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数学一直有，但中等和高等数学限于高层兴趣。其实唐代科举是有算科的，只是后来荒废了。一般科举不考的内容，就没法推广。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才回复。

我记得以前读过关于康熙的一些史料，康熙是一个相当好学、对西学很感兴趣的人，很多人称之为学贯中西。可能是受其影响，雍正和乾隆也对西学颇有兴趣。

我的感觉是，贵族阶层的文化兴趣和民间的文化兴趣还是有多层隔阂。比如即使有皇帝下令翻译发行几何学讲义，且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懂高等数学的人（知乎链接），这些文化在民间依然波澜不惊，几何学和数学更没有进入教育体系。

致敬

确实如此。其实学术圈内部的讨论尺度还是有的，而且内部关起门来也可以说不少话，但是中国的事情就是，一旦言论到了“公共舆论领域”或者“教育领域”，就会经历非常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

很有意思的文章。

我好久没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空慢慢回复您。

很有意思的史料。

我好久没有上论坛，这里都长草了。有机会慢慢回复。

我编辑了文章。

这篇文章at过你一次，除此外我没有编辑过这篇文章。@47小管家 不知是不是bug？

如果再出现通知和我说下，我把文中的at编辑掉。

对哦，毕竟马克思没有朝鲜特色，不能体现朝鲜人民的主体性。

是否是说，哈贝马斯所说的“殖民”是“系统”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和异化？

共产党自认为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无限夸大自己的钢铁意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这与黑格尔（其强烈影响了马克思）的“精神哲学”有关。我认为这一脉哲学为了弥补有神论世界观断裂之后的信仰空洞，将抽象理念、意志、精神提升到了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每个人的自主性，会偏向于每个人各自偏好的领域，如果没有外力，无法集中起来。为了革命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有“首领“领导人民，将人民的自主性集中起来，向着同一个伟大目标前进。人民群众想要成为历史的主体，需要有党和伟大领袖将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应该投入思想自主性的斗争，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毛泽东定义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实现社会政治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

哈哈，我都不知道朝鲜依然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一直觉得他们早就放弃这种说法了。

说到“想要实现真正的主体性/自主性就要听首领的命令放弃各自的主体性/自主性”，感觉这基本上就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或者说用辩证法论证了**“集体是为了个体的存活，所以个体要为集体牺牲”。**

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社会政治的生命却是永生的，人应该为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实现永生。而伟大领袖就是这套永生系统的中心，伟大领袖指挥党，党指挥群众，让群众人人都可以拥有自主的社会政治生命，成为革命的主体，拥有永恒的生命。

政教合一了，领袖就是教主。这点我看习近平主席也打算赶上。

明白了，谢谢。查了查瓦哈比主要在沙特。

求科普。

这主体思想听着一套一套的，特有道理，我仿佛回到了高中背诵政治课本的时候，有点头晕……我得再看看……

非常感谢解答。

不过Osterhammel对殖民主义的定义，仍然是目前相对受到较多认可的：“殖民主义是指土生土长的（或遭强迫引进的）多数人与从异国入侵的少数人之间的某种支配关系。殖民统治者制定并实施会影响殖民地民众生活的重大决策，以谋求利益，而拍板定案的地点通常是在远方的殖民母国。殖民者深信自己更为优越，注定有统治的权力，拒绝在文化上与殖民地人民妥协。”

我认为这里有几个要素：1.“多数人”群体和“少数人”群体的对立；2.“少数人”来自异国（“远方的殖民母国”）；3.“少数人”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文化传统等置于多数人之上。

由此，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可以探究的方向：1.“多数人”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对立说假设的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多数人”内部的差异，但“多数人”内部其实也可以具有极大的多样性。2.“少数人”是否必须由“异国”或是“异族”身份进行定义？“少数人”是否可以与“多数人”同一国家、同一种族，但具有不同的“本土文化”呢？这个问题在民族构成复杂的大国尤其重要。

激进启蒙的基本原则是：“民主；种族与性别平等；生活方式上的个人自由；思想、表达与出版的完全自由；消除立法程序与教育活动中的宗教权威；以及教会与政府完全分立……” 而温和启蒙则比较温吞水，主张对教会和君主制予以改造而不是推翻，科学也不必与教会对立二十对其提供补充。可以说，现在大家一般的包含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来自于激进启蒙。……所以，在当代极权国家用从多元文化上寻找借口的时候，首先会指责普世价值与殖民主义的联系，然后从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弱势”的本土文化认同的角度，反驳“完全的自由”。

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对于理性和知识的提倡上发展出了两种普世价值，一种是以大众利益为基础以民主和自由为原则的普世价值；另一种则是工具技术理性的普世价值，即理性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比如阿多诺说：““不存在把人类从野蛮引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只有那个从投石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历史”。而后者，不但被西方国家使用，更被中共这种极权政府借用。试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三个代表”，“发展观”，无一不是强调工具理性。

如果说以“激进启蒙”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民主、平等、个人自由、政教分离；以及另一种“工具理性”的普世价值，宣扬的是科技至上论，那我觉得极权国家反对普世价值的理论似乎有内在矛盾。

例如，在中国这样的带有强烈列宁主义色彩的极权国家，中共再怎么把自己和传统文化捆在一块儿，其意识形态还是重视“平等”和“工具理性”这些“反传统文化”的原则的。如中共一向来喜欢宣称“新社会人人平等”，而从不会说历史上的三六九等是应该继承的文化精华（现实毋论）；还有您提到的中共特别喜欢强调科技的作用（可能和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论有关），建制派中多“工业党”，这也与中国贬低“奇技淫巧”的传统相悖。

既然如此，显然“普世价值”中的一些内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嘛。如果普世价值 = 殖民主义，那么中共支持平等，支持工具理性，岂不也成了“殖人”了？难道说，中共接受的“普世价值”内容就算“中国特色”，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内容就算“殖民主义残余”？这也太不讲逻辑了。

三个代表和发展观，是中共学习西方普世价值中工具理性的部分；和谐社会是用多元文化和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冲民主自由；如果说前两者还是在蹭西方普世价值的边，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说好中国故事，就是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普世价值了。前者是守，后者是攻。

非常有意思的总结。

这些人严重地脱离人民却又殖民了人民的生活。

在伊朗，因为当局试图殖民日常生活

夺回生活是一个强大的概念。

看起来，一个新的"民族(nation)"------一个坚持要夺回生活，要有尊严地生活的民族------已经诞生。

哈哈，因为之前对于“殖民主义”的讨论，我看到这句话感觉特别敏感。@natasha

我对巴亚特并不了解，所以很难说他说的“殖民”原意是指什么。仅从这篇访谈中猜测，“殖民”似乎是指“对生活中文化规范的强制入侵”，表现为用道德警察来强制人们遵循瓦哈比主义生活。因此，此时的“殖民者”是文化规范的上层制定者，“被殖民者”是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拒绝由上至下的文化规范的草根，“新的民族”就是“要夺回生活”的人们。若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对殖民概念的一个很有创意的解读，也即上层小团体文化对草根多样性文化的殖民。

我记得的也是“斯人”。记忆植入了。

此外，我有几个问题：

1. 学界主流认为“殖民主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2. “殖民主义”和“普世价值”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
3. 您说到要找出中共利用反殖民主义话语中“可以忽略掉的部分，打到它的七寸”。“忽略掉的部分”和“七寸”是在哪里呢？
4. 这个案例很有意思：“已经发生了基督徒以阻止儿童献祭为名而攻击印第安部落，造成的儿童死亡远远大于儿童献祭，即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这完全可以(已经)成为极权社会的维稳话术，即“虽然国内确实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合理的现象，但如果外部势力介入造成战乱，其人权问题远远大于目前的问题，附带伤害远远大于罪行。”这也是维稳者的道德基础。这点您怎么看呢？

以下书目转载自red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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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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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让人思考的文章。此文中讲了好几个话题，我想先就“普世价值”这一点加以评论。

如果“普世价值”最初是随着生物性“种族”、文化性“民族”或者宗教性团体之间的冲突发生的（也即一个种族/民族/宗教进行势力范围的扩张以及殖民，另一个种族/民族/宗教努力维护自己原有的地盘），那么我认为，“普世价值”无论其内容如何，在载体上即带有群体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带有“我所在的群体比你所在的群体优越”这种假设。

我认为，无论是目前主流的反殖话语，还是极权国家对于“普世价值”的批判，从立论的逻辑来看，都是以群体主义来对抗群体主义，也即以“多元群体（文化/宗教）”来对抗殖民者的“一元群体”。因此，这些话语都喜欢强调作为某种“群体”的身份认同，并且将“普世价值”所宣称的“人类共性”（例如人应该具有某种权利，或者好的政治应该具有某种标准）贬为某个群体（“西方”）的特殊文化，称其不能代表人类整体。

一方面，他们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而且也说服了很多人），因为族群文化宗教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不同族群文化和宗教之间也存在冲突。人作为群聚动物，会倾向于把自己所在群体的特性认同为自己的特性，并且努力维护这种认同。“族群认同”从部落时代即存在（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了），它满足了人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直到近代现代，就体现为“地方主义”、“民族自豪感”等情绪。

另一方面，对于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追求，也不能仅用“西方文化”来概括。人类会追求不被奴役、不被欺压，会希望不要生活在被他人控制的恐惧中。这些需求并非特定文化的产物，而是跨越文化的存在。例如，大多数人都趋利避害，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成为他人的牺牲品或者被他人控制，除非有非常强烈的理由让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如果“人祭”成为一种制度，无论再怎么用文化特殊性来辩护，定然是违反人性的。

因此，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反普世价值”，我认为其根基都在人类的某种需求。而对于“普世价值”的重新解读，我希望或许能跳出以“多元群体”对抗“一元群体”的思维模式，而考虑为何“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的情绪都是人作为个体与群体发生联系时自然的需求，也即既想融入群体，又不想被群体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