又要与他反对的部分关联才能坚持下去。

@Merlin #10

修齐治平是囊括了上位者及其社会制度在内。无道失去民心，有道者代之，这严格讲不算纠错途径，就是你这人不能做好这件事，做不好那就让别人来做就是了，本来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纠错途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人的常识就是这样，那么违反常识自然就使得人不能正常，所以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纠错。在传统体系来看，不遵循修身养性，你就自然而然会失败了。今天不失败，明天也得失败。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找个纠错的途径，传统讲的法，有道而后法可求，从道的层面可以设计出各种各样的系统，如儒家的教育系统，法家有权谋系统，兵家战争系统，等等，这些是在道之下的法。所有能够恢复道义的具体方法，都是其系统纠正途径。（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中国朝代内相互斗争的程度远远超过国外，原因也是如此，正邪始终在历史演绎）

在修齐治平的传统里，各人是按照德行来归位，因为道是最高位，那么人所处位置就按照合道的德行来考察，这在过去叫做选官制度，就是选谁上来干什么，我讲的这个按照德行来考察，在汉代叫察举，就是观察你然后举荐。当然，在更早的时期周朝搞的是世袭制，也就是如果血缘家族有德行就可以认为你也是德行不错的。从汉代往后，选官制度还有九品中正制，到了隋唐就是科举制。这些制度不是硬性的东西，也包括试用期。

德行后来看不清楚，那就搞九品中正制，详细规定德行具体内容，要看你出生教养，那么教养就一定好么？还是不一定的，后面就搞成科举制，以考题的形式来选拔人才，秀才就出名了。这些整个就是纠错制度，以防统治者走错路失去控制用的，统治者自己也知道。

古代严格讲并没有现代这种残暴的统治（外族统治是另一个事），加上熟人社会的特点，没有多少搞对统治监督这种做法，因为常识就是你残暴了必然不能玩下去，有句话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心并不放在内耗上。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同的地方，并不怎么适合陌生人关系社会，熟人不需要相互监督。当然，从传统也完全可以理解现代社会的东西，而不是像近现代对传统的批判那样黑暗。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处的层面不同，从纠错的思维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别。中国文化是本体论思维，严格讲是修理不了的。

@Merlin #7

可能你不太了解我说的传统文化的含义，我讲的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呢在过去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也就是修齐治平这条路，所以，在古人那里，修身养性跟社会制度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只不过现代人不使用儒家这套“理论”系统了。

自由是作为社会价值观来谈的，是现代的说法，但与修身养性并不违背。当然，自由理论也有讲个体还是全体（社会），不过跟前面的传统含义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