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中国人已看穿了政府的宣传，并意识到政府对冠状病毒的不当处理只是这个政权无能的一个例子。习近平政府对2018年开始的猪瘟也处理不当，这场猪瘟已导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猪被扑杀。
中国在更早的时候应对SARS时笨手笨脚。还在21世纪初掩盖过国内艾滋病的暴发，该病毒是通过政府支持的出售血浆项目蔓延的。大量贫困的农民和工人死于艾滋病，因为政府的反应不是救助被感染者，而是惩罚吹哨的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一名女子，她试图把自己四岁的儿子送给我，因为她患上了艾滋病，将不久于人世，她的丈夫也已经死于艾滋病。
诚然，我们美国人在批评中国政府时必须保持谦虚，因为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婴儿的官方预期寿命（82岁）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预期寿命（78岁）或在纽约市出生的预期寿命（81岁）要长，这显示了中国的进步。
尽管如此，取得这些进步靠的是中国的技术官僚、医生和科学家，那是多年来中国以每周建一所新大学的速度发展的部分成果。技术官僚的这种务实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达到了顶峰。
习近平已在最近几年把中国向后拉，他压制社交媒体和新闻，同时在自己身边建立了一种近似朝鲜风格的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宣传机器称赞他亲自指挥抗击病毒的工作，还声称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来，是为了学习中国应对冠状病毒的明智做法。
中国在经济和教育上的成功造就了一个有见识的中产阶级，当政府滔滔不绝地说胡话，把矛头对准医生而不是冠状病毒时，他们感觉自己被辜负了。一线的医生几乎是在连轴转地工作，还面临着物资不足的困难，不得不用胶带粘补口罩，用塑料文件夹制作护目镜，每天只吃一顿饭，或穿着纸尿裤工作，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因为上厕所需要脱下无法更换的防护服）。 到目前为止，已有1700多名医务工作者被感染，至少六人死亡。 英雄的医生与笨拙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对比是再鲜明不过了。
所以，听特朗普重复习近平的讲话要点让人感到奇怪。“我已经与习主席通了电话，”特朗普说，“他们正在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我认为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许章润的看法更尖锐，他的文章被人秘密拷贝传播着，正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大疫当前，却还在那里空喊政治口号，”他写道。“惟一人马首是瞻，而一人暝朦。” “哪怕网信办再有能耐，”许章润补充道，“也对付不了十四万万张嘴。”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00216/china-coronavi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