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人的挣扎与沉沦

文|长平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6）

关键词：秘密警察, 线人, 喝茶，史塔西

前南都网评论编辑、国安线人李新逃亡泰国寻求避难后失踪。时评人长平认为，专制政治对人性与公义的摧毁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李新曾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南都网的评论编辑，也是宣称"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社会网"的创办人，同时他是一名国安线人。他一边编发着臧否时事的评论，一边秘密地向国安（和国保、文保等机构一起构成中国的秘密警察系统）汇报情报。最近，李新不能忍受这种分裂的生活，逃往泰国公开线人身份，寻求政治避难。

李新的故事让我想到另一个国安线人李宇宙的遭遇。2003年，杨子立等四名青年因聚会读书、讨论如何改变中国，被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至十年。李宇宙是该读书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在聚会中积极参与讨论，回家就向国安写秘密报告。得知杨子立等人将因他的报告被判刑，李宇宙良心不安，又匿名向外披露这桩思想迫害案。随后，他设法逃往泰国寻求避难。

2004年，知名记者Philip P. Pan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李宇宙在信念、生存、朋友和良心之间的挣扎。我读了之后，深受触动。没过多久，我工作的媒体有两位记者先后找我诉苦，说国安找他们定期聊天，要求他们汇报媒体内部信息，包括我本人（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工作情况。我推荐他们看了这篇报道，让他们明白，当国安或国保线人，可能意味着进入一个无边的黑洞，超出预期成为摧毁别人和自己生活的专制工具。

接到秘密警察约请喝茶的电话之后，很少有人会立即拒绝。秘密警察代表着专制机器最黑暗的部分，没有人知道拒绝他们会有什么麻烦。同时，他们会让你相信，配合他们的工作，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开始的时候，只是"随便聊聊天而已"，你只讲自己觉得可以讲的信息即可。这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事实上，跟李宇宙的经历一样，秘密警察怎样利用你的信息，不会和你商量。

反戈一击只是例外

不过，我并不想像秘密警察那样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我也向那两位同事指出：当局利用大量的秘密警察和更大量的线人，监督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迫害杨子立等思想独立的公民。但是，并不是每一条线索都有明显的后果，并不是每一个后果都让线人良心挣扎。大多线人都能安之所素，或者只是偶尔不安。

李宇宙和李新的奋力挣扎，反戈一击，只是千千万万线人中的例外。通常情况下，即便有人良心不安，也会采取更加温和的做法。我对那两位同事的建议是，在还没有卷入太深之前，尽快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其中一位听从了我的建议，成功地摆脱了秘密警察。另一位再也没有跟我谈过此事，我怀疑他被迫继续合作，以更长的时间寻求改变机会。据我所知，有些人花了若干年时间换工作或者工作地点，甚至去到国外，才扯断和秘密警察的联系。在这若干年内，他们定期提供着情报。

多少良知已永远不再

这样说仍然小看了这套情报系统。**它除了监督、控制和迫害之外，还有教育和自我教育功能。**很多线人和秘密警察一样，相信自己尽管偷偷摸摸，但是问心无愧，做着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们甚至自我感动地想，为了国家利益，他们不得不强忍各种污名，委曲求全。

讲述东德秘密警良知未泯的电影《窃听风暴》（德语：Das Leben der Anderen ）上映之后，好评如潮。但是专业人士指出，这只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而已，没有一个秘密警察帮助过他的受害者。《史塔西国》（英语/德语：Stasiland）作者 Anna Funder在《卫报》撰文说，专制政府的本性决定了，秘密警察没有空间翻然悔悟。恰恰相反，直到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的清白。《史塔西国》出版之后，遭到大量辱骂、威胁和诉讼。

Hans-Jürgen Grasemann 先生是前西德高级检察官，也是专门记录东德政府违反人权案例的国家法治登记中心（ZESt，Salzgitter）负责人之一。上周我在柏林有机会和他共进晚餐。他告诉我说，直到今天，前东德的秘密警察还在威胁自己的受害者，不让他们讲出过去的经历。

我相信，很多和秘密警察合作的线人也是如此。李宇宙逃往泰国之后，经历种种挫折，据称十多年后才得以前往欧洲。最新消息称，李新在泰国失踪，家人怀疑他已被中国警方抓捕。也许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污点付出代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配合秘密警察工作的线人，并不需要付出这些代价。这就是专制政治对人性和公义的摧残。

（注：下篇講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我不在這兒帖了，感興趣的朋友請自行搜索）

文：李奕萱 2019

2019年4月29日，南投東埔部落族人Bukun（伍金山）來到台北，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的陪同下，在六張犁見到未曾謀面父親的墓。1952年，Bukun時任警察的父親伍保忠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遭到逮補，在羈押期間因病死亡。

遲遲沒送到的死亡通知，讓家人從來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促轉會帶著判決書、死亡證明等檔案拜訪，等待超過六十年的真相才終於到來。伍保忠的故事並不是個案，直到現在，也還有受難者家屬等不到答案。

大約從2000年後，開始有「轉型正義」的訴求聲音，民間開始自主運作，搜集口述歷史，還原真相，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政府也開始推動轉型正義，2018年促轉會的成立，是一大里程碑。然而，往前進的同時，也會有反作用力，轉型正義被放上檯面後，反對的聲音不斷湧出，「追殺」「鬥爭」的質疑不停，也有人再三強調：「歷史已經過去了，該往前看了」。

只看到眼前問題時，視野會變狹窄，這時或許可以退一步，看看已經推行轉型正義許久的德國怎麼做。德國轉型正義主要可以分兩塊談，一部份是如何面對納粹屠殺，另一部份則與台灣較類似，是東德共產政府對人民的高壓統治。

先有真相，再來談和解

那是個與白色恐怖有很高既視感的年代。東德情治機構裡，被記錄在案的人數高達五百萬人，是當時人口三分之一，而替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更多達二十七萬人。在東德生活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學籍、工作、甚至被關進大牢。

現在，這些檔案均存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局（BStU），德國用政府的錢、追討的黨產成立基金會，開始做檔案的解密。檔案局裡檔案如山，解密也非同小可，很多都不是用德文寫，而是以數學符號、代號、拉丁文拼寫，只有當初的負責人才懂其中玄機。因此，基金會現階段最大的工作就是翻譯檔案。

投入這麼多為了什麼？長期參與轉型正義議題、目前於德國攻讀博士的鄭嘉瑩說：「檔案局的答案很簡單：『因為要給受難者一個真相。』」

鄭嘉瑩舉例，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出身東德，她曾在觀看一個民主示威活動後，被學校開除。疑問放在心頭多年，直到當了總理，有作家訪調她的人生，才知道是室友打小報告，說她去參與抗議活動。「台灣曾經也是這樣，莫名其妙就進了監獄、被槍決。台灣還有很多這樣的檔案沒有被公開、不見了，久了，大家就會忘記了。」鄭嘉瑩說。

德國在合併之初，對於檔案是否應該公開，曾經過激烈討論。政治領袖擔心檔案曝光會造成社會動盪，然而，當東德的民運領袖幾次發現身旁夥伴是線民，他們開始訴求保留檔案，並開放調閱。經過幾次衝突，終於訂立〈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 Gesetz），明確規範檔案用途、調閱方式。

鄭嘉瑩提到，現在，每個當事人都可以免費申請自己的相關檔案，從開始解密到交付檔案，中間要花上兩年半的時間——儘管耗時費力，德國還是將真相還原放在第一順位。

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

鄭嘉瑩認為，歐洲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最值得警惕與學習的，是找出加害者：「事情有因才有果，莫名成為受害者一定有原因。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在歐洲，除了特定的人有受到法律上的審判，大多數都是無罪的。加害者往往是受難者身邊重要的人：朋友、親人、或是同事，他們可能迫於某些因素才這樣做。」

德國不只執著於找出加害者，也認真處理東德政權遺留下的問題。號稱歐洲最有錢政黨「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的黨產遭清查、追回，部分用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基金會，剩下則回饋到東德人民手中，作為青年就業、交通、文化及歷史工作的經費。東德政黨曾經的聚會所、黨部改為現在的教育會館，展示當地發生過的不義事件，並定期更新展覽。

從德國經驗出發，鄭嘉瑩希望大家回頭看向台灣，婦聯會385億的不當取得財產是否能收回、收回後要做什麼，目前都還是未知數。在空間的轉型上，中正紀念堂將何去何從，仍備受爭論，還有許多不義遺址甚至還沒開始處理，例如曾經是特務機關的警備總部，沒有經過徹查，就繼續為政府機關沿用。

德國不只針對黨產做處理，針對前共產黨公務員，德國也訂定〈除垢法〉，全數開除，經過調查後沒有重大罪行紀錄，才能回聘。 影響體制內工作者的做法在德國遇到不少反彈，然而鄭嘉瑩依然希望，這樣的經驗能讓台灣更深入考量，而非迴避問題：「我們選擇什麼都不談，很少人做相關的研究，很少人談除垢，但不碰加害者議題真的是好的嗎？」

從教育落實轉型正義

同樣對轉型正義議題抱持興趣，政大東亞所研究生陳宥喬選了和鄭嘉瑩不一樣的切入點，趁交換期間，研究了德國教育如何談論納粹統治。

陳宥喬指出，德國歷史教學法有明定兩大原則：第一個是196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意識」，要讓學生意識到人類的存在、制度、文化都有歷史性，了解生活面向包含過去、現在、未來；第二個則是197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文化」，強調歷史的多元性，讓學生注意周遭環境，透過不同媒介了解歷史，進而形成個人觀點。

1976年，Beutelsbach小鎮的政治教育會議中，訂定德國公民教育準則，成為後來備受參照的教學依據：歷史必須要「被有爭議地教」，歷史事件具有多面性，老師的任務是呈現多元性，讓學生學習思考與判斷，結論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重點是思辨的過程。

任教於布來梅邦一所中學的老師瓦爾特克（Elisabeth Waltke）在課堂上有三階段：給學生一份原始文件、讓學生解釋與分析、最後給予評價。有時，她也會帶學生走出教室，來一堂「室外歷史課」，透過參觀展覽來與學生對話，形塑對歷史的認識。

在德國，實際的體驗的課程相當常見。陳宥喬報名集中營一日導覽時，就聽到導遊說，自己的女兒將要到婦女集中營過夜。陳宥喬的德國朋友也向她分享，學校曾經安排倖存者到班上做經歷分享，印象格外深刻。

回到制度內的課綱，德國現在的歷史課本從1950年代偏重戰爭輸贏的論述，經過1963年追究集中營人員責任的法蘭克福審判、1968年反權威統治的六八學運，才演變成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述框架。陳宥喬特別點出，德國課綱採取柔性課綱，只會規範基本原則及必須論及的要素，不像台灣的硬性課綱，會逐一列出小的歷史事件。

用整個城市來記憶歷史

在柏林，針對納粹時期有三百多處不同的紀念遺址、學術機構和博物館。陳宥喬採訪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發言人，了解他們如何透過展覽做歷史教育。

1987年，現任恐怖政治地形館基金會執行長哈瑪（Andreas Nachama）在「蓋世太保」總營原址舉辦露天展覽，講述納粹在該處犯下的恐怖行為，獲得良好迴響。1992年，在柏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展覽擴充為公民獨立基金會。2010年恐怖政治地形館正式開幕，從加害者的角度切入介紹歷史。館內常設展分析納粹1933年到二戰結束的政策、組織、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以及對受害族群產生的影響，在館外的柏林圍牆上，則展示納粹的宣傳手法。

恐怖政治地形館定期會舉辦給學生的工作坊，向學生介紹納粹組織中各領導者的名字、職務，特別的是，他們會把所有名字都點出，因為他們希望讓學生知道，納粹是由很多「個人」集結起來的「系統」。

除了恐怖政治地形館，柏林也有猶太人博物館，展示猶太人相關的歷史與二戰的受難，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色列藝術家的作品，將一萬多個鐵製的臉放在地上，參訪的人踩在其上時，發出的金屬碰撞聲就像是受害者的吶喊。在蒂爾公園（Tiergarten）裡，則有同性戀受難者紀念碑，提醒民眾，納粹影響的受難者不只猶太人，還有非猶太裔的波蘭人、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

教育並不只是老師和博物館的工作，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環，總部位於波昂的聯邦公民教育中心是德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推手，他們針對不同年齡層做免費出版品、架設介紹柏林圍牆的網站、舉辦以色列城市導覽，希望藉此形塑民主價值，並培養公民思辨能力。

陳宥喬印象很深刻的是，許多受訪者都強調，做這麼多，就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重演，德國聯邦總統史丹麥爾（ Steinmeier）亦曾說：「誠實的記憶，是今日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石。」

什麼是轉型正義？

從找尋真相開始，到試圖處理威權政府的遺緒，進而培養公民對議題的思考，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一蹴可及。德國在戰後到1980年以前，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說：「過了就過了，不要再談了」、「要放下過去，走向未來」。而甚至到最近，依然會有人隱晦地推崇大力追求經濟發展，號稱不談政治的希特勒。無論是在哪個國家，轉型正義都是一場彷彿永遠走不完的長征。

所以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呢？鄭嘉瑩提到，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翻譯自英語，在德國並沒有這樣的說法，德國人用的詞是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過去（Geschichtsaufarbeitung），前者主要說的是如何站在傷痕上往前看，後者則是強調對過去的處理。鄭嘉瑩由此做了一個小的結論：「無論說法是什麼，講的都是同一件事：要有過去，才會有未來。」

来源：东方早报，2011-11

錢永祥，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台湾的民主转型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但从五十年代起，各种报刊杂志、民主运动就已经逐渐在积累力量，提供各种思想资源。各种思潮是如何汇成不可逆转之势，完成民主化进程后，台湾社会又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钱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亲身参与了台湾学生运动，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尽管经历很多挫折，但台湾的政治转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带来的道德进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在您看来，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最主要的动力是什么？

钱永祥：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族群的矛盾。由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台湾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里，这部分人占全台湾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湾本地）人。历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观与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于权力集中在外省人手里，所以本省人有很强烈的疏离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形成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取得一定的经济力量之后，自然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满，到他们出来要求民主化的时候，造成的冲击力量就很大。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族群矛盾，民主化进程会是什么方式，就很难想象。在台湾，所谓“反对者”与“统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线。族群的区别具有很强的动员能力，族群议题一旦成形，“我们”与“他们”就分开了，阵营的区分非常明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族群的冲突已经无法压制，反对国民党的形势已定，蒋经国觉得局面维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转移政权。如果当时用冲突、镇压的方式，后来台湾的情况就会非常悲惨。

台湾民主化的另一个动力是台湾的政治环境使然，民主成为唯一的选项。国民党维持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唯一的说法就是“民主反共”。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国在东南亚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了“反共”，所以台湾人民要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中央民意机构”三十多年不用改选。因为台湾把自己作为冷战中“反共”的先锋，所以在价值观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虽然体制没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湾属于自由民主的阵营。这个观念从小就是灌输的。在这个局面下，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其他选择。当时，在拉美和东南亚也有独裁政权，但在冷战的背景下，都把自己归为自由民主阵营。

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国》，它们对台湾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钱永祥：国民党来到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湾本土的左翼势力，清洗从大陆到台湾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湾确实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枪毙的人数很难估计。比如在台湾很有名的广播剧导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为当年山东有个共产党的话剧学校的学生与她同名，就因此被当作左翼嫌疑抓起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美术老师与工艺老师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对左派的镇压很厉害。能公开宣讲的只有民主、自由之类的“反共”观念。

**《自由中国》**从创刊到被禁，历时十年，出了两百六十期，对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创办人雷震本来是负责国民党统战工作的，在南京时期相当于大陆的政协秘书长。他与当年第三势力的人士都有接触。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痛定思痛，觉得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励《自由中国》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这份刊物却开始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自由中国》在思想上对自由主义并没有很深入、系统的想法，只是宣扬二十世纪西方政治的常识，比如宪政、法治、两党制或多党制、公开的选举。但对五十年代的台湾，这些已经是相当激烈的言论。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由中国》把这些观念配合了台湾的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影响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续下来。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在旧书摊上找到这些旧杂志，打开来读，还是觉得那些言论有当下的意义，冲击力很强。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写政论，他说对报社新进的记者，要他们了解台湾政治的沉疴，最好的训练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国》翻一遍。《自由中国》对台湾问题的诊断，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这些朴素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用平实的语言，配合台湾的现实，销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国》的影响最大。

《自由中国》被查封之后，台湾进入了一个高压灰暗的时期。随后虽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论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力比较间接，但仍然酝酿了新的思想氛围。比如李敖写老人应该交棒、全盘西化等，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能打破沉闷的气氛，带进新鲜的空气。在当时台湾的环境里，李敖带来的思想上的启蒙作用，必须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后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堪称台湾批判性言论的第三代，延续了雷震、殷海光等台湾第一代自由派、《文星》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启蒙事业。

与《自由中国》同时，徐复观先生也办了《民主评论》，宣传新儒家的思想，这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否起到调和的作用？

钱永祥：《民主评论》的针对性不强，而且主要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立论，与台湾盛行的“五四”世界观稍有区隔。就这一点而言，《民主评论》的影响远没有《自由中国》大。同时除了徐复观先生，台湾的新儒家与党外运动是有较大距离的。何况，1965年，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西化（现代化）的政党，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道统（以及政统）在兹。所以大陆“文革”开始时，国民党反应很积极，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道统，比中共更有资格承继整个历史中国继往开来的使命。这种情况之下，儒家与国民党较有“选择性的亲近”，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中，作用相对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评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左翼思潮的传统在台湾有延续吗？

钱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经基本被暴力清扫光了，在冷战时期的台湾，任何开明或具有反对意识的人士，多少总是在广义自由主义的脉络里思考与发言的。国民党认为在大陆吃了亏，所以在台湾对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彻底。日据时代台湾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从来没有接触到。台湾那时完全抹煞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国文课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时候在旧书店买到了鲁迅的小说，那是禁书，持有者抓到了算“为匪宣传”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小说《浮游群落》，曾写到这种年轻人在旧书店购买左翼书籍的紧张情节。我看了鲁迅的书，才初次知道中国三十年代有这样一个左翼文学传统，对我产生强烈的冲击。

我接触到左翼思想后，兴趣浓厚。我们把国民党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专家”郑学稼的《中共兴亡史》，当成认识共产党的途径。1960年代后期，陈映真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从日文书籍里看到西方的变化，并以文学的形式介绍给读者。1965年越战升温，1966年西方爆发反战的学生运动，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向左转。台湾的消息虽然不多，但仍有人设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观，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在台湾，左派的信息以这种形式渗透。1966年，大陆“文革”开始，台湾的报纸报道得非常详细，因为在国民党看来，这是中共在自掘坟墓。“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激进政治实验，一个政权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励群众反官僚，红卫兵可以出来挑战体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难以理解与想象的。

虽然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湾并没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这样兴趣浓厚甚至于有所向往的人，在当时的台湾可能并不是少数。

您在台湾大学曾参加了保卫钓鱼岛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对台湾民主化进程起到什么作用？

钱永祥：1971年的保钓运动，其意义在于把学生运动第一次移到了台湾。在此之前，由于在大陆上的惨痛经验，国民党对校园管制得非常严密。保钓由台湾在海外的留学生发动，岛内校园也自发地产生了护卫国土的诉求。学生胆敢聚众游行，是从保钓运动开始的。保钓运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成果，但却在校园里注入了关心现实、关心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意识，年轻一代开始探讨社会问题、政治体制问题。

台湾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为稍后的党外民主运动培育了第一批骨干。七十年代后期，有大批年轻人参加党外运动，都是当年在大学里受到过反抗意识启发的学生。

这个阶段的反对运动，与早先《自由中国》等国民党的批评者有什么不同？

钱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与台湾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建中国民主党。在当时的台湾，外省人批评时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领袖”个人、不要质疑“反共”国策、不非议党中央，其实关系不大。但雷震与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议组党，则是犯了大忌。

这个事实反映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历史状态。《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等具有反对意识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识分子，但1975年创办的《台湾政论》，则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虽然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识已经成形，开始集结。1979年，《美丽岛》杂志形成了全岛的连线，代表了台湾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识已经成熟。年尾的《美丽岛》事件导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大学生维持了党外运动的生机，他们串联组织，前仆后继地办了众多的党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

“无国界记者” 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其非法监禁的新闻自由捍卫者：蔡伟、陈玫、小唐

China: detained for fighting censorship

May 11, 2020 来源：RSF(无国界记者) 官网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urges Beijing to free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who have been detained in Chinese black prisons since April 19 for reposting censored news articles on an open-source website.

On April 19th, three defenders of press freedom, 27-year-old Cai Wei, 30-year-old Tang, and 27-year-old Chen Mei, were arrested for reposting on the open-source platform GitHub news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including some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rio were involved in Terminus2049, a crowd-source online project started in 2018, which aims at overcoming the regime’s censorship by preserving censored news content.

Cai Wei and Tang, graduates of Tsinghua and Beijing Universities respectively, and Chen Mei, who obtained a degree from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re be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a designated location (RSDL)”, a term that refers to China’s “black prisons”, under the vague accusation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Helping the public access censored information that could be potentially life-saving is not a crime,” said Cédric Alviani, RSF East Asia bureau head, who urged the Chinese regime to “immediately set them fre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VID-19 crisi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impose their narrative on the coronavirus, including blocking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hina, denigrating foreign media outlets that criticize Beijing’s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China, 177th out of 180 countries in RSF’s 2020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is the world’s worst jailer of journalists with at least 112 of them behind bars.

二戰結束了73年，但德國的「納粹獵人」行動還沒落幕！自1958年起，德國政府為了調查納粹罪犯與幫兇，設立了司法調查單位，相關調查人員也因此常被稱作所謂的「納粹獵人」。在距離希特勒政權垮台70餘年之後，二戰期間曾直接或間接參與、見證屠殺的當事人相繼離世，高齡存活者寥寥可數，且多半潛逃在外或隱姓埋名。為了趕在最後一批納粹逝世的最後期限之前，揭發犯行，官方的後續調查也如同與時間賽跑一般，將進入最後的直線衝刺。

1946年，德國在戰後曾上映一部熱門電影《凶手就在我們中間》，然而與電影中揭穿納粹罪犯的情節不同，當時關於納粹的轉型正義，在德國亟欲抹去黑歷史的情況下幾近停滯；到了六零年代，權威報紙《南德意志報》曾刊載〈兇手還在我們中間〉一文，再次呼籲德國回頭檢視納粹黑歷史。

1958年，西德首次依據國家法律、而非國際法或軍法的「烏爾姆審判」，揭發了10位納粹軍官的罪行，成為國家直面納粹黑歷史的關鍵之一——當時的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在巴登符騰堡邦的路德維希堡，設立了「調查國家社會主義犯罪國家司法行政中央辦公室」，著手調查未被揭露的犯行。

但要一直到了2011年的「約翰．德米揚魯克」一案，法院宣判當時年屆91歲的德米揚魯克，1941年在索比堡滅絕營，協助謀殺逾2萬8,000名猶太人的罪名成立、判刑5年，納粹罪犯的定義才變得更加廣泛，擴及到包含守衛、廚師、門帳等被視為死亡機器小齒輪的基層人員。不過截至2012年為止，共計約6,498個被判刑的人，仍被視為只是冰山一角。犯行揭發，還是未竟之業。

為了徹查，中央辦公室的足跡遍及全球，從「死亡天使」門格勒逃去的布宜諾艾利斯，到莫斯科，一經檢察官發現疑似潛逃出國的德國人，都會經過重重調查。據《衛報》報導，辦公室一年約查出30名仍在世的加害嫌疑者，並將案件送至地方檢察官手上，然後再由其費時一年做後續追蹤與調查，決定是否將嫌疑者送上法庭接受審查。

目前，在路德維希堡的總部檔案室中，從希特勒、門格勒再到基層，藏有約170萬宗檔案文件，記錄著每一筆納粹犯行。

然而，重回歷史現場的調查行動，要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已是一件難事，也有輿論因此批評「浪費時間、浪費公帑」，並質疑：嫌疑者都一把老骨頭了，判他刑有意義嗎？

對此，從2015年開始主管辦公室、常被稱為「納粹獵人」（他本人不喜歡該稱呼）的檢察官侯麥爾（Jens Rommel）表示，「為受害者發聲、為遺族把真相帶到大眾的面前」十分重要；德國知名法學家哈伯勒（Peter Haeberle）也表示，這是「我們欠歷史的」，也是一場與遺忘對抗的長期戰事。

《法新社》報導，2000年之後，辦公室總計有6宗起訴案，每一例都曾被媒體形容是「最後一個納粹審判」。在二戰過去超過一甲子的今日，當年的犯行者、幫兇、目擊者、證人等，大多離世，高齡存活者也寥寥可數。當這最後一批人全部離世後，中央辦公室的司法追訴與運作，也將停止，因此，「納粹獵人」也不得不加緊追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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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秘密警察，政治警察，秘密档案，秘密政治，告密者，线人，恐怖，暴力，人性

以下是《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Kati Marton, Enemies of the People: My Family's Journey to America) 一书的“导读”部分，分别从—— 1）恐怖与暴力；2）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3）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三个角度对此书内容进行介绍和评论。 文章很长，但值得花时间完整看一下。因为我本人也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以己度人，也是尽量挑选高品质和具有现时社会意义的文章贴上来分享。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文| 徐贲（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公开信:《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 ——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2020年5月9日）

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长文我不贴了，感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搜索

标题是我写的，以下文字出处：郭泉（原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共的民族政策：49年前支持“民族自决”，49年后反对“民族分裂”》

1921年，中共为了能有效地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在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让各民族从中华民国中央政权中独立出去的"民族自决"政策。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这个宣言里就明确的说：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加入苏联。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两个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即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宣言中说：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

1925年，李大钊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赞成外蒙古独立，赞成苏联派军队驻扎在外蒙古。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个大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我上面列举的中共党史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是：民族自决。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一政策下，中共是如何具体运用的。

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要求原来被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台湾共产党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像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个纲领叫"三大主张"：

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这是台独的第一份政党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天政府秘书长邓小平宣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此"宪法"1934年正式颁布）。

中共的这一宪法的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在这种"民族自决"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政权。

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

1936年5月5日，波巴人民共和国（藏语译音，意"藏族"）在甘孜县宣告成立。

我收集到了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5月5日关于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发表的宣言：

**"我们就向全世界全中国宣布：波巴(藏族)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领土应当永远归波巴自己管理......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不甘心灭亡的波巴人民，奋起啊! 我们一定要翻身，要恢复我们祖宗所以留给我们的旧山河，要独立自由，要在世界上永远成为独立，自由的人民!"--摘自红四方面军："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

1945年，毛泽东在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应该让西藏实行"民族自决"。

(接上)

我们通常会说国民党是党国一体化的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为什么反对派还有那么大的活动空间？

**钱永祥：威权体制以暴力镇压社会，但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体制或者苏联式的极权体制仍有性质上的差别。**虽然国民党也有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宣传的部门，但国民党算不得一个革命政党，其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也都没有贯彻列宁式的原则。国民党当然是党国体制，可是由于自居为民主政体以与共产党对抗，它的国先于党，政治独裁却没有社会专政，在党国体制之外，仍然存留着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空间。国民党在台湾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异议刊物，国民党并没有办法完全压制住。此外，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不管统治者如何专断横行，却无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计，总有机会不用靠它吃饭。台湾有些老政治犯，在绿岛关了十几年，出来之后，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走投无路。我们看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可以渐进地发生，而极权体制往往要经过从上崩溃或者从下革命这两种急剧变化，原因即在于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对力量的运作空间，容许整个体制缓缓调整，而后者却只能等待堰塞湖的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台湾的民主转型之所以平顺，与国民党的威权性格，是有本质上的关系的。

您近年来强调“道德进步”的概念，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道德进步，可是我们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台湾的“立法院”会议，总是在打架。道德进步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运作，可以批评的地方很多，至于在议场里打架，则是政客的廉价表演，不必太理会。他们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并不是民主生活的主体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欢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形容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的民主化已经三十年了，最激烈的冲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满街在打，似乎敌我斗争。可是回头看看走过来的这几十年，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的“集体学习”过程。你即使不到街头去游行，看新闻也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学习民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台湾社会经过了这几十年的冲突，其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什么？学习社会中成员的相处之道：对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欢他、认同他，不用觉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这都是很多余的。你只要把对方当成一个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过程，让台湾人学到了一些很起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来就是学习民主生活的结果。

民主是不是好东西？其实，我不太关注民主能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我给民主提供的哲学论证不在于效益，而在于权利：民主首先是国民的权利。举个例子：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因为言论自由有助于我们减少错误、接近真理，这是一个效益或者说功利的理由；但是，抛开这个功利的理由，我作为人，如果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现，这是对我人格的否定。这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同样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权利，它追问这个国家是谁的？这个国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权利在里面表达意见，形成影响，这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辩护。

但我也很重视民主的效用，认为民主有助于改善一个社会的道德质量。我觉得社会之间确实有好坏之分，社会本身也的确有道德上的进步可言。怎么来评估社会的好坏或进步呢？用别的因素来比较都有所偏颇，因为诸如经济发展、国家实力、文化厚薄等等标准，都着眼在集体或者群体，不会注意到个人在社会里的遭遇与命运。但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个别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与痛苦是不是比较少、相互之间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这个关心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相对主义盛行，事情的好坏似乎难有定论，我担心因此我们会放弃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我想用**“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来维系这种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很多人谈道德的时候对个人要求很高，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圣人之说，不信任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着眼于痛苦与平等，旨在减少人间的暴力与人们相互的压迫和歧视，其实是很平实的理想主义。

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和五十年前的社会相比，只要人际关系变得比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进步。道德的关键原则就是平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我们能对每个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虑，这个社会就是比较进步的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中有压迫、有歧视，某些人的利害没有获得平等的看待，这就是一个比较糟、比较落后的社会。在美国还有黑奴制度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比较糟的社会，因为还有几百万黑人被剥夺了权利，白人的地位比他们高，白人的利益比较优先。回到中国一百年前，那时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男人的利益比较优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较不重要。那么当然，中国今天的社会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进步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意义下进步呢？就是社会的女性成员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样的地位。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虑。十九世纪爱尔兰的一个思想家勒基曾说，人类的道德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在扩大的圈子。“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我所讲的“道德进步”就是这个圈子在扩大，这个社会被排除到利害考虑圈子之外的人越来越少。

那么在您看来，台湾完成民主进程后，道德进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钱永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三个后果。首先，社会怨气的减少，民主化之后社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此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地位悬殊，被统治者受到压迫，利益受到损失，却没有能力抱怨、抗争。民主化的贡献就是让人民可以抗议，心里的这种怨怼感、疏离感降低。回到台湾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静静的，但心里很多事情不高兴，对政府的无能、贪污，他们没法公开讲出来。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当人们把这些怨气表达出来之后，怨气就没那么大了。也许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但是不要紧，人们至少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了。

第二，民主带来了更明确的行动规则，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的规则变得明确了。社会上总有歧见与冲突，可是解决冲突的规则阙如，或者虽有规则却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确的规则，又因为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参与权利，歧见与冲突虽然更形明朗，其解决的耗费却也更为减少。

第三，社会达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气氛。我们承认，族群、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几方面的差别永远在社会上存在，并且几乎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台湾的族群、统独冲突即为例证。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认、维系这些差别，而又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对待与合作的关系。“公民”身份由每个人所拥有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来界定，由此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各种差别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综合，让它们不再变成相互歧视、仇恨的借口。台湾的民主化，归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压倒了族群差别。台湾的道德进步，取决于它是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当然台湾还有严重的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权力差距，有身份与阶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的意义在降低，并且正受到公民这项身份的严正挑战。比如只要是台湾的公民就能参加健康保险，每个人医疗的保障是一样的，健康最基本的条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平等，让我们不会把他人作为异类，我可以不喜欢你，可是我不能歧视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会比我差。

这就是我所谓的“道德进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考虑。从上面三个角度来讲，台湾的社会是进步的，不会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为太穷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为太穷不能看医生，有人因为残障不能出门。特别在过去十年里台湾的社会比较平和，人与人的地位变得比较平等，我觉得和民主化有关。

(完)

北大清華畢業，有人脈資源的優勢 陳玫依然失聯 持續關注

一、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

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

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

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而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随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人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

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

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是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1953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业”，“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们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友，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真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

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可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up

很多外国人不知道ROC，甚至连PRC这名称都不知，会笼统地用 China 意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华人也不注意精确，往往引起误解和争议，这完全可以避免。

举德国的例子，纳粹德国和当代德国，在上下文明确的情况下，常笼统称为“德国”，但二者官方名字不一样，而不一样的名字还是能看到同一历史源头，Deutsch。纳粹德国灭亡了，但德国一直都在。从这种意义上说，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和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一样，可以成为非常正当而美好的追求，当然这儿China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是一体，像纳粹德国一样，伴随纳粹倒台而灭亡。

延伸阅读：

[1] Philip P. Pan, "A Study Group Is Crushed in China's Grip," The Washington Post, 2004

[2] Anna Funder, 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1)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卡蒂确实在档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样“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

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经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

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如邻人”。《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

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爱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

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完)

@碧游宫 #10 會 “受到影响而重拾对国家政府的信心” 的，恐怕只剩傻逼了。看你还懂借力打力搞斗争分化，用敌人的子弹消灭敌人。支持國家政府的果然都是黨性滿滿、非蠢即壞

想起来最近的一次集中看小说也是蛮久以前了。看过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概是明治时期)生人的几位日本文学家的作品，印象较深的有：

夏目漱石《梦十夜》《我是猫》 樋口一叶《青梅竹马》 泉镜花《高野圣》

另外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Rechter Tie”的中文译本《大唐狄公案》，我个人很喜欢，通俗文学，从文字到情节都引人入胜。

以上都有网络资源，我都是在线看的。

如題

紅臉五毛秒變白臉——看五毛的畫皮術

中共國所謂的「武統」實質是侵略戰爭。鼓動戰爭在很多國家是違法的。 聯合國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中规定： “prohibition of any propaganda for war and any advocacy of national, racial or religious hatred that constitutes incitement to discrimination, hostility or violence shall be prohibited by law.” 中共國也是签署國，雖然僅僅是簽署。

聲稱支持共產主義是你的言論自由，我也可以説: Communism kills. Communist totalitarianism is evil and I'll fight against it till my last breath.

这是什么逻辑？“既反共、又促统” 怎么类推到 “既反共 且又挺华为” 的？ “既反共且又挺华为的”，这类用户大概是精分吧。因为华为就是共产党的。 多数大陆人要“促统”还真没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