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公号「木田无花」：自我审视 | 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

作者：木田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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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北京中产阶层家庭，有北京户口，家人在北京有房。敲出这行字时我感到十分愧疚与不安，因为这行字里包含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的东西，而我居然一出生就拥有。

我妈有事业单位编制，不过主要收入来源是搞物流；我爸退休前是机关公务员；家里的钱大多数是我妈挣的。说中产阶层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未成年生活里完全没有为物质问题操过心，另一方面我的童年伙伴里也有那种真正来自富裕家庭的，我从小就知道有些东西不值得像他们那样花那么多钱，而且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为那些东西花那么多钱。有意思的是，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中产阶层」（当时叫「中产阶级」）这个词了，而正在写这段文字的我今年二十岁，依然认为这个词能够形容我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

虽然也经历过大家在公众号爆文里读到过的「北京小升初」、「奥数班」、「周末课外班赶场」，但现在回忆起来，我童年时期所处的教育氛围依然是比较宽松的。父母给我报了那些课外班，但不会特别要求我的学习成绩；甚至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听说「北京小升初与奥数脱钩」这一流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的奥数班退掉。相比于我自己有要求的学习成绩，父母更关注的是我的心理健康，毕竟我那时情商太低，会因为一点点因为「马虎」而导致的成绩波动而强烈地自责甚至自虐。当然，这一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跟北京市内的具体地域也有关，我小学在东城，初中在西城，高中才到海淀区。

可能是部分由于那一代人的历史经历，我父母都比较政治冷感，他们不鼓励我过于关心政治，也不鼓励在家庭日常讨论中经常出现社会议题。他们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做一个「接地气的」快乐的人，最大担忧就是我因为过于关心政治又难以把控局势而陷入麻烦。这样说吧，我妈是一位会多次鼓励自己的女儿多看电视连续剧的母亲，她的理由是，多追剧才能多「接地气」，多懂点人情世故，少为那些社会问题花太多心思。后来不少人很好奇我父母的职业背景，以为是他们培养了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热情，其实那完全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

我十分感激我的父母能给予我无忧的物质条件与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当然也能比较清醒地发现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同性恋，也完全不能理解非宗教出于伦理考虑的素食主义者。我上中学时针对类似这样的问题和父母争论过，有一次搞得十分不愉快，到后来我主动去找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再次强调，大家有心理压力与困惑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千万不要自己扛着）。后来我和家里人在这方面争论得很少了，但如果他们在微信上转发明显的科技谣言，我还是会马上给他们指出来，不管有没有用。

关于宗教信仰，我父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的情况，不信教，但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毕竟真正的无神论者不会在自己孩子高考前在卧佛寺花钱敲钟，孩子考上了北大还专程去「还愿」。不过不管怎样，我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成长在一个世俗的环境里；直到来到印尼，通过访谈了解到虔诚信徒家庭子女所经受的挣扎与压迫，我才真切地感到生长在世俗国家与世俗家庭的可贵。

可以说，在我截至目前的短短二十年人生里，人生的每一大跨步都充满了极端的幸运。小升初，提前通过面试从优质小学升入优质初中；中考，擦着分数线的边被人大附中录取；高考，再次擦着分数线的边考上了北京大学；大二升大三时，在最后关头拿到了公派名额与国外高校方面的录取，成为了整个语系唯一一名大三公派出国的学生。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明明都是自己考上的，为什么还是不公呢？不如我讲一讲自己上高三时的几个细节。高三一年我有用功学习是真的，但我的「用功」和衡水等名校学生的「用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离高考不到一个月，我还有闲工夫读《南方周末》（后来的高考作文用上了那时读到的案例，关于安庆殡葬改革事件）；离高考不到三天，我还有闲工夫看香港电视台关于某敏感事件 25 周年维园晚会的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高三？而我竟然考上了北大。而那些千千百百饱受非人类学习压力折磨的同在一个国家的同龄人，很可能连本科都考不上。

不公不仅关乎户籍与地域；甚至关乎考题与评价标准本身。我高考的数学成绩并不理想，文综分数也比以往的模拟考试低很多；可以说，最后能擦边上北大，几乎完全是高考作文得满分起了作用。而认识我或者读过我其它稿子的朋友应该都清楚，我的文笔并不够优美，至少也没有高于同龄才子才女的水平；如果说作文分数能比同龄人的高一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所谓「社会责任感」。当然，我流露出的社会责任感是真情实感，我甚至没办法不在作文中流露这样的真情实感。然而，如果我能有一点点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精神，都是学校教育与课外阅读的结果；而我之所以能享受到如此优质的教育资源与课外阅读机会而多数人享受不到，说到底依然是社会不公的结果。

从小到大，我没有经历过很多明显的人生挫折或打击；唯一一次可以算上的，是我十七岁正准备上高三那个暑假发生的家庭变故。关于那场变故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需要大家因此可怜我，毕竟相比这一个不幸，我拥有的幸运要太多太多。除非我发现有朋友也遭遇了和我类似的家庭变故，我才会告诉他们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庭从变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经历能够真实地帮到一些人。

如果非要总结我的原生家庭与成长经历，那么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很残酷的因果链：我生来享受了北京户口和很好的家庭条件，然后是优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让我没有受什么非人类的折磨就考上了北大，考上了北大就又享受了北大光环带给我的名声甚至是物质利益 —— 如果我没上北大，就不会因为仅仅给乡下孩子上了堂普通的性教育课而获得一些小名气；如果我没上北大，我每周写给《南方周末》的稿子即使仍承蒙编辑老师赏识，也未必能长期厕身于报纸的重要版面，我也就不可能身为全职学生还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一篇评论 1200-1400 字左右，稿费 800 元，如果每周都发稿，一个月能获得稿费收入 3200 元）。而在可以预知的将来，这一光环还将带给我更多；虽然光环之所以成为光环，大部分都是因为北大前辈的创造，而非我的个人努力。

如果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就属于那「达」的人；如果说「车厢内的人，有责任尽量前行」，我就属于那「车厢内」的人。我不敢想象，一路走来，按照鲁迅的话讲，我已经「吃」了多少人。虽然身为无神论者，我引用基督教的概念时很可能会犯错，但作为一个希望能被大家理解的比喻，我不得不承认，我时常感到自己是负有原罪的人。这里的「原罪」不是来自神的国，它恰恰来自人的国；我背负的是整个社会结构不公的原罪。

我能力有限，也还有很多很多缺点。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每一天都能用力地生活，尽力地完善自己，努力地为这个社会变得好一些而做一点点事情，很大一部分动力都是来源于这种深重的不安与愧疚。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沒有理由不拼命

让我们孩子的不安与愧疚少一些

【试试这些关键词】

猫・理想国・台湾・巴厘岛

涂尔干・蔡英文・穆斯林

LGBT・性别建构・亲密关系

春晚・翻墙・政治波普

不设打赏了，毕竟这篇写的是自己。

大家用打赏的钱多帮助一些值得帮助的人吧；

即使经过了昨天（20161130）的事，

木田君依然认为，

我们的社会需要基本的理性与良知。

如果有想说的话，

欢迎以留言来表达。

我的孩子问我，我们停电后以色列还能摧毁我们的房子吗？
作者为Refaat Alareer，现居加沙地带，是短篇小说集“加沙以笔反击”的编辑。

在周四晚上，我们夫妻和六个孩子挤在公寓卧室里，这是全家最不会被以色列导弹袭击及其引发的残片波及的地方。正当我们在看半岛电视台直播以色列军机把加沙最高的大楼之一贾哈拉（al-Jawharah，“宝石”）大楼夷为平地时，屋子停电了。
莉娜（Linah）只有八岁大，或者用加沙时间算法形容，只有“两场战争”大。她困倦地问道，我们停电后“他们”还能摧毁我们的房子吗？
第二天周三就将是阿玛尔（Amal）的生日了。她马上六岁了，过去两年内她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六个月规划和期待下个生日，再接着用六个月缅怀生日庆典。她比她的姐姐莉娜稍安静些，对周遭世界仍有点幼稚。我希望她能更幼稚些。
当阿玛尔周三醒来时，她没有过问生日蛋糕和蜡烛。她意识到坏事发生了。她嗅到了屋内的恐惧气息。她听见了持续不断的轰炸。
我的妻子努塞巴（Nusayba）却执意要为她庆祝。“这会是象征希望的一天，”她说道。是啊，过去几天有几十个加沙家庭失去了他们的家，还有太多人丧失了生命。我们没工夫关心庆典和蛋糕。“但我们不能屈服于以色列，”努塞巴说。
我从屋里溜出去，确保没戴上防病毒口罩，以防以色列无人机把我误识成在逃目标。我给阿玛尔买了她最爱的点心：约旦杏仁和巧克力饼干。我回去后，我们沉默地唱了一首生日歌，比我们通常的吵闹高歌要安静得多。阿玛尔犹豫地笑了。我注视着她，许诺我会给她买来最大的蛋糕，等“这一切”都过去时。
我周一晚上被袭击吓到没能照常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我得努力避免再犯这种错误。
接连轰炸让我不得不改进这些故事。我原本给孩子们编出了个两只小猫因主人忽视而死去的故事，但我现在会讲小猫们的主人是个名叫阿莫（Amol 希望）的小女孩，她的悉心照顾让他们在病倒后迅速康复如初。
在加沙有个传统，当父母给孩子讲完故事后，我们会唱个顺口溜，“故事完啦，好不好听？（Toota toota, khalasat el hadoota. Hilwa walla maltouta?）”，而孩子们会喊回来，“不好！（Maltouta!）”，意味着还得再来一个故事。
周四晚上，当我问出顺口溜，莉娜和阿玛尔紧张地异口同声，“好听（Hilwa）。”便不发话了。
几乎每个我认识的加沙人都自这周开始就从未休息。正如我的朋友哈桑·阿拉法特（Hassan Arafat）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的：“我们无法入睡。我们只会因疲惫晕厥。”这里没有什么高科技预警系统告知我们下个导弹袭击或让我们寻求庇护，我们不得不学会读取以色列随意混乱的空袭。在加沙为人父母，意味着你必须养成对以色列无人机和F-16战斗机下一步行为的直觉。
在周三晚上，在两小时不间断轰炸和以色列导弹沐浴整个加沙地带——其中有些仅落在距我们楼房几米之外——之后，我们终于获得了几个小时的睡眠。导弹让整个地区震颤了几秒种。紧接着，你会听见尖叫，大喊，更多的尖叫。整个家族都聚在外面街上。孩子们全都突然从床上坐起，浑身颤抖，一言不发。
紧接着，我要经受煎熬的决策过程：我有两个选择，将全家叫起带出门外，不顾导弹、弹片和四落的瓦砾，或是呆在家里，胆小鬼一样面对美国制造的、载着以色列飞行员的战斗机。我们留在了家里。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死在一起，我想。
振聋发聩的空袭摧毁了加沙的设施，切断了水源和去往医院的路，让互联网连接中断。大多以色列击中的目标都没有任何军事意义。以色列知道这点，也知道这会把我们逼到发疯。我好奇那些军官在他们的指令部都在做什么呢，他们会抽签决定摧毁哪个街区吗？他们会投骰子吗？
周三是斋月最后的一天。持续戒斋的神圣月份以开斋节结束，这一天是伊斯兰教中一年里第二快乐的节日。传统上孩子们要穿上新衣，从亲戚那里收取红包和玩具。巴勒斯坦的穆斯林要访问家人并一起吃饭。至少这个开斋节我们做不到。
周四早上，加沙地带已报道有69人死于以色列空袭，包括统治着加沙的哈马斯组织的几个指挥官，和17个孩子。至少七位以色列人，包括一位孩子，死于哈马斯组织发射的几百发火箭弹。*
在2014年上一场战争中，以色列杀死了我的兄弟哈马达（Hamada），并炸毁了住了40个家庭成员的整个家，包括我的公寓。我妻子的祖父、哥哥、姐姐和姐姐的三个孩子都被杀了。我们还没能从阴影中走出来。我们还没重建起那时以色列摧毁的房子。
努塞巴和我都是最普通的巴勒斯坦夫妻：我们之间已经死去了超过30个亲戚。
这些日子，当我在黑暗中躺下，我害怕最坏的——我也害怕最好的。如果我们有幸存活了下来，我孩子们的心理会在接下来几年被变成什么样，只能一直活在对下个袭击的恐惧中？
周四时，莉娜再次问了那个我和妻子上次没能回答的问题：我们停电后他们还能摧毁我们的房子吗？我想要说：“是的，小莉娜，即使在黑暗中，以色列依然可以摧毁富丽堂皇的贾哈拉大楼，和任何一座我们的大楼。我们的每个屋子都充满着渴望被述说的传说和故事。我们的家激怒了以色列战争机器，嘲讽着它，萦绕着它，即使是在黑暗中。而且，靠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和国际社会的漠不关心，以色列很可能会继续摧毁我们的房子，直到再也什么都不剩。”
但是我不能告诉莉娜这任何一句话。所以我撒谎了，“不，甜心。他们在黑暗中看不见我们。”

*译者注：这是5月13日的死伤数据，截止今天翻了至少三倍。
本文写于塔尔·哈瓦社区（Tal al-Hawa，“风坡”），加沙地带。原载于纽约时报2021年5月13日。翻译选择匿名。请勿转载到其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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