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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

根叔及社会主义行动记者

今天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是全球最有钱的议会。根据外媒的估计，习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达一兆美元的资产。同时，李克强宣布今天中国仍有6亿的人生活在贫穷线底下，年收仅有1000人民币。在中国内，每两个人就受到一支监视器的监控。中共在今天面临到了89年以来最严峻的社会危机，深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之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让整个中国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甚么？

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阀，领导著农民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与驱逐了帝国主义。但在缺少了工人阶级的参与及领导角色，中共政权打从一开始就仿照苏联建立了一个斯大林（史达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政权。与中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并且以民主工人国家取代了资本主义，这让工人阶级一度拥有全面权力控制政府及经济。不过由于其他国家在共产党及工人政党的领导缺乏准备或犯错下，导致革命失败，使俄国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极端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俄国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虽然革命所形成的国有经济存活了下来，但工人民主控制却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口头上仍然奉行“社会主义”，但他们只是纯粹出于保住权力与特权而保卫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学习的是俄国的官僚专制，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国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被国有经济所取代，而这也成就中国急速的工业发展，但权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监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阶级。

改革开放

建政初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推到无限远的未来，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皆主张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最重要先建立强大国家和经济体制，休养生息和稳定政权才根本。中共只是充公了与国民党及外资连系的企业，但容许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实行有限的土地革命。但巨大的革命压力，即农村自发的土地革命，冲破了国家的秩序。加上冷战期间韩战的爆发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复僻抱有希望，令共产党加速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威胁。中共政权在官僚控制的计划经济下实现了至今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实现的改良。

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后来在1950年代末苏联赫鲁晓夫政权取消援助之下，中国经济仍实现了巨大的进步。在1952至1978年之间，中国的工业产出年均增长率高达11.3%，工业占GDP比重也从10%上升到35%。工人与农民虽然普遍贫穷，却享有着终身的就业保障，退休金，医疗与教育等等的福利，中国的年均寿命在毛时期从35岁提高到65岁，文盲更是从1949年的80%下降到80年的33%，同时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包办婚姻，纳妾，重婚等等都被终结。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政权面临了巨大的危机，独裁官僚压抑了计划经济的生产力，经过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枯萎至尽头。1976年，中国的GDP出现萎缩，社会陷入混乱。计划经济与官僚的关系就如身体与癌细胞的关系一样，当身体被寄生癌细胞破坏到尽头时，癌细胞也会死去。

资本主义复辟

这让整个中共政权陷入在分裂与被群众推翻的恐惧之中，尽管要解决这样的危机所需要的是一场补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将计划经济夺回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事实上整个中共的官僚集团在毛时期的政策就不断在极左和极右间摇摆。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维护国家权力的控制的同时发展经济。过去所仿效的俄国及东欧的经济模式陷入停滞甚至失败，这并非如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或资本主义的“优胜”那样，而是官僚越来越没能力发展计划经济。他们很成功地复制原有的工业技术，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在精细的生产方面则很落后。从原本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对障碍，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义官僚变成了绝对障碍，实际上是把社会推向倒退。当时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锁，并由工人阶级重夺计划经济的控制才能避免这个倒退。与此同时，以列根和戴卓尔为首向全球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加上亚州四小龙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为求打破经济上的孤立，振兴贸易与投资，开始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计划经济。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是领导著一群独裁的官僚集团为保权力而执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摸著石头过河。

中共透过并逐步的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权。在城市里面，邓小平政权逐步开放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将国企转型为以获利为导向的体制。官僚透过特权进行寻租并透过价格双轨制套利、还有不平的税来窃取财富。官僚开始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准备成为未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农村则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国有名义的土地下容许农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当公社被瓦解，医疗及教育保障迅速的从农村消失，农村的基建缺乏公共资金维护，同时失去公社制度动员农村群众，让后期的破坏变得更加严重，也制造出大量的农民工。官僚借由特权迅速的将较好的土地与耕作机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在农地变为建地的过程中窃取差价，积累私有财产。

尽管在邓小平的改开10年间并非彻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工人阶级失去了终生雇用保障，退休及医疗服务，而农民也在公社的瓦解下变成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在价格双轨制推动以后带来了通货膨胀与周期性的萧条，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断地失去保障，却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特权利用改开的各种政策贪污图利发大财，在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甚至高达了31%，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安门的革命几乎推翻了邓小平政权，而这更加让中共政权意识到他们没有了回头路。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被血腥镇压，就如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屠杀工人一样。1989年的极端镇压就是为了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因为中共明了工运是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维持政权的统治只有高度的独裁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经历的数年对于工人阶级残酷的镇压以及党内的清洗以后，（光是在天安门革命结束至1990年底，就有4万名的工人被捕+，甚至活跃的工人被处以死刑）。

在90年代，邓小平推动着沿海经济特区，将国有企业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被部分上市，这让中共官员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好让他们从国家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房屋及金融资产的资本家。而中共也透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民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而被压低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镇压，（包含取消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和外资的税收优惠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厂打下了基础。

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

今天的中共有着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10%的有钱人掌握了社会上67%的资源，这些农民工占了中国1/4的劳动力，这些大量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今天中国的私立幼儿院占了总体的90%，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经费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性的群众动员才得以确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地将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成果转变为他们私人的财产，社会上一切的保守与反动的意识死灰复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中共政权再次的面临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机。尽管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使独裁政权下创造了无数的灾难，但计划经济成就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化，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则1980年代以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也会变得不可能。中共政权代表了一个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发挥出计划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并制造了可怕的新危机和大量苦难。今天工人阶级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当下次革命到来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到真正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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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颁布的港区国安法是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严重打击

Per-Ake Westerlund、Vincent Kolo

中共新颁布的港区国安法，其效果就如同军事政变或第二次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只是这次出动的不是坦克，而是法律、秘密警察和大规模网上监控。

国安法的适用范围震惊了香港内外的法律专家和民运人士。该法律比大多数评论员所预期来的更为严厉。香港的资本家和财团高调支持这部部法律，并声称「只会针对一少数人士」，但现实证明这只是谎言。

对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反威权斗争以及去年的历史性群众抗议运动而言，这是一次严重挫败。但这场挫败的持续时间，恐怕不如中共政权所希望的。

国安法是在6月30日午夜前一小时公布并实施的，时间上刻意选在7月1日（香港政治中最重要的抗议日）前夕，以达到最大的震摄效果。自此，每天都会颁布新的严厉措施，扩大了新法的适用范围、提升了其严厉程度。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法例条文本身，而是由谁来执法。中国大陆的秘密警察和中共特务将首次可以公开运作，并具备极大的权力。几天内，当局就成立了许多新机构，从事监控活动并收集有关政治活动者的情报，并执行国安法，而且他，们在必要时还能绕过、凌驾香港政府。

中国国务院任命了恶名昭彰的强硬派郑雁雄为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曾任广东省委书记，以在2011年镇压广东乌坎事件而出名。当时他的上级领导不得不舍弃他，因为他们认为郑雁雄处理乌坎事件的强硬手段适得其反，但当时习近平还没有上台。

被架空的香港政府

可憎的右翼港府和中共的资本主义建制当然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复仇，他们正沉浸於权力突然大增的狂喜之中–这是自在去年抗议爆发、自己沦为厌恶和嘲讽的对象以来，再一次受到民众所恐惧。但是，港府并非在主导这一反扑进程。国安法显示了港府比以前更加失去其存在意义。

对「一国两制」（即中共独裁下的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的神话，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这次举动可谓历史性的，亦也很是莽撞，并且会招致与竞争的全球资本主义政府的大规模反制，而在中国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新冷战中，香港则变成「西柏林」的角色。

香港：被视为“终局之战”的反国安法抗争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02/23509/

香港过去的角色和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大量西方银行和公司进驻，而且它还是中共政权的政治盾牌。北京可以保留香港在「一国」条件下的「第二种」体制，从而维持对一些有限的民主改革的幻想。

在主权移交后的最初几年中，这还不完全是中共的虚情假意–以前的中共政权并不排除允许香港实行更大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可能性，将其用作「白老鼠」以进行之后可能在中国进行的民主试验。但即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已经果断放弃了这个念头。

中共政权已经意识到，即使在民主方面作些微的让步（例如放宽审查制度、建立更独立的司法制度）也将引发连锁反应，最终造成中共倒台。从那时起，北京的目标一直是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习近平的上台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极权走向。

日益恶化的打压

国安法的颁布有意识地旨在产生巨大的爆炸效应。每天都有新的极端措施颁布，就像一头大怪兽每天都在长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共政权渴望在香港施展自身权力以图震摄世界，因此对于执行法律没有详细的计划，而该法的实际执行机制仍在订定中，而以下这些是仅在过去几天中颁布的一些新措施：

7月5日，星期天：外国和台湾政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将被中共代理人要求提供其会成员名单和银行帐户资料。拒绝这样做的组织的代表如果前往香港或中国大陆，不论国籍，都将被判处最高两年有期徒刑。这对包括任何国家的ISA成员在内的社会主义者构成威胁。该法律的治外法权是前所未有的。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法学专家唐纳·克拉克（Donald Clark）分析道 ： 「 如果你曾经说过任何可能冒犯中国或香港当局的话，请远离香港。」（引自HKFP）

7月6日，星期一：警察可以无需向法官申请搜查令，随意进行进门搜索、窃听。警察还可以禁止任何「受调查」人士离境。现在，电讯供应商和互联网公司亦须要交出用户资料。警权得到前所未有地扩大。而国安法法规定的所有其他措施的实施，也无需经过本地机关，他们和我们一样犹如旁观者。

7月7日，星期二：违反国安法的书籍将被从学校和图书馆移除。

教育局强调：「如发现内容有过时或有机会涉及（下述）四类罪行，除非是在正向教导学生国家安全的意识及个人作为国民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背景下阐释，否则一如涉及其他严重罪行或道德伦理上社会不接受的行为，理应把它们移除。 」

把中国大陆的规章制度强加到香港的中小学和大学，一直是北京的长期目标。

四类罪行

该法律列出了四类罪行，最高刑罚可判处无期徒刑（如果被告因被送中「审判」，甚至会面临死刑）。这些罪行的定义非常模糊，因此只要中共政权想用，它就能用。任何活动和观点都可能在某天变成非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涵盖对中共独裁的一切批评。从香港民主斗争一开始，「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就一直是斗争的核心诉求。这个口号和提倡组织也可能被禁止。

「分裂国家罪」包括主张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独立或支持更多自治权。任何要求「自决」的组织都违反了国安法。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本人在国安法下将面临面臨无期徒刑。不论实践如何，毛泽东本人至少在口头上支持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国安法已禁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去年最受欢迎的抗议口号之一，当局指这个口号意味着「分裂国家」。 ISA从未支持该口号，因为该口号与香港的右翼本土派相联系，并指出不需与中国大陆工人联合进行运动、混乱群众意识的民族主义方向。但是，中共对该口号的禁止，反而会刺激香港工人和青年对这个口号的认同，甚至得到到部分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的回响。

台湾执政民进党告诫台湾人不要前往香港，因为如果他们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或发表支持台湾独立的言论，可能会根据国安法而被捕。 54%的台湾人支持台湾完全独立–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也是习近平采取强硬的反台湾政策的直接结果，而中共在香港的镇压强化了台湾人对台独的支持。

「恐怖活动罪」包含一系列与真正的恐怖主义无关的行为。亲中共的建制派和大陆媒体过去已经广泛使用这个标签来指责去年的抗议活动。譬如去年港铁抗议，破坏公共交通的行为可能会被中共警方列为「恐怖活动」。支持抗议活动的任何行为，例如向抗议者捐助食品和饮料，或对伤者进行医疗护理，也将非法，从而覆盖不限于前线抗议者的很大一部分人。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涉及与包括台湾的任何国际联系或接触。这很可能用在呼吁美国和其他政府对中共施加制裁和压力的某些团体和政客，但这项罪名也可以用於一切政治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任何其他拥有国际成员，并批评中共统治的组织。

在香港的记者和媒体也正准备应付新成立的、「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的国安公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如果香港外国记者会或香港本地所有记者，能够给我百分百保证，他们不会违反国安法，那我就会保证新闻自由。」这无法消除对新法的恐慌。

香港记者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7%的人认为认为立法将「严重影响」新闻自由，而90%的人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将受威胁。

全球因素

我们必须从中共政权（特别是解放军）最近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考察习近平对香港的野蛮进攻。今年中印边界冲突是自1962年的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解放军战机多次进入台湾领空;中国海军首次同时在东海、南海和黄海这三个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中国还向日本实质控制的钓鱼台（日称尖阁诸岛）附近的有争议海域派海警船，以抗议日本政府决定重命名这些岛屿上的某些地名。

中国：新冠肺炎让习近平变强还是变弱了？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21/24003/

习近平似乎正在四处惹事生非，包括与澳大利亚的冲突日趋激烈，过去中澳两国曾经发展出蓬勃的经济关系。为反制加拿大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现在有两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并可能被判死刑。

因此，对香港的打压不仅、甚至并非意在香港。中共宣称要平息2019年数百万人上街示威游行的群众运动，然而中共并不一定要动用好比按下「核按钮」的国安法。实际上，香港反威权运动早已陷入自身的政治矛盾，并在走下坡–缺乏明确的政治计划，以及最重要地，缺乏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来在更复杂的局势下引领斗争。

最新的严厉措施可能将在短期内产生令人震摄的效果，这对香港的运动来说无疑是个挫败。如果抗议者吸取主要教训、改变运动方向，运动可以在将来恢复。国安法的目的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散播恐怖，因为不满的声音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大。受到了与美国的贸易战和过去7~8年中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的影响，中国现正处于新冠肺炎触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中。

习近平也希望能对党内和军内对手展现威力。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是现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决定性特征，并反映了社会危机的加剧。习近平正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争取连任第三任期，但目前看来这一期望不再那么笃定。

统治精英认为习近平强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他们是个麻烦、会分散注意力，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习近平不能轻易改变政治方向，因为这样做会严重损害他的权威。随着敌对派系磨刀霍霍，习近平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他的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 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并寻求新的冲突，以此来展示他的力量，迫使社会和整个党国机器与他团结一致。

与特朗普的交易

目前，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已强烈谴责国安法，但反制措施也比较不痛不痒。他们说冲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即民主与专政的斗争），但这根本是在骗鬼，因为美国和欧盟不会反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特朗普一再表达了对习近平的赞赏。上个月在夏威夷由麦克·蓬佩奥代表美国进行密会时表示，他似乎与习近平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以挽救两国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传言说，作为回报，美国总统同意减轻对新疆（或加上香港）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制裁措施。

香港：习近平收紧权力　图摧毁民主权利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5/25/23427/

但是，北京日益挑衅的行动将暴露出西方大国不采取行动的相对劣势。考虑到新冷战涉及到的利害关系，由于香港局势在全球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双方就香港问题的立场也更加强硬。当然，西方政府采取的行动将主要是保卫其银行和商业利益。而中共政权也有可能误判形势，反制措施可能比预期的更为严厉。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然而这一切才刚刚揭幕。

对于香港的社会主义者和运动人士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发展。对于外地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警告，它凸显了我们正进入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新时期：更尖锐和更爆炸性的转折、越来越多的冲突、新的斗争，并且迫切需要基于工人阶级力量实现真正社会主义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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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8日星期五这一天，是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5周年纪念日

Paddy Meehan，社会主义党（ISA北爱尔兰支部）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当权者诉诸二战英国抵抗德军轰炸时所谓的“大轰炸精神（Blitz spirit）”，说得好像所有人都齐心抗疫。实际上，从二战与法西斯主义恐怖的时期至今，这种呼吁是一如既往空泛且虚伪。

二战中，超过7000万人丧命——包括600万犹太人、470万波兰人和400万名社会主义者、同性恋、罗姆吉卜赛人及其他“不受欢迎分子”（undesirables） ，都惨死于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

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贝尔森（Belsen）和华沙犹太区，这些集中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骇人罪证深深烙在公众意识中，如此恐怖行径绝不能重现于世。然而许多人仍会问，为何在离尸横遍野的一战短短不到一个世代后，这样的冲突会被允许在世上重演？

被革命浪潮终结的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工业化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冲突，西线和东线莫不是血腥屠杀。它还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列强首次为争夺世界市场控制权而爆发的大型冲突。当冲突陷入僵局，工人、士兵和水兵们首先在俄国革命期间起义，随后蔓延至德国。接连的革命结束了战争，但是资本主义仍在俄国以外存续。

德国资本主义在一战中被击败，屈从于割地赔款。 从大战中走出的英法帝国寸土未失，却对崛起中的美国背负沈重债务，美国借此成为主宰世界资本主义的强权。十月革命的先例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俄国的诞生，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强权所谓休战不过是将冲突从西欧转移到俄国内战、转移到对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镇压、转移到维持世界各处殖民地的残暴行径。

各国资产阶级为各自利益而发动的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衍生的问题，无疑将在世人眼前重演。全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日益增加，体现在世界各地罢工和抗争中——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到苏格兰格拉斯哥，由俄国柏林至中国上海——全球资本主义不得不处理纷争不休的各国政商权贵之间的竞争、对付工人阶级越来越组织化和激进化而不容小觑的力量。

全球经济在1929年的崩溃后一落千丈，陷入了大萧条之中。 而到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推动文明进展的能力已悉数损毁。资本家为竭力维护自己的利润和对资源与职场的控制，不惜将贫困和苦难变本加厉地强加于工人身上。资本主义制度的孤注一掷，表现在德、意诉诸法西斯独裁政权，以粉碎有组织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抵抗。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与资本主义的回应

英国二战纪念活动将战争描绘为一场各个阶级共同团结一致击败了希特勒和法西斯邪恶政权的全民族抗战。然而，英国统治阶级的反应，说好听点是为捍卫他们的帝国领地才极其有限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说难听点是为粉碎竞争者并为资本主义披荆斩棘，以创造巨额利润，而这点正是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而难掩对德国的“同情”。在1940年法国被德军占领后，逊位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纳粹的关系紧密，甚至能够得到德国占领军在他的法国宅邸派驻守。

1920至30年代，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统治阶级对法西斯一再让步，他们实施的绥靖政策在今日已备受骂名。他们乐于看到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得势。在一趟访问意大利的旅程中，邱吉尔表示：“如果我是一名意大利人，我必会全心全意地拥护你，自始至终地追随你对抗列宁主义野心和冲动的胜利征程。”

这番态度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统治阶级会对西班牙内战冷眼旁观。确实，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邱吉尔曾下令拟订如下计划：瘫痪纳粹政权但让其维持下去，同时展开一连串攻势来对付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苏联（尽管这个制度已经严重堕落）。邱吉尔在反对苏联的时候，显得远比反对法西斯时真诚。

然而，这些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不仅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而且更多是因为他们将面对来自全世界工人的抵抗。

绥靖和拥抱

绥靖政策的逻辑在于，对英国资本家利益的关键危害不是来自法西斯，而是来自革命的威胁，来自苏联可以发挥的潜在作用：苏联尽管尽管畸形和堕落得厉害，仍象征资本主义之外的新道路。不列颠帝国的衰落已成事实，这意味着任何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都将削弱它对领土的控制能力，让美国得以强化国际干预。当像希特勒这样凶残且反对社会主义与苏联的强人出现在政坛上，野心勃勃地要把德国强权渗入中欧和巴尔干半岛时，他们抓住机会跳了出来，扮演德国重新武装和吞并行径的调停者：允许纳粹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换取不妨碍不列颠帝国利益的承诺。

德国资本家之间早已达成协定：国家必须要有一个独裁者。1920年代的德国充斥着革命动荡，到了三零年代，尽管德国社民党改良派的领导层已经向资本主义投降，德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劳工运动。德国共产党虽然与苏联官僚的私利有着曲折的联系，但他们的存在与成长，足以驱使德国资本主义求助于破产的中产阶级，他们日益壮大的运动日益集结在以希特勒为领导核心的纳粹党周围。少数的德国商业阶级，例如蒂森（Thyssen）、博世（Bosch）和蒂勒（Thiele），一开始就积极提供纳粹财政支持。然而，国内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废墟和日益具战斗力的德国工人，促使这些起初的支持者开始把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更全面地引进德国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器，作为他们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案。

德国工人曾有机会阻止希特勒

正是在这一时期，希特勒和纳粹曾有机会被遏止。尽管德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层存在着政治弱点，但工人们仍留有大量的组织和力量。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如果能够认识到法西斯主义真实威胁并采取统一战线，它将可以推翻现行制度，阻止事态发展至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处于威胁之中的德国资本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以粉碎这些组织。

最终，德国社民党领导层为资本主义国家撑腰的政策失败，路线受斯大林影响的德国共产党深陷于宗派主义之中，它们均未能认识到法西斯的危险。 领导层的失败导致组织起来的活跃工人阶级这个唯一有能力阻止恐怖时期到来的群体，遭到不断巩固的纳粹所摧毁。

西班牙内战

一战没有停止战火，一场新的全球冲突的进程在1930年代加快了。作为世界大战先兆的西班牙内战，见证了重新武装化的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干涉内战以支持弗朗哥，让它们凶恶的政策小试身手；见证了英、法、美的无动于衷，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势力在西欧的壮大，他们明面上未采取干涉制止法西斯，实际上消极地接受了它。而一直以来斯大林的干涉都有意地保持在不足已扭转局势的水平，以迎合他冷眼旁观的未来英美盟友。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与农民沦为牺牲品。

这些事件还展示了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另一面：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从世界各地前来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他们的英勇示范得到沦陷区各地抵抗运动的响应——法国、意大利、波兰、希腊、巴尔干、越南和中国，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工人和青年担任抵抗运动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数百万的工人见识到要击败法西斯，必须要通过斗争，通过为战争贡献心力不畏惨烈地牺牲。

这份牺牲是统治精英未曾付出过的。在英国，邱吉尔搞砸了西欧的防御，又发动仅为了捍卫大英帝国利益的战争。他长期支持推迟盟军对西欧的反攻，却更倾向发动日益造成无差别伤亡的灾难性大轰炸，当斯大林敦促西方的盟友反对希特勒时，英国断然拒绝他的提议。斯大林因此转变了策略，与希特勒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 此条约并非试图为无可避免的入侵争取时间，而是斯大林真心相信希特勒的承诺，并参与了对波兰的残酷瓜分。而肃清反对派的大清洗和缺乏抗战准备，也削弱红军和工人们反攻的根基。

希特勒的进攻和苏联的抵抗

在短短的几年里，希特勒和轴心国发动闪电战，接连拿下了中国东北（满州）、比利时、法国和大部份的巴尔干。希特勒随后将他的目光转向了苏联，并于1941年6月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入侵行动。纳粹入侵东欧及苏联的暴行向全苏联人民昭示：这将是一场歼灭性的战争。

猝不及防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被入侵震惊，他们意识到只有放宽控制才能自己皮肤不受损伤。为准备苏联的防御，大清洗的方方面面都缓和了下来，特别是对红军的干预也有所放松。将这场冲突被贴上“爱国大战”的去政治化标签，没有任何要求德国工人及被征召入伍者一起对抗帝国主义的号召，还再度将森严的军事等级制度引入了军队。经历了入侵初期的溃败后，壮烈的牺牲（超过2700万苏联军民死亡）以及为战争做出的无比努力（T-34坦克是战争中制造量最大的坦克）将纳粹推回了柏林，致使红军的占领区横跨东欧和德国。

谁的“大轰炸精神”？

今天的防疫工作根本不是全民齐心，就像二战中所有人“齐心协力”一样，不过是蓄意传播的谎言。在二战时的伦敦东区（贫民区），工人阶级还得为地下防空掩体而斗争。 尽管工会官僚和斯大林化的共产党抱持反动愿望，仍无法阻挡工人们采取行动保卫自己的利益。

1944年，贝尔法斯特展开了一场机械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爆发的罢工。随着工人们从一间又一间的工厂涌出，发展成了一场机械产业总罢工。到了五月底，超过2万名工人加入了罢工。 1942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老板试图开除2名工会成员时，罢工在短时间内就发展了起来。在这两次情形中，罢工的主动权都来自工会成员，而组织和协调行动则是由强大的商店职工团体进行的。

战后瓜分

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和斯大林主义苏联相聚一堂，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反抗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提出要由工人阶级接管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在希腊、法国和意大利都纷纷爆发这样的运动。 为了扼杀这些运动，对世界地盘的划分便具有关键作用。这些会议巩固了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列强的统治地位，以牺牲尤其是英国等老牌列强的地位为代价。 战后的资本家要保住其体制，唯有向工人做出巨大让步一条路可走。例如在英国，工人们赢得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和经济部门的国有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段时期满是今天可以吸取的教训，最明显的是，工人运动若不与企图组织起来的法西斯分子相对抗，就将面临着危险。工人们在战后时期赢得了大规模的胜利，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仍在捍卫当年的成果，制止那些设法摧毁它们的人。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明白击败法西斯的关键不在于邱吉尔和斯大林，而在于普通工人阶级的英勇付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未曾存在过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资本主义精英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势不两立，双方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打败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牺牲精神和团结一致的基础之上，他们抗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独裁政权的行为，并拯救了人类。 工人们曾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今天工人阶级一样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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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计画必须是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工人阶级运动，以终结整个资本主义

Keely Mullen （美国 社会主义替代）

5月25日晚上8点25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呼吸停止了，过了一会儿他的脉搏也停顿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雷克沙文（Derek Chauvin）却要等到两分钟后，才把膝盖从弗洛伊德的脖子上移开。不到一个小时后医生即宣告弗洛伊德死亡。

弗洛伊德逝世的那天，我们已经被封城超过两个半月的日子了。数百万美国人因为新冠肺炎失去亲人，很多人只能在隔离中孤单地承担伤痛。数千万人失去工作，还有更多人被迫减少工时与工资。下个月的租金缴交期限很快就要到期了，许多家庭又要再次想破头，看看有没有办法应付房租和民生物资，甚至要在这两者中只能选一个。

这一切已经对黑人工人阶级造成巨大伤害。美国黑人群体感染新冠肺炎的机率是白人群体的三倍。黑人失业率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正是这种背景，使得弗洛伊德之死点燃了50年来美国最广泛的抗议运动。

从弗洛伊德被谋杀那天晚上开始，群众抗议活动和占领从明尼阿波利斯席卷到全美国。这标志着黑人生命权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进入更加成熟的崭新阶段。

美国各州都出现游行示威，游行场次比起2017年1月全美超过650场的女权游行还要多，而且不只侷限于大城市或北部，美国南部也举行了上百场抗议活动。在六月六日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数十万人上街走上华盛顿特区街头，也有数十万人走上全国各地的城市街头。

这些抗议充满义愤之情，主要由黑人青年领导，但是参与的人群显然来自不同种族。一个简单的凝聚性诉求使成千上万青年在一个又一个城市走上街头高呼：不容警察杀害无辜黑人，必须全面废除种族主义警察暴力！

特朗普的“法治与秩序”

比起2014至2015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这次运动是一次出全面的反抗，并且占领了许多城市。

在明尼阿波利斯，抗议者将弗洛伊德去世的地点变成运动总部，并建立起一个长期基地。

同样，在布鲁克林的巴克莱运动中心（Barclay’s Cente），周围街区几乎成了示威者的家。日间，儿童和携家带眷的市民上街游行，而晚上则有青少年们接力，几乎像在轮班。

这些抗议活动之所以在某些城市变成更广泛的反抗，一部分是因为警察对一开始的示威活动进行残酷镇压。警察反复把催泪瓦斯，橡胶子弹和警棍，朝着和平抗议者毒脸上招呼，甚至好几次开车冲进人群。

隶属社会主义替代的西雅图市议员萨旺特（Kshama Sawant） 向市议会提出修法，要求禁止警察使用化学武器（催泪瓦斯、胡椒喷雾）、橡胶子弹/爆炸球/布袋弹、水砲和音波武器。这个要求已经得到广泛响应，显示民选的社会主义者如何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警察对付示威者的方式已经相当野蛮，但与特朗普希望对抗议者施加的暴力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他敦促各州州长要“打击”示威者，他还说：“他们开始抢，我们就开枪”。他派美军进驻华盛顿特区，还威胁要向其他城市部署军队以镇压运动。他叫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对白宫外的和平抗议人群发射催泪弹，只因为他要去教堂拍张手持圣经的作秀照片。

特朗普威权主义式的口头威胁，得不到美国公众甚至是自己政府内部的支持。很多高级军官反对动用军队。目前，62％美国人认为抗议是合理的。更令建制派震惊的是，54％美国人认为，烧毁明尼阿波利斯第3派出所的行为是合理的。

特朗普作风和警暴镇压只会火上浇油。特朗普试图用残酷镇压把自己塑造为“治安总统”，让人觉得他是前总统尼克逊再世，因为尼克森在1968年靠着“法治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口号赢得选举。但是两者背景完全不同，1968年选举时，尼克森第一次参选，而他的对手庄逊及其民主党所代表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失败与国内群众抗争。政治上，特朗普这么做反而帮到拜登，现在拜登在全国民调中已稳定领先。

民主党中央口头上发表了支持运动的声明，但同时各地的民主党籍市长和州长下令宵禁、批准削减社会服务，给警察巨额预算，甚至完全否认自家警察的暴力行为。

民主党的真面目

更离谱的是，很多民主党籍市长和州长都认同特朗普和总检察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说词，说对抗警察和抢劫是受到“境外煽动”。特朗普猛烈抨击ANTIFA等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威胁要宣布他们是“恐怖组织”。很多民主党官员，尤其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民主党官员，散布了白人至上主义者要来打乱示威游行的恐惧和谣言。

这则报导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其中一部分官员开始更认真推动警务改革。纽约曼哈顿区和布鲁克林区的区检察官表示，他们不会起诉数百名因“非法集会”或“扰乱秩序”被捕的抗议者。

在西雅图，人民强烈希望民主党籍市长珍妮·杜尔坎（Jenny Durkan）下台，因为她没法制止警察恐吓示威者的行为。萨旺特加入呼吁，正式要求杜尔坎辞职。明尼阿波利斯一些市议员大胆承诺废除警察。无疑来自运动的压力，会迫使统治者进行一些警务改革。然而，在这八大首富拥有相当于世界最底层一半人财富，美国将始终依靠某种镇压力量维持秩序。

社会主义者认为，没有警察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得到保障，以及民主管理社会资源的基础上。

不幸的是，在这次抗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基本缺席了。这进一步证实了他完全投降于民主党中央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如果他没有退出选举，还可以利用竞选活动来帮忙推动重要的变革。

毫无疑问，当前的群众运动削弱了民主党的权威，因为人们看到了民主党的主要官员是怎么散播恐惧，好辩护警察暴力的升级。但是同时有另一群人正在努力骑劫这个运动。

民主党的整体情况唯一的例外是拜登的呼声加强。但这主要是由于人们普遍反对对特朗普危险的威权主义。尽管拜登最近稍微探出头来攻击了特朗普几下，但不要忘记仅两周前，他才说过如果黑人支持特朗普就“不算黑人”，而爆发政治丑闻。这场运动已经成功开除、逮捕和起诉了所有参与谋杀弗洛伊德的四名警察。这并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全国各地特别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议者的顽强拼博赢来的。

我们迫切需要使运动再接再厉保住势头。以下是我们社会主义替代提议运动所采取的下一步：

诉求：我们需要全国和地方性的具体诉求。削减警察预算和重组全国警察部门的呼声越来越高，洛杉矶等城市甚至采取了减少警察预算的措施。全国很多城市分配了过高的预算给警察部门。萨旺特要求将西雅图警方的预算削减一半。社会主义替代支持将警察预算的大部分重新分配给住房、教育和医疗部门。

我们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审查警员。具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暴力前科的任何人员都应立即被解雇。这应该由一个民主负责的社区监督委员会来审查。

我们的诉求必须反映工人正面临的严重危机。尽管当前诉求的出发点无疑是针对种族歧视警察的暴力，但我们不应止步于此。租金上涨、工资持续下跌以及不完善的医疗体系，都特别影响黑人族群。我们现在正处于疫病大流行之中，并且全球经济也开始走进大萧条。

工运应该参与进来：反对种族主义需要整个工人阶级的参与。毕竟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我们全体的伤害”。工会需要紧急组织会员参加抗议。比如说，公会可以举行“9分钟团结罢工”，象征警察压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9分钟；还可以组织保护抗议者不受警察暴力的行动：把工会会所改造成仓库，提供抗议者物资和个人防护装备，并组织小队每天参加游行和抗议活动。在明尼阿波利斯，社会主义替代呼吁组织为期一天的全市总罢工，以声援运动并要求国民警卫队结束占领该市。

民主架构：每个城市的运动都需要民主机制，这样我们才可以讨论下一步。首先，应该举行每天的露天会议，讨论每日计划以克服各种困难。如果运动以这种速度继续下去，这些会议将需要转变为正式的组织机构，由各组织派代表参与。我们还需要安全的网上论坛来快速交流。

安全：在每个示威活动中，我们都需要安排一个各种族组成的保护人民安全的团队，防止某些反社会和犯罪分子趁乱打砸。这不是因为道德上要保护私有财产，而是为了防止有人蓄意破坏运动的广泛支持。

“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我们全体的伤害”

工人运动的重要部分已经在这场行动中作出重要示范。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明尼阿波利斯公共汽车司机工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示威活动的第一天晚上，工会就拒绝帮警察载抗议者到拘留所。很快，纽约、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城市的交通工作者也采取了类似立场。

在示威活动的第11天，全国各地的护士跪在医院的草坪上，声援Black Lives Matter。这些护士们在在疫情期间被迫穿着垃圾袋继续工作，而医院门外的警察则可以装备充足地招摇过市。

随着抗议活动维持一周，明尼阿波利斯的杂货店工人开始组织罢工和停工以声援运动。6月5日，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杂货店工人和社会主义替代成员组织了她的整个轮班集体停工。他们在店门口高举牌子游行了8分钟45秒，然后回到工作。此外，明尼阿波利斯邮局工作的社会主义替代成员也率先与60名邮政工人举行了团结集会。他们从累人的工作场所游行到示威者占领区，大声宣告：“一栋房子随时可以重建，但被警察谋杀的生命永远回不来了。”

广泛的劳工运动有组织的团结行动有着巨大潜力。但不意外的是，大多数主要工会的现有领导层完全失能。在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些主要工会的领袖只说了几句“种族主义不好，特朗普不好，请大家去投票”的话。这是完全不够的。这场运动的诉求不能等到11月选举。如果劳工运动现有的领导层没有能力充分动员工人反对种族主义，那么我们需要使工会恢复为真正的抗争团体。

一些城市的抗议活动暂时性地爆发为骚乱。有人烧毁警车，甚至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警局。极少数抗议者采取了诸如抢掠之类的反社会行为。某些情况下，这种掠夺更明显地是因为贫困，例如有报导说一些人为孩子拿食物和尿布。但其他情况下，则是有人在趁乱偷东西。

骚乱背后的愤怒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正面的。我们是应该愤怒。世界上有很多令人愤怒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有策略的表达这种愤怒。在缺乏民主机制来辩论下一步的运动中，人们往往会尝试各种作法，有些有效，有些则没用。

要把这场起义变成一个持久且能够赢得永久变革的群众运动，我们就需要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建立民主机制，以协调运动的战略。在制定策略时应考虑使更多的工人阶级参与斗争。

目前全国各地，人们正因为猖獗的种族歧视涌上街头。但从局外来看就很明显，这种愤怒的根源更加深远。它像云一样垄罩在示威活动上。很多要求弗洛伊德一个公道的示威者都清楚知道，我们的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已经不行了。

尽管2014-2015年的Black Lives Matter示威运动表达主要在黑人青年之间的情绪，认为整个社会体制都是对他们根本不公平。但随着数百万人进一步陷入贫困，这种情况更加广泛。

希望具体变革的迫切愿望跟人们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各种族的年轻人和工人因为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疫情失去了亲朋好友，他们眼看自己债务增加，工资减少，甚至失去工作。他们不禁会想：有没有别的出路？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必须为此奋斗。我们必须争取彻底改组警察，争取安全稳定的住房、医疗、就业政策，争取资源充足的教育和社会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斗争。但是，我们也不将这些改革自身视为最终目标。我们的计画必须是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工人阶级运动，以终结整个资本主义。

各种政治机关（包括警察）的存在是为了捍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如果我们要真正克服数百年来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我们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新社会不应该驱使人们进行残酷的竞争和为自己累积财富，而是应该鼓励人们团结合作和重新分配整个社会的财富，而这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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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行动主张香港民主运动应该全力声援美国抗争，并学习其中的抗争方法和纲领，建立国际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运动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宗白人警察跪颈压死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事件，触发全美超过600城巿、50个州份爆发大规模反警察暴力及种族主义的抗争。在香港过去一年的反威权运动里，故然不少抗争者对香港警暴恨之入骨，但同时却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甚至寄望西方国家领袖制裁中共以助香港抗争一臂之力。这场美国的抗争迫使我们睁大眼睛看清事实——特朗普与习近平不过是一丘之貉。

“警察国家”

特朗普全力镇压抗争。他形容示威者是“暴徒”、下令出动7,000名国民警卫队（美军部队之一）在全国要道占领、22州40巿实行宵禁、总统为了抹黑运动而定性Antifa（一个松散反法西斯的网络）为“恐怖主义”，以打稻草人来合理化镇压 。警察向示威者、普通平民及记者开枪，超过1,300名示威者被捕。

很多爆发示威的城市都是由民主党控制的。民主党的建制派政客都对示威散播恐慌，并动员军队镇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一方面暗指竞选对手特朗普施用暴力，却又指只要警察向示威者手脚射击而非对准心脏就可以。

美国警察暴力袭击记者、医护人员、长者和小童的恶行与港警一样，而身上并没有编号的情况对香港抗争者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美国前线示威者也举伞挡胡椒喷雾，并且用水樽和雪糕筒扑灭催泪弹，甚至表示要学习香港示威者“Be Water”。固然无组织的流水式抗争并不是致胜之道，要打倒政权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民主组织，但这还是体现了国际团结和互相学习的精神，也証明了香港和美国示威者对抗的政权之本质是一样的。

虽然中美统治有所不同，但都是高压统治的警察国家。因为只要有激烈的阶级矛盾，不论行独裁还是“民主”制，统治阶级需要军警机器才可维护统治。若要结束警暴，必须结束整个种族主义及贫富不均的资本主义制度。

香港抗争运动要团结的对象是中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外国权贵。香港本土派和泛民寄望美国权贵政客支持香港抗争，最后只会换来泡影和失望。泛民主派美化美国的民主制度，指市长道歉和警察下跪，却不指出美国警暴的制度问题尚未解决。这说法就像香港建制派说林郑已经撤回送中条例，“暴徒”继续上街只是无端生事。极右本土派更站在特朗普和美国警暴的一方，就如中共指控他们是“外国势力”那样，抹黑抗争是中共煽动的暴乱。可见国际的抗争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照妖镜，看清他们虚伪的面目。

全球抗争浪潮

美国抗争蔓延至全球，向政府施加巨大压力，使抗争争取到比香港较多成果。但这些成果仍是脆弱而不巩固的。例如四名行凶警察虽然被起诉谋杀，但会否被判有罪仍是未知之数。美国杀人白警被无罪释放的案例多不胜数。而部分城市虽然暂停使用跪颈和化学武器，以及有酝酿削减警队预算，但能否真正落实仍是未知之数。

美国社会主义替代（社会主义行动在美国的姊妹组织）在西雅图的市议员Kshama Sawant在市议会动议，禁止警察跪颈及使用化学武器、声波炮及水炮等武器，最后在群众压力下获得议会一致通过。但部分民主党政客口讲反对警暴，但企图削弱动议的实效。而明尼阿波尼斯市议会虽然通过了“解散警队”的议案，但投赞成票的建制政客不过在耍花招——企图成立一个空谈的委员会，等一年半载运动冷却后就不了了之。这些美国政客的技俩实在见怪不怪。

美国抗争者赢得更多让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左翼种族平权的抗争传统，加上近年对财团的怨愤转使“社会主义”不再是禁忌，阶级意识和组织力量相比香港都要更高得多。这场运动中有居民组织自卫队和社区组织，也有外卖员工和巴士员工在工会中抵制警察，也有餐厅员工集体罢工，反对公司给予警员的长期半价优惠。美国西雅图的示威者在一一度驱逐警察，成立暂时性的自治区，展示没有国家暴力群众也可自行维持秩序。现在美国社会主义替代正提出工人在工会大规模组织起来，准备一天大罢工。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香港民主运动应该全力声援美国抗争，并学习其中的抗争方法和纲领，建立国际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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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冲突的升温只会令政权更加独裁和具镇压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国的群众斗争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政权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在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华府乘势发难，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作证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将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后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将采取行动“制裁香港及相关的中港官员”。而在外部，疫情阴影未去的美国又因警暴问题爆发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运动，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应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说，特朗普现时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树立一个敌人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在香港问题上再次作出强硬的姿态。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体方案和行动，美国明显因为国内经济萧条、害怕自损利益而犹豫不决。

政治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无疑亦将会令本地资本收缩投资。在中共宣布订立港区国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场立即出现了一次小股灾，仅一早上恒指暴跌千五点。而在接下来的数个交易日中，恒指反复拉锯而交易量大增，难免令人联想中共资本在背后“托市”以试图稳定资本市场信心，并为其政治宣传提供材料，以示“港区国安法并未打击市场信心”。

从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预计中，大概可知制裁的内容包括检讨引渡条约和出口技术管控。当中最受关注的自然是独立关税区地位的存废问题，尤其当下全球经济都在疫症的阴影下挣扎，香港本年度几乎必然陷入相当程度的经济衰退。香港政府回应中全力淡化这些制裁的影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独立关税区地位一失，等同于释出“香港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的讯号，进一步打击外来投资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资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响

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与转口业亦必受打击，虽然政府指美国出口额仅36.7亿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却故意忽略了对美近3000亿港元的转口贸易额（占7.7%）。此外出口技术管控亦势必损害本地电讯业及讯息科技产业，虽然这些实体经济板块所占的本地经济份额不大，但金融业及金融服务业必受连带打击，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收紧美国资本在港上市及投资的控制，借此打击本地资本市场集资能力，考虑到中国每年的外来投资有高达八成的比例经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场的集资能力下降意味着中国的外部投资减弱。

短期内，美方可能会制裁中国与香港政府官员，这相比之下反而只属细枝末节。有消息认为受美国制裁的香港官僚将会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补偿，以确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国国籍）会忠实地执行对港镇压政策。

至于美国政府会否限制香港金管局兑换美元，从而打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这显然是最极端的选项，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选项。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也会造成动荡。在实行这一步前，美资需要先大量撤离香港，以减低美方的损失。现在距离这一步还有相当的距离。作为自由市场派的温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国制裁香港，但现在因为害怕取消关税区等过激政策得失港资的利益而游说美国暂缓制裁。香港众志以至本土派则完全将希望投放在美帝国主义当中。

美国经济目前陷入萧条，而且还未能完全团结欧盟全面抵制中国，因此在发动制裁的初期需要谨慎行事。中美帝国冲突升温和全球化逆转已成大趋势，美国制裁将会转趋强硬。由于民族主义升温，全美国政坛争相打反中牌获取支持，资产阶级可以失去他们的“理性”，不惜牺牲利润来发动他们的权力斗争，突然发动强硬的制裁行动。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然而，即使美国发动制裁并不会帮助中港的民主抗争，中共只会更加利用民族主义来合理化高压统治。而身处前沿夹缝中的香港群众，假如将自身的民主权利寄托，甚至认为可以将其与美国国家利益綑绑，将注定只会是一个残酷的误会。帝国主义冲突的升温只会令政权更加独裁和具镇压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国的群众斗争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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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财富是属于工人，罢工的企业应归于公有，由工人民主控制

帕莎 中国劳工论坛

《国安法》令已超过一年的反威权运动再次进入紧急关头。去年抗争中如雨后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会，联合成立了“二百万三罢联合阵线”，并已经宣布准备发起全港大罢工行动反抗恶法。

新工会的联合阵线为推动罢工，首先于6月20日进行民间联合公投，到目前为止参与的工会多达30个，目标由1万名会员增加至6万人，并动员全部会员投票，当中60%人支持罢工。另各工会亦设有各自的“罢工门槛”（承诺参与人数），若8成工会超过门槛后就会启动后续罢工计划：暂定于7月进行3天的“警示性罢工”，如政府拒绝回应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真罢工”。罢工门槛设定得十分高。

全港罢工运动理应建立在一个工会联合阵线上，互相协调行动计划。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业职工总会、香港会计手足工会等五个行业工会另外发起罢工行动，并且将参与人数门槛定为不合比例的10万人。最后他们在“二百万三罢”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罢工告吹，变相对“二百万三罢”的动员造成负面影响。

自运动之始，我们就一直提出罢工是运动的致胜关键。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生产者，主宰统治阶级的经济命脉，如果能有组织地发动罢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瘫痪社会运作，展示工人阶级才是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阶级需成为运动的核心力量。

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总罢工

建立新工会是为了弥补去年八五罢工缺乏组织的不足，但组织是需要由下而上、扎根在职场才会强大。大部分新工会乃行业工会，虽有不同公司员工加入，但在职场单位基本未有实际组织，很多时候工会成员会发现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板针对。

但罢工不能单靠自发的力量动员起来，而公投和媒体宣传动员也不是传统工运的组织方法。罢工而需要建立集体意识的工会，共同决策并执行民主决议，意味着抛弃“兄弟派山、各自努力”这种个人主义的做法。

当务之急，所有认真希望推动抗争的新工会都应该将重点摆在在各职场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罢工委员会，扩大成员基础的深度及广度。为了壮大声势，各工会可发起联合大游行，展示工会力量，借此鼓励更多劳工加入。

工会是工人的民主组织，工会力量在于活跃的成员基础、动员力、以及战斗性的纲领。因此亦要扣连至劳权、民生议题，组织抗争反对企业因为白色恐怖或经济危机的减薪裁员，才能吸引更多劳工加入。

总罢工是工人阶级最强的武器之一，但现阶段应以集中动员全港一天的总罢工为第一步，并在罢工期间举行大会，与工人一起决定后续行动。在深入职场组织起来、召开工会大会、作细心的部署和准备，才能推动3天或更长时间的罢工。

工会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实——罢工分明是挑战老板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抵抗资方打压，而不是像职工盟去年反送中时那样指罢工也“对商界有利”，祈求获得老板的批准。一场成功的全港政治罢工必然令整个资产阶级响起警号，并且以撤资和抵制等方式威胁工人，因此建立一个主张打倒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应对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提出的财产权问题——社会财富是属于工人，罢工的企业应归于公有，由工人民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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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主子是伦敦还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卫统治阶级、执行种族隔离、杀害罢工工人以保护资本财团的利益

刹士及社会主义行动记者

从香港去年的群众斗争中，我们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国家实行恐怖统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记者和示威者，甚至殴打路过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财政预算却还是给警方拨出港币258亿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为了镇压群众运动所获得的加班费，是政府原本预算的10倍，高达25亿元。与此同时，香港工人的失业率节节攀升。

独裁政权为了让警察效忠于国家而奖励他们。去年警察对待人民如此残暴，是由中共国家最高层决定下来的命令，作为消灭群众抗争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国的占领军所建立起来的，并在1997年移交给中国国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国后并没有剧烈改变我们的日常作风和制度，也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情况。就像又过了平凡无奇的一天，只不过高高在上的政府换成了另外一个而已。”

民主化与改组警队

不管主子是伦敦还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卫统治阶级、执行种族隔离、杀害罢工工人以保护资本财团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针对反政府抗议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少数族裔、性工作者与难民。

社会主义者主张把警队民主化，这个意思是我们要求每个地区的警队交由当地的社群监管，并透过各个民选的监管委员会来全权主导当地警察的雇用、解雇、预算以及执法。

这代表我们不单要民主监管警察机构，也要实质废除大部分现存的警察架构，尤其是废除整个指挥体系，将其改造成只用来防止罪案的地区性机构，而不是现在这个实行政治任务与暴力来捍卫威权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单位。要实现这种由下自上的彻底改革，必须调查、起诉与解雇所有犯下滥暴、性暴力，以及违反法律与基本人权的警员。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会希望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点在于镇压，而非罪案。再者，打击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资本主义社会是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滋养了助长犯罪的条件。

罪案是社会矛盾的结果

在现时体制下，一名难民母亲因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两年徒刑，同时却包庇纵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级富豪们。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窃、店铺高买，这些往往与经济贫困有关。全民免费且资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医疗照护、便宜出租给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终生社会保险以及由劳工与市民民主参与社会各方面决策，才是最有效解决罪案问题的利器。

我们必须开征富豪税，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拥了2.47兆港元。正因为香港政府的亲资政策，才纵容了这些吸血鬼从一般劳动者身上掠夺到如此离谱的社会财富。但要与之对抗，并实现有利于社会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激进改革，则需要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完成，因此我们需要把大企业与银行收归民主公有，因为社会的财富与生产本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监管与计划，来满足社会需要。

我们主张：

．反对增加警察预算！取消警察加班费，将额外资源投放在公共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上！

． 国际团结反警暴！无论是明尼苏达、加沙走廊还是香港，我们反对一切军事占领、一切国家恐怖主义。

． 民主监管警队！由拥有实权的各地社区的民选委员会来监管警力。

． 反对警暴就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警察捍卫的是有钱人与中共资本家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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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社会主义行动记者

A : Anson

S：你是谁？为什么要参加抗争运动？

A：我的名字是Anson，今年20岁。我是由反送中运动开始参加社会运动，我认为香港变得越来越接近中国式的人治社会，示威者被诬告、滥捕、虐待等，我想站起来反抗，否则我们连发声的权利也失去。

S：最近你的抗争情况是怎样？

A：我上月在母亲节当天参与集会被冲过来的警察拘捕，被捕后首先我被下令面向墙璧、双手举高放于头上维持一至两小时，其后双手更被胶索带勒至红肿，被送往警署后发现很多无辜的巿民也被拘捕，我们被搜身、个人财物也被取走。我们被安置在划上小圈子范围的停车场地上，在污秽的环境苦渡一整个晚上。其间警员态度恶劣，被捕者往往要苦等数小时才可以喝水和上厕所。由被捕至获释接近40小时，等同长时间的精神折磨虐待，我们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

S：抗争已经超过一年，年青人有什么想法？

A：我认为现在前线的抗争者处境比以前更恶劣，武力与警察实在太悬殊，我认为只是能拖延时间，将警察的行进速度减慢而已。现在政府甚至使用暴动罪检控示威者，使抗争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高，恐惧是不能避免的。

S：你认为国际战线是什么？

A：我在抗争中听到不少带有口音的巿民参与，显示仍有些中国人是清醒、知道中共是一个打压人权的政府，但只因在中国被打压风险更高，很多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最近在美国亦发生了反警暴、反种族主义的抗争，都显示美国政府派警察打压示威者，实行戒严等，都是非常腐败的。所以我认为只要是被压迫者、不分新疆、蒙古、或武汉人民，都要反抗中共暴政，以推倒中共专政为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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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法杀到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将在更严峻的环境下运作，故此需要你的支持

与所有主张打倒中共专政的组织一样，我们将有风险被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作为积极跟进和声援中国大陆工运的团体，我们过往也有内地成员被中共迫害。

日后香港政治警察对我们的监控不仅会针对我们香港的活动，那些响应我们联合中港抗争的内地左翼青年也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们若果被中共迫害将会付出更大的人生代价。

勾结外国势力

社会主义行动多年来争取外国工会及左翼议员发声，抵抗对香港的政治打压。例如我们成员梁礼邦在组织银行业工会期间被汇丰银行解雇，期后到访巴西争取当地工会支持，并在全球廿多个城市向汇丰银行抗议。国安法禁止“勾结外国势力”的做法是虚伪的。比起反对与外国政府连系，国安法更有可能用来打压国际工运连结。前美国外交家博尔顿（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书透露，去年日本举行的G20峰会里，习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兴建集中营，而特朗普回应说“这是该做的事！”

社会主义行动希望各位积极捐款支持我们。在镇压风声鹤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对派政团将难以继续公开活动。我们现在也需要金钱加强保安措施。我们也需要你加入我们，在危急形势扩大我们的革命力量。极权是可以被打倒的，我们对未来的群众斗争抱有信心。请立即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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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生组织举行定期会议，尽可能让最多学生有充足、开放且全面的讨论，积极投入在斗争运动之中

小明　社会主义行动

最近，政权正在染指香港学术自主既传统，去年反威权抗争后中共企图全面整肃，有变本加厉的迹象。

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一条“日本在1900-45年对中国是否利多于弊”的试题引起轩然大波。教育局以伤害民族尊严为由，强迫考评局取消试题；二十二名教师被教育局发谴责或警告信，指控他们专业失当，威胁他们或取消其专业资格，背后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为清洗学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统作准备，突显出中共视香港相对自由的教育系统为心腹大患，害怕绐予学生言论自由。

中国大陆的例子前车可鉴，国家机器的管控近乎无孔不入，在校园内装设大量摄像机监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有学校更导入头戴式脑电波仪，监控学生的专注度；对教师的管控也不逊色，中共的机关渗透教育系统，于校内安插党委，监控教师的言行。

教育系统白色恐怖

在香港，国安法及国歌法双管齐下，中共于香港的教育系统散播白色恐怖，种种迹象显示香港的教育系统正在急速走向中国大陆化，教师只被允许讲授与中共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相同的内容。政权得以不同方式惩处违反规定的教师，意图遏止反政权的言论在校园里传播。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更发表若学生严重违反国歌法，可报警处理，分明是将白色恐怖带入校园。

中共意图抹杀香港学术自由的行动终究不得要领。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间，因社会事件被捕的专上院校学生约有 2,000 名，18 岁以下则有约 1,600 名。可见政权的高压只会令学生更为反感，中共力图实现的“和谐”终究只是一层薄纱，“和谐”的背后却是言论自由被扼杀，思想被箝制的情况，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成立群众性的学生组织，在校园里招募大量学生加入。从上年罢课行动的汲取教训，动员罢课必须有实际的组织在校园札根，不能单靠在传媒号召，也不能单靠流水式的运动方法。不同的学生组织举行定期会议，尽可能让最多学生有充足、开放且全面的讨论，积极投入在斗争运动之中。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

．建立民主学校会

． 捍卫校园的言论自由

． 反对国安洗脑教育

． 学生与工会连结起来，建立反威权的大罢课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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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结中国劳动群众，将革命输出全国

帕莎　社会主义行动

上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掷下一枚重磅炸弹──港版国安法。新国安法势必打击香港仅余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民主抗争已经成为了“终局之战”。

国安法内容包括反对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也包括要求港府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中共政权可以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承认将会设立新部门执行港区国安法，其包括情报收集及武装部队，并与内地国安机构紧密合作。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门。未来反抗政府的人士将更多受到监控、盗取资料以至判监。

过去国保也并不是没有在港活动，不过也只会是地下进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国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动，将店主虏走到中国大陆拘禁。倘若国安恶法通过，中共国保在港的活动将会更加常态、公然，并且凌驾于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决定”授权了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实际条文与执行机制，然后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并直接在香港刊宪实施，据报北京会最早于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换句话说，这次是北京首次透过人大这个橡皮图章，绕过香港的立法机关直接在香港进行整套立法，相当于废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会。虽然过去人大也曾经对香港事务作出“决定”，包括2014年关于假普选的“831决定”和2017年有关高铁“一地两检”的决定，但就实际立法内容还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会表决。

绕过本地立法先例

开了这次先例，未来北京基本上任何恶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颁布并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国安法”会像过去《基本法》23条或送中条例那样，在本地立法阶段掀起香港大规模群众反抗，亦担心权力有限的立法会一旦9月选举如去年区议会选举那样变天，将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赖的机构，因此为免夜长梦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实施。

至于国安法实际条文内容，至截稿为止当局仍未公布。不过，近日建制派政客已频频吹风，暗示立法将从严。叶国谦指国安法立法后，“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将成禁忌。谭耀宗更加指，无论是议员或是参选人都不应该反对国安法，否则属违反《基本法》，应予取消参选资格。看来，“港版国安法”会比《基本法》23条更加严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渐进争取民主外，并没有其他纲领。中共不断践踏法律框架的情况下，泛民只能节节后退。由于国安法已经写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会参选人可因被指控反对基本法而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最近就表示国安法“应该由港府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这句话只是诚实地反映了整个温和泛民的思维。要知道在2003年时，民主党起初准备接受一个宽松版的廿三条，只是因为最后有50万人上街才将恶法推倒。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比去年更大规模和具清晰纲领的斗争运动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击。

为何中央突然会今年推出“港版国安法”，且从宣布、起草、立法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

实际上，中共推动国安法并非反映独裁政权的强势，反而是其外强中干的危机。去年香港的抗争原本已经是中共1989年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然踏入2020年，中国面对疫情、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冲突急遽升温，国内面对的危机比去年更加严重。

这些都是国内一个个定时炸弹。北京在这时推出新国安法，正是因为他们急了，害怕香港的抗争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索，威胁中共专制的存亡。

反过来，这正正是中共的弱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为议价筹码，以迫使中共让步，榨取更多利润。香港群众要战胜新国安法的威胁，抗争的出路不再于寻求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支持，而是连结起中国亿计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及他们的诉求，将革命输出到全国，结束中共的资本主义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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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莎　社会主义行动

上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掷下一枚重磅炸弹──港版国安法。新国安法势必打击香港仅余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民主抗争已经成为了“终局之战”。

国安法内容包括反对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也包括要求港府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令人关注的，就是中共政权可以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承认将会设立新部门执行港区国安法，其包括情报收集及武装部队，并与内地国安机构紧密合作。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门。未来反抗政府的人士将更多受到监控、盗取资料以至判监。

过去国保也并不是没有在港活动，不过也只会是地下进行。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国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动，将店主虏走到中国大陆拘禁。倘若国安恶法通过，中共国保在港的活动将会更加常态、公然，并且凌驾于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决定”授权了人大常委会制定“港版国安法”的实际条文与执行机制，然后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并直接在香港刊宪实施，据报北京会最早于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换句话说，这次是北京首次透过人大这个橡皮图章，绕过香港的立法机关直接在香港进行整套立法，相当于废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会。虽然过去人大也曾经对香港事务作出“决定”，包括2014年关于假普选的“831决定”和2017年有关高铁“一地两检”的决定，但就实际立法内容还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会表决。

绕过本地立法先例

开了这次先例，未来北京基本上任何恶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颁布并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国安法”会像过去《基本法》23条或送中条例那样，在本地立法阶段掀起香港大规模群众反抗，亦担心权力有限的立法会一旦9月选举如去年区议会选举那样变天，将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赖的机构，因此为免夜长梦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实施。

至于国安法实际条文内容，至截稿为止当局仍未公布。不过，近日建制派政客已频频吹风，暗示立法将从严。叶国谦指国安法立法后，“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将成禁忌。谭耀宗更加指，无论是议员或是参选人都不应该反对国安法，否则属违反《基本法》，应予取消参选资格。看来，“港版国安法”会比《基本法》23条更加严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渐进争取民主外，并没有其他纲领。中共不断践踏法律框架的情况下，泛民只能节节后退。由于国安法已经写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会参选人可因被指控反对基本法而被取消参选资格。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最近就表示国安法“应该由港府自行就国家安全立法”。这句话只是诚实地反映了整个温和泛民的思维。要知道在2003年时，民主党起初准备接受一个宽松版的廿三条，只是因为最后有50万人上街才将恶法推倒。现在我们需要一场比去年更大规模和具清晰纲领的斗争运动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击。

为何中央突然会今年推出“港版国安法”，且从宣布、起草、立法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

实际上，中共推动国安法并非反映独裁政权的强势，反而是其外强中干的危机。去年香港的抗争原本已经是中共1989年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然踏入2020年，中国面对疫情、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冲突急遽升温，国内面对的危机比去年更加严重。

这些都是国内一个个定时炸弹。北京在这时推出新国安法，正是因为他们急了，害怕香港的抗争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导火索，威胁中共专制的存亡。

反过来，这正正是中共的弱点。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为议价筹码，以迫使中共让步，榨取更多利润。香港群众要战胜新国安法的威胁，抗争的出路不再于寻求西方帝国主义政府支持，而是连结起中国亿计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及他们的诉求，将革命输出到全国，结束中共的资本主义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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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并不可能使民怨消失，香港正迎来另一场更大的风暴

新冠肺炎下的经济危机已经杀到。香港3月至5月份的失业率为5.9%，超过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5.5%高位，是15年来的最高。工人被裁员、冻薪和放无薪假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据JobsDB公布《2020年薪酬调查报告》，有四成打工仔今年更要冻薪，而加薪增幅平均只有1.3%，远低于去年的5.1%。其中最备受打击零售业和旅游款待业，平均月薪下跌8.9%和8.1%。

在2003年沙士时，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高增长，及后的中港资本融合政策（包括开放自由行等）挽救了香港的经济数字。当然分享到成果的都是香港的大财团，而贫富悬殊此后几何级的上升。但到了今天，中国高增长的年代已经结束，当局连维护数字增长的法宝都显得凋零。国内乃至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加上中美冲突及全球化逆转的大局面下，即使假设疫症不会有第二波爆发，本港经济V形反弹的希望亦相当渺茫。

据媒体报道，最低工资委员会打算冻结最低工资。同时，作为全世界首长中人工最高的林郑月娥，却加薪12万至521万年薪。须知道冻结最低工资不但令最基层的清洁工和保安雪上加霜，而且会拉低整个劳动市场的薪酬。

慷慨注资

相反，林郑政府先后花了1,6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作为所谓“保就业、撑企业”之用，其中一半以上补贴财团，但饭碗不保的工人却一无所获。每次经济危机都是资本家吸吮更多鲜血、洗劫工人阶级的机会。

另一方面，政府却斥资巨额注资财团。受疫情影响，各国实施不同旅游限制及检疫措施，旅游需求急挫，全球航空业迎来重大打击。国泰指出每日只有不足600名乘客，今年首四个月更亏蚀45亿港元。港府动用273亿为国泰续命，是首次注资私人公司，为香港资本主义危机史写下了一个注脚。

赚钱时不会惠及工人，亏损时却要公帑补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强盗逻辑。即使假设全球疫症没有第二波爆发，全球航空业萧条将会维持一段较长时期，加上五月份出现的负油价很可能会再发生，意味着国泰对冲燃油的亏损会再堕深渊。前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假设疫情于第三季转好，估计国泰计入燃油对冲亏损后，全年或蚀107亿港元。

政府另外注资45亿至海洋公园，其中有约30亿元是用作偿还商业贷。而官方文件显示债权人是中国银行，难怪政府明知亏蚀也不能得失国家利益。

香港政府一向信奉极端新自由主义体制，拒绝将公帑运用在扩大公共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上，并无孔不入地推行私有化经济。但面对财团倒闭时，又突然摒弃。陈茂波解释，这是因为市场处于失灵的情况。原来一向“万能”又擅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也会有失灵的时候，使他们彻底摒弃“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实际上他们唯一的原则是维护利润行先的制度。

这场疫症也是泛民的照妖镜，将他们维护资本主义的本质表露无遗。他们冷待失业援助金的诉求，而公民党议员谭文豪更表示，理解政府出资救国泰，只是认为政府应要求国泰承诺不减薪不裁员。

在严峻的经济危机下，由于泛民的政治目光里没有寻求资本主义以外的出路，最终只能为了挽救现存体制而屈服在亲财团的政策之下。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将任何减薪裁员的企业公有化，并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管控之下，并拒绝向其他企业偿还其偿务。

港版国安法

政治打压来势汹汹，与经济严寒不无关系。由于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中美冲突升温，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别无他选，必须通过镇压香港来展示权威，即使冒险重燃抗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这不断加重注码的做法，最终会令政权陷入革命危机。

国安法很可能在七月会通过并实施。有建制派建议暂缓设立在港机构，以减轻国安法带来的震荡，也有传林郑也向人大常委会提议仿傚澳门，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保安局急急成立政治部，负责监控示威者、搜集情报及培训政治警察。但中共有可能更想要一个凌驾本港的法庭和议会、直接听令于港澳办的机构，或者直接让大陆国安在港运作。

中共圣旨压下来的政治任务，成为了香港统治阵营的重担。建制派害怕立法会选举会像去年区议会那样再受重挫，唯有祈求中共会出手DQ更多反对派参选人。现在政府和建制政党都在吹风，指控反对国安法者“违反基本法”。镇压并不可能使民怨消失，香港正迎来另一场更大的风暴。

国安法通过以来，民怨的水温早已超过去年六月一百万人游行。但林郑月娥用限聚令实施戒严，加上警察部署更严密、装备更精良，自五月以来多次网上号召的行动都被警察镇压。无组织和零散的流水抗争已经不能再提供任何出路。现在需要的是在社区和职场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建设运动的民主架构。

在香港反威权斗争陷入更为复杂的局面，甚至有被右翼民族主义势力骑劫的危险。在运动高潮的初期，不同政治路线之间的矛盾没有浮现在表面，但当运动要持续下去就更需要明确的方向和民主的组织，否则很容易陷入分裂和内斗。由于主流泛民越来越不受信任，使政治真空扩大。可惜，在去年运动以来冒起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充斥着矛盾和混乱。这些“素人”很多时立场甚至比泛民更为保守和倒退。

早几年泛民面对本土派的冒起，没有认知到、也不愿意揭露其反民主和排外本质，反而一再伸出橄榄枝，希望“互相合作”。但和雨伞运动一样，当运动旷日持久并陷入僵局时，本土派往往会走出来打扮成激进的力量，企图收割群众焦急和渴求出路的情绪。

本土派虽然没有作为有组织的力量介入运动，但他们的政治声音开始在运动内部徘徊，并且从右翼去攻击泛民主派。一批标榜自己为“素人”（其中很多也自诩为“本土派”）的青年政客准备参选立法会。他们往往批评旧泛民没有全力抗争，但自己们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连结群众斗争的方案，所谓“揽炒”方案不外乎否决财政预算案和议会肢体抗争。这批“素人”在社会纲领上比泛民更模糊，很多时都支持市场经济的方案，例如因为抵制新移民而反对全民退休保障。

此外，香港众志因为轻微地批评特朗普，及后受到连登网民攻击，并就此道歉。众志近年不断与虎谋皮，请求特朗普等西方领导人支持香港民主，向群众散播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现在中美冲突剧烈升温的局面下，整个美国政坛为了争取权力和收割民族主义情绪而争相拼命打反中牌，所以众志希望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押注。但因为连登网民越来越多特朗普的盲目支持者，他们将批评特朗普的人，包括反警暴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都诬蔑成中共间碟。

自由派泛民面对极右本土派的压力时永远只会让步，并把自己的政策和立场都推向右翼，从而希望讨好极右翼的支持者。终究来说，他们都是要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反对中共。要抵抗现时运动中的右翼路线，只能依靠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现在斗争要改变方向，由流水抗争改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式。要建立真正由工人领导的工会，而不是经理层甚至小企业老板的行会。工会要对抗资方、捍卫劳权，并且建设民主架构让所有会员共同决策。而要推动真正的大罢工并没有任何捷径，单靠媒体宣传是完全不足够的，需要在职场扎根和组织推动。

真正的国际战线

社会主义行动主张真正的国际战线是连结外国反对政府的群众抗争，团结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及基层抗争运动，而不是祈求唯利是图的外国政府和权贵帮助香港。我们反对中美帝国主义的冲突，不管是经济战、科技战以至军事战，换来只有更多对劳权的攻击、镇压民主权利的措施、军事化和民族主义舆论煽动，最大受害者必然是工人阶级。只有通过群众自己的斗争才能打倒独裁和争取民主权利，而不是依靠外国政府，古今中外包括美国也是如此。

中美的民族主义都将会阻隔世界各地群众斗争的团结，就像香港亲美分子指控美国反警暴斗争是“中共煽动的暴乱”，而部分对中共有幻想的美国示威者则指香港抗争是颜色革命。只有国际主义的纲领，团结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和受欺压者一同打倒中共独裁和资本主义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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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了几天，俄罗斯的新冠确诊病例数就会达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Rob Jones，ISA

目前，俄罗斯已经有超过26万例病例，而且每天还会再增加1-1.2万例。(译者按：本文原文发表于5月15日）

俄罗斯疫情的重灾区位于人口接近1500万的莫斯科，占全国超过一半的确诊病例。然而官方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很少，只有2300余例。卫生部长声称这是由于俄罗斯采用“特别精确”的方法来统计死亡人数。

许多人怀疑这些数字的准确性。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in）负责监管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情况，而根据他的说法，仅莫斯科就有约30万人受到感染。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报告，今年4月莫斯科死亡率比起以往平均的增幅，差不多是当局公布新冠肺炎死亡数字的三倍。另一份报告表明，莫斯科60%死于新冠肺炎的人被记录为死于其他疾病。拥有相对现代化的卫生和监测系统的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疫情资讯肯定就更加不完整了。

在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数百名被工业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雇佣石油工人被迫在没有充分防疫措施保护的情况下工作，4月27日他们自发组织了抗议。管理层最终不情愿地同意了对工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检出了3500例阳性；之后他们又声称测试结果只是初步结果，当中只有600人真的被感染了。但直到两周后，整个共和国也只公布了600余例感染病例。

救护车在莫斯科的医院排队

高加索启示录

俄罗斯南部的印古什是全国最贫穷、人口最稠密的共和国之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有1372例确诊病例。印古什的大穆夫提（伊斯兰教宗教领袖）是当地首名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印古什地方政府因腐败而声名狼藉，结果当它向人们警告新冠肺炎的危险时，没有人相信。

在相邻的车臣，独裁者拉姆赞·卡德列夫（Ramzan Kadyrev）在新冠病毒最初出现时，就切断了共和国居民往返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旅行。作为回应，联邦军队在边境附近组织了“演习”，以警告他不要太过分。此外，卡德列夫还威胁要射杀一切违反隔离措施的人。

达吉斯坦是北高加索地区最大的共和国，人口约300万人，独立媒体Meduza发布的一份报告描绘了一幅如同世界末日的景象。达吉斯坦正式通报了3095个确诊病例，但他们总共只有25000份检测试剂可用。在撰写本文时，达吉斯坦宣称境内只有26人死亡。而根据当地医生报告，仅医护人员就已经有25人不幸死于新冠肺炎。

一些人口众多的山区的居民主要是老年人，这些地区大多没有医疗服务。当地专家说，这些地区的居民中长期有1/3至1/2人在生病。一位医生一边咳嗽一边通过视频向达吉斯坦首长发出了呼吁。他报告道，他的镇上通常每年有15人去世，但在今年，仅在3月和4月，就有12人被埋葬。在另一个有21000人居住的城镇中，一位当地医生估计当地人口的1/3已经被感染了。在达吉斯坦首都马哈奇卡拉，医院医生称只有20％至30％的医务人员在工作，打电话请求急救的人被告知要等24小时；一名患者更是被告知有400人在他前面排队等待！

医疗紧缩

从歌手、演员到总理、总统办公厅副厅长、普京总统发言人，俄罗斯有大量的重要人物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们都在莫斯科的医院接受了一流的治疗。

而对于大部分人民而言，事情却并非如此。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的医疗体系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数百家医院被“优化”了——也就是被关闭了。医疗体系中在运营的医院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自2012年以来，仅莫斯科就拆除了4800张传染病病床中的2200张。在2015年，莫斯科还关闭了一家拥有570个床位的传染病医院。后来却要紧急建造一所新医院来容纳500名冠状肺炎患者，浪费了巨额的金钱。

现在，为了提供应对疫情的工作人员，莫斯科开始将二三年级的医学生投入无薪的长期工作。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社社员”医院，医学生们面临着24小时轮班制，一名学护和一名专业护士合计需要照顾60名患者。

关于医务人员拒绝工作的报导很普遍。在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据说至少有350名工作人员拒绝在这种危险的条件下工作。“公社社员”医院的护理人员还抱怨说，他们没有工资，不得不辞职。自己也罹患新冠肺炎的院长矢口否认事件，但后来被揭发这些都是些外判护士。

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许诺给那些与冠状病毒患者共事的人以300至1000欧元的额外奖金。但现在，社交网络到处都是医务人员对当局未能实现许诺的抗议。地方当局仅支付了这笔钱的20％，在对患者进行治疗后不得不进行自我隔离的医生反而还被调低了工资。一位医生说她平时的工资是每月450欧元，但经历了两周的隔离后，她只拿到180欧元。其他人则说工资仅增加了10欧元——这还不足以在黑市上买到几个口罩。

像是在加重他们的伤痛的是，有两家医院和两家收容所起火了。至少三次火灾是由新款呼吸机所引起的。俄罗斯工厂匆忙生产呼吸机，以取代因制裁而无法购买的老旧德国型号。有十个人因此死亡。

处于危机中的政权

在疫情爆发之前，普京的支持就已经开始下跌了。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低迷。为了将普京的统治延长十二年，克里姆林宫提议修改宪法。他们希望能尽快举行“人民投票”，并定于4月22日进行，以使在经济崩溃变得太明显之前匆匆为这位终身领导人进行“加冕大典”。

但是他们最终却只得到了新冠病毒的“冠”，而不是冠冕礼的“冠”。他们一度声称疫情不会影响到俄罗斯。随着该病毒在意大利肆虐，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导了欧洲危机的严重程度，但“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这次来自外部的冲击”。在病毒开始扩散之际，克里姆林宫所属的机构都依旧假装他们是免疫的。

雇主剥夺了工人在家工作的权利，因为“这种病毒是虚构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坚持下，军方坚持进行庆祝二战胜利75周年的阅兵，结果导致至少有400名士兵感染。甚至在实行自我隔离令后，教会仍然拒绝承认社交距离的必要性。甚至到复活节（在俄罗斯是4月19日），他们都还在举行宗教仪式。以反动的性别歧视立场而臭名昭著的大主教史米尔诺夫（Smirnov）声称，这种病毒“极为有用，因为那些献出生命的人正在借此帮助他人理解基督教的重要品质”。不幸的是，他随后就因确诊新冠住院了。而他的一些同事就更加不幸了，有几位高级教会神职人员因新冠肺炎而逝世，数所教堂则成为了病毒传播的中心。

普京宣布“停工一周”

最终，克里姆林宫采取了行动，但这种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起效。普京在电视讲话上宣布，从3月28日开始实行“停工一周”，除无法停工的必要工种外，所有人都要放有薪假，国家将会向雇主提供一些财政支持。

他还着重宣布了俄罗斯的85位地区负责人都应该对本地区的疫情控制负责。在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二十年之后，普京突然将处理俄罗斯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之一的责任推给了地方官员，但这些人在过去多件间只懂得向普京唯命是从。

在如此大的国家中采取差异化的防疫措施的确是合乎逻辑的。但这也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信任。莫斯科市是一个“国中之国”，它以最有力的措施定下了防疫基调。莫斯科州随后加入了防疫行列，它们的面积和人口合计达到了比利时的一倍半。65岁以上的人都被告知要在家里自我隔离，只有从事必要工作的人才应继续工作。需要离家的人每次出门都应申请QR码，而QR码仅为少数原因发放。一些地区借用了这些措施，而其他地区则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停工周最终延长至5月12日——新增感染数量达到了创纪录水平的那一天。

在宣布停工周结束时，地区负责人将决定最适合本地区的决策。尽管所有主要工作场所都将恢复工作，但莫斯科已将限制措施延长至5月底。

助长地区分离主义

自新冠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的现任政府支持率都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普京的支持率却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克里姆林宫不采取行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担心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俄罗斯中央银行预测，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6％，并且由于资源匮乏与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俄罗斯无法像2007-2008年那样靠雄厚的自然资源储备来挽救经济。

俄罗斯国内不同区域间的紧张程度日渐升温。克里米亚地区于2014年被俄罗斯接管，自此以后即被视为普京王冠上的一颗明珠，而最近克里米亚公开警告莫斯科人不要再访问黑海地区。在其他地区，则有报导称莫斯科牌照的汽车在前往临近地区时会受到限制，同时许多地区正在对从莫斯科出发的人实施为期两周的隔离。

损害自由

尽管许多人认同在大流行期间采取限制性措施以遏制疾病传播的必要性，但俄罗斯一直在借助这些措施来进一步限制反对派的声音、加强对他们的监视。自2018年以来，至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俄罗斯一直在安装国产的（而不是中国产的）面部识别网络。它已经被用来识别最近参加街头抗议活动的积极分子。

冠状病毒为当局加强了监视提供了借口。任何在没有得到QR码的情况下离家的人都可能被警察——但更有可能是监控系统——发现，然后被罚款。有警告认为在危机结束后，监控系统仍将保留，警察的权力已经扩大，任何汽车都可能被截停下来、接受搜查。

但是，与危机的其他侧面一样，俄罗斯官僚的无能使得QR码的应用沦为了一个残酷的笑话——在使用QR码的第一天，警察对进入地铁系统的所有人进行了检查，结果导致大量居民聚集在了一起。在此期间，警方没有做任何控制在场人员社交距离的尝试，而这显然是导致病毒传播的一个诱因。

杜马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从8月1日起，禁止传播有关该病毒的“假新闻”。宣称死亡率较高、个人防护装备不足的新闻工作者或其他人将面临高额罚款或5年监禁。只是抱怨缺乏个人防护装备，“医生联盟”的活动家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就已经饱受苦难。但是，杜马并没有对组织活动、进而导致了数千人感染的的雇主、牧师和将军们采取任何行动。

恢复正常？

普京在5月11日的电视广播中宣布“停工周”即将结束，“经济快速恢复正常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显然，在俄罗斯的疫情尚未被击败之前，感染和死亡人数将继续增加。而且，与其他国家一样，即使第一波疫情消亡，俄罗斯也将面对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疫情的爆发。

与此相关的是对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进一步受限。65岁以上的人仍被要求呆在家里，而有关宪法变更的最新投票计划则变成了纯粹的邮寄投票。

俄罗斯经济正径直走向进一步崩溃，我们几乎肯定这次萧条会比2007-2008年的情况更糟。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连纳入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都上升了75万。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登记失业，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失业救济金可领。在像印古什和达吉斯坦这样的共和国中，失业率已经达到20％至30％。在整个俄罗斯，过去五年来不断下降的实际生活水平将遭受到又一次沉重打击。

普京总统作为国家强人和救世主的形象受到了严重影响。政治评论员指出，在许多国家，“团结一致”和“我们在一起”的国民情绪帮助政府暂时保住了支持率。但是在将危机管理的责任交给下属地区时，普京抛弃了这种可能性。一位评论员说，他现在看起来像“一头老病狼”。

学习经验

在经历了2007-2008年的危机之后的2009年，俄罗斯有超过550万人参加了30,000次不同的抗议活动。直到2013年，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乌克兰事件（包括吞并克里米亚）所带来的爱国主义浪潮后，抗争的烈火才消失。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年轻人的政治立场明显出现了左转。3月下旬，由国际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支部在俄成立的“新冠工会”取得了成功，已经有数百名工人向该工会寻求帮助；当前的俄罗斯存在形成真正有战斗力的工会、发起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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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中美冲突·中共内部分歧·上千万人失业

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在第一季度的惊人衰退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势头”。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导致此次新闻发布会取消，以及当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这座城市的计划。在上周才重新开放的学校再次关闭，从北京的两个机场起飞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发中心附近的9万多居民被严密封锁，由武警把守这些地区。

过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确诊病例达200，并且与北京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关。这是个晴天霹雳，毕竟北京之前已经连续55天没有新增病例。对于习近平来说，作了数个月的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的宣传之后，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却发生这种情况，真是既受到惊吓又感到难堪。

这一疫情反弹凸显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问题：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而各国政府急于重新启动盈利的经济活动，却在公共卫生方面走捷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第二波大流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前所未有的危机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根本和历史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国家引导威权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都未能通过这一考验，现在人类正面临一段经济萧条、创纪录的失业率和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

习近平政权试图使自己免受大规模的全球性打击，因为敌对的资本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试图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的公卫和经济危机，当然同时他们也避开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关心的是国内舆论，程度更甚于关心其国际声誉。国际媒体的有利报导，或外国政府称赞自己的消息，对中共的主要意义只是在于向中国人民表明自己赢得尊敬。在中国的失业率飙升、经济形势与过去40年来的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时，习近平政权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时加强对来自任何一方的异见的打压。

自五月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拉达克发生了几次冲突。

三月，中共为了改善国际形象，进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赠超过40亿个口罩。美国政府的反应令人震惊的糟糕，并成为全球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最多的国家，而这也是帮到中共进行宣传的一个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权正面临着自1989年的群众反威权主义斗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风暴。

实际上，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内部报告警告说，在新冠肺炎之后，全球反华情绪的上升将达到自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重。《路透社》5月份报导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与中共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有关。

显然，激进的“战狼”外交对中共政权内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战狼”外交已成为2020年中国外交官的新常态，这源于习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冲突、香港和台湾）越来越多地对民族主义政策的依赖，以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并将群众视线从经济不景气移开。

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地区）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凸显了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自5月初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该地反复发生冲突。6月，这场冲突升级，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则拒绝透露伤亡数字。即使双方之前也发生冲突，这次是45年以来的第一次有人丧生。

两国政府就像倒影一样，都严重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双方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各自加强了防御和基础设施。最近的冲突是双方在最终谈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汉那样）都在试图在彼此之间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德里或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在揭开旧伤口。

这是中共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越来越适得其反，疏远了外国政府，在冷战迅速发展的时期里，将各国推入的美国阵营。他们希望回到中共传统的实用主义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驻美评论员裴敏欣说，中国的外交官曾以“训练有素、中规中矩和谨慎”而著称。他感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等人的涌现——赵立坚是“战狼”群体的杰出代表。

疫情加剧了新的尖锐攻击。在澳洲、东南亚、几个非洲国家和欧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冲，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军事围困和中国经济脱钩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国。当然，这不仅因为中国外交中的“语气”和笨拙表现；也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担忧，这场危机使全球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习近平单方面毁灭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权，旨在强化其在国内的强人形象，而此举只会加剧前述担忧。就连在杜特尔特领导下更接近中国的菲律宾，最近也暂缓废止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危急的经济形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习近平政权正在从印度边境到南海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反映出在日益严重的全球与国内危机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当矛盾。国家统计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进一步反弹，比去年增长4.4％，其中，制造业产出增长5.2％。但是，尽管中国的产业正在“复苏”，但更大的问题是它将在哪里卖掉商品？

据分析，目前有8,000万中国农民工失业。

澳洲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国经济专家胡伟俊表示：“供给远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突显了这一问题——下降2.8%，而4月份该指标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资本家由于国内和海外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无法出售商品，那么无论提供何种税收优惠和信贷放松措施，他们都不会投资于增加生产。2020年前五个月，制造业投资下降了14.8％。很难想像“世界工厂”的表现会比这更差。

在5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将工作重点从追求GDP目标转移到了就业上，以防止就业市场崩溃。中共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到2020年经济可以实现2～3％的增长，而IMF在4月的预测仅为1.2％。

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是6％，但很少有人会相信。即使根据仅涵盖城市（较富裕，占总人口约一半）的低估数，目前仍有2600万人失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的数据，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万）的人正获得失业救济，人均每月可获得约1350元。

然而，纵使这已经很糟，但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差。中国2.9亿农民工（户口仍然在农村）没有被算入官方的失业人数，而这些工人占劳动力的3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后，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亿（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到4月返回其就业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前几年的90％，这表明仍有近3000万人尚未返回。有独立研究显示，实际复工率比官方宣称的低很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冯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于6月8日的报导提及，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说：“去年有工作的农民工中，只有大约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还有工作。”罗斯高带领史丹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今年初以中国七个省的近70万村民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这场危机“令农民工的收入剧跌，以致大多数人不得不少买食品。”

在许多情况下，外地工人发现新工作的工资低于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况是减少了约50%，工厂只能提供标准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没有长时间的加班时间，外地工人就无法靠基本的工资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计表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现在可能为20％，多达8000万外地工人无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为拿到的工资不能支撑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贫困依旧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丢出了颗重磅炸弹。他说，中国有6亿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强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令许多听众震惊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印象是，这种极端的苦难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或规模不会如此之庞大。中共原本对于中国将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传，被李克强的坦承彻底破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克强还个人赞同恢复“地摊经济”，以此作为在当前危机中创造就业机会的手段。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要热话，与此想法相关的公司甚至出现了“概念股”购买热潮。李克强称赞道，成都市政府通过设立设施支持街头小贩，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据报，其他27个城市也有支持类似的政策。

然而，情况突然180度大转弯，与习近平密切联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评地摊经济的概念是“不卫生不文明”。这标志着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几天之内，“地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

无论是李克强对“地摊经济”的提倡，还是来自习近平阵营的表面反弹，都不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站在一起。通过在大街上兜售来谋生，绝不是实际就业和工厂倒闭的替代选择。但是，狙击李克强的政策的行动并非基于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着精英主义的鄙视目光，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对“低端人口”的蔑视。在过去几年的迫迁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连根拔起，并被赶出了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发展政策越来越类似于隔离政策，或是说中国特色种族隔离，为的是将大城市留给“文明”的人口。

权斗

同时，这场政策上的争端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进程：很多人认为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是过去产物，但它现已重新开始。据称，随着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中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似乎已完全巩固了对政权的控制，并正朝第三任期无人可挡地前进。现在看起来事情不再那么笃定了。

李克强最近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较为“民粹主义”、谦逊的亲民形象而获得部分群众同情，表明原本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使用的临时和解办法已经无用。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内从未爆发过如此公开和个人化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围绕中共政权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习近平派系掌控之时，国有媒体的反应是即时且一面倒的，远不只是为“地摊经济”降温。现在，李克强的讲话和文章被删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是反对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机构等级第二高的官员。

李克强代表的当然是中共党内的“团派”，在习近平统治的8年，该派遭受打击，并失去许多职位。但是习近平强硬而粗暴的斗争手段，以及国内外日益严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会促成新的派系形成——无论李克强是否担任他们的领袖，以在下一时期挑战习近平的位置。

对于社会主义者，中国政权内部政治板块的移动（即派系斗争）是即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标志。常言道，革命始于上层。我们对资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独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们主张以社会主义纲领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在中国乃至全球开展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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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明显是绝望和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标志

周毅 中国劳工论坛

5月22日于全国人大会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报告中表明支持设立摊贩，以增加就业机会。自此，摆地摊热潮在中国各地掀起，“地摊经济”一词开始在中国走红。各大媒体对此积极报导，而向来粗暴打击地摊的城管也转向支持摊主。但从6月6日起，风向突然又变了——新浪微博关于“地摊经济”的内容已经无法搜寻，各大官媒也声称“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上、不适合一线城市，给刚热起来的“地摊经济”泼了一盆冷水。

“地摊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新的焦点，集中在李克强和习近平两人。 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分析中共内部事务，但已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今年疫情引发的严重危机中，人们已经明显意识到，统治集团内的权力斗争正在加剧。习近平的立场越来越受到中共其他派系的压制，因为他们不满意他处理诸如中美冲突、台湾问题和变本加厉的国家镇压等关键问题的作法。而对“地摊经济”的批评，以及移除李克强在中共官方网站上的部分言论，都表明习近平派系对李克强博得的关注感到恼火，并正在反击。“地摊经济”明显是绝望和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标志，与习近平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的期望不太吻合。

早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国企改制引发失业高峰时，“地摊经济”就扮演过多次促进就业、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角色。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令很多小商户与工人收入锐减乃至失业；5月28日，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更承认约有6亿中国人（约占中国人口43％）每人每月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这些情况表明中共在2020年达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希望将要落空，但中共政权又不能简单、轻巧地重复2008-2009年经济危机时大兴基建的做法，否则本已规模庞大的债务将再次暴涨。

此时，没有房租、缴税等问题的地摊为许多人青睐。6月1日，李克强在走访山东时称赞“地摊经济”为“中国的生机”。随后的新闻媒体报导不乏提及街头小贩月入过万的情况，或举例华为任正非和阿里巴巴马云早年摆摊的经历，为摆摊叫好。有经济学家估计，政府给商贩和农民更多空间来销售产品，可以创造约50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地摊经济”与中共“中国制造2025”目标不符、背离“高质量发展”期望，因此最终还是被压了下来。

“地摊经济”也有自身的问题。如今地摊上卖的很多东西本质上也是从网上进货，如果低价卖出赚不了钱，高价卖出则没人愿意买，因此在大部分领域，地摊相对电商并无优势，吸引力不会持久。显然，“地摊经济”的局限性，加上政策的朝令夕改、政府机关内部各派系的冲突，使得摆地摊不会是中国劳苦大众有长久的帮助。将大企业和大银行收归公有、实现工人与消费者民主控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才是解决工人群众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我们不能指望今天的中共政权任何一派主动做这些，而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实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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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表示国安法将“加强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

Adam N. Lee，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

香港的大资本家一个又一个地表态支持习近平的新国安法。包括英资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内的主要外资银行和商业集团也宣布支持该法律。出现这种令人作呕的景像并不意外——这早就不是新鲜事。香港的亿万富翁和跨国大企业历来反对争取更多民主权利的诉求。现在，他们敦促支持新国安法——该法律是数十年来对香港民主权利的最严重侵犯，以及废除香港有限的自治权。

新国安法也对于（只能用群众斗争赢得的）在中国实现民主权利和摆脱专制统治的希望构成威胁。该法律旨在粉碎香港的群众性民主斗争。而习近平的独裁政权担心，这个“政治病毒”会在中国大陆引发更大的运动。

国安法无关安全，而是关系到政治与经济。中共独裁政权整天用“恐怖主义”来形容群众抗议，但对香港普通民众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不断增强、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他们正残酷镇压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

超级富豪力挺北京新法

这个恶法背后真正的政治和经济动机，反映自于香港富豪和外国资本家的坚定支持。他们正在表态、连署、刊登全版广告以及发表声明，以公开表示他们对于中共独裁将魔爪伸向香港的支持。

《南华早报》报导，香港9位最富有的富豪（总财富达1400亿美元）已经宣布支持新国安法。其中包括香港首富、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以及第二大富豪、长和的李嘉诚“爵士”。除此之外，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和其他几位地产大亨也都表态支持，中共的国安法得到了香港所有大型房地产集团的老板支持。数十年来，这些富豪寄生虫操控著住房市场，几乎榨干了香港市民。但是，由于独裁政权和中共的支持，他们享有政治上的“免死金牌”。

香港：被视为“终局之战”的反国安法抗争: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02/23509/

李嘉诚之子李泽钜是中共“假咨询”机关──全国政协的代表，这个橡皮图章在5月的大会上支持新法。来自香港的几位大资本家是政协和人大的成员，在这些地方对独裁政权卑躬屈膝是为了换取经济利益。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这种密切关系就已经是中国统治香港的一个特征。香港的资本家已被吸纳入威权国家的结构中，而这是中共根据战略和日益全球化的优先事项迫使这些资本家支持中共的办法。

汇丰的恶劣行径

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是另一位出席5月政协会议的商界人士。汇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也是世界第六大银行。汇丰的微信帐号里，支持国安法的的声明包括一张王冬胜在湾仔的“蓝丝”（亲北京）街站上签名请愿的照片。该声明的标题是“汇丰银行亚太地区执行总裁签署支持新法请愿”。

王冬胜不仅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香港总商会主席，而香港总商会也支持国安法。它是香港最大的商会，代表4000间企业。毫无疑问，资本家对香港新的超高压措施是一面倒地支持，反映出赤裸裸的阶级利益——他们的利润制度比崇高的“民主”或“人权”概念更加重要。现在，资本家主要关心的是，无论北京颁布的国安法的最终版本如何，都应包含对商界的一些保护与担保。

汇丰银行早前曾被信用破产的香港前特首、现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发文点名。梁振英代表亲中共的建制派中最鹰派和民族主义派别，他抨击汇丰未就国安法表态。

梁振英不过是对汇丰施压的独裁政权的传声筒，这一点与国家控制的媒体一样。对于汇丰银行在加拿大发生的华为孟晚舟引渡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北京方面并不满意，但北京银行也利用该行在中国的巨大市场作为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台：强森）和英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共担心约翰逊在不断深化的中美冷战中会与美国走得太近。

汇丰与美国司法部合作，调查了孟晚舟在欺诈和违反美国制裁措施方面起到的作用（汇丰此举对中共是一种背叛）。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自2018年12月以来一直在温哥华被软禁，面临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但是在香港，汇丰银行以服务于中共政权而闻名。去年，汇丰以洗黑钱为由关闭了泛民阵营拥有的帐户，引发公众愤怒。这些帐户存有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反威权的抗议活动。

去年9月，汇丰银行职员、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梁礼邦因参与工会活动而被公司解雇。当时是亲北京“白色恐怖”的浪潮的一部分，从国泰航空到港铁。至少有16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人士组织了声援抗议，反对汇丰银行的打压。

资本主义的伪善

《金融时报》指控力挺中共镇压的渣打银行“双重标准”，因为当时其美国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Bill Winters）对美国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惨遭杀害后的抗议活动表示同情。由于群众压力，许多大型企业都口头支持反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在全球萧条和大流行病处理不当的爆炸性条件下，他们担心这些和类似的抗议活动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更大的挑战。

但是在香港，渣打银行是仅有的三家港币发钞银行之一。他们也发布了一份声明支持国安法，变相纵容不比美国好的警察暴力，甚至很可能更差（因为中国警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秘密工作）。

香港：习近平收紧权力　图摧毁民主权利: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5/25/23427/

不幸的是，香港民主斗争中最主流的观点，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在系统地破坏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维持独裁统治方面的作用。

一个例子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游说团体）香港众志发言人黄之锋批评篮球超级巨星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港：勒邦·占士，台：雷霸龙·詹姆士）支持中共政权在香港的行径。“他唯一关心的只是钱，而不是人权。伪善。”黄之锋说。我们不会反对这一说法。但是，当实际上控制香港经济的大企业更加支持独裁政权时，这时候却选出一位美国运动员进行批评，是否有点避重就轻？那特朗普（台：唐纳·川普）和美国其他右翼政客呢，他们对人权议题的伪善难道不是更严重？

港资害怕中国的国家及私人资本会接管香港，排拒本地资本家。他们也害怕极端镇压会损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港资越来越发觉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迎合中共独裁的路线以换取有利他们的政策。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本地资本家只会靠拢地区列强。部分泛民和本土派对港资抱有幻想，希望他们会成为一股对抗中共独裁的势力，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反资本主义才是唯一出路

在代表群众斗争的每一次演讲和声明中，资本家和大公司的肮脏角色都应该重点被重点揭露，而不是轻轻带过，甚至作为一个禁忌话题被忽略。

而这也需要联系到反对财团对经济的操弄，他们几乎完全控制了本港的房屋、基建、零售、交通、旅游、电讯、饮食业等。要在香港实现民主化，这些资产阶级寄生虫（只是来自24个超级富豪家族）的企业王国需要被充公，并被置于民众的民主控制之下。这个社会经济革命需要作为反威权群众运动的“第6大诉求”：为广大工人阶级而战、组织工人自己的群众政党，并将这些思想从香港输出到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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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

革命浪潮

1945年8月至9月，随着日本帝国的瓦解，印度支那掀起了一场革命浪潮。在秘密会谈中，胡志明接受了法国开出的条件，让法国5至10年后才允许越南独立。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立场，目的是要延长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战时同盟。

相较之下，印度支那的托派则呼吁展开大规模示威，并武装群众，以阻止法国殖民政权的回归。

1945年8月，越南北部的鸿基（今下龙）、锦普地区，不受越盟控制的3万名煤矿工人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生产。他们控制了铁路和电报等公共设施，赶走了旧有的管理人员，并实行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资不论层级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个工人公社一直持续到11月，直到越盟以“民族团结”为名逮捕了矿工领袖，并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制度。胡志明的军队甚至企图阻止农民接管土地，尽管最终他们被迫放弃。

交趾支那是越盟游击队进入的最后一个地区。但在这一带，尤其是在西贡的工人之间，托派有着巨大的权威。正如吴文指出的，“《斗争》的一伙人组织了大约1万8千名斗士和同情者。《争斗》（Tranh dau，《斗争》报La Lutte的越南语版）以日报形式复刊，印刷量超过1.5万份。”

1945年8月21日，西贡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游行，有30万人参加，其中3万人跟随第四国际的旗帜，他们的口号是“武装人民”和“为工农政府而战”。

越盟到来

越盟完全没有参加8月21日的示威游行，反映出它在西贡缺乏基础。就在傍晚，越盟从周边的农村进入到城市里，并且绕过工人的控制，宣称自己是交趾支那的新“民主政府”。载着扩音器的厢型车巡绕着这座城市，宣告：“所有人支持越盟！”。这时越盟在西贡还不为人知，它在一份传单中自我介绍：

“越盟与同盟国保持着密切关系，与法国（？！）和日本战斗。我们是俄罗斯的朋友；中国与我们同心同德；美国梦想的是贸易而非征服；在英国，艾德礼（Clement Attlee）首相倾向左派。谈判对我们来说将会很容易。”

斯大林主义份子一边兜售迅速而无痛击败法国的幻想，一边试图抹杀任何独立群众行动的出路，例如工人委员会。抵达西贡后，越盟在没有遭到日军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央邮局、警察局和其他公共建筑。并且呼吁在8月25日举行一次新的大规模示威，这次则是在越盟的控制下，以支持越盟夺取西贡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政权。有超过100万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成千上万的越盟支持者从周围的农村乘客车赶来。正如一位托派领导者所说，这场“所谓的革命”是“背着人民进行的”。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斯大林派领导谴责“煽动者和挑衅者”──暗指托派和支持他们的革命工人。但在最初的时期，越盟也被迫小心翼翼地与托派打交道。因为托派主张民主的工农委员会和武装人民，在西贡人民中有着强烈的共鸣。

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

不幸的是，在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中，最大的托洛茨基主义力量，《斗争》的领导又回到了10年前所谓“联合阵线”的错误立场，但是这次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越盟在交趾支那的政变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一开始群众还无法看透越盟的本质，一方面以华丽辞藻说“宁死也要独立”，实际上面对帝国主义、苏联官僚、国内地主与资本家的压力却不断倒退。当时根据群众的经验，如果得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可以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的反对力量。数以百计的行动委员会已经出现，有可能成为西贡及其周边地区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但这需要一个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领导。

《斗争》的领导们一方面抗拒和较小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合作，但在总体方向上却想与越盟结盟，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斯大林派能够否决他们自己的行动。例如他们通过谈判之后，才组织一支隶属越盟指挥系统、被越盟“认可”的托派民兵。他们的越南语日报《争斗》当时看来已停刊。随着托洛茨基的逝世（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工谋杀），第四国际书记处犯下印度支那支部于1930年代同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本来已经政治混乱的印支托派在国际的错误领导下变得更加迷失。

正如一位年轻的前托派回忆道：

“我们的同志被自己的热忱和当时有利的政治形势冲昏头，忘记了堤防斯大林派。从那时起，我们的同志们就放慢了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把工厂变成堡垒、准备内战的步伐。十月派（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激进分子只对《斗争》派提出了微弱的批评。”

在随后的事件中，这两个托洛茨基组织的民兵即使拥有更强大的武装力量，仍毫无抵抗地被就斯大林派解除武装。他们或许是因为害怕斯大林派的反应，而拒绝了一个民族主义教派“高台教”（Cao dai）所提供的武器和合作。高台教有大批农民追随，本身也是被越盟打压的目标。然而，托派只要能与这些奇怪教派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与之建立仅涉及自卫的务实协议是可以接受的。

此时，谢秋收前往北部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或许是为了要和胡志明会面。过程中他被越盟逮捕并遭到枪决。斯大林派的私设法庭上，谢秋收令人动容的辩护，使得行刑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要由“检察官”从背后枪毙他。

西贡起义

自1945年9月6日，直到法国军队于同年11月重新占领印度支那这段期间，格雷西（Douglas David Gracey）将军率领一支小型的英国和印度部队进驻西贡。当他们到达越南时，他们发现西贡到处都飘扬著越盟的旗帜布条，上面写着“欢迎同盟国的到来”，还有四个同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和新的越南国旗。格雷西后来回忆说：“我的抵达时受到越盟的迎接，然后我很快地把他们赶走。”

英军抵达的第二天，越盟就下令解除“非政府组织”的武装。打压托派的运动就此展开。一个斯大林派组织“解放旗”（Co giai phong）说到：“必须立即镇压托洛茨基主义的煽惑组织。”更宣称：

“……他们要求武装人民──这吓坏了英国来使。他们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是土地革命、重新分配稻田和土地给农民），目的是分裂民族阵线并挑动地主反对革命。 ”

但是，随着英国人逐步打击越盟在西贡羽翼未丰的政权，越盟被迫在日益增加的群众压力下采取行动。9月17日，他们发起了罢工瘫痪西贡。9月21日，格雷西将军宣布戒严，禁止携带武器并查禁越南语报刊。英国士兵占领了西贡监狱，释放越盟关押的法国魁儡政权的俘虏，同时却把托派囚犯交给法国祕密警察。

9月23日，在法国种族主义殖民者的向导下，英军从越盟手中夺取了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控制权，并触发翌日晚上的起义。西贡贫民窟和工人住区设置了街垒，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托派的民兵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日本逃兵中的革命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战斗。数百名托派在战斗中阵亡。越盟此时却呼吁民众分散到农村并说“保持镇定，因为政府希望开始谈判。”然后，托派民兵（可能在越盟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下）也撤军到农村，抛弃了他们在西贡工人阶级之间的位置。实际上，这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解散。在农村，他们被解除了武装，大多数情况下还遭到越盟屠杀。

1945年9月在交趾支那发生的事件，就好像是西班牙革命中1937年5月在巴赛罗纳的事件，成为决定西班牙革命未来走向的关键转折。尽管西贡的托派在街垒和工人街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只满足于当越盟的左派批评家，而不是取代越盟成为西贡群众的新领导。

法国回朝

10月2日，法国政府与越盟西贡地区委员会达成了停战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斗争》组织领导者悉数被执行死刑，罪名是“让敌国有借口入侵”。就像西班牙革命那样，斯大林主义份子不是集中力量对抗反动势力，而是打压革命左翼、打击所有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诉求的努力。

11月，当英国将西贡的控制权转让到法国手上，越盟再次放弃了这座城市。正如吴文所述：“到1945年10月底，工人运动已经溃散。托派大部份领袖被杀害。民族主义者也遭到了越盟的镇压。这为法国帝国主义的回归开辟了道路……”

越南在北纬16度线上一分为二，南部由法国控制，北部由越盟控制。在北部，胡志明接受了盟军的存在（首先是国民党军队然后是法军），同时又尝试与法国谈判。即使失去了一半的国土，胡志明还是不放弃谈判！越南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后来之所以能从自己的政策的烂摊子中全身而退，是由于他们完全预料之外也未曾支持过的1949年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地震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平衡，大大提高了帝国主义直接占领的政治成本 。

随着越南的历史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吴文的著作即时地填补了重要的历史缺页。尽管它没有彻底分析这一时期托派在政策和战略方面的错误，但仍描述了斯大林主义在越南的卑劣影响，以及托派如何以真诚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路线来争取独立，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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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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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南与法国殖民斗争的主流史观，往往反映了河内政权的斯大林主义陈见，对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拥护者的英勇献身不是无视就是诋毁。作为一位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吴文（Ngo Van，又名吴文雪Ngo Van Xuyet）将他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殖民地名称）的经历撰写成书，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导正史观，是一本详实、励志，尽管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尾的历史纪录。

1930年代，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再遭到逮捕和监禁，但他们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今越南南部），尤其是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建立了群众基础，领导了好几次罢工并赢得多场地方选举。西贡有一条街道，曾经以一名被杀害的托派领导者谢秋收（Tạ Thu Thâu ，1906-1945，又名谢秋杜）命名，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主义在当时赢得许多群众的支持。尽管1975年斯大林派统治了统一后的越南，将这条街名更名，但“西贡当地人仍然称其为『谢秋收街』”。

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当时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和共产党斯大林派领导的恶毒攻击。1945年，随着斯大林派巩固对独立运动的控制，数百位积极的托派被抹黑为“叛徒”或“法西斯间谍”而遭到屠杀，这让人联想到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历史。更糟糕的是，二战后的第四国际领导出于错误立场，尾随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建国者）、毛泽东等斯大林主义领袖，也故意淡化了这些对自己同志遭受的暴行。其中一位第四国际领导者帕勃罗（Michel Pablo）甚至告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与毛泽东革命的成就相比，逮捕数百名托派只是微不足道”。

早年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法国殖民统治的残酷现实为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沃土。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人士是在（主要在法国的）侨民之中招募而来。胡志明（又化名作阮爱国）就是这批早期生力军的一份子，他于1929年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PCI）的创党成员。与后来的托派们不同，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在国外流亡。他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右翼，支持斯大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发动的官僚主义反革命。

胡志明在共产主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强调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甚至赞颂“安南民族（越南人）的英雄”。有一群积极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不满该党领导庸俗的民族主义、以及斯大林渴望与资产阶级政府结盟的立场，因此走向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主张的国际主义思想与坚持阶级原则的政治路线。尤其在1927年，斯大林要求中共尾随国民党的策略导致中国革命的血腥溃败之后，有更多人投向托派。

然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主义份子并未从中国的挫败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亦想从反帝斗争中消除一切社会主义的内容，拒绝提出国有化和由工人管理工厂之类的要求，说这样会疏远本地还很弱小的资产阶级。后来，印支共产党甚至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要求，例如还地于农民（土地改革），认为这会疏远越南的地主阶级。这种“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做法，也就是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一在一个“最小公约数”的资产阶级纲领上。印支共产党一直坚持这种政策，以至于1941年，他们将自己化身成“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Vietminh），一个此前已经沉寂很久的民族主义团体。

工人阶级和农民

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体现在两种不同的建党策略上。托洛茨基派主要组织规模尽管较小的城市工人阶级和苦力，特别是在西贡；而斯大林派通常由受过莫斯科训练的学生领导，并且倾向组织农民。

1930至1932年间，印支共产党领导了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和日薪劳工与法国当局不公正的人头税作斗争，但正如同吴文所指出的：“他们无法、也没有尝试在城市中发动运动响应。”

法国外籍兵团则以屠杀上万名农民作回应。尽管该运动的英勇，但印支共产党领导犯了严重的极左冒进错误。这发生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1928-34年），由于之前企图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机会主义政策失败，共产国际矫枉过正地要求每个地方都必须立刻“建立苏维埃”和“夺取政权”。

一旦农民运动平息下来，印支共产党便遭受无情的镇压，包括党总书记陈富（Tran Phu）被酷刑至死。1933年有109名印支共产党支持者被控以“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当中8人被处以死刑，其余的人被判以合共900年的严酷劳役。

1931年11月，谢秋收和其他5人成立了印度支那左翼反对派。6个月后，他们开始发行双月刊的党报《无产》（Vo san）。1932年8月，《无产》的65名成员和支持者因从事“颠覆活动”被捕。印支共产党员的大规模审判在法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法国共产党斯大林派的党报《人道》（L’Humanité）却对印度支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保持了冷酷的沉默。然而在西贡，尚未被捕的斯大林派和托派合作起来，在市议会选举中与无政府主义者和知名民族主义者合组“工人名单”参选。1933年5月7日，在8名印支共产党领导者被判处死刑的日同一天，“工人名单”中有2名候选人当选（1名斯大林派、1名民族主义者）。虽然市议会本身是一个无实权的机构，但这场选举在大规模镇压期间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3个月后，法国殖民当局宣布这2位市议员当选无效！

联合阵线？

这一事件后，斯大林派和托派在西贡进行了一段长时期的合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联合阵线是群众党派之间的务实协议，而不是小规模的宣传团体。列宁的建议是“分开游行，一同罢工”，意即行动统一，但政治旗帜要分明。

西贡托派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不幸的是这点在吴文的书中并未得到充分澄清。1933年大选之后，谢秋收和左翼反对派领导扩大了与斯大林派的联盟，并同意联合发布周刊《斗争》（La Lutte）和联合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做出了不该允许的政治让步，同意“办一份捍卫工农的报刊，但限制不讨论涉及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歧问题”。

《斗争》报的机关在所有意图和目的上都已经是个联合的党组织，且是个缺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而不是“联合阵线”。在1935年的市政选举中，4名《斗争》的候选人当选为西贡议员：2名斯大林派，1名托派（谢秋收）和1名托派同情者。吴文记录说：“4名『共产党人』在市议会中的充满力量的演说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人民的热烈同情，并提高了群众的斗志。”但4个月后，这5个人因支持马车车伕的罢工而被捕，再一次地，他们被剥夺了议员资格。

尽管取得这些成功，但这些工作是建立在对政治纲领和分析的妥协上，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观点来看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35年斯大林与法国右翼共和党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面对这个震撼弹般的政治事件，《斗争》对此居然保持沉默，也对1936年8月莫斯科大审判和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屠杀也保持缄默。史实显示，当时托派领导认为国际问题可以与日常工作分开。他们并未立即了解莫斯科审判的致命意义，了解到这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警告──1945年，斯大林主义份子将把相同的做法引进到印度支那。这导致了印支托派的分裂，反对向斯大林主义让步的少数派于1935年成立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1936年

1936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布鲁姆（Le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当中包括法国共产党。布鲁姆政府没有放弃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只是提出“革新殖民体系”。正如吴文所说，在又一次的政治倒车中，“印支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步伐一致：把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斗争从纲领中抛弃，在公开言论中去掉了……『阶级斗争』和『法国帝国主义』”。

这种背叛为托洛茨基主义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迟至1936年12月，围绕《斗争》的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开始抨击巴黎人民阵线政府未能解除对印度支那的镇压。1937年，越南的斯大林派于是退出与托派的联合组织，宣称该组织已经“托洛茨基化”。这个分裂是托洛茨基思想在越南工人阶级中成长的转捩点。

受到法国工人的启发，印度支那在1937年爆发了罢工潮，遍及食品加工、棉花工业、煤矿、铁路和码头行业。正如吴文解释：“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首先是自发的，然后是有组织的行动，工人和苦力在托派而不是斯大林派的影响下，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他们要求提高工资、每天八小时工作、工会合法化、民主自由并终结暴政和罚金……”

这一运动导致法国当局作出了一些深远的让步，在交趾支那涌现的超过600个行动委员会中，三分之一是由托派所领导。

1937年2月，法国秘密警察（Sûreté）文件中记载：“支持第四国际的革命鼓动家在交趾支那，尤其在西贡提岸的工人阶级大众里，影响力不断增强。”同年7月，又再补充：“工人阶层中，托派政党比印支共产党拥有更多支持度。”

“保卫印度支那”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印支共产党领导在莫斯科的敦促下宣布，所有问题都应该从属于反抗“法西斯”日本的斗争。

法国政府在殖民地展开加速军事化的进程，为“保卫印度支那”而进行3千300万法属印度支那元（piastre）的战争举债，还试图征召2万名印度支那人入伍。印支共产党这时选择了支持法国政府。这两个议题都引爆了群众的烈火──反对殖民地人民服兵役的斗争，早已经历漫长痛苦的历史。

尽管如此，印支共产党还是呼吁人们自愿参军来支持“法国民主”。正如吴文所指出：“印支共产党的某些人对战争债券表现出极大热忱，甚至他们还提议将100元债券拆分成10元和5元的债券，好让穷人买得起。其他有些人则反对与殖民政权合作，却被革除党务……我们同志的声明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战争税、反对生活水平恶化。”

斯大林派被视作与法国当局及紧缩政策一伙，以至于当一盒火柴被增加0.5毫钱的税时，工人就把这称作“第三国际的火柴盒”。

法国殖民地总督曾写道：“斯大林共产主义者相信……安南（越南）群众的利益驱促使他们靠近法国当局……而托派……则不怕推动当地人抗争，以便将可能爆发的战争变为他们的优势，以赢得完全的解放。”

印支共产党的亲法立场，在1939年的市政选举中受到了惩罚。尽管托派遭到打压（所有会议被禁止），但仍有3名托派选入西贡议会，而斯大林派则失去了所有席位。印支共产党在组织方面受到打击的消息，传到仍在中国流亡的胡志明耳中。仿佛是对未来的可怕预言，他说：“面对托派分子，不能与之和解或让步。必须以各种方式揭露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这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猛烈敌意，一部份是由于胡志明希望与帝国主义达成和解，一方面也是源自他想成为越南版斯大林的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此后共产党在法国和印度支那皆被取缔。在越南对于斯大林派与托派的镇压也愈演愈烈──1700名第三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被送进了集中营。

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让印支共产党领导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180度大转，他们放弃了亲法的鼓动宣传，恢复了第三时期的“反帝国主义”策略。当日本于1940年9月在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登陆时，印支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冒进的、计划不周的起事反抗法国当局。和1930与1932年间的农民起义一样，这场起事也被残酷镇压。印支共产党的一次党内审判将这场灾难的责任归咎于2名地方党委书记，并将他们处死。

与此同时，日本与战时法国维希政权达成了协议，印度支那由日本军队占领，但继续由法国魁儡政权统治。胡志明在中国复活了民族主义的越盟，带领一支由500名越南侨民组成、在中日战争中由国民党训练出来的武装力量。正如吴文指出的那样，胡志明的作法“是一种选边站的做法，一种寻求他国支持的秘密外交的做法（中国、俄国、美国、甚至法国）；当中毫无无产阶级的立足之地。”

尽管胡志明采取左摇右摆的机会主义路线，但在日本战败造成的权力真空中，越盟却变成了越南独立斗争的领导。这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苏联权威的强化，以及越南农民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因素，但托派政党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犯的错误，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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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病毒的爆发涉及许多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农业霸权以及资本主义本身

Sam Belton（ISA爱尔兰支部）

新冠肺炎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传播，压垮了各地的医疗体系，并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许多是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和早期缺乏检测的贫困人群。新冠肺炎是由新冠病毒（SARS-CoV-2）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疾病。在基因上，该病毒与2003年爆发的沙士病毒相似度为82%。

这两种病毒似乎都是由蝙蝠通过中间宿主，从而传播到中国南部居民中的。虽然特朗普（台：川普）等西方领导人因为这次疫情而指责中国政府，但这种病毒的爆发涉及许多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农业霸权以及资本主义本身。

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大农场制造大流感：传染病，农业综合企业和科学性质的调查》（Big Farms Make Big Flu: Dispatches on Infectious Disease, Agribusines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其中许多地方都可以作为这场疫情的预警。华莱士本身是一位进化病毒学家，他擅长绘制人畜共患病的“系统地理学”图谱，特别是之前的猪流感“H1N1”和禽流感“H5N1”病毒。他可以用这些了解这些病毒的历史和地理分布。

牟利性科学的根本问题

华莱士先引入了一个关键思想，那就是对于许多人畜共患病毒（也就是可以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毒，例如新冠病毒），它们的进化和传播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不是完全随机的。大多数病毒学家会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观点，但是在现实中，却反而把影响病毒进化和传播中的社会经济因素仅仅看成是随机变量。

这意味着人们没有集中精力在研究为什么那些“低致病性”的病毒（譬如可以感染野鹅的病毒），可以变成为“高致病性”病毒——能够感染和杀死数百万人的流行病毒。与此相反，人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研究病毒如何克制人类免疫系统的分子机制上。这当然是一个有助于疫苗研发的关键领域，但如果不去质疑那些驱使病毒进化的选择性力量，我们就无法防止未来病毒的爆发。

华莱士解释说，这种采取“分子方法”为主来因对流行病毒的原因，来自于大型制药公司的牟利性科学，对他们而言，消除人畜共患病毒进化的条件几乎没有钱赚，因为没有病毒就意味着无法从昂贵的疫苗中获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于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可图，这正是资本主义的逻辑。

尽管牟利性科学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病毒大流行的根本问题，但是当非牟利的公共研究者试图对人畜共患病毒进行数学建模时，通常会遇到障碍。为了使模型可以有效的预测未来的爆发，研究者需要不同病毒株起源地的地理和农业生态的详细信息。此外，还需要病毒本身的样本，因为它们的遗传序列信息可以组合出病毒跨地理空间的进化轨迹。

华莱士提供了这些事件的记录，一些国家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甚至游说组织采取新的命名系统，以便把公众注意力从某些应对问题负责的政府或者企业转移开去。爆发一开始，各国政府当然倾向于保留有关于本地病毒爆发的重要信息，以免自己成为国际谴责的焦点。但是，由于国家权力已经被大型农业财团所操控，所以这些国家不愿意进行更多合作。

农业财团的邪恶角色

通过研究案例，华莱士将2009年的猪流感爆发事件作为证明，当时由于跨国农业财团的强大力量，人们几乎无法追踪病毒。猪流感的爆发事关1918年造成西班牙流感的H1N1病毒的再现，它起源于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并迅速传到了美国。毫无疑问，爆发是从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 Inc.)旗下一家位于韦拉克鲁斯的分公司的一群存栏猪中开始的，但是美国的农业官员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假定病毒是由亚洲猪身上产生，并被人类带到了美国。官员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就是因为农业财团的财富和游说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一边可以获得进行自我测试的许可，另一边则轻易收买政府官员，使得他们的内部检测结果都是合法的。

华莱士出色地揭露了病毒性流行病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固有问题。跨国企业采用了密集的现代工业化农业模式，为了利润最大而残酷剥削和野蛮对待动物。例如工业化的家禽业，经过基因改良而培养的肉鸡，生长速度是他们野生近亲的三倍，而饲料却只需要一半，这种“生产力”是要牺牲掉强壮的免疫力作为代价的。

工业化的养殖企业还可以采用封闭式的养殖设施防止低致病性病毒传染，但是小农户的自由放养却会使这些病毒自然传播。由于没有低致病性病毒经常性地激活动物的免疫系统，一旦病毒不可避免地进入家禽群体时，就能迅速进化成高致病性和高毒性的病毒。

随着气候变迁和森林破坏，野生鸟类不得不更加接近这些工业化农场，家禽就更容易感染来自野生鸟类的低致病性病毒。农业财团需要为他们的家禽进行测试，并建设成本高昂的生物安全系统，但对企业来说不这样做才最为有利，因为他们追求短期利润。往往扑杀受感染家禽的成本是由国家承担的，而利润损失却是由养殖户承担，但养殖户只是从农业公司那里承包养殖任务，而家禽也是属于公司的。

此外，在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构调整计划，以及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支援，创建了一群被高度压迫、依赖农业财团的劳动力，他们在缺乏动物和公共卫生设施的情况下养殖专利家禽。因此，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利益和防止病毒大流行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相容的。

标准模型：见木不见林

华莱士清楚地展示了，畜牧生产的全球化网络不但增强了病毒的流行，而且实际上起到了病毒的物竞天择作用，并决定了病毒的发展。如果流行病预测模型可以加入更多决定传播速度的因素，包括密集式工业化耕作、树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被破坏，那麽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将大大上升。

这样的模型揭示了，未来的爆发不太可能起源于华南的一个省份，来自一个疲惫、而免疫系统受抑制的农民工忘记清洗饲料车的单一事件，而是沿着资本，能够追溯到香港、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地方才是真正流行病的初始爆发地。例如，2009年猪流感起源于墨西哥，但这主要是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铺好了道路，让总部在美国的农业企业可以将生产转移往墨西哥。从这个结构分析，华莱士更加讽刺地将猪流感改称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流感”，因为这场流感是资本通过自由贸易区在整个北美运作时引发的。

尽管这个结论可能表明新自由主义是病毒大流行的根源，但更准确的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其根源。由于累积资本就能掌控国家权力，这些农业财团并会不真正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的约束，而是利用国家来剥削工人，确保自己可以抵御经济衰退，并透过帝国主义开拓新市场和压迫当地劳动力。在这一点上，华莱士甚至赞扬列宁在1917年评论“美洲地域主义”的文章中有关美国农业的先见之明。

工业化农业的取代方案

在本书的结尾，华莱士驳斥了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将大量人口视为根本问题）和厌世论（Misanthropy，将人类本身视为根本性问题），因为这两种学说都偏向于，并牺牲工人阶级。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边缘群体甚至不自觉地提出了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并认为病毒大流行反而是重要的人口控制措施。华莱士认为，反而应该用食品科学和疾病科学的资讯更好地计划生产，从而避免疾病爆发，同时并保持足够的生产力。

华莱士通过许多经同行评审的研究说明，一些拥有复杂互利关系网的生态系统会更为健壮、更能抵御疾病。这些自然系统在相对较短的地质时期中能够实现微调优化，但是对于人类历史的时间而言，则是进行了非常长的时间。而密集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的迅速出现，使得这种自然构建的生态系统没有适应新环境的时间，但却有足够的时间让人畜共患的病毒进化，因为这些病毒的生命周期非常短，进化速度极快。

华莱士提到了一些生物学家的思想，例如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列温汀(Richard Lewontin)，莱文斯曾经在古巴政府担任科学顾问，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古巴的科学家合作。他倡导在中央的管理下将生产下放到地方，建立良好的农场网络，并按照“各种土地使用的规划”组织起来。利用现有的地方生态，保护当地的微生物环境和结构，同时保持和恢复遗传多样性。正如华莱士所说，当生物多样性丧失，原本无害的病毒传播到牲畜，乃至人类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论据

最后华莱士出色地展示了，伴随着资本主义集约化农业在全球发展，高致病性和高毒性地病毒是如何随之扩散的。即使到现在为止，资本的利益仍然决定着未来病毒流行的趋势。通过把资本流动的因素加入传染模型中，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病毒地爆发，可能也包括现在的新冠病毒。这一切最后说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问题。但我们不应等到复杂的模型结果出来，才组织起来废除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迫切感不仅来自于资本主义农业对动物残酷的虐待或者对病毒进化的影响，而且也来自于在生产各个阶段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无尽剥削。

华莱士解释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如何像复制人畜共通传染病病毒那样，在全球复制著工人剥削的模式，并多次引用地理学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而且也强调那些更注重劳动剥削问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重要性。强化工人的力量与农业财团老板们斗争，对推翻资本主义权力至关重要，并让工人在地域上联合起来。

从这个层面上讲，工人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从多个方面抗击病毒大流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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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下)

Peter Hadden，爱尔兰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

（《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

在其他地方，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更少。 以德国为例，反动的普鲁士贵族通过其代表俾斯麦的“铁血”手段由上而下地实现了国家统一。 德国资产阶级太过恐惧工人阶级在1848年起义中展现的力量，因此没有在当中发挥任何角色。 “他们的”统治由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反动统治者以军国主义旗帜实行的。

斯大林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现代形式。 革命的政治成果被抹去了。沙皇专制被斯大林专制取代。 但如同在法国一样，革命的社会成果并未被废除。 即使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力，俄罗斯也没有回到资本主义的轨道。 所以它绝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这并不是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科学革命之间有着完全对应的关系。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许是由社会大多数、法国被压迫的大众进行的，但革命最终不可避免地以少数人（资本家）利益的统治而告终。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号称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但它实际上建立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由多数人发动的，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让多数人参与统治。 因此，可以说，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或阶层都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不能像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曲折、遭遇死路、或者在终点前一路上出现各种过渡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工人阶级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其他任何阶级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真理永远是具体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作的广义言论无法改变东欧的实际情况，或是中国、古巴、越南和许多其他国家略有不同的情况。 帝国主义无法阻止殖民地革命、游击队或其他对西方怀有敌意的势力上台，加上已经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模式”，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任务是可以不由工人阶级主导下完成的。

这是否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角色的一般性格言相矛盾？如您表示，这是否意味着“工人革命”变成只是“诸多能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之其中一条”（1月11日来信）？要得出这种结论，您使用了宽松的术语，确实宽松到“使词汇失去一切意义”。 几句话间，您混杂使用“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术语，仿佛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红军用刺刀雕刻出了畸形工人国家，那就意味着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并解放社会。

当然，这是不正确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斯大林主义政权是过渡性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 这并不是说它们可以逐渐和平演变为健康的工人国家。官僚不会自愿放弃特权退居二线，就像西方的资本家不会自愿交出自己的财产。 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过渡必须要靠发动革命来推翻官僚。

政治革命

我们并不支持或捍卫这些政权。 我们捍卫的是十月革命所剩下来的遗产，即产业的国有制。托洛茨基也是如此主张：“苏联经济基础保持了其进步的特征。 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的盟友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捍卫这些经济基础”（《结局》，《托洛茨基文集》，1936–37，第189页）捍卫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捍卫官僚或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支持。 正如历史所证明，要保存十月革命的遗产，唯一方法就是推翻官僚机构。

我们的立场，是争取民主权利、限制官员工资、所有官员经民选产生、透过真正的工人委员会实行统治。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我们主张进行社会革命以改变生产资料的产权，而在这些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中，我们则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来铲除国家官僚，让工人阶级直接控制社会。 这种革命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本身来实现。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 东欧的工人阶级多次行动反对斯大林主义：1953年东德、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70、1976年以及1980年波兰。 每一次，群众起义的最初方向都是政治革命。甚至在1989-91的两年，群众一开始还是要求政治变革以结束官僚的统治。 东德官僚集团决定开放柏林围墙，是为了将运动导向西方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方向，以挽救自己。

工人国际委员会介入这些事件的立场是，支持群众运动并提出政治革命的要求。同时，我们警告人们不要幻想资本主义可以带来西欧的生活水准。

我们的纲领是推动群众运动建立工人民主。但由于没有任何运动领导层采纳这一纲领，并将其向群众推广，所以局势很快从可能的政治革命摆向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坚持反对抛售国有资产，虽然随着反革命步伐加快，这种立场意味着我们暂时被孤立了。

十年来，我们对资本主义会带来什么的预测已经得到了鲜明的证实。 俄罗斯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大崩溃。 工人阶级士气低落，部分地被打成原子碎片，而无力反抗。 即使到现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仍处于初始阶段。 这就是挫折和失败的规模。 对反革命程度另一种更主观的衡量是，贵党派去俄罗斯工作的团队经过一段时间后放弃了──他们跟我们当地的同志说，他们离开是因为“不可能”在那边建立组织。

政治革命的纲领源于我们对斯大林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分析，用以在政治上武装工人阶级。 这份纲领提高了民众的意识，并指出了通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份纲领呼吁民众，一方面要铲除寄生的官僚主义，同时亦要严防反革命的威胁。 1950年代到东德和匈牙利爆发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以至于1989年的事件，这些悲剧都是因为没有足够左右大局的势力利用这些思想来武装自己。

资本主义：横向踏步

相比之下，从（SWP的）国家资本主义论所得出的实际结论，在面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时只会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手足无措、无法行动。 假如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那么这就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转变向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者唯一可以采取的一致立场就是中立，让两者都去死吧。 否则，他们就只是在支持比一种的资本主义更“进步”的另一种资本主义。

SWP并不以政治上的清晰著称。不管是在这个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上，贵党经常机会主义地倒向社会上的主流情绪，并相应改变你们的立场。 朝鲜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的南韩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占领了北朝鲜这个畸形工人国家，SWP的前身就对此采取了中立立场。 毕竟，对你们来说，这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姑且不论北朝鲜的阶级特征，你们似乎也不在意这是帝国主义对前殖民地的军事介入。 还记得当年朝鲜战争（韩战）并未在欧美引起工人阶级之间的大规模反战运动，这就很能理解你们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

至于越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1960年代末，反对美国参战引发许多学生和青年激进化。 最终，反战情绪也蔓延到了许多的工人阶级。 从阶级角度而言，越南战争就是朝鲜战争的翻版。 北越是一个畸形工人国家；而南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得先后依靠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援才能维持。

大多数左派都是这么看的，但SWP却不是。 按照贵党的话来说，跟朝鲜一样，这也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但是，虽不奇怪，贵党这次没有采取中立。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会在激进青年中被完全孤立。 事实上，贵党和大多数左派人士一样都走过了头，几乎毫无批判地支持北越和越共。 而我们的立场是要求美军撤出越南，同时也批判越共的纲领。我们警告过，按照越共的纲领，他们胜利后建立的会是一个仿照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1989-91年间，群众没有像同情越南那样同情俄罗斯和东欧被推翻的暴政，因此贵党也没有压力要改变立场。 但是这时存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幻想，也反映在你所采取的立场上。 例如，柏林围墙倒塌后，贵党的德国同志支持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只加了一句说不应该让时任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去做。

当苏联政权在1991年最终瓦解时，贵党的爱尔兰支部党报以欣喜若狂的标题向事件表示欢迎：“共产主义已死。现在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战。”贵党主要社论的导言说：“报纸和电视宣告『共产主义已经崩溃』。这是每个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为此感到欣喜的事实。 ” （《社会主义工人报》，1991年9月）

当时的事件使叶利钦（台：叶尔钦）以工业私有化的纲领在俄罗斯上台，并且实行向市场和外资开放的政策。 贵党1991年9月的报纸批判那些认为“叶尔钦代表着倒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左派，称“叶尔钦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倒退”。贵党把叶尔钦描述为是国家资本家阶级中一个比较开明的成员，他“面对严重的危机，希望使经济摆脱恶性循环，并改组生产方式以在世界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他向俄罗斯的国家资本家们提供了一线生机。 ”这些言论跟那些呼吁苏联解体的文章，和推倒列宁雕像的游行中一同出现。“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参加这些游行，就像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参与了前往沙皇宫殿的宗教游行。 ”

贵党在1991年写了这种文章，正当俄罗斯的反革命决定性地加强。把这些游行跟1905年反对沙皇的革命相提并论绝对是错误的。你们提到的1905年1月9日游行示威有十万多人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同时发动了数日的罢工。 确实这个游行是由一位牧师发起的，还有一些人背着宗教圣像，但这很难说是“宗教游行”。那天沙皇军警的血腥屠杀加深了革命形势，把革命从地底带到地面，从首都传播到整个沙皇领土上的各个城镇。

1905年的大屠杀引发了足足两个月的革命。1991年的事件则是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序幕。这场反革命目前为止在前苏联人民的头上带来了近十年的苦难。 没办法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后退的革命者是不合格的。

政治上的短视会带来实际后果。面对即将来临的反动，这种思想主张消极被动。如果叶尔钦只是一个横向的踏步，只是不比以前的人更好或更糟的另一个“资本主义”统治者，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反对他的政策？如果产业私有化仅仅是从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转变成另一种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保卫“资本主义”（！） 中的国有制？

我们会从理论上回应贵党主张“斯大林主义社会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理论最彻底的反证，就是其实际结论是在面对反革命时主张消极和自满。

斯大林主义尚未盖棺论定。古巴尽管存在巨大的经济问题，但卡斯特罗政权仍在挣扎求存。这些经济问题已经迫使古巴部分地向世界市场开放。 事情的方向显然是朝向资本主义复辟。 也许这个过程在古巴会比东欧遭受更少的伤痛，但也有可能来自政权的抵抗会引起更剧烈的对抗。

人们对古巴的看法不同于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台：希奥塞古，港：寿西斯古）的罗马尼亚，或是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台：何内克，港：昂立克）的东德。 在欧美年轻人眼中，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年轻人眼中，古巴让人联想起切· 格瓦拉（Che Guevara，港：哲古华拉）和英勇抵抗美国军事力量的游击战士。 如果卡斯特罗抵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入侵，他可能会在激进的年轻人中激起支持和同情，可能会在拉丁美洲引起的保卫古巴的群众运动。

这当然有可能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这种运动发生的话，我们可以预计SWP会放弃他们视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为不进不退、在朝鲜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逻辑，而转而拥抱更具感染力的机会主义逻辑，摆出亲古巴、甚至亲卡斯特罗的姿态，因为这样会对激进的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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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

Peter Hadden，爱尔兰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

发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斗争》一书（1999年）

如您来信指出的，关于俄罗斯与东欧前斯大林（港：史太林，台：史达林）主义政权的阶级性，我们两党之间一直存在分歧。1989年后这些政权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分歧成为历史问题。但仍并非完全如此。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在世界各地是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卡斯特罗政权（台：卡斯楚）仍在古巴执政。 我们党把这个政权称作畸形工人国家。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则认为，古巴现在与过去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古巴政权垮台，逃到迈阿密的古巴资产阶级呼吁要把古巴恢复为美国资本的离岸避风港，我们两派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尽管我们批判卡斯楚政权，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次挫败，是所有制关系上的一次反革命。但是，假如贵党采取与俄罗斯和东欧事件一致的态度，那么贵党会觉得这不是开倒车，而是一个“机会”。您来信称：“我们认为这些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挫败，而是在这些国家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机会。 ”

即使对于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和东欧而言，这个分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工国委（ISA前身）正在当中一些国家／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工作当中的关键理论基础，就是我们对于1989年后的事件之理解。 我们的立场是首先承认产权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资本主义得到复辟。 假如我们不把这场反革命看作是“失败”、不是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横向转变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事件对于工人阶级的士气打击和迷惑、阶级意识的倒退、自沙皇时代以来前所未见有组织的反动思想；也无法解释随之而来的经济与社会崩溃。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崩溃的分析对于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工作至关重要。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要说服工人和青年相信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有能力解释俄罗斯出了什么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与英国SWP在这些国家的阶级性质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托洛茨基的分析

与贵党最近党报中所暗示相反，我们从来不“捍卫”这些政权。 您认为我们对苏联的分析似乎是我们背叛了托洛茨基。 您信中提到：“尽管你们谴责斯大林主义并宣称坚持托洛茨基的传统，但你们仍将这些政权视为『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

这句话确实很讽刺。 讽刺在于，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 托洛茨基被流放迫害、家人被谋杀、在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支援者遭到谋杀，都是因为他对苏联官僚制度和敏锐的批判。 当托洛茨基称苏联官僚是“世界的反动派中最恶性的一支部队”时，我们支持他。 （《被背叛的革命》西班牙语版序言，1936）。 当托洛茨基提出公式的另一面，并说苏联虽然由这种“恶性的官僚”掌舵，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因此是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我们也支持他这个观点。

实际上，您信中提出的每一个论据，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都已经回应过。 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会斗胆在这里大量引用他的原话。 贵党不认为前苏联是畸形工人国家。 对于1930年代同样反对这个标签并倾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们，托洛茨基严词批评道：“各种道学家、唯心主义者和自以为是的革命者嗤之以鼻地说：『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是工人国家吗？』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

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使1917年的革命被孤立在俄罗斯。 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建立在一个国家，尤其不可能建立在像当时的俄罗斯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革命的孤立和工人阶级的疲惫，令特权阶层有空间兴起。 斯大林就是这个官僚阶层利益的个人化身。

托洛茨基在1935年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的『个人政权』是什么，它的起源是什么? ”他这样回答自己：

“分析到最后，这个政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下的产物。 在官僚和警察机器的协助下，人民『救主』的权力及官僚仲裁者凌驾于苏维埃民主之上，并把后者矮化到只剩下空壳。” （《再论波拿巴主义》，1935）

在斯大林治下，政治权力从工人阶级手中被特权官僚阶层夺走。 但是，并非所有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丧失了。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计划经济仍然存在，尽管是以粗劣和官僚方式运行；外贸由国家所垄断。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

官僚并没有成为一个阶级。 他们不拥有自己所管理的产业。 尽管官僚由于特权而可以自我延续，但他们没有继承权。 他们与经济的关系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负责人与其所管理的产业的关系。 这些人享有特权，他们像跟资本家一样高高在上远离劳动者，但他们不是资本家。

资产阶级是由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所消费的东西来定义的。苏联官僚集团消费了工人阶级产生的大量剩余财富。但这不是苏联的特殊现象。任何官僚集团都会利用自身的领导位置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回报。 与资本家不同，斯大林派不具有剩余价值的所有权，除非他们废除十月革命的其他成果，将经济私有化。 托洛茨基对此非常明确：“就算是最大的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劳斯莱斯汽车，都不足以使官僚集团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1933）。

根据您的来信，您“从不接受这样的论点，即苏联经济的『计划性质』意味着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危机的矛盾。 ”实际上，除了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以外，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适用于苏联。 苏联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中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变化，也没出现例如1930年代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后来1990年代又阴魂不散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自身没有危机或矛盾。不过苏联经济的矛盾以及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陷入经济停滞背后的原因并不相同。苏联经济最根本的矛盾是计划经济与由官僚负责这个计划之间的矛盾。 托洛茨基说，计划经济需要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这不无道理。 在一段时间当中，公有制的优势和计划经济的形式确实带来了显著经济改善，无论这个计画的制定是如何官僚化，实行是如何专制。 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像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这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一旦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缺乏民主决策的官僚主义弊端就开始盖过公有制和计划的优势。 到了勃列日涅夫（港台：布里兹涅夫）时代，尤其是到他的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此时官僚与其粗劣的方法已经无法推进经济发展。 斯大林主义遇到了其经济限制，但这个制约不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扼制发展的官僚的劣政。 对于苏联来说官僚阶层专制已经无法继续，它能走的路要不是铲除官僚建立工人民主，就是回归资本主义。

过渡政权

您来信批判“过渡性”政权这个思想。 然而，托洛茨基一再提到这些国家的“过渡性”特征。斯大林的胜利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倒退，但是并没有完全抹除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如果官僚集团继续执政，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终会在某个时候显现出来。反革命也许最初是以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低价商品入侵的形式到来，并最后终将取得胜利。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低的劳动”打败被更低的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密集程度、且被孤立的俄罗斯经济。官僚集团或其中一部分会将想办法变身为资产阶级。只有工人阶级推翻官僚的运动才能提供另一种出路。

在《过渡纲领》中，托洛茨基写道：

“苏联就这样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其社会性质。 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则具有另一种性质：一或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关，并会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二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并开辟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托洛茨基对于两种可能的预测，特别是在他的经典《被背叛的革命》详述的那样，是正确的。但这个发展会需要经过整个历史时期才能完成。 托洛茨基无法预见的是，斯大林主义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极大加强。 德国的战败、英美军队的精疲力尽，不愿意随他们的将领去继续战争对俄罗斯开战，使得强大的红军可以毫无阻碍地征服东欧。

在控制了东欧国家之后，新的统治者开始接管经济，并建立了以俄罗斯斯大林主义为模型的政权。 特殊的局势使得资本主义自上而下地被废除了。 尽管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支持废除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来自该阶级的有意识和独立的行动。 同样，当时的特殊局势使得后来在中国和古巴夺取政权的游击队可以效仿俄罗斯，铲除了地主和资本主义。

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反而恰好是“过渡性”政权，这些国家的前途要不是出现推翻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就是最终反革命使它重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由于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健康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用来描述俄罗斯的术语“堕落的工人国家”并不十分准确，所以我们用另一个术语“畸形工人国家”更准确地定义这些国家。

反革命

苏联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使该政权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 托洛茨基1930年的预测被推迟了。 然而，1989年及其后的历史经过精辟地证明了他的分析。 柏林墙倒塌，东德人睁开眼睛看到了西方似乎人人垂手可得的商品和生活方式， 导致了一场反革命，并最后以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告终。 在俄罗斯和东欧，大多数官僚都赞同资本主义复辟。 这点托洛茨基也预测到了：如果面临有工人运动争取政治自由、或是恢复资本主义这两个选择，官僚会把后者看作是维持他们特权的唯一途径。

反革命与革命一样，都意味着决定性的变化。 显然，1989-91年的事件标志着俄罗斯和东欧的这种变化。 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倒台，部分国家机器被“移交”到新国家，而其他部分则被更换。新 出现的国家打算重建资本主义。旧国家机器的推翻，迎来了产权关系的转变。 这是1917年的重演，只不过这次方向相反。

如果英国SWP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的，那他们需要说明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这种产权关系的反革命。 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代表了官僚集团的政治胜利。 但是1917年后建立的产权关系（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得以维持。 如果这是“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也是国家资本主义。 否则，我们将被迫得出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即政治统治的改变相等于社会制度的改变。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从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背后的理论前提开始。

实际上，这就是您的全部论点。 你信中说：

“对于英国SWP而言，也对于马克思而言，决定性的标准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哪个阶级管理产业的社会。 关键问题是工人阶级是否真正掌管一切，并是真正的统治阶级。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能明显看出，苏联工人不仅没有掌管产业，而且还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基本的民主权利。 像社会主义党（工国委）及其先行者那样，把这样的社会形容为『工人国家』，只会使这个词汇失去一切意义。 ” （ 1月11日的来信）

对于马克思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哪个阶级拥有产业，而不是该阶级是否对该产业实行民主管理。 历史上有些时候，资产阶级也会失去对国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只要产权关系保持不变，他们就仍然是统治阶级。 您已经将上层建筑（政治统治的方式）的变化与更基础的经济根基问题混为一谈。 我们应该用经济基础来定义一个社会的阶级性质。

在使用“工人国家”一词之前，工人阶级是否必须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权柄呢？让托洛茨基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阶级的专政远远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的全体群众会时时刻刻参与国家的管理…… 社会的解剖决定于它的经济关系。 只要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所有制形式没有被推翻，无产阶级就仍然是统治阶级。 ” （《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1933）

再来：

“可是，（官僚的）篡权之所以有可能发生并维持自身，仅由于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那些生产关系所决定。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有充分的理由说，无产阶级专政从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达。 ”（《工人国家的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

由于您把您的性质定性建基于工人阶级被剥夺民主权利、被压迫、并在某种意义上被“剥削”这样的事实，那么您其实是属于自由主义的阵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已经引用了托洛茨基对“道学家”的态度，后者看到了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就愤慨地宣称这不可能是“工人国家”。 从这里开始，你的论点更走下坡。 您说，东欧的政权不能成为“工人国家”，因为它们是由上而下建立的。 您提醒我们，马克思曾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完成。 ”

波拿巴主义

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一般的历史意义上说，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任务，但马克思也说过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得依靠其他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

即使是“经典”资产阶级革命（在1789年至1815年的法国），过程也复杂多变，让主张单一唯度历史观的贵党头疼。 1792-94年革命高潮的骨干是城市贫民，即“无套裤汉”。 他们与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左翼联盟一起行动。 但是，推翻专制的平民群众的力量开始威胁资产阶级。 最终导致拿破仑．波拿巴崛起的热月政变取消了很多革命的成就，例如男性公民普选后来就被废除了。 波拿巴主义意味着以强权治国。 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法令在相互竞争的阶级利益之间实行“仲裁”。 从政治权利的角度来看，这是倒退，但推翻了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而建立的新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根本上仍然继续存在。

1815年，拿破仑在欧洲被反动联盟打败，波旁王朝复辟。表面上，这是倒退回到1789年以前。 但是本质已经不同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仍然继续存在。如果国家的阶级性质只由政治上层建筑决定，那么1815年以后的法国应该算是封建国家。 但显然并非如此。 萌芽中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但从根本上说，革命所建立的财产权保存了下来。

1830年和1848年革命分别终结了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浦一世的七月王朝。此时，工人阶级比1789年更强大了，但还未有能力夺权。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力量，资产阶级陷入了分裂，无法实行统治。 由于这两个现代阶级之间的斗争无法得出决定性的结果，国家介入了这个平衡，并再次担任了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角色。 1848年，主要由武装工人阶级实现的第二共和再次变成了拿破仑侄子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拿破仑三世）独裁的第二帝国。

国家进行仲裁，但最终是站在资产阶级这一边。 即使在法国的“经典”榜样中，波拿巴主义政权从资本家手中夺取了直接的政治权力，并为自己抽取了很大一部分财富，但它最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序中，生动地揭示了这些复杂的、看似矛盾的过程。 这与贵党关于相对之下不那么复杂的俄罗斯革命／反革命过程的单一维度且粗略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路易· 波拿巴以保护资产阶级抵御工人为名，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治权力。同时，也向工人阶级宣称会在资产阶级面前保护他们；而这样一来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与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围绕着皇室宫廷的贪污舞弊和大规模盗窃更大程度地出现，并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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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台：辛巴威）正式摆脱了白人少数民族统治

Leonard Chiwoniso Mhute 与Liv Shange Moyo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台：辛巴威）正式摆脱了白人少数民族统治，获得了自由。 谈而此后的四十年，当地民众并没有迎来自由，而是向大企业和帝国主义的妥协、有限度的改革、在奴役和粗暴的民粹主义之间游走、经济崩溃、古库拉洪迪（Gukurahundi，津巴布韦政权1980年代向少数民族发起的一系列屠杀）、血腥镇压、腐败和不公正选举所定义。 现在是社会主义“奇穆伦加”（chimurenga，津巴布韦修纳语，意指自由）的时候了。

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对抗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残暴的 “白人专政 ”政权的内战持续了15年之后，津巴布韦在1980年3月举行了选举。 投票结果是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 （ZANU(PF)）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英国和美国可耻地为其傀儡候选人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提供资金和武装暴徒。 自诩为 “社会主义 ”的ZANU(PF)，其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承担了最大的角色，他们数以万计的青年战士被杀，因此可以理解他们为何赢得了渴望变革的群众之信任。

Abayomi Azikiwe（工人世界党）

ZANU(PF)的胜利

ZANU(PF)政府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实行了免费的初等教育和低收入者免费医疗等改革。 国家为小农提供种子、化肥、贷款和价格管制等协助。罢工浪潮促使政府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

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使人们松了一口气，并对未来寄予厚望，但很快就感受到了新秩序的局限性——旨在维护资本主义的新秩序。

虽然是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津巴布韦的经济仍由少数几家跨国公司，特别是英美资本和罗荷集团（Lonrho）主导，这些公司出口原材料和烟草，在偷来的土地上开采和耕作。 大多数工农仍然和殖民统治时代一样：在面积细小的土地上耕种。

在社会民主幻想的引领，与民族主义和游击队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感的助长下，加上中国和俄国的 “共产主义 ”支援者的鼓励，ZANU和ZAPU的领导人开始着手建立 “混合经济”，以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

但相反的是，他们很快就掉进了新殖民主义贸易逆差这个简单的数学陷阱：原材料出口的收入必然地不足以抵销机器和制成品的进口开支。于是，国家债务不断增加。

IMF的“改革”

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津巴布韦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到1982年就陷入了危机，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实施了一个短暂的 “改革方案”，包括冻结工资、取消粮食补贴和津巴布韦元贬值，随后，津巴布韦试图独立自主地在福利和紧缩之间取得平衡。 从史密斯时代保留下来的保护主义资本管制被放宽，以吸引外国资本，并许诺将让他们带走更多的利润。

跨国公司的加剧剥削，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改革工人阶级和农民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的“混合”尝试很快就失败了。 津巴布韦滑向了典型的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 到1990年，国家债务占GDP的48. 4%。

不改变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结构，意味着贫困和剥削对人民群众来说依然存在，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穆加贝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真实本质。 土地改革的燃眉需求没有得到落实。 民众的实际人均收入没有增长。罢工的工人受到史密斯政权遗留下来的严酷法律所镇压。

“古库拉洪迪”

随着工人、农村贫困人口和有抱负的精英阶层的挫败感增加，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升温。 ZANU很快走向了一党专制。 第一步是1983-1987年的古库拉洪迪种族屠杀事件，估计有2万名恩德贝勒族（Ndebele）平民被陆军第五旅以镇压“异己分子”的名义屠杀。 这种恐怖迫使其竞争政党ZAPU瓦解成为ZANU的“爱国阵线”。

但于此同时，社会也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果，如运作良好的教育和卫生系统。 在1980-1990年期间，中学入学率几乎增长了10倍。 到1991年，预期寿命从55岁提高到59岁，其他健康指标也提高了。 产妇死亡率已降至每10万名新生儿中的251人。 但到1992年，产妇死亡率飙升至350/100 000，到2019年则是458!

从产妇死亡人数表明，政府在1991-1995年实施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ESAP)如何将有限的改革成果全部化为乌有。

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早在1989-1991年，反革命在斯大林主义集团恢复资本主义的同时，津巴布韦政府就已经向右转，逐步采取了适应大企业、削减价格和资本管制以及社会开支的措施。 这些试探性的步骤是为了启动ESAP的全面反改革而采取的。 ESAP计划试图在保留政府控制的同时，重新确立全球资本对经济的剥削性影响，这与IMF和世界银行自1970年代以来对许多新殖民主义国家实施的结构调整方案不同。

虽然是“土炮”政策，ESAP沿用了IMF/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模式，贬值货币、放松管制、削减政府开支——这为世界市场的横行统治开辟了道路。 例如，大幅削减卫生和教育经费、增加学费、取消消费品补贴。

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实施ESAP同时，正值反复发生干旱、南非发动新的侵略性贸易政策。 工业生产下滑，小企业和地方企业倒闭，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达到50%。 实际工资在第一年下降了35%。 到1993年，工资比1986年的水准低25%左右，低于197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

起初，工人、学生和无地者被这些打击震惊了，他们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 罢工和骚乱成为城市地区的常态，抗争在1997年的大罢工中达到顶峰。 罢工迫使公共部门和农场的工人工资分别提高了36%和40%。

左摇右摆

当局的反应是摇摆于让步和镇压之间。 1997年，政府向退役军人支付40亿津巴布韦元，员同时警和军队对罢工进行了镇压。 民粹主义被用来转移视线，例如声称罢工背后有 “白人农场主的阴谋” ，同时还企图在1998年通过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钻石战争来积累资本。

ZANU-PF在土地问题上加紧了“激进”的言辞，但这些姿态无法遏制不断升级的爆炸性呼声。 在ESAP之后，社会间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来自沮丧的前小企业主。 该政权发起了一场宪法改革运动，并允许无偿征地，并让穆加贝继续掌权。

战斗性高的津巴布韦工会大会(ZCTU)是1990年代斗争的主要力量，它在1997年召开了一系列劳动人民大会。 在这个平台上，一个新的政党──民主变革运动(MDC)于1999年诞生了。 MDC立即挑战ZANU-PF权力，以宪法争议作为主要的重心。

2000年2月，当地举行了宪法公投。 决定性的反对票对该政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久之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ZANLA）的退役军人对白人拥有的农场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入侵。 到2002年，通过快速土地改革计划，土地入侵合法化，几乎所有白人拥有的农场都被接管（通常是以暴力的方式）。 成千上万在这些农场工作和生活的农场工人被驱逐。 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党内亲信和官僚从政权内部侵占，他们利用这些战利品试图“重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 虽然成千上万没有土地的家庭也获得了土地，但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政府任何农业生产的支援。 大规模营利性农业几乎崩溃。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像真正的工人和社区控制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那样，有计划地努力进行可持续的生产以满足需求，而是混乱和极端的粮食短缺。

混乱的土地改革计划使津巴布韦陷入新的危机。 除了粮食产量和出口收入的大幅下降外，国际金融机构还以侵犯私人财产的主要罪过为由，抵制津巴布韦政权。 外汇完全枯竭，恶性通货膨胀加剧。2008年11月最严重的时期，每日的通货膨胀率是98%，是世界历史上第二高的。

危机意味着制造业几乎完全崩溃，失业率超过80%，大量的人想要到国外找工作。

需要新的替代方案

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群众仍在继续斗争，从2000年开始的一次又一次选举中，MDC获得了出色的成绩，尽管有血腥镇压，加上亲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MDC的领导人缺乏真正能打破僵局的办法。

2008年，尽管津巴布韦存在选举舞弊、绑架、酷刑、拘留和谋杀反对派活动人士等行为，MDC还是赢得了第一轮总统选举，但在军方支援的政权对民众发动的新一轮恐怖袭击面前，该党做出了让步。 MDC退出了第二轮选举，而穆加贝再次“获胜”。 该政权通过恐怖手段消除政治威胁的模式再次被采用──在“选举”之后，饱受打击的MDC进入了民族团结政府(GNU)。

在接下来的8年里，GNU使群众斗争陷入了死胡同，并给政权留下了镇压的自由空间。 在如何分配诸如农田和马兰吉钻石田等资产的问题上，党和国家内部的派系斗争仍在继续。 在此期间，2009年放弃津巴布韦元之后，津巴布韦的经济部分稳定，但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他所有人的生活都处于灾难性的状态。

2016年，新的斗争浪潮开始生根发芽。 其导火索是对进口商品实行近乎全面的禁止，这激怒了非正式贸易商，但多年来，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尤其是因为国家内部日益公开的派系分裂。 从网路运动开始，#thisflag（这面旗帜）和#tajamuka/sesijikile（反抗者）激发了大规模街头抗议和静坐。 尤其是这些年轻人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意愿，即不顾国家的血腥镇压，毫不疲惫、毫不畏惧地挑战政权。

面对民众的抵抗，分裂的ZANU-PF陷入了更深的内部危机。 2017年11月，一场军事政变迫使执政37年的穆加贝辞职。 尽管披着群众抵抗运动的外衣，在埃默森· 姆南加古瓦（Emmerson Mnangagwa）领导下的后穆加比ZANU-PF政权有着更加凶残的独裁性格。 它的支柱是国家的军事商业核心，现在例行性地部署士兵镇压抗议活动就表明了这一点。

姆南加古瓦政权本身也充满了分裂，无法解决津巴布韦民众面临的任何关键问题。 为了让津巴布韦“对商业开放”，政府启动了IMF支援的紧缩政策，加上政府亲信的普遍掠夺，用姆南加格瓦自己的话说，这使得经济“死气沉沉”。 从外汇到燃料、化工、医药、食品、电力和水，一切都处于短缺状态。 通货膨胀率估计超过500%。

在短暂的喘息之后，这个政权面临着不断的不满。 当它在2019年1月将燃油价格提高130%时，全国爆发了总罢工。 罢工被士兵镇压，数十人被杀、强奸，数百人受伤。 然而，罢工很快又恢复了。 2019年，教师罢工成为了一种常态，最近几个月，学生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2019年9月，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开始罢工，这已经持续了创纪录的时间，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 事实上，它仍在以一种官方的缓慢方式进行，无论如何，到冠状病毒袭击非洲时，医院和诊所几乎还没有任何医疗用品，更不用说水和电了。 2020年3月，护士工会宣布罢工，不仅要求提供个人防护设备，还要求提供水等基本用品，以便在一个据称共有7台呼吸机的国家里有机会抗击疫情。

社会主义“奇穆伦加”至关重要

随着4月18日“自由”40周年的临近，新冠肺炎大流行将以一种难以想像的方式袭击津巴布韦和整个非洲。 这个国家正处于为期21天的封锁之中，处于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之中，数百万人在挨饿，城镇的居民面临数月缺水。 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津巴布韦人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不管条件多么残酷，斗争总有办法浮出水面。

随着抗议活动的再次出现和进一步发展，群众必须寻求另一种方式来引导他们的反抗。 关键的一步将是制定一个能够激励、团结和维持群众的方案，采取必要的行动，使反对现政权的斗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并建立一个体现这种结果的群众党。

最近ZCTU提出的在全国各地召开劳工论坛的倡议可以同社区和青年论坛一起发展，为这项任务所需的讨论创造平台。 津巴布韦的危机也是革命领导权的危机；在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组织中出现了真空。 MDC一再表明，它已经没有出路了。 它曾宣布2020年为群众抗议年──但他们又一次提出了一个空洞的方案，把 “对话”、“权力分享 ”和帝国主义放债人的认可作为最终目标。

“自由”津巴布韦的死胡同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死胡同。 各种代表与这个生病的、分裂的新殖民主义制度（以及它的新自由主义和国家监控的版本）的妥协思想──不论是社会民主主义、激进的民族主义、泛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都曾被尝试过，但最终还是失败。 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型，建立在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从极少数的权贵和公司精英到手中夺取控制国家的大量资源，并用于被剥夺的群众──这就是新一代人运用过去斗争的所有丰富经验来实现的“奇穆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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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真正的工人群众政治代表而奋斗

Hugh Caffrey，社会主义替代（ISA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支部）

最近，英国工党进行领导层改选，这向社会主义者们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选举结果不但指向了科尔宾（港：郝尔彬，台：柯宾）路线的终结，而且更尖锐地揭示了为什么需要争取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社会主义替代政治委员会的Hugh Caffrey提出以下问题：甚么是工人政党？这个政党在按社会主义路线改造社会的整体斗争中又扮演什么角色？

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

斯塔莫（Keir Starmer，港：施纪贤，台：斯塔摩）与雷纳（Angela Rayner）当选工党领袖，是科尔宾运动和整个左翼的挫折，并且引发了这所意味着的结论的辩论。我们社会主义替代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与诉求，基本刻画出我们所指的工人群众政党是甚么，以及这个政党在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得出这些想法并非是一厢情愿，而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政治理解。

我们不能透过议会斗争逐步地改变资本主义，也不能靠议会投票来废除资本主义。要迫使统治阶级作出重大让步（更不遑说要永久地推翻地主及跨国财团、他们的代理政客及媒体、以及他们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统治），就需要工人阶级主导，并团结起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群众运动。

当然，议会斗争并非不重要，但是归根究柢次要于议会外的斗争，并往往只是间接反映社会中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面对资本主义的势力，以及各地不可避免的局势和意识上的差距，群众革命性运动需要有个强大、有经验而高瞻远瞩的领导，并且得到群众的信任。

这必然需要形成一个有成熟领导的大型革命政党，具备高度的党内民主，并经历阶级斗争的锤炼。这是社会主义替代有志建立的组织，也是自马克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皆为之奋斗的目标，当中的模范就是列宁领导，后来托洛茨基在1917年中也加入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那么，工人群众政党的定位是甚么呢？为甚么我们不主张直接建立群众性工人革命党？虽然我们主张建立群众性工人革命党，但我们也知道真实世界的斗争非常复杂多变。在千万计的工人阶级觉悟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救药，并需要全力以赴革命之前，万千群众会先意识到需要属于自己的政党。

不管工会有怎么样的问题，英国全国600万工人仍然明白他们需要工会，因为他们的利益跟资方并不一致，因此需要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同理，百万计的人也将会明白到在整个社会方面，他们也需要有属于自己、代表自己的政治组织。当初有50万人为了支持科尔宾而加入工党，他们就有基本概念，知道需要有个反建制的政党来反对紧缩，实行左翼政策，这是未来更多人意识到需要独立工人阶级政治代表的前奏。

主流媒体以及统治阶级针对科尔宾温和路线的排山倒海的攻击（即便他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工党，以摆脱90和2000年代形成的布莱尔派〔港：贝理雅〕），显示了如果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工人、为了工人的群众政党更可以彻底撼动整个英国社会。革命者的角色就是要支援通往这个方向的所有步伐，甚至包括工党内科尔宾运动这样的部分进步，好为工人阶级争取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我们并不把这些改善本身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它们视为通往建设群众革命政党的连结，并争取按部就班地说服大家。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从现在可能程度的群众政治组织出发。目前尚未到达革命党的程度。但我们保持我们的革命思想，并在政治运动、工会运动、社区运动、社会运动中把它提出来。

什么是工人政党？是不是只要有一些工人加入为党员就是了呢？如果这样的话很多资产阶级政党也符合这个条件。工人政党是一个在所有层面都由工人组成、管理的政党，并透过民主架构受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所监督（工会、社区组织、合作社等），并且基于工人利益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工人阶级能赖以组织斗争的机构。这不仅仅是个从旁支持斗争的政党（这是科尔宾想将工党改造成的样子），更是个能够组织斗争、反映斗争的政党。

要做到这点，工党需要从头到尾的改变，实行民主化、转向抗争、完全肃清国会及地区议会党团内的布莱尔派，并让工会民主地参与党组织中。纵使我们认为工党在斯塔莫的领导下，这种可能更加微乎其微，但我们仍会与工党内部的左翼讨论如何实现这个改变，并且也会与工党党外探讨如何在社区及职场间建立政治斗争。

我们提出工党内外的左翼都应该走在一起，探讨如何实现工人的政治代表力量。从反抗资本主义的肺炎危机开始，反抗资产阶级让工人为当下经济危机买单的企图。基于这些议题的群众斗争，有望形成工人阶级群众政治组织的雏形，而经过时间发展这能够结晶化成为群众工人政党。这个进程有多少程度会在工党内部或外部发生，当然视乎实际的事态发展，但最终必定得靠群众斗争才能实现。

群众政党不单是进行抗争的政党，更是在斗争中建立出来的。英国工党的成立就是来自于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经验，加上这种经验对于工会（包括新工会）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兴组织的影响。没有群众在职场间的抗争和重大的社会抗争，就不会有工党。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社会主义者们在工党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加速作用，并提出了需要怎么样的政党与党纲。我们从当时的历史就能学到许多教训，包括其中的错误以及运动中右翼扮演的腐败角色。

如同1880和1890年代的斗争与实验过程，以及1900年代工党成立之初那样，今天这也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进程。关键力量能够前进一步半步，比起某个小团体宣称的既成事实更为重要，这是为甚么我们会参与所有认为通往正确方向的认真行动，但我们的支持会是批判性的，我们会有建设性地解释我们看到的缺陷，继而提出前进的道路。

真正的工人阶级群众政党也不会是个以选举为主的政党。英国的议会政治比起其他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英国的选举比起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会在工人政党的建立过程中有着更大的影响。在科尔宾参选党魁的运动以及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大选运动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特征。甚至在美国2016和2020大选桑德斯的选举运动中反映得更明显。争取议会席次是过去工党建党路程上的重要部分，包括有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参选国会、地区机构、甚至是校董会。不过，工党成立以来其中一个弱点，就是国会路线几乎成了其唯一的方向，这反映了国会派别的垄断以及他们向资本主义的妥协。

工党在历史上不乏具战斗性的左翼国会议员，特别1980年代那些支持“战斗派”的议员，但同时也有可恶的右翼资本仆从，譬如第一位工党首相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980年代工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布莱尔等之流。但工党最与工人阶级相关的在于工人斗争和组织，而非选举运动。1944和1945年的大规模工人阶级抗争把工党推向左方，亦令工党执政期间实行了诸多过往不可能的改革，包括国民医疗服务系统（NHS）以及数百万计的公共住房。

当时的工党活跃参与在抗争当中，而在党外也有工厂斗争与政治组织的大规模浪潮。1920年代伦敦波普勒地区、1970年代德比郡（港：打比郡）、还有1980年代战斗派领导下的利物浦运动全部都在左翼主导议会的地区爆发，但也是在过去的工人斗争浪潮中酝酿，并建基于在职场、社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也反映在这些地区的工党内部。而议会和选举中的胜利亦加强了工人阶级进一步斗争的信心。

当时的工党尚且能够让工人阶级集体参与其中，至少在地区党部，特别是在利物浦，表达工人阶级的诉求、组织斗争、选拔或罢免候选人、指令市议员行为。类似的工人阶级群众政治组织形式也见于其他地方主要的群众工人政党，当中许多比英国工党更加左翼，譬如19世纪末的德国社民党、1980年代的巴西工人党，虽然这些政党后来也出现改良主义，甚至完全向资产阶级堕落。

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政治组织，就是184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当年并没有组成今天意义的政党，但在其运动高峰时期还是出现了很多最重要的特征。

建立这样的政党，无论基于怎样的政治纲领，是真正严肃为改革斗争的最好一步，也是让民众得出需要革命的更激进政治结论的重要一步。没有这样的组织，工人阶级就好像被绑住一只手打架。只要跟今天的工党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要把工党转变成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工具还需要很漫长的道路。再者，我们亦可从其他许多“新左翼运动”中吸取教训，譬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运动（Podemos）等。这些运动虽然是左派，但却没有转向抗争，或者建基于工人阶级斗争。除了非常有限的选举方面，也没有为工人提供阶级斗争的载体。面对2008年后的紧缩政策压力，这些政党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更加走上了议会路线并向体制妥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可恨的屈服其实只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只有深根于群众并坚持斗争路线，加上广大劳动者的活跃参与，才能抵御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试图挑战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施加的巨大压力。英国社会主义替代的姊妹组织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并组成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参与着世界各地的战斗──如美国、希腊、西班牙、巴西等等。

我们欢迎各种新左翼运动的建立，会尽可能地参与其中，并试图引导他们，参选的同时也要斗争。过去的历史经验充满著教训，而近年来国际间的工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经验也是这样。我们试图将这些过去与现今的经验连结起来，形成我们的思想和（当地或国际的）纲领，来武装工人阶级和青年，为一个劳动大众理所应得的民主社会主义世界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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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优先考虑资本利润而不是人们的实际需要的制度,根本就是一个病态的制度

Thomas White（ISA爱尔兰支部）

一则本应该令人高兴的新闻：一种针对2014年伊波拉疫情研发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对新冠肺炎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也有用。目前该药物未证实可以治愈患者,但至少可以减轻其症状。根据国际知识生态组织（KEI）的一份研究报告(https://www.keionline.org/RN-2020-1),该药物是由美国政府出资至少7900万美元资助所开发的。

但是拥有该药物专利的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成了遮挡这一线希望的乌云。这家公司是出了名对病人（如癌症和爱滋病患者）进行无情残酷的价格欺诈。例如,生产 Truvada（一种有助于防止爱滋病传播的药物）的成本只有6美元,而吉利德却以每月2000美元的定价出售。

贪婪企业

这家臭名昭著的贪婪企业这次也在竭尽全力从疫情和患者们的痛苦中获利。1983年的美国《孤儿药法案》（Orphan Drug Act）试图提供特殊利益诱因来吸引私人制药公司生产罕见病药品。如果一个药品被分类为“孤儿药”,那该药品的生产商便能享有七年独家生产该“产品”的垄断权利,并且禁止任何替代药物在美国出售。

吉利德利用法律漏洞,申请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把瑞德西韦分类为“孤儿药”。

这项法律本来只适用于治疗美国国内患者人数不到20万人的疾病的药物。但是,这里有一个法律漏洞：如果在确诊人数少于20万之前提出这个分类的话,那即使最后患者再多也不影响这个分类。所以,因为在药监局宣布这个分类时美国境内只有4万例确诊,因此瑞德西韦技术上来说仍属于“孤儿药”。

病态的制度

吉利德想在全球疫情中谋取暴利的行为,理所当然引起了左派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在内的许多人的严厉批评。

尽管药监局授予了他们这个特权,但屈服于民愤的吉利德在两天后就申请撤回。

然而,这种卑鄙的举动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医疗应该与利润划清界线。这个优先考虑资本利润而不是人们的实际需要的制度,根本就是一个病态的制度。

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中全世界很多政府都把英勇的医务工作者和高危人群的生命推去送死,并试图维持经济运作,来保障老板们的利润。

我们认为,为了应对这个疫症,应该把吉利德等公司和整个医疗行业收归民主公有,并让最了解前线需要的医护员工,来按需分配资源。

西装革履的剥削者和以劳动为生的无产者，究竟谁更文明，谁更野蛮？答案不言自明

Razin 中国劳工论坛

这是一部无法在中国大陆公映的纪实电影，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豆瓣用户发现他们在标记了对这部电影的兴趣后，导演蒋能杰会与之主动联系并将电影以网盘的形式分享。导演不计报酬、只为传播和发声的热情打动了不少人，这部影片便以这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方式传播开来。

作为关注这一敏感题材的独立电影人，导演蒋能杰完成此片的过程历尽艰辛，拍摄过程长达十年。这部纪录片画面粗糙且经常抖动，可见经费的窘迫。但和中共花大价钱拍摄的那些画面精美、在视听上都十分考究的关于中国强大军事实力和工业、古代文物的华丽纪录片相比，这部比它们更关心创造这一切的中国劳动者，而不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

片中的人物都是在湘西挖矿的工人。这些矿洞全部都是“非法”的——也没有人给他们什么合法的谋生途径。在这里，死亡似乎是家常便饭。因为用的是假炸药，产生的毒烟使矿民中毒后，老板急于救人逼迫其他人下矿，结果“进去一个倒一个，进去一个倒一个”，最后还是被政府用钱压了下去。谈到矿难事故时，他们的语气平静得可怕。“以前有家矿洞的矿民……矿民都死了。还有一家矿洞，民工也是全部死完。”谈起事故之后的赔偿，也得看老板有钱没钱，“老板有钱就陪，没钱怎么赔？”

而对矿民们而言，中共官僚根本没有为他们的生活、安全和健康起到什么帮助。“昨天那些鬼脑壳（搞整顿的）不来就不会出事……想敲诈一些钱……喝了酒下矿井就昏昏沉沉，糊糊涂涂”。中共官僚的“整顿”究竟是想整顿什么呢？是改善采掘的卫生条件吗？为非法开采的矿民谋生路？都不是。在这里即使是中共自己关于非法开采的法律都是可有可无的，官僚将其视为某种用来敲诈、吸血的工具，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法治”。“2012年矿价下跌，物价上涨，开矿成本增高，当地政府对非法开采整顿加强，非法开采的矿洞纷纷倒闭。”终于没法从矿民身上捞到油水了，在带动政府“整顿”矿洞的积极性上，“市场规律”甚至起到了比法律大得多的作用！ 矿民的困窘

“我有十八天没洗澡了，十八天了。”矿民的卫生条件是十分恶劣的。他们在矿中完全没有能够过滤粉尘的面罩，罹患尘肺是他们的命运。“有家矿洞15，还是16个人，全都得病死了，除了没下井的厨师，其他全都不在了。”尘肺病也折磨着活着的矿民们，即使脱离粉尘环境，病情仍然会加重。丧失劳动能力，乏力、咯血、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完全依赖吸氧和呼吸机，今天新冠肺炎病人的痛苦是他们的日常。片中的尘肺患者赵品凤已于2018年离开人世。他生前谈起自己表示没什么治疗的意义了，没有低保，没有政府承诺的报销，家里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无力承担经济上的压力。开矿挖煤二十余年，他的劳动得到了什么回报？村里时时响起的关于“脱贫攻坚战”的口号和官僚讲话與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讽刺，许许多多像赵品凤这样的无产者离开得毫无尊严。

但工人阶级仍然顽强地追求自己的生活。赵品凤生前坚持平等地供儿子和女儿读书，在矿山上，矿民和运矿的马夫们也会聚在一起唱《涛声依旧》，冬天喜悦于树上美丽的冰花，对于什么是美，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资产阶级想象得那么粗鲁。他们也会热情地谈论起奥运会和阅兵——但从中我们看不到沙文主义者的狂热和煽动仇恨，他们厌恶的是草菅人命、唯利是图的官僚和资本家。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西装革履的剥削者和以劳动为生的无产者，究竟谁更文明，谁更野蛮？答案不言自明。

据统计，中国有600万尘肺病患者，而这只是中国工人阶级职业病和苦痛的冰山一角。就像尘肺病一样，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扼住了中国人民的呼吸，巨大的贫富差距、恶劣的卫生条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绣花枕头的填充物。感谢导演和主创人员的坚持与勇气诉说中国工人阶级的真实故事。这部影片之广泛流传，并引起网上对尘肺病矿工处境的热烈讨论，已经是对中共政权亮起的另一个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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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男女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从而展开扫除歧视女性观念的道路

Cindy／汪秦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3月31日,大法官针对刑法239条（通奸罪）存废与否,展开言词辩论庭。女性及至性少数与男性争取身体自主权的征途上,废除“通奸罪”当然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战场！废除通奸罪,只是夺回身体自主权和反对性别压迫的第一步,但通奸罪的存在正是国家暴力的展现！

可耻的是,21世纪的台湾,仍有极保守反动的言论在大法官言词辩论庭说到：“就该用刑法规范,用国家公权力维护婚姻家庭制度！”而台湾的离婚法令仍是规范——婚约双方同意才可离婚！这意味着继续将数以万计的受到伴侣虐待、精神、肉体在该婚约关系中受到扭曲摧残的人们继续遭受法令捆绑！

必须废除民事责任！

正如会议中的何效钢法官所说,通奸罪不仅不能巩固或修复已破裂的亲密关系,甚至沦为婚约一方报复配偶的武器,而蒐证不仅侵害配偶性生活与情感隐私,而诉讼过程中的攻防更无助婚姻关系的延续。可见,就连资产阶级法制的专家也得承认,通奸罪本身根本没有适当性。事实上,这法律让国家机关有权力介入婚姻关系,剥夺婚姻自由和身体自主权,对女性的祸害尤其大。

在通奸相关案件判决结果中,男性被告多于女性,但定罪却是女性多于男性。根据妇团统计发现,每处罚100名女性,仅81名男性受罚。

在男权社会底下,男性多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一方,且传统观念中,被“戴绿帽”有失男子性尊严、没面子,导致在民事诉讼案件中,男性不愿对外遇的配偶撤告,坚持告到底,而女性配偶多因经济考量、子女扶养、社会对女性偏见等问题,为继续维护婚姻关系,而对配偶撤告,只提告“相奸”者,通奸罪沦为报复“小三”的工具。

在诉讼过程中所涉及的蒐证技术与经费、社会压力、律师费、精神压力等更有利于享有经济与社会地位优势的男性,而不利于女性。可见,若仅是废除刑事罪刑、而仍保有民事责任,受害最深的无疑仍会是经济弱势的女性。——婚约中的、无力负担相应的庞大开支与社会压力；婚约外的,沦为承担巨额赔偿、与“卫道人士”猎巫的受害者。

法庭是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机关,其目的是维护制度稳定,因而往往反映保守反动的观念,包括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因此,我们社会主义者不信任资产阶级法庭的判决,我们主张组织群众斗争施加压力。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不仅需要废除通奸罪的刑事罪刑、也需要一并废除民事责任！与此相应的,婚约终止应改为全面施行单方面离婚权。婚约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保守思想,妻子往往承担了无偿家庭劳动的责任,加上女性整体的工作机会和待遇都较男性差,并且欠缺公共房屋和退休保障,迫使妻子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即使拥有形式上的自由离婚权利,使得很多婚姻中的妇女面对关系破裂时会害怕流离失所和陷入困顿而不敢离婚,或者继续仰赖前夫、现任丈夫的支配／豢养。这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约成为一张卖身契！

解放自主权

为争取彻底的身体与情感自主权,废除通奸罪只是一个很小的一步。我们社会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婚姻关系。我们支持女性的堕胎权利、反对性骚扰和性暴力、反对性商品化。要消灭男女的经济不平等,就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全民退休保障、反对职场的性别歧视,也要大幅增加公共托儿和长照服务,从而消灭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唯有将银行和大企业全面公有化,收归在工人民主控制下,才有可能有财源支撑起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因此需要打倒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男女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从而展开扫除歧视女性观念的道路。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的是一个挑战男权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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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选择以加强测试和追踪来抗疫,而不是封城

Franz Neuhold （ISA奥地利支部）

面对新冠肺炎危机,几乎没有政府能即时作出反应,并且采取明确集中的战略来防控。只有南韩,似乎有在迅速地采取行动。其余国家都是在十分晚的时候才做出反应。然而,其实危机的信号至少在七年前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所以,南韩是如何做到遏制第一波疫情的呢？自从2015年于SARS相关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在南韩爆发以来,这个国家开始了市民保护训练。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初期,这个市民保护训练就推广了大规模的检测、追踪和病例隔离。到目前为止,南韩仍然没有采取封城政策。

2015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对朝鲜半岛构成严重威胁。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本身就是一种冠状病毒。在这之后,当局推出公民保护计划,为面对今后的可能会到来的流行病做好准备。实施的规定不仅能提供更快速的测试,还能提升开发新病毒测试的能力,并加快其批准流程。总共建成了47个免下车检测站,提供免费的病毒测试。

大规模检测

截止至4月初,南韩已经进行了431,743次测试,其中每119人中有一名进行了检测。而最近才加强检测的美国,每273人中才有测试一人能进行测试。

大规模检测可以帮助绘制更清晰精准的感染图,这一点对有效管理危机来说至关重要。于之同等重要的是,要在疫情爆发前就做好准备,并建立必要的设施。此外,南韩还发起了公民保护演习和宣传运动,以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准。早在2019年12月,南韩就举行了大规模的公民保护演习。当然,这样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工作一天,这会影响公司的利润。然而,政府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事实证明这举措也收获了相应的回报。

大部分人的意识提高当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增加了对所采取行动的可靠性的信心,特别是对于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来说。因此,政府在后来的处理仅是呼吁“保持社交距离”就足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民众都会表示合作,所以不需要被强迫。事实上,南韩的例子并不能用来支持那些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大多数政府都采用的论点：国家需要“封城”和“强人领导”来对抗疫情。

据南韩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称,截至3月底,仅在大邱市就有121名医护人员被证实感染了该病毒,尽管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与新天地教派有关,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已导致5000多人感染。与此同时,医务人员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同事同样的问题——由于经过了多年的财政削减,工作人员短缺,在面对疫情的时,医护人员严重超负荷工作,导致压力和倦怠。

许多国家都拥有通过进行大规模病毒测试,并进行病毒学／科学适应测试以处理新病毒的潜力。然而,他们在研究和测试上的主要局限性,是市场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利己主义。在其他层面亦是如此,这其中包括对包括疫苗研究和提供防护装备。任何一个告诉我们没有足够的测试能力的政府都在说谎。事实是,它们没有做正确的事,并让其为公众所用。各国政府在1月份的时候便知道可能出现全球大流行,但它们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利己主义

自然,如果一味坚持市场原则,就不可能去有效应对如此大规模的危机。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它们正在采取一些零碎的手段去要求公司改变其生产线,甚至将一些生产线转为公有制。但这些零碎的的措施太少,也来得太迟了。在这种流行病期间,任何程度的利润驱动决策都会完全破坏掉快速反应机制和集体准备。

基于所有地区实行计划经济的国际合作,是对抗大流行疫症的最有效方法。这需要最大限度地让劳动人民参与当地社会运作的决策、保健服务和潜在病人的合作,以及透明和公共拥有的科学研究。我们需要紧急且彻底地修改有关专利和科学研究的立法,从而使这些法律不再为了保护制药业的利润,而是使它们能够用于造福全人类。对真正工人政府的需要从未如此明晰。

这种做法表明,如今的单调处理疫情手段,譬如封城,是由政府无能导致的,它们还将此归咎于管理不善。像一个醉酒的司机,他们紧紧地抓住方向盘,试图传达一个他们还能控制局面表象。

当然,南韩当局的政策还涉及到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在民主、公民权利和数据保护方面。他们对人脸识别和行动跟踪技术的使用,令许多人感到忧虑。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国家,这些方法被广泛用于政治控制。这种技术并不能是中立的。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现代技术真正的危险的地方在于它能被利用来破坏民主和公民权利。如果在与这一流行病作斗争中,在对接触者追踪中使用人脸识别或行动电话数据等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谁能够控制数据以及如何这个技术防止滥用,是至关重要问题。社会主义者要求工人组织和民选委员会对大众通信技术实行民主控制,正如我们所说,所有紧急大流行措施都应完全受到民主控制,而不是任由统治精英和警员甚至专制政权去独断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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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Yvonne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受访者：李姓租赁车司机

问 :请问你任职于租赁车司机多久了呢？ 答 : 从事这行业大约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接送公司与饭店订车的客人,假日做结婚礼车,包含婚礼迎娶与餐厅接送。

问 : 新冠肺炎所引发的失业海啸已使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收入,那么对于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答 : 非常严重。过完年之后生意就一落千丈了,有许多订车都取消了,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机场与政府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已经2个月都没有人订车,婚礼也都延期到暑假或年底才举办,从来都没有遇过像这样萧条的情况。完全失去了既有的收入,现在被迫得转行到零售业打工维生,但收入也远远不如以往。幸亏我有老婆工作还过得去,可以让我不致陷入困顿。但我知道很多开租赁车的同事,他们的收入就是家庭经济来源的支柱,他们该怎么办呢……?

问：最后一次接到租赁车客户是何时？当时的情况如何？ 答：最后一次接到客人已经是2月中了,当时的疫情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重。客人也不一定会戴口罩,我们无法强制要求客人戴口罩,但为了自保,所以我会戴好口罩,接送机前后也会用酒精消毒车子。有人问,为什么疫情恐慌蔓延时,我还要去承担这么高的风险呢？要钱不要命吗？ 但是面对着经济压力,要生活,要吃饭,车子的费用（行费、停车费、税金等等）还是得去跑车,为了生存,我们实在没有太多选择权……虽然也是很担心会受到病毒感染,甚至传染给爱人、家人。

问：你认为政府应该给予租赁车司机什么样的援助？ 答：我希望能减免牌照与燃料费,发放充裕的纾困金贴补生活开销,申请流程与认定能够简化,快速发放补助给基层。但我也希望我们这群租赁车司机能够组织起来,反对过去种种资方的苛刻对待与剥削。租赁车司机并不受劳基法保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这场疫情使我们失去收入、生活陷入困境。我认为,现在基层劳工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不要陷入困顿,要求课征富人税、才能广发充裕的基层纾困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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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的是组织工会、加入工会、建设抗争——不再隐忍装备不足、弹药短缺、人员匮乏等恶劣的条件

彼得红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在这个优于世界多国的台湾防疫工作之中,医护人员的辛勤贡献之重要性乃是毋庸置疑,讽刺的是,许多医护人员抱怨到：“防疫欠装备,医护超狼狈！”4月22日,医护工会联合记者会上声明,尽管陈时中于3月11日发布“致护理台湾队”一文保证物资充足,但仍有三成的护理人员认为N95口罩等防疫装备严重不足。甚至N95口罩过期、密合度不佳反映后,还被要求续用；手术房护理师反映不论一天开几台刀,一整天都只用同一副口罩,罔顾增加病患感染风险！而至今仍有防水隔离衣紧缺之情形,使得护理人员穿上露颈、露腿又露背的“防护设备”,增加病患交互感染的风险。

血汗过劳、如何打仗？

3月22日,某一养护机构护理师遭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被发现在发烧初期仍被雇主要求工作长达四天！可见台湾护理人力不足、血汗过劳的情况,是会导致防疫工作的破口,但面对此事,防疫指挥官陈时中竟说“不会对养护机构咎责”。此举,毫无疑问是纵放与宽待医疗、养护机构的资方或高层长年来压榨基层人力的歪风。根据调查,在疫情爆发后护理人员禁假、禁特休从59.9%增加到66.3%,不安全的跨科支援病房（资方节省人力的手段,许多护理人员对于跨科支援的病房知识与团队不熟悉,导致身心俱疲,无法维持照护品质）从60.4%增加到61.6%,非自愿待命或弹性休假从60.8%增加到66.0%！新冠肺炎使得基层医护人员原本已经相当血汗的劳动条件雪上加霜更恶化！

在防止社区群聚感染的战场上,校护面对校园中几千位学生,在新冠疫情之下增加量体温、卫生教育等抗疫的业务量,时常接触到发烧、咳嗽的学生,政府一度锁住校园护理师的健保卡,使得校护不能领取政府发放业务量之外的口罩,增加校园内外社区感染与交互感染的风险,经由校护协进会的抗议,使得校护可以领取业务量之外的口罩。在三月份高中生开学时感染新冠肺炎,甚至传染给同学,可见校护是抗疫、预防社区感染中重要的角色。可见,劳动者组织抗争是围堵防疫潜在破口所不可或缺的！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主张,为抗疫战争做出重大牺牲与努力的劳动者们（例如医护人员、公众场所清洁人员、口罩产线工人等等直接、间接参与防疫工作的受雇者。）都应得到充裕且可观的防疫津贴——财源就从“防疫富人税”而来！而非现行政策下,仅有部分接受防疫中心征调的人员可得到职务防疫津贴。对抗新冠病毒的战争,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是真正的抗疫战士与受难者。这场战争,必须赢得胜利。但若要减少伤亡与确保胜利并让战士们得到应得的奖酬。前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的是组织工会、加入工会、建设抗争——不再隐忍装备不足、弹药短缺、人员匮乏等恶劣的条件！

抗疫前线战士,组织起来！

唯有将可动用于医疗与防疫用品生产的企业和工厂交之民主公有化,才能确保防疫战争中的“军需物资”生产充裕,与此同时——金融部门的民主公有化是确保生产医疗防疫物资之资金充裕的必要条件。而要彻底终结血汗过劳、人员不足的窘况,除了医护人员加入与组织工会抗争、要求补足人力外——更需要反对医疗营利化、要求将医疗部门民主公有化,并大幅增加医护人员育成的公共教育投资与落实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大幅增加对于医疗智能辅具的投资和生产——用于救命和照护,而非企业盈利。如此才能确保,在未来对抗病毒与传染病的战争中不再有战士不足、物资短缺下的惨剧。

今年1月15日是杰出的革命社会主义领袖罗莎·卢森堡遇害101周年纪念。本文由爱尔兰社会主义党（ISA爱尔兰支部）首次發表。文中探讨了她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捍卫，以及面对着当时日益机会主义和改革主义的的德国社民党领导层，她对于革命改变的必要性之坚持。

Eleanor Crossey-Malone（ISA爱尔兰支部）

为祭奠罗莎·卢森堡的死亡，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莱昂·托洛茨基在德国的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裡，提到了第一次看见她的情境：

「她登上了代表大会的讲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化身。以她的逻辑与讽刺作为武器，让她最公开的反对者都沉默了。」

——托洛茨基，《卡尔·李克卜内西与罗莎·卢森堡》，1919年

卢森堡以她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挑战而闻名。她是一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观的阶级战士，同时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工人斗争的乐观主义者。即使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们的历史性背叛，她仍对工人斗争与胜利抱有信心。

卢森堡于1871年出生于波兰，是一位犹太人后裔。从15岁起，她就活跃于社会主义政治中，协助组织罢工。她發表了一篇关于波兰工业發展的博士论文，是当时为数不多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之一。在德国期间，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德国社民党成立于1875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社会中拥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一。抵达柏林后，她成为一名记者，同时在党组织的培训中心裡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在卢森堡的年代，欧洲许多社会主义运动都声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联繫，其中包括第二国际党——当时被称为「社会民主」的一群由不同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政党所组成的组织。即使是那些篡改了或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政党，也常常需要通过在口头上支持马克思主义，来使他们的思想合理化。但是，这些国内政党和国际组织实质上成为了有着明显不同的观点和方式的平台。这些分歧最终展现为国际组织内的两个不同阵营，特别是在俄罗斯和德国的政党中，这些分歧展现得最为显着。

革命社会主义者是这场争论的一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他们了解到最终必须资本主义系统割离，同时工人阶级必须从资本主义阶级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以这个立场介入在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日常斗争中。资本主义本质就是一个危机不断的制度。它会一而再地为工人的新起义创造条件。然而列宁特别指出，为了确保他们的胜利，必须做好准备 ——通过在革命党内组织起来，同时保证党能成为工人的利益而开战独立战斗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工人革命视为一种活生生的發展，并力求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需要。

改良还是革命？

第二国际内部争端的另一派，是反革命观点的支援者。这种观点被总结为改革主义意识形态。另一名德国社民党的成员，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成为第一个对这一倾向作出理论表达的人。在他的着作《进化社会主义》(1899年)中，他挑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的观察。伯恩斯坦声称，资本主义不是本质上是一个容易触發危机的体系，反之，它有着维护自身稳定的能力 ——它的「适应机制」可以使之克服其自身的矛盾，从而去规避革命性和系统性变革的需要。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引擎，而应该是通过组织工会和争取改革的反式，帮助资本主义制度适应和避免危机。

伯恩斯坦认为，只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迎来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不再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再是刺激工人独立运动的平臺，而是其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卢森堡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她完全贊成工人阶级为改善他们的权利和条件而斗争。然而，她并不把这场斗争本身视为目的，并驳斥了资本主义这一体制是可以改革的观点。

卢森堡在伯恩斯坦的书中，看到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戏剧性决裂。这种分裂具有深远和危险的影响，甚至可能威胁到整个工人运动，并颠复整个欧洲發生的剧变。她写了《改良还是革命》一书做为回应，在其中她解构了伯恩斯坦的论点，也披露了其弱点。她驳斥了关于信贷制度今后能避免陷入危机的错误观点。这一观点在未来，2007-2008年的经济崩盘，也就是所谓的「信贷紧缩」中得以证实。她提出所谓的信贷制度，实际上即是允许企业在崩溃前背负巨额债务，会让危机变得更加影响深远且更具破坏性。

伯恩斯坦在辩论中声称，无论每个群体设想什麽道路，他们最终都将支持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卢森堡质疑到，如果工人的斗争导致改革，能在使工人富裕起来的同时加强资本主义制度控制，那麽为什麽社会主义会成为必然的呢？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又将如何立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种子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支柱？她恰当地提出的：

「…那些提出支持立法改革、反对征服政治权力和社会革命的人，并没有真正选择一条更安稳、更平静、更慢的道路，来以达到相同目标。相反，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目标。他们并非如他们表面所说的却选择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主张对旧社会进行肤浅的改造。」

—— 《改良还是革命》，1900年

改良主义的根源

卢森堡指出，这些思想来自党内领导层的学术阶层，他们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斗争中最尖锐的武器——从党内广大工人的手中夺走。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担心改革主义领导层会暴露得不够。伯恩斯坦的理论并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观点，而是中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入侵。由于中产阶级位处在社会中的夹心位置，他们会分成一方支持资本主义，和另一方对大资产阶级怀有敌意。

伯恩斯坦的思想最终表现了中产阶级的一种不可能的期望，即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可以简单地自我调节，而无须经过精英阶层（拥有私有产业，从工人劳动中获取利润）与工人阶级（一方面出卖劳动製造巨大的财富，一方面却没有自己的生产手段）之间的冲突。这些想法也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在社民党日益壮大并愈加官僚化的情况下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后来，卢森堡也曾与那些比表面上声称支持她在《改良还是革命》中政治立场的人發生冲突，其中最受人关注的一位，是社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教皇」。在1910年，卢森堡写了一篇关于「群众性罢工」问题的文章，作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的手段，去反对德国那些佔统治地位的阶级——普鲁士的大地主（《下一步》1910年）。对卢森堡来说，这样的罢工运动是「我们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部分表现」。

考茨基反对这一立场，这反映了保守派不愿去疏远日益官僚主义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的想法。他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策略是，让社民党在「消耗战」中逐步「积累力量」。然而归根结底，这反映了他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缺乏信心，以及社民党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脱离反对资本主义的必要革命斗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發，所有这些政治分歧都变得愈加明显。

资本主义与战争

马克思主义解释了资本主义系统本质上便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根源在于不同国家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紧张关係。1914年，这种革命性的观点系统性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根本上代表了竞争资本主义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都是为了通过征服和利用世界市场牟利。统治阶级愿意派遣数百万工人阶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相互屠杀。然而如果劳工领袖支持战争，那就意味着工人组织服从于保卫国家资本主义阶级及其制度。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坚决反对战争，呼吁在国际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结束一切战争。

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之间發生了严重的思想冲突。所有在交战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都在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是必需的，是为了保卫「祖国」内所有阶级人士的利益。所有左翼力量在这时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屈服于这一想法。然而，虽然第二国际的成员党达成一致反对战争，实际上考茨基和社民党内的改良派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前，不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并不反对战争。

卢森堡很清楚，放下阶级斗争，就等于放下唯一能够结束战争的工具，实际上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1917年的10月革命裡做到了——同时于之后的所有战争亦是如此。所以最终卢森堡和李克卜内西被迫退出社民党，成立了名为斯巴达克斯同盟的独立组织——以古罗马奴隶起义的着名首领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命名。

革命的建立

1917年，俄罗斯爆發了大规模罢工，推翻了沙皇独裁统治，并發展成推翻改良派临时政府的一场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导下，俄罗斯革命取得了成功。与社民党不同，他们不是一个简单地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在同时同时适应体制，并越来越接受改革思想和方法的政党。自成立以来，他们一直是一个为革命做准备的组织，并在工人阶级中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其领导和干部都是认识却经过考验的战士，在20世纪初，他们在俄罗斯与沙皇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共同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也许罗莎·卢森堡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就是她没有在德国或波兰（她在那裡也很有政治影响力）建立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她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战前时期打击堕落的社民党改良主义这方面，她的声音很明确。然而，她的思想并没能通过一个组织来表达出来，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形式，原本可以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建立一个重要基础。然而直到战争时期，以及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KPD）成立时，她才试图纠正这种情况。即使德国共产党仍吸引了不少杰出的革命阶级战士，但它缺乏经验，缺乏德国工人阶级的充分支援，无法發挥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当然，对卢森堡的上述批评，需要考虑到其所身处的历史背景中。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一个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党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才真正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在此之前，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德国社民党才是工人挑战资本主义的典范组织。

鑑古知今

今天，社会主义变革的急迫性与工人意识和组织水准低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全球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衰退，并标誌着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受到新的冲击，但与此同时，它促使工人採取行动去捍卫自己的工作、工资和条件。工人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寻求解决办法，并将眼前的问题联繫起来，例如削减公共服务、住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制度本身。这一波激进主义浪潮也在世界各地的新左派编队中找到了政治表达，并为英国的科尔宾（港：郝尔彬，台：柯宾）、美国的桑德斯、法国的梅朗雄（台：梅兰雄）提供了巨大的支援。经历过经济危机以来，人们开始思考工人党应该如何组织、如何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奋斗等的问题。

然而，与紧缩政策和对工人的攻击齐头并进的，是削弱妇女、LGBTQ+人、移民和族裔群体权利的推动，像特朗普（台：川普）这样的人，错误地将生活水准和工资降低归咎于制度之外，并归咎于其他受压迫群体。今天，一个革命性社会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作为阶级斗争的记忆体，把斗争重新集中到应有的目标上。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做法是，把一切对工人的攻击和一切压迫的根源，追溯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表，从而建立团结统一运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变革。

我们可以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以及她的生死事件中吸取很多的教训。向保守和民族主义思想屈服、不加批判地採取两害取其轻的做法、或将我们的愿望局限于更仁慈的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仍然非常现实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新一代工人重新面对这些思想的时候。然而，这些忽视工人摆脱过去的束缚和领导的压力，特别是在新一代中，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被完整地放弃。卢森堡之死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强大的革命领导层在整个工人阶级中扎根，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强大的民主集中组织，历史将会如何發展？1918/19年的悲剧表明，这样的一个政党是绝对必要的。

罗莎·卢森堡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她向统治阶级和与他们合作破坏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劳工领袖發出警告。她不朽的话语将以新的力量重生：

「你这个愚蠢的走狗！你的『命令』不过建立在流沙之上。明天，革命将『再次崛起，并挥击它的武器』，而令你感到惊恐的是，它将用喇叭高声宣佈：我是过去，我是现在，我是未来！」

—— 《秩序于柏林恢復》，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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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大的是一项预算高达40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主要负责以担保国家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这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平民、工人和学生的方案

车辙 中国劳工论坛

义大利的新冠病毒疫情的灾难,华人及亚洲人社区从一开始就感受到。其实早在中国刚爆发的时候,在义大利就存在不少种族主义行为,从比较温和的排斥中餐馆,遇到华人快华人步离开,到过激的网上过激言论,甚至当街殴打辱骂。义大利疫情初期就有一些右翼政治人物,公开发表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如索尔托科利纳市长,公然在facebook上发表侮辱华人的言论,威内托大区主席,更是在节目中表示中国人吃活老鼠,且生活上不讲卫生。他们随后的道歉也是无关痛痒且毫不负责任的。直到义大利的疫情真正严重起来,甚至超过中国,这些政客的才减少了大放厥词。他们感受到群众对义大利及欧盟统治精英的愤怒,尤其是连续多届政府在过去来在欧盟促使下破坏公共医疗服务。

政府的反应可以说总是慢半拍。虽然义大利是第一批对中国等疫区禁航的国家,但是当时对于中途转机的旅客却没有任何限制,机场等交通机场也没有体温检查,甚至还有旅客主动限制自己发烧,海关却直接让旅客过关的情况。义大利政府早在1月31日就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却没有启动任何真正有效的措施,直到3月4日宣布全国停课,随后3月8日才宣布在14个省份进行管控措施,随后新来入全国,措施在持续有多次改动。但是总体来说,主要就是关闭非必要设施和限制人员流动,设施方面,政府关闭了除了超市,邮局,银行等必要设施之外几乎所有的商店和公共设施。即使是这些必要的设施,也缩短了营业时间,同时限制进入人数。

口罩:戴还是不戴?

3月22日政府宣布除了必要产业外,都采取远程办公,但有员工表示愤怒认为这个“必要产业”的范围太广,根本是为了保护老板利润而非员工健康。例如奢侈品牌Louis Vuitton、Fendi和Bulgari继续保持“百分之百运作”。

疫情爆发初期,政府宣传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虽然当地的也没有健康的人带口罩的传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物资准备不足。截至4月中旬,有许多民众外出还是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而政府发放的口罩数量和覆蓋面也不够。医院的医疗人员和病床仪器都严重紧缺,除了人口老龄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系统的超负荷。 最严重的一些地区甚至殡葬公司都超负荷,需要政府动用军车把移车运到外地火化。

义大利政府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举债推动刺激方案。目前最大的是一项预算高达40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主要负责以担保国家向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这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平民、工人和学生的方案。

的帕索蒂(Pasotti),蓬泰德拉(Pontedera)的比亚乔(Piaggio),苏塞加纳(Susegana)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和博洛尼亚(Bologna)的邦菲利(Bonfiglioli),罢工和动员 正在进行。这些罢工可能会在第二天左右进一步扩散。工会联合会(USB)已宣布开始对非必要工业部门进行32小时罢工的计划。

为阻止病毒的传播,停止所有非必须的工作和海陆空运输是必须的。疫情形势严峻,国家卫生系统濒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并关闭非必须的公共办公室、工厂和企业。这是目前唯一明智的决定。

必要的手段

同时,为确保数百万因新型冠状病毒而失去工资的工人免于挨饿。同样应该向所有从事不稳定工作的工人提供工资补贴,譬如是在病毒爆发前没有正式合同的旅游和餐饮业从业者。

实际确诊病例的数字肯定远超官方数字。因此,应从感染最严重的人群开始,为所有人提供这种疾病的测试。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的潜伏期可长达二十天,因此,必须对所有民众进行监测,以绘制出已感染的人口地图。这样,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正确的医疗隔离和治疗,而且还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其他必要的物需!

这场严峻的危机使我们许多人面临失业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有时甚至我们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这场危机仅在意大利就导致15,000人丧生,要想解决它,我们必须果断和透明的方式去应对现状,并让工会和更广泛的人群参与防疫决策。

现今我们应为公共卫生系统提供所有必要的资源,以使我们英勇的医护工作和辅助人员能够领导这次与那个无形顽固敌人的艰苦战斗。为确保人们的健康和治疗,私人医疗设施必须立即被征用,并立即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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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真正的工会需要在职场内紥扎根并招募工人加入,并尽力扩大连结,将整个行业的工人串联起来,建立民主架构,为捍卫工人的权益而积极斗争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

阿辉是一名速递员,受聘于快明有限公司。在去年12月阿辉与“劳工组”发起“和你追”行动,一行十多人到公司追讨欠薪,与公司多番争论后,结果成功追讨回8万多元,并同时为其他员工争取到工资及福利上的改善。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此行动为大量工人被公司无理裁员、减薪等雇员压迫指出反抗的方向,显示工人的团结抗争是能打破雇主剥削的厄运的。阿辉是日薪制的员工,6年以来一直被公司扣减年假、劳工假,没有强积金供款,公司更违法支付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金。阿辉的同事因为邮件被盗,即使在报警后仍被公司无理扣薪,甚至被迫签写悔过书。

长期抗争

阿辉在2018年成立名为“快马工友组”的员工群组,长期关注雇主各种剥削工人的技俩。然而,自今年农历新年起,公司再没有安排任何工作予阿辉。根据劳工条例,雇员若超过持续4星期没有得到工作已可被视为停工,公司理应赔偿遣散费。但阿辉仍未收到任何赔偿。他说：“我希望未来可以摆街站,继续抗争,争取回我应有的权益。”

阿辉的抗争却带来启示——“快马工友组会用直接行动、贴街招和抗议行动向雇主施压”,“自己能够成功争取和改善同事的权益,不是我伟大,而是自己先要勇敢站出来。”

香港政府经常指工人遇到劳资纠纷可寻求劳工处,但事实是劳工法例残破不堪,根本不能保障打工仔的权益。

抗疫基金只是彻头彻尾的向雇主利益输送,不能保障打工仔的饭碗。正如阿辉所说：“公司长期没有为一位同事供强积金,但老板为了取得基金的补贴,立即为该同事递交强积金申请。”

始作俑者—— 政府和雇主

政府从一开始就承认无法堵塞基金的漏洞,对企业欺骗公帑的行为自然只眼开、只眼闭！社会主义行动支持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真正的工会需要在职场内紥扎根并招募工人加入,并尽力扩大连结,将整个行业的工人串联起来,建立民主架构,为捍卫工人的权益而积极斗争。阿辉的工人组织是迈向这种真正工会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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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在民主工会中组织起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进行斗争，组织起新的工人党，为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毫不退缩地进行斗争

要求制定社会和政治方案，以抗击疫情

Katya Raetz（瑞典）和Marty Harrison（美国），前线医护工人、ISA成员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感染者和死亡者的数字一公布，就很快已经过时。 迄今已有350多万人感染新冠肺炎，约24万人因此死亡（截至5月4日）。 但这些数字并不可靠，因为各国的标准不尽相同，检测工作仍然严重落后于所需。 包括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医疗系统无法应对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是缺乏设备、人员和安全装备。 大多数国家仍然无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以必要的方式对人进行检测。

虽然病毒不懂政治，但政治局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病毒在每个国家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深度。 专制、不民主的中国政府最初隐瞒了危机的规模，并对病毒在震央武汉扩散到其他地区负有重大责任。 独立消息称，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十倍。 同样在伊朗，政府也试图歪曲官方的感染人数，特别是在最初几周内。 相比之下，义大利贝加莫地区（Bergamo）的严重危机，与汽车制造商在危机初期拒绝停产关系甚大。

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遗产

各国之间的相似之处明显多于差异。 新冠肺炎暴露出医疗部门的无能，数十年的紧缩政策削弱了医疗部门，无法应对不断涌入且需要先进医疗的重病患者。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防护用品、药品、医院急救设备等都很匮乏。 资本主义表明它无法保障医院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在瑞典，当局在发现传染病的传播明显失控时，就放弃了对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根据目前的指导方针，只有入院的人、有症状的养老院居民和医院工作人员才可以接受检测。 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斯德哥尔摩，从一开始就停止了对工作人员的检测。 这并不是因为当局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只是因为缺乏检测设备。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结果：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占主导地位，国家控制力被削弱，工会也被削弱。 二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比如英国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NHS）。 早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客就开始质疑它的存在。 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下的智利，是最早向牟利性医疗机构开放医疗卫生部门的国家之一。 美国和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真正突破是在1990年代斯大林主义崩溃后。 不仅仅是卫生保健，而是整个公共部门也受到了压力，去管制化、私有化和外包外判被提了出来。 而公共开支也遭到大幅削减。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瑞典，1994年，瑞典每千名居民拥有5.21张病床，而2018年只有2.4张，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 在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智利的床位数少于这个数字。 就重症监护病床（ICU，港：深切治疗部）而言，在疫情爆发时，每10万居民大约有5张重症监护病床，这也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数字，欧盟平均每10万人中约有11张重症监护病床。

在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私有化大规模进行。 通常情况下，旧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人成为新的主子，前苏联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医疗卫生部门的管制高度自由化，医疗保健部门大部分是私有的，只有拥有私人医疗保险的人才能享受到。 此外，农村地区普遍缺乏医疗卫生服务。 目前，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增长数度冠绝全球。

2008年经济大衰退后，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打击加剧

在2007/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和之后，新自由主义政治进一步加强了其控制力。 在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动下，许多国家实施了削减公共开支的紧缩措施。

例如，在意大利，2008年后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病人自附药费、将医院病床从每千名居民4张减至3.7张、以及减少医疗人员的开支等。 不仅是南欧国家采取了紧缩措施。 英国的NHS的削减力度很大，自2010年以来，已经削减了1.7万张病床。

对于那些关注卫生统计的人来说，紧缩措施明显地对穷人影响最大，这些措施对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预期寿命都造成了破坏性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IMF推动的紧缩政策为新殖民世界带来浩劫

在欧洲以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敦促各国向所谓的自由市场开放公共部门，削减公共开支，以换取贷款等方面发挥着特别关键的作用。 自从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民众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以来，情况基本上都是如此，在过去10年里，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失败后，这种情况更为加剧。

与此同时，乐施会（Oxfam）在2014年就已经警告说，由于大企业的逃税行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约1140亿美元。 如今，灾难性的结果是，新冠肺炎正在蔓延，这些国家的医疗体系却严重不足，使无数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几个非洲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包括军事宵禁，这对最贫穷的人打击最大，因为许多人失去了生计。

根本上就没有所谓的“同心抗疫”。 贫穷的人不仅仅是缺乏医疗服务，贫穷本身就增加了患病的风险，例如糖尿病、循环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

在巴西已知的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感染者中，有一名为一对富有夫妇工作的女佣，这对夫妇在欧洲度假时把病毒带回了家，这毫不意外。 对于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的人来说，保持安全距离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干净食水供应有限，情况极其危险。

虽然瑞典和法国的贫富差距没有巴西那么大，但在当地也有同样的情况。 比如，大多数感染者都住在城市近郊，往往居住在过度拥挤的公寓里，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的可能，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移民。

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受病毒的影响尤为严重。 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 在纽约，这些族群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

防治大流行病的社会和政治纲领

我们必须制定社会和政治纲领来防治疫症。 这种病毒不分国界，必须采取国际办法来控制传染和治疗感染者。

1.必须立即将所有生产个人防护用品的厂家收归公有，由工人进行民主管理。 这些工厂的工人必须与医疗工作者和其他基本工人一起制定计划，增加必要供应品的生产和分配，以满足所有必要工人和公众的需要。

2.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对所有人免费，拒绝“共同支付”（病人须自附部分金额）或自费专案。 向最富有的企业和亿万富翁征收富人税，让他们买单！

3.在有国有化卫生部门历史的国家，我们必须将已经私有化的医疗资源重新国有化，并恢复充足的资金。 在其他国家，我们必须争取将保护公众健康所必需的设施国有化。 要让医护人员取得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权，包括人员配置模式和供应链。

4.所有关于病毒和治疗的研究，包括药物在内，都必须是公开的，所有研究人员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

5.为了维持“家中隔离令”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工人阶级需要即时而充足的金钱，以支付房租、食物和水电费。

6.将空置的酒店和豪华公寓开放给无家可归、生活在拥挤的环境中无法维持安全社交距离的穷人，以及不想感染家人的必要劳动者使用。 7.在可以安全地恢复生产之时，启动大规模的公共项目，创造社会住房和工会工作岗位。

8.为了实现这个纲领，我们需要组织起来，在民主工会中组织起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进行斗争，组织起新的工人党，为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毫不退缩地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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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镇压和言论封锁的力度有多大,都不可以阻挡未来中国乃至全球工人阶级斗争的巨浪

执伞生、马加烈 中国劳工论坛

2020年4月22日晚,由网站“主人公网”和网络组织“克雷特维森学社”联合主办的“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网络文艺晚会”在网络上举行。晚会由克雷特维森学社社长“黎怀”主持,主人公网站长顾金钟致辞发言,来自全中国的472人参加活动。活动参与者亦包括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等体制内人物。晚会内容以文艺表演为主,活动以《国际歌》的集体演唱收尾。

4月24日,克雷特维森学社社长被警察带走前紧急向学社负责人通知了情况。社长“黎怀”被训诫后当天被释放。随即,为了避免警方打压升级、波及更多组织成员或晚会参与者,克雷特维森学社与全部群组紧急自行解散。目前,中国人气视频网站bilibili(B站)上已经搜不到克雷特维森学社官方帐号,所有发布视频遭到删除。

大多数西方媒体特别关注自由派、香港民主派、人权律师、宗教信仰者在中国遭打压的情形,但真正的左翼人士也在遭遇中共的持续镇压。 2017年11月15日,中共警方就打压了广东工业大学举行的一场以毛派为主的左翼读书会。2018年6-8月,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尝试自行组建工会,遭到资方迫害,而声援佳士工人抗争的青被捕,并被迫在电视上认罪、称自己受“激进组织”操控。由于介入佳士工人斗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在2018年遭遇不予注册、会长被警察带走、被校方强制改组的命运。随后,全国很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都被打压和解散。

上述情况足以说明,今天的中共已不再是左翼政党,但是中共政权仍然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掩饰自己,以维护其统治正当性,而习近平也在用一些毛派措辞和“马克思主义”言论,试图唬骗大众。同时,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共一直害怕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通过纪念列宁等方式,先在青年、然后在工人之间传播。事件中的克雷特维森学社正是一个被视为“毛左”的青年学生组织,主要工作是宣传左翼思想。该组织通过QQ群联络,并在B站上发布马克思主义经典,以及左翼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类视频。因此,这次打压可谓中共政权对左翼的又一次攻击。

打压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正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直所警告的,中共政权为了维持统治而升级镇压。它并没有表面上显现得强大而稳定,而在疫情带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经济成长大幅下滑以及中国可能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更是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一样,陷入40年来最大的麻烦。尽管从2月中旬开始,官方不断进行“正能量”宣传,不满的声音正在升温。因此,中共需要提防一切有行动力的民间团体,而习近平也在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冲突合理化本已空前的镇压。并且,这一轮镇压也波及香港,令10余名泛民人士(他们与内地被打压的左翼抱有截然不同的政见 )从4月18日起陆续遭到逮捕。

在严重的贫富差距、政府腐败、社会不公下,即使政府持续打压,左翼思想在中国仍然出现回潮,反映群众中存在政治意识的左转——这是个积极讯号。这些左翼通常会被外界标签为“毛左”,或者以毛派自居。毛派确实占中国左翼的一大部分,但是“毛派”标签亦可能代表各种不同意思,而且只是一些左翼的“图腾”。我们与毛派对于谁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坚力量、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存在关键性分歧,而很多左翼也存在民族主义倾向,但也有部分正在摆脱这种局限,寻求国际主义的愿景——中国的斗争是全球反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性质,毛派之间对中共可以从内部改良还是需要被取代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每一次对异议人士的镇压,都意味着国家暴力升级、反抗中共的力量受损。因此,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习近平的高压政权下对一切左翼和自由派的镇压行为强烈反对。无论镇压和言论封锁的力度有多大,都不可以阻挡未来中国乃至全球工人阶级斗争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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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行动的公视新闻报导

美国明尼阿波尼斯的警察杀死非洲裔人George Floyd，掀起全国反对警察暴力的抗争运动。在英国、德国、比利时以至香港都有声援行动。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在此表达国际团结！

美国警察种族歧视及极端暴力并不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早在2014年以来有多宗美国黑人被警察无辜谋杀，而凶手往往被司法制度包庇，被判无罪释放，长期积累群众怨愤至今爆發。至今官方的验尸报告甚至强调George Floyd有心脏病、体内疑似有毒素等，企图为凶杀案涂脂抹粉。

川普派出警察及军队，动用催泪弹、胡椒弹和橡胶子弹镇压示威者，连记者、长者及儿童都无辜受伤，其恐怖手段与中共独裁治下的港警无异。

就像中共抹黑香港民主运动为「港独势力」所發动的一样，川普也抹黑美国抗争为「本土恐怖组织」ANTIA背后策划。但ANTIFA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美国主流媒体就像中共官媒报导香港抗议一样，无限放大示威者的「暴力」，却为最大的国家恐怖暴力粉饰太平。所谓的民主国家与习近平独裁政权一样，只会以暴力及谎言压制群众的反抗声音！

美国警察暴力与种族歧视问题，不是由于个别警察的失误，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滋生的。无论是司法制度和执法机关都充斥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往往将黑人定性为「罪犯」。美国黑人男性一辈子中入狱服刑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

全美新冠肺炎大流行揭露了川普政府的无能，起初为了经济数字而淡化疫情，而医疗系统的私有化更令富人才可能负担完善医疗，使美国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居住条件恶劣和欠缺医疗保障，佔美国总人口13%的黑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比例却佔到了疫情死亡总数的23%，部分州分的黑人死亡率高达7成。

现在美国经济深陷危机，大量租户被迫迁、社会服务经费被削减、失业人口高达4千万。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工人和青年都忍够了，唯一出路是团结在这场抗争之中，对抗富人统治的经济制度。

美国的两大党和台湾三大党一样，都是代表财团和权贵的利益，根本就是假民主。在美国，大部分爆發抗争的城市都是由民主党执政的，而民主党选择出动警察镇压示威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呼吁警察不要枪击示威者头部，但枪击手脚是可以的！因此，美国「社会主义替代」（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在美国姊妹组织）在这场抗争中主张建设挑战美国财团两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

我们与明尼阿波利斯及纽约市的综合交通工会（ATU ）动员了司机拒载警察及被捕人士到拘留所。我们在西雅图的市议会议员萨旺特（Kshama Sawant）在议会提出动议，禁止警察压颈、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橡胶子弹及声波炮，并削减一半警队预算。我们正在推动美国發动一天的大罢工。

美国政府在六四屠杀三十一週年当天，假惺惺地表示不要忘记北京屠城，自己却派军队镇压抗议。而义正辞严地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抗争的蔡英文，也对美国反警暴抗争隻字不题。这些领导人真正关心的不是民主权利，而只是为了利用反中辞措收割民意，并在地缘政治斗争中争夺市场利益。捍卫民主权利不能依靠美国和台湾等假民主政府，而需要受压迫群众的团结斗争。我们呼吁中港台与美国的抗争互相声援，只有打倒中美台以至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才可以结束种族歧视、暴力和剥削！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主张：

中美政府一丘之貉，打倒美国及香港警察暴力！

惩罚四名杀人警察，解散并重组警队，由工会及社区委员会民主监督！

削减警队预算一半，公帑用于建设公共住房和学校！

工人阶级团结斗争，消灭製造种族歧视的资本主义制度！

Black Lives Matter!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Fight Police Brutality in US and HK!

The murder of George Floyd by the Minneapolis pol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et off a nationwide protest movemen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Solidarity protests also took place in the U.K., Germany, Belgium. W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orward are here today in Taiwan to show our solidarity with the US masses!

It is not the first racist violence by the US police. Since 2014, many black Americans and people of colour have been murdered in cold blood by the police. Yet the murderers have often been acquitted by the judicial system. Now the public anger that have accumulated for years has erupted and bursted into mass protests. Until now, the police autopsy report even emphasizes that George Floyd has heart disease and drugs in his body, attempting to disatract public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murder.

Trump sent in police and troops which used tear gas, pepper and rubber bullets against protesters. Even journalists, elderly and children were targeted. These terrorist methods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under the CCP dictatorship.

Similar to how the CCP put the blame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Hong Kong independence forces”, Trump also attacked the protests now in the US for being instigated by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ANTIA. But ANTIFA played no real role at all! Just like what the state media of CCP did to Hong Kong protests, the mainstream capitalist media in the US outrageously magnified the “violence” of the demonstrators, ignoring the the biggest terrorist violence now which is the state itself.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US is now doing the same thing as what Xi Jinping’s dictatorship did, attacking people’s resistance with violence and lies!

The issues of police brutality and racism in the US are not about actions by individual policemen, but the capitalist system as a whole. Both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y in US are plagued by white supremacism, and often see blacks as “criminals.” Black people are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end up in prison than whites.

The pandemic has exposed the impotence of Trump’s government. At first, the pandemic was downplayed for economic reasons, and after it became a full blown pandemic the privatization of the medical system made it only possible for rich people to afford complete medical care, mak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ntry with the worst-hit by the pandemic in the world. While black people account for 13%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poverty and lack of public medical services, blacks account for 23% of the total deaths from COVID-19. The death rate of black people in some states is as high as 70%.

the US economy is also in a deep crisis, many tenants face eviction, social service funding has been severely cut, and up to 40 million people are unemployed. Workers and youth, both black and white, have suffered enough. The only way out is to be united in t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economic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rich.

The two majo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three main parties in Taiwan,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elites and big companies, none of them stand fo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cities where mass protests broke out had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s,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chose to mobilize the police to attack the demonstrators. Democratic Part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Biden called on the police not to shoot demonstrators in the heads and hearts, but instead shoot then in their hands and feet! Our sister organization in the US “Socialist Alternative” are participating n this struggle to build a party of working class that can challenge the two major parties of the American capitalism.

Together with Minneapolis and the New York City Amalgamated Transit Union (ATU), we organised drivers to refuse carrying arrested protesters for the police. Our city council member Kshama Sawant in Seattle filed a motion in the City Council to ban the police from using chemical weapons, rubber bullets and sonic guns, and to cut the police budget by half. We are also fighting for a nationwide one-day str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31st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th Tainanmen massacre, the US government hypocritically said that we would not forget the Massacre, but at the same time sent its own troops to attack the protest.ls. Tsai Ing-wen, who solemnly expressed her support for the democratic struggle in Hong Kong, said nothing about the US protests. What these leaders really care about is not democratic rights, they only use anti-China rhetoric to win public suppor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position to compete for market interests in the geopolitical imperialist conflicts. We cannot rely on fake democratic government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governments to defend democratic rights. What is required is united struggle by the oppresse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e call on workers and masses in China,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each other. Only by overthrow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world can we end racist discrimination, violence and exploit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orward stand for:

• No support to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Governments. Fight police brutality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ng Kong.

• Indict all four police responsible for Gerge Floyd’s murder, restructure and reorganize the police force along democratic lines under the control of trade unions and community committees.

• Cut the police budget by half and use those public funds to build public housing and schools.

• Working class of the world unite! Fight to overthrow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at creates ra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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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犯罪不仅是性犯罪，更是权力犯罪；我们不仅在权贵性侵案中看到这种权力犯罪，在各种劳工维权、环境保护案件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权力犯罪。

2015年4月，一名女孩被其生母送给杰瑞集团副总裁、中兴通讯独立非执行董事鲍毓明收养。当年12月，当时她刚满14周岁不久，就遭受鲍毓明的第一次性侵。她当时尚未明白發生了什麽，直到网上的一名医生告知她遭遇了强姦，要她报警，但是她去北京报警之后警察并未立案。在随后的四年时间裡，她不仅长期被性侵，还被迫陪同鲍毓明观看儿童色情视频。2019年4月，她自杀未果后终于让警方开始立案调查，却又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撤案。有一位警察对她直言：「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再管我就没工作了。」直到2020年4月，此事经过媒体曝光，成为舆论焦点，才迫使警方重启调查。

鲍毓明是美国国籍，有中美两国的律师执业资质，是中国教育部认证高层次海外留学人才、国家外国专家局认证专家，并且担任中兴通讯和上市公司杰瑞集团的高管。在他的个人主页上可以看到他与各国政要富商的合影，是一个标准的社会精英形象。他甚至在2013年在个人博客上發表过一篇名为《从「嫖宿幼女」看未成年人保护的差距》的文章，其中写道：「我国目前对幼女性侵害的打击确实存在不足。在此，呼吁有关部门重视这个差距，儘快採取有效可行的立法和司法举措，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尽量避免给有特权的人物以可乘之机。」。

受害人第一次遭受性侵是14岁，这是中国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与低于这个年龄的女童發生性关係的，无论是否自愿，都构成强姦罪。很多人相信，这正是精通法律的鲍毓明选择这个年龄的原因——他有把握让受害人「自愿」。除了在几年内通过隔绝受害人的社会交流并对其洗脑之外，事發几天之后，立场亲自由派的《新京报》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将整个事件描绘成「一个自小缺少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并说受害人与鲍毓明「是恋人关係」。

指责受害人

通过媒体塑造不完美的受害人形象，意图扭转舆论，这是有权有势的性侵犯罪惯用手法。2018年刘强东性侵案后就通过發动水军汙名化受害人，指责受害人想要诈骗钱财。权势更高者则可以直接让媒体噤声甚至杀人灭口：2019年7月3日，《新民晚报》曝光了新城控股集团董事长王振华性侵女童的新闻，引起社会热议，但是当晚，《新民晚报》、《澎湃新闻》的报道就被删除。上海警方和其馀媒体对事件真实性改口，将事件性质由「已证实」改为「尚在核实」。2019年8月10日，被指控运营着一个「性虐圈」，并向「重要的美国政治家、显赫的商业领袖、外国总统、知名总理及政府高干」提供未成年少女的美国富豪爱泼斯坦在监狱中「自缢身亡」；依据纽约监狱的规章制度，爱泼斯坦所在的牢房需要每半小时检查一次，然而就在他自杀的那晚，这一程序因为「人手不足」并未被执行。

法律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现在的法律虽然已经不再像古代的法律那样在法律文本中直接区分不同阶级的高低贵贱，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却总是在执行时偏向有权有势者。他们的能够逃脱罪责，并不是因为法律，而是因为他们的权势，而这权势则来自于私人佔有的生产资料。

在《新京报》的那篇报道里，全文只有鲍毓明一个人在讲话，没有受害人的半句發言。这样一种话语权的不对等正是鲍毓明们敢于作恶的底气之一。这在世界各地的性侵案件中都有体现——如果受害者都说不出话，他们自然就可以横行无忌。这样的犯罪不仅是性犯罪，更是权力犯罪；我们不仅在权贵性侵案中看到这种权力犯罪，在各种劳工维权、环境保护案件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权力犯罪。

因此，女权运动并不是一个「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就可以成功的运动。只要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鲍毓明性侵案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停止發生。让女权运动参与到更广大的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推翻滋生阶级特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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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绿阵营将以市长宝座、更多的议会席次来作为他们的战利品，但其执政也不会为基层工人和青年带来真正改变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台湾民主运动史，缔造了新的一页——2020年6月6号，高雄基层人民成功的以93万9千张同意罢免票将韩国瑜赶出高雄市府，此票数还远高于韩国瑜于2018年当选的89万票。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真诚的欢迎这个民主运动的胜利。

如今，坚持反对罢免韩国瑜的选票，仅有极其微小2.5万张。使罢韩运动赢得胜利的，是无数踊跃响应罢韩运动的、支持民主抗争的青年与工人阶级。发生于去年香港的群众性民主抗争，扮演了重要的推动与启发角色——加强台湾青年与工人阶级对中共的恐惧、坚决反对中共代理人韩国瑜。

韩国瑜成功遭到罢免，是国民党的浩劫与中共对台战略的挫败——就在投票的前一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还高调地替韩国瑜歌功颂德，如今立刻蒙受巨大的政治羞辱；而国民党内部民调与舆情蒐集，还错误的乐观估计以为韩国瑜能够化险为夷。

中共看到美国因为疫症灾难以及反警暴抗争而陷入统治危机，以为可以通过加强香港镇压来展示权威，从而扭转在中美冲突中的劣势，但现在对台湾的控制却大大减弱。可见无论中美在这场帝国主义冲突中都深陷危机，两方都是输家。

国民党深陷危机，内部因未来方向的分歧而将更为分裂。现在也绝非是国民党的末日，中共代理人也绝不会因此在台消声匿迹。毫无疑问，短期内、国民党将陷入沮丧和混乱之中，而中共则需要另寻一个可靠的新代理人、在对台战略上中共内部也将可能有更多分歧、冲突。

因为，主导控制着罢韩运动的泛绿领导层，已经在6月6号当晚，强行将这场民主运动画下休止符，让罢韩运动成为2020年反中共独裁、反国民党运动的终点，而非起点。但93万票的能量，正预示著如果这场罢韩运动能够有坚实的群众组织，他所能赢得的绝不会只是赶走韩国瑜，而是赶走所有反民主、反人民的亲财团亲中共政客！

他们（不论是台湾基进、民进党、还是蔡英文）故作姿态的柔情诉说“放下激情、回归理性、和平共处”，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代表的实际意义就是给国民党、给泛蓝地方派系、给中共代理人留后路、使其未来得以有机会东山再起。泛绿阵营将以市长宝座、更多的议会席次来作为他们的战利品，但其执政也不会为基层工人和青年带来真正改变。因此他们也害怕罢韩后如果民主抗争进一步激进化且阶级意识提高，也可以变成对绿营的威胁。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台湾财团、权贵、地方派系已经融入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之中。与他们保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进党，是绝对无法彻底的挑战在韩国瑜身后的党国遗毒，更不会解决当今资本主义危机下工人和青年的生活困境。国际社会主义前进认为，现在！所有支持罢免韩国瑜、为民主权利而奋战的青年和工人阶级需要组织化起来，建设工人阶级群众政党，抵抗所有资本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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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家在讲“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其实在指富豪菁英们的利益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报导

4月14日，IMF发布报告指出今年台湾实质GDP成长率将下修至负4%。这激起了台湾国内的激烈辩论，有高官甚至批评IMF的预测“过于悲观”。

不论何种预测更为精确。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们已经在用实际政策来将衰退、亏损的代价转嫁给工人阶级——截至4月20日、有向劳动部通报施行无薪假的企业已高达636家、受影响劳工人数超过1.5万人，许多舆论纷纷表示这仅只是冰山一角、更藏有巨大黑数。

危机来袭

而高达1兆500亿元的纾困款（预期未来仍将继续加码），也间接印证了这场战后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将能带来的破坏力。疫情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恶化，势必将对台湾工人阶级带来巨大冲击——绝非上兆的亲资纾困款就能抵销。

民进党政府现正尝试以补贴企业人事支出、以工代赈与发放现金补贴基层自营业者与底层工人搭配上给予资方的大量廉价信贷等手段来防止失业潮涌现，但从诸多亲资方的媒体舆论中也能窥见──资方更乐意轻易的一手拿纾困款、廉价信贷，另一手要劳工承担起这场衰退的苦难。

可预见，民进党政府尝试防止失业潮的意图──以及任何尝试推动“更人道的”资本主义的企图，将被21世纪的全球大萧条与台湾资产阶级保护利润与财富的行动下破产。现在的景象，仅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开端序幕。

染疫与死亡人数世界居冠的美国，陷入到空前的社会恐慌与政治危机中──最初“完全信赖”习近平能对付疫情的川普，为了卸责而指责罪魁祸首是中共与WHO。中国政府则尝试以“协助抗疫、抗疫成功的形象包装”为手段来达成扩张国际政治权威的目的──与此同时主要为了国内政治需要，煽动反美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忘加大对台政治施压，军事威胁、发动网路舆论攻击和假新闻、抹黑台湾当局以种族主义舆论攻击谭德赛。而美国当局则也是为了国内原因（川普为了竞选连任），尝试利用“台美合作抗疫”，来借此宣示对台宗主权，打击中共的民族主义权威。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认为，疫情全球扩散的源头不仅仅是中共独裁起初隐瞒疫情、迫害言论自由所导致的恶果；更是各国资本主义政府长年来的医疗商品化政策与执政官僚怠惰所种下的人祸，罪责绝非仅以中共当局为限。中共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诸国，一样都是恶化疫情的共犯，双方都无视抗疫的必要准备与计划，并且“将利润置于人民健康之上”。

而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反中势力也利用“赞扬台湾防疫成功”一事，故作姿态的支持“台湾加入WHO”。此举的目的绝非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与反对中共对台打压（在中美合作主义时期，大部分西方政府很乐意为了在中国的利润而无视台湾的“权利”），这些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所想要的只是从中向中共施压、阻挠其帝国主义权威的扩张意图。“台湾防疫成功”一事，虽未能盖棺论定。但现时已成为民进党当局重要的执政声望（民调支持度近7成）来源，并打出“Taiwan can help”的国际舆论战，借此反击中共对台加入WHO的打压与拉抬爱国主义情绪。国际社会主义前进与90%的台湾人民（根据陆委会民调）一样反对中共当局对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打压，但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并不支持台湾加入一个受制于国际财团与中共且无能保护各国人民卫生健康的腐败组织──WHO。

当前台湾资产阶级与其政治代表所合奏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共体时艰”蛊惑工人的旋律，这是资本家们要工人“为了台湾”而去承担经济衰退恶果的前奏曲。但就如川普和习近平一样，当资本家在讲“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其实在指富豪菁英们的利益。

抛弃幻想，组织抗争！

虽然台湾政府现时相对成功的挡住疫情扩散与入侵，但经济衰退的海啸却是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阻却。这股海啸下，牺牲的不是资本家们的财富与利润，就是工人阶级的惨澹生计与仅有的微薄收入。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不应任由资方宰割，需要组织战斗性的工人抗争与工人政党，作为蓝绿阵营资本主义政策以外的唯一替代选择，迫使长年鲸吞蚕食台湾社会财富的财团钜富为这场危机买单！

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02/2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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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一切的则是欠缺民主权利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让资本剥削以这种极端的形式进行

赤光 中国劳工论坛

穷人和劳工最受疫症危机打击，而在这场灾难的发源与中心，中国，它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中国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农民工。

2.6亿名农民工是中国基数极大而受到压迫最深的群体。他们广受歧视，居无定所，同时承受着官僚与私人资本无底线的剥削。中国GDP在首季下跌6.8%，而今季的跌幅可能更大，而移工是成为首批失业人士。中国望正资产管理公司估计，中国约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2.05亿人）正在处于“摩擦性失业”（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的失业现象）。

在中共官方号召的复工后，鉴于官方对于各个城市乡镇之间的封锁，农民工的复工备受阻力。即便在外地的工厂中，他们只有相当低的工资，同时并没有能够承担风险的社保，但即便如此，也比待在贫困落后的农村能有更好的收入来源。

经历了第一波的疫症后，很多回到工厂区的移工都难以找到工作，薪水低过去年，因为全球危机正在蔓延，使国际市场崩溃。很多移工在三月底湖北解封时回来“等待机会”。有的家庭已经面临了没有肉食品的境地。物价无节制的增长。在高强度的限制之下，个体商贩的出售受到严格管控，而官方渠道则少之又少，甚至有趁机垄断出售渠道的现象在。蔬菜与肉类几乎翻了几倍，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成了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复工的风险

之所以谓之进退维谷，即便成功复工，面临的也是一场看不到未来的路途。中共人社部2月21日发布通知称，涉及新冠病毒的医护相关人员染病可算工伤，其他所有返工工作人员染病不算工伤，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农民工并没有社会保险与各项福利的支持，官方在这场疫情中也毫无对工人们的扶持与帮助，只是单纯的大范围呼吁返工，却不能给出任何支持，官方逃避了在这场经济下行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将它踢到了工人阶级的头上，给已经深受不公平的工人阶级，带来了灭顶之灾。

另外，因为户籍制度的存在，工人想在城市定居难上加难，他们复工后，也只能挤在狭窄破旧的出租屋中。

不是这场瘟疫给了工人阶级灾难，而是这场瘟疫使工人阶级的灾难比之前更暴露了出来。在这场灾祸中，我们看到的是工人的苦难，导致这一切的则是欠缺民主权利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让资本剥削以这种极端的形式进行。在一条中央高度控制的制度下，上层阶级的既得利益者们无节制的索取，不顾无产阶级的死活。社会资源的分配被官僚与资产阶级控制着，压榨着其余人们的生存空间。即便到了这种地步，也有大量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与团体的贪污存在。

在工会沦为独裁制度工具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真正能起到作用的独立民主工会，从而组织整个工人阶级，包括移工及城市居民，在现危机下为自己的需要而团结起来斗争。我们应当主张全民医疗保险及失业保险、废除中介公司及非正式岗位、保障所有工人得到正式雇佣合约、大量增加医疗及退休金的投资，而不应花钱在维稳费及南海军事化上。我们要将药剂企业公有化及交由民主控制，不再让它寄性在公共医疗系统之上。并将任何裁员和减薪的企业接管，交由工人控制和管理。废除不公正的户籍制度，让工人能够在城市定居，同时通过租金管制、将房产业民主公有化、充分所有空置房屋（在很多城市占全部房屋数目的四分之一）以及推出一个大规模兴建及出租可负担房屋的计划。

而这一切，都需要用我们的斗争去争取。

**对杀害了乔治．弗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cn/2020/06/02/2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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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email protected]洛伊德的政治体制绝对零信任

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支部） 明尼阿波利斯支部

#为乔治．弗洛伊德讨回公道#JusticeForGeorgeFloyd

“我没法呼吸”，这是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临死前漫长的九分钟里，一次又一次重复斯声力竭的呐喊。这是一场谋杀，由明尼阿波利斯警察一手犯下的谋杀。然而就在不久前，布罗娜．泰勒（注：Breonna Taylor，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警察在搜捕毒贩时走错住址闯进这位黑人女性家中将她杀害）和艾莫．亚伯里（注：Ahmaud Arbery，这位黑人青年在白人社区附近慢跑时无故遭到枪杀）遭到种族主义者所杀害，加上近年来已经无数有色人种被警察杀害，证明了这是美国的常态。

现在的明尼阿波利斯基本上已是个军警政府。国民警卫队正用坦克和步枪占领城市战略要道，包括几天前抗议者占领的桥梁和十字路口。

第三警区警察局起火后仍在焚烧，附近的第五警区警局被铁丝网和拒马包围。成千上万的人正志愿清理街道。多数店家封闭门窗，这些店家很多在封住橱窗的木板上写了声援运动的口号，传达如此令人激昂的讯息，显示了人群之中仍然存在一种深刻的团结精神。

市区附近的#ShortNorth艺术区的许多商家都封著，有些是出于必要，有些则出于谨慎。有商家在板子上写了声援的讯息：

“该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了！在每个世代中，年轻人往往被说成是愚蠢的人，年轻人被剥夺公共服务预算，年轻人被踢出各种公共空间，还遭到视若无睹。你想这样会产生什么结果？？？不要把门锁紧，要敞开心扉、传播爱。”

明尼阿波利斯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由有色人种的年轻人领导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他们在24小时的抗议和占领期间，无畏地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对峙，成功逼使政府起诉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警察，并且引发了一波蔓延全国争取黑人人权的运动，而且还得到国际上各地陆续展开的声援游行支持。民主党，作为明尼阿波利斯市（以及该市位于的明尼苏达州）的执政党，正想方设法并绞尽脑汁压制抗议活动，企图把抗议运动导向一直让有色人种失望透顶的体制之内。

我们需要弄清楚，究竟是谁在“糟蹋我们的城市”？是那些种族歧视的警察！是那些建制派！是那些大企业！

特朗普（台：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有人开始抢劫就会开枪”（“looting starts, shooting starts.”）之类的话，此话一出已经有给极右派壮胆的危险，而且各地确实陆续传出这类威胁，但是建制派故意夸大“外部煽动者”和右翼武装民兵的威胁，以此借口来镇压真正的抗议。

媒体声称抗议活动受到“外部煽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又或是反法西斯运动（ANTIFA）的指挥。但是任何直接参与明尼阿波利斯起义的人都知道，这绝对是胡说八道。“外部煽动者”怎么可能是让抗议蔓延到每个大城市的关键因素？真正发生的，是最前线由有色人种青年发起的工人阶级的起义。特朗普威胁要把ANTIFA定性为恐怖组织，目的一是分散注意，二是煽动他的右翼支持者，三是试图以此分裂运动内部的团结。我们需要以团结和大规模行动来作为反击。

国家恐怖主义与社区自卫

这场明尼苏达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执法部署，绝非为了制止右翼暴徒。难道现在有哪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被逮捕了吗？所谓“善良正直”的国民警卫队，运动他们至今，他们的事蹟只有针对记者攻击，甚至用橡胶子弹打伤正在报导和平抗议的摄影师的眼睛，或是恐吓试图组织守望相助队确保自己社区安全的工人阶级。

实际上，在阻止右翼暴徒的任务中，工人阶级自身，特别是有色人种，是最有效的力量。例如，当索马里裔社区的民众看到有可疑人物试图在社区购物中心纵火时，他们立刻团结起来阻止他，而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则完全无视人们的报案。还有一个例子是，抗议者在第三警区对面的一家汽车零件店家抓到一名疑似警察卧底正在打砸纵火。5月31日，有一架运油车企图辗过在州际公路上抗议的人群，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事后才来到现场，然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用胡椒喷雾和催泪气体逼迫惊魂未定的抗议者踉跄离开大桥。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国民警卫队有什么实质做为制止了那些白人至上暴徒的威胁，但是建制派和财团媒体都不断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有用的借口，可以压制当下的抗议活动和团结。例如，媒体告诉人们不要在院子里放支持抗议的标志，因为这可能会引来右翼暴徒的攻击。当然，特朗普的推特、加上大家记忆犹新2017年夏洛特镇（Charlottesville）发生的白人恐怖袭击，但工人阶级社区自发组织起来的保安委员会是对真实威胁更有效的防御，远比什么国民警卫队更有效。

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长（Jacob Frey）弗雷和市政府，用国民警卫队来分化抗议活动，然而这些抗议本身已赢得不少重大胜利。最初，亨内平郡（Hennepin County）检察官迈克．弗里曼（Mike Freeman）迟迟不逮捕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警察，他声称有未公开的“其他证据”证明肇事警察无辜。隔天，示威者占领了第三派出所并放火把它烧掉，警察纷纷逃窜，随后涉案的警察德雷克．沙文（Derek Chauvin）就被逮捕了。显然这告诉我们：直接行动立竿见影。

工人阶级的斗争

第二天，抗议群众继续高喊“一个倒下，还有三个！”（one down, three to go.），指帮凶谋杀乔治．弗洛伊德的其他警察仍未受到任何起诉。此外，市政府也没有表明任何意愿对市内警察机构进行任何结构性改革。我们的路途还很漫长。而如果这时候我们对引起这次危机的政治体制献上任何一点信任，那都会是严重的错误。

明尼阿波利斯市本身的历史，就为我们如何应对政府武装介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1934年的卡车司机罢工期间，政府派出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他们向罢工的低薪卡车司机开枪、恐吓罢工组织者的家人、甚至逮捕了罢工的全体领袖。但这些都没有打倒工人们，因为组织罢工的社会主义者为运动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体制，如此一来即使受到镇压罢工也能继续，同时也有能力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现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人阶级社区中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了社区委员会，负责清理街道；向遭受催泪气体、橡胶子弹和胡椒喷雾攻击的人们提供医疗帮助；互相通报潜在威胁；还有使人们避开国民警卫队和右翼暴徒的暴力威胁。当地劳工运动也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投入实际资源来提供帮助。

例如，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支部）的一名当地成员与综合交通工会（ATU）1005号支部一起动员公车司机，拒载警察，也拒绝帮警察运送示威者到拘留所。这就是公认力量的生动例子。纽约也有人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同时国际综合交通工会（ATU International）也发出了类似的倡议。自那时以来，已有3500多人加入了“工会成员支持#JusticeForGeorgeFloyd”的Facebook小组，讨论发起类似的行动。此外，诸如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ILWU）、全国护理师联合工会（NNU）、美国通信工人工会（CWA）以及数十个地方工会都发表了团结声明。明尼苏达大学和明尼阿波利斯公立学校等机构已经断绝与警察的合作关系。

为了赢得 #JusticeForGeorgeFloyd（#为乔治．弗洛伊德讨回公道）的胜利，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协调一致的抗争活动，并计画一天的全国共同行动日，以抵抗军方镇压示威游行的企图。广大工人阶级，特别是劳工运动，应该充分动员工会成员参加这些行动，并应想办法阻止军方利用我们的职场资源来压制这场声讨公道的运动。昨晚军队发动的暴力行动中，有社区邻里只是站在自家门口就被橡胶子弹击中。如果我们从这里可以预测接下来将发生的事情走向，工会就应该立即准备为期一天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可以赢得各族裔人民的同情，甚至已经表达声援运动的小商户也会支持。

抗争运动应该与全国的共同行动串连在一起，特别是有些城市的警察已经开始公然暴力镇压和平的抗议行动。全国各地城市都有类似的宵禁，国民警卫队已经派往洛杉矶、亚特兰大和底特律。现在全国有将近4000万失业者，其中有色人种占了很大比例，加上到处都有无数种警察族歧视暴力的实例，尤其现在特朗普担心连任失败而正想方设法煽动支持者，如此局势埋下的炸药一触即发。

民主党的角色

大部分爆发主要抗争的城市，从上到下都是由民主党政客统治的。荒唐的是，这些民主党政客的反应不是解决自己城市里失控的警察和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而是煽动对抗争者的恐惧和动员军队。

相比之下，包括明尼阿波利斯的公车司机工会领导层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们，正在指明道路，指出团结一致的各种族工人阶级在打击种族主义方面的关键作用。请看社会主义替代西雅图市议员萨旺特（Kshama Sawant）声援#JusticeForGeorgeFloyd运动的演讲，她呼吁进行真正的警务结构改革、向亿万富翁征税以建造永久性的廉价住房、并推行绿色就业计划。

这样的表态与民主党左翼，包括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台：欧加修-寇蒂兹）等截然不同。不幸的是，他们除了发表支持抗议的声明外，就甚么都没有做。当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像萨旺特这样会实际支持该运动的民选政治人物！运动白热化的情势已意味着我们必须跟与富豪、财团利益和警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主党决裂。

我们正在踏入一个爆炸性斗争的新时代。我们抵抗国家镇压这场反抗的同时，也可以为今夏及以后更广泛的运动奠下基础。我们需要采取果断的直接行动，才能阻止租户被迫迁、阻止特朗普把移民驱逐出境、终结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停止削减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经费、以及防止气候灾难。年轻人和工人阶级正在采取行动，我们不仅应该继续与种族歧视的杀人警察作斗争，而且还要与这种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制度中一切固有的不公正现象作斗争。

明尼阿波利斯本周发生的事件，显然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感到激动。抗议活动遍及全美和世界各大城市。资本主义是一种残暴和压迫的制度。尽管具体情况可能因地而异，但各地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都同情乔治．弗洛伊德，也同情他身后爆发的追求真正正义的运动。这显示了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建立国际团结的潜力。毕竟“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我们全体的伤害！”

社会主义替代呼吁：

一个倒下，还有三个！立即起诉全部四名凶手警察。

撤走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除了恐吓工人阶级社区、伤害报导非暴力抗议活动的记者、以及保护银行和警察局外，什么都没做。你们该滚蛋了！

扩大抗争！展开 #JusticeForGeorgeFloyd 的大规模有组织抗议和全国行动日。

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我们全体的伤害！工会应充分动员成员参加抗争，组织队伍协助保护抗议者，并策划一日大罢工。

建立社区委员会！用来讨论运动的下一步，防止右翼暴徒跟国民警卫队的暴力威胁，并分配援助资源。 对弗雷市长零信任！立刻在社区人民主导下，解散并重组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机构。必须组织一个民选且具有实权的平民监察委员会，掌管警察的聘用、解雇、审查预算优先事项以及传唤证据的权力。我们呼吁在全国范围内落实这种模式。

将预算分给学校和平民住房而非用于警备！警察暴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制度是结构性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我们呼吁开征富人税，用以投资于环保工作、社会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和平民住得起的社会住房。

整个体制都犯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港台：麦尔坎．X）曾说过：“没有不存在种族歧视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赢得持久的社会变革，我们必须把对抗种族歧视警察和亲资政制的斗争，扩大为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

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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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瑞典支部党报《进攻报》（Offensiv）的记者 Per Olsson，日前采访了香港社会主义行动成员“抵抗”，讨论香港近期剧烈发展的事件

Per Olsson：香港的“新国安法”似乎带来了重大改变；您认为这会引发比去年更大的抗议运动吗？从社会主义行动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来激励当前的运动，并建立足以击败这个恶法的运动？

抵抗：这部法律标志着香港部分自治的终结。实际上，中共独裁现在可以随意把矛头对准任何反对派团体，就像在中国大陆那样。他们不需遵循本地法律，还能随着情事来修法。这部法律的目的是粉碎香港的民主斗争。

现在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取决于许多因素。现在的情况非常复杂。独裁政权正在利用疫情，假借公众健康为由禁止8人以上的聚集，而人们也对于多人集结的场合抱持警惕。实际上，从去年10月开始，香港已经禁止大部份的示威活动。所以现在任何抗议行动都是违法的，警察也已经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更成熟的策略迅速压制抗议活动。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极大的愤怒。一项对37万人所做的线上民调显示，98.6％的人反对《国安法》、70％的人表示这仍不会对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有所影响。民众普遍觉得现在已是“终局之战”，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输掉。但同时，当中也有一定的沮丧情绪，因为去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上街，甚至一度多达200万人，而且还以如此激烈方式进行抵抗，然而，独裁政权不仅没有让步，反而诉诸更残酷的镇压。

从策略上以及纲领方向上解决这些运动仍欠缺的要素，一直是社会主义行动参与运动的主要重点。如果香港的抗争要胜利，就需要采取工人阶级的方法，包括建立工会等工人组织，并且将民主权利的需求与迫切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需求联系起来，从而把我们从即将崩溃的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要赢得中国大陆乃至全球工人的支持。当前香港抗议活动未能做到这一点，只可惜目前人们的眼光还太狭窄，看不到中国群众的巨大潜力。因此运动必须重新建立，并改变方向，才能赢得胜利，这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

自一年前爆发大规模民主抗议以来，香港警方已逮捕了8,000人。

Per Olsson：“习大帝”正面临着历史性危机，但似乎仍然决心通过《国安法》来结束香港的特殊自治。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共政权宁愿冒上诸多风险，却仍然想终结“一国两制”？

抵抗：这显示了中国危机已走到多深刻的程度，这场危机在疫情爆发前就已开始发展。疫情在国际上和在中国都加速了危机的进程。这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放缓。中共是靠着粉饰GDP，才让数据还能看得过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且警示北京要正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的意图。去年香港和台湾发生的事，对北京来说是场灾难，意味着政权正在失去掌控。

因此《国安法》实际上是让中共直接统治香港，并违背过去的一切承诺，尽管这会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和代价，但独裁政权感到别无选择。它宁愿承受这些新的成本和危险，也不愿失去掌控。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当局的如意算盘不会打响。独裁政权现在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定时炸弹之上。他们可能会采取短期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但这些措施会越来越造成反弹，反而埋下更严重的问题。

这正是2008至2009年全球经济大衰退期间，北京的刺激经济措施招致的恶果。当时刺激措施看似是大胆果决的行动。但是，这么做就使他们的债务问题失控。今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祭出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占各自GDP的10％以上，相较于此，中国在疫情危机期间的刺激措施却使用得非常节制，迄今只占GDP的2.6％。

Per Olsson：《国安法》将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这会如何影响新的中美冷战？会有新的关税和制裁吗？

抵抗：美国极有可能实施制裁。据推测，他们至少会撤销1992年授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从贸易上来看，今后香港跟其他中国城市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尽管我们还不确定，但欧盟也有可能效仿跟进。欧盟，尤其是德国，过去曾经试图在中美冲突中采取中立，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但是现在，大多数西方政府都归队到了一个相当宽松且内部矛盾的反中联盟。不仅在香港问题上，在华为和技术等其它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阻止中国公司并购欧洲公司。这次的疫情已把其他资本主义政府推向美国，并主张：必须要围堵、压制中国。历史经验看来，这种帝国主义冲突往往会导致战争，而此刻的表现形式是经济战。

甚至是依赖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市场的澳洲，也因为当地政府要求独立调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原因，而与北京发生冲突。于是中国政权通过打击澳洲的大麦和牛肉进口来进行报复。

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可能低估了他国以香港为由进行报复的规模。特朗普（台：川普）本身并不在乎香港；就像他显然毫不关心民主权利，但疫情正威胁他的连任，至今疫情在美国造成的死亡数字已经直逼一战，因此他有压力必须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

Per Olsson：这对中国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有何影响？美国是否会借此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西方采取的行动会在香港得到支持吗？香港现在对西方有更大的幻想吗？

抵抗：中国力图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作为它在亚洲的贸易联盟，并扩大“一带一路”来缓和西方的抵制。但是，这两个计画都面临巨大的矛盾。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债务危机加剧，“一带一路”现在就是寸步难行。中国是许多贫穷国家的最大的债主，其贷款占全球GDP的6％。这些贷款中有许多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亚洲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这些债务。

中国内部也会激发权力斗争。因为中国统治阶级内部存有一定的声音反对“一带一路”，认为这是浪费钱。“一带一路”的问题非常敏感，因为这是习近平的亲生儿子，习近平把这当成是一个面子问题。要他愿意缩小“一带一路”规模都不容易，更遑论说放弃。

台湾已经成为中美冲突中至关重要的“棋子”，也是习近平的帐本上的污点。因为有人把他和其前任胡锦涛处理台湾关系的方式加以比较，看起来胡锦涛比习近平处理得好很多。习近平恫吓和威胁台湾，好让他在国内看似强人，但在台湾却引起灾难性的反对声浪。

蔡英文以“反习反中”为主要政纲连任总统并获得70％民意支持，此后的疫情亦更没有帮北京在台湾赢得任何好感。中共独裁对于香港的镇压，几乎代表当局承认台湾问题已经无可挽救。

在香港，对于美国、台湾和西方的幻想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这表明，尽管对独裁政权感到愤怒和仇恨，但人民感到群众斗争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他们寻求外国帮助。这也是我们在其他冲突中见过的状况：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在不同时期都幻想美国会拯救他们，但最后都被出卖了。因为美帝国主义只是利用这些议题来推动自己的全球野心，无论香港、台湾、库尔德斯坦、乌克兰的人民，全部都可以随时抛弃。

Per Olsson：从社会主义行动的角度来看，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应该如何回应？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声援？

抵抗：国际声援行动可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他们可以激励香港人，同时也可以打开香港群众的视野，看到国际上哪些势力值得或不值得信赖。美国民众抗议警察暴力、种族歧视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的大规模抗争让我们看到，特朗普面对自家的后院爆发抗议时，态度与习近平如出一辙。他抨击示威者是“恐怖分子”，为警察暴力辩护，这一切都跟中共独裁和林郑月娥的说词一样。

可惜的是，香港本土派／港独派中有部份人支持特朗普和美国军警，指责美国目前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憎恨，使他们对事实视而不见：需要把美国、香港和中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反对国家暴力。

而西方的工会也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抗议中国对香港、新疆、中国罢工工人的镇压。许多西方的工会运动中存在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一部份所谓“左派”分子和工会干事拒绝批评中国政权，甚至受中共宣传的蛊惑，认为香港抗议活动是亲美的。不幸的是，很多人对于中国和香港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因此，如果有工会官僚拒绝声援香港或声援中国罢工工人，指这些是“亲帝国主义”的运动，通常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资讯和论据反驳。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成员有一项重要的教育工作任务，随着新冷战的来临，上述问题将会更加错综复杂。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本身就是错误的逻辑。显然，不论特朗普或英国首相约翰逊都是自己国内工人的敌人，但这不会代表习近平就是西方工人的朋友。习近平政权没有任何一点进步价值。与欧美相比，中国政权甚至把更多的社会财富转移到了有钱人手中。

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团结和教育，重建工人阶级运动优良的国际主义传统，再次强调为什么工人的主张与行动始终需要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客。草根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家暴力、专制政策、残害工人的政权，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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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粉碎了民主运动，也强化了中国政权对资本主义的拥抱

抵抗 中国劳工论坛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杀31周年。 1989年4月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全国陷于群众革命运动，北京瘫痪了七个星期，运动蔓延到300多个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广场也像天安门那样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占领。

6月4日北京的镇压行动中，普遍认为大约有1，000人被杀，另外还有更多人在中国其他城市的镇压中死亡、受伤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军坦克和装甲车队从四个方向进攻北京，他们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别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该杀的杀」

5月底，20万清场部队（这个数量足以入侵一个国家）被北京的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不可思议地拦截了15个昼夜，被迫扎营在郊区。 当局最高领导人本以为，仅通过展示军事力量就足以震慑群众并恢复秩序（即他们破碎的专制权力）。

但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挫败了最初的军事部署。 士兵们不想攻击人民，军官们也意见不一，不清楚哪股势力在控制政权，以及领导人想达到怎样的目的。 军方将领的迟疑给政权造成了危机——这是最终暴力镇压如此极端的一个关键原因。

陈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国劳工论坛网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从我们的电邮 [email protected] 订购）一书中描述，15天里，超过一百万人参加组成了阻拦「人墙」，并拉拢与解放军。 我们不是要轻视学生，但远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斗争。 美国驻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说，他们不得不派车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大院接他们的中国同行，因为中国外交官的司机正在街头参与示威。

亲邓小平的解放军军头王震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血腥镇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 」

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国。 这个表面打着’共产党’旗号的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拒绝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过去五年反而将国家镇压和政治控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六四屠杀来自邪恶的毛派「共产主义」，而实际上，中国变得越资本主义，就越具有镇压性。 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斗争、反对国家镇压的20岁马克思主义抗争青年对《华盛顿邮报》（2019年5月25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回事。 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就像挂羊头卖狗肉。 」

中共的超级警察机器的规模庞大，眷养了1000万个网络间谍。 2017年中国维稳费（1.2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埃及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个警察机器的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劳工维权人士韩东方表示：「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将市场为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挥舞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中共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和丛林法则的最大信徒。 」[金融时报，2019年5月24日]

独立工会

韩东方在六四屠杀后被监禁，因为他是八九运动中出现的独立工会的先锋。 后来独立工会成为政权镇压的主要目标。 为扼杀工人阶级的力量、新成立的独立工会、以及八九运动最后一段时间的广泛罢工，中共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可怕的镇压。 当年设在天安门广场的独立工人工会总部就正是六四当晚镇压最血腥的地区。

阅读更多➳中国：1989群众民主运动的教训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1/05/05/7335/

即使是1989年北京头号通缉犯名单上的少数学运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监禁，当然，这已经够糟糕的了。 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据估计有两万人被捕，当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组织罢工（「搞破坏」）和秘密工会（「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

没有学生被判处死刑，但这一厄运发生在几十名工人身上，还有其他工人被判无期徒刑或多年劳改。 其中一例就在上海，经过6月21日短暂审判后，3人被处决。 他们犯下的「罪状」是在纵火烧掉一列空载的火车，该列火车早前直接撞向在路轨上支持民主的示威人群中，将6人辗毙。

学生运动？

大多数报道都把八九运动描述为「学生运动」，但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 学生们涌入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点燃了这场斗争，展示出英雄主义和勇气，但他们更多是对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

赵紫阳主张中国实行渐进、有限的民主化，而强硬派主张加强专制统治，认为赵紫阳很有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得太远了。 两派都致力于继续让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分歧集中在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的速度和程度上。

大多数天安门事件报道中遗漏了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 到运动后期，学生们已经极度疲惫。 学生抗议已过了高潮，许多学运分子在5月开始大规模绝食抗议中耗尽了能量。

最初的学生领袖大多来自北京的精英学校，并与中国官方机构的联系紧密得多。 而后来取而代之的学生则是来自北京以外的新鲜力量，而且他们具有更多工人阶级背景。 学生在运动中的比重上也减少了，北京的工人阶级青年开始发挥更加主要的作用。 5月20日当政府宣布戒严、军队进入北京后，这一转变更为明显。

八九运动一开始作为学生抗议运动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对更专制强硬的「元老」，但後来发展成为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斗争，更坚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权，尽管他们的想法并不完全清晰。 工人对于赵紫阳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没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没有明确的想法或策略，没有推进运动的诉求和方案。 发起这场斗争的学生领袖害怕「走得太远」，在开始时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为害怕激怒政府）。 而随后加入斗争的更无产阶级的群众和学生则没有这样的保守思想。

他们看到这场运动正在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斗争，政权毫无做出让步的准备。 但当时缺乏明确的计划和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准确把握形势并及时重新定位群众运动。

中共高层的权斗

当局在应该让步还是武力镇压的问题上发生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在1989年5月达到顶峰，赵紫阳遭遇决定性的失败。 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赵紫阳被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小平和他的同伙在6月3日至4日发动了这种无端和过度的暴力。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并非是亲资本主义派和反资本主义派之间的斗争——没有中共领导人主张回到改革前时代的计划经济。 这一分裂发生在那些希望为抗议行动提供一些民主让步、从而将一部分学生和知识分子吸纳入该政权的一派，与那些主张严厉血腥镇压以杀鸡儆猴、展示中共是不可挑战的一派之间的。 邓小平倾向的强硬派胜出权斗，自那以后一直是中国政权的标志——资本主义与严格的专制控制相结合。

1989年5月23日，《纽约时报》的A. M. Rosenthal写道：「1989年5月，中国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权。 」这是个准确的描述。 31年前，这位评论员提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由于没有任何能够介入局面的权威力量，中国政府可能将能够重整旗鼓，恢复国家权力。 」

1989年的中国正位处在革命（群众运动）和反革命（邓小平的亲资政权）之间的殊死搏斗之中。 群众运动没有发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没能呼吁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建立人民政权的机关（如全国各地相互联结的民主委员会），没有让正在组织独立工会的工人带头建立工人和穷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错失了时机。

邓小平政权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镇压。 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鸟。 首先，工人组织是主要目标。 政府以如此残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议者，对整个国家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威吓。 血腥镇压的另一个目标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因为改革派曾向学生抗议者提供支持或让步。 镇压要发出的一个讯息是，虽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却是禁忌。

六四屠杀并非如一些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导致了非资本主义的斯大林（港：史太林，台：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重新巩固。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开始瓦解。 六四屠杀名义上是捍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推动中国政权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时刻（尽管带有独特的中国特色）。 1989年是一场失败的政治革命，尽管它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的目标。

残暴的资本主义复辟

特别是在1992年历史性的「南巡」後，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继续走向资本主义，但这个过程受到中共威权政府的控制，以确保党内精英（尤其是太子党」） 可以掌握成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时保持铁腕政治控制，以保持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消除任何对残暴资本主义复辟的抵制。 在199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国企私有化中，有多达6000万名工人下岗。 永久性工作被不稳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 如今，中国的国企雇用了6，000万名派遣工，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都低于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仿英国戴卓尔将住房私有化。 今天，95%的中国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 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房屋占51%，美国占65%。 房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巨大负担。 北京、上海以及中国的其它几个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价相与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东京贵一倍，比伦敦贵三倍）。

一些旁观者误以为工业的高度国有化表示中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混合体。 国家经济占中国GDP的30%左右（包括银行、能源、电信等关键部门和相当一部分制造业）。 在1990年代，国有经济被用来创造出新的资产阶级，中共官员的亲戚和朋友获得了利益最丰厚的位置。

阅读更多➳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4/04/15/6755/

这正符合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预测：假若工人未能够成功透过政治革命实现国有经济与政府的民主控制（例如1989年的中国），就会有如此的结局：

「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则具有另一种性质：一或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机关，并会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二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并开辟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1938年）

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植根于对群众抗争的恐惧以及资产阶级精英的不安全感。 资产阶级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体控制和国家宣传的帮助下，很大程度上将其财富隐藏起来。 中国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是东亚的威权资本主义，就像是蒋介石的台湾，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韩国。 这些是国家控制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资本主义政权。 按美元计算，中国不仅拥有比美国更多的亿万富翁，而且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每新增一名亿万富翁，中国就新增三位亿万富翁。

自从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开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之路以来，中国的财富从最贫穷的多数人向超级富豪的精英的转移比美国或欧洲都要多。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一项研究显示，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每年成长8.6%，高于美国的3%和法国的1.4%。

近期可靠的媒体报道表明，中共高层太子党之一习近平的家族拥有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极为富有。 以美元计，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很久之前就已超过了美国，去年为819对571人。

香港的紀念燭光晚會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六四31周年纪念晚会不会在香港聚集大批群众。 香港是中共唯一可以容忍6月4日大屠杀示威和纪念的城市。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和禁止8人以上聚集的社交距离法律，意味着每年举办六四纪念晚会的历史趋势在今年被中断。

较小的象征性活动将在香港举行。 但是六四的记忆不仅仍存，还可能成为更强大的因素，因为随着上个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中共政权夺取了对香港的直接政治统治。 这为中共政权镇压香港的民主斗争奠定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的舞台。

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共的镇压继续打破纪录。 如今，习近平治下规模已达天文数字的庞大审查机制，是导致无法在武汉地方一级有效遏制2019年12月初新冠病毒爆发，从而令它成为全球灾难的关键原因。 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流行预警系统之一，但在实际需要时，该系统因审查制度、虚假信息和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掩盖而失灵。

2018年佳士工人斗争之后，左翼活跃青年、学生和工人遭到镇压。 虽然镇压规模比新疆小，但却是习近平镇压加剧的重要事证。 这些工人和青年还被国家宣传机器不实指控为「受到境外势力操控」，中共在香港使用这样的指控，用此指控摧毁一切反对派。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中共伪装在「共产主义」这个与它今日政策毫无关系的旗帜下，但这不妨碍习近平政权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列为头号罪犯。 六四屠杀三十周年让政府更加紧张，因此习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难以想象的危险」。

中美”新冷战”

近年来，中美帝国主义冲突急剧升级，这波冲突始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迅速扩展到投资、技术、学术交流、地缘政治和军事竞赛。 这相当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冷战。 ，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两个不兼容的社会经济制度（即谎称「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在如此背景下，基于各自的利益，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人权」记录──两国今天突然开始大谈人权，这是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 中国官方媒体沈迷于关注特朗普，电视上铺天盖地地报道他的事情、报道全美各地反警察暴力的群众抗议。 同时，他们歪曲香港群众抗议活动，并散布相关谎言。 美国统治阶级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指责美国示威者为恐怖分子，同时赞扬香港的抗议活动。

私底下，美国的主要资产阶级代表都赞同1989年的镇压是「必要之恶」。 特朗普过去曾称八九运动为暴动，并表示钦佩中共独裁政权的铁腕镇压。 1989年6月，美国老布什政府迅速采取秘密行动，派遣国安顾问布伦特. 斯诺克罗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领导层保证美国对中国的有限制裁和对大屠杀的官方谴责只是暂时的，华盛顿希望保持「接触」。 英国戴卓尔政府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2017年解密的英国政府文件显示，戴卓尔政府和美国时任总统布殊同意，西方在中国具有需要保护的重要「战略利益」，因此不应支持可能「将中国人带入苏联怀抱」的民主抗议活动。

中国政府也同样向西方政府发出私下保证，请他们无视中国对西方干涉和境外势力的公开攻击，因为这些攻击不过是是中共对国内的宣传策略。 中共也保证继续推行过去十年的亲资本主义政策。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来说，决定因素是经济利益和本国公司的市场，而不是人权和民主的崇高理想。 现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一百八十度转变，只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中国和美国的统治阶级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把对方描绘成恶人。

记取教训

要在中国和全球建设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以取代资本主义，1989年运动的教训至关重要。 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国史太林主义/毛泽东主义政权到1970年代已经耗尽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无法再让经济发展。 随着俄国和东欧其它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权陷入深刻危机，中共高层把倒退回资本主义视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当时中国新一代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西方工运领袖及其右翼亲资思潮的阻碍，无法及时将自身组织起来、提出清晰和必要的纲领，阻止「共产主义」官僚摧毁计划经济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

阅读更多➳中国正走向一场新的天安门运动？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5/05/30/10460/

虽然资本主义似乎给中国带来了惊人的GDP，却同时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严重的不平等、惨不忍睹的污染、超长工时和实质收入停滞不前。 今天中国的社会紧张局势比1989年更加严重。 疫症大流行引起的经济衰退导致中国1/5的工人失业，而仍有工作的工人面临着严重的减薪。 从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国正酝酿着新一波大规模群众运动。

正如现在被习近平政权关进监狱的左翼青年那样，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正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 尽管现在当局不断制造苦难，但多强的国家镇压也不能避免未来这个局面。 我们要厘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没有受到惩罚，才能最佳地建设新一波以工人政党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以反对专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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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沙士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症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佈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覆。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症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症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症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佔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佈無症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徵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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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重创、处于瘫痪的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受创。全球27亿工人（81％的劳动力）受到封城或旅行禁令的限制。数以亿计的人濒临饥荒。然而，没人知道这次经济萧条会多严重、持续多久。

迅速的经济崩溃和不可预测的新型病毒使所有预测都只是初步的。即使情况发生转机，这种情况也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的机构也要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其中最糟糕的是疫情在明年仍旧持续。

经济停顿

几个领域的经济活动已陷于完全停顿，尤其是观光业和酒店业。许多行业的投资几乎为零。全球股市暴跌逾20％。身负重债的国家正接近破产或“主权违约”。

各国政府的政策并未因为诸如2002年SARS和2008-09年金融危机的全球警讯而发生任何变化。它们的重点仍然在满足寄生性金融和股市上。债务水平与贫富悬殊均达到世界新高。福利与公共服务遭到大幅削减。就业变得不稳定且更为低薪。全球首富（亚马逊老板杰夫·贝佐斯）的财产的1%就已经相当于埃塞俄比亚（台湾：衣索比亚）1亿居民的年度医疗保健预算。

数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当前的萧条奠定了基础。IMF在1月曾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为3％。现在，它预测经济将萎缩3.3％，如果第三季度（7月至9月）封城政策继续，经济则将萎缩6％。

即使在比较“乐观”的情境下，GDP也将下降3.3％，而这意味着人均GDP下降4.5％。与2019年相比，这相当于世界上每人减少6,570港币（相当于6,000元人民币或25,273新台币），对本就很贫困的人影响最大。联合国的粮食援助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说，直接的饥饿可能导致2.65亿人丧生。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称这将是“圣经预言程度”的粮食危机。

各领域也会出现创纪录的危机：

1.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到2020年，世界贸易将萎缩13％至32％。
2. 在2月20日至3月20日，商品价格下跌了37％，其中金属和能源价格下跌了55％。
3. 当石油没有买家、储量已满时，美国石油公司被迫向客户支付负油价。这是史上第一次。
4. 3月，830亿美元金融资本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外流到了较富裕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这场危机中，资本外逃是2008-09年危机期间的4倍。

全球危机

这场危机冲击了世界各地：

◆2月底的全球调查显示，有75％的公司已面临供应链中断，而其中大多数没有“第二计划”。 ◆4月7日，另一个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警告说，1.95亿工人面临失业风险，超过10亿工人将面临减薪或半失业。 ◆在非洲，80％工薪族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工资按日薪计算，而封城使他们没有了收入。 ◆几星期内，美国已有2,200万人失业，预计5月份将有5,000万人失业。他们中的3,500万也将失去医疗保险。 ◆悲观情绪也在欧洲传播。用来衡量经济趋势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3月份的26.4降至4月份的13.5。经济增长时，该指数应高于50。

世界各国政府和央行已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拯救方案。突然间，有数千亿美元与欧元首先流入大公司和大银行。但是，政府也不得不往医疗保健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并对失业者实行不同种类的补偿。这些措施的资金来源很简单，就是印更多钞票，这是统治阶级希望迫使工人和穷人在之后为危机买单的一种手段。

没有迹象表明经济会迅速反弹。我们不知道封城会持续多长时间。资本主义商业正在施压，要求松绑禁令，这有可能引发新一波感染。

受创的资本家们将复工复产，但生产量会较低。较乐观的报导称，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并运转，但是经济只恢复到先前的60-90％，意味着危机仍在持续。许多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急剧下降。

资产阶级周刊《经济学人》刊登了“企业生存指南”，对前景的不确定性、遭受困扰的消费者和新实施的健康管理措施提出警告。该杂志还预计会出现大规模破产后的并购浪潮。

帝国之间的矛盾

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危机之前就急剧升温，现在更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这情况将加剧经济下滑。恒常资本主义危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矛盾，是资本家和大公司是国家的，但是市场、资源甚至生产链都是全球性的。在19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当时的经济危机。

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危机之前就在升级了，而这是经济复苏的另一个主要障碍。

华府和北京相互指责，称对方应该对危机负责。中美在技术、金融、电力和军事联盟方面必会走向两个平行系统。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将生产移出中国。例如，日本政府将拨款，资助企业撤回日本。

经济危机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与产能过剩。这意味着资本不能出售其产品以换来利润。资本主义下的现实是，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获得价值更高的产品。马克思解释道，这一过程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因此，工人的工资不足以购买所生产的东西。

在大多数国家，消费占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在美国，它占经济的68%，而在中国只占39%。近几十年来，信贷、债务和减税措施部分弥补了低薪。数以百万计的人现在没有工作或拿不到工资，而那些仍然有工作的人不再可以或不想借钱，这一事实意味着消费不再是经济的引擎。这样，危机将再延长。

经济萧条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荒谬和虚伪：生产武器和奢侈品的工厂没有关闭，而全球医疗设备却严重短缺。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价格也在上涨。资本主义露出出它的真实面目，这将对群众意识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香港社会主义行动和我们的国际组织ISA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一个将生产和经济朝着有利于工人、穷人和环境的方向改变的大好机会也在这场危机显现。

我们需要的不是重新启动污染工厂和生产非必需品，而是民主决策和计划。工时得以减少，工人的知识可用来将生产转型。为了终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者、工会、气候运动和社会运动必须动员起来，要求民主控制经济。

北京颁布港版国安法走上不归路

抵抗，中国劳工论坛

香港的局势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中共独裁决定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香港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这代表着当局不惜绕过香港本地的政府机构，并对香港进行直接控制。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而脆弱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现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香港或许会保有经济自主，因为这对中共政权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但西方可能会采取的反制或制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战”的发展逻辑表明，香港资本家的特权也可能会逐渐受到侵蚀。连亚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现在也命悬一线，说明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动荡的年代。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的Jaco说：“中共国安法影响深远，甚至比去年引发大规模抗争的『送中』恶法还要严重得多。”

“这条恶法意味着中国政权要更加直接控制香港的政治、选举，还可以规定哪个程度的反对声音是合法的。他们可以用『颠覆国家』和『分裂国家』之类的指控来禁止囚禁反对派团体或个人，甚至以后高喊『结束一党专政』也可能会被入罪。”

国安法重点：

1. 中国大陆的特务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动。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国安机构”来监视和逮捕反对派。 禁止“颠覆、分裂以及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已经有类似的法律，但是新法让北京当局可以亲自执行“红线”。 当局的直接目标是要禁止“外国和外部势力活动” ，这是要打击一切形式的国际声援，但尤其是要把抗争运动中与寻求外国政府支持的势力（例如亲美和亲英团体）拿来杀鸡儆猴。其他人也可以被指控成“勾结外国势力”。

2. 反对派政党和组织会越来越多地被取消选举资格。有些人可能被彻底禁止参选，特别是那些被指控为港独的人。

3. 抗议集会自由（自去年以来已一直受到打压）将受到更加严重的限制。

4. 言论自由将受到严重限制。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公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每年六四晚会之类的活动可能也会被禁止，除非在活动诉求中删除这口号。

5. 反对派会遭受更严厉的监禁刑期和政治迫害。中共不满目前香港的镇压和逮捕水平还不够严厉。

6. 言论审查会日益严格。据《无国界记者》报导，香港的新闻自由已从2013年的58位下降到80位（比较180个国家和地区）。本篇文章以后可能成为非法。

7. 网络也会被监控。有很多人正在抢购虚拟私人网路（VPN），以来规避政府以后可能对于互联网的监控。有一家VPN公司表示，他们一小时内就售出了平常一周的VPN销售额。

北京的噩梦

国安法的影响远远超过香港，而更是中共独裁者习近平的外交实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脸欧美西方大国。这些国家在新冠肺炎爆发后，轮番指谪中共政权。疫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也重新点燃了中共内部的权斗危机，这使得习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现他的权威。

阅读更多➳中国：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https://chinaworker.info/cn/2019/12/16/22141/

习近平的举动与普京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有相似之处，当然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控制的程度是改变了。对在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新现况。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加剧各种矛盾，并引发新的危机，习近平对香港收紧权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国安法也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半自治区享有的有限民主权利的正面攻击。中共直接夺取香港的管治权，说明他们不再容忍立法会等政治体制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来仍然计划根据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让立法会通过本地版的国安法。通过大规模取消反对派候选人的议员资格，使9月的立法会选举结果建制派胜利的话，那么明年就会进行立法。去年区议会选举成为反政府抗争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党派全面溃败，北京的计划是避免重蹈的覆辙。全国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权不再有信心或愿意承受更多丢脸的选举失败，所以选择直接强行通过这条恶法。

中共想要扼杀香港的群众民主斗争，铲除香港青年对港独和其他激进思想的支持。但这条恶法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适得其反，新法会导致香港社会的更多人群的抗拒，并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独思想。未来肯定将会有更多抗议活动，甚至之后几周内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示威。但同时警察暴行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也会更加猖狂，以执行习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制情绪比一年前更为强大。“揽炒”（粤语，意即同归于尽）的思想即使在较年长的人群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单靠愤怒是不够的，而必须有另一条前进的出路。抗争运动中的各派都认同“揽炒”这个口号，但他们没有解释这作为斗争策略来说，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温和泛民只会说这代表要在立法会用“拉布”（冗长辩论） 等方式拖垮议会。

独裁政权最担心香港的反抗情绪会蔓延到中国大陆，并引发一场比香港更加浩大的运动。若果抗争蔓延至大陆，运动将足以推翻中共专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压就是要杀鸡儆猴，是要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权在新冠肺炎爆发最初几个月的失当、不作为、审查和隐瞒，在整个内地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动摇了习近平和其执政集团，1989年危机的幽灵仿佛再一次浮现。但及后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得更加无能和强差人意，反而稍微缓解了北京方面的压力。

尽管自中国疫情的高峰已过，危机压力计的度数有所减缓，但独裁政府深知危机并没有过去。因此，习近平现在采取的许多行动都充满了紧迫性和孤注一掷的情绪。

社会主义行动的Jaco还指：“中共觉得有迫切需要去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岗失业，出口行业的平均工资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时，中方与同样动荡不安的美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危险。习近平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来分散视线，借此契机来巩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经危机可以妨碍新的大规模示威和帝国主义敌对政权的经济反击。

当局于5月21日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故意向媒体放风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让媒体于人大期间集中关注香港问题，而不是疫情和经济危机。

本身因疫情而推迟了两个月召开的两会，无非是一场个人崇拜仪式，用来盛大颂扬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今年，习近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盖事实真相。现实情况是，习近平政权在国内失去了信誉和支持，而在国外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对外求援”？

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可能会采取重大的报复措施，例如制裁中港官员或企业。香港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寄望于此。这是一种完全被误导的观点，但也反映出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力量极不对等的争斗。即使在香港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不足以击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和第二军事超级大国。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乱的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思想的蛊惑下，民众“对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错误的方向。

香港民主斗争不应该求助于美国的特朗普或英国的约翰逊，或是那些过去一直唯利是图地支持独裁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香港民主运动应该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国大陆的群众与国际工人阶级。尤其是中国的8亿工人阶级，他们现在是直接受到独裁暴政和恶法的压迫，同样的恶法正在要施加于香港身上。

从短期来看，中共的残酷行径会让对西方甚至特朗普这样令人厌恶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议游行中可能会出现更多英美国旗，反映出运动中意识混乱。这些幻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国安法的首要针对目标，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华势力”（即美国、欧盟等）结盟的的个人和团体，特别是那些力主游说美国实施制裁的政客。

打击和反击

习近平及其身边的人认为，国安法的制定可以杀华府和其他政府个措手不及。毕竟，因为这些国家忙于处理疫情和全球经济危机，北京打赌西方顶多就是发表一堆厉声严词，但不会有太多实际的行动。

《南华早报》报导，国安法是向美国“双倍打赌”：一是立刻兑现去年特朗普亲自签名通过的特别法令中所威胁对香港实施的制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个“骗子、伪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国政府陷入内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机。尽管特朗普与他的官员大声发表了各种不断升级的反华言论，但他们对香港的情况其实漠不关心。过去是在国会两党的压力下，加上为了避免被标签成“对中软弱”，他才威胁采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现在，即使是以批评特朗普见称的《华盛顿邮报》在社论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国作出回应，但这必须谨慎”。

这个大企业们的喉舌担忧如果美国政府兑现威胁，例如撤销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那些资本家们的损失数以十亿美元计。根据去年通过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国政府需要审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如果国务院的负面报告导致那些优惠待遇遭到废除，香港的经济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许多企业也会如是。美国与香港之间每年380亿美元的贸易将受到威胁。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的约290家美国企业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可能会是将这个中国最自由的城市瞬间转变为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用说香港的利益了。”（《华盛顿邮报》社论，5月22日）

但同时，面对中国的最新举动，如果美国被视为软弱的话，那么不仅对特朗普，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将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大选进入倒数计时、特朗普地位不稳、以及共和民主两党的美国统治精英内部情绪的急遽转向，进一步促使中国问题成为所有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过去所有总统选举都会有人炒作中国议题作为选举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个层次。这一切意味着面对习近平的豪赌，美国的反应可能会比他预料的更为激烈。

如何重启群众斗争

习近平想对香港和过去一年的群众斗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会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习近平过去曾多次进行过火的举动，结果把问题越搞越大，例如“一带一路”、去年对台湾的威胁、还有2019年的送中恶法事件。

群众斗争是击败恶法的关键，但这不仅是反对国安法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重启群众斗争只是第一步，但斗争要成功的话就必须清楚知道之后的每一步应该如何走下去。仅仅是号召民众上街是不够的。一场运动必须有组织和长期维持，尤其当敌人如此强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从过去一年的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的运动，尽管规模与英勇的程度惊人，但仍然没有成功反抗独裁统治。该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树立了群众抵抗的传统和象征，但运动没有成功赢得真正的让步，而中共丝毫没有停下对民主权利的攻击。

这说明必须建立更有组织、集中和政治上明确的斗争。迄今为止，群众运动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项至关重要的关键：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阶级因为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传统和阶级意识，在反对独裁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领导优势。虽然很多劳动人民参加香港民主运动了，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运动的主要群体，但他们只是作为个人去参加，而不是作为一支团结一致的组织势力参加。在香港，罢工这个武器并未曾以认真和有计划方法组织起来。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对于一次性的抗议是可以的，但要组织一场真正的罢工就需要计划和精心准备，需要在工作场所建立有实际的力量──具有民主会员结构的真正的工会。

美国和挪威的群众运动学者在150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知名研究发现：“产业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至少，比城市中产阶级更为重要。当产业工人动员群众反对独裁统治时，民主化很可能随之而来。” （Dahlum、Wig、Knutsen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斗争必须有民主地组织起来。自发行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为了维持运动并传播到香港以外（因为仅靠香港本地的运动是不可能取胜的），我们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协调，通过民主投票和辩论选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选来代表运动发言并明确指出其目标，以动员更多所需要的人参与。

所有重大决定都需要通过民主讨论得出。多年来统治民主运动的泛民精英从来不是这样做的，但是虚拟的碎片化运动也不能提供这个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动员群众变得更困难以前，运动就已经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达到极限了。之后就需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新方向和组织方式。

斗争要胜利，就只有在中国引起更浩大的运动，甚至扩散到周边地区。随着国安法通过和中共对香港的直接统治，这个基本事实会更加明显。仅凭“五大诉求”这种非常有限的诉求，或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种仅限于香港的口号，难以使中国的工人看到这场斗争与自己有甚么关系，因而不可能引发一场全中国的运动。如果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不试图将他们包括在内，那他们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支持这个运动？

所以说，斗争必须转变为阶级斗争，反抗中港两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不民主，而且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导致经济崩溃、住房困难、失业和数以百万计人的贫困。因此，香港的民主斗争需要超越本来有限的民主诉求（毕竟北京早就完全否决了这些诉求），而是同时涵盖其他迫切的劳动者诉求，捍卫广大劳动者的权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间禁止强制无薪假和克扣工资、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投资、征收富人税来支付疫情的公共开支、将制药公司、银行和地产商收归民主公有，并反抗大资本家的权力。

这种将革命性民主斗争的诉求，与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性纲领，是组织香港工人（当中高达9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方法，也是向中国的工人阶级建立连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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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比大萧条还要更迅更猛。”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3月24日做出的此番评论表明，全球性事件越来越可能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通过研究并吸取上世纪30年代的教训，我们可以为其做好准备

Per-Åke Westerlund， 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ISA瑞典支部 ）

1930年代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命悬一线的十年。 倘若当年国际上存在一个强大的革命社会主义群众政党，对制度的仇恨和斗争的坚定意志定必能够终结资本主义制度。 那十年间的最佳小说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书中描绘了大萧条期间一家的困苦遭遇，在通往更美好社会的漫漫长路上不断前行。

1920年代──投机和泡沫

大萧条之前的时期与2008-2009年危机的前夕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些特征又在此后的十年以更庞大的规模重复著。 1920年代为大萧条奠定了基础，而1929年10月至11月华尔街的崩盘则是其导火索。 然而，在研究这些危机的过程与相似之处时，我们必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这些危机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谋求全球市场和全球化生产，但资本家却是有国界的，这便是蕴含在制度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资产阶级依靠民族国家及其军队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在本国内支配工人和被压迫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驾齐驱。 同样，在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高速的全球化伴随着军事开支的持续高涨，不过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其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可不是个和谐的过程，它无时不刻在积累著远为尖锐的矛盾。 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化进程以当时世界上最为血腥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结束。 战争终结于俄国和德国革命的爆发，但帝国主义之间尖锐的矛盾依旧存在。 共产国际当时预测，如果工人阶级未能夺权，就会发生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美帝国主义在战后经济进一步增长，与其他列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整个1920年代间，全球六成的资本流动来源于美国。 华尔街成了全球金融中心，大型垄断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凭此美国的经济被视为典范。 资本主义的宣传称，不久每家每户都会拥有私家车。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1928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豪言“战胜贫困的最终胜利”即将来临。

在一战后的欧洲，革命撼动了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为之寝食难安。 随即而来的是经济的急剧衰退，使本就沉重的战争债务雪上加霜。 通过一系列国际协定，资本家渴求的紧缩得以实施，这些就是欧盟的前身。192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主张实行黄金兑现、财政纪律和独立央行。 此外，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刺激难以实现，自英国起，许多国家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以便实行财政紧缩。

资产阶级宣传说市场会带来和平。1930年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本应控制住动荡的市场。

如近几十年来一样，1920年代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 在美国，工资每年增长1.4%，而股东的收入却每年上涨16.4%。 为了维持消费，分期付款就被推广开去，家庭负债持续上升。200家最大的公司拥有了69%的财富和56%的利润。

1929年──泡沫破灭

1929年的前几年，信贷和外贷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新型金融工具诞生，投资银行首度成立，制造型企业参与到金融投机当中，美国的大银行开始介入全球财务。

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对泡沫和炒股深感忧虑，却又对采取行动畏首畏尾，担心引爆危机。 这一幕在2000年代再度上映，全球各政府的行径与其并无二致。 泡沫公司引经据典，虚誉欺人，只为其高股价辩护。 从1928年12月至1929年2月，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旗下的一家公司，高盛贸易（GS Trading）的股票市值翻了一倍多。1929年的夏天，美国的股价上涨了25%。

当时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今天，资本主义媒体把市场称为一种需要善加对待的自然现象。 而在1929年，美国1.2亿的总人口中有60万人持有股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真正重要的交易者当然还要少得多。

危机率先来到欧洲，首先是1927年的德国。 但列强美、英、法拒绝降低战争赔款，依旧要求德国付战争债务，使得危机愈发升级。

经济崩溃不是单一事件，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后开始的一个过程。 美国联储局、华尔街的大银行和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 好几次危机都被宣布结束，如1930年3月1日胡佛总统所做的那样。 然而，1930年11月华尔街新发生了大崩盘，由此开启了三年的恶性循环下跌。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公园，大萧条面包线

危机蔓延

大萧条是一次骨牌效应：股市崩盘引发了恶性通缩，蔓延至生产、商品和世界贸易各领域。1929年9月至12月期间，美国的进口下跌了20%。

对于每一个背负债务的人而言，通货紧缩都有如千钧重负，或多或少冻结了新的贷款。 工业生产的下降打破了以往的记录。 在18个月里，福特公司解雇了四分之三的员工，原本12.8万名职工仅剩3.7万人，这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然而，在今天的新冠肺炎危机中，失业的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9年至1931年，美国的GDP从810亿美元下跌至一半不到的400亿美元，工资开支从1929年的510亿美元下降至1931年的310亿美元，投资几乎跌至零。

即使上述数据表明工资占GDP的比重在增加，社会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甚至出现了有粮食，没钱买的状况。

全球范围内，1931年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始了国家债务违约的浪潮，随后秘鲁、智利、巴西和哥伦比亚纷纷加入了违约的行列。 匈牙利也在1931年成为第一个违约的欧洲国家，1932年南斯拉夫和希腊紧随其后，接着是1933年的奥地利和纳粹掌权后的德国。 主权违约使得货币贬值和债务减免成为可能，这让国内的资本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但对于工人和穷人而言，这只意味着更糟糕的紧缩政策。

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在任何重大的危机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日益高涨，从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甚至于一些“左翼”政党都会趋于支援“他们的”政府。

在大萧条期间，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深化了危机。 正如今日在特朗普（台：川普）的领导下，最大的经济体一马当先，有比以往更大的空间我行我素，却依旧无法摆脱对世界市场的依赖。1933年，美国的新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出席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时候，声明每个国家都应各自处理本国的经济──货币、债务和赤字。 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外汇风险是其致命弱点。

查理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撰写的大萧条史中写道，这意味着在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中“群龙无首”。

现在臭名昭著的美国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包含了2.1万个关税条款。 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此迅速扩散：“加拿大优先”成为了该国胜出选举的口号；英法两国收紧了殖民帝国内部的贸易联系；德国与匈牙利及巴尔干诸国成立了帝国马克集团。

1931年1月的世界贸易额是29.98亿美元，两年后下跌至9.44亿美元。 美国的失业率上升至24%，在德国甚至超过了30%。

小罗斯福

小罗斯福在位总统的任期往往被错误地授予了解决危机的殊荣。 事实上，罗斯福采取了一些资本家厌恶的措施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前一时期的投机、债务和泡沫。 可是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改变体制，而是如他对自己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拯救私人利润的体制”。

然而，这一情形也与今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那些私有化的主张者，压缩公共部门的辩护者和削减公债的支援者，无一例外跪倒在国家的脚下乞求获得拯救。 商界欢迎政府的干预和支援，赞扬修建桥梁和道路的决定，也为其他能给他们带来利润的手段喝彩。

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益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 为了支援政府，防止来自下层的行动，采取和强调的措施都是“有力而果断”的。 罗斯福就特别重视制止1934年美国的罢工潮。

在罗斯福的新政下，失业者的数量从1500万下降至900万，许多新增的工作岗位都只有最低工资，除大企业外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

到了1937年中旬，美国的产量恢复至1929年的水准。 工人的斗争使得工资上涨，也因此带动了消费。 但在193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二，经济的新一轮急剧衰退随即而来。 紧随危机后的是生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举例来说，棉花的价格下跌了35%，橡胶下跌了40%，那些靠商品赖以生存的国家受到了打击。

1937-1938年的危机证明新政远未解决病笃。 体制的潜在弱点不断引发新的危机。 尽管如此，也只有美国这种体量的经济体才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尝试新政。 在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为了防止革命，把国家的权力拱手相让与独裁者甚至法西斯主义。

一个国家的表面获益仍然是全球体系的损失。 从来就没有“全球力量”或合作，也不靠金德尔伯格等人所解释的“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只有在军备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生产才得以恢复。

阶级斗争和革命

1920和30年代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是极度迂回曲折的年代。 在深刻地分析这段时期，为劳工运动及其政党提供具体建议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托洛茨基，他领导了俄国革命，却被斯大林独裁政权清洗并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依照马克思的观念，阐述了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经已无法发展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而且，解决资产阶级和大多数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将引致国际社会主义，这是向前进步的必由之路。

尽管苏联出现了斯大林（台：史达林）式堕落，但战胜沙皇和资本主义的记忆犹新。 与银行和其他资本主义机构一样，建制政党也被危机削弱，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激进化和斗争的爆发。

在美国，危机初期时工人们被震撼住了，但此后阶级斗争于1934年迅速增长。1934年，150万工人参与了罢工，《洛杉矶时报》甚至称三藩市的一场罢工为“共产主义叛乱”。 由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和起义是工人组织的典范。 反抗强迫迁移和失业的委员会不断扩张，员警也对工人毫不手软，大规模镇压工运。 静坐罢工始于1936年，次年便增长至477起。1935年新成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1936年其成员爆炸性增长至500万人。

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发生了革命和群众斗争，法国和西班牙于1935-1936年首当其冲。 当时在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导致了毁灭性的失败。

正如在1933年，尽管已有群众政党和有组织、甚至是有武装的工人阶级，他们也未能阻止希特勒掌权。 这彰显出一项重要且决定性的任务：建立能够取得胜利并废除资本主义的工人组织和政党。

大萧条后和今天

在经历了大萧条──经济上的失败，对法西斯主义的尝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之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强化──资本家不得不用民主为自己涂脂抹粉。 他们被迫委曲求全，例如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一些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放弃殖民地（尽管仍保留经济上的束缚）。 许多如股市、银行、金融业务等机构压低了姿态。 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这些是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

然而，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激进化、阶级斗争和殖民地革命，然后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加上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这些无不致使资本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在对工人和福利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 他们看似胜利了，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化。

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迎来其尾声。 我们将看到资本家的让步和攻击、刺激和紧缩交织在一起，他们在新的危机中比2018-2019年更加趋于民族主义。 即使许多国家的斗争水平和阶级意识尚低，但这场危机仍将使群众普遍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工人阶级远未被击败，只是尚未组织起来。

1930年代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废除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将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存续下去。我们在 这场新危机期间的任务便是要建立起这样的党组织、运动和国际组织。

阅读：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全球化的终结-大萧条的教训” 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世界萧条时期：1929–1939年” 利奥·胡伯曼（Leo Huberman）：“我们，人民-美国的戏剧”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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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

Jack W　中国劳工论坛

“在武汉……只是一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里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着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里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台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一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一记耳光。

2月1号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一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着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一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一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一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糊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制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制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制，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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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差别对待，如同7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又或是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是公然的种族主义

帕莎，社会主义行动

香港的抗争运动争因疫情而暂时减少。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运动自去年6到10月数百人上街的高潮，早已逐渐走下坡。加上缺乏清晰的方向，运动必然地出现疲惫。要维持并整合足够强大的群众抗争力量来对抗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独裁政权，运动需要有组织、民主架构、且最重要的，就是向中国工人阶级输出革命的策略。缺乏这些元素的情况下，运动在11月开始出现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我们就曾经警告过种族主义情绪有机会萌芽，并会破坏运动。不幸地，如今这个威胁正逐渐成为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初，由于香港政府拒绝采取任何有效防疫政策，新成立的医护员工正发起罢工，要求全面封关。

另一边厢，号称“黄店”（支持反政府运动）的光荣冰室贴出告示，称其员工“只懂广东话和英语”，而拒绝接待任何说普通话的顾客。其后，餐厅再次澄清欢迎台湾人。换言之，语言问题是假命题，实际上剑指中国大陆人。

号称“黄店”（支持反政府运动）的光荣冰室贴出告示，称其员工“只懂广东话和英语”，而拒绝接待任何说普通话的顾客

中国人不等同于中共

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差别对待，如同7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之前的美国，又或是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是公然的种族主义。但是在香港，光荣冰室的举动却得到了许多支持民主运动的民众所支持。霎时间，其他“黄店”皆纷纷仿效，有些更以防疫为由，直接告示“恕不招待大陆人”。然而后来疫情在欧美全面爆发后，亦不见得停止招待西方人士，可见防疫问题也是个假命题。

固然，我们理解这种情绪源自于香港人长年遭受北京的打压。但中共政权与广大中国大陆的民众并非一样的，实际上中国广大劳动者与香港人一样都是中共压迫的受害者。

然而，右翼本土派一直试图将中共与中国人混为一谈，煽动所谓的中港族群对立。

至于香港这些支持民主运动的“黄店”，以疫情为由无差别针对中国大陆人，实际上与西方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民粹、将亚洲人与新冠病毒等同起来无异。美国媒体报导在过去几个月间，美国亚裔人遭受更多的种族歧视，包括语言侮辱乃至严重的暴力攻击。

关于这次疫情，港台媒体，尤其是香港反建制阵型，都会使用“武汉肺炎”来指称这个疾病。很多人为了抗议中共而拒绝使用“新冠肺炎”一词，更提出西班牙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等作为例子。

但是，以某地域来命名疾病的做法已经被今天的科学界所摒弃。世卫于2015年更改疾病命名标准，避免使用特定地域或社群，并指出如“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名称会造成“负面后果”。当年的决定，是受到了中东国家的压力。而西班牙把1918年流感称为“法国流感”──该流感其实不是源自于西班牙，而是因为当年该国没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未有军事审查，因而成为了第一个允许媒体广泛报导疫症的国家。至于2009年爆发的H1N1猪流感，也没有因其源自美国而被称为“美国流感”。

种族主义如病毒

如同病毒一样，种族主义歧视并不会只侷限于特定族群。种族主义源自于资本主义的不均、贫穷、房屋短缺与经济危机。在中国大陆，针对湖北和武汉人的地域歧视也是非常严重，亦因此最近爆发多次抗议。尤其是湖北人感受到最大的压力，在寻找工作或旅行到其他省份时往往会面对更大的困难。

至于香港的泛民主派，基本上悉数屈服于近期升温的排外情绪下。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希望在9月立法会选举捞取更多选票而向当前的排外情绪屈服，甚至妄图在这个不公平的选举游戏中击败建制派。他们非但没有谴责公然种族主义的“黄店”，民主党早前更迫使该党中委蔡耀昌辞任所有党务，原因是他对于光荣冰室等黄店的种族歧视，要求平机会主动调查。

社会主义者反对种族主义，因为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香港革命并不可能只在一个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临全国的革命反抗，否则不会倒台。独裁专政是需要被打倒的，历史上从未有专制政权可以被成功“游说”改变其统治手法。因此，只要中共一日在位，香港就不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让步。

为了团结中国大陆广大工人斗争，我们必须完全抵制任何种族排外主义的情绪，并且提出中港两地群众的共同立场：争取工会权和罢工权、解封网管和报禁，反对裁员、低薪等等。反之，种族主义一旦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中植根，只会分化中港两地的劳动群众，甚至可能把大陆人推向独裁者的怀抱，或者在两个烂选项中不站边。因此，唯有拒绝种族主义，香港革命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