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性的概念，而且还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也包括道德和政治的角度。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P304页，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教条）

经济崩溃，会有数以亿计的人面临灾难，人道主义不支持这种愿望。

@笑翻江山 #18 上诉过后，仍然是要进监狱，程序的正义，和，罪犯应该摆关在监狱，有矛盾？

服完刑出来，不还是按照干坏事就要进监狱的原则？有哪个地方变了？

“敌人”如果应该享有人权，那么为什么要把罪犯关起来？这不是侵犯罪犯的人权？：）甚至，为什么还要进行战争把敌人消灭？这不是整个人类历史都不应该做的了？

@笑翻江山 #20 你讲的这些，与，干坏事应该被抓起来，有什么矛盾？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你认为何时何种情况下应该被看成罪犯，和，罪犯应该被关在监狱里，有着超乎寻常的矛盾？

@笑翻江山 #16 你意识得到自己的回答跟我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么？

@讀立 #23 把这个“你”换成“讀立”完成成立。

与“讀立”观点不一致，就侵犯了你，就是罪犯？“讀立”算那根葱。

“敌人”就是应该消灭的，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有没有弄清楚谁是敌人，这是人可以考察纠正的地方。

@笑翻江山 #9 对，你说的很对。人权理事会竟然好几个国家都有着严重的人权问题。

其实一般情况下人认识不清楚某些真相是太正常的事了。有的组织就特别善于伪装，明明是个邪教，偏偏伪装成为人民服务，而每个人的经历又有限，总会有认识不到的地方，每个人也都不会完美，那么，让每个人都能认清骗子面目，这件事就很难了，并且由于人的差异性，很多事情即便本身就是个骗局，也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被骗。

但有些东西的差别却是根本性的。简单讲，比如一个小孩子他会知道要消灭坏人，人从小就这样，但是小孩子认识能力上因为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复杂和险恶，所以在认识能力上不如成年人。而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形成应该消灭好人的观念，谁对他好就要消灭谁，这就不是认识能力的事了，而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人格，这是人和非人的区别，不再是同为人只是认识能力上的差别……

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这两种区别。多元多样化不是问题，善恶正邪却不能颠倒错乱。

@梅菲斯特 #30 我就是随便聊聊的，不用想多啦。

@梅菲斯特 #16 做好自己的事，并不能理解成孤立啊。：）

我喜欢说什么跟谁说，以及喜欢听谁，不听谁，不都是我做主的事么？如果硬要说你得喜欢这个？这恐怕也不成……理解这一点给别人这个空间，就是尊重别人“喜欢什么”的自由。

自由民主不是空洞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在每一件事上的理解。

我们平时在说，“这个东西坏掉了”，“坏掉了”就是指的这个东西不再是“原先认为的那个东西”，或者使用上失去了可使用的价值。“坏”就是标识用的形式化体系内的一个词汇。

“敌人”只是人类对非人类反人类的一种叫法，就像说“他们是坏人”，这里的“坏人”，严格讲就是指的不是人，并不是有一种人叫做“坏人”或“敌人”。

这是人使用的形式化体系上的绕不开的东西，总要有个标识符号，但人使用形式化体系的目的是标识出来这些常识而已，就是识别出来谁是异类，并非是反过来让形式化体系掌握人自己。也就是说，不能用“人有坏的一面”这类说法反驳，而且无论人的认识有多大偏差，被认识到的“坏人”总是要被消灭的，你可以承认人的识别能力有限，但不能违反这一条说“坏人”不能被消灭。

这些东西其实不算复杂，但经过学校学了太多知识之后人往往就容易迷糊，结果连常识也不会。

@梅菲斯特 #13 这里问题在于人总是不想做好自己的事，总想去干扰别人的事，而你通过辩论要想实现的自由民主，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人人做好自己的事，那就太自由太民主了。

辩论这个问题么，其实不见得能有什么用，这是真的。辩赢了的也未必明白是什么结果，输了的也未必是真输，这事要跟讲道理的辩论才有意义，跟不讲道理的辩论，不过就是鸡同鸭讲，没必要。但是既然都是讲道理的，讲不讲又没多大区别，总可以学会的嘛。所以这么一想，就越来越懒得讲了。

懂的无需多言，不懂的讲了也是不懂。

这些叫做邪恶，顺非而泽。谁干坏事，就去帮助他赞扬他。

中共在世界格局上，尤其是对美帝，一直在使用这种策略。美帝跟伊朗打架，中兴华为就卖美帝高科技武器给他。这整个就是邪恶的做法。美帝现在察觉到，不算太笨，也有一个养肥了再打的策略，邪恶总会暴露出来。

王岐山在巴黎讲，故事是历史的反映，逻辑是历史的抽象，故事胜于逻辑……问题是他根本就不能明白，故事从来就是讲的人类生存的故事，历史也是人类应对各种历史场景的历史。故事并不胜于逻辑，故事和逻辑都是人类使用的东西，并没有超出人类还能谈的故事。举个例子，变形金刚擎天柱他也得保卫地球，而不是保卫他的母星创造者昆塔莎。神话故事，科幻故事，都是如此。

以后的人类会怎么讲述你的故事？这是将来会发生在历史上的故事。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些东西在现在看也是正确的，比如中共把“法治”歪曲解释成“党的意志统治”或“法制”，用高科技媒体毒害青少年，伟光正不就是鬼神之说？顺非而泽就不详细举例了吧？你看大天朝的老朋友都是谁？……

其实胡适的看法大部分是大胆乱摸，他很多文章都是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

中国文化在清朝已经是末尾，是被架空的，清朝用来统治汉人的东西是用来搞成枷锁的，所以清灭时期文人对中国原来的传统文化也不相信甚至还很仇恨，这就是当时时代的局限，被思想控制久了，跟国内一样，因此，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这些人的东西，也都要小心。

举个例子，一座山，从正面方向去看（传统角度），他是一座山，从侧面去看（现代角度），他也是一座山，但这两个角度得出的山的形状是不同的，尽管是同一座山。

@Merlin #2

因为他的评价对其他人影响比较大，所以我摘出这一段来谈。容忍也要看是什么事情，我认为他谈的容忍是站在上位者角度来谈的，与不能容忍的其他人包括信神的区分开来，其实容忍仍然是要自己修身养性才能玩。

这些东西怎么说呢，都是只有部分道理。

@Merlin #4

我没说过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讲的是常识，就是最为基本的作为人的存在必须承认的东西。这个地方有些东西需要转换思维模式。人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真理，才能谈“放之四海”，但我认为并没有这个独立于人的真理，真理其实就是人使用这些理，对人有用就是真理，没有用就是假理。明显的例子就是奔驰女，你会讲道理但是没有用啊，人家不认这个道理，那你再会讲道理也没有用，这就是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以为真理在握，其实只是握住了一堆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理论。

道德没有个体还是全体，过去的道德是指的人能生存下去就是道德。这个地方我简单说说，古代人讲的道德就是玩的常识这个东西（现代人不识货），现代社会价值观也还是这个东西，换个说法罢了，甚至他反对的宗教，也仍然是讲的这个东西。举个例子，因果报应就是说你干坏事，别人也就来报复你了，所以你也不会好过，这个模式他就有一个基础，就是别人对你干了什么事，你要正直地反馈回去，而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个正直的反馈回去，用自虐的方式来期待干了坏事的坏人有一个报应就不成了。这些实际上就是常识问题，当然宗教界有更复杂的说法。

我为什么说他讲的理是一半一半，因为他反对的东西有对的成分，他所坚持的却又要与他反对的部分关联才能坚持下去。

@Merlin #10

修齐治平是囊括了上位者及其社会制度在内。无道失去民心，有道者代之，这严格讲不算纠错途径，就是你这人不能做好这件事，做不好那就让别人来做就是了，本来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纠错途径，我认为是这样：因为人的常识就是这样，那么违反常识自然就使得人不能正常，所以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纠错。在传统体系来看，不遵循修身养性，你就自然而然会失败了。今天不失败，明天也得失败。

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找个纠错的途径，传统讲的法，有道而后法可求，从道的层面可以设计出各种各样的系统，如儒家的教育系统，法家有权谋系统，兵家战争系统，等等，这些是在道之下的法。所有能够恢复道义的具体方法，都是其系统纠正途径。（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中国朝代内相互斗争的程度远远超过国外，原因也是如此，正邪始终在历史演绎）

在修齐治平的传统里，各人是按照德行来归位，因为道是最高位，那么人所处位置就按照合道的德行来考察，这在过去叫做选官制度，就是选谁上来干什么，我讲的这个按照德行来考察，在汉代叫察举，就是观察你然后举荐。当然，在更早的时期周朝搞的是世袭制，也就是如果血缘家族有德行就可以认为你也是德行不错的。从汉代往后，选官制度还有九品中正制，到了隋唐就是科举制。这些制度不是硬性的东西，也包括试用期。

德行后来看不清楚，那就搞九品中正制，详细规定德行具体内容，要看你出生教养，那么教养就一定好么？还是不一定的，后面就搞成科举制，以考题的形式来选拔人才，秀才就出名了。这些整个就是纠错制度，以防统治者走错路失去控制用的，统治者自己也知道。

古代严格讲并没有现代这种残暴的统治（外族统治是另一个事），加上熟人社会的特点，没有多少搞对统治监督这种做法，因为常识就是你残暴了必然不能玩下去，有句话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心并不放在内耗上。这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同的地方，并不怎么适合陌生人关系社会，熟人不需要相互监督。当然，从传统也完全可以理解现代社会的东西，而不是像近现代对传统的批判那样黑暗。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所处的层面不同，从纠错的思维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别。中国文化是本体论思维，严格讲是修理不了的。

@Merlin #7

可能你不太了解我说的传统文化的含义，我讲的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呢在过去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也就是修齐治平这条路，所以，在古人那里，修身养性跟社会制度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只不过现代人不使用儒家这套“理论”系统了。

自由是作为社会价值观来谈的，是现代的说法，但与修身养性并不违背。当然，自由理论也有讲个体还是全体（社会），不过跟前面的传统含义还是不一样。

引用地址：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91111/dengyuwen-xi-jinping-totalitarian/ 作者：邓聿文 2019年11月11日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标志着习近平迎来他在中国执政的第二季，正式开启党国统治的升级版。

七年前习上台之际，极少人会预料到如今的情形。即使是习本人，恐怕也不敢确信他有能力开创中共统治的“新局面”。习给了全体中国人一个中国梦的远景目标的许诺，为此，他一边用反腐开路，整治官员；一边用专政工具压制舆论，打压异议者。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以及强军战略，也有助于巩固其权威、开创新局面。但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被（自）封为“核心”前，鉴于其政治成色和政治倾向的模糊不定，外界对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何处，还是存在很大争议。“五全”后，人们才恍然发觉，一个带有强烈习氏色彩的统治模式初步形成。

现在很清楚，习在过去的七年里，重点谋划两件事：一是谋求“黄袍”加身，建立个人专权；二是打造制度，对中共进行系统的组织改造，构筑新的统治模式。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政策杠杆是反腐，后者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党的政治建设。

但外界更关注的是他的反腐。由于个人权威的建立是取得一切宏图伟业的基础，反腐几乎贯穿其执政第一季的前后。他也确实通过开展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强度的反腐，将一大批高官，包括退休常委和军委副主席，送进了监狱，逆转了中共贪腐成性的政治生态，顺便也把自己不喜欢的政敌以反腐名义赶出了权力中心，做到了江胡两任总书记甚至邓小平都未做到的事，从而也建立起了个人仅次于毛的绝对权威。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习在执政第一季能够拿得出手的主要政绩。

然而，从有利中共长治久安的角度看，习对中共的组织化改造和制度重建，比反腐更重要和关键。但外界对习的这个“成就”有所忽视，实际它和反腐几乎同时进行。四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议程，并出台关于此问题的决定，表明他已完成了中共的基础制度体系骨架重建。习在有关四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对此有明确阐述，称其是一个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以及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这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制度作保障，反腐成果也会得而复失。

四中全会是习近平的个人胜利，经过七年党内的残酷斗争，他最终战胜了对手，虽然这个对手不一定是明确的某个政敌，这使习得以放心地让反腐谢幕。谢幕不是说不要反腐，反腐还会进行，中央委员层级的官员还会有人落马，但反腐将导入常态，不再以运动的形式出现，不是政治生活的主角。“四全”决定在这方面的表述就被大大削减，公报甚至对反腐不置一词。习近平就要通过这个信号，来安抚这几年受惊吓的干部，要他们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地跟着他走。

反腐退场，制度加码。习近平为制度重建和改造党国端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盘大菜，然此菜虽冠以“现代化”的名号，可此现代化非彼现代化，习再怎么提治理现代化，他心目中的现代化跟人们一般认为的现代化是两个概念和价值体系，且中共革命党的本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可改变的。“四全”的决定对此已表露无遗。习当然也想“熊和鱼掌兼得”，既要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又要得到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治理效果，但从决定看，本质上，习近平的治理现代化是要为中共的极权统治打造一个新样板。

要言之，假使中共过去对西方代表的政治文明和发展模式虽不认同、不跟随，但尚意识到自身和西方的差距，对自己有些不自信或很不自信，还愿意在现代化的名号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和做法，那么习认为，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尤其他上台以来的国力跃进，足以说明，中国无须以西为师，中国自己就是师傅，党的这套制度和做法已经很好，中国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已经现代化，未来只需在这个基础上改进完善。他的目标是到2050年中共建政100周年时，待这套体系完善成熟、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后，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能够和西方的治理文明相抗衡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文明。

故而“四全”的决定用“13个坚持”来概括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称它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其豪迈之情不言而喻。

然而细究其内容，完全是现在党国体系的一个升级版，习所做的，不过是将中共建政70年来已经成型的一整套统治经验和做法打包，他区别于前任的，是把这套统治体系推向阶段性极致，并冠之一个好听的“治理现代化”名号，给不明就里的人制造一种错觉，以为中共追求的是一种普适意义上的现代化。

习的这个党国体系的升级版，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进一步强化其个人对党的掌控和党对国家与人民的掌控，用其套用的毛氏政治语言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此，“四全”的决定特别规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和军委主席绝对领导体制。

2018年，北京，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2018年，北京，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大体而言，可以把习近平精心构筑的党国体系升级版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党在国上、党大于国、党国一体、党即是国；二，在党内关系上，体现为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领导，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习近平，维护习的个人专权和威权；三，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上，体现为党要为人民服务，但党也负有教育引导人民之责任，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样，党宣称的“人民的主体地位”就被虚化，变成党替人民“作主”，习实际在伦理上要倡导的是，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回报，人民应该全心全意拥护和服从党的领导；四，在党和法的关系上，体现为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将自己的意志——其中又主要是习的个人意志——通过立法形式变成法律，虽然党声称一切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遵守法律，但党拥有超越法律的地位和特权，不受法律节制，习更是法律的裁判，这就是他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的真实含义，也即依习近平的规矩治国。

中共对上述四者有自己的理解，即党的全面领导、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表现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化。

除这些基本特征外，习近平的党国体系“升级版”，还体现在它不排除私有制和私人经济，不排除资本家和地主，这是因为党国的各级要员，很多本身（通过他们的家人）是资本家；另外，它虽然强调自力更生和集中力量办大事，表示要创造新的举国体制，但也不会像舆论之前担心的那样闭关锁国，相反，它会更打开大门，拥抱世界，因为要把这套治国体系和统治模式推广，就必须将门打开，和世界至少是发展中国家融合在一起，并随时——只要有可能——向西方反向输送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从这个角度看，在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为求达到实效，中共有可能会借鉴西方国家一些对中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严正拒绝西方的染指。

在习近平的设置中，这个建立在党国体系核心要素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升级版，不仅要管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还要管到2050年中共建政一百年时全面实现现代化，他的“雄心”其实远不止于2050年，他要把这套体系定格为永恒的统治模式，忝列于人类文明的大厦。由是观之，除非他的健康出现问题，或者这套体系在未来运行发生大危机，否则，在本届结束后，习可能还要做一两届十年，此后转入幕后，实行垂帘听政。

也就是说，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始，习正式进入他的执政第二季。在第一季完成了对干部队伍的整肃和改造，并再造制度体系这两大任务后，习在第二季将以超越的姿态，平衡各派势力，减少内部折腾和消耗，团结在其旗下，和衷共济，拼经济，抗外敌，伺机统一台湾。这是习的三大任务。

对他而言，政治的大事搞定后，经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毕竟，在中共合法性无法由政治提供的前提下，只有拼经济，做大做强中国经济，让更多民众得实惠，生活水平有大幅提高，中共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并有资本和美国持续打贸易战。

另外，习近平在执政第二季，也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处理外部事务，包括强化战备，将解放军打造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问题和突发事变。未来几年，世界将更加动荡，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会更加严峻，外部环境的变化势必会辐射和影响内部，这都使他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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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变化也涉及台湾。后者是中共的一块软肋，也是习梦寐以求的。习要成就历史地位，建立伟业，做中国的民族英雄，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完成中国统一，是他不能不做的。而明年台湾大选后，蔡英文当选的概率非常大，台湾独立的倾向也会非常明显，这里面充满很多变数，为习近平统一台湾提供机会。

不管外界和中国人民喜不喜欢，党国体系的升级版经由四中全会已铸就。这个体系目前看来牢不可破，有人用“完美极权”来形容。我不清楚如何破解它，但任何完美极权总有脆弱的一环。

国外神父直接就叫“Father”。

他的大部分观点我是认同的，不过对于国家的来历，我认为并不是从宗教里来，或者说，要认为从宗教里来，差不多得看成是一种“自举”意识，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存在，然后来捍卫保护这种存在。意识到自己是有着良知品德有着人伦这些东西的，因此要警戒可能不承认这些的其他外族势力的入侵，从而才出现国家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成是从宗教里来。

国家在早期，应该是部落，部落就是围一圈墙，围了干什么？就是保护人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国家在一开始就是捍卫的人的生存方式，这个行为跟非人以及侵犯人的其他东西，是有意识分开的。

到了现代，在国家和家庭之间还有一层组织，就是人的谋生方式，叫经济，这个层面也是不能忽略的，不同于家庭，也不同于国家组织，这个层面我认为叫做行业分工合作的关系。这层也得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这层关系是怎么出来的呢？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之前是不明显的，以前的生产关系上主要是效法有才能有技艺的人，学徒模式，或者效法有智慧的圣人，实际上就是效法群体里的头领模型，因此，领袖者的道德良知，至关重要，但是在现代是分工合作，个体虽然微不足道但在分工体系里都是同等价值，在现代，文明得到了大发展，就是来源于分工合作强调的是大家都是价值同等，越是靠近现代，分工越是细致，文明的发展就来源于这里。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模仿方向应该是弄反了。

斯宾格勒的历史观是认为历史是“循环”的，不同于历史是“进步”的线性观点，其实人类历史既不是循环也不是线性的，两者都不能概括。

循环意味着没有历史，线性意味着无法借鉴，两者实际上最终都不是历史观。这里有一些哲学上的重要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因为人不是属性概念，就是说不能通过属性来定义人，那么之所以把人划分成人，就只能是借助于历史，也就是通过历史来定义人。这里就先推掉神教观点，神教就是讲的属性观。那么看待历史，循环也好线性也罢，都只是人对历史的认识，认识又不是本体，因此在放弃本体论之后，认识论最终也无法解决。

人类文明只能通过常识传承延续。这些没有历史的观点最终导致的是反文明反人类。

清朝的政治遗产两个继承路线，一个是白头山家族统治，叫先军政治，另一个就是党国指，蒋和毛继承的。

塔利班是“学生”的意思，和毛时代毛的做XX的好学生意思差不了太多。

"生命“科学其实是最重要的。^_^

人在出生之时最为完美，之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衰老衰变死亡。人寿命总是有限，原因也就是人暴露在这个世间，暴露在各种射线污染等等的破坏环境下，最多也就维持这么多年稳定罢了，于是寿命到了人就必须死掉。

死亡，其实是一种对人类种群的保护方式，个体不死，整个种群就无法稳定延续。

生命两端是生死，生死把握住了，生命也就明白了。

从大数据计划经济开始，到特色诚信制度，以及现在随着特色区块链技术的正式登台亮相，这场数字时代的1984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设想这样的生活场景：

1、早上A起床说了一句梦话，被B听到了，B上报“老大哥”。中午吃饭的时候A就发现少了碗饭。这里A没有意识到危险，B做的是日常工作“汇报同事思想”，食堂打饭的厨师是“执行”“正常工作程序”少给A一碗饭。

2、纸币的流通也是建立在信用体系上，但是特色区块链技术出来后，每一笔交易都将被全局记录，也就是“老大哥”记录下来。A到菜市场买一捆青菜，诅咒了一次这鬼天气（可能是现在领导搞的环境不好），菜农手机“听到”并且记录下来全局化，A忽然发现自己的区块链账户被罚款100区币……

3、晚上A回来精疲力竭，繁重的工作让他没有心思在想什么，没吃饱又被罚了钱，在重重压力下，A心情不好发出咆哮：F××K Demo××y，这还不让人活了？但是墙上的“老大哥”数字机器人AI自动做出立即“禁止事主”的程序性反应，突然伸出机械手立即“五花大绑”制服A的活动，这样A就获得了一次“精神集中营”的改造机会。

4、反贼因为无法使用特色区块链货币（已经被区块链全局声明），所以，迫不得已只能转用其他非法货币，但是要购买来所需物资就要跟特色区块链之内的人交易，但是又因为信用分散技术上导致无法完成这个交易，所以只能靠区内人的捐赠施舍来存活。先有特色区块链账本，而后才有货币。

5……

后面就不写了吧，自己设想看看。这不在于“老大哥”能不能做到全部控制，而在于他只要想去控制就可以达到想要的要求。数字世界可以让控制细致到变得精确，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清朝的制度叫做“部落八旗”，其实就是军事奴隶制，女真（金）时期实行的叫“猛安谋克”制度，其实就是军民合一。“枪杆子里出政权”那句话并不是某人的发明，现在延续的也都是满清的东西。

发掘看看你就知道了，整个历史大致穿一下都是很有意思的，也很简单。

你可以稍微加一个词，“绝对可靠”，然后组织就不会承认了。

穆斯林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化之前的遗留问题。中共其实也是神教组织，所以在其本土统治地区，从来就容不下其他宗教，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宗教，佛教也得挂党旗。

就整体来说，大多数人都会是一种旁观的心态，中共是不怎么样，但YSL也不怎么样，你俩打不关我事，作壁上观。

事情的危险在于，旁观者一般都会卷入其中。

我的话意思是，组织在涉及到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就不会使用“宣传”用语了，绝对可靠，相对可靠，这些词是惯用玩弄百姓的手段，但是涉及自身的时候，他就会老老实实用一些意义明确的说法。

“全过程民主”，“HK五大诉求”，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既然是民主的，那么HK人要民主为什么就不行？稍微看看就可以知道“全过程民主”实质要表达的是“全体控制”，也就是极权主义。

现在还没正是弄这个“全过程民主”，估计是还没有整好一整套把极权主义实质篡改成民主的欺骗方法。

中共实际是窃国大盗，然后再对你讲“有国才有家”，让国家主义从国家层级一直到家庭最小的细胞，而毫不顾忌国家的来源（合法性）是不是合理。这其实就是问题所在，非常简单的东西。

家天下没问题的，这是常识。

现实有哪位领导对待百姓像自己子女那样的？连领导子女都送国外去了，根本就没有家天下。

这些是常识问题，反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还冠以邪恶之称，这就整个都错位颠倒了。

国家是来自于人道伦常建立起来的组织，这样组织有三个层面：人出生的，家庭；要想谋生，人就要搞分工合作的行业组织；第三个就是保护人这些伦常的正义，也就是有着国家正义的组织。

无论哪一层，只要反过来就都不是那个东西了，家庭你斗我我斗你，家不家，行业你吃我我吃你，也就无法生存，国家不能维护正义，当然也就成了国家主义的反人类活动，其结果必然是分崩离析解体，没有其他的可能。

就某些单一问题来说，如单说什么宗法组织，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东西，这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家庭本来就存在，母亲看孩子就是比别人的孩子更好，这种是正常的事情，因此没有可能反对血缘伦常。应该想想反对的理由都是怎么来的，这些理由真的可靠吗？这是思考的开始。

在我个人来看，进化论在常识上不被承认，一个小孩子从小长大，他也没变，形体变了，思想变了，但你不能说“他”变了，有一些东西是无论你的现象怎么变，都是不变的，这个东西在古代实际上叫“一”。

现代人没有这些基本的思维方式，一个东西现象变了，他就跟着也变，以为变来变去才是规律，实际上就整个颠倒了。

家庭关系尊老，在古代和现代实际上也是常识，一个小孩子他不能懂得在社会的残酷，家长会教他如何应对各种事物，他也没有必要搞阴谋诡计谋害自己后代，因此，这就是一种人道伦常，所以，尊老从来就不是问题，各个国家也都是尊重有经验的长者，表现上他们叫贵族。古今中西都是通用的。

现代社会已经非常反常了，这就是我的结论。

秦晖的东西作为打打基础了解了解，还是不错的，但真正思考要自己去做，别的没有路。

@梅菲斯特 #32

这当然不能说成完全是法家的功劳，不过这和我的观点并不矛盾，我也不认为法家儒家非此即彼，我讲的是他们可以解释成不同侧面。而且，你也总要承认这个“存在性”也即“本体”而后才能谈具体的东西。

一元多元，这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问题的是非存在性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说人长得千奇百怪，就算你特别喜欢美人或者丑人（一元化），也没多大问题，再怎么丑或者怎么美的人，也都是人，但是不能说，坏人恶人他也是人。如果坚持后者观点，你就没有办法抓干坏事的坏人，不能建立最基本的公正合理的律法制度，因为连保护什么打击什么都做不到了，那最后结果一定是整个“人”都会被破坏消失，人也就不人了，成了其他非人了。

一种制度（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在后人的筛选中占据主流了，大家都在使用这个东西，也就是大家已经认同接受，这就叫合法性。如果还没有被大家认同接受，那么就只是一个学说流派（思想本身），而不是以这个学说主张的社会模式，硬来也不成。这就是历史上几乎所有改革不成的原因。

其实一元多元没多大问题，再差的一元也承认是谁家的娃谁抱走，怕就怕不知道这是谁的东西……其实你稍微推理一下就会知道，朝鲜如果要改制，反而要比中国现在难度小得多。

传统秦制和儒家，我对他看法是他讲的其实不对，或者说，认识上受限，结果也就这样罢了。

秦制是在商鞅变法体现出来的，说起来是法家，但一个残暴的法家（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主导的变革，他怎么可能导致秦国比其他六国更强大？这个就像是现在要论证专制独裁政权比美帝自由世界国家更强大的难度一样了，其实是不可能证明成功的。

秦制在历史上的转折点是用陌生人政治系统（郡县制）取代了血亲分封政治系统，历史价值上是很有意义的，后面开发出来科举制等等。中国文化系统的政治部分，在秦发生重大转折点，这一点不能不承认。

有一些问题上，我察觉到现在人对法的理解（法家）根本上是错的。古代是道裂百家，而道是没有人能够逃脱的东西，因此，道裂出来的法家，其实就是在法的意义上使用道罢了。这些东西是一些常识知识，但现在人已经无法理解了，一提到法家就是黑暗核心，弱民贫民等等……我不是说黑暗核心不存在，但是不是法家的东西，这事很难让人认同，我只能说，借法家讲黑暗统治核心，这由得他讲，但法家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另一回事。

另外，转贴一些法律上的基本常识：

Rule of Law vs. Rule by Law

In a perfect world, everyone would follow and abide by the laws in this country. And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re law-abiding citizens, there are many who break the law on a regular basis, and sometimes, do so with malicious intent.

But the actual way in which the law is exercised and implemented can differ, and differ quite greatly. This understanding is broken down to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law.

Here is a breakdown of what the two mean for citizens and the legal system: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is an intrinsically abstract idea, which finds itself grounded in philosophical and moral conceptions. One of its most basic tenants is that all people, whether they be at the lowest level of citizenship or the highest, being the sovereign or government ruler, are all equal under the law itself. This means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nd any law that is broken should be equally punished across the board, regardless of status in society or local community.

I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natural law, which basically claims that because we all belong to the larger human community, everyone must be treated under the same laws and possess the same rights.

Rule by Law

In contrast, Rule by Law is a concept that sees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as somehow being above the law, and has the power to create and execute law where they find it to be convenient, despite the effect it has on larger freedoms that people enjoy. To expand on this idea, rule by law is a method that governments and people in power use to shape the behavior of people, and in terms of governing a country, mass groups of people. This usually has the end goal of psychologically or forcefully persuading people to agree with policy decisions they otherwise would not agree with.

@笑翻江山 #19

^_^理解你的感觉。

@Merlin #3

“……无论哪个时期也没有把道凌驾与法之上，或者说演化出rule of law，或类似西方自然法之类法可以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概念。”这句话没有根据。

有空看看韩非子解老是怎么解的，“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内暴虐，则民产绝；外侵欺，则兵数起。民产绝，则畜生少；兵数起，则士卒尽。畜生少，则戎马乏；士卒尽，则军危殆。戎马乏则将马出；军危殆，则近臣役。马者，军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给军之具于谞马近臣。故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

如果法是人的存在性本体，法家的法体不就是儒家的人道本体？儒法之争也就不存在，或者说，儒表法里是对的，内老外儒，也是对的，都只是取了不同的侧面解读罢了。历史上的很多解读，都对也都不对，关键是自己的位置。

用一点稍微正常的脑子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统治使用的工具，他为什么要管人民的死活？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即便要管，也不应该去教人发展农业商业甚至搞土地交易……

@Merlin #6

你讲的都是后来的解读，没有道理的。其实我已经讲过了，“法”如果是指的人的存在本体，法行当然国家就治理好了，君王就没有必要事事亲历亲为，实际上就像现代的君主立宪制。这些都不是必然解读成“君权神圣不可侵犯”。

道德经原文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无道，和后面这句话连起来，就是祸的源头。 后面这段写：“奸起，则上侵弱君；祸至，则民人多伤。” 也就是说，知足也就是守道，法家的法也是这个东西。

总体来说，你对传统的解读也是党国灌输的产物，要解毒比较难。

如果一个命题是错的，那么它的反命题或逆命题是不是肯定正确？

请举例说明。

@梅菲斯特 #33

学说的价值就是大家用他，用得越多，就改变了，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所在。

@梅菲斯特 #42 如果思想是由历史发展决定，那为什么我的说法就不能是在讨论过程中产生或决定？：） 理论也都是人写的嘛，如果追问一下，第一个理论他怎么产生呢？^_*

好了，言归正传，回答你的问题，其实思想主流由历史发展决定，这个说法几乎就是历史决定论，我意思是，你谈什么东西都得有个“主人”意识，历史也得是人的历史，你不能搞成客观神秘运动的历史，这就整个会被批判了。

所以，法律存在是因为人在使用这个东西合作竞争或者其他生存方式，人选择这个工具（注意，不是统治工具）作为人的生存延续方式，这就是法律的位置，就是说，法律也必须是符合人道的，这就是美帝宪法所写序言的真正道义价值。（法律是人为了人自己生存延续而使用的工具）

好像我跟你观点没有多大区别。不过法家的事情要你自己去读才能懂，要讲古文就太麻烦了。

@Merlin #56

法治（“of the law”）是指的作为人在生存方式上无法避开存在本体，于是要顺从这个存在本体来行事，以此在各个社会组织系统内制定规则。

关于苏格拉底这事，民意当然不总是正确的。要说法律产生恶的行为，这具体法律就只是人认识此存在本体然后制定的一些规则，这些本来就不具有本体性（所以你会看到西方法律也会被修改），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失效，也可能延续下来。什么是恶呢？恶就是不能这样搞下去，不能以此存活的意思，虽然在当时还不一定能意识到。

具体法律可能被废除，即便是民意法律也是可能被废的，甚至宪法不也能修正？但有些东西不能废，而且无论怎么废也要维护，这些东西就是法治的核心。所以美帝宪法开篇你会看到他这样写：“……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of law”……的“of”，就是你的属性（或者说归类），若没有这个性质，你就不再具有这所有的可能了。有其精神，而后肉体才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