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救护装备足够，医护人员是很乐意与市民一起对抗疫症的

大坑东　社会主义行动

社会主义行动于2月3日（一）早上派员到了玛嘉烈医院的医护人员罢工街站，声援并访问了罢工者。

何小姐是玛嘉烈医院妇产科护士。她表示需要封关，因为医院仅有的一座有负气压房并用作隔离用途的大楼并不足够。“曾经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个怀疑个案，最终该病人确诊，因为担心受感染，该病房要整个关闭了。”而因为内科病房需要接收怀疑个案，因此要腾空妇产科病房，准备接收原为内科病房的病人。妇产科的人员也有部分需要到内科病房工作，填补内科病房人员处理疫症个案的空缺。另外助产士的实习已停止，可见空间和人手明显不足。

另一位受访者黄小姐是九龙一间医院的外科护士，为免被秋后算帐而拒绝透露哪一间医院。其医院需要接收不少怀疑个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疗部的同事也需要处理肺炎病症，故现时癌症以外的非紧急手术，全部都暂时停止了。医院内仅有的两个隔离病房亦差不多满了，故医院打算用其他部门的病房改装成隔离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规格并不是标准的隔离病房，所以她对其安全性很有怀疑。

另外防护装备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规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给深切治疗部和隔离病房的人员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隐形的病人，同样属高危地方。但医管局却漠视这情况，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参加了罢工，希望政府和医管局正视疫症。如果救护装备足够，医护人员是很乐意与市民一起对抗疫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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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为危机买单的应该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成为了中共政权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也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带来更多的冲击。台湾资本家将会把因着疫情而来的经济损失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对工人阶级进行更多攻击，台湾工人阶级需要为此准备，组织斗争。

疫情打击经济，真正受害为基层工人

因着疫情危机及恐慌，进一步冲击台湾各层面的经济活动。已有跨国金融机构对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预估下修到2.37%， 而台湾主计总处则估计，若疫情长达三个月，经济成长率将减少0.35%~0.5%。 由于在中国内高达80多个城市封城，造成大量台商在大陆的工厂停工。而在台的工厂也高度依赖对中进出口，例如化工及科技业也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问题。占整体GDP比重超过六成的商业服务业，包括餐饮、零售，还有观光、交通，也因为群众恐慌、消费减少而大受影响。

面对资本家的利润损失，政府 延续著自2018年初以来的劳基法修恶政策 在2月3号公告11个产业放宽七休一，这将会影响160多万劳工的权益，使其更加血汗过劳。

就在近几日，便有一名在“华新”口罩厂中任职长达14年的熟练女工因着压力过大、过劳，而不慎遭到机器截断手指。而网上亦有众多药局员工、药师纷纷怒批口罩售卖的庞大业务使他们不堪负荷，并讽刺是在替政府“做功德”，而这只是在疫情冲击下“过劳之岛”的冰山一角。

同时政府也并不反对资本家借此时机让工人放无薪假， （仅用政府资金给予无薪假劳工以有限津贴、或给予企业补助来补贴营运损失使其不施行无薪假。） 甚至允许企业不用向请疫情照顾假的工人给薪 （仅用政府公帑补贴“符合资格者”的部分工资损失；或给予照常给薪之资方租税奖励。） ，同时也未给予工人阶级在家工作或弹性上班的权利。

可以看到政府正一方面尝试着用公帑来替资方吸收营运亏损，另一方面将坐视资本家将疫情的经济损失转嫁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却不强硬要求企业在职场上提供充足的防疫医疗资源，来保障工人阶级的生命安全。

工人阶级需要组织和加入工会，反对资方及政府趁火打劫，争取所有因应疫情的劳动权益。应该为危机买单的应该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在2月底，行政院将会提出了为期1年多的600亿特别“纾困”预算来援助资本家与中小企业主的需要， 目前的预算投放计画已经博得众多资方的喝采，可见的确将能有利于台湾资本家。

部分台商及资产阶级台派期望，一部分产业的订单会从中国回到台湾的工厂，并加速台资回流，振兴本土增长，而这也是民进党政府当局对未来的期望。但在中国经济受到打击，甚至全球经济有陷入衰退的危机下，台湾整体经济受到打击远远大于受惠。再者，回流的资本为了最大化利润，趁危机发灾难财，必然会进一步攻击工人阶级，因此其所带来的新工作职位将会更为低薪、长工时、不稳定。

彻底防疫需要医疗部门民主公有化

台湾相较其他中国周边地区的疫情控制较为稳当，目前仅出现26个确诊案例。蔡英文政府暂时似乎收割了疫症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反中情绪，为她一定程度稳定了民意。但长远经济恶化的问题会使台湾工人阶级愤怒起来。

目前，全台湾只有1100床的负压隔离病房， 一旦不幸发生大规模社区传播 ，肯定会不胜负荷。 因此，民主公有化医疗部门及医护用品生产（并在充分保障劳权的前提下，致力加大产能确保医护防疫用品能充足供应社会总体需要），交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并立即兴建更充裕的负压隔离病房，是解决潜在危机的迫切关键。

反对种族主义，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打击病毒危害

世界各国为了防疫纷纷封关，台湾政府也在2月7号之后陆续全面禁止居住与旅经中港澳的人士入台。在国民党人徐正文包机案中，可以见到台湾资本权贵享有特权，在封关后仍可以回到台湾。而且，在该事件中也有好几位是具有中国籍的台商权贵，借由徐正文（或者是国台办）的协助，违法登上该次包机来台。可见有钱人总是有他们的办法找到特别通道，不会受国籍限制的。

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所有的封关和检疫措施，但反对根据种族或国籍的不平等政策。病毒的感染是不分种族，如果要做到彻底的入境防疫，应当是不分国族 、国籍的一致防疫措施，只要是在疫区旅游或居住者，皆须以同样隔离方式处置。现时台湾的封关政策还是包含种族或国籍的不平等，例如台湾居民的中配子女只有选择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可回台，但如果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就不能。此外，在现行边境防疫政策下，在台陆生一旦离境就会被禁止回台，学业进度将会被打断；但有台湾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则只需要“居家检疫”14天。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有效对抗疫情，在欠缺工人阶级的左翼方案下，全球出现反对中国人以至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台湾针对中国大陆人的排外情绪也在升温。可以预计在中美冲突升温下，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将会更有意识地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作为攻击中国的一个武器，同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的种族歧视，反对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疫症下更需要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在医疗、公众安全和经济问题上互相协调和合作，这是资本主义政府不能给予的。

加入腐败无能的WHO？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疫情中尽显其腐败无能与官僚主义，一直为中共淡化疫情的严重性，还称赞“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美日政府和欧盟近日表示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身分加入WHO，只是想在中美冲突中利用台湾反对“一中原则”作为攻击中共的棋子，与台湾自主权和对抗疫症毫无关系。社会主义者固然理解台湾群众渴望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但加入世卫并不会有助对抗台湾以至任何一个国家的疫情。工人阶级不能信任各国的政商联合体，而是需要靠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对抗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主张：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对民进党政府的防疫政策表示不信任。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组织起来，在职场上成立防疫委员会，要求企业提供口罩等防疫措施，争取有薪防疫假、在家工作权以及弹性上班时间（以避开人潮），保障劳工的生命安全。

防疫委员会将是紥根职场的工人组织，在面对裁员和减薪等打压时，可以团结各职场的工人共同斗争。事实上空服员职业工会争取戴口罩及护目镜等相应防疫期间的劳动权益，正是工会力量的表现，这更证明工人阶级组织的重要性。

医疗部门应该民主公有化，大量增加对医疗的投资，确保疫情恶化时有充足的医护人员和设施（包括负压隔离病房）。医疗部门应该由医护人员民主控制，防止官僚主义造成的灾难。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生产应该全面民主公有化，防止物资短缺及奸商图利，并确保充足的产量并使得以人人廉价使用。

同时两岸工人阶级也应当团结斗争，声援中国大陆的民众和医护工人，反对一切的国族歧视，并且支持中国群众争取言论自由，反对一切言论封锁，打倒中共专政。

疫症危机起初是由中共独裁及资本主义体制造成，但台湾以至全球也不会能独善其身，台湾以至全球工人阶级必须不分国族的团结斗争，对抗无力终结对抗各式疫情的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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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工人行动起来——在所有职场建立工会及抗疫委员会

源於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於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於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制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制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叁日後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叁日後，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於专制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著“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籲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籲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於《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幹，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里，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範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 员工有权在上班时间内参与抗疫委员会工作
• 员工有权拒绝到中国公幹
• 员工有权弹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诉
• 停止警队加薪，为医疗人员增加大量紧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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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当然要认识法律，但不应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而是应当通过切实和坚决的斗争建立实质的工会力量，夺取主动权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2019年的抗暴运动除了极大地动摇了林郑月娥与中共专制政权在香港的统治威信外，更进一步催生了多年以来最热烈的工会成立浪潮，各行各业的新成立工会如雨后春笋冒起。这显示了群众仍然坚定的抗争意志，开始意识到过去劳工权力的不足和薄弱。劳工处资料显示，去年有25个新工会成立，而2018年只有13个。

但同时，目前新成立的工会仍在试验性阶段，很多实际仍未能真的进入职场。本地工作多年来趋于零散化的困局不会立即就能被克服过来。因此，当务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于新工会真正在职场扎根。要达到这一点，必需以职场中的基层工人作为会员基础，并保证工会的组织民主和定期会议，会员参与民主讨论和决策。这一点在斗争的过程中尤其重要，斗争中的策略和决策应当经过全体会员的民主讨论和同意。

工会角色

而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突显了在职场建立工会的迫切性。工会应当更积极和深入地强调保障员工健康和职场卫生的诉求，必要时准备发动罢工斗争。工会要吸引更多工人，从而成为一个实体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在这次疫情斗争中作出了不俗的示范。虽然罢工没有争取到全部诉求，但经过医护人员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后，医管局员工阵线工会今后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力工会。

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会中出现了重要的辩论——工会应依赖法律还是抗争捍卫劳权？社会主义行动不认同新工会的重点在于“法律”工作。令人忧心的是部份新工会似乎受过往职工盟的组织形式所影响，成立之初就倾向于NGO模式，强调所谓“会员福利”而远离斗争。香港劳工法规本身就残缺不堪，且明显有利于雇主资方。工人当然要认识法律，但不应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们的权利，而是应当通过切实和坚决的斗争建立实质的工会力量，夺取主动权。

新工会必需在斗争中建立起实质的力量，令工会真正成为捍卫劳权、反对独裁政府、反对资本家经济专政的有力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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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着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着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复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复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复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复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制垮台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复，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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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路风雨飘摇

Rob Jones，社会主义抵抗 (ISA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接近尾声时，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削减总统权力、加强议会和总理的权力的宪法修正案，并将所谓的“国务院”从一个咨询机构转变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 似乎连政府的部长们都对此感到震惊。

仅仅一个小时后，梅德韦杰夫总理在与内阁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和整个政府将总辞职，以便实施必要的改革。 他随后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直接对总统负责。 到了晚上，相对没那么知名的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被任命为总理，米舒斯京被视为“技术官僚”。

普京正在准备多种备选方案，以在2024年总统任期结束后继续执掌大权。 根据俄罗斯宪法，一人只能连任两届总统。 但是普京自2000年以来一直执政。 在他的前两个四年任期中，他利用宪法漏洞采取了交换职位的方法──普京成为总理，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统──然后两人再交换回来。 为了进一步延长他的统治，宪法修改将每届总统任期延长到六年。

俄罗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真正的反对党和候选人不被允许参加选举。 过去，普京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援。 在叶利钦领导下的多年经济混乱和灾难之后，他的政权被认为是恢复秩序的功臣。这与2008年之前石油驱动的经济增长时期不谋而合，人们的生活水准在这一时期的到了提高。 在石油储备被用来度过全球危机的头几个月，尽管经济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但是占领克里米亚的让克里姆林宫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即使是短暂的爱国浪潮。

前途困阻

现在，克里姆林宫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危机。 生活水准已经连续下降了5年。 但这并非是谷底，新的全球衰退呼之欲出，这将使俄罗斯面临更大的困难。 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明显增加，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未经历过苏联时代一出生就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普京统治下，许多人对此感到不满。 政府的支援率直线下降，普京本人的支援率也处于他上台以来的最低水准。 在过去的几年中，针对养老金改革，腐败、操纵选举以及生态问题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除了普京所珍视的“国家计画”之外，他在上次选举后做出的一系列诸如提高预期寿命等等的宏伟承诺也都没有兑现。 甚至连气候也在破坏以前的稳定感，俄罗斯的气温上升速度是全球的两倍多。

目前，企业全心全意地支持当局，反对政权的商人被边缘化或被迫逃往国外，剩下的商人则受益于低工资和低税率。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迫近和明国会选举的临近，克里姆林宫变得越来越紧张。 尽管他们不可能在阶段性的议会选举中失利，但如果投票率暴跌，或者像去年夏天在莫斯科发生的那样，出现反对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们将受到严重打击。 如果群众运动发展起来，这可能会引起统治阶级的分裂。

先发制人

因此，克里姆林宫似乎已经决定提早采取行动，寻求延长普京统治的方法。 他们的首选方案现在似乎已经被排除。 过去有几年，俄罗斯和白罗斯一度打算从现有的联盟关系强化成某种形式的联邦，并由普京担任联邦总统。但后来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此表示抵制，特别是自从乌克兰事件以来，他已经离俄罗斯越来越远，并靠拢欧盟。 现在，哈萨克斯坦提供了新的选项。 在那里，独裁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退休，提拔其女儿担任议会议长，组织选举了一位安全的傀儡总统，并接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仍然掌权。 并顺便以自己的名字重命名了首都。

现在我们得看看俄罗斯未来几个月的局势如何。 默默无闻的米舒斯京总理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的工作被认为只是在宪法改革推进的同时固守堡垒，尽管他暗示将进一步降低营业税。 他的候选人资格毫无异议地在议会获得通过。 一直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所谓共产党人投了弃权票。

但是，为了防止米舒斯京有什么非分之想，克里姆林宫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过去几个月，一些高级区域税务官员被捕，这通常被视为对他们上面的人不要越轨的警告。 与此同时，反腐运动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声称，米舒斯京和他的妻子的收入和财产比官方允许的收入要多许多倍。

宪法改革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正在推进宪法改革。 已经成立了一个由75名宪法律师、学者、文化和体育界人士组成的工作组，以审查克里姆林宫的提议。 目前有11个要点，包括加强国务院的权力以及禁止双重国籍或在外国居住的人担任公职。 讽刺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包括将养老金自动指数化引入宪法。

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国务院”的地位将发生关键改变，该机构目前是一个咨询机构，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的7个联邦地区的州长、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地区政府首脑和4名国会分部领导人组成。 至少看起来，还要增派一个强力安全部门首长，让普京作为国务院首脑掌握实权。

不能排除的是，这个工作组只会“修改”克里姆林宫关于取消两届总统任期限制的提议，让普京接受“人民的意愿”，成为终身总统。 另一种可能性是，将设立一个新的职位──“国家领导人”。

“人民投票”

不管怎么修改，这些提案都将在5月初“作为一揽子”进行“人民投票”。 克里姆林宫坚称这不是公投，但也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将是一次关于对总统信任的无党派公民投票。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俄罗斯人可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议程相距甚远。 但是，这些变化是多年来最重大的变化，激起了一波政治讨论。 在去年政府推动提高养老金年龄后，许多人对养老金指数化的承诺发表了评论，以此表明为什么不可能相信这些建议。 现实情况是，这种试图改变国家结构形态的做法是承认该政权正在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危机。 谈论这些变化是否会转化为抗议还为时过早，但不可避免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民众进行反击的信心可能会增长。

为经济和民主权利而战

自由派反对派将试图利用这种情况，主张以某种形式的“诚实的资本主义”结束威权主义，而不理解目前的政权正在实现大多数俄罗斯企业的愿望。 他们将争取真正民主权利的需要与经济和社会问题分开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支援降低工资和养老金改革。 通过这样做，他们正在为工人阶级的参与制造障碍，这是唯一可以在俄罗斯带来真正变革的力量。

但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将站在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最前线。 我们支援召开一个由俄罗斯劳动人民、青年和少数民族的民主选举代表组成的制宪会议，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而不是由来自俄罗斯统治精英的75人组成的工作组来修改克里姆林宫的提议。 同时，我们努力争取人人有适当的工资，扭转养老金改革，为免费和高品质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提供适当的资金，并将自然资源、银行和大公司纳入社会公有。 这样，这些资源才能得以不再被用来支援独裁政权，而是被用于普通民众的利益。 结束这一独裁资本主义政权的唯一途径，是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俄罗斯，使之成为更广泛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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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社会主义党（国际社会主义出路 [ISA爱尔兰支部]）声明

爱尔兰的2020大选别具历史性的意义。共和党（Fianna Fáil）和统一党（Fine Gael）两个主流资产阶级政党加起来的总得票暴跌到43%的历史低位。

这次选举反映了底层社会对於“真正改变”的渴求。

新芬党（激进民族主义者）是这场选举的大赢家，该党获得最高的得票率 24.53%，但是共和党还是得到最多议会席次，因为新芬党没有足够候选人参选来最大化支持度骤增的效果。

新芬党会以选举作为平台来发动真正变革吗？不只是针对爱尔兰资产阶级党派的挑战，而且是对於体制本身的挑战。

如果新芬党（和绿党）拒绝与共和党和／或统一党形成联合政府，那他们或许可以给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并创造一个活跃的“人民力量”运动，结合工会运动者、一般工人阶级，尤其特别是可改变爱尔兰社会的青年。我们认为这才是新芬党和绿党应该采取的做法。。

然而，新芬党和绿党却已透露出他们有準备要与共和党或是统一党形成联合政府。如果是这样发展，这等於把上周六为了真正改变而投票的人民的希望与抱负引进失望的死胡同里，他们并将为此付出代价，只因为共和党和统一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财团企业与超级富豪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们也应该留意到新芬党表示过他们对自己没有设立底线，所有在选举中推出的政策方案都能被协商，而在北爱尔兰（由英国统治）的联合政府中，新芬党早已在施行残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

艰困的条件

社会主义党参与其中的“团结”（Solidarity）运动，在９个选区中参选。然而，我们的主要重点摆在让现任的两位国会议员Mick Barry（科克市中北选区）和Ruth Coppinger（都柏林西区）。我们隶属更广泛的联盟，也就是“团结”和“人民先於利润”（People Before Profit）所组成的连线。

因为新芬党是非建制政党中的最大政治势力，於是争取真正改变的情绪，反映为支持新芬党的风潮。而选举的整体情况是很困难的，在2016年我们的胜选，可以说是反对水务税的群众运动的结果，我们协助发起并领导了这场运动，并强化了人民的信心。但自此之後，除了2018年又有一次废除宪法禁令争取堕胎权的活跃鬥争，人们普遍来说淡出活跃的政治参与。

选举结果

我们很高兴Mick Barry可以在科克市北中选区实至名归地连任。儘管新芬党拿到26.7%的第一选择票得票率（超过2016年的两倍），他仍顶住了新芬党强烈的分票效应，赢得最後一个席次。他一直是聪明能幹的社会主义之声，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我们很遗憾Ruth Coppinger只差几百张票而未能於都柏林西选区连任，该区是全国竞争最激烈的选区之一，而且新芬党获得了大幅进帐，他们在这区拿到了28%的投票率（也超过2016年的两倍）。此外，绿党的支持度也有更长远的增长，在这一选区他们从2016年4%增加到这次的11%以上。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Ruth取得10%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她将在议会之外继续捍卫工人、女性和地球环境的事业。

对於Ruth落败，我们和许多都柏林甚至全国的人民不约而同地感到失望，尤其是（但也不只是）在女性族群中，因为Ruth在许多事关女性的议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选前Ruth失去席次的可能性越佳明朗之时，一位女性在推特上表示：

“如果Ruth Coppinger没有连任，那将会是非常可惜。这位女士是过去那麽多重大改变的面孔，她也是青年女性参与政治的绝对标誌。我衷心地尊敬这位女士，如果她不能连任的话我会个人骚动。”

我们也认为必须特别提起Sandra Fay在都柏林西南选区参选的问题，因为有人不公正地批评我们，说我们决定在该选区参选，而损害了Paul Murphy连任的机会。

“团结”和社会主义党都完全有权在都柏林西南选区参选，我们在这区有将近连续25年的选举历史。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是前成员Paul Murphy退党，而他却受益於我们政党几十年来所努力建立的基础，过去许多党员勤奋工作让他不只一次而且是两次当选。因此我们完全有权参选，而且“比例代表单一可转移票制”（PR-STV，以多个选区订定最低当选票數，由选民不受政党限制就候选名单圈选顺序，当选之外的剩馀票得票顺序分配给其他候选人，强调政党比例代表性）的优点之一，就是让我们的参选根本不会实质影响Paul Murphy的选举形势。

当Sandra以赢得3,696票之姿败选时，她那里就有超过2,400票的大量转让票（占她总得票的叁分之二）给予Paul Murphy，让他最终得以当选。

“团结”和社会主义党将继续努力协助工人群众和青年在各种议题组织起来战鬥，同时为真诚的社会主义变革而战。由於气候变迁危机，民主公有制以及将重要的财富和经济资源交由工人和群众来计画运用，才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棘手问题唯一解方。

勿与共和党或统一党结成新联合政府

特别是新芬党（但绿党也是）应该明确排除与两个主流资产阶级党结盟的路线。这两大政党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有利於超级富豪和大财团的龌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国家体制。

我们不应忘记1992年和2011年，工党虽然承诺作出改变而赢得巨量选票，却让共和党以及後来的统一党重新掌权，而使人民深感失望。

有一种建议是说，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不但不包括共和党和统一党，甚至也不包括其他几乎所有党派的政府。我们了解为什麽这样的想法有吸引力，但显然很难实现。

社会主义党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试著与所有渴望真正改变并认真思考一般工人群众利益的政党展开讨论。

我们认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建造10万间可负担的住房以供出租或购买、实行15欧元最低工资、赋予工人在自己所的工会中成为代表的权利、大量投资公共服务并终止所有破坏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形式（尤其医疗部门）、政教分离，并基於工人阶级共同利益使南北爱尔兰群众真正团结，反对那些激起教派分裂、潜在暴力或任何胁迫特定族群的政策。

至关重要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变革，必须通过民主公有控制关键财富资源，并於腐败的资本主义割裂。

如果促成新政府的组成方案，我们会认为左派和社会主义的议会代表应采取上述方法作为底线。如果不同意这些变革，那麽这样再新颖的政府组成，仍将受到当前控制经济的既有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摆佈。

然而，我们要明确指出，如果下届政府要在一个不与共和党和统一党组成的政府，以及由该两党主导的政府之间作出选择，那麽我们会主张左翼和社会主义的议会代表一方面投票支持前者上台，但同时不参与其中。这样一来，一般民众将在实践中看到新政府会实施怎样的方针和政策，而我们的工作将是监督他们，要求他们履行真正改变的诺言，并组织工人、女性与青年继续为之奋鬥。

不管未来几周和几个月事情会怎样发展，拒绝共和党和统一党、以及渴望真正改变，都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讯号。大量人民投票支持新芬党，但现在的问题是，新芬党会代表著对根本变革的热切期盼而采取行动，还是像工党在1992年和2011年那样拯救共和党和统一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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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阶级必须组织起来

丽芬　社会主义行动(香港)

在资本主义的阶级不平等下，新冠状病毒肆虐下，首当其冲影响最深的就是劳动阶级。根据环境卫生大联盟显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洁工每日约需要35万口罩维持，但现时供应商已经中断订购，存货很快会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环署的外判清洁工也身受其害。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的调查显示，有三成食环署外判清洁服务承办商并没有为员工提供口罩。虽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惩教署将增产70万个口罩分配给外判清洁工，但这也代表每名清洁工一天只能使用一个，在高度污染的工作环境里根本不够。更甚者，据媒体报道很多清洁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洁员四处奔波寻觅口罩，用私伙装备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余，食环署更举报没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洁员。更可耻的是大部分清洁员都是食环署的外判员工，外判商时有拖欠薪金的事件发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经济负担

在疫情下劳工处呼吁家务外佣休息日应留在家中。外佣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雇佣同住条例下，星期天是她们唯一社交、宗教和处理个人事务一日，要她们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删去仅有一日例假。家务外佣最低工资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疯狂炒卖下变成外佣的奢侈品。社会主义行动要求废除雇佣同住条例，提供外佣充足而安全的住屋，并且确保雇主为外佣提供足够抗疫用品。

有港龙空服员工会有意发起抗争，反对公司拒绝全面停飞中国令疫情蔓延。因为在武汉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离营。国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别下令员工放“无薪假”，后者更计划裁减400名员工。

面对病毒侵袭，香港的经济开始步入萧条，资本家企图将经济损失转嫁工人，将有更多以“开源节流”之名，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打折扣出粮，或者直接裁减员工的事件发生。劳动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在职场建立强大工会运动，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抗疫装备，安全的工作环境，反对强迫放无薪假、减薪、裁员，在疫症中捍卫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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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接管这些大企业，而非将焦点放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

裘青　社会主义行动

反送中运动发展至今，面对政府死硬不作为、冷处理应对五大诉求，群众自行发起更多的抗争手段。当中受到很多关注的，是“黄色经济圈”消费者运动。此一号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都疯狂笔墨口诛笔伐。一时间市面上响应抗争的“黄店”门庭若市，而被标籤为“蓝店”者则门可罗雀，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的抗争士气，以致於不少商户纷纷在店面张贴反送中海报和标语等，大壮群众声势。

政府和中共对“黄色经济圈”的挞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时亦反面地展示了这消费者运动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亦要理解这一抗争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费者运动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对香港的经济结构造成影响——众所周知，香港资本大财团立场一直亲中共。这些财团与政府关係紧密，并控制社会上全部主要部门：交通、土地房屋、能源、电讯、大型连锁零售。一项2019年进行的调查发现，24个富豪家族拥有了香港一半的财富。

“黄店”的困难

相对地，支持运动的主要以小店为主，而小店并不掌握本地的经济命脉，而仅仅居於经济链的下游，因此这种杯葛亲中“蓝店／蓝企”的运动，对其实际打击有限。大财团近半年的盈利下跌与亏损更主要的原因毕竟还是由於整体经济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业、贸易、主要企业新增投资的衰落。

《立场新闻》年初时曾报道过“黄圈”网店“光时”在营运中所面对的困难，包括租用营业场地、物流运输、进货渠道与货源等都面临各样困难。这显示了大财团以其垄断位置与雄厚财力去扼杀小店生存空间的能力。在货源问题上，为了维持基础利润以求收支平衡，有时亦不得不选择一些中国货源。

这些都揭示了现时“黄店”与“黄色经济圈”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客观困境。因此，我们当理解这种消费者运动的限制。

打破既有经济权力结构

“消费者运动”并非香港独有的新运动。过去几十年，气候环保份子一直呼籲民众购买环保产品，并由於为地球带来严重破坏而号召杯葛使用私家车或飞机。但这个策略未能扭转由100家最大企业所製造出来的气候危机。要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接管这些大企业，而非将焦点放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而要做到这样，我们需要团结鬥争打破既有的经济权力结构（资本主义），并将其以民主公有制来取代。这个问题同样适用於世上垄断资本主义最集中的香港。

现在，反送中抗暴运动极需要连结到建立新的工人阶级运动。由於经济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恶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现倒闭潮和解僱潮。工人阶级更需要组织起来反抗，準备发动罢工行动来保护工作岗位及工资等。而反威权的鬥争则需要以更有组织的方法来延续及强化，例如现在新工会的成立就是正确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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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为政权的言论审查和处理不当付出代价

周毅 中国劳工论坛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遭遇超负荷的挑战，以疫情发源地的湖北武汉最为突出。多所医院出现人手、资源不足及医护人员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一些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去厕所而必须使用尿布；一些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有影片显示，一名武汉人在当地医院能够见到医生之前需要排队10小时。实际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医生接受《叁联生活週刊》采访时已经指出，各个医院的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有些医院则没有检验的条件。随著疫情恶化，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的短缺造成的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导致全中国逾1700名医护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汉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国於武汉迅速兴建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於2月初启用，声称均可提供上千张床位，用来救治确诊患者。另外武汉市也借用武汉体育中心等13处公共场所设立“方舱医院”收容轻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极力吹捧的“火神山医院”，却没有氧气插口、心肺监测插口等必要设施，内部构造也被形容犹如集中营；“雷神山医院”则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质问题；“方舱医院”更只是将被收留者集中隔离，且允许被收留人员集中跳“广场舞”，妄想以此令轻症患者迅速康复，却不知很可能加剧病毒人传人、造成疫症进一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週，当局坚持认为人传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防护，而在初期揭发疫情的医护被警方以“造谣”处罚、医护人员不得公布病例数字等舆论管控也使社会大众没有足够的警惕。一线医护人员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医护人员遭感染也增加了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短短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建築工人签订建设新医院的合同，然而这些工人严重缺乏防护，经常不得不简单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卫生条件恶劣。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岗的惩罚——一天没有上岗将被罚款150元，而这比两天工资还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摆意味著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会遇到麻烦，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够防护物资的出租车司机、送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与风险。

保證政权稳定

面对群众问责怒火，中共政权设法将责任向下推给武汉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职务。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抵达武汉，亲自坐镇防疫指挥部。2月12日湖北单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就任武汉市委书记。然而陈一新乃政法系统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媒体和网民言论；应勇与王忠林也均非先前传言的医学或技术背景官员，而是具有公安背景。这叁人均被视为习近平的子弟兵。习近平在政权内忧外患、自身面对党内权力鬥争压力之时平息民怨、保證政权稳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权对症情爆发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中共只有在问题瞒不住的情况下才承认问题存在，并在群众愤怒威胁中央政府时装模作样地撤换几个地方官员，并在媒体宣传“成绩”以安抚群众。然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群众不会再受矇骗，而是意识到必须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在职场组织独立工会捍卫劳权的诉求将会得到群众支持，对曝露於病毒之中的医护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来说更是生死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应该支持这一想法，并支持中国工人赢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抗疫物资，所以将药剂及医疗设备行业民主公有化也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迫切。抗击疫症也要抗击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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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资本主义政府都在破坏公共医疗系统，并使危机加剧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新冠肺炎疫症（COVID-19）仍在全球间迅速蔓延，目前已有90,000宗确诊病例，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如果中国官方公布数据可信的话，疫情在中国以外的蔓延速度要比在中国境内更快。南韩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而美军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南韩首尔郊外的汉弗莱斯（Humphreys）营——也由于爆发而被封锁。

日本政府已下令所有学校关闭，直至至少下个月，受影响学生超过1300万。意大利目前有逾1700病例，北部的11个城镇处于“中国式”隔离状态。

全球都出现关闭和取消潮，并成为了新的常态，关闭的项目包括伊斯兰教在沙特阿拉伯的两个圣地，以及原定于本周开幕的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习近平一方面要确保世界上最富有的“议会”不会受病毒感染，但另一方面却正竭尽全力重启经济，并使工人重返“世界工厂”恢复生产。

另一个独裁国家伊朗正爆发最令人担忧的危机，官方证实了近千确诊病例。然这个数字被普遍认为是虚构的。德黑兰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主席说，该国感染病例可能有10,000至15,000人。戏剧性地，该国卫生部副部长在举行记者招待会后，也明显感到不适，而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呈阳性。

阅读更多➵新冠肺炎：对抗疫症大流行是阶级问题

疫情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症（epidemic），而非疫症大流行（pandemic）。世卫组织对这个紧急情况的沉默以及处理手法引起了很多争论。 新冠肺炎已达到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对于大流行定义的三个标准中的两个：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可能导致死亡。第三个标准是疫症已经在全球间扩散。奇怪的是，也许反映了政治压力和避免引发“恐慌”，尽管事实上已有超过6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但世卫组织对疫症是否已成为大流行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疫情重创股市

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早已完全陷入停顿，但似乎市场过去一直自欺欺人地无视消息，不过华尔街和全球的股票市场最终仍然暴跌。实际上，过去一周已有约7万亿美元蒸发掉，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的一半。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在一周之内下跌了10-12％，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表现，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修正”。

这是历史性的恐慌，然而特朗普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政客仍不肯相信市场和全球经济极有可能发生崩溃及衰退。

“有关2020年的全球经济将出现温和反弹的乐观估计已化为泡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分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指出：“欧洲陷入停滞，日本的经济在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萎缩，甚至中国和印度也在失去动力。因此，今年已经是一个艰难的开端。现在，新冠病毒使世界经济沦落至求生模式。疫症正损害全球的旅游业、贸易和供应链。”

尤其是盼著持续的牛市令自己在11月连任的特朗普，他寄希望于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权所采取的空前严厉措施（包括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隔离措施）能够制止疫情传播，然而疫情尚未得以制止。

两周前，特朗普在一次州长聚会上说：“两天前，我与习近平主席就房间里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而他感到非常有信心。他感到非常有信心。而且正如我提到的，他感到这样，在四月中或四月底前，气温回暖可以杀死这些病毒。这将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国家的状况非常好。”

正是这种盲目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导致中国当局在12月和1月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使疫症在中国得以爆发。

最大的泡沫

华尔街对疫症可能造成的潜在破坏的延迟认识只是事件的一部分。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的爆发，人们长期以来也预计著目前的财务混乱状况。这是因为股市（尤其在美国）处于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它甚至比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还要大。随着疫情的蔓延，加上中国经济活动的崩溃将波及全球，投机者现在担心末日将至。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关注将会非常多——确定它们是否可以向股市提供更多支持，像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信贷，来支撑股市泡沫。但是，基于过去十年各央行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感到严重担忧，因为他们可能已经黔驴技穷。

特朗普政府正在讨论新的减税措施，甚至降低其在中国的部分关税，以平息资本家的不安。特朗普已经重新对美联储施加进一步降息的压力，要求美国的利率要降到比日本和欧洲更低：“美国本应拥有最低的利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已表示准备进行干预，以平息股市。

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成效表示质疑。在过去十年中，似乎无休止的“量化宽松”（QE）印钞的确成功地阻止了全面的衰退（以扩大当前股市泡沫为代价），但这次可能有所不同。疫情仍在蔓延，并导致了多地经济封锁。降息不会刺激人们在疫症中冒险购物，也不会重新连接切断的全球供应链。

重蹈覆辙

特朗普的顾问甚至将疫症指控为民主党捏造的“骗局”，以破坏他的连任机会。特朗普指责部分媒体“竭力挑起公众恐慌”。贸易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预测中国的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北美”，体现出美国政府的自大情绪。

这样，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就是以某种不同方式重复中国专制统治者的所有错误。中共独裁政权无视事实，浪费宝贵的时间，误导社会，对公众说谎，并试图妖魔化任何试图发声的人。

与特朗普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客纷纷竭力拯救华尔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同一堆政客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削减公共支出并实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破坏了世界各地的公立医院系统。由于费用高昂，将近3000万成年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芝加哥大学于201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4％的生病或受伤的人没有去看医生。

减薪浪潮

随着冠状病毒爆发的蔓延，公司裁员、减薪和放无薪假的浪潮也随之蔓延。在中国，过去6周史无前例的封城使大部分工人领不到工资。在建筑、制造业和许多服务业中，占中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农民工（来自中国较贫困地区）在大多没有工作合同、社保、失业或医疗保障。这些工人首当其冲受中国的疫情影响。由于成本高昂或户籍限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在医院得到治疗。

但是，许多美国工人也面临着隔离期间领不到工资的状况。根据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数据，美国73％的兼职工人甚至没有有薪病假的权利。《卫报》在2月28日报导指，在2009年H1N1猪流感暴发期间，尽管生病了，但仍有约1/3的美国工人没有请假，这反过来又导致多达700万人感染。同一家报纸报导了一名迈阿密居民的案例，该人士从中国回国后于1月进行冠状病毒检查，而院方向他征收3270美元的检查费！

显然，若果新冠肺炎疫症在美国爆发（包括CDC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是时间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美国工人阶级只有很脆弱的保护。特朗普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这些防护措施，他在最新预算提案中削减了16％的CDC资金，并削减近10％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预算，他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取消了监督疫症大流行应对措施的职位。特朗普还提议削减用于全球卫生计划的30亿美元，包括减少53％提供给的世卫组织的资金。

中国陷入困境

源于中国的疫症亦导致了历史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过去6周的生产暴跌比中共政权所设想的要严重得多，而且似乎不太可能出现V型反弹。最近发布的官方和非官方数据证实，不仅在制造业，而且在服务和建筑业，衰退都非常严重。而服务业占中国GDP的一半以上。

现在看来，根据疫情状况，本季度甚至下一个季度的GDP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澳新银行（ANZ）预计中国第一季度GDP将萎缩2％，而对冲基金PIMCO则预计将下降6％。这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衰退更为严重。季度衰退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

阅读更多➵新冠病毒燃起对中共独裁的群情反弹

在全中国，工人被禁止出行并受检疫限制，而许多人害怕受到感染而留在家中，因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因为患病而陷入贫困和负债。习近平已将重点从抗疫转到在全国范围（除疫情爆发中心湖北和武汉）呼吁各地恢复“全面生产和正常生活”。但是，这个呼吁成效不一，中共政权和中国不同层级的党国机器对其自身法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

欧盟商会一名发言人说：“各地相互冲突的疫情防控措施，变相成了数以百计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现在几乎不可能在中国国内运输货物与人员。”

虽然国家控制的媒体报导说，“超过90％”的国有企业已经恢复生产，但许多人认为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大多数公司仅实现部分恢复。根据澳新银行的数据，截至上周，中国经济正在以20％的动能运转，约有50％的工人重返岗位。

奥威尔式国家

北京的评论员吴强解释说：“这场危机对习近平的形象造成了致命打击。”他告诉《纽约时报》：“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公众会对他产生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是不可挽回的。”

尽管在中国与新冠肺炎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共政权感已经受到对其统治的真正威胁，因此当局正在进一步强化其镇压机器和奥威尔式监控国家的能力。监控措施不仅无法向社会预告新冠病毒威胁，而且实际上压制这些警号。如今，以抗击新冠病毒的名义，监控进一步得以强化。包括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已被用作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外国“民主”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并尝试学习当中至少部分的方法。

阿里巴巴子公司开发的一款自我评估的手机应用程式正在200个城市中使用。每个公民都必须进行自我检疫，用户需要输入任何可疑症状、最近的旅行史和其他信息，应用程式会显示红色、黄色或绿色的二维码。只有带有绿色二维码的人才能在户外开车或四处走动；警方可以要求每个人出示其二维码。

习近平政权用这种方式开始将其统治（有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在集中营的）新疆的一些“科技威权主义”特征推广到中国其他地方。这是社会主义者早就警告过的。

同样，世界各国政府很可能会试图利用新冠肺炎疫症来及加强警察权力和其他威权手段，以期平息群众的愤怒。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已开始实行新的针对抗议和游行的禁令和限制措施。

社会主义者在为什么而战

社会主义者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主张大量投资公共医疗系统，并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使社会为应对大流行的威胁做好准备。这些必须在完全民主的控制和公众监督之下——我们不能相信（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客。

在许多国家，基本医疗用品短缺，例如保护长袍、手套和适合的口罩。需要在民主控制下建立新的公有经济，以快速生产此各种救生设备。工会和工人政治组织领导的群众斗争需要扭转在市场主导下公共医疗支出的灾难性削减。工人运动和国际左翼必须应对这一挑战——新冠病毒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代表之下，世界并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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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已几乎成为全球的疫症大流行，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至今仍拒绝承认这点，但许多专家却认为情况早已达到如此严重程度

中国劳工论坛

全球资本主义正眼看着股市崩盘（唯一庆幸的是特朗普（川普）会感到非常不满），数以兆计的美元在过去5天蒸发，许多交易眼睁睁看着2020年来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实体经济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旅游业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计将损失300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将加强当前的去全球化趋势。

习近平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他的政权对这整件事处理得一团糟，却还被资本主义世界拥护独裁制的评论员称赞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共将无法从这次打击恢复威信，但中国革命危机的进程却可能由此展开迂回复杂的道路。

目前，中国有3,000名医院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且基础设备依然短缺。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里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如果他们未经许可外出将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暂且相信可疑的中国官方数据，那新冠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传播得比中国里面还快。韩国和义大利这两个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体，再加上伊朗，现在已沦陷成最新被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中国是全球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价格设定者，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枢纽，中国的这些经济角色意味着经历长达一个月几乎完全工业停摆之后，这场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将比官方公开承认或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得多。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敢站出来承认，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经济将会呈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

工人组织必须赶紧采取积极姿态，要求国家紧急防疫政策（如果还真有这种东西）完全透明公开并受到民主控制。与疫症大流行的斗争到底是个阶级问题！现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制公有制下制定出紧急计划，才能有效生产医疗设备、防护衣、病毒测试工具、人道检疫设施，并加速研究与量产疫苗。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正遭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公共医疗体系的屠宰掠夺，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满足大规模流行病层级所需的资源。我们应该扭转这般局面，建设工会落实工人职场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权利、对抗裁员和无薪休假。这次的疫症危机就像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我们都拒绝将成本转嫁到工人和穷人身上，来保护资本家和股市寄生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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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处理不当令习政权陷入历史性危机

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温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锁的数个大城市之一。在网上发表该评论的温州居民强调，随着新型冠状病毒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愤怒。

截止2月11日，已确诊的感染病例超过43,000，死亡人数达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国政府声称，疫情将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高峰，而现在看来这说法完全脱离现实。海外和香港专家警告说，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来临。许多科学家对中国官方报导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10倍。

该病毒攻击呼吸系统，5周内的死亡人数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个月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时的危机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没有从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更糟糕的是，习近平8年执政的两大特征是专制统治的强化和“一人独裁”为表现的极端权力集中，导致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更加迟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自己制造了一场新的历史性危机，并且深陷其中。即使这不是去年情况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在台湾造成类似影响——都已经够糟糕了。

这场疫情注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又一个战场。在情况急遽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大国斗争之时，危机已经开始削弱中国执政精英们的信心，也打击了其先前对中共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任。负责挽救中共统治的“强人”习近平，现在似乎更像是触发其衰落的人。美国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shop）说，该政权对疫情拙劣的处理手法使“习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生存危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短暂进程是暴露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瘫痪和处理不当的表现之一，而掩盖疫情的根源在于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态的保密工作”。随后，北京下令进行严厉镇压，以展示权威，但发觉为时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机关没有围捕并恐吓那些试图警告社会危险即将来临的人，中共本来可以很快作出反应。

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结果是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化为一体。自1月23日春节前夕，中共政权实施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关，有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全国各地居于城市的数千万居民被关在家中，受到严格限制，每天只允许一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必需品。

被隔离的城市，如武汉（疫情发源地），已经犹如战时状态，居民遭受严重的苦难，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在资金不足且不堪重负的医院外大排长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世界末日”，并将检疫条件与60年前的大饥荒作比较。

随着工厂和办公室陷入停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放无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延长了10天，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长。由于学校被迫停课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师也将领不到薪水。

全新检疫规则和旅行限制遍及全国，来自内陆省份的数百万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挠。一段在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对分别是贵州人及重庆人的夫妇，在车中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因为两地政府中断两地交通，使他们不能去对方的城市。

有千万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临歧视甚至迫害。正如《纽约时报》袁莉报导指出：“在努力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这些工人躲藏起来，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人权观察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强硬措施“过于激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运转。这给中国的国家体制带来了新的压力，不同地区实施自己的隔离措施并相互争吵，而没有协调紧急资源。

云南省大理市截获了一批运往重庆的口罩，引发了两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官方媒体还报导说，青岛海关人员扣押了从韩国前往沈阳市途中的医疗用品。青岛当局声称这是对沈阳官员的报复，因为他们没收了一批运往青岛的物资。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厌恨和愤怒。

“人祸”

“这就是一场人祸”，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总结了疫情。尽管网路审查员在全力删除这些内容，但这种对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内部政府报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袭来”。

2月6日，“散播谣言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绪再上达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强迫签署训诫书，说他警告同事有类似SARS的新型病毒，发布“不实言论”，使其他武汉医务人员噤声。

遭训诫的武汉“散播谣言者”都是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疗专业人员。消息传出后，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时已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并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声称李文亮不应受处罚。他去世后，北京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小组，对负责处罚李文亮和其他医生的武汉官员进行调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这些举动是试图遏制和平息群众不满，将责任向下推向武汉官员，为将来进一步审查和迫害“散播谣言者”做准备。去年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任何战术上的让步，并不表明路线改变，而只是试图争取时间以继续强硬的威权统治。

在接受《财新网》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温和的批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份干预。”这句话现在从坟墓中回响，缠扰著习近平政权。

至于由国家控制的媒体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后再否认，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个不太聪明的掩盖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编造不实消息。

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愤怒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了有关李文亮的帖子，还有数以千万计“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在遭审查之前就获得数千万阅读量。对于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还有，有网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陆的“五大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这些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远远超过SARS疫情的影响。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国GDP成长便占全球GDP成长逾30%，对全球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特别考虑到全球经济的脆弱之时，并不难设想疫情成为全球陷入衰退的转捩点。

至于本来已陷入衰退的汽车业更遭遇重创。由于缺乏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的所有汽车厂都关闭了。如果中国的问题持续下去，欧洲汽车制造商将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目前长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时恢复正常生产。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疫情如果持续的话，恐将刺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并可能引发银行业崩溃。作为中国第五大城市武汉，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座城市的房价翻了两番，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钱人被吓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乱跑。”一位驻北京的房地产经纪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没人上班。建筑工地都封闭了⋯⋯影响肯定不小。”

武汉：灾难时间线

在危机的最初几个关键周，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错误。他们逮捕举报人并令他们噤声，包括试图警告潜在疫情的医护人员李文亮，甚至向前线医护人员隐瞒风险。现在大量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单单武汉其中一家医院就有40名受感染员工，也成为公众愤怒的另一个原因。

据估计，在1月1日至20日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带菌者，也没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众聚会等。

1月18日，就在该市被完全封锁并禁止所有外出旅游的前几天，武汉官员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了40,000户家庭的宴会。如今，百步亭拥有13万居民的数十栋楼上贴有“发热门栋”的红色官方告示。《财新网》引述当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们的房屋被认定为“发热门栋”，政府官员仍未告知他们应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2月31日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获悉，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该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这个时间线暗示，在武汉政府错误背后是中央政府行动的迟缓。面对大量对中共独裁政权犯错的証据，世卫还是赞扬其处理疫情的表现，甚至称赞“中国的体制”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共在国内遭遇巨大反对声音之时，日内瓦的少数官僚的讨好式支持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荡

北京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止损阶段，试图保护“习帝”的形象，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武汉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认当前形势是“对中国制度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公关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维稳”措施，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医院，并宣布了与新冠病毒展开“人民战争”。尽管武汉市新建了两家医院，政府表示相当于增加13,000张床位，但这仍然不够。据独立机构估计，武汉市拥有多达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资金抗击疫情。但在同一周，它为银行业和股票市场注入了1.2万亿元人民币，避免市场崩溃。两者之差反映出中国统治者真正效忠于哪个阶级。

情况会如何演变？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时报》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无法在未来数周内迅速获得控制，整个事件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香港：切尔诺贝尔，台湾：车诺比）时刻：独裁者的谎言和荒谬暴露无遗。”

许多中国网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将其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进行比较。这场核事故是破坏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的一个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将李文亮与自焚的水果贩子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今中国与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处，而后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触发因素。

显然，中共政权已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月两会现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异见者在自编自导的会议上发声。

由于对习近平的领导的分歧不断加剧，几乎肯定会重新燃起中共和执政精英的内部权斗。这最终来说也是社会基层中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未得到遏制，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则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可以带来新一场更大的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中国支持者的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做好政治准备。中国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建设一种替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工人阶级出路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