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政府的土匪本質

作者 中國網友

中國國民黨斥責中國共產黨是“共匪”。的確如此，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強盜。毛澤東通過殺地主，搶工商業者資產，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和財主集團。

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農民，城市居民憑票供應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中國城市，城市貧民為了活下去，個體戶用從自己的口糧中省出來錢來從事一些小生意謀生，民營企業家用自己所有和東挪西借的錢出資辦企業。

為了緩解經濟壓力，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只得允許不需要共產黨政府出資的個體戶和民營企業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權宜之計。

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底線是，絕不允許私有企業做大做強。私有企業做大做強，就證明了私有製優於公有製，就會證實，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荒謬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反動的，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就必須廢除。

在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之後，中國共產黨露出了土匪的本性，采取“國進民退“策略抑製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混合所有製企圖二度公私合營,甚至再次叫囂“打土豪，分田地”，公開搶奪民營企業事務資產。

二代土匪習近平

2010年，中國共產黨控製下的中國經濟連續下滑。習近平上臺開始大力控製中國經濟，試圖挽回敗局。他使用兩手控製中國經濟的手段：一手是，繼承前任繼續搞混合所有製改革，兼並民企。另一手是，強化中國共產黨對國企、民企，以及外企的領導，試圖壓服民企。

2018年，習近平自認為大權在手，能夠全面掌控中國了，利令智昏地喊出了“厲害了，我的國”。他開始實施消滅私有製的計劃，赤裸裸地恐嚇民企退場。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場中美貿易戰打得習近平狼狽不堪，習近平終於意識到還不到消滅民營企業的時候，於是居高臨下地安撫民企，說什麽，“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2018、2019年、2020年連續三年，遭到美國打壓，以及遭受前所未有的中國民眾的諷刺、挖苦和抨擊，無能自大的習近平把自己逼到了死角。習近平擺出一副滾刀肉的姿態，孤註一擲，不惜一切要與西方對抗。此時，習近平對民企就不需要再說什麽“自己人“話了。他采取了強製的方法，勒令民企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學習張騫，為黨國效力，否則打土豪分田地。本文主要揭露習近平在經濟領域中的罪惡。

打擊民營企業家

中國共產黨懼怕中國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能夠識破中國共產黨的謊言，向國民揭露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目；中國共產黨懼怕民營企業家，因為企業家具有經濟勢力；中國共產黨最為懼怕的是 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聯合起來，這是一股足以推翻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力量。

2012年5月，許誌永發起新公民運動，其綱領訴求：推動整個國家以和平方式朝向憲政轉型；推動整個社會從臣民社會朝向公民社會轉型。

上臺後，習近平劍指民營企業家，其目的：一是，用強權高壓迫使民營企業歸順中國共產黨，二是，切斷民營企業家對公民運動的財力支持。

2013年8月19日全國思想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中國共產黨官媒大談中國共產黨“要強化陣地意識”，“要敢於亮劍，不當所謂的‘開明紳士’”，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進行反擊”。

9月13日，中國著名企業家、投資人王功權被二十余名警察帶走，名曰“拘傳”，同時被抄家，抄走電腦等物品。王功權因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被“刑事拘留”。

王功權不僅是一個成功的民營企業家，更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企業家，他的理念和行動――支持和推動新公民運動、促進教育平權、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等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民間力量，也代表了中國步向現代文明的真正希望。

王功權被抓，激起了民營企業家極大的憤怒。學者和民營企業家一起呼籲當局依法治國，釋放王功權。學者陳子明、教授崔衛平、作家雪村、企業家劉蘇裏等人發出"無罪釋放王功權"的呼籲說："無論當局試圖以何種刑事罪名加罪王功權先生，天下人皆知，這只是政治迫害。依此治國，則國無以治。強自為之，無疑將自己置於歷史審判席"。

10月21日，王功權還是被正式批捕了。這表明，習近平執意要與中國進步力量為敵。習近平害怕有獨立思想有影響力並批判一黨專製的學者，更害怕有思想有財力有行動力的民營企業家。

黨管國企

為了堅持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習近平比其前任，更加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控製。

2014年8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深改組第四次會議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2015年7月5日，中共深改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幹意見》。此文聲稱，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偉大進程中，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毫不動搖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

2015年8月24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是中國共產黨所謂的新時期指導和推進中國國企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此意見開篇說：“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則”。

“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歷史告訴我們，國有企業字面上屬於全民所有，實際上屬於中國共產黨所有，正如《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所言，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要堅持中共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2016年10月，習近平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確立“黨對國企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

2020年1月，中國共產黨規定國企董事長、總經理分別由黨書記、副書記擔任。 　

黨管國企，表明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要繼續霸占國有資產，把中國人的資產當作中國共產黨私產。中國共產黨通過控製國企，來進一步控製國民經濟。

黨管民企、外企

2015年6月，“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提出民企須設黨組織。 　

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組織部副部長齊玉表示，黨員3人以上企業應設黨支部 。　

2018年6月，證監會修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草案，首度要求上市公司須設立黨組織。

中國共產黨不僅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並且要領導民企，領導外企。中國共產黨在民營企業裏面成立黨的小組，成立黨的組織。甚至在一些外資企業裏，也要成立黨的組織。通過設立黨組織等手段，習近平的黨國體製正在讓非公有製企業越來越聽命於中國共產黨。

“民營企業黨組織覆蓋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的27.42%上升至2018年的48.31%。除去不符合黨組織設立條件的企業，實際上黨組織已經覆蓋將近半數的民營企業。”（2019年5月23 日 《我國民營企業黨組織建設現狀分析報告》）

“今年11月中旬，德國《焦點》雜誌在一篇關於中國德國商會年度問卷報告的報道中引述了德國工商大會華北及東北地區董事會主席赫爾曼（Lothar Herrmann）的話說：‘企業受到一些壓力，要求他們修改技術轉讓合同，在企業決策中賦予黨代表更多的話語權’。赫爾曼對這種做法持批評態度，他說：‘在企業管理層接納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這不可能是外國投資企業的任務。也不應該有人對企業提出這樣的要求’。據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已經有七成在華外資企業設立了中國共產黨黨組織”。（2017年12月1日《AHK：別逼德國在華企業成立黨支部》）

派黨代表

2019年9月20日，杭州市政府以“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事務“的名義，宣布抽調百名中共黨員，向阿裏巴巴、吉利控股等首批百家重點企業派駐”政府事務代表“。

中共利用派駐中共代表的方法，對這些企業進行監管。對那些被認為是不守規矩的民企進行全面政府接管。

消滅非公有資本

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

在鼓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同時，又強調：“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2014年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

中國共產黨發展混合所有製的目的是，不但要在宏觀領域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且要在企業層面堅持公有資本的控股地位或支配地位。

中國共產黨認為混合所有製改革是國企改革，不是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改革與混合所有製改革根本不同：私有化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私有製為基礎的私人產品市場經濟製度。混合所有製改革是為國企註入活力、盤活國有資產、增強國企控製力、調整優化國有經濟布局，最終目的是要鞏固中國共產黨公有製主體地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非公有製經濟主體在混合所有製企業中將是何種身份地位，參股者？控股者？參與經營還是主導經營?筆者曾經在一次北京會議上詢問主講人，非公有製經濟主體是否可以控股，是否可以擔任董事長？這個主講人有些慌亂地回答，這個問題以後可以討論。

2015年9月4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控製下的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意見》。該意見說明，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舉措。改革出發點和落腳點：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基本原則：政府引導，市場運作。這就是說，所謂的混合所有製改革依然要在政府主導之下。

在混合所有製經濟的名義之下，中國共產黨妄圖用混合所有製兼並民營企業，用國有資本吞並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這是毛澤東當年“強製搞公私合營”的死灰復燃、惡鬼還魂。

“搞混合所有製改革，有兩條路徑：一條路是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以市場為主配置資源，民營與國有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取長補短，自願組合，共同發展。另一條路徑是以政府為主導，以行政手段為主配置資源，給國有企業下指標，把優秀的民營企業吃掉。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厲有為《路在何方》）。

無疑，中國共產黨走的是後一條路徑。在所謂的經濟體製改革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公檢法經常發生某些違約行為，侵害民營企業產權。

因此，民營企業對混合所有製改革目的持懷疑態度，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將資源配置讓位於市場，而是新一輪的國企圈錢遊戲，新一輪的公私合營。

2018年，習近平赤裸裸地上陣，悍然組織發動攻勢，妄圖消滅私有製。

1月11日，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新城撰寫了《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一文，告訴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是一定要消滅私有製，實行公有製的。

5月4日，中國共產黨隆重召開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習近平發表講話，大肆贊揚主張用暴力消滅私有製的馬克思。

9月11日，財經人士吳小平在微博上發表了《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一文。文章稱：“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下一步，私營經濟不宜繼續盲目擴大，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製經濟，將呈現越來越大的比重”。

這些肆無忌憚的言論和行動使得民企心驚膽戰。

經濟學家向松祚曾經在演講中說，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心態是：“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

趁火打劫

2018年中國股市大跌導致上市公司股權質押爆倉，中國國家資本串聯金融機構趁火打劫，大量低價收購民企股份，入股民營上市企業。2019年，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地方政府控製了41家上市公司，總市值近2,200億人民幣。

國資機構在A股市場上“多番”掃貨。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2018年-2019年，已經有67家上市公司民營、公眾或外資企業變更為國企，包括股權轉讓、表決權轉讓和國有股權劃轉等方式，這些企業遍布電子、機械設備、商品貿易、傳媒等21個行業”。（2020年3月7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楊坪《 國企收購民資上市公司樣本觀察 “虧損樣本”顯露融合難題 機構建言“克短板”正當時》）

　 政治上的明白人

2020年疫情初期，中國共產黨政府隱瞞疫情真相，導致疫情全球大流行，國際社會普遍發出對中國共產黨政府追責的聲音。中美對抗升級，西方國家調整對中政策，把中國當作戰略或製度的競爭對手。面對國際形勢的惡化局面，習近平孤註一擲，不惜一切要與西方對抗，對民企就不需要再說什麽“自己人’的話了。他威脅民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學習張騫，為黨國效力，否則打土豪分田地。

2020年9月15日 新華社報道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該意見要求：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進一步加強民營企業黨建工作，切實發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中國共產黨統戰的工作對象包括民營企業主要出資人、實際控製人，民營企業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民營投資機構自然人大股東，以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為主體的工商領域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主要負責人，民營中介機構主要合夥人，在內地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個體工商戶。

中國共產黨對發出明確的行動信號，中國工商業階層必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針對所謂“政治上不明白”民企，中國共產黨政府會采取手段壓服，直至關進監獄。

11月2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的講話中，馬雲直指金融機構是“當鋪思想”，批評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沒有系統”。馬雲被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監管約談。11月3日，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被叫停。

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聲稱“為預防和製止平臺經濟領域壟斷行為，引導平臺經濟領域經營者依法合規經營”，矛頭指向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平臺經濟領域的經營者。

中國共產黨這一連串動作，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政府要加強對民企的控製，切斷部分民企的信貸管道，接管不聽指揮的民企。

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首度提出，要加強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限擴張

11月11日，河北民營企業家、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及十余名集團高層被警方跨市抓捕，集團28家子公司都被官方接管；

11月17日，南京前首富楊宗義被采取強製措施，其掌舵的福中集團總部被官方控製；

11月20日，重慶民營企業家李懷慶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被以四罪重判20年。

2021年4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依法做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阿裏巴巴集團停止違法行為，並處以其2019年中國境內銷售額4557.12億元4%的罰款，計182.28億元。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迄今采取的最嚴厲的處罰。中國共產黨處理阿裏巴巴的原因是該集團威脅到中共國有金融機構的利益。為了維持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秩序，中共政府勢必打擊阿裏巴巴。

近年來非法抓捕民營企業家表明，中國共產黨掠奪民營企業的行動已經開始。掙紮在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民營企業家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總有一款罪名適合民營企業家。他們感到形勢不妙，只好實行戰略性退卻。2019到2020年間，阿裏巴巴創辦人馬雲、騰訊創辦人馬化騰、百度創辦人李彥宏、京東創辦人劉強東、聯想創辦人柳傳誌等多位民企老板被退休或卸任。2019年8月，退休的柳傳誌在天津企業家論壇上直言，“中共擔心富豪財大氣粗，富可敵國，甚或尋求政治上的角色，威脅到中共管治” 。

吹捧“張謇精神”

2020年，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中國共產黨強迫民企交出企業，與中國共產黨共命運。

2020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江蘇考察時提起過，要求民營企業家富起來之後，要擔當社會責任，為掠奪國民資產製造輿論。

12月12日，中共又在北京舉行“張謇精神”時代意義論壇，再次向民企喊話。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要民營企業家與中共“同進退，共命運”；中共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李兆前則稱，民營企業家要“產業報國、實業強國”，“與國家同進退、共榮辱，同呼吸、共命運”。

打土豪分田地

中國共產黨建政前，中共部隊每到一處，都要“打土豪”，直接搶掠鄉紳的土地和財富。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後, 甚少有在位的領導人公開表揚 “打土豪、分田地”這段罪惡的歷史。

2021年2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舉行中國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重提打土豪分田地，懷念毛時代，強盜嘴臉暴露無遺。

民企逃離

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命運堪憂，正如陳有西律師所言，他們要麽在監獄裏，要麽正走在去監獄的路上。民營企業家感覺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屠刀已經舉起，為了避險，有的被迫退出市場，有的則逃離中國

“貿易戰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管製越來越嚴，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民營企業的種種刁難打壓，令大陸企業家紛紛選擇出走，加速轉移資產和移民外逃，引起了外媒關註。《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題為‘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未來失去信息 ‘。文章引用選擇離開中國的上海商人陳天庸對前景的看法，’中國這條船可能逃不過船毀人忙的結局‘，-----陳並直言：‘離開中國是抵抗共產黨統治的最佳途徑’“。（2019年2月26日李玲浦 《中國企業家階層 失信心加速外逃》）

“中國的經濟正在放緩，與美國的貿易戰已影響到增長。但令許多企業家產生更廣泛擔憂的是，中國不會奉行其所需要的經濟與政治自由化政策。相反，自習近平2012年掌握共產黨大權之後，黨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加強了它的控製。

很少有人預言會出現一場崩潰，但對於中國長期前景的擔憂正在加劇。事實上，悲觀情緒如此高漲，以致於一些企業人士開始把中國可能面臨的未來和另一個經濟被政府嚴格控製的國家相比較：委內瑞拉。

根據總部位於上海的研究公司胡潤近期對465名富人所作的一項調查，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國富人稱，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前景非常有信心。而兩年前，這個數字還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沒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兩倍多。近一半受訪者稱，他們在考慮移民國外，或已經開始操作“。

“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們，就會像殺豬一樣宰掉他們。這不是一個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說變就變” 。

“許多企業精英不滿領導層偏向國有企業的經濟政策，即便驅動增長的是民營經濟” （2019年2月24日袁莉 《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未來失去信心》）。

中國共產黨的土匪特性，已經再次赤裸裸的暴露。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專製派別的“初心“，就是要消滅私有製。民營企業出逃，是無奈的選擇。民營企業參與抗爭，打到中國共產黨專製派，是明智的選擇。

2021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