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倡议很好,需要形成一个鼓励知识性发言的氛围。
我一直觉得不能立场先行。是个人都能有立场,比如川粉啊,挺郭文贵的啊,民粹啊,都是立场。但知识不是人人都有。光有立场没有知识,交谈就没有深度,很容易就陷入对抗和发泄。
嗯,倡议很好,需要形成一个鼓励知识性发言的氛围。
我一直觉得不能立场先行。是个人都能有立场,比如川粉啊,挺郭文贵的啊,民粹啊,都是立场。但知识不是人人都有。光有立场没有知识,交谈就没有深度,很容易就陷入对抗和发泄。
这些问题都很好,很抱歉隔了这么久才回答,因为都很不好回答呢!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其源动力是对于精确性的不断追求
我觉得也不是人类有一开始就意识地追求精确性,而是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发现了精确性对于人类发展的好处,比如精确的时间,精确的测量,因而从工具上追求精确性。
人类计量时空尺度的工具,从有机物变成了无机物,从而拓展了人类可以理解的时空的范围
从有机物到无机物,是在对精确性的要求下的技术发展过程,对于时空的理解的扩展算是一个积极的后果。
秩序的起源在时间上是机械时钟,在空间上是经纬线
秩序的起源,从西方来看,是宗教上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就有了追求技术的动力。而空间经纬线的发展,是时空概念结合之后的产物。
我看了一下这个链接,说到了李善兰,李善兰已经是清朝很后期的时候了。当时跟他合作的传教士都称赞他是中国最好的数学家,他后来到了京师同文馆去教数学。
至于数学教育,其实数学一直是古代蒙学科目之一,私塾先生都会教孩子们用“算筹”进行基本的运算,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只是八股文不考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知识传播不光是学堂,古代老百姓的各种杂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从日用类书上获得的。这些类书在街头巷尾都有的卖,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就有日用数学知识。
至于朝廷的高级数学学堂,在古代从隋唐到元朝都一直有,面对贵族和官员子弟招生。明朝停了一段时间,清朝康熙开始又设立了这种贵族数学课堂,西式数学知识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推广。
罗说了洋洋洒洒一大篇,就是要让历史学家批判和怀疑,可问题是,不是中国历史学家不想批判和怀疑,是谁敢啊!如果批判了不会被封杀,不会被开除,不会被嫖娼,不会去踩缝纫机,人人都会去批判的。
所以罗批判了一半、怀疑和想象了一半,还是不敢批判到底,那你让别人怎么去批判。
小声回答:零度?
欢迎这样的课程!感觉讲得很清楚呢!
由于推特被马斯克收购,推特掀起了一片难民潮。#Twittermigration 成为了热门关键词。在马斯克宣布收购推特的几天之内,另一个社交媒体长毛象一下子新增了超过10万名新用户。
推特上也有不少中文用户,有人已经萌生去意。那么长毛象的中文圈又如何呢?让我们重温libgen的这篇“长毛象(Mastodon)中文圈小介绍”。
Mastodon,中文称为长毛象,是一套软件系统,通过它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微博的网站。1234.as 是使用 Mastodon 建立的网站之一,称为 Mastodon 的「一个实例」,类似的实例还有很多。
实例之间用户可以互相发现彼此,并评论、转发、私信,就好像在一个网站一样。
实例之间还可以「复制」、「冗余」信息:假设A站用户小明被B站用户小红关注了,那么A站小明发的嘟文也会保存进B站的数据库,小红看到的小明的嘟文,实际上是来自B站保存的内容。
在两个以上的实例之间这种信息交换与冗余持续发生,成千上万的实例互相组成了 Mastodon Fediverse Network,俗称长毛象宇宙。

鉴于长毛象的开放特性,个人还是推荐注册 https://mastodon.online,之后你可以关注任何兼容 Mastodon 的服务器上的人。如果你要注册以下实例(部分为审核邀请制),请自行遵守它们的服务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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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欢迎使用 alive.bar 社交媒体实例。 alive.bar 仅仅是一个服务器位于美国的网站,它使用了「长毛象(Mastodon)」服务。
欢迎来到o3o/嘟站!这是一个泛话题社区,无论你的兴趣是什么,你都可以自由地通过发布"嘟嘟"来吐槽一切、摸鱼扯皮。本社区由加拿大O3O.CA运营,我们相信由社会组织运营基本通讯软件和设施是必要的,它们不应被控制在大型企业和政府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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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个是长毛象中文圈比较热门的实例了,更多长毛象中文实例,注意不要使用在中国大陆ICP备案的实例。如果你有推荐的实例,欢迎评论。
@m.cmx.im。部分实例开放用户名录。其他和推特类似。
不要说“读书笔记”啦,这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欢迎质疑,共同探讨。
如今很多工厂的大型设备由电脑程序操作,街上的红绿灯通过电脑遥控,家用电器也实现了智能化。尽管电脑智能化普及,然而电脑并不能自己做这些事情,而是操控机器来自动化处理。人类社会,仍然处在机器时代。
什么是机器?也许我们可以从机器和工具的对比中了解一些端倪。
机器和工具的发展过程,是人类试图改造环境的过程。在出现工具之前,生物只能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比如增生毛发抵抗寒冷,或在冬天冬眠。而有了工具和机器之后,人可以做衣服、盖房子,而不用去改变生理条件。有人说美国科幻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屌丝都是通过身体变异来获得超能力,比如美国队长和蜘蛛侠;而高富帅都是通过外在条件获得超能力,比如钢铁侠和蝙蝠侠。人类,就是生物世界里的高富帅。
而工具和机器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对于使用者的技能的依赖程度。人类很早就用工具,石器时代就有石斧、骨针等工具。人类的工具越来越精细,但工具对手工艺的技术要求仍然很高。钢针的发明并不等于人人都能产出精美的织物,绣工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才能绣出龙袍。到了提花机的年代,只要会扔梭子,提花机就可以自己绣出精细复杂的花样。
一般说来,机器强调功能专门化,而工具则强调灵活性。比如一把刀,可以削木头,可以切水果,甚至可以用来拧螺丝。而机器部件已经标准化固定化,无法用来做其他的事。操作机器的工人,其主观能动性也越来越降低,由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动作(绣工的技巧),变成只要反射性的动作即可(扔梭子)。
机器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部件的精确,时间控制的准确,同时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也越高。可以说机器文明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而标准化的起源,是秩序。
秩序的对立面是混乱。在长期的战争混乱之后,人们自然会产生对安稳和秩序的渴望。秩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罗马帝国解体,社会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人们在教堂和修道院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尽管外界纷纷扰扰,但修道院的高墙之内是神圣的场所,与世俗生活的飘忽不定反覆无常相比,这里只有铁打的日常,周而复始。
圣本笃(又称圣本尼迪克特,480-547)写下了《圣本笃准则》,确立了修士们的修行规则,强调生活上的秩序化,在时间安排上,每天要在固定时间7次祈祷。在7世纪的时候,教皇萨比尼阿纳斯在训令中要求,修道院和教堂的钟声每24小时要敲7次。当时欧洲有4万个教堂和修道院遵循圣本笃的教规。为了遵守教规,敲钟的时间必须要准确。因此按时提醒敲钟人的仪器就是这种生活下的必需品。
大概在10世纪的时候,出现了水力驱动的水钟。水流虽然川流不息,但动力时大时小,有时还会停止。有的地方用日晷,但日光在冬天和夏天的投影有区别,阴天以及晚上更是用不了。
13世纪,欧洲出现了机械动力钟表,教堂和修道院的钟声比以往更加准时。这些钟声,也让周围村镇城市的居民受益。人们可以利用准时的钟声协调生产生活,从遵守上工时间,按时提供服务,到按时记账和按时分配。于是人类社会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有人甚至认为,圣本笃的信徒及其严格的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奠基人。
时钟出现以前,人们用自然界和有机体来衡量时间。农民用农业生产的时节来划分时间,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时间。人类对于时间的测量只能是单向的,就像生物体一样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和死亡。而机械钟的出现,让人类对时间的测量脱离了生物体,成为了孤立和抽象的活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也越来越普遍化了。
由于脱离了有机体的限制,时间的测量可以更加精确。在公元1345年左右,一小时开始被划分成60分钟,一分钟开始被划分成60秒。这种抽象的划分时间的框架,让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规划生活和生产。由于脱离了有机体,时间可以进行抽象的度量和计划,于是变成了可以增加和节约的东西。使用省力的工具,可以节约时间;通过协调生产,效率可以提高。计算时间有这么多好处,人们就有了通过观测天体运行来更准确地计算时间的要求。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14世纪的钟表出现了面板和指针,时间的进程转变为空间的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这之前,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是分离的。在中世纪,空间并不具有测量性,只有象征性的价值。在中世纪的绘画中,人物的尺寸悬殊,完全按照重要性来安排:圣徒和天使的尺寸大,而凡人和罪人的尺寸小。中世纪的制图学,陆地、海洋的距离完全都是象征性的。由于时空分离,中世纪的叙事方式是时空错乱的或时空平行的。在宗教题材的图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个圣徒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积德行善的善举旁边,就是他被抓起来砍头的画面。
到了14世纪,出于测量精确性的需要,诞生了透视学。透视让物体之间的距离都变成了定量的关系。在新的绘画上,人物和物体的大小,不再按照重要性排列,而是按照远近。通过在画面上调整物体的位置,画家创造出了空间。为了表达出合理的空间感,画家必须对某个物体出现的位置有恰当的解释,因此直线匀速运动的概念也被引入。这一理念引入制图学,就出现了经度线和纬度线,地理位置变成了可以测量的抽象概念。
有了精确的地图,人们对于旅行的兴趣就增加了。这种兴趣还产生了其他的关联效果:人们对于道路安全性的要求,希望有更坚固的船只,并且希望有更准确的航海测量工具,如指南针和星盘。从技术角度上,人类具备了大航海的条件。
时间和空间范畴原本是分离的,现在结合在了一起。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测量,那就说明时空有一个起点,时空也有限度,这就动摇了早先对于永恒的概念。对于无限的东西,人们无法征服,只有崇拜。而对于有限的东西,那就可以征服和利用。机器时代,人们开始制造出了远距离射杀敌人的枪炮,达芬奇设计出了飞行器,韦塔纳设计出了自行车的先驱两轮车。
对于测量的重视和对时空的新态度,影响人们对于永恒的看法,加重了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人们开始抓紧时间,利用时间,开始测量一切,用数字描述一切。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韦伯所称的“数字浪漫主义 (romanticism of numbers)”--由数字而生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文化。
"当全体人民的想象力都转向了磅礴的数字,这种数字的浪漫主义对商人中的诗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When the imagination of a whole people has once been turned toward purely quantitative bigness … this romanticism of numbers exercises an irresistible appeal to the poets among business men)”
这一切,都起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
简单的说,是的。
哈贝马斯的重点在于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世界都面临系统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摩登时代不是针对官僚体系,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中国政治学课本里很早就用摩登时代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
哈贝马斯的生活方式殖民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随着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全球化波及的地方,都被卷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固有的官僚体系特性,更容易深陷系统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传统的反殖民话语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因此往前走一步就是去殖民,在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替代品,寻求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因为你不能批判一个“无所谓好坏只是不同”的东西。中共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这样嘛。
而哈贝马斯则是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把卷入全球化的地方都算进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消解中共的话术。
有关【殖民日常生活】(colonize the everyday),哈贝马斯曾经提过一个概念,“生活世界的殖民”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这个概念的确是在一篇叫“内殖民理论”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azation)的文章中提到的,但哈贝马斯的“内殖民”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内殖民是不同的。
一般意义上的内殖民指的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将殖民主义用于民族建构,比如重组既存的语言和风俗,进行标准化,强迫不同的民族共享同一共性,消灭文化差异。
而哈贝马斯的内殖民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用法。他把世界分为生活世界 (life-world) 和系统 (system) 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生活世界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其中的科学、艺术、道德等领域越来越专业化,与日常实践中的传统割裂开来,科学、文化和道德以其内在的专业逻辑运作,并试图使日常生活屈从于专业标准(比如设定一个很高的道德标杆),而日常生活又习惯于依赖传统,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在传统生活形态开始瓦解的时候,政治经济领域的系统律令就长驱直入,闯入日常生活世界,对日常生活进行殖民。
哈贝马斯所指的“生活世界殖民”,不同于欧洲于其他地方之间的殖民,或者殖民者统治被殖民者,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问题。**资本主义让经济关系变得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国家让日常生活有了官僚体系的理性化(bereaucratic rationalization) 。不管是西方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凡是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有关的地方,都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
哈贝马斯这个理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反殖民并不需要从第三世界找一套替代性的方案或者进行“去殖民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替代方案),因为资本主义随着全球化已经无孔不入,全世界的生活世界都在资本主义和国家有交互关系的领域中被“理性化”给殖民了。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固化的官僚体系,这种殖民甚至更彻底。生活中的各种制度、规则、监控,都是日常生活殖民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似乎可以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一种抗拒生活世界殖民的方式——不是反对某些人或某个阶级,哈贝马斯淡化了阶级——而是抗拒一种体系。而在中国,微信创造了自由沟通的假象,却创造出人们对它的依赖,没有了微信中国人就断绝了外界联系,寸步难行。摄像头、信用分、健康码甚至海外警务站,都是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着殖民。 @拿铁小鹿
这里有个问题:是不是殖民者走了,所有前殖民地都出现了极为残忍的独裁者?当然不是。也许有的国家出现了混乱,但这个混乱的源头未必要归咎于失去了殖民者的“英明”领导。
当然,前宗主国是非常希望加深这种印象的,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人权为借口再次干涉前殖民地。至少在90年代以前,很多前宗主国都打过这种算盘。直到90年代出现了反殖民话语,左派多了,人权的纯度才逐渐有所提高。
这套思想咋那么像宗教。
上帝就算不在世界上,也是唯一的和永恒的神。他派了他的儿子耶稣来世上,作为牧羊人,给我们这群迷途的羔羊指引方向。耶稣被钉死了之后他的大徒弟彼得又代表他为我们传播福音,教皇就是彼得的代言人。
穆斯林说话了:咱们都是信同一个永恒上帝的,只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先知穆罕默德,能够传达上帝的意旨。
同意。就算中共与以汉族为主的民众之间存在矛盾,也不适合从不太适合用民族问题的角度和框架来思考。
中共与汉族的问题不算是民族问题。实际上,比起其他民族,中共对汉族已经是非常优待甚至偏心了。
近年来香港学者也用内部殖民理论来解释中共对香港的管治。香港的殖民背景让香港形成了独特的本土文化,香港的语言和社会习惯与大陆也有很多不同,现在大陆明显想打压香港文化的本土性并加强中国性,因此用内部殖民理论来解释也是合理的。
您得再仔细解释一下您的意思,我没太看明白?
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 上个世纪60-70年代由拉美的学者发展出来,将殖民主义用于民族建构,比如重组既存的语言和风俗,进行标准化,强迫不同的民族共享同一共性,消灭文化差异。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
1 学界主流认为“殖民主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殖民主义到现在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就算是受到较多认可的定义,也因为山头众多而面临诸多批评。
从词源上看,colony这个词的源头并不必然带有侵占和强迫性。在古罗马的colony的定义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征服者安置和管理俘虏来的“野蛮民族”的地方,二是农民离乡背井独立建立的拓殖地。在近代,美国东部居民到西部边远地区垦荒,也称自己为colonists。在生物学方面,蚂蚁的群落也称为conoly of ants。当代殖民主义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历史,比如Said和Osterhammel,因此他们对于殖民主义的理解更偏向“西方支配东方”这种思路,对于非西方世界出现的殖民现象的概括力可能就不太够。不过Osterhammel对殖民主义的定义,仍然是目前相对受到较多认可的:
“殖民主义是指土生土长的(或遭强迫引进的)多数人与从异国入侵的少数人之间的某种支配关系。殖民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会影响殖民地民众生活的重大决策,以谋求利益,而拍板定案的地点通常是在远方的殖民母国。殖民者深信自己更为优越,注定有统治的权力,拒绝在文化上与殖民地人民妥协。”
2 “殖民主义”和“普世价值”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来自于启蒙运动,当然避免不了充斥着欧洲价值观,并否定了认识论和价值体系的有效性。Johathen Israel是启蒙运动研究的权威,他把启蒙运动分成了激进的启蒙和温和的启蒙两种。激进启蒙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种族与性别平等;生活方式上的个人自由;思想、表达与出版的完全自由;消除立法程序与教育活动中的宗教权威;以及教会与政府完全分立……” 而温和启蒙则比较温吞水,主张对教会和君主制予以改造而不是推翻,科学也不必与教会对立二十对其提供补充。可以说,现在大家一般的包含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来自于激进启蒙。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全球扩张,欧洲普世价值一开始就和殖民主义纠缠在一起,以宣扬普世理性和道德为借口,为殖民者提供了殖民的正当性,即“白人的负担”,他们有义务将落后愚昧的人们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走向现代。所以,在当代极权国家用从多元文化上寻找借口的时候,首先会指责普世价值与殖民主义的联系,然后从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弱势”的本土文化认同的角度,反驳“完全的自由”。比如胡温主张要“和谐社会”就得大家都收敛一点,而胆子肥了的习近平就干脆说普世价值与中华传统价值不相容,干脆完全抛开。
3 您说到要找出中共利用反殖民主义话语中“刻意忽略掉的部分,打到它的七寸”。“忽略掉的部分”和“七寸”是在哪里呢?
修正一下,漏洞应该是有的,但说打七寸有点夸张了。
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既然是建构出来的,也就需要拆解和解读。剥开殖民主义的历史,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对于理性和知识的提倡上发展出了两种普世价值,一种是以大众利益为基础以民主和自由为原则的普世价值;另一种则是工具技术理性的普世价值,即理性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比如阿多诺说:““不存在把人类从野蛮引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只有那个从投石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历史”。而后者,不但被西方国家使用,更被中共这种极权政府借用。试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发展观”,无一不是强调工具理性。
中共自己也在不断进行普世价值的探索。众所周知王沪宁是三朝元老,中共笔杆子,从三个代表、发展观、和谐社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一连串普世价值的改造,不断用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三个代表和发展观,是中共学习西方普世价值中工具理性的部分;和谐社会是用多元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冲民主自由;如果说前两者还是在蹭西方普世价值的边,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说好中国故事,就是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普世价值了。前者是守,后者是攻。然而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一方面否认普世价值(它给普世价值挂上了西方标签),但它自己又不断地宣称中国的价值具有普世性,这里面的矛盾,应该是王沪宁同志的下一轮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4 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已经发生了基督徒以阻止儿童献祭为名而攻击印第安部落,造成的儿童死亡远远大于儿童献祭,即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这完全可以(已经)成为极权社会的维稳话术,即“虽然国内确实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合理的现象,但如果外部势力介入造成战乱,其人权问题远远大于目前的问题,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这也是维稳者的道德基础。这点您怎么看呢?
Las Casas反对殖民主义的几个理由,现在都可以被极权用来当反对人道干预的借口。比如管辖权问题,就算中国有不公正现象,轮得着外面的人管吗?我们中共政府自己就在打击不公正,我们自己内部可以解决。附带伤害可能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用得到,但是也是一个好的借口。
二十大闭幕了,并无新鲜事,不过还是中国梦要接着做,中华民族继续“伟大复兴”,台独必须要“遏制”,战狼外交要坚持。
对中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共违背以民主自由为代表的普世价值上。而中共则反驳说,民主自由是欧洲普世价值,是殖民主义的残留,不能强加在中国头上。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的狡辩是鬼扯,但什么是普世价值仍然需要厘清。不然,有的小朋友就会中了中共的圈套,跑去支持殖民主义了(已经有不少人这么干了,虽然他们自己都不自知)。
这篇就讲一讲,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
欧美国家的领导人的演讲中,以及主流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言论中,每天都充满了对普世价值的呼吁。他们的视野经常投在非欧洲和北美国家的人权现状,贫穷和疾病,他们的口气往往是义正辞严和痛心疾首的,这些关切通常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甚至是真理。
这些言论通常可以归为三个类型:
第一,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干预是为了捍卫人权,促进民主。
第二,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有冲突,但泛欧阵营要坚持自己的文明底线和普世价值(暗示其他文明欠“文明”,无“普世价值”)。
第三,坚持全球都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规律。
人权民主的概念,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就像香港人经常怀念的),以及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我们如何剥离那些偏见的参数,正确地看待他们?
无论布什,克林顿、奥巴马还是川普还是拜登,他们的演讲都在不断地重复上述的主题,有时略有侧重,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主题并不是21世纪的新主题,甚至不是20世纪的发明的。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上,从16世纪起,这些主题就已经构成了为强权背书的基本说辞。而反对这些主题的论述也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有趣的是,这些为强权背书的主题,并不挑主人,也并不是西方世界强权的专属物,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们如何成为当代极权国家的说辞。现在还是回到普世价值的历史上来。
普世价值的历史,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殖民主义。这也是被中共捏造手里反复强调的“事实”。而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充分理解和分析这个事实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反方论述,才能找出中共话语中刻意忽略掉的部分,打到它的七寸。
现在运行的世界体系的构成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扩张后形成的。这种扩张包含了已经被广泛批评的军事征服、经济剥削以及大规模的偏见和不公正。但还有一个常见的事实和论点也很具有说服力:殖民扩张传播了科技和文明,促进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当代,痛恨极权国家压迫的人们,往往会强调这一点, 并把这一点当作普世价值的表现之一。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并不想某些人想的那样光鲜亮丽,只有美好的一面。在历史上生活在殖民主义之中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最能感受殖民主义的好坏。今天有关殖民主义好坏的辩论,其实在16世纪就发生过,背景是西班牙队拉美地区的殖民。
哥伦布于19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之后,很快西班牙就开始在美洲传播基督教。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传教士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他1502年到达美洲,1510年被任命为牧师。他最初赞成和支持西班牙的殖民制度encomienda。在这个制度下,美洲印第安人被迫作为奴隶在西班牙人的管理下劳动,从事农业、牧业和矿业。但是在1514年,他的思想发生转变,放弃了对encomienda制度的支持。他回到了西班牙,开始谴责这一制度的不公,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Las Casas利用自己的教会身份和在上流社会的影响力,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工作,并撰写了大量书籍,以影响西班牙征服和教会的政策。一度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听取了他的建议,教皇也颁布圣谕《Sublimis Deus》,宣布不能奴役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在更大的反对压力之下,政府和教会的对他的支持都暂停了。
1543年,Las Casas接受了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的主教职位。作为主教,他严格执行教皇圣谕《Sublimis Deus》,让当地的西班牙人向美洲印第安人忏悔,并将印第安人从encomienda制度中解救出来。1546年,Las Casas放弃了恰帕斯的主教职位,回到了西班牙。
Las Casas最大的反对者是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他在1531年写过一本书,从神学上支持殖民主义,但当时Las Casas的理念正在流行,因此他的书没有得到出版。但在他的坚持下,1550年查理五世召集了一次法庭辩论,让二人就他们的观点公开对决。这一辩论的塔题在今天仍然是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何谓“不文明”,谁有权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不文明”。
Sepúlveda提出了四个论点为西班牙政府的encomienda政策辩护。
他的第一个论点是,美洲印第安人是野蛮人,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除了机械技能之外,他们完全不能学习任何新的知识。他们充满恶习,生性残忍,必须要由他人来管理。
第二个论点是,印度安人进行偶像崇拜,还有人祭,这违反了神圣法则和自然法,因此必须接受惩罚。
第三点,根据神圣法则和自然法,西班牙有义务阻止印第安人造成巨大灾难对对无辜者的伤害(如人祭)。
第四,西班牙的统治有利于基督教福音传播,防止天主教牧师被印第安人杀害。
这四个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是文明人,你们是野蛮人,有军事力量的文明人干预野蛮人,维护了普世价值,并使得传播普世价值成为可能。这是从道德层面上解读的理论。但没有写上台面的是,殖民主义的出发点以及目标都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反驳殖民主义的人必须要面临同时在信仰层面和物质层面进行打击的任务。Las Casas非常清楚这一任务。
Las Casas对第一点反驳是,何谓野蛮?如果一个人因为做了野蛮的事而被定义为野蛮人,那全世界到处是做野蛮事的人。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语言没有书写系统而被认为野蛮,但他的语言背后的语言逻辑并不比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逊色。如果说某些极其畸形的行为是野蛮,那么这种畸形的行为在各地都被受到制约,在群体内部就能被管制。说到野蛮,罗马人也曾经把西班牙人的祖先当作野蛮人。因此,所有的社会系统在道德上大致相等,并不存在证明殖民统治合理的自然等级制度。
为此,Las Casas提出了关于管辖权的问题。他指出,在基督教的土地上居住着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需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他们并不因为遵守了自己的宗教戒律就被惩罚。对于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之外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基督教国家就更管不着了。基督教的管辖权只限于异端,因为异端是违反了对基督教的教义做出过庄严承诺的人,而管不到非基督徒。如果教会对于居住在基督教土地上的非基督徒没有管辖权,那么更无所谓对万里之外从来没听过基督教义的人了。因此,进行偶像崇拜的群体也许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但不受不实施偶像崇拜的群体的管辖。
但是当有无辜者受害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漠不关心?Sepúlveda的论断是尊重自然法,也就是基督徒有义务去阻止。这是Sepúlveda最强有力的论点。这一点似乎很难驳斥,Las Casas也没有正面硬杠,而是说,首先在解救者的选择上必须要谨慎,如果实在有必要,在有其他解决者更适合的情况下,基督教国家并不天然就拥有解救无辜者的权力。
Las Casas在解救无辜者问题上加上了一个紧箍咒:就是必须要按照最小损害原则:“我们必须要承认教会有防止无辜者死亡的义务,但必须注意适度原则,不要造成其他民族更大的伤害。”他用儿童献祭举例,首先说明这并不是所有印第安部落的习俗。即使有这个习俗的部落,儿童献祭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已经发生了基督徒以阻止儿童献祭为名而攻击印第安部落,造成的儿童死亡远远大于儿童献祭,即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Las Casas认为,为了惩罚罪行而造成更多无辜者的伤亡,是有悖于正义的。Las Casas还对Sepúlveda最后一个论点进行了驳斥,即福音传播应建立在对方出于自由意志接受福音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迫对方接受。
到了20世纪,我们会发现,欧美殖民者所用的理由,与16世纪Sepúlveda的论点一模一样。1905年印度总督Lord Curzon在演讲中表示:“帝国的目的是为正义而战,憎恨不完美的、不公正的或卑鄙的,..而是记住万能的上帝把你的手放在他最伟大的犁上......你在那几百万人中的留下了正义或幸福或繁荣,一种男子气概或道德尊严…一道智力启蒙的曙光,或一种责任的激荡,而这一切以前并不存在。这就够了。这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理由。”
为了正义而战、憎恨不公和卑鄙,传播上帝的福音,为殖民地人民留下正义幸福和繁荣,给他们看什么是男子气概和道德尊严,给他们智力启蒙,如果说跟16世纪的殖民借口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更多了,而根子上的论点一点也没有变。
1945年之后的广泛的殖民地民族运动,把宣称基督教教化的殖民主义彻底抛在脑后。传播上帝福音不能再作为控制他国的理由,一种新的说辞出现了:人权。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当作新的意识形态核心。该宣言几乎得到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批准。它并不构成国际法,而是体现了成员国在原则上承诺的一系列理想。
然而,此后不断有构成违反宣言的、广泛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发生。由于大多数政府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所谓的国家间关系的现实主义角度上,尽管违反人权宣言的行为经常被援引为一个政府用来谴责另一个政府的宣传,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政府间行动是纯粹基于人权问题的。
由于政府间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几乎不存在,因此出现了许多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来填补这一空白。承担直接行动负担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维持人权的NGO主要有两类。一方面,是以大赦国际为代表的那种组织,目标是阻止对个人的非法监禁。它试图直接或通过国际公众舆论的压力,以促使被指控的政府改变政策。另一方面,是无国界医生组织所代表的组织,它试图在政治冲突地区直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跳过了长期以来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这种类似战略盾牌的中立性措施。为了催促政府间作为,1975年美国、苏联、加拿大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上共聚一堂,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规定所有签署国都必须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但这一协议毫无约束力,一个非政府的西方机构 "赫尔辛基观察 "应运而生,负责向苏联集团的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遵守这些权利。
然而,与此同时,发生在非欧洲国家的一些情况让人重新审视人道干预。比如1975年,一个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上有许多以色列人,在乌干达政府的同意下,飞机飞往乌干达。劫持者要求释放 "以色列人质",以换取释放以色列境内的一些巴勒斯坦人。1976年12月14日,以色列突击队飞抵恩德培机场,杀死了一些乌干达卫兵,并救出了以色列人。第二,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越过柬埔寨边境,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第三,1978年10月,乌干达的伊德-阿米尔袭击了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进行了反击,其军队最终到达乌干达首都,推翻了伊德-阿明,并安排了一个新总统。
在这三个案例中,都是人道干预。第一个案例是为了解救无辜者,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是为了推翻极权。干预者都认为他们的暴力干预是在自然法的道德上是合理的,并且在舆论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反对极权,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指控对方为极权以及伤害无辜者的时候,信息的真实性。如果不确定对方是否是极权,活极权的程度,以及无辜者受害的程度,就无法应用最小伤害原则,因为没有可靠的最小伤害参照物。比如美国在海湾战争时,用的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为了阻止无辜者受害而进行军事干预,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并没有找到杀伤性武器。但他们最后帮助消灭了极权政府首脑萨达姆,算是挽回了一点颜面。
人道主义干预理由,也由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违反人道的行为一再发生,如前南斯拉夫地区不断发生的各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在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NGO的长期和强烈的呼吁之下,欧美国家政府进行了人道干预。但有关人道干预的管辖权的拷问仍没有停止,一如16世纪的基督教国家管辖权问题。
谁是野蛮人?是逊尼派穆斯林,还是米洛舍维奇?在干预的问题上,什么时候干预,什么程度上干预,谁可以干预?这些问题长期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答案,因此在一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国际力量的行动显得过于迟缓,比如卢旺达屠杀,科索沃内战。
人道干预,也可以用在对内的殖民上,有关新疆的集中营,中国政府用的借口是恐怖活动泛滥,因此中央政府进行人道干预。而恰恰由于中共可以阻断消息,让是否有种族灭绝的消息无法验证。同时中共再大量放出水军引导风向,让信息验证上更加困难。无法验证真假,国际社会就无法使用人道主义借口。
说了这么多,如果说当下唯一的一个希望所在,就是信息技术的提高。目前为止,人道主义干预,在真正的暴行可以被确认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最小。所以习近平政权大力发展大数据监控和防火墙,是对极权保护的防患于未然。而获得普利策奖的新疆集中营数字地图,则是对中共防火墙的技术突破。本站前站长thphd有句名言“技术是最高道德”,看似是很nerdy的宣言,但也点出了技术的重要性。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在谁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