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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一年，人们从每日健康状况，到出行记录，再到可行动范围，都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的监控之下。一些专家认为，在全球大流行病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虽然中国借此转危为安，但这些手段既不能帮助中国解释最初是否存在掩盖疫情的问题，也不能真正支撑起中国“凭体制战胜疫情”的叙事基调。而若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监控体系持续，甚至得到强化，恐还将会带来隐患，政府权力无限扩张，个人隐私无法保障。
疫情期间，不少当时在老家过完春节的返城人员发现，目的地政府在车站、机场等地要求他们登记下载本地的······“健康码”。用户需要主动填写过去15天的出行记录，以及体温、身体症状、家庭住址等信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大数据安全专家奥斯卡·J·格施泰因 (Oskar J.Gstrein) 向BBC中文表示，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透明度，我们不知道究竟政府到底可以掌握多少信息，并用它们来做什么。
他指出，从健康码这种应用程序当中，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信息。“你可以知道用户身处何处，消费了什么样的服务，在闲逛的时候购买了什么样的商品，可以由此勾画出每个个体十分常态化的行为模式。这真的是有关某个人的所有东西，尤其是可以从你手机上得到的信息，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之后你可以把手机上获得的信息与街上的监控摄像头等其他监控传感器中得到的影像结合在一起……如果发生在中国，我们必须假设，在这种人口密集且许多技术得到应用的地方，所有这些相互融合在一起，会得出的信息量非常巨大。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你会怎么利用这些信息？”
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已有许多在大型事件中试用推广新技术与新手段的先例。从过往经验来看，这些新的方式往往会持续保留下去，成为中国日益严密的社会监控与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前，中国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于2004年首先在北京市东城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探索。在这之后，网格化管理的模式逐渐推广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成为社会维稳的重要工具，并不断加强升级。
格施泰因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此次在疫情中使用的特殊手段会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常态。
“并非所有未来会出现的问题都是一场全球大流行，······我和许多专家现在越来越担心，在疫情中铺设的这些技术之后会得到怎样的处理，这些手段是否会被拆除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在中国的情况下这尤其不太可能。现在可能许多人会觉得这帮助了我们在疫情中继续出行而表示理解，但从中到长期来看，这很可能让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一种在各种监控手段存在的监狱之中。虽然现在大家对这些技术表示欢迎，但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疫情之后它们会消失。”
“中国社会很明显是一个被驯化的社会，大家很听话。至于这个体制，在短期内肯定显现出来是很强势，非常有效，相对来讲死的人数跟其他国家比，按人口比例来讲是比较少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它的问题就是那些大家不允许问的，早期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当时在多大程度上疫情是可以控制住的，武汉当初是否还有其他可能？这些可能是未来一个世纪大家都会问的问题。如果说这个疫情当初就在中国境内就完全控制住了，大家就没话说了，这才是体制的有效性。但现在各个国家都受到影响，这时这个体制还是不允许大家讨论，那大家就更要问了，如果没有什么错的话，干嘛要隐瞒？”——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杨大利
杨大利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体制“不能自洽”的缺陷。“这个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很强，但本身自我回应、自我反思的能力比较弱，这反倒让人担心。即说体制成功，又说有教训，但教训在哪里呢？这不能自洽，今后它还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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