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卫队 #145060 黑市的存在顶多是表面上的制度和暗地里的制度共存,不至于让政府倒台。你的回答更多地倾向于讨论政治认同感,而不是证明或否认“有经济效率就能存活,没经济效率就会崩溃”的命题,比如废除货币、生产资料公有制、缺乏激励、权力寻租之类的内容。事实上从古到今大部分国家也存在着这些低效率的事情,但只有苏联这么快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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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苏联灭亡是内生的,如何解释苏联的速败?
苏联那一套制度也没人玩了,包括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加盟国和东欧诸国。 注意:内生说不会认为苏联是与外部对抗而失败的,标准的回答是“它的制度本身就决定了自身的崩溃”,比如资本主义者常说“苏联灭亡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者常说“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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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苏联灭亡是内生的,如何解释苏联的速败?
@yingzhen251 #144718 比苏联更垃圾的制度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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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位无法接受@但使龙城飞将在,最好不要对民主中国抱有幻想
希腊和罗马不是比埃及和波斯“民主”?民主国家对外扩张就一定不如君主专制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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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吗?
大而无当。地理决定论、基因决定论也好只能事后诸葛亮,让它预测明天发生什么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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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疫苗有效性报告出炉,国产疫苗披荆斩棘大获全胜
现在已经对内宣传“疫苗不免疫,只防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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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否给袁隆平降半旗,谈我对降半旗这件事情的看法
那你是否反对官方竖立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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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也有可能这些大规模杀人的人成功建立政权,可以任意瓜分产权,从而要求剩下的人按照他们规定的产权方案以自愿的、互不侵犯的原则交易。如果我当上皇帝,我也会劝起义军回家务农;如果我是黑社会老大,我也会劝街上的小贩交保护费给我,而不是个个争当我的打手;如果我是伊斯兰教的君主,我也会阻止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避免收不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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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反义词是什么?
不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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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形式上的国家武装力量解散了,但是旧军警不会就地消失。如果旧政府真的有效率,他们可以拥护旧政府领导人成立新的私人安保公司。那么除了名义上从国家军队变成私人军队,没有任何区别。而其他平民看到这种情况,也会自觉不和他们竞争。所以在旧政府有效率的情况下,是否公开宣布杀人合法化是无差异的。 如果经济学家还抱怨政府无效率,那么只有战争才能证明自己的保护能力更胜一筹。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无能到这种程度,它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除非,本来旧政府就是无效率的,要么旧军警发动军事政变(如缅甸),要么社会上自行成立黑社会(如意大利西西里)军阀(如墨西哥),这种情况下不用经济学摇旗呐喊,人们都已经自觉地做了。如果社会上出现杀人的需求,而政府不让杀手在市场上公开竞争,限制杀手供给,会导致供不应求;而且杀人是刚需,减少供给不会减少多少均衡数量反而大幅提高均衡价格;剩余无法公开交易的人小到出现脱离政府管制的黑市,大到直接推翻政府,这时政府除了降低需求(也就是消灭这些有杀人意图的人)以外别无选择。
所以经济学是默认现状的,政府有没有效率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效率的早就完蛋了。除非引入新的视角,如政府比私人安保公司更具有合法性,贴个标签在人们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人们宁可选择低效率的意大利政府而不是高效率的西西里黑手党,那可以说政府效率是有“名义加成”的。研究政府合法性有什么用就是更远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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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我承认,我认为自愿原则就是经济学的宗教神话,无论是回顾历史(从未发生,不可能发生)还是逻辑分析(自愿不能组成最有效率的产权保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要贯彻自愿原则,所有人在开展经济活动之前还得讨论几百年前这块土地依照先占原则属于谁。打破这个神话并没有特别肯定或否定自由主义,因为经济学总是默认现状的,为现存的一切行为辩护的;现有的实证分析工具依然可行,而不必强加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原则。而政府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能超凡脱俗的;依照需求价格弹性决定要不要打击犯罪,说白了不就是欺软怕硬吗^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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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私人安保公司的人都是从哪来的?你不能认为政府解散之后原来的武装力量就不存在了,他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分流到私人安保公司。所以不能把政府统治能力底下导致社会混乱不堪,与武装力量原地消失等同起来。
如果一个旧政府的军警不能在新军阀门下立足,恰恰就说明了旧政府的雇佣是无效率的;如果旧政府是有效率的,这些旧政府的军警立即就会拥护原来的政府领导人当新军阀,而社会不会有一丝一毫不同;如果旧政府军警空有一身武力却放任原来的平民当小偷劫匪,才是违反理性的。就比如说北洋军阀吧,其实北洋政府也没有说“今天政府解散,咱们自己打吧”,也没有经济学家宣传“杀人合法化”,而是大家都觉得中央政府的权威不够了,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所以谁都不服谁。政府法律向自然法则屈服,就是这么回事呀。
那你也承认了,是“大家都不想被杀”而不是自愿原则才是在逻辑上更底层的。我一直都在批评自愿原则被摆到了不该有的位置,结论上的有效率不应要求自愿作为产权保护者存在之前的逻辑起点,自愿原则只是在产权保护者存在之后的才出现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不能把政府作为经济外生变量,而政府一旦成为经济学考虑的范畴,就不需要自愿原则;因为最有效率的政府就是说一不二的政府,说征税就征税,说发行货币就发行货币,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满足全社会的供求均衡的,不需要再在讨价还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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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我从未听说过经济学要服从伦理学,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发表观点时“应当”遵守现行法律。当然你可以说从实然层面上,经济学家因为怕死不敢说,这只是他的理性选择;但这无论如何也推不到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威胁,就在应然层面上否认逻辑上的漏洞。我能说,当然是因为我在这里上匿名了;而且世界上存在那么多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他们都敢在各种领域上大放厥词,说明这个世界还是很安全的。比如说,认为美国奴隶制效率更高的且黑人生活水平更高的研究,这个也公开发表了,这可比那些累死累活的生物学家研究基因后认为黑人智商低结果被解雇的待遇好多了。
说杀人合法化之后我会被杀,我当然不排除这种情况,不过经济学研究总是自认为站在全社会的福利上的,说白了不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吗?就像九十年代国企下岗多少人也活不下去自杀了,或者只能靠卖淫活下去了,难道会有经济学家反对国企下岗吗?有人在这件事上因为严重违反了伦理道德被追究过吗?
那么,经济学要求产权保护当然是逻辑上很重要的一环。然而要求产权保护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在现实历史中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位产权保护者是不通过战争而是被自愿选择上台的,没有哪种产权在根源上不是通过战争获得的;在理论的逻辑上也是不必要的,不能认为被自愿选择的保护者就比战争选择的保护者更有效率,也不能认为先占先得比战争更有效率。如果还不明白就想想中国历朝历代,王朝末期军阀混战是怎么回事吧,先用战争决出最有效率的保护者(在杀人上有比较优势),再划分土地给农民和士兵(在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然后才谈得上保护产权。在这种意义上,谈拥护前朝更有效率有意义吗?自己江山都守不住了凭什么保护别人呢?即使是霍布斯那种契约主权者也不过如此罢了。
所以,否认自愿原则与服从现政府是不矛盾的呀,因为经济学总是有默认现状的倾向(^_^)如果不觉得是套套逻辑,现政府就是最有效率的政府,不然早就被推翻了,这不就是小粉红爱说的“不服井冈山”吗?这么说来,是自愿而非杀人合法化符合政府规定的现行法律,但却是杀人合法化而非自愿符合政府上台的自然法则,所以立法不是为未来树立典范,而是确认当前的权力关系,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也是从真实的供给和需求上分析的呀。从商鞅到马基雅维利,再到霍布斯,都是用另类的、违反时人伦理道德的方式为君主背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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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你怎么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出经济学家的范围呢?他们就是最激进的经济学家呀。不信你问问奥地利学派的人,他们才坚信自己是最好的经济学家,其他同意保留政府的都是骗子。
依靠相同的逻辑,当然可以得到反对垄断合法杀人的结果。我当然可以承认自愿原则对经济是有利的,只是我问的是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反对把自愿原则强加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说,倒推到理论的底层,会发现自愿原则根本就不是前提,也根本达不到“根本大法”“自然法”的地位,因为这个保障市场自愿的政府或私营安保公司,根本不是,或不必由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杀人市场上最有效率的人建立的,例如罗马和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个最有效率的杀手,要求市场遵守自愿原则,也不是出于道德良心,而是他的利益,例如他选择工匠也不是考验工匠的武力,而是迫使工匠之间和平竞争,选出最有生产效率的工匠“自愿”为他服务。对应到当今政府行为分析,也应该认识到政府选择最佳征税率是同样的道理:征税少了收入就少了;征税多了减少市场成交量,收入也少了。这个道理放到杀手身上怎么就不明白呢?
所以自愿原则好不好,当然也可以让市场解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如“左派”“民主小清新”之类,或者不那么激进的经济学家,用政治投票选择政府;最激进的经济学家支持无政府主义,用货币投票选择私人安保公司和私人法庭。可是自愿原则没有经过市场选择就这么强加到私人安保公司上了,这时候怎么就不考虑效率问题了呢?不是用战争筛选的,而是用货币投票出来的,真的是最有效率的私人安保公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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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有啊,征税和收入再分配就是合法抢劫。同样地,经济学家也反对征税和收入再分配,这些都不奇怪,按照经济学理论都是扭曲市场、阻碍经济发展的。即使是安保,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用政府提供安保、打击抢劫和吃饭不给钱,而是成立私人安保公司,用市场解决问题。
人人有权自卫无权强求保护
回到政治哲学上,如果要引用罗斯巴德一句话来概括他最具突破性的思想,那就是:“Rights may be universal, but their enforcement must be local.”【编者注:意为“权利也许是普适的,但权利的执行必须是本地化的”】由私有产权所衍生的,是每个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自卫之权,但他无权强迫别人保护他。正是这个洞见,让罗斯巴德发展出自由意志主义的反战主张: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首要行事原则是“do no harm”【编者注:意为“不伤害”】,即使看见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权利被暴政侵犯,自然法都没有赋予我们冲过去救他的责任。当然我们仍可自愿选择拔刀相助,但只要过程中炸死一个无辜平民,即属谋杀罪行。
同样的原则,也令罗斯巴德得出更出人意表的结论:政府以武力垄断了一片土地上的执法和司法工作,并通过强行征税来维持运作──“the state is a gang of thieves writ large”!【编者注:国家是个显而易见的盗匪集团。】(再者,民主与否没有分别,因为一亿人无权侵犯一个人的权利。)罗斯巴德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是禁止任何武力侵略──不论来自「公营罪犯」抑或「私营罪犯」──的社会制度。“True anarchism will be capitalism, and true capitalism will be anarchism.”【编者注:意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而真正的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思索,终于有人想通了这个道理。
不错,人类是群体动物,但古往今来最大的谬误推论(non sequitur),就是从「社会」的必要性,跳到「政府」的必要性;事实上,政府的垄断行为恰恰窒碍着社会上的和平合作与自愿交易。罗斯巴德认为,跟其他行业一样,警察和法庭服务由利伯维尔场提供将会更高质素,而且必定更符合人权:每个人都可行使其自卫之权,从而自愿聘请私营保安公司保护其性命财产,不同保安公司又会协议以私营法庭审理他们之间的纠纷。(注3)作为这套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anarcho-capitalism)的奠基人,罗斯巴德被视为现代自由意志主义之父,亦有“enemy of the state”【编者注:意为“国家的敌人”】的称号。
那么更进一步,都承认私人安保公司了,为什么还要自愿原则的前提?而杀人相当于放开生命权交易,从前由政府大锅饭统一保障,现在按照各自的供给和需求意愿和能力来,能活下来的人就是最有效率的人。这些活下来的人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不会随意杀人,因为虽然他们在杀人市场上有比较优势,但是在其他市场,如提供生活必需品上,那些擅长生产而不是擅长杀人的人反而有比较优势,选择与其合作而不是抢劫是更有效率的。
认为杀人合法化会导致杀到社会崩溃,恐怕才是滑坡谬误。因为相同生态位才有竞争一说,杀手与杀手竞争,商人与商人竞争,工匠与工匠竞争。杀手固然擅长杀人,但也不会毫无道理地杀工匠,因为他还得依赖工匠为他服务。 就像蒙古军,蒙古军可以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杀手和抢劫犯,因为他们在统治权的竞争中杀光了其他君主。但这些古代恐怖分子虽然处处屠城却会保留工匠,未曾导致社会完全崩溃。所以你以为成吉思汗的地位是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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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您可以了解一下,部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一切政府,改以私人安保公司保障人身安全,以私人法律体系和私人法庭解决纠纷——也就是用市场机制选择最受欢迎的社会制度。那么,杀人合法化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有杀人倾向,因为自然选择会淘汰那些杀到全灭的社会制度,而保留能维持合法杀人进行下去的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以“自愿”为原则选择杀人,同时以自愿为原则从事其他事业,如吸毒、卖淫等。
那么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自愿原则。因为按照一些人的观点,政府是得陇望蜀的:只要给政府授权管制毒品和卖淫,政府就会不断寻求机会扩大管制范围,从而令整个社会都不再存在自愿交易;也就是批评政府管制“请神容易送神难”。那么,自愿原则有什么特殊的,要先达成共识才能保证放开自由市场?反来说,用中国人民智低下来反对民主制,按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自愿原则未普及来反对自由市场。要知道无政府主义者面对的是99%的不支持自愿原则的人呀,他们要是支持自愿原则就不会不支持无政府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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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那经济学家为什么要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呢?要知道支持大麻合法化和卖淫合法化的理论都是站在提高全社会的福利的角度,而不是犯罪集团和吸毒者、嫖客的角度上的。没有哪位经济学家会承认自己是为了嫖客的利益支持卖淫合法化的,但你却认为他们会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杀人合法化,这造成了理论的割裂。就像我举的高官杀人的例子,按照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理论,打击杀手反而迫使高官贪更多的钱,给全社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高官杀人是刚需,作为韭菜也没能力阻止他杀人;本来杀个人就完了,现在还得牵连更多的韭菜,所以作为韭菜是不是应该支持杀人合法化啊?
而且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废除一切对市场的管制,唯独不愿放弃“自愿原则”;你可以认为这些人除了自愿原则,认为没有必要强制其他人权或道德、法律等社会制度,应该交给市场解决。我一开始问的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要在自愿原则上管制人的供给和需求,而不是让市场解决?而杀人合法化就是否定自愿原则最典型的例子——既然为了其他人权或道德管制大麻和卖淫市场会好心办坏事,那为了自愿原则管制杀人市场怎么就不是好心办坏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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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就是让大麻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同理,杀人合法化就是让杀人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军队杀人就是典型的对杀手的供给管制,只有付出高价才能支配军队;同样地,也只有少数付得起高价的人才有权利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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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从来没有哪种经济学理论把人权放到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经济学理论仅仅把道德和法律视为制度变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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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杀人和吸毒、卖淫一样有强大的外部性。
套用经济学支持吸毒合法化的理论,吸毒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打击贩毒大幅提高了毒品价格,而仅小幅降低毒品数量,反而让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增加了吸毒相关的犯罪,而且让毒贩子赚取了高额利润。
同理,杀人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打击杀手反而大幅提高了杀人价格,而仅小幅降低被杀者数量,反而让有杀人需求的人为了获取杀人资金增加了杀人相关的犯罪,而且让杀手赚取了高额利润。举个例子,一个高官想杀掉他的竞争对手(可以认为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本来他已经有足够的钱;结果打击杀手让杀人价格太高了,逼得他又得贪污更多钱,引发更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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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那你也承认了奴隶贩子不希望奴隶死亡;当奴隶上船之后,奴隶主绝不会从奴隶死亡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在一般的供需分析中,杀人能给消费者提供正的效用,消费者有动力但不愿或不能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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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激进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支持杀人合法化?
奴隶贸易不存在杀人的需求问题,没有奴隶主愿意支付一定价格要杀手帮他杀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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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更喜欢封建制度还是无政府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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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特朗普当选是民粹主义的胜利吗?
共和党的世界就是土豪的世界,民主党的世界就是游士的世界。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对立的,是政治建制派、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企业家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 编者按:本文来源刘仲敬的个人公众号“冬川豆”,美国大选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战胜了希拉里代表的精英主义。而刘仲敬老师从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共和党的诸种理念分析,澄清了民粹与精英的关键误解: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对立的,是政治建制派、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企业家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本文已获授权。
特朗普及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胜利,是德性的胜利。这是州郡乡民对城市居民的胜利,是生命经验对书本知识的胜利,是守土扎根的秩序源头对于城市流浪的寄生生物的胜利,是多中心性组织对统一大政府的胜利。但是,美国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们,笼罩在一种厌学情绪中,因为他们发现,这次大选中美国的多数派,正在跟他们书本上的道理和理想作对。如果这些进步主义的道理和理想如此正确,那么,为什么反对者会获胜?在他们眼中,特朗普的胜利,几乎等同于野蛮战胜文明,无知统治有知,权威型人格压倒民主型人格。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做出解释,那么特朗普的胜利就是一次侥幸成功的政治投机事件,或者像之前一直有人抱怨的那样,是民粹主义的胜利。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之所以被贴上“民粹主义”(populism)标签,是因为他们与所谓的“精英主义”对立。但这个标签就很让人糊涂,因为“民粹主义”掀起的大多是追求经济平等的左派运动。民主党的桑德斯更像民粹主义。而特朗普和共和党并无左派平等主义倾向。当然,如果我们将特朗川普归为右翼民粹主义,也勉强说得过去。populism的更中性的汉语表述是:平民主义。平民确实与精英相对。然而,如果说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与精英主义对立,那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特朗普作为大商人、他的支持者作为共和党选民,大多持着更为精英主义的理念。相反,民主党才是一般被认为更为平民主义的政党。所以,关键性的澄清是,与特朗普在理念上对立的,是政治建制派、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精英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企业家和共和党人的精英主义。
共和党理念的核心在于共同体的扎根性 我们从投票的统计地图就可以看出,特朗普广泛受到州郡乡民的支持。这与民主党只在大城市胜出形成鲜明对比。即便在民主党获胜的沿海各州,它们的郡县也是大多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鸟瞰整幅选举地图,一片红海中出现星星点点的蓝色孤岛,这就是红色之共和党和蓝色之民主党所代表的政治生态分布图。使用代表经济水平的阶层光谱来分析这一差异,必然是不充分的。一般的统计图表常常选择选民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族裔以及经济状况作为变量,来统计选民投票倾向上的规律,得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这些参数或许对于竞选活动中实施针对性宣传有作用,但对于理解所谓政党“基本盘”的核心理念,毫无参考价值。 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是共和党的基本理念,正好对立于当今民主党的平等主义和大政府。其它诸如持枪和禁枪、(对中产阶级和企业)减税和(对大型资产)增税、反堕胎和堕胎权通常也是区分两党理念的重要战场。思想主张上的这些对子,并非孤立的一个个“非此即彼”,不是“抓阄”式的你挑一个我挑剩下的另一个,而是彼此联系的。在对子上的选择,是由分立两派各自的理念生态场所决定。所谓理念生态场,并不是指逻辑自恰的思想体系,而是指这些理念的聚集体仿佛是活的生态系统一样,可以不停地调整不同理念的主从位置,分配他们的活跃能量,从而实现其整体需要。这个生态场中的某些理念可能是对立的,但就是由于它们的位置和重要性在系统中并不相同,所以反而变成互相辅助和协调的了。比如,在有关个人权利一项,共和党支持自由市场,自然是青睐个人权利的,但是,在堕胎和反堕胎上,共和党的理念似乎是在个人权利上的一大倒退。这就需要我们更为深入的思考,以廓清其中的迷雾。
理念都是服务于人的。各种理念,不仅它们的产生依赖于人及其生活,而且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人及其生活。理念生态场上的灵活性,正来源于这层关联。理念生态场之所以可以灵活变通,就是因为人的生活或生命就是运动的,理念生态场之所以大体稳定,就在于人的生活或生命是稳定的。但我们现在不是要追究理念是否变通还是稳定的问题,而就是要在理念和人的这层关联中,看到思想的真正核心。换句话说,思想的真正核心在于人的生活。共和党思想的真正核心,在于共和党人真正的生活是什么。 共和党人其实在用他们的理念维护他们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切身性的、触手可及的共同体。“切身性的”、“触手可及的”都是旨在描述,这种共同体是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直接接触的、主动投入的,同时又是无可避免的、必须承受其影响的。这是一种贴身依赖的共同体,里面生活的个体不会凭空进来,也不会凭空消失,因而具备“长久反复博弈”的自演化条件。在这样的共同体内,投入和回报是可预期的,互帮互助必然带来长线型巨大收益,因而可以形成习惯。人们不用时刻担心受骗,也不敢欺骗别人。因为欺骗或者类似有损他人的行为所带来的长期损失,是他的一时得利所无法弥补的。德性几乎是一个人生存下来的全部财富。人们视勇气和荣誉为生命,最终也因为勇气和荣誉而得到最大的成功。 这样的共同体是秩序的源头。尽管对于已经演化到民族国家的人类社会而言,切身性人类组织已经不是人们生活唯一依赖的组织,但毋庸置疑的,共同体的切身性样式仍然是最为基础的生活样式:家庭、学校、教会和小城镇,等等。我们看到,共和党理念的支持者,正是大批支持家庭价值和教会理念的小城镇居民。有的学者将切身性人类组织和非切身性人类组织区分开来,分别命名为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教会是小共同体,国家是大共同体;有的学者则称这样的切身性人类组织为具有演化能力的自组织。 如果我们能理解共和党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切身性的小共同体,就能明白,为什么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是他们的两大基本主张了。由市场主导的生产交易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商业行为的切身性,从而也就有利于在此基础上的共同体德性的涵养,而垄断组织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建设必然打破小共同体自生自长的习惯,成为野心家的冒险地和异乡人的傀儡。这种坚定的小共同体视野,也使得共和党人将自我防御的边界缩小到自我亲熟的范围,他们不仅要防御大共同体的可能侵犯,也要防御陌生人(包括犯罪分子)的侵犯。因而,持枪权,也即自我武装权,成为共和党人的急迫要求。这也可以反过来叙述:凡是意识到自我防御的重要性的人,意识到持枪权的重要性的人,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共和党人。 民主党的智识主义倾向和平等主义理念 民主党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或者说,知识分子越来越大面积地倒向民主党。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Econ Journal Watch),高校教师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已经达到11.5:1,其中,经济学教授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例为4.5:1,历史学33.5:1,新闻传播学20:1,心理学17.4:1,法学8.6:1,所有这些系科中,女性教授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比例为24.8:1,男性为9:1。当然,这项调查的误差在于,它只能揭示愿意透露自己大选中投票倾向的教授们的比例(在调查的7243名教授中,3623名登记为民主党,314名登记为共和党)。无论如何,这个比例让人吃惊,据说在25年前(199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高校教师中的比例还大致是2:1。 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倾向可以概括为: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希拉里的败选演说这样安慰她的支持者:“永不放弃去相信,为正确的事情而奋斗是值得的。”(Never Stop Believing That Fighting For What’s Right Is Worth It.)这句话说中了民主党人的心坎,也表明了他们精神的内核。说这种思想倾向为智识主义,也可以从知识分子或民主党人动辄说反对者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上看出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是一个高度理性主义的信条。“正确”是可以被定义的,这正是发生在大学课堂里的事。尽管美国大学课堂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一直是压倒性的主流,然而,恰恰是因为那些被讨论的教条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学教授和学生批判和怀疑过的,以至于它们的正确性被放心地接受下来。比如说,每一代的学生都在例如“哲学105”的课堂上跟着老师质疑过“正义”的各种表现和证成过程,以至于最终他们的收获是,如果我还保留一个关于正义的见解的话,这个见解就是千锤百炼过的了。 智识主义伴随着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行动潮流。进步主义是美国知识分子足以自傲的地方,因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意味着:知识分子不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还会把正确的事情付诸实施。进步主义是“用知识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行动纲领,是在现代性概念激励下的自我革新。在历史上,也就是1890到1920年代,进步主义是由清教徒推动的,而当代的进步主义,则非常明显地是由学院知识分子推动的,他们在例如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等诸多题目上发挥着巨大影响。通过诸如“全球正义”的研究项目、“青年领导人”模拟论坛,“消灭贫困”的全球计划,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不断吸引着学院、媒体和政治家的注意焦点和行动方向,培育他们的继承人。而学者也在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通过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主义视角、后现代视角等等,重新解读和解构既往的一切文化著作,恰如联共(布)的小苏联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一样。通过这种知识上的叠加效应,想要单纯地指出这类进步主义著作中的一个错误,来遏止他们的倾向,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知识总是一环套一环,而只要知识生产者在自己良心的自白中验证得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也即良心正确——那么,这种知识生产里的小错误就会被自动忽略,毕竟,哪种知识生产没有错误呢? 正是在良心正确和世界进步的信念下,平等主义在19世纪的勃兴和20世纪的灾难之后,再度卷土重来,成为一种国境线内的社会改良运动的主要理念支柱。现在的平等主义者相信自己跟革命的平等主义者不同,因为他们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内活动的,他们信奉这个体制,也依赖这个体制,他们是自由的平等主义者(liberal egalitarianism),或者说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大多数表现上,他们跟革命成功后的平等主义者,其实没什么不同。民权运动把权利概念转变成了福利概念,平权法案把反歧视转变成了逆向歧视,而他们的全球正义计划的指导方针确实不是输出革命,而是像他们国内拯救穷人和懒人的计划一样,通过强迫慈善式的再分配,让受援助者更依赖他们,也更仇恨他们。民主党从知识分子纲领中看到了穷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票仓,迅速把自己转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政党。而正是这种转变,“自由”这个词发生了严重的意义污染,于是共和党人唯有以“保守”来重申古典自由的严格含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由知识分子是无法被批评的,他们既崇高又正确。但我们说他们“无法被批评”也是错误的,因为自由知识分子最崇尚批评精神。自由知识分子这样定义他们的任务:知识分子就在于永无休止的批判。如果说,任何批判的任务都有赖于智识,或者说,任何投入批判的人,都会变成知识分子,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从知识所铸就的坚固堡垒中走出?幸好,还有共和党人,或者说,幸好,还有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共和党的乡民不为理念的完美所动,他们坚信教区和城镇的共同体生活才是生活的根本。共和党的世界就是土豪的世界,民主党的世界就是游士的世界。 如果说,共和党的根基在于共同体的扎根性,那么民主党的缺陷就在于无根性。知识分子天生流浪(或,天生反叛),是无家可归者,其原因就在于知识或精神的本性。知识就是使人向上,而浑不知自己就是粘着腊做的翅膀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知识分子以为通过批判的武器,能够避免独断者或独裁者们的武断错误,然而,在知识的领地,这并非个人私智所能侥幸成功。知识分子的反叛,准确而言,就是他脚踩着大地,却希望克服地心引力,永远地飘在空中。这是“没有脚的鸟”,如此美丽而可怜,却又可以瞬间变成利维坦,强行中断大地的四季轮回。 无根性是知识分子的本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无共同体的,或者在共同体联系上相当贫乏的。知识分子的团体信奉“只要讨论和对话,不拉帮结派和抱团取暖”。这体现的也是一种境界,是人类精神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能享受的灵魂自由。正因为他们青睐这样的灵魂自由,使得他们视亲熟的和切身性的共同体为这种自由的绊脚石。知识分子害怕牵绊。知识分子害怕家庭、教会这样的紧密组织,他们相信个人自由,他们要克服所有紧密组织中天生的权力差等结构。而他们本身是没有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个个性独立的个体,他们所相信的力量就是知识,而知识要成为真正的力量,必须转变为权力,对于知识分子最有利的权力,最好是以相信个体自由为前提的国家权力。而这,就是自由的平等主义的信念,他们相信个体自由,同时只能依赖国家权力来实现它。所有的女性主义、所有的福利主义、所有的平等主义,最终都归结为国家主义——此时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权力是被他们所驯服了的。这正是民主党越来越偏向大政府的内在逻辑。 共和党理念中的谦逊 我们似乎很难说,两党理念到底谁好谁坏。要对好坏说出个道理来,那自然还是自由知识分子在行。自由知识分子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所以我去做。而共和党的保守分子只会说:因为我不确定,所以我遵从经验、习惯和传统。满足于经验、习惯和传统,正是共和党人的政治智慧,是共和党维护真正的自由理念的根本方式。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才是新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专制的形式,都来源于切断共同体亲熟关联之后的理性发明。如果这样的理性发明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应该恭喜地球上所有的专制国家的人民,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你们的国家真是比美国聪明和理性多了。 诚然,那些相信经验、习惯和传统的人,会表现出另外一种傲慢。他们会显得缺乏怀疑精神、不愿轻易改变、捍卫本土价值和带点封闭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武器,可以轻易地针对这种傲慢,并指出他们的错误。然而,在此我们必须看清的是,这种傲慢如果不是基于德性的自我确认而来的“天生骄傲”的话,那就是被外界极度地激发和对比出来的。最初的经验主义者、习惯法的信奉者,都是从自我怀疑中逐渐形成的。而最为根本的一点是,自由的保守派在上帝的信仰中早已发现了他们作为有死者和有限者的角色,这里埋藏着最根本的人性谦卑。对上帝这个无限者的认知可以通往两条政治道路:在一条道路上,信徒借由认识上帝的无限,而自以为超越了自己的有限,从而陷入人性的张狂中;在另一条道路上,上帝的无限永远作为一个他者视野,使得自身的有限被照亮和省思,从而避免私智的僭越。 在无可避免的进步主义狂潮中,知识分子为了将权力批判进行到最彻底的地方、将个体自由扩张到最极端的地步,他们唯有诉诸国家权力。而这正是自由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最危险陷阱。男人-女人、长辈-晚辈、富人-穷人,当自由知识分子试图在这些对子中以完全的平等来实现其彻底自由时,必然会产生另外的更糟糕的东西。因为诉求平等的颠覆,原本就不符合自然状况,这些对子之所以成为对子,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平等的,而是对等的,它们处在相互对待的关系中。我们应该警惕压迫和权力滥用,但是,打破这些亲熟关系中的原生状态链条,则必然要释放一个恶魔才能够。“惧狐狸之横而欲投身狮吻。”先贤洛克的名言当使我们在迈出理性正确的步伐前,有所戒惧。 特朗普与“政治正确” 特朗普之所以被自由知识分子所嘲笑和忌恨,乃是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与“政治正确”背道而驰的言论和主张。自由知识分子在“正确主义”的思维训练下,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势:如果你不坚持“政治正确”,你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你反对非法移民,那你就是反对一切移民;如果你反对平权法案,你就是主张种族歧视。从特朗普的胜利在美国知识分子圈里造成的Shock(震惊、惊恐)来看,他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不主张“政治正确”的社会会如何运行,他们觉得书本知识被愚昧的乡民推翻了,又或者他们自己被这个愚蠢的世界欺骗了。 然而,特朗普真的是这样一个愚昧的人么?从他女儿的视角可以略窥一二。伊万卡(Ivanka)2016年7月在克利夫兰美国共和党全国大会上,解读了特朗普家族视角下的“政治正确”: “我父亲的一个最大才能,是他能看到别人的潜能,甚至比他们自己还先发现。我们长大的过程中,就是如此。他教导我们,人的潜能不加上努力,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和他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只是为自己而工作,而是要为了改善我们周围的世界。多年来,在不计其数的场合中,我看见我的父亲把报纸上别人的故事裁剪下来,那些人,他从来没见过,但是他们面对着不公或困难,他会用他黑色的签字笔给助手写个纸条,要求他们找到那些人,并邀请他们到特朗普大厦与他会面。他会和他们面谈,并利用他广泛的社交圈给他们找个工作,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们离开办公室时,就像其他与唐纳德•特朗普见过面的人一样,感到他们的生活又可以美好起来。……在他身边从事建筑业工作,我学到了很多。若管理得当,建筑工地是真正的唯才是举(meritocracy)。有能力者在建筑业很容易崭露头角,能力不济,也无处躲藏。建筑工地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熔炉,各界人士荟萃,众志成城完成共同任务。在我父亲的工作场地,总是有各种背景和族裔的人,并且在女性工作司空见惯之前,公司里就能见到女性。我的父亲重视人才,他只要遇到,就能识别谁有真才实干。他不管肤色(colorblind),也不偏性别(gender neutral)。他雇佣适合岗位的最佳人选。……如果特朗普在做主,最重要的是能力、努力和精益求精。这一直以来都是特朗普集团的理念。在我父亲的公司里,高管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多。女性也是同工同酬,如果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她会得到支持,而不是扫地出门。” 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主张。特朗普“不管肤色、不偏性别”,他以自己一对一的方式帮助有困难的人。但我们能够从特朗普的主张中看出不同,他与自由知识分子主张的繁文缛节式的“政治正确”是不同的。特朗普主张“唯才是举”,“雇佣适合岗位的最佳人选”,“发现他们的才能”。换句话说,特朗普的理念,不是按照族裔和性别搞按比例分配的福利制,不是按弱势群体来搞特殊照顾,他给人机会,但他给的是真实的、符合人的才能同时符合他需要的机会。这是竞争的机会,也是合作的机会。 让我们反过来看看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确”。如果说在学术论文中称“she”不称“he”,对待少数族裔和残障人士给以中性称呼,这些都是故作姿态的行为艺术,因而毕竟也无伤大雅的话,那么平权法案(AA)中的各种措施,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些与公正事与愿违、与初衷背道而驰的事。各种避免歧视的措施,其实就是以一种根本性的歧视(也即区别,discrimination)理念为支撑的。这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反歧视反而是以歧视为基础呢?这是因为,现今政治正确语境下的反歧视都是一种经济的、后果的平等主义上的反歧视,也即,它们是一种必须通过进一步倒贴才能弥补之前的不平等的反歧视。而要做到弥补到位,就必须把接受弥补的对象区分出来。在这次选举中广受亚裔诟病并让很多华裔美国人揭竿而起的,就是加州为入学平权而推行的亚裔细分方案,亚裔细分就是把亚裔中的华裔、韩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都区分开来,以供未来做政策性地区别对待。平权法案要支持妇女就业,就得先把妇女区分出来;支持黑人,就得把黑人区分出来;总之,要支持谁,就得把谁区分出来。将这些对象区分出来,然后通过法令让全社会给予他们特殊照顾。这种做法的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它原本是要让对象少受歧视,结果他们更加引人注目。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平等主义导向的反歧视,包含着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按照自然的市场选择,一个人减少权利,同时意味着他相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也减少了;然而按照平等主义的补偿方式,一类人单凭平权法案的规定增加了权利,却并不按正常比例承担责任,这当然只能更受歧视。 乞丐不会因为救济而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根本改变。强制推行的平等主义法案只能使其帮助对象的处境获得表面上的改善,而留下的后遗症则要整个社会花费更大的代价来消化。唯有切身性的组织,才能将社会的疾患消除在自身结构中。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够消灭一切贫穷和一切差等的权力结构。贫穷并不会被消灭,因为贫穷本身是被定义出来的。在各种良心们呼喊着“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近170年里,资本主义的穷人开上了轿车、筑起了别墅,但是他们仍然被归入“穷人”行列。因为平等主义者需要“穷人”概念、“平民”概念,以推动他们的理想主义计划。这里也恰恰反映着共和党理念和民主党理念的根本差异:共和党的理想社会乃是具有自然阶层差异的等级共治社会;而民主党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一味呼吁无差异性的平等社会——更加不可理喻的是,他们甚至视这种平等的无差异性为社会多元和多样性的解释。今天的我们回忆一下克列蒙梭(1841-1929)的名言仍然有现实意义:“一個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良知就有问题;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头脑就有问题。” 201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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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更喜欢封建制度还是无政府资本主义?
刘仲敬支持民主党可能是2020年键政圈最大的魔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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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更喜欢封建制度还是无政府资本主义?
这纯粹就是实力对比问题,法王和勃艮第公爵谁不想灭了谁?到最后勃艮第还不是被灭了?
封建社会只要存在战争,各级领主就会动员原本不属于本阶级的人加入自己一方,就像中世纪末期“国王与市民的联盟”、征召常备军之类,不可避免地走向大一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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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何发展?
最简单的,马经的计量要建立在它的价值理论上。脱离了价值理论,也就无所谓马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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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与德国人自己的复古情节和反法情绪
https://www.zhihu.com/column/p/26350458
PART1
两位古典传统文化的大师
施佩尔——这位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的御用建筑师曾经回忆道,希特勒曾经一再对他说:“我曾多么希望我是个建筑师。”这时施佩尔就会回答:“那我在那时可能就没有主顾了。”然后希特勒就会回答:“哦,您!您无论如何都会获得成就的。”
这并不是独裁者和他无能弄臣之间的吹嘘和谄媚,实际上,你大可以将其想成两位古典建筑大师(当然,其中一位充其量只能算自学成才)之间相互惺惺相惜的对话。施佩尔曾回忆道,希特勒在建筑设计上有着惊人的天赋,能够迅速把握某一设计,以及把平面图和透视图结合起来形成立体概念的能力。他在繁忙的公务之外常常要同时处理不同城市的10到15个建筑项目,每当隔几月将施工图再次呈送给他时,他总是能立即找到修改过的地方,并能记得那些是他要求修改的。这时,那些以为他不过是外行随口一提的建筑师们往往会十分尴尬。希特勒还常常否定其他建筑师的第一稿,让他们去反复推敲,直到施工的时候还要坚持做细节修改。然而他对施佩尔却从未有过刁难。当施佩尔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擦枪,让施佩尔将图样放在桌上,满有兴趣但一言不发地审查草图。然后只说了一句话:
“可以。”
虽然简短地近乎失礼。但他每次总是这样,默默地审读图样,然后说上一句“同意”就走掉了,从未对施佩尔提出过任何挑战性。
(《帝国的毁灭》剧照) 施佩尔出身于建筑世家,父亲在曼海姆有一家颇有名气的建筑师事务所,在通货膨胀时期,他本人依然衣食无忧地在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柏林求学,修了整整九个学期建筑学,在1928年成为他们学校最年轻的助教之一,是一名天才横溢的学院派高手。而另一位主角出身则众所周知,穷苦平凡,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专业训练——然而却终身保持对建筑的爱好。在1925年左右,希特勒还在蹲监狱,那个时候他除了写作《我的奋斗》,还坚持画了两个建筑设计草图:一张是直径为两百米的圆顶大厅;另一张是高度超过100米的凯旋门。这个男人即便政治生涯走到最低潮,也还抱着坚定的信念设计了两个大建筑物,表彰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功绩。用他十年之后的回忆来说,他“总是把它们保存好,因为我(希特勒)从不怀疑有朝一日我要建筑这两个大建筑物的。”
在很多情况下,学院派和民科派是谈不拢的,但这绝不会发生希特勒和施佩尔之间。这对基友的关系好到甚至让一些纳粹廷臣产生了暧昧的联想。有人在回忆录提到,每当施佩尔到来的时候,希特勒就会精神为之一振,就像看见了阔别许久的情人。两人待在一起动辄就是一两个小时,讨论他们的各种建设计划,特别是日耳曼尼亚。
当然,这里面没其实有任何BL的基情,将这对CP牢牢粘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古典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共同的痴迷和爱,而且包括不仅限于建筑。施佩尔不用说,精英出身。当施佩尔回忆纽伦堡,就是那次他作为总设计师导演的党代会时(后来被莱妮·里芬施塔尔 Leni Riefenstahl拍成《意志的胜利》),他只记得一是他说服希特勒动用了130座战备探照灯,以十二米的间距从会场射向夜空,在天上6000到8000米的地方清晰可见,然后渐渐模糊,汇成一片光辉,成为光的“瓦尔哈拉”;而另外就是他在大会上听了富特文格勒指挥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三联版可笑地将其译为《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并且发现希特勒对他党内那些粗坯高层居然胆敢缺席这次难得音乐盛典而大为愤怒。这一点都不奇怪,虽然是民科,虽然热衷于将罗马的古典文化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奇妙地联系起来,但希特勒终究是一个狂热的古典传统文化爱好者。当还在维也纳身无分文流浪的时候,他都会将省吃俭用地去买站票,为的是听勃拉姆斯——他曾经向人提过,勃拉姆斯某曲目他曾听过17遍。正是这种古典传统文化共同的热衷,让这两个建筑大师从灵魂上感到了契合。对施佩尔来说,从没有见过希特勒这么好说话的甲方,而对希特勒来说,也从没有遇见施佩尔能这么深刻理解他需求的乙方。
因为他们两个对古典传统文化的理念相同。
PART2
废墟价值论
1934年,在一次晚宴上,希特勒郑重其事地对施佩尔的妻子说:“您的丈夫正为我建造的建筑物,是四千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他指的是纽伦堡党代会的策佩林机场观礼台。这是两位大师设计理念的第一次合作实践,一种叫做《废墟价值论》建筑理念。
《废墟价值论》具体是施佩尔系统地提出并形诸文字的。在统筹设计纽伦堡党代会方案的时候,他经过纽伦堡电车总站的拆迁现场,看到了混凝土柱内的钢筋暴露在外,锈迹斑斑,这种颓废的末日景象深深地刺激了施佩尔,在反复思考之后,他提出了所谓的《废墟价值伦》。他认为,不能想象生锈倒塌的钢筋水泥建筑能流芳千古的价值,要用特殊材料,应用一定静力学远离,使得建筑物在数百年——甚至如纳粹鼓吹的千年之后,即使倾圯成废墟,依然具有罗马建筑作用那样的价值。为此,他专门画了一张图,画的是千秋万代之后的策佩林机场观礼台:石柱断裂,四处都是坍塌的墙壁,植物长满其中——然而主体轮廓清晰可辨。
(不用千年,十多年后,战火就粉碎了日耳曼尼亚之梦) 在千年帝国刚成立的第二年就画出她衰微的模样,这种大不敬的行为居然获得希特勒的激赏。因为他认为搞这些建筑的目的,是要把他的时代和时代精神传给后世。希特勒特别爱强调:使人们不忘记历史时代的,最终唯有那些时代遗留下来的宏伟建筑物。历代罗马皇帝留下来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没有留下建筑物,今天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他们的物证?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总有衰微时期,一种新的民族意识,不能单靠建筑物来唤醒。但是在长期的衰微之后,民族的伟大崇高将重新激发出来之时,先辈们的丰碑最能奋勉人心。……我们的建筑物也必须在未来千百年内对德国起警世恒言的作用。
很有趣。希特勒这位口口声声要为德意志民族制定千年帝国计划的人,本能地却知道并没有什么帝国可以持续千年,更谈不上什么计划。他所做的规划的目的都是基于一个理念:树立丰碑,让后世记住,也就是说,他从不奢望自己的帝国延续千年,反而更相信作为民族族群的德意志人,或许能在千年之后还记得他。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倒是和《第三帝国兴衰史》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心心相通。在那本巨著的最后,夏伊勒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所有强权人为的千年帝国,不过是昙花一现,唯有作为民族的德意志人将生生不息,永世长存。
或许,他们都本能地认为,如果真有什么千年大计,那也是上帝或者说历史的任务。至于人类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生存并繁衍下去。
PART3
日耳曼尼亚:一个关于首都的千年计划
一个千年帝国,需要一个千年的首都。
所以希特勒给他的千年帝国的首都制定了一个千年之后还能熠熠发光的计划,一个将废墟价值论发挥到极点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Welthauptstadt Germania)——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称呼,施佩尔的头衔也只是“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虽然希特勒在其他方面知识浅薄,但是他似乎拿定了主意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真的成为了世界之都,那么她不可抑制地会变得硕大无比,加上他们废墟价值论作祟,因此从一开始,日耳曼尼亚的规划就走上了高大上之路。
按照他们的规划,日耳曼尼亚将设立南北两个中心火车站,以此为为轴布满了各种能展示德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建筑。中心坐落着帝国的绝对统治者,他旁边的圆顶大会堂是未来柏林的最高建筑。人们从火车南站门外台阶下来,他们将被日耳曼尼亚震慑到:光车站广场就有33平方米(1000X330m),周围陈列着战争中缴获的武器,广场上有一座长170米,深119米,高117米的凯旋门,是南半部分最高的建筑。透过这座凯旋门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地标建筑:总面积38000平米,直径250米,高290米,可容纳15万人的圆顶大会堂。帝国的十一个部散布在凯旋门到大会堂的道路上,末端是与波茨坦大街交叉口上的“圆形广场”,之后是一公里长的店铺和娱乐场所:日耳曼尼亚将有2/3的地方是商用和民用建筑,施佩尔甚至还考虑过如何用希特勒的权威阻止官僚机构侵占商、民用建筑。在宽达150到200米的街道上,他计划盖一座豪华影院、一座2000个座位的大众影院、一座新歌剧院、一座新音乐厅、一座“民族宫”、一座有21万张床位的饭店。
这座日耳曼尼亚的模型放在艺术研究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加看守,除了少数得到希特勒亲口许可的人,谁都不准入内看到这个庞大的、千年的新首都计划。这个1:50的模型从头到尾大约有30米长。希特勒最喜欢的,就是其中的1:1000主干道模型,他反复想象自己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条大街时,会得到怎样观感:从火车站出来会如何如何,从大会堂望去会如何,或者从大街中央看两端会如何……每当此事,他总是几乎跪在地上,眼睛保持在模型上方,一边神态语气活泼,无拘无束地说着话。当得知日耳曼尼亚的大型建筑预计竣工时间普遍在1945年到1950才能竣工的时候,担心活不到那个时候的希特勒嘱咐戈林,当戈林即位之后可以干他任何认为对的事情,唯一不允许的,就是不准干涉施佩尔的工作。对希特勒来说,这项千秋大计比什么都重要。他坚信,柏林必须改变它的面貌,以适应她的伟大的新使命。
唯一对这个千年大计不感兴趣的是施佩尔的父亲,在看过了这套模型之后,这位老人耸了耸肩:“你们完全疯了。”
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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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些民国派比较敌视北洋粉?
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俄共的好学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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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批题目会不会太难?
列式不难,计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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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坦齐马特”:土耳其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失败?
启蒙学者必须在做皇帝的太监还是做亡国奴之间抉择。
这篇文章也值得“自由主义者”(传统的,保守的,或自由意志主义的)深思。自由,究竟是不可剥夺的人权,还是最大化经济效率、社会福利和个人效用的手段?前者是规范的,后者是实证的,如果后者的论证失败,前者还能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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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历史上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
@天下无贼 #130489 技术进步会冲击既有行业,但不一定会对这些行业的从事者补偿得足够多。不然卢德分子也不会打砸机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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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历史上是否存在帕累托改进?
@天下无贼 #130482 比如说有甲乙两个人,乙拿了甲的武器去抢劫丙,然后把一部分战利品分给甲,这对甲乙两人来说当然是帕累托改进,但经济学上一般不会这么认为,因为福利经济学考虑的是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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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出经济学史上前十的经济学家并给他们排名,你们会如何拉清单?
这个就好比排出伽利略之前最伟大的十名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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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膜友们最后的信
玩网不要太认真,不要对论坛投入太多感情。不然就成了魔怔人了。 我从墙内玩到墙外,哪里变成粪坑我就走了,我也无意也无力阻止这种趋势。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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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应该以用户为中心,还是以网站理念为中心?
除非像豆瓣、贴吧那样用户自发分流,不然人数一多了,肯定不能包容所有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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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什么还不像像朝鲜一样、明面上放弃马克思主义?
@一只雞兒 #10055215 因为还摆着马列的牌位,才需要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不是修正主义。 要想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互不否定,其实完全可以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解释,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崛起。比如前三十年用计划经济打基础,后三十年用市场经济弯道超车。现在不都宣传朝鲜战争是“立国之战”,哪有半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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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什么还不像像朝鲜一样、明面上放弃马克思主义?
@一只雞兒 #9960967 现在民族情绪还不够狂热吗?还保留着马列的牌位就等于给了各类左派和皇汉阴阳怪气的机会,两面不讨好,还不如直接宣布毛泽东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