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去世的时候，会有《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吗？

这个可以开个投票或者赌局了。

俺赌没有这个待遇。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滋生了腐败的温床，给少数人靠控制权力和资源发了财，结果诞生了更多的弱势群体。十几年来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忍气吞声，满身怨气，这一庞大的群体，对中国未来构成了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仅今年以来（ 本篇是当年的报道我复制简略了下，凑合看），全国各地罢工、抗议、闹事的事件，此起彼伏。

社会矛盾在江泽民时代日积月累，就像人的血液不畅通，只停留在表皮治疗，结果是治标不治本，肉体组织溃烂变质，身体里的各个机能失调，造成了无法治愈的瘾疾顽症。

压在农民头上的苛税猛于虎

到二十世纪末期，各种捆绑式税费强加于农民头上，每亩田一年收入不到八百元人民币，农药种子要开支四五百元，但是苛捐杂税就是三四百元，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最后还入不敷出。由于负担过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很多农民放弃种田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一时间，在江浙及江南一带，成片成片的良田荒芜了。

三十几种税费，几乎都是摊派型。县一级政府组织将税费任务连年递增，一级一级组织进行摊派，最后按田亩、按人头摊派到农民的头上。除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外，农林特产税、世界银行还贷款、基本水费集资等十多种税费都是按田亩摊派，屠宰税、血防灭螺、乡村公路集资等十多种税费基本上都是按人头摊派，庞大的地方官僚体制像蝗虫一样凶猛，靠吃税费的机构及人员不断膨胀。农村的经管站、财管站在公、检、法的配合下，长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农民身上抽筋剥皮的收税工作。在农民家里牵猪赶羊、夺粮抢钱的事例屡见不鲜，交不出税费，动辄就关人打人，一些村子鸡犬不宁，一些农民只差卖儿卖女。

被透支的村级财政

胡温当政后，首先解决的是“三农”问题。农民的负担由原来的每亩田三四百元减少到现在的二十多元人民币，减少了近二十倍，农民繁重的负担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历史遗留下的村级财政组织的债务。现在，全国有五百多万个行政自然村，村村都有历史遗留下的债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村级组织负债达五万亿以上。钜额债务像是悬挂在地方政府头顶上的烈性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庞大的官员体制张着血盆大口贪婪的在农民身上榨取钱财才能维持下去，所以，乡镇一级就拼命地对村官施压，不完成任务不仅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且乌纱帽不保；对支部书记、村长强行办学习班、写保证书限令时间交钱来。在巨大的压力下，村官们只有借贷，一是以高息哄骗本村有钱的大户借贷，有的村官甚至不远千里前往本村在外地做生意的村民借贷；二是变卖固定资产、本地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三是找信用社借贷，完成税费任务。

倾斜的义务与权利

不难否认，江泽民时代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一切都似乎“有章可循”。每个部门、每个执法机关的大门口都张贴着“执法程式”和办事依据，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转换成一种特权，进而转换为摇钱树，操作机关都将法律法规当鸡毛令箭。最终，中国的“法”只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

十多年来，中国打造出一个权利与义务不相等的法律体系，在庞大的管理部门中，每个职能部门都相继出台了法律法规，而这些部门，都是以服务为幌子，收费、罚款才是目的。头戴国徽大沿帽的“执法人员”满街都是。个体生产经营者，还没开业就要办近十个证照，不管盈没盈利，就有税务、工商、城建、环保、卫生防疫、质量监督等数十多家“执法机关”前去收税、收费、罚款，但是，当民众尽了义务，却不能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权利，门外修水沟要“集资”，小孩读书要“集资”，甚至于家财被盗，还要向公安部门上交“办案费”。

尽管在胡温上台后，国务院近三十个部门修订或废止了不平等的法律、法规一千一百多件，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到现在为止，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其他权利无从得到体现。

极度膨胀的官僚队伍

江泽民体制一面对农民、工人及工商业户掠夺性征收苛捐杂税，一面是日益膨胀的官僚体制。机构巧立名目增设，官帽泛滥成灾，卖官鬻爵成风，提拔重用的不是贪官就是庸官。 官场上最流行的是跑官要官，县以上的党委机关被民间誉为“官帽批发市场”。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县以上的党政机关里，毛泽东时代一正二副的格局全面打破，仅从县一级政府组织来说，有些县多达十个以上的副县长，县委正副书记也不少于七八人，在中原有些地区，副县长增加到十五个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个乡镇，正副乡（镇）长、正副书记均达到二十个以上。官员增加了，司机、小车及各项开支自然也跟着增加，很多县市，全年的财政收入发人头费的工资都不够。

江泽民不一定会有，但习维尼一定会有。

江应该没有,当今圣上是毛腊肉嫡传弟子，连邓矮子都不放在眼里，安邦的吴晓辉是邓家的女婿，不是照样进去管吃管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