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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下)
Peter Hadden，爱尔兰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
在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国为例，反动的普鲁士贵族通过其代表俾斯麦的“铁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实现了国家统一。 德国资产阶级太过恐惧工人阶级在1848年起义中展现的力量，因此没有在当中发挥任何角色。 “他们的”统治由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反动统治者以军国主义旗帜实行的。
斯大林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现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专制被斯大林专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国一样，革命的社会成果并未被废除。 即使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力，俄罗斯也没有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 所以它绝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这并不是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科学革命之间有着完全对应的关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是由社会大多数、法国被压迫的大众进行的，但革命最终不可避免地以少数人（资本家）利益的统治而告终。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号称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但它实际上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由多数人发动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让多数人参与统治。 因此，可以说，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或阶层都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不能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终点前一路上出现各种过渡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阶级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阶级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真理永远是具体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广义言论无法改变东欧的实际情况，或是中国、古巴、越南和许多其他国家略有不同的情况。 帝国主义无法阻止殖民地革命、游击队或其他对西方怀有敌意的势力上台，加上已经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任务是可以不由工人阶级主导下完成的。
这是否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这是否意味着“工人革命”变成只是“诸多能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其中一条”（1月11日来信）？要得出这种结论，您使用了宽松的术语，确实宽松到“使词汇失去一切意义”。 几句话间，您混杂使用“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术语，仿佛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红军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国家，那就意味着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解放社会。
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斯大林主义政权是过渡性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这并不是说它们可以逐渐和平演变为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不会自愿放弃特权退居二线，就像西方的资本家不会自愿交出自己的财产。 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必须要靠发动革命来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们并不支持或捍卫这些政权。 我们捍卫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来的遗产，即产业的国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张：“苏联经济基础保持了其进步的特征。 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的盟友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卫这些经济基础”（《结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页）捍卫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捍卫官僚或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历史所证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遗产，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机构。
我们的立场，是争取民主权利、限制官员工资、所有官员经民选产生、透过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实行统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主张进行社会革命以改变生产资料的产权，而在这些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中，我们则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来铲除国家官僚，让工人阶级直接控制社会。 这种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本身来实现。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 东欧的工人阶级多次行动反对斯大林主义：1953年东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兰。 每一次，群众起义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两年，群众一开始还是要求政治变革以结束官僚的统治。 东德官僚集团决定开放柏林围墙，是为了将运动导向西方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国际委员会介入这些事件的立场是，支持群众运动并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时，我们警告人们不要幻想资本主义可以带来西欧的生活水准。
我们的纲领是推动群众运动建立工人民主。但由于没有任何运动领导层采纳这一纲领，并将其向群众推广，所以局势很快从可能的政治革命摆向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坚持反对抛售国有资产，虽然随着反革命步伐加快，这种立场意味着我们暂时被孤立了。
十年来，我们对资本主义会带来什么的预测已经得到了鲜明的证实。 俄罗斯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大崩溃。 工人阶级士气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无力反抗。 即使到现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仍处于初始阶段。 这就是挫折和失败的规模。 对反革命程度另一种更主观的衡量是，贵党派去俄罗斯工作的团队经过一段时间后放弃了──他们跟我们当地的同志说，他们离开是因为“不可能”在那边建立组织。
政治革命的纲领源于我们对斯大林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装工人阶级。 这份纲领提高了民众的意识，并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份纲领呼吁民众，一方面要铲除寄生的官僚主义，同时亦要严防反革命的威胁。 1950年代到东德和匈牙利爆发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以至于1989年的事件，这些悲剧都是因为没有足够左右大局的势力利用这些思想来武装自己。
资本主义：横向踏步
相比之下，从（SWP的）国家资本主义论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在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时只会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手足无措、无法行动。 假如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那么这就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转变向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场就是中立，让两者都去死吧。 否则，他们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种的资本主义更“进步”的另一种资本主义。
SWP并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称。不管是在这个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上，贵党经常机会主义地倒向社会上的主流情绪，并相应改变你们的立场。 朝鲜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的南韩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占领了北朝鲜这个畸形工人国家，SWP的前身就对此采取了中立立场。 毕竟，对你们来说，这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姑且不论北朝鲜的阶级特征，你们似乎也不在意这是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的军事介入。 还记得当年朝鲜战争（韩战）并未在欧美引起工人阶级之间的大规模反战运动，这就很能理解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
至于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对美国参战引发许多学生和青年激进化。 最终，反战情绪也蔓延到了许多的工人阶级。 从阶级角度而言，越南战争就是朝鲜战争的翻版。 北越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而南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得先后依靠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援才能维持。
大多数左派都是这么看的，但SWP却不是。 按照贵党的话来说，跟朝鲜一样，这也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但是，虽不奇怪，贵党这次没有采取中立。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会在激进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实上，贵党和大多数左派人士一样都走过了头，几乎毫无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们的立场是要求美军撤出越南，同时也批判越共的纲领。我们警告过，按照越共的纲领，他们胜利后建立的会是一个仿照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1989-91年间，群众没有像同情越南那样同情俄罗斯和东欧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贵党也没有压力要改变立场。 但是这时存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场上。 例如，柏林围墙倒塌后，贵党的德国同志支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只加了一句说不应该让时任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去做。
当苏联政权在1991年最终瓦解时，贵党的爱尔兰支部党报以欣喜若狂的标题向事件表示欢迎：“共产主义已死。现在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战。”贵党主要社论的导言说：“报纸和电视宣告『共产主义已经崩溃』。这是每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为此感到欣喜的事实。 ” （《社会主义工人报》，1991年9月）
当时的事件使叶利钦（台：叶尔钦）以工业私有化的纲领在俄罗斯上台，并且实行向市场和外资开放的政策。 贵党1991年9月的报纸批判那些认为“叶尔钦代表着倒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左派，称“叶尔钦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倒退”。贵党把叶尔钦描述为是国家资本家阶级中一个比较开明的成员，他“面对严重的危机，希望使经济摆脱恶性循环，并改组生产方式以在世界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他向俄罗斯的国家资本家们提供了一线生机。 ”这些言论跟那些呼吁苏联解体的文章，和推倒列宁雕像的游行中一同出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参加这些游行，就像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参与了前往沙皇宫殿的宗教游行。 ”
贵党在1991年写了这种文章，正当俄罗斯的反革命决定性地加强。把这些游行跟1905年反对沙皇的革命相提并论绝对是错误的。你们提到的1905年1月9日游行示威有十万多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同时发动了数日的罢工。 确实这个游行是由一位牧师发起的，还有一些人背着宗教圣像，但这很难说是“宗教游行”。那天沙皇军警的血腥屠杀加深了革命形势，把革命从地底带到地面，从首都传播到整个沙皇领土上的各个城镇。
1905年的大屠杀引发了足足两个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序幕。这场反革命目前为止在前苏联人民的头上带来了近十年的苦难。 没办法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后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视会带来实际后果。面对即将来临的反动，这种思想主张消极被动。如果叶尔钦只是一个横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个“资本主义”统治者，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反对他的政策？如果产业私有化仅仅是从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转变成另一种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保卫“资本主义”（！） 中的国有制？
我们会从理论上回应贵党主张“斯大林主义社会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理论最彻底的反证，就是其实际结论是在面对反革命时主张消极和自满。
斯大林主义尚未盖棺论定。古巴尽管存在巨大的经济问题，但卡斯特罗政权仍在挣扎求存。这些经济问题已经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场开放。 事情的方向显然是朝向资本主义复辟。 也许这个过程在古巴会比东欧遭受更少的伤痛，但也有可能来自政权的抵抗会引起更剧烈的对抗。
人们对古巴的看法不同于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奥塞古，港：寿西斯古）的罗马尼亚，或是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台：何内克，港：昂立克）的东德。 在欧美年轻人眼中，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年轻人眼中，古巴让人联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华拉）和英勇抵抗美国军事力量的游击战士。 如果卡斯特罗抵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入侵，他可能会在激进的年轻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会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卫古巴的群众运动。
这当然有可能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这种运动发生的话，我们可以预计SWP会放弃他们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为不进不退、在朝鲜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逻辑，而转而拥抱更具感染力的机会主义逻辑，摆出亲古巴、甚至亲卡斯特罗的姿态，因为这样会对激进的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