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完成的论证。
外部世界的真实性
笛卡尔曾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引入了普遍怀疑方法，即怀疑他所能够怀疑的任何事情，包括感觉到的事物、他人、和一切外部事实，最后得出，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之外，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笛卡尔是最早提出这种怀疑方法的人之一，他想通过普遍怀疑试图为日常知识建立稳固的地基，但结果却是，知识或外部事实本身都变得不再稳固。笛卡尔曾感觉到他的现实是一个梦。
我曾经做过类似的梦，梦到自己是缸中的一个大脑，有一群科学家把我泡在营养液里做实验。然而，即便我知道了，我还是要欺骗自己不知道。因为如果一群科学家发现自己研究的大脑忽然醒了，这也是一件恐怖的事。后来即便我真的醒了，在阴暗的天气里，我依然觉得现实是一个梦。描述类似经验的作品有很多，比如《盗梦空间》和《克莱因壶》。都是多层的梦境，并且无法分清楚到底在哪一层才回到了现实，而且很相似地，都有以死论证的举动，似乎以此来确定人依旧还有自由意志。怀疑论者一般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而我觉得它是严肃的则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有哲学家对此做过回应，比如摩尔和维特根斯坦。摩尔在《外部世界的证明》中对这种怀疑论的立场做出了回应，试图证明有一些事物在外部是真实存在的。他的论证过程，前提是：当他举起一只手，他真的知道那是一只手；进而推理：这里有一只手，和另一只手；及结论：至少有两个事物在外部存在。他以此证明了外部世界存在。一般摩尔的论证过程所被质疑的是其前提的默认，即“我知道这里有一只手”为真，摩尔认为这是常识，是不言自明的。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一只手，会显得有点不正常。
能否迈开一只脚
那么假如不去看“是否真的能知道常识”这件事，默认摩尔的证明是合理的，怀疑论的问题是否就被取消了呢？在电影《随心所欲》中有一个故事，有个人生平从未思考过任何问题，每一次的任务都只是依照命令做事。某一次他去执行引燃火药的任务，在点燃之后，他忽然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要迈的是这只脚，而不是另一只？”就因为这几秒的犹豫，他被炸死了。
这个故事所提出的是另一种怀疑，不是对外部世界真实性的怀疑，而是对有没有能力行动的怀疑。假设现在我躺在床上想要走下床，首先我得知道我有一只脚，其次我得知道我能够迈开这只脚。对怀疑论的反驳只能解决前者，实际上，即使最自洽的理论说明了怀疑论问题的无效性，也无法说服一个人去相信自己能迈开一只脚。
所以迈开一只脚是关于信念的问题，可是怀疑论者是否肯相信呢？假如相信，怀疑论者就不会是怀疑论者了，他们需要证明。假如完全不思考，只凭借本能，也许那个人就跑掉了，这么看来，这个问题是否是思考本身带来的后果？怀疑论者不仅要自己可以迈开一只脚，还要经过思考，是由自己的选择而确定迈开的那只脚。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这是一个信念问题，那么任何理性内部的论证都是失效的，因为只能解决是什么样的，但是解决不了信念。
乌托邦和下水道
在莱姆的小说《未来学大会》中，蒂奇去参加未来学大会，在下水道骑在托特尔莱因纳教授的背上时，忽然受到爱邻炸弹的袭击，于是陷入沉睡多年，醒来后已来到了未来。那是一个高度文明而又和谐的世界，然而，蒂奇却发现那是一个人人被心化药物所控制的社会，实际上人人都活在被药理统治的幻觉之中。蒂奇知道真相后选择跳下窗，却在跳下后发现自己还在下水道。这个故事可能想让人疑惑，蒂奇到底真的跳出了高楼，还是从始至终都在教授的背上。但至少蒂奇在跳下窗户的那一刻，是相信自己可以跳出的。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人类的身体都是基因筛选或改造的结果，念头都可以被药物控制，即使人可以产生相信自己能做出什么行动的想法，也可以在生理层面上直接进行影响。所以在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乌托邦构想中，人是没有跳出高楼，或者迈开一只脚的自由的。
《星际旅行日记》的“第二十一次航行”中，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其中一项就是自由控制精神。让我疑惑的是，如果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己的思想，那么他到底是否是自由的呢？
不必依赖美德的社会
莱姆认为对抗技术的唯一方法就是另一种技术。所以我不再觉得这种景象是绝望的了。当人性的内容已经复杂到超出我的理解时，我觉得我期待一个被控制的世界，或者像2+2=4那样简单的世界。我的弱点在于，我在用最人性化的语言渴望非人性。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反驳我。
在哲学层面上交出主体性与否，和在现实层面上主体性是否存在似乎是不相关的事情，前者所想象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解决伦理学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则不会按照理想的哲学情况来。我的想法可能有点极端，对于尼克兰德所提出的超人类构想，它实际上是生命政治中的极端形式，资本主义表现成生物阶级。我觉得如果解决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它是一个彼此互不干涉的完全扁平化的社会，个体的权利、动物的权利和植物的权利同等被保护，任何物种都没有能力伤害或被伤害，要么它就是一个被计算好的社会，人人都平等地被控制。
在这样的构想中，我很想问，如果有人犯罪还要不要受处罚呢？无论是两者中的哪一个，似乎监狱都没有必要存在。如果承认主体性，监狱似乎是对个体权利的侵犯；如果不承认，一个完全没有主体的社会是没有奖惩概念的，也不需要监狱。
作为黑箱的他者
我发现主体性是无法被论证的，即便按照康德的观点，使之作为理性的或责任的起点，依旧没有说服力。它只能被证实，在那之前，可以尝试对待它以图灵的实用主义态度。Leif Weatherby在《Language Machines》中认为语言具有可计算性，LLM 表示出意义是可以完全被算法模拟出来的，语言的特征首先是封闭的、诗学的，其次才在日常中有所指涉。我认为这表示出人们对于语义的理解是建立在多么随机的不稳固的东西上。无论机器最开始的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在进入社会后就会用来满足人的需求，人类的需求是分优先级的，这决定了人与某些机器的关系更加复杂，LLM自然地充当满足情感需求的工具，也制造了大量没有指涉的语义。
语言是过去思想的载体，没有任何哲学研究可以摆脱语义，思想体系每个概念都有明确的含义和意义边界。但是当下语义的泛滥表示出这个载体有多么不稳固，它的封闭性、诗学性、互相指涉性有虚构现实的作用。很难讲，过去很多精巧的哲学体系，有哪些表达了触及本质的思想，有哪些仅仅只是因为写作时的状态波动，比如写了一整本欲望哲学仅仅只是因为饿了，也是有可能的。语言建立在个体的彼此无法理解之上，尽管它是为了互相理解。如果个体的边界消失，建立在个体的互不理解之上的语言也会消失。那么在将来，人们会如何理解过去的建立在语言上的思想呢？还是它们会全部变成无意义的噪音？如果没有语言，思想会以什么形式传递呢？
莱姆在《技术大全》中认为，技术演化和生物演化是分别进行的，但是技术演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依赖对于生物的本质性知识的掌握才可以进行突破。他把机器的意识也当作自我演化的内稳态系统，这和如今研究中的部分路径是一致的。我认为两者是不矛盾的，至少目前是，研究内部运作，和在文化环境中把它当成黑箱。因为后者处理的是人类如何面对异质他者的问题，实际上人类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过去，使用的方式基本上是消灭或吞并，实际上，我觉得弱肉强食是非常准确的描述，人类的大多数行为，无论是战争还是个体摩擦，很多处理方式都非常原始地保留着字面意思上的弱肉强食的特征，奇怪的是，如果是细胞吞噬细胞，却不会把它理解为不道德。但正因如此，我才认为互不干涉是重要的，它解决了所有尺度上的道德问题。对于他者，人类习惯于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可被理解的形式，就像人们希望机器可以更像人，就像在《索拉里斯星》里，人类到了宇宙的边缘依旧在寻找人类。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索拉里斯星的造物，是异质的非人的，无法理解自己，跟随着他们的推演来到了宇宙的尽头，却依旧忍不住思考人性和意义，其实他们已经说过答案了，但我的问题却总是没有结束。我所写过的全部内容只以此身份写过，在别处都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并且已经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