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内容简介

本书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主要讲述1991年“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反思。

1991年，麦德维杰夫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作为局内人，麦德维杰夫与1991年苏联和俄罗斯的高层亲身接触，直接参与了一些具决定意义的会议，甚至持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卢基扬诺夫关于“8•19”事件的笔记。

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麦德维杰夫的立论十分客观，对于人和事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下载链接

Library Genesis和b-ok.cc 图书添加指南

重要声明： 这是《大纪元》的报导，认为法轮功是邪教的就不必往下看了，另外我不是法轮功啊，不要跟我吵。还有下划线部分都是我写的。

【大纪元2020年07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在中共网络审查极为严厉的制度下，有大量敏感词的存在，而网络审查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查看大量被系统筛选出敏感词的论帖，尤其针对中共高层及批评中共政府，审查更为严厉。近日，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在一次清查任务中，有关习近平的敏感词达35,476个之多。

独家：有关习的35,476个敏感词

近日，曾在中国新浪微博和乐视视频从事审核工作的刘力朋先生独家给了大纪元一份中共互联网主管部门下达的，有关习近平的敏感词组合列表。列表显示，有关习的敏感词有35,476个之多，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刘力朋表示，这是主管部门下达的一次专项清查任务。除此之外，还会有花样繁多的敏感词清查任务。他说，敏感词是“允许人们说出口再加以审核”。违禁词是禁止人们讨论的，如“六四”、“法轮功”。

刘力朋强调，一个大陆知名的视频网站使用这份敏感词列表，主要用于审核视频的评论、弹幕及用户账号。

文件显示，这些词的组合，以左半段+右半段的形式出现。

以**右半段为“浙江帮”**为例，这产生了98个组合。

习大大+浙江帮

习主席+浙江帮

习近平+浙江帮

习总书记+浙江帮

习总+浙江帮

习书记+浙江帮

xjp+浙江帮

xi+浙江帮

习dd+浙江帮

习朝+浙江帮

习王+浙江帮

习迁乎+浙江帮

习武帝+浙江帮

xi太子+浙江帮

习羊羊+浙江帮

习银平+浙江帮

习大boss+浙江帮

习明正+浙江帮

习大老板+浙江帮

习爸爸+浙江帮

老习+浙江帮

习爷+浙江帮

习大爷+浙江帮

习远平+浙江帮

习司令+浙江帮

习小平+浙江帮

近平习+浙江帮

共习+浙江帮

公子习+浙江帮

习贝勒+浙江帮

习八条+浙江帮

习x平+浙江帮

习xx+浙江帮

习jin平+浙江帮

习JINPING+浙江帮

习core+浙江帮

习boss+浙江帮

习建平+浙江帮

习见平+浙江帮

习积平+浙江帮

习境平+浙江帮

习太子+浙江帮

习太阳+浙江帮

习爷爷+浙江帮

习领导+浙江帮

刁书记+浙江帮

刁进平+浙江帮

刁哥+浙江帮

刁司令+浙江帮

兮大大+浙江帮

xi胖子+浙江帮

Xi总+浙江帮

X近P+浙江帮

习老大+浙江帮

习平平+浙江帮

刁大boss+浙江帮

刁老二+浙江帮

大大刁+浙江帮

刁da大+浙江帮

刁哒哒+浙江帮

大大习+浙江帮

习da大+浙江帮

习明语+浙江帮

习熙来+浙江帮

姓习的+浙江帮

习安安+浙江帮

习阿哥+浙江帮

习负+浙江帮

习付+浙江帮

习校长+浙江帮

习先生+浙江帮

习某+浙江帮

习扛把子+浙江帮

席主习+浙江帮

习宗长+浙江帮

习老先生+浙江帮

小习同志+浙江帮

习总统+浙江帮

习老板+浙江帮

席老大+浙江帮

习博士+浙江帮

X主席+浙江帮

x平平+浙江帮

x大大+浙江帮

x总书记+浙江帮

x总+浙江帮

x书记+浙江帮

xi大大+浙江帮

xi主席+浙江帮

某大大+浙江帮

习+浙江帮

包子+浙江帮

小组长+浙江帮

习组长+浙江帮

习爹+浙江帮

习dada+浙江帮

xidada+浙江帮

以**右半段为“反腐”**为例，也产生了98个组合。(左半段同上，所以我不贴了，太长了)

以**右半段为“北戴河”**为例，亦产生了98个组合。（左半段同上）

右半段通常是骂人、特定人物或事件的关键词。如：王八蛋、臭虫、反腐、刺杀、保镖、皇帝、蛤蟆、浙江帮、天津港、表彰、军队、一封信、去死等等。

该报导在文末显示了这份710页的文件,《国新办关于习的35476个敏感组合》，是可以下载的，查看页面源代码就能找到文件链接，我不在这里贴了。

其实，毒刺并不遥远，也不陌生。在偏僻的农村，在城郊接合部，即便是在不断扩展的城市，这样的毒刺也时常可见。也许时间不同，也许地点有异，也许毒刺发作的方式各有各的痛感而已。这毒刺分为两端：一端是无形的，一端是有形的。无形的是一种危险，一种不安，一种潜在的苦痛；有形的则是洁白如纸、等待书写的留守儿童这个群体。

由于留守儿童处于劣势地位，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所以，我们更关注监护人一方的外来性行为。一般监护人的“外来性”除有意无意地刺伤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外，还表现在对留守儿童的冷落、苛刻待遇、甚至虐待、不闻不问、厌恶、孤立等等。根据我们的调查，监护人(父母除外)的此类表现并不是十分明显，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存在，但是大部分人还都是有良知的，他们对托付给自己照看的留守儿童也是很用心的。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对监护人恶性行为的忽视和揭露，相反，对这种情况更要深入思考。如果是脓包，就要用刀片划破它，不要害怕出血和疼痛。因为，监护人(父母除外)就生活在留守儿童的环境核心里，一旦他们完全否定和放弃了留守儿童，甚至是恶意打起留守儿童的坏主意，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不幸的是，类似的案例有一定数量，有些令我们震惊，有些让我们叹息，有些让我们拍案而起。

2006年3月，我们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曹家镇调查时，村民王某就反映了他们村里的留守女童小艳被看护自己的祖父强奸的“丑闻”。

我们问他为什么说是强奸呢？他说因为女孩哭着向回来的父母说她并不愿意，而且有反抗。

在王某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小艳的祖母家。

祖母梁某看到我们，大惊失色，她似乎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我们来村里做调查的事情几乎尽人皆知。

我们还没有开口，她就立刻大叫起来：“哪个王八蛋那么无聊，告诉你们这样的事情！我是没办法活了。”

我们说：“什么事情让您没办法活了？”

她主动地说：“就是孩子她爷爷的事情！”

我们说：“既然你知道我们来的目的，那么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样？”

梁某埋下头，久久不作声。我们看到她清瘦的双胛在微微颤动。望着满头白发的老人，我们真觉得有些不忍。我们相信，前来调查或采访这种“丑事”一定不是一回两回了，而每一次的讲述都无异于将结痂的伤口重新撕开，撒一把盐。不仅如此，家里出了这样的“丑事”，他们全家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

然而，事情既然发生，了解它、解剖它，以避免更多的家庭重蹈覆辙，这也是我们调查的初衷。所以，我们又不能不这样做。因此，我们轻声说：“老人家，我们知道您心里痛，可是，把痛说出来，也许是一种释放。”

听我们这么一说，老人终于抬起头，话还没说，老泪先流了下来。她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眼泪说：“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还能……真丢人啦！一家人全毁在他手里……”

原来，2002年上半年，老人的儿子、儿媳两个到广州打工，把10岁的女儿交给老两口照料。没料到，2004年就发生了那件事情。

其时，小艳刚好12岁，她发育迅速，身体特征突显，变得越加漂亮，而且非常懂事。上学之余，家里的家务，如洗衣服、做饭、烧水、打扫卫生之类她都会做。因为这些，小艳看上去更成熟，像个大姑娘。

老两口地里活多，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梁某每天回到家里都不怎么过问孙女的事情，一开始丈夫也不怎么过问。但到了2004年夏天，丈夫就突然变得殷勤起来，经常对孙女嘘寒问暖。孙女趴在桌子上看书，他会主动给孙女倒水；孙女吃饭，他会主动帮孙女盛饭；孙女洗脚，他会主动帮忙倒水。有时还站在身后，看孙女洗碗，再把水倒掉。半夜的时候还经常到孙女的房间里，看孙女是不是踢被子。

梁某说在那之前的10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都已经没有性行为。再说，他是孙女的爷爷，谁会往那方面想？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梁某告诉我们，那是2004年7月的一天，丈夫一个人在外干活，下了场大雨，他也没回来。梁某以为丈夫会找地方避雨，但是雨下得正紧的时候，丈夫从外面回来了。丈夫说，淋着雨他把剩余的活计干完了。梁某听了满心感动，可是没想到他是蓄意淋雨。孙女看见浑身湿透的爷爷，立刻给爷爷拿干毛巾，倒热水，爷爷看着孙女高兴得很。

淋了雨的丈夫，当天就发起高烧，梁某要他看大夫，他执意不肯，说睡一觉，出点汗就没事了。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可是丈夫病得更重。梁某又要出去干活了，于是就让小艳照顾卧床不起的爷爷。

梁某说到这里变得很激动，她说：“就在那天，这老畜牲就糟蹋了孙女。”

干活回家的梁某，看到孙女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也不和她说话，心里有点怪异，还以为她是劳累所致。梁某也没多想，见到丈夫时，丈夫反而显得很平静，病也似乎全好了。梁某没往心里去，立即做饭做菜，一点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

后来没多久，丈夫又故技重施，再次强暴了孙女。

我们问：“您一直都没有发现？”

梁某说：“我从头到尾根本就没往这里想，那是畜牲都不会干的事，我哪里想得到？孙女又不说，要不是发现怀孕了，我死了都不会知道的。”

但是，在梁某和我们讲述这“丑事”时，强调“那畜牲”只是诱奸，孙女没有反抗，因为孙女根本就不懂。丈夫在作恶的时候也骗孙女“这是正常的事情”。

事件被揭发后，儿子、儿媳两个从广州回来。孙女哭着向自己的父母说了实话，说爷爷每次都是强暴她，她不从，就拿刀子威胁她。儿媳泪流满面，儿子则把父亲暴打一顿。而梁某则要寻死觅活，喝了农药又被救回来。因为是自己老子犯错，又是家丑，儿子没有把事情闹大，而是让年迈的父亲跟着自己到广州打工，让他远离小艳，同时赚钱给小艳。

梁某说，当时儿子的口气很吓人，说他父亲：“本来要让公安把你关在牢子里的，你老不死的丢人现眼，我们还跟着你让人瞧不起！你这辈子都要给她打工，不要回家了。要死，就死在外面。”

现在的小艳仍旧跟着奶奶一个人住，她的父母并没因为强奸事件而留下来陪她。梁某说：“不是不想呆在家里，是他们觉得丢人，不想在家里听人闲话。”我们有些震惊：大人们要“面子”远离故土，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可是，作父母的是否想过，小孩也有自己的“面子”，作为处于成长期的留守儿童，他们每天生活在一个伤心之地、噩梦之地，独自一人去承担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他们的心灵该会有着怎样的创伤和扭曲？

据梁某说，事件被揭发以后，小艳整个人都变了，再没去过学校。起初是沉默寡言，三天难得说一句话。后来被人带出去玩。老人当时觉得小艳心里痛苦、压抑、难受，就鼓励她与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玩。哪知道这一玩，就变野了，收不了心。奶奶的话她根本不听。现在的小艳很放纵自己，天天和外面的一帮不良男女混在一起，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

奶奶心痛不已地说：“她在作贱自己，基本上白天看不到人，晚上也很少回家。我老了，还活得了几天？有时恨不得早点死掉……”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我们本来想见见小艳，开导开导她，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到。奶奶停了一会儿，告诉我们：早晨有两个男孩子开着摩托车把她带走了，估计要到半夜才会回来。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小艳再也不是从前的小艳，先前那个单纯活泼、善良可爱的小艳不复存在了！

小艳变成了另一个让人担心、甚至害怕的小艳。

当小艳是一个小姑娘时，祖父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当她成为畸形的女人时，连自己的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这种双重的“外来性”让作为弱者的她如何承受？她承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扭曲。她被别人扭曲后，终有一天，她也会扭曲别人。这是恶性循环，这就是刺进肌肉里的毒刺啊！

非父母留守家庭的“外来性”是复杂的、深刻的、也是善变的。我们从分析这类农村家庭平衡结构的重建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对于非父母监护人(外)祖父、姑妈、姨妈等等的家庭，其家庭平衡的重建是被动性的重建，这个重建涉及到监护人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包括与留守儿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生活中的其他至关重要的人——比如以姑妈为例，姑妈的丈夫、子女、公婆、邻居、朋友等等。也就是说，因为留守儿童进入监护人家庭，监护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洗牌，这个变动是巨大的。当然在现实中，它是潜移默化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在监护人的整个社会关系里不可避免地出现对留守儿童的“外来性”排斥，这也就造成此类新的平衡的不稳定性。可以说它是因为增加家庭成分带来的不稳定，增加的始终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一种力量，一种间隙，一种难以消除的阴影。

文章摘自《伤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忧思录》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 者：聂茂，厉雷，李华军

感谢分享，哈维尔一生够传奇的

@illusion #1 求安全不奇怪。趋利避害是人性。

海外民运，李洪志，文贵…不照样躲在美国，求安全。

李洪志敢率法轮弟子到天安门广场喊天灭么？怂得比老鼠还快。

有些是营销号有意炒作。

一万个点赞一元钱，上千个留言几十元…

三、 为何会爆发文化战争？

文化战争的出现至少有半个世纪了，不断从一个领域扩至另一个领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究竟何在？哪些因素导致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双方的分歧来看，这场战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进步主义者一直处于攻势，而保守主义者则始终处于守势；进步主义者总是“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提出新的看法、新的观念，甚至新的道德标准，很多堪称是革命性的，而保守主义者则一直“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对新的看法、观念和道德标准保持怀疑，甚至想方设法加以抵制，竭力捍卫传统的观念和道德准则。因此，可以说，这场战争主要是由于进步主义者的进攻导致的，那么，厘清进步主义者在哪些方面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变化，方能有助于揭示这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就对政府的看法而言，在十八世纪的美国，人们的基本共识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十分有限，理想的政体就是一个有限政府。这一点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反映得再明显不过了，它用双重分权制衡——横向的三权分立和纵向的联邦主义——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且对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采用了明确列举的办法，以防止其僭越。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后，随着一人一票式民主（大众民主）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渴望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致使其权力不断扩张，而且，人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权力都集中在联邦政府手里，喜欢全国整齐划一，因而，结果是不断走向中央集权。每一次战争——从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加剧了这一趋势，结果是，美国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有限政府，不断受到挑战。

联邦政府扩张的程度，仅仅从政府开支增加的层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1850年，联邦政府开支仅占GDP的1.5%左右，1900年的时候这一数字也仅为2.7%，1950年达到了13%，到2000年高达34%，2010年的时候居然到了42%。即使不断有人警告联邦政府将会走向破产，但民意调查表明，人们依然希望增加政府开支，尤其是在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而且，进步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加希望增加政府开支，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环保等方面。与进步主义者相比，保守主义者更加偏爱一个小政府。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身份平等的时代，人们天然地喜欢政府权力的扩张和集中，因为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是孤立的、渺小的、无助的，个人的力量总是非常有限，只有政府能够超越个人，实现更加宏大的目标。平等和大众民主时代让人们渴望一个包办一切的“监护型政府”：“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权力无边的监护型当局，独自负责确保他们的享乐和监督他们的命运。其权力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有条不紊的、有远见且十分温和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目的在于教育孩子们如何长大成人，那么，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是相反，它只是企图把人永远当成孩子。它喜欢人们贪图享乐，如果他们别无所求。它竭力为人民谋幸福，但它要充当民众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裁判官。它为民众的安全提供保障，并预测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寻乐，管理他们主要关心的事务，指导他们的事业，规制财产继承，分配他们的遗产，这岂不是不用他们劳神费思和操劳生计了吗？”

就人们在经济领域的观念而言，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人们就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它们被认为是剥削压迫、贫富分化、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被消灭的话，也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或者约束。它们常常被认为只有利于富人，对于穷人弊大于利。一些人提出了大胆的社会革新建议——用公有代替私有，用计划代替市场，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在一些国家进行了实验，梦想实现一个“乌托邦”。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计算大论战表明，离开了市场，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会被扭曲，不再能反映真实的供需关系，资源分配必然是任意、武断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经济决策所需要的知识或者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人手里，没有一个人或者机构有能力收集起来这种分散的知识或者信息。

虽然“乌托邦”实验的结局尽人皆知，但人们记住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或者说，它们的罪恶已经深入人心，并在世代传递。难怪在《资本论》出版了近150年之后，一位法国人又写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并且立即成了风靡世界的畅销书。今天，尽管主流经济学依然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不可或缺，但是，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对福利国家产生了大麻般的迷恋，而这必然会对经济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主时代的民情加剧了人们对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反感，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平等的渴望远远超过自由，而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恰恰被认为是造成不平等——尤其是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人们喜爱平等，是因为平等的好处一目了然，而其坏处则不易察觉，而且，获得平等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它是大势所趋。与此正好相反，自由的好处不易发现，而其坏处是则显而易见，而且，获得自由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虽然民主社会中的人们也热爱自由，但他们对民主的激情是炽热的、不可阻挡的、不会休止的。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平等的自由，他们宁愿接受平等的奴役。

就社会问题而言，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堕胎和同性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跟美国社会的世俗化有关。从殖民地时代到十九世纪末，美国都是基督教占主导的社会，基督教徒的人数占绝对优势，但是，随着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各种无神论思潮的影响，美国社会逐步走向世俗化。二战释放出来的现代性力量，以及科技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对传统的道德观念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却没能在这一背景下提供一种一以贯之的替代性道德理论和未来路线图。

1960年，世俗主义者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低于2%，到了1970年早期升至5%，1990年代后期达到12%，而到了2009年，已经达到15-17%。到了2019年，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则达到了26%，虽然基督徒的人数仍占65%，但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12%。在很多政策制定者和舆论领袖眼里，宗教越来越被视为保守主义势力试图重塑美国社会的力量，于是千方百计提防或者阻止其影响，仿佛宗教与美国社会无关，与每个人的生活和灵魂无关，结果，宗教越来越被边缘化。

美国社会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教育领域的变化密不可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学校和教育越来越远离宗教。不仅公共舆论，而且法院的很多裁决，都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基督教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联系。譬如，在1962年的一个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鼓励学生们诵读州官员起草的学校官方祈祷文是违宪的，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不得确立宗教的条款。次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另一个案件中裁决，学校组织的阅读《圣经》活动是违宪的，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说，无论美国公民的宗教信仰如何，各个层级的政府都必须在宗教事务中保持中立，保护所有宗教，不得偏爱或者歧视任何宗教。在1992年的一个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公立学校在毕业典礼时请牧师祈祷是违宪的。2000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在高中橄榄球比赛时由学生自己组织和领导的祈祷违宪。

然而，在1844年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中，《圣经》和基督教还被认为是学校的道德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斯托里大法官说：“为什么《圣经》——尤其是《新约》——不可以不加评论地被作为神启在这所学院里被阅读和教授呢？为什么它的普遍信条不可以被阐明，它的证据不可以被解释，它光荣的道德原则不可以被灌输？”“哪里能像《新约》里一样如此清晰或者如此完美地学到最纯粹的道德原则？哪里能像这部神圣经文中一样如此有力和热烈地倡导仁慈、对真理的热爱、节制以及勤劳呢？”

在100多年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不要说私立大学——中都还有强制性的教堂服侍活动，一些大学甚至要求学生和老师必须参加星期天礼拜仪式。实际上，直到二战之前，州政府赞助的教堂服侍活动还是司空见惯的，很多大学都认同自己是基督教学校。今天，这些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学与宗教划清界限，变得高度世俗化，在“自由主义”和“宽容”的名义下，课堂上基本上只剩下世俗的理论和学说。对此，诺瓦克（Michael Novak）评论道：“大多数美国学生和教授都来自基督教家庭，我们所有人——不论是否基督徒——都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中……然而，我们的哲学家却无视基督教对我们政治、经济和道德生活的思想意义，这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仿佛基督教不存在似的。”

此外，在一些人看来，宗教领袖对美国社会的世俗化也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在步步退让，不断迁就无神论者。譬如，特纳（James Turner）认为，人们之所以逐步放弃了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教捍卫者和宗教领袖们本身造成的，因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他们竭力让宗教信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新的道德挑战、新颖的知识问题以及科学的严格标准等，结果是，他们逐步勒死了上帝。

最后，知识精英和新闻媒体不断强调的多元主义、多样性以及无条件宽容，也对社会的世俗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多元主义（pluralism）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张的历史，从宗教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从种族多元主义到性别多元主义，这种扩张对于美国国家认同和公民文化的传统理解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可以说，多元主义的每一次扩张，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稳定性都会受到一次挑战，冲突和暴力经常难以避免，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灾难恰恰就是在这种扩张的节点上发生的。

四、 保守主义与西方文明的未来

根本而言，美国社会的文化战争是事关如何理解美国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包括它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美国？甚至可以说，到底该如何理解西方（美国是西方的领袖）？如何理解西方文明？它是进步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还是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保守主义者到底主张什么。

保守主义者不喜欢给保守主义下一个简洁清晰的定义，正如他们不喜欢那些动听的口号和简单的教条一样。当代著名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说：“保守主义很少以格言、公式或目标来自我展示。它的精髓难以言述，倘若不得不加以演说，其表述方式又是怀疑论的。但是，保守主义是能够表述的，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要么是迫于政治上的需要，要么是迫于对理论的呼唤，保守主义能够尽其所能地表述，尽管并不总是自信所找到的词藻能够与呼唤它们的天性相吻合。这种缺乏自信并非出于羞怯或沮丧，而是源自对人世复杂性的认识，源自对于无法以空想学说的抽象清晰性来理解的价值观念的忠诚。”

在他看来，对保守主义的松散定义，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保守的愿望”，因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保守可靠而熟悉事物的冲动。他说：“保守主义直接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从属于某种持续的、先在的社会秩序，这一事实在决定人们何去何从时是最重要的。”另一位知名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作为保守主义者，就是喜爱熟悉的事物胜过未知的事物，可信赖的事物胜过未经试验的事物，事实胜于玄理，眼前之物胜于遥远之物，充足胜于完美，现时的欢快胜于虚幻的极乐。”

保守主义者很少用一句话来定义这种政治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自身的基本理念和主张。美国二十世纪的“保守主义教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总结了保守主义的十大原则。第一，保守主义者相信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超验的道德秩序。这意味着保守主义者承认宗教信仰的根本重要性。第二，保守主义者珍视习俗、惯例和社会连续性的价值。第三，保守主义者遵循约定俗成或者先例（prescription）原则，相信那些古老的、长久被实践的智慧。第四，保守主义者恪守审慎原则。第五，保守主义者强调多样性，反对整齐划一和均等主义。第六，保守主义者相信人的不完美性。第七，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与私有财产密不可分。第八，保守主义者支持自愿结社和地方自治。第九，保守主义者主张对权力和人类的激情进行严格的限制。第十，保守主义者主张在恒久和变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这十大原则可以被看作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虽然并非每一个保守主义者都支持所有这些原则，但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认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它们基本都是柏克以降的保守主义传统的核心理念。

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强调宗教（基督教）对于自由和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而后者则看法相反。保守主义鼻祖柏克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宗教动物，有神论才是人的本性。他说：“人天生地是宗教动物；无神论不仅与我们的理性不符，而且与我们的本能相悖，它的寿命不可能长久。”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

托克维尔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宗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希望，它对人心的自然程度不亚于希望本身。人不可能在心智没有错乱和本性没有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放弃其宗教信仰。更加虔诚的情感会不可抵抗地回到他们身上。无信仰是一种偶然，有信仰才是人类唯一永恒的状态。”

而且，当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之后，他发现宗教（基督教）与自由在那里密不可分：“我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这个国家的宗教方面就是引发我关注的首要事物。我在哪里待得时间越长，我就越发意识到这种新情况造成的政治后果。在法国，我几乎总是看见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在美国，我发现它们紧密相连，共同主宰着这同一个国度。”“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在其头脑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另一个还能存在……。”“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是，它必须被当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为如果说它没有使人们偏爱自由的话，那么，它也促进了自由的享用。”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独立导致社会的道德纽带变得松弛，因而格外需要宗教信仰。托克维尔说：“没有信仰的社会，专制统治是可能的，但是，自由政体不可能。宗教在他们赞扬的共和国里比在他们攻击的君主国里更加必需，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s）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加需要宗教。如果道德纽带的增强不与政治纽带的松弛成正比的话，如何可能避免社会的毁灭？对于一群成为自己主人的人，如果他们不听命于上帝，还能做什么呢？”

他注意到，基督教对美国人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任何地方：“在美国，主权权威是宗教性的，因此虚伪必定很普遍，但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人的灵魂受基督教的影响更大，并且，没有证据比这种影响对地球上最文明和自由的国度强大有力这一点，更能证明基督教的益处及其与人性的契合了。”

实际上，美国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创建北美殖民地的先驱把他们的殖民地称作“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群清教徒订立的“圣约”（covenant），他们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推动基督教信仰”来北美开疆拓土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创始人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登船去北美之前，发表了著名的布道演讲《基督教仁爱典范》，在其中他讲到：“当上帝赋予人们一项特殊使命的时候，他指望人们严格遵守每一个条款。……我们为此和上帝签订了圣约。我们致力于完成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应当是一座山颠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此项事业中背叛了上帝，整个世界将会知晓并蔑视我们。”

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是按照基督教的原理和精神创建一个共和国的。《独立宣言》四次提到“上帝”或者“造物主”，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没有提到上帝，但是，它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基督教的原则和精神，它所确立的分权制衡原则是建立在“原罪”假设基础之上的，联邦主义思想来源于“联邦神学”（federal theology）传统等。

在1892年的一个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鲁尔（David Brewer）明确指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nation）。他追溯了殖民地以来的重要宪法和政治文献——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以及大量的立法和司法判决，都承认了基督教在美国民众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承认基督教对于殖民地的开拓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不可或缺。他指出：“基督教和第一批殖民者来到这个国家，强有力地影响了殖民地和建国之后的迅速发展，今天它在共和国的生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把这个共和国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实，而是对一种历史、法律和社会事实的承认。”“人们常说，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度，最彻底的基督教国家，就是最高级的文明国度。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深入考察基督教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不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基督教原则对国民生活影响越深，这个国家文明的迈进就越确定。”

曾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伍尔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美国）大多数人都相信基督教和福音书；基督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的文明和智识文化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在几乎所有基督徒看来，制度需要适应促进我们信仰和道德的扩散并传给子孙后代之最好希望。在这种意义上讲，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定义美国是什么的元素，除了基督教传统之外，还有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根据双重分权制衡原理（三权分立和联邦主义）构建的联邦共和国，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严格、明确、细致的限制，意在为自由提供一种双重保障。美国国父们设计这样一个复合共和国（compound republic）的初衷在于，让它仅仅做它被授权做的事情——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其余的都留给各州和人民，留给公民社会。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一个小政府，无法想象由政府提供医疗、教育、救济等。在100多年前，即使民主党的支持者也认同这种有限政府观。

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商业共同体。那些清教徒先驱同时是一群商人，他们是带着经营贸易的目的去开拓殖民地的。美国国父们——尤其是汉密尔顿——设想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商业共和国”（commercial republic），人们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并不断创新。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加上韦伯强调的新教伦理，使得资本主义在美国成为必然的选择。资本主义必然意味着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得以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没有私有产权，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人们不会有动力去从事商业活动；没有自由市场，交易活动必将受到阻碍。

回到文化战争双方的争论上来：到底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精神？概而言之，美国精神就是基督教加上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这是美国的独特之处，也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之处，因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塑造了西方文明，也塑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在很大程度上讲，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发展演变而来的，基督教的人性观和律法观使得有限政府成为可能，基督教的伦理观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实。难怪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都是首先出现在了西方社会，出现在了基督教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讲，捍卫美国精神（美国文明），捍卫西方文明，就应该捍卫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而核心是捍卫基督教传统。没有了这种传统，美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国，西方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内核将彻底发生变化。发生质变之后的西方是不是还有有限政府、私有产权、资本主义，是不是还是自由民主政体，恐怕都是未知数。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文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保守主义者太右了、太保守了，而是因为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太左了、太激进了。仅仅在100多年前，即使进步主义者，即使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也很难想象和接受今天进步主义者的主张，他们无法接受无神论，无法接受一个权力膨胀的大政府，无法接受对社会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等。在一个世纪——甚至在很多方面只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以及欧洲——的社会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基督教还在，有限政府尚未蜕变成暴政，资本主义被套上了锁链。倘若美国国父们还活着，他们恐怕已经无法识别出眼前的美国。

五、 简短的结语

美国——以及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战争。它发生在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双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涉及到有限政府、私有产权、资本主义以及堕胎、同性婚姻等。它正撕裂整个社会，让政治辩论和公共言说不断走向极化，因为它是一场观念与信仰之战。究其根本，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定义或者理解美国，如何理解美国精神，保守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是那个清教徒和美国国父们缔造的国度，那个《“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塑造的国度，那里基督教信仰昌盛，政府权力十分有限，私有产权得到尊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而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那不够“进步”，他们想要一个政府类似家长、私有财产被再分配、资本主义受到改造、女性可以自由堕胎、同性之间可以自由结婚的社会。

这场战争注定会十分激烈，因为很多深层观念和信仰问题是无法调和的，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妥协的余地。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在保守一种经历了若干个世纪的文明——一种让西方自由和繁荣的文明，而进步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努力挣脱这种文明，或者，彻底改造这种文明。在这种局面之下，西方文明的未来如何？保守主义者能不能守住这种文明？这无疑是个未知数。但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出现宗教衰落、信仰松弛、道德危机的时候，都会出现一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重新唤起人们的宗教热忱，重新让人们信仰虔诚，重新校正道德准则。

来源: 《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4期

@electron8964 #1 了解，谢谢

内容摘要：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文化战争。它发生在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其分歧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政府权力、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堕胎以及同性婚姻等问题展开。保守主义者致力于捍卫基督教传统、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美国精神乃至西方文明的核心，而进步主义者则倡导世俗化、大政府、干预主义以及福利国家。这是一场观念与信仰之争，西方文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守主义能否占据上风。

一、 问题的提出

至少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就出现了观点极化且难以妥协的现象。譬如，一些人坚决支持堕胎，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一些人高倡同性婚姻，另一些人则只接受传统婚姻；一些人极力主张严格控枪，另一些人则为持枪权而战；一些人大力倡导福利国家，另一些人则竭力捍卫自由市场；等等。这些分歧反映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则是不可避免的党派攻伐和政治极化，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这种极化和撕裂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因而，它被称为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尽管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其火药味十足，只要浏览一下各种媒体和舆论平台就可见一斑。

2018年8月24日，乔治城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题目是“美国无休止的文化战争”。他本人参加过1968年芝加哥街头抗议越战的活动，发现五十年前推动人们走上街头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造成美国党派分裂和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深深的分歧植根于难以妥协的文化和信条。一位作者惊呼，在今天的美国，一切都成了文化战争，任何一个议题都成了党同伐异和舆论大战的对象。甚至有人说，“我们（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全面文化战争的时代。”

如果说它是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那么，它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何会发生这场文化战争？该如何理解和看待它？它可能如何影响美国社会乃至西方文明的未来？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旨在对美国社会中的文化之争进行解剖和梳理，探究这场文化大战的社会政治影响，并将其置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解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本文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美国，但西方其他国家面临的社会撕裂和文化挑战大致类似。

二、 文化战争在美国：分歧何在？

仔细观察美国社会不难发现，这场文化战争几乎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的比较突出，或者舆论和媒体关注较多，有的则没有那么明显，或者没有引发讨论。交战双方主要是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党的支持者与保守主义者或者共和党的拥护者，虽然双方的阵营都会因为议题或者时间等因素而发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内部分裂或者倒戈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交战双方的主体是比较稳定的。

对于这场文化战争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妨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展开梳理和分析。就政治领域而言，这场文化战争主要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上。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局限于宪法原意，尤其是在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他们迷恋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甚至不少人主张全部或者部分免费。这一点，只要看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出的施政纲领，就一目了然。虽然他们的政策倾向存在细微的差别，但他们对待政府权力的基本态度大体一样。

但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必须恪守有限政府的原则，政府的权力在任何时代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政府不应该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或者，至少应该审慎介入，并且，不应该介入得太广太深，因为那是民间的事务。尽管今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程度不同地提供了社会保障，但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这几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仅共和党而且民主党都会极力反对。

譬如，1887年，当德克萨斯的几个县因干旱而导致农作物歉收时，一些国会议员动议联邦政府拨款对那里的农场主进行救济，但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这一动议。在其否决声名中，他强烈地批评政府提供赈济的做法，重申有限政府的基本主张，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不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义务应该扩至对遭受苦难之个人的救济，它与公共服务或者公共利益不存在任何适当的关联。我认为，无视联邦权力与义务有限使命的普遍倾向应被坚决抵制，以实现该教训应被时刻牢记的目的——尽管人民供养政府，但政府不应供养人民。我们总是能够依赖民众的友善与爱心为其不幸的同胞提供救济。这一点是反复且最近刚刚证明过的。这种情况下的联邦资助鼓励人们指望政府的家长式关怀，削弱我们刚毅的国民性，抑制我们民众之间那种互助友善的情感与行动——而这有助于加强手足之情的纽带。”

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指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

另外，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政治制度越民主越好，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够民主，或者，美国民主制度运作不理想，因而应当对其进行改造。譬如，他们主张，总统大选采用的选举人团制度是间接选举，不能很好地体现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因而应当修改宪法，废除选举人团，改为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75%的民主党支持者主张通过一人一票直选总统，而共和党支持者则只有32%赞成。民主党的支持者对美国民主的运作更不满意，更倾向于改变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宪法和政体安排，调查数据表明，只有48%的民主党拥趸认为它运作还不错，而共和党的支持者中则有72%的人如此认为；68%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美国政治制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只有31%的人认为需要这样的改变。

文化战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是，双方对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垄断以及剥削等问题，因而应该对其进行干预或者限制。他们主张通过累进税（再分配）、反垄断、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提供社会福利等措施对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从凡勃伦到凯恩斯，再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当代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都为这样的主张提供了理论资源。因《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而迅速走红的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为了解决这种不平等，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征收一种全球性的累进财富税（wealth tax），连同累进所得税，最高可以达到80%。

从民主党国会议员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进步主义者的社会经济主张。譬如，它主张联邦政府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教育、便宜且安全宽敞的房子、干净的水和空气、物美价廉的食物等，确保一个人的工资能够养活家庭，确保充分的陪伴家人和生病时的休假、带薪度假以及退休保障，确保一个没有垄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的商业环境，对美国所有的建筑物进行升级改造以确保其节能环保等。

与此相反，保守主义者认为，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对于一个社会的自由与繁荣是必需的。虽然它们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但是，贫富差距不可能也不应被消灭，经济平等不值得追求，因为它将削弱人们勤奋的动力，而且是不公正的。经验表明，凡是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得不到保护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方，而且，最终必然是走向奴役。在保守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让所有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都大幅提升，这是人类历史上此前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无法匹敌的。因此，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制度，尽管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大的利益。

文化战争在社会领域的反映是，双方在堕胎、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如果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文化战争聚焦的是老问题的话，那么，社会领域的文化战争针对的则是新问题。但是，这些新问题产生的分歧却令双方剑拔弩张，几乎看不到妥协的可能。进步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胎儿在出生之前不是人，妇女拥有堕胎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则主张，胎儿的生命权应该受到保护，堕胎是对生命权的褫夺，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

就民意而言，堕胎的争论双方不相上下、旗鼓相当。盖洛普2018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数都是48%；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占48%，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占43%。在司法上，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对堕胎之争划了一个（暂时性）休止符，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堕胎的自由度取决于妇女处于怀孕的哪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怀孕之后的前三个月），妇女几乎可以自由堕胎，在第二个阶段（怀孕之后的中间三个月），为了保障母亲的健康，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堕胎，在第三个阶段（怀孕之后的最后三个月），为了保护胎儿的生命，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或者保障其健康，否则不允许堕胎。但是，该案判决之后，围绕堕胎的争论并没有降温，更别说结束了。

与堕胎一样，同性婚姻也是一个双方争论处于白热化的问题。进步主义者认为，婚姻不应限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也有结婚的自由，否则就是一种歧视。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婚姻只应限于男女之间，这不仅是历史和传统，而且也是基督教和《圣经》的教导。就民意而言，支持同性婚姻的人数在过去十几年迅速增加，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反对者。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5月的调查表明，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达到了61%，而反对者则只有36%。而在2004年的时候，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还只有31%，反对者则为60%。

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判决，各州必须给同性婚姻进行法律登记，同性婚姻走向了合法化。本案的多数法官主张，结婚的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同性之间与异性之间一样有结婚的权利，虽然传统上婚姻限于男女之间，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因而应当与时俱进，承认同性婚姻。但本案的异议法官反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无权替各州决定是否应当承认同性婚姻，它是各州民众自治的事务；婚姻是一项基本权利，无法推导出它可以扩至同性之间；婚姻只限于异性之间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打破这一传统必然对家庭、社会造成严重的冲击。

除了上述这些领域之外，文化战争还反映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比如持枪权、移民、环保等，无法一一在此详述。这些足以表明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分歧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妥协的可能性等。由于争论的很多问题答案都是非此即彼式的，要想让双方妥协的确很难，比如，对于同性婚姻，要么是赞成，要么是反对，不存在第三种选择。而且，很多争论涉及到深层次的观念、道德和信仰问题，让步的空间非常有限。虽然没有硝烟，它真像一场战争，双方在公共舆论中唇枪舌剑，甚至有时会恶言相向。

反串黑罢了，6亿人是李总理亲口说的，反对这个说法就是反对总理，某种程度上是反政府，这很明显属于有人反串黑故意带节奏。

直接鼓吹反人类了，这年头真是奇葩

“轮子邪门。

续命的。”

呵呵。

附录一些学习资料网站：

https://lparchive.org/The-Legend-of-Heroes-Trails-in-the-Sky/

https://lparchive.org/The-Legend-of-Heroes-Trails-in-the-Sky-SC/

https://lparchive.org/Trails-in-the-Sky-the-3rd/

009年8月，《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将近65%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罪犯。2009年8月25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开幕式在上海市举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致辞中说：“这次会议事关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生死存亡。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黄洁夫表示，死刑罪犯不应是正当的器官来源。[37][7]同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宣布启动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创建工作，以上海市、广州市、武汉市等10个城市为试点，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用五年时间建成国家器官移植体系。[7]2008年，在上海建成了肝捐献注册系统。[38] …………

周永康时期政法系统涉非法买卖人体器官，归罪于周永康，同归罪于“四人帮“效果差不多，转移矛盾。

这些只是辅助学习手段，强烈建议至少在新二/新标中背默完，既达到相当于英语四级/日语n2的情况下，再使用上述资料辅助学习，学完后基本能当做母语交流使用了。

这种宣传方法不对，水平低劣，会有反效果。

反效果是

实则是在帮中共“洗地”。

2049都是些逢人就诉苦，苦大仇深的“祥林嫂”么？

呵呵。

对学习日语，和英语，而且喜欢这个游戏的朋友们可能会有点帮助

https://trailsinthedatabase.com/

记载了轨迹系列的日语和英语所有人物对话脚本。

个人的话，建议把空轨的三部曲看完，熟读，背诵默写出就好。

零碧剧情刻画已经显得淡薄，人物情感活动描写已经逐渐显得不自然，对话更显做作。闪轨系列个人认为，则完全不适用于外语学习。

汉语对话脚本请谷歌自行搜索，很容易找到，匿名网络的特殊关系，就不帖下载地址了。

在2005年7月，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罪犯，发言引起了轰动。黄洁夫同时声明，中国政府严格遵循各国遵守的伦理学原则，并且有依照中国国情及文化背景指导器官移植的理论，摘取死刑罪犯器官的原则是征求死刑罪犯或其家属的同意，并对死刑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黄洁夫说，近年来，中国政府鼓励推动亲体以及活体提供器官[7][27][28]。中国官方开始对国内外对从死刑罪犯身上获得器官[29][30]以及非法交易器官的关注作出回应。

2006年3月16日，卫生部发布《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以对中国器官移植技术加强管理。

2006年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又声称，中国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是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31]。

2006年11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第六届国际临床肝脏移植研讨会上承认，器官移植“绝大多数来自死刑犯”，少数为“车祸死亡者”。[32]在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现状混乱无序的现况下，他表示，中国第一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可望在近期内出台。

然而在2012年3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小组讨论会上，黄洁夫再次提到，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33]。

除了死刑罪犯器官与法轮功学员器官引发的争议外，由于器官移植的需求大，非法交易器官的现象也屡禁不止，大批医疗机构、医生乃至非法器官中介为了牟利，不顾医学伦理涉入其中，在器官移植领域存在大量黑市交易。黄洁夫曾在《柳叶刀》上撰文称，“在2007年以前，有超过600家医疗机构从事器官移植，这种局面非常混乱，因为受经济利益驱使，发生了许多不法行为和不符合标准的器官移植。”[14]器官交易甚至引发恶性犯罪。比如2007年7月3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谋杀案，河北省行唐县39岁乞丐仝革飞被谋杀后，五个器官被凶手王朝阳摘除，卖给某医疗机构。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朝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王朝阳提起上诉。2007年11月14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涉案的5名医生被卫生部吊销医生资格，涉案医疗机构受到处罚。2009年6月，贵州省兴义市警方发现一具流浪汉的尸体，器官被全部摘取，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3名医生涉案。[7]

2006年，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召开，中国器官移植专家、医师、管理人员纷纷与会。黄洁夫在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中国医务工作者将严格遵守医学准则和伦理原则，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工作，恪守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承诺，不参加任何人体器官买卖与相关活动，不参与任何以旅游名义跨国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及相关的活动，……摘取人体器官必须取得捐献者本人的书面同意，并按照法律的规定程序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支持和响应此项声明。”[7]

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等等。[34][7][23]2007年，中华医学会也声明说，不应将死刑罪犯的器官用于移植，除非对象是他的亲人。[35]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从各高级人民法院手中收回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死刑罪犯数量由此大大减少。这使死刑罪犯作为器官来源主要途径的做法难以为继。[7]同年，中国卫生部出台《人体器官移植规范》，明令禁止贩卖器官。[36]

2009年，卫生部宣布建立官方的全国器官捐献数据库。

2009年8月，《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将近65%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罪犯。2009年8月25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开幕式在上海市举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致辞中说：“这次会议事关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生死存亡。没有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黄洁夫表示，死刑罪犯不应是正当的器官来源。[37][7]同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卫生部宣布启动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创建工作，以上海市、广州市、武汉市等10个城市为试点，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用五年时间建成国家器官移植体系。[7]2008年，在上海建成了肝捐献注册系统。[38]

2011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首次将器官贩卖认定为犯罪；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对器官贩卖者进行起诉，并在多个省份打击器官贩卖集团链。[39][40]

2012年3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一位高级官员宣布，在3～5年之内，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死刑犯器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2012年8月，中国政府称将严打医护非法器官移植。[41]

201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出台新规定，称对器官获取组织予以规范，今后器官移植试点医院如获得器官，需要由中国政府器官分配与共用系统来分配。[42][43]

2013年9月1日，《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在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165家医院中强制推行“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缩写COTRS）。[44]

2013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将开始“逐步终止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将使用一套新的器官捐献制度。[45][46]

2014年3月1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黄洁夫任主任。该委员会属官方机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对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开展顶层设计并拟定相关政策。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14]

2014年3月，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缩写OPO）在广州市成立。该联盟由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以及有志器官捐献事业的单位或组织组成，负责组织医学专家开展对器官捐献者的医学评估，同器官捐献者家属签订法律文件，将器官捐献者信息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由该系统按等待移植者的病情等情况自动分配器官，最后将器官运到等待移植者所在的医院。该联盟隶属中国医院协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指导。[14]

经上述机构推动，截至2014年10月底，中国的器官捐献数量达1290例，到2014年底有希望超过此前三年数量的总和。[14]

到2014年，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等地的38个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在2014年初的“两会”期间，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们并不是反对死囚捐献器官，剥夺他们捐献器官的权利。死囚也是公民，也有捐献器官的权利，关键是有法治的建设，今后，死囚器官捐献也将需要本人和家人同意，就和公民捐献一样，同时要按照国家法律，进入全国统一的计算机系统自动公平分配。”[14]

2014年12月3日，由中国医院协会主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单位支持的“2014年中国OPO联盟研讨会”在昆明市召开。原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黄洁夫在会上透露，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刑罪犯器官的使用，器官移植一律使用公民器官捐献。这是中国首次宣布停用死刑罪犯器官的时间表。黄洁夫还表示，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在进行修改，将更名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以实现“公民自愿捐献是器官捐献的唯一途径”。[14]

2014年12月，黄洁夫赴台湾提议建立“两岸器官交流平台”输出中国大陆器官供台湾，引发台湾医界团体反弹，亦被中华民国卫生福利部以“人权争议”表示“不可行”[47]；台湾医界人士质疑，黄洁夫又说“只要死刑犯有意愿捐赠，就属于公民捐献，不再存在死囚捐献”，显示“不用死刑犯器官”只是谎言，而且中国定义的死囚可能还包括政治犯与良心犯（每年死刑犯人数远低于器官量）[48]。

之后，中国政府正式宣布，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至此，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4]

2016年4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同发布《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要求其下属的医疗、公安、交通系统为器官转运提供优先权，并提供相关手续的办理流程。[49]

@懂王 #2

拜托， 智商不行就少说话， 别把2049的平均智商拉得太低

@懂王 #1

你懂这是说什么吗？ 你知道黄洁夫是干什么呢？ 又来出抖露自己的无知，可笑

这种宣传方法不对，水平低劣，会有反效果。

法轮功活摘…活摘法轮功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1117/c17prisoners/

狄雨霏

北京——中国卫生部高级官员去年曾表示，中国将自2015年1月1日起不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听闻这个消息后，世界各地的人权倡导者和医疗专业人士欣慰地表示欢迎。

数十年以来，中国每年有数百——也许数千——件囚犯器官遭到摘取，这样的人体利用似乎以后不会再有。 但是，从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国内外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的说法来看，中国仍在移植囚犯的器官，也包括死刑犯的器官，而此举受到了政策制定者全力支持。

“他们只是把囚犯重新划成公民而已，”出生于中国的德国美因茨大学(University of Mainz)博士李荟格（音）说

世界医学协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秘书长奥特马·克罗伯尔(Otmar Kloiber)博士说，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计生委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去年12月发表的声明是一个“行政花招”。

该协会反对在任何有死刑的国家使用囚犯器官，因为无法知道这种捐赠是否真正出于自愿。

中国为了减少对囚犯器官的长期依赖，建立了全国性的“公民捐赠”系统，而把囚犯重新归类为公民，中国官员就可以把他们纳入这个新的系统。多则政府报道引述黄洁夫和其他官员的话，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描述。

今年1月，执政党共产党的官方报社《人民日报》称，公民自愿捐款已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文中引述黄洁夫的解释说：“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应该鼓励。”

今年3月，黄洁夫对《京华时报》说，“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我国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

克罗伯尔说，世界医学协会知道这些关于中国继续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报道，这种行为违反了该协会的道德准则。中国医学协会也是这个全球性组织的成员。

克罗伯尔说，根据该协会的原则，唯一的例外是捐赠给直系家属。

“中国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应该改用一种道德的做法，”他说。“行政花招并不会让它变得道德。”

去年12月的声明，是在新成立的器官获取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发布的。近几年来成立了好几个这样的组织，旨在帮助中国的器官移植机制从严重依赖死囚器官转变为自愿捐献，很多发达国家采用的就是自愿捐献机制。该组织、黄洁夫，以及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均无法联系置评。

黄洁夫在会上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如今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

在公开声明和现行做法之间的差异被曝光的同时，医生们正开始公开谈论在这个国家混乱的器官捐献制度中展开的重大改革。

总体上，面对公众对腐败和不能平等获取器官的愤怒，中国正试图建立一个更透明的制度，设立一个面向所有人的中央器官储备机构。

据官员和研究人员称，以前，多家医疗中心从囚犯或贫穷的农民工身上摘取器官，供应给在政界人脉广或富有的病人。这些通常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在，政府称正在努力设立一个单一的储备机构。该机构将受到公平的管理，按照医疗需求分配器官。

中国是2010年开始号召公众捐献器官的。2011年，黄洁夫在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上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大约65%的器官移植手术是用已故捐献者的器官进行的，其中90%以上的捐献者是被处决的囚犯。剩下的器官则是由尚在世的捐献者提供的。

李荟格称，中国官员去年说将不再使用死囚器官的意思是，他们将不再系统性地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

李荟格接着表示，黄洁夫“把死囚的器官分成了两类”。“一类是传统做法，‘不管囚犯同不同意，我们都会用。’”他说，从2007年开始，这种做法便是违法的了。那一年，一部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规定，禁止买卖器官和未经书面许可摘除器官，不过该法并未提到囚犯。

“他说‘我们将完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的意思是，停止使用那一类非法器官，”李荟格说。

但克罗伯尔表示，中国试图通过鼓励除囚犯外的更多人自愿捐献器官，来改变相关制度，这依然是值得称赞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医生给出的一些零星证据表明有进步的迹象，但也显示出问题依然存在。

很多中国人不愿捐献器官是因为儒家传统认为，身体是来自父母的礼物，应该完整地将其埋葬或火化。也有很多人不愿捐献是因为有一种普遍的假设，认为由于制度腐败，自己的器官不会被公平地使用。

“我去年移植的肺大部分都来自犯人，”全国知名移植专家、无锡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陈静瑜说。他表示，2014年他和自己的团队进行了104例肺移植手术。

他和很多其他外科医生本来以为，宣布了政策变化后，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器官不足。但他说，1月1日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供应减少并没出现。他预计中国今年会有大约150例肺移植手术，大致和去年持平。

Open Journal of Organ Transplant Surgery (OJOTS) 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latest advancement of Organ Transplant Surgery. The goal of this journal i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cientists and academicia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promote, share, and discuss various new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Organ Transplant Surgery. All manuscripts must be prepared in English, and are subject to a rigorous and fair peer-review process. Accepted papers will immediately appear online followed by printed hard copy. The journal publishes original pap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fields:

Allograft and allotransplantation Autograft Bioethical issues Cadaveric (non-living) donors Domino transplants Isograft Living donors Organ trafficking Split transplants Transplant rejection Xenograft and xenotransplantation

没有挨过社会毒打的人，就容易产生小粉红思想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7/%e5%b0%bd%e6%9f%93-%e6%88%91%e4%bb%ac%e4%ba%ba%e5%a4%9a%ef%bc%8c%e4%b8%80%e8%b5%b7%e7%83%a7%e6%ad%bb%e9%82%a3%e4%b8%aa%e5%85%ac%e7%9f%a5-%e6%b2%89%e9%bb%98/

大概是罗翔发了一个“沉默的六亿人”的动态，然后戳中了小粉红的G点，引来围攻

其实我早就觉得罗翔会遇到围攻。从罗翔的发言来看他显然是受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影响的。而小粉红的价值观似乎是谁说中国有不足谁就是“公知”然后群起而攻之，对底层的同情几乎成了他们辨认“公知”的一大特征。

我很好奇小粉红如此强的“忠诚”于政府的心理是如何产生的。正常人怎么会对一个高高在上的政府如此尽忠（这些粉红看到当官的大概屁都不敢放一个），而对一些自己可能遭受同样命运的“被统治者”的遭遇反而漠然呢？难道他们都是官二代？另一方面，是否现今学校教育也促成了该思维模式？

文章中称小粉红主要是阅历不足的低龄人，随波逐流，追求从众的“胜利”。这个“低龄”具体是什么范围（小学/中学/青年）？小粉红的地域构成是怎样的（主要分布在城市/乡村/皆有）？以及阅历的增长会否最终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我从墙内互联网生态方面做个分析。当今网络上，发表粉红式的言论是绝对安全的，而任何对政府的“反思性”言论都可能被删、严重的发表者甚至入狱，这种生态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潜在的小粉红们什么是“正确”的，而小粉红们也乐于用这个工具去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成就感。毕竟相反的观点最终是不能跟他们在墙内互联网上辩论的，这种观点一定会被删，发布者也会承受相当的心理压力避免发布这种言论从而不自觉的有自卑感，这种情况让粉红们不仅树立了正统的价值，也能尽享暴力的快感，形成了正反馈。

3月15日，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取消死囚器官移植，间接证实了法轮功关于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这段采访的文字版被国内一些网络转发，包括财经网也全文转载（1）。

黄洁夫说，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接受考验的一年，正是在打大老虎的氛围下，所以才有现在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

有记者感到不解，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推翻呢？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

黄洁夫回答说：”太清楚了，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原来的政治局常委…...那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黄洁夫还说，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黄洁夫揭露，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大老虎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洁夫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死囚器官移植不透明，“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器官移植）做了多少也是秘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死囚器官移植“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为什么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

有记者请黄洁夫把话说得更清楚些，黄洁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清楚了”。

的确如此。黄洁夫不敢把事情讲得太清楚。实际上他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暗示，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清楚了。

摘取死囚器官，也就是说，在未经死者（生前）同意或死者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摘取死囚器官，这种做法明显违反国际上关于尊重和保护犯人尊严以及身体不受侵犯的规定，明显违反国际医学界最基本的伦理标准，因此性质很恶劣，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算最恶劣不算最严重。因为利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是中共当局的决定，在中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可以用死囚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当然，这个暂行规定是内部文件，对外保密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按照当局的规定，利用死囚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那么这中间没有多少形成利益链的空间，政法委照章办事，参与其中，按照中共的标准也就无可非议。可见，更严重、更恶劣的事情还不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本身，而是出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幕后。在死囚器官移植的名义下，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黄洁夫告诉我们，器官移植这件事不透明，很肮脏。黄洁夫虽然只提出了两个疑问，但已经点到了要害。

一个疑问是，器官怎么来的不知道。

这就是说，器官很可能并非都是来自死囚，也许有些器官是来自其他的人。

另一个疑问是，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也是秘密。

为什么要保密？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了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又因为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是有统计、有数字的，两个数字一对照，如果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竟然是执行死刑数量的几倍几十倍，那岂不说明有大量的用作移植手术的器官，不是来自死囚，而是来自别的大活人！

2013年11月5日，香港的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2）。文章写道：“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时内两次换肾……国际医学专家对于中国庞大的器官来源不禁疑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为什么‘找寻奇迹’唯独在中国频繁发生？”

文章说：“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3至4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3至5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2000至20000个死刑犯中挑选。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2000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

这篇文章进一步写到，“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这篇文章引用了2010年3月《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其中提到，记者采访广州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这个时间正好和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同步。

http://huping.net/hp/current_affair/chronicle/c2015/c20150324.htm

内容简介

一个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 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教育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塔拉・韦斯特弗《福布斯杂志》访谈

下载链接

Library Genesis和b-ok.cc 图书添加指南

内容简介

《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科普经典名著之一，1970年代末由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后，曾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直接影响了众多的科普工作者。

作品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20世纪以来科学中的一些重大进展。先漫谈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然后用一些有趣的比喻，阐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结构，并讨论了人类在认识微观世界（如基本粒子、基因）和宏观世界（如太阳系、星系等）方面的成就。

下载链接

Library Genesis和b-ok.cc 图书添加指南

访问地址： https://nodebe4.github.io/opinion/

每篇文章搜集被跟踪的评论者每一周的言论，每小时自动更新一次。例如：u/Spinkcat在2020-06-01~2020-06-07的言论

与reddit本身按发言时间倒序排列的方式不同，这个网站是按照主贴的发布时间排序，将同一个主贴下的评论按照 从旧到新 的顺序排列，更符合阅读习惯。而且按照主贴产生目录，有类似2049bbs的回到顶部的快捷按钮。

支持RSS订阅

https://nodebe4.github.io/opinion/feed.xml

支持离线阅读

• 下载仓库， https://github.com/NodeBE4/opinion
• 安装jekyll, 官方安装教程
• 运行jekyll serve或 bundle exec jekyll serve
• 打开 http://127.0.0.1:4000/opinion

期待更多UP主

欢迎大家到NodeBE4或Github推荐其他redditor.

明明挺好聽的，可惜不火

動漫也挺好的，可惜也不火

香港 — 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一进入第3日，被认为极有可能被当局DQ(取消)参选资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多名通过民主派初选自称“抗争派”的参选人，分别报名出选九龙东以及港岛区地区直选。

黄之锋表示，他希望透过参选立法会，提升国际关注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局面下，会否出现大规模DQ民主派参选人，甚至如果民主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北京可能不承认立法会选举结果。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于9月6日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上星期六(7月18日)开始，至下星期五(7月31日)结束。星期一(7月20日)踏入提名期第3日，继续有不同党派的人士报名参选。

参选将立法会选举提升为国际事件

去年11月参选区议会选举，唯一被当局DQ(取消)参选资格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今年参加民主派九龙东立法会初选，获得超过3万票，成为当区得票最高的参选人，他星期一正式报名参选立法会九龙东地区直选。

黄之锋会见传媒表示，希望透过参选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提升为国际事件，呼吁国际关注香港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

黄之锋说：“我黄之锋今次参选，好希望是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去提升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争取国际关注，即使国安法已经通过3星期，我都会继续投入本地抗争，推进国际战线，争取世界是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而在九龙东至为严重的监控灯柱，根本上就是美其名以智慧城市，但是实际上就是为国安法铺路，进行全方位的人面识别监控。在今次的选举无论是大政治、是抵挡国安法的清算，以致在九龙东是全港第一个拥有智能灯柱，是去监控香港人的试点，这个也是我在未来的选举，会重点是去推动有关的议题倡议。”

黄之锋表示，希望让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在这么恶劣的形势下，仍然不屈不朽，面对中共的打压选择不投降。

国安法对付普罗大众示威者

黄之锋表示，他认为参选立法会与会否触犯港版国安法没有关系，如果当局要以国安法拘捕或者起诉他，其实他过去参与国际游说的工作，以致各种国际倡议，有更多空间让当局对他“以言入罪”。

黄之锋表示，香港政府由6月30日深夜港版国安法刊宪生效以来，用以对付普罗大众的示威者比较多，并不是当局所指只是对付“一小撮人”。

黄之锋说：“对我来讲，若我被国安法起诉，当然会引来更大的国际关注，但政权自国安法刊宪至今3个星期，根本就是用国安法去对付一些普罗大众的示威者，连手机壳或者是标语上面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8个字，都仍然会受到国安法起诉，根本上这个就是政权的肆意打压。”

国际围堵下北京会否大规模DQ

黄之锋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有机会取得超过35席的过半数议席，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呼吁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在国际围堵中国的局面下，会否出现大规模DQ民主派参选人，甚至如果民主派取得立法会多数议席，北京可能不承认立法会选举结果。

黄之锋说：“即使民主派是赢得过半数的议席，到底10月政府会否容让立法会当选人宣誓(就职)﹖选主席是会让民主派主导整个立法会﹖相信这个都不只是特区政府能够决定的问题，而是涉及北京面对着全球围堵的局面，它们会有一个怎样的取态，是去应对不论是各国相继宣布取消引渡协议、实施制裁，通过各种法案，其实一年前可能是香港人搅尽脑汁、花尽精力才能够游说到一条法案通过，但去到2020年的夏天，其实国安法就是促成制裁的主因，没有国安法根本在2020年武汉肺炎肆虐的时候，亦都不见得世界各地极有基础或者动机，突然要去关心香港，但无论如何我会继续争取立法会选举是成为国际事件，鼓励世界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

民主派跨党联合报名参选港岛区

在港岛区民主派初选出线自称“抗争派”的南区区议员袁嘉蔚和中西区区议员梁晃维，星期一联同寻求连任的民主党许智峰，以及首次参选的公民党东区区议员郑达鸿，跨党派共同报名参选港岛区立法会直选，并且高喊“港岛一齐赢”的口号。

梁晃维表示，民主派初选看到本土的理念越来越获香港人了解和信任、逐渐走入主流，希望未来能利用立法会选举的平台，加强巿民对香港的认同感。他又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不再是民主派路线之争，而是抗争阵营如何在今次选举得到最大的政治能量，去投入抗争运动。

许智峰表示，民主派破格跨党派联合报名参选，是有感于在乱世和政权打压下，希望香港人看到获得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出线权参选的民主派，能团结对抗政权，争取立法会35+过半数议席，继承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的精神。

民阵指初选没有违反国安法

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参选人，星期一与民间人权阵线召开联合记者会，声援被北京港澳办及驻港机构中联办点名批评违反国安法的初选协调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区诺轩，以及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

民阵副召集人陈皓桓表示，民主派初选合法、合理、合宪，并不违反港版国安法，否则当局应仔细说明如何触犯国安法。他呼吁港澳办、中联办以及香港政府应该尊重香港市民的选择，也要尊重民主派的参选权，不要DQ任何民主派参选人，否则将视为DQ整个民主派。

让国际看见香港人反对声音

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超级区议会胜选人岑敖晖表示，今年1月就职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年初已经表明，民主派争取35+过半议席就是“夺权”，他认为所有民主派参选人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应该让国际社会看见香港人的反对声音。

岑敖晖说：“我认为所有的民主派参选人是不需要'遮遮掩掩'，我们在9月立法会选举的目的是只有一个，在国际的注视底下，让香港人的民意、让反对极权的声音，占据议会战线的大多数，这一个是非常之明确的目标。”

民主派反对因疫情延后立法会选举

香港近日发生武汉肺炎第三波爆发，前所未有地出现8小时内录得过百宗确诊，不过，岑敖晖表示，立法会选举不可能因为疫情而停摆。

岑敖晖说：“的确政权是可能会用疫症为由，去拖延选举、甚至是取消选举，对于这一点我们当然是会大力反对，因为宪政机关的改选，是一个城市、亦都是一个政体非常之重要的任务，不能够因为疫情而停摆，(特首)林郑会不会因为疫情而不上班呢﹖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们必然会反对。”

建制派近日极力要求押后9月6日的立法会大选，声言仍有数十万香港人在中国内地长期居住，担心他们未能返港投票。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表示，星期一(7月20日)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清晰交代如果决定延后选举，最迟何时公布，以及在征用亚博馆作社区隔离设施后，有没有安排其他场地作为立法会选举中央点票站。

陈淑庄强调，多个国家包括新加坡都有在疫情下举行选举，她认为香港政府应及早安排立法会选举的防疫措施，或清晰交代以何准则决定押后选举以及后续安排。

https://www.voachinese.com/a/joshua-wong-pan-dem-activists-submitting-application-for-legco-election-20200720/5510207.html?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lvr.it

在目前看来，所有类似网站都应该搞墙内镜像， 比如借用github。 再好的文章，没人看，作用很小， 实在可惜。

另外， 该网站链接已加入2049推荐阅读区域

或許那個人本身並不適合姐姐，但他恰好停在了最能感動姐姐的時間，他的停下，換來的是在姐姐心中不斷美化，直到完美。。。

國語版

這歌我要是發品蔥，估計被人踩死。。。

貌似因爲涉黃，被共產黨封殺了吧。。。

這個UP主，聲音真好聽，唱歌也很好聼

史上最貴OP【3億日元】

真宮寺櫻 超漂亮的~

过去一月里发生的与审查相关的事件，以及其中的一些网民反制，提醒人们中共要控制的话题和沟通平台达到了怎样的范围。

对英国大使馆的微信审查：6月19日，中国审查员们删除了一则由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在腾讯微信信息平台上的关于香港的贴文。该贴文由英国大使馆的官方微信帐号发表，抵制中国官方媒体发布虚假陈述，包括称英国支持特别行政区香港独立。

微博关闭「热搜」：从6月10日之17日，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暂停广受欢迎的新浪微博热搜榜一周，说是在该平台上的信息已「干扰网上传播秩序」和「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尽管如此，在暂停期间，网民们还是想方设法使娱乐性内容热传，其中包括发布手写的受欢迎主题热搜的目录。

苹果移除拒绝过滤内容的播客应用程序：6月12日，据《卫报》报导，在两款播客应用程序的创建者拒绝屈从于政府的审查指令后，苹果从其中文应用程序商店移除了这两款应用程序。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要求 Pocket Casts 和 Castro 删除其认为是非法的内容。这两款应用程式说在苹果移除他们的软件前两天，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代理通过苹果和他们联络。 Pocket Casts表示：「我们相信播客是一个也应该是一个开放媒介，不应该受政府审查」。 「鉴于此，我们不会顺从他们的要求审查播客内容。」

区块链的存留内容：据6月21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发表的一则泄漏的审查指令，命令网络平台删除指称有一位战略与公众情绪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卷入一党员腐败集团的相关内容，尽管被删除了，但被审查的内容仍然存留在区块链论坛Matters上看得到。

山东就拆毁和高考试卷失窃发令：于6月28日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发表的另一则泄漏的官方指令中，要求网络平台就山东省新出现的两个事件采取特别行动。一事件是关于一争议性的将村民们迁移到集中小区的项目，另一事件是关于大学入学考试（高考）试卷失窃，有学生得到了失窃试卷并利用它作弊进入名牌大学。对前一事件，要求采用指定语汇，譬如「建设美丽可居住乡村」，而新规定的被禁词语包括「合村并居」一类的要「被搬下舞台」。根据该指令，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的对公民举报的管理将会加紧。在高考事件中，媒体就是不发表任何与该事件相关的报导或评论。

对印度新闻网站的封锁：在中印有争议的边界发生的冲突导致的紧张局势中，《印度时报》6月30日报导说，中国封锁了相当数量的印度新闻网站。此举似乎是之前已发生的印度政府决定取缔59款中国应用程式app，包括抖音，取缔原由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https://freedomhouse.org/zh-hans/report/zhongguomeitikuaibao/2020/beijingdeyuwaifayingxiangxianggangguojiaanquanfazaizhongguogengduodianfuzui#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