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BBS

@阿離 #2 没懂xyz和onion什么关系

复读一下在陈士杰帖子中的回复

其实等额选举目前来说确实更适合中国国情。新品葱算是一个民主试验场了，被玩成什么样，也不多说了。中国未来100年还是应该以普及普高和高等教育为主。民间的能人才士应该多写一些指导性的文章，来引导开化百姓思想一步步接近欧美。

坦白说，虽然很多人恨共匪，但是抛去仇恨，脱离当下的时空束缚，用几百年后的人类的眼光去审视中国的王朝周期，以及目前这段历史的话，就应该知道共匪起码还有国运200年，而且这个世纪共匪的国运还是处于上升期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能做的事情就应该要顺势而为，得有针对性。在治世期间，普及普世价值，普及逻辑教育，普及中高等教育，尽力提升这片土地上的人类的德性，才是我们这批人该做的。如果有心，还可以写一些著作，为200年后身处乱世中国的后代，留下一些精神宝库。真到乱世的时候，大家就没可能安心著作搞研究了，都是朝生暮死天天打仗。因为那时是个实践的时代而不是理论创作的时代了。希望我们这批生在治世的人不要浪费掉宝贵的生命，知晓这辈子来到世间的使命，多写点好东西吧，不要让未来的后辈完全找不到祖宗的宝藏，又重复着五四的悲剧。

@张怀义 #11

暗网名字比较难记，忘记了可以通过明网的xyz域名找回。

@李五毛 #4

又不懂装懂，在黑屁技术。

首先要定义民主。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定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目前党对【人民】的定义是很模糊的，这里我暂且假设【人民】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民主】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共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

按照这个定义，从世界范围来看，有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民主，有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实现。所以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论调，就是如果中国公民不能共同决定中国政府的行为，就说明中国没有实现民主。

但从实践经验来看，简单地把国家和地区按照【民主】和【没有民主】来划分，会容易犯一些常见的错误。比如说，虽然中国不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但茂名化州村民抗议政府兴建火葬场一事就证明了，村民是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决定当地政府做事的方式的。这种决定，不是通过西方社会推崇的、高雅的一人一票的方式，而是通过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亲切的一人一棍、一人一瓶的方式。

所以中国虽然整体上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地方，民主程度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不存在绝对的民主或者绝对的不民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民主】和【不民主】之间连续过渡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根据民主程度打一个分数，美国的分数肯定比中国高，但美国的分数不是最高的，中国的分数也不是最低的。具体到中国的每个地方，分数也不一样，比如说香港的分数就比内地大多数地方高。

因此我认为，对民主的追求，应该是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把这个分数提高。比如说广东模式，深圳模式，乃至于茂名模式、香港模式。如果每次分数都提高一点点，最后平均分接近美国的话，就可以说中国实现了民主。

由上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就是追求民主不一定非要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只是一种作决定的方式，跟一人一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人一票比一人一棍更公平，因为投票容易在票数上作弊，而一人一棍是很难在棍数上作弊的。

所以一人一票并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那民主进步究竟靠的是什么呢？从不民主进步到民主的本质，是权力从少数人向多数人过渡。那权力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认为，一个人的权力和他掌握的信息量是成正比的。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说，习近平是个昏君，什么都不懂却独掌大权。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恰恰相反，现在中国的情报机关都是为习近平服务，这让他掌握了太多的信息，多到想搞谁就可以搞谁，所以他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毫无顾忌，对外表现得像个昏君。

一个人掌握的信息量，是不可能跳跃式变化的，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学习和积累的过程，这就好比一个人需要从小学上到高中，不可能让小学生直接当清华的博士，那样是不符合人类学习规律的。既然权力和信息量成正比，那么一个人的权力，当然也就不能跳跃式地变化，也就是说，权力不可能瞬间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多数人手中。因此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民主分数，只能逐渐上升，不可能跳跃式发展。

换句话说，即使中国政府宣布从明天开始一人一票，中国的民主分数也不可能瞬间提高，各地必然会发生大量当权者控制选举、迫害投反对票者的情况。习近平的【没有，没有，没有】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吗？给你投票的机会，让你当着暴君的面投反对票，你敢吗？

世界上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伊拉克原本是一个独裁国家，独裁者萨达姆遇到反对他的人，是一律枪毙的。美军消灭了萨达姆，建立了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新政府，伊拉克的人均政治权利马上就增加了吗？当然不会，事后很多伊拉克年轻人甚至认为，美军的行动，正好说明议会比不上独裁者的子弹，独裁者的子弹比不上美军的炸弹，所谓的投票都是政治表演，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伊拉克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这里面固然有石油输出国的经济结构特殊性，固然有美国政府处理不当的因素，但本质是不变的，就是民主不可能隔夜开花，消灭独裁者不等于政治权力会自动跑到多数人手中。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8_Iraqi_parliamentary_election

许多施行一人一票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对人身权利的保障，甚至还不如中国。以菲律宾为例：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vice-mayor-is-third-philippine-politician-killed-in-a-week

中国如果按照菲律宾的玩法，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薄熙来跟习近平在央视发表演讲竞争选票，而薄熙来在念稿子方面显然要更胜一筹，于是气急败坏的习近平就派人去国外绑架薄瓜瓜……最后结果恐怕还是习近平连任，而薄熙来还是得去秦城休假。

所以一人一票也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选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选票是政治家们发明的一种用来说服老百姓的工具。在封建社会，说服老百姓的工具是礼教；在专制社会，说服老百姓的工具是刀枪；在现代社会，说服老百姓的工具就是强大的宣传机器，以及选票。

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选票就跟纸币一样，不过是一张纸，纸的背后所承载的信用，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一个缺少民主的国家，给大家发选票，就跟一个缺少财富的国家（比如津巴布韦），给大家发纸币一样，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最后一不小心连自己都骗了。

做一个总结：选票代表一个人的权力，但它并不能赋予一个人权力，更不能把它当成民主的标准，那样是舍本逐末。一个人如果要获得权力，关键还是要尽量多获取信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大家都像刘晓波那样写一个宪章，叫当权者给大家发选票，是行不通的。法轮功搞的翻墙软件，还有马斯克搞的卫星互联网，这些技术可以让中国人更加自由地获取信息，从而也就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民主，这些技术是比选票更值得中国人去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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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中港疫情稍为放缓，加上欧美国家陷入大灾难，发动强硬的攻击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企图重新巩固权力，扭转去年六月以来“抗暴革命”下的被动情势。

中联办在4月中表示，港澳办及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 22 条所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意味着两办可以“合法合宪”地干预香港事务。过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献上多次表明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为了配合中联办的口风，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场，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闻稿而显得狼狈不堪，更突显其扯线公仔的真面目。

中共机关不是第一次自行释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颁布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这是因为中联办在梁振英时期形成山头派系，加上建制党派之间分裂，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权，避免造成不稳。中共由授权中联办作为代理人统治香港，改为直接由港澳办系统直接指挥。中共今次释法只是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从来没有受过22条限制。现在中共只是不屑再伪装，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态宣示权力，准备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23条立法。

事后港府内部人事发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长将会离任。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因为过去他曾表示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的，中共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当然要抹黑这些小痕迹。

此外，公民党法律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拖延国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疯狂夹击。港澳办发声明表示郭荣铿失职，明显是为了取消他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铺路，阻止他下届继续参选。中共害怕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会获得过半数而获得否决政府法案的权力（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选举。

警方在4月18日进行大搜捕，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成员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公民党前立法会员吴霭仪、社民连的梁国雄和黄浩铭等。涉及的游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会、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游行。

这份名单上有大部分为温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运动里没有任何组织和鼓动的角色。温和泛民在林郑上台以来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经历了抗暴革命后，群众的激进化使温和泛民失去了与政权妥协的空间。我们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压只是针对本土派和激进民主派，但日后将会向整个民主阵营发动攻击，连温和泛民也不会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为动用反恐条例打压。讽刺的是，刚好前几天，葵涌警署警长涉嫌串谋黑帮自编自导汽油弹袭击事件而被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不是有效对抗，反而给予政权籍口加强镇压，唯有依靠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方法，有意识地建立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斗争，才能挑战中共及财团专制。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为动用反恐条例打压

疫症下中美冲突持续升温。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刚刚开始，中美两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灾难都双双惨败。中共见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头烂额，因此加强推进各方战线：南海、一带一路、口罩外交等扩大国际影响力，并藉著打压香港民主权利宣示帝国权力，重新巩固在2019年时受到动摇的控制力。在疫症前美国政府都不会真正关注香港的民主权利，现在自身陷入危机更加无暇理会。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党派将会再次失望。真正的国际团结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层工人，共同反对只顾及统治精英利益的各国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拥强大集中的独裁机器，操控媒体以及庞大的财政，还有建制政党这些爪牙遍布香港。这部机器可以进行组织、部署，在适当时无情地发动攻击。虽然去年的群众运动使这部机器陷入混乱，但疫症和运动的低潮为它换来了喘息空间。可见“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发性在运动中是极为宝贵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为了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独裁政权，还要对抗这政权在全球的资本家支持者，群众斗争要有必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可以这样，群众运动不能单靠松散和分散的网络，而需要强大的民主组织，并建基于工人阶级这个有力量改造社会的社会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我们必须呼吁和动员群众抵抗这种禁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中心，组织工会抵抗资本家在疫症中的经济打压，同时将工会作为重建抗暴运动的民主组织。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斗争，当务之急是要寻求在中国同样受到习近平专制压迫的7亿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挑战独裁制度和资本主义。

其实之前 @dou4cc 想要做新项目的时候，我就是建议用这种暗网论坛模式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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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拉迪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作为革命家的化名：列宁（Vladimir Lenin）。一个半世纪前，他出生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即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Ulyanovsk）。在30岁的时候，他已经被誉为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仅仅17年后，他就和托洛斯基一起领导了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Rob Jones, Sotsialisticheskaya Alternativa（ISA俄罗斯支部）

如果今天政府撕毁所有限制普通群众权利的国际协议、接管经济运作、实行工人管理生产的制度、并呼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为全人类利益合作，它将获得广大工人和受压迫人民的热情支持。而这正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11月所实行的事情，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不仅在大方向上具有革命性——它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政府立即退出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民族自决权给予那些想要脱离前俄罗斯帝国的民族、接管大片土地并赋予每个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停止了俄罗斯东正教和其他宗教干涉国家的权利。

在当时，英国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投票权也仅限于拥有财产的21岁以上的男性，然而新生的苏联则赋予无论男女所有18岁以上公民都有投票权，除非他涉及剥削他人的行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出代表组成苏维埃，运作整个社会。

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妇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实施了一项广泛的计划来减少女性文盲率，建立公共食堂、洗衣房和幼儿园来减轻妇女压力。婚姻法和离婚法被修改，允许妇女随时能依她意愿离婚，并且确立了堕胎权。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政府部长。

同性恋也被除罪化，事实上，许多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杰出人才都是同性恋，包括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

教育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此外，政府开展了全民扫盲运动，提供了九年的学校教育，任何在16岁获得毕业证书的人都有权在大学学习。到1921年，已经建立了200多所新大学，在三年内数量增加了两倍。同时建立了数百所特殊学校来教授少数民族的语言。

医疗保健也对所有人免费，所有医疗机构都纳入了国家体系。医学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的医疗方法不是以治疗富人的慢性疾病为目标，而是以消灭传染病为目标。当时，传染病夺去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穷人的生命。在1913年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不到30岁，1926年上升到44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上升到60岁。

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在革命后发动了内战，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设法使俄文的字母现代化，在数个地区引入了文字，废除了反动的儒略历，使历法与欧洲其他地区保持一致。一些沉迷于过去的保守人士，至今还在使用儒略历。此外还废除了国内护照制度。

当然，列宁在建立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在全世界建立革命运动。

早年生活

列宁的许多思想都是在他早年于辛比尔斯克省的生活中形成的。列宁一家生活在一间舒适但简朴的木房里，父亲是当地的一名督学，他曾利用这个职位推动教育改革。乌里扬诺夫家的三个孩子受益于鼓励读书的氛围。长子亚历山大，充满了革命精神，他加入了革命组织“人民意志”，并相信个人的恐怖手段会导致革命。1887年，他因参与密谋暗杀沙皇而被处死。这让列宁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方法是有害的，只有有组织、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才能完成革命。

在帮助组织了一次学生示威活动后，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他搬到了圣彼得堡，并在那里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成立于1898年，目的是在俄罗斯革命家和工人运动中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他后来被逮捕、流放，获释后前往欧洲，在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创办了一份名为《火星报》的报纸，然后将其秘密运回俄罗斯。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迅速，这个运原本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基础。在德国，它得到了工会和民选议员的广泛支持。列宁最初对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等欧洲社会民主党巨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怀有极大的敬意。但是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被那些对议会议席，而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更感兴趣的人所主导。

怎么办？

列宁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出现在他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怎么办？》和1903年在第二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上的辩论中。这显然是一场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这实际上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改良派和革命派。

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是一个专业革命家的政党，纪律严明、团结一致并按照党的纲领行事。他的对手，以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为首，认为该党应该更为广泛。他说，只要一名党员同意党的总体方向，而不一定参加党的活动，就足够了。列宁在会上赢得了多数票——他的派别因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反对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少数派）。

1905

两年后的1905年初，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加邦神父是一名东正教神父，也可能是一名警察特务，他试图转移民众的愤怒，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向沙皇递交了一份呼吁改革的请愿书。沙俄警察向工人开火，激起了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波兰和芬兰（当时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工人们第一次组成了苏维埃。那年年底，托洛茨基被选为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主席。

虽然列宁的很多布尔什维克同志都没能通过这次试炼，但列宁自己却通过了。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其中一位领袖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 Bogdanov）是那些秘密建立地下党的代表人物，但事实证明，他没能把工作转向群众活动。他认为代表了数十万工人的苏维埃只是托洛斯基的把戏，他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给苏维埃下最后通牒——要么采纳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要么他们将退出。然而列宁明白苏维埃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应该向大批年轻工人开放入党，以克服“委员会成员”的保守影响。

列宁得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不应该信任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正试图与沙皇专制达成妥协，成立立宪会议，孟什维克还提供帮助。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与贫农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中合作，推翻沙皇统治，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政体，虽然它还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它将允许工人阶级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通往“完全的自由，迈向彻底的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国！领导所有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走向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走得更远，他认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俄罗斯以及其他落后国家，太软弱无能，无法像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人阶级必须替他们完成，并进一步实施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后的数年反动时期里，列宁为了捍卫党组织而斗争，抵抗极左翼的潮流，其中包括波格丹诺夫这类人物——他们认为革命者不应该参与议会工作。然而，更巨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社民派的背叛

第二国际一直主张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然而，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却在联邦议院投票支持拨款给德国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只有卡尔．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和奥托．吕勒（Otto Rühle）是例外，这仍带来巨大冲击。当列宁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还认为只是谣言。孟什维克主义看来不仅是改革主义，而且其政策的背后包藏的就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1915年，来自11个国家的38名代表坐着四节车厢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保持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飘扬。

在俄国，由于战争和沙皇警察的镇压，革命组织非常困难。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成员寥寥可数。所有的女性党员都被逮捕了。渐渐地，一股新的力量被培育起来，但他们几乎没有为新革命的爆发做好准备。当一个女工代表团拜访并要求布尔什维克协助准备1917年妇女节的罢工时，她们得到的回复却是要等待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印刷机来为罢工印制传单。当时是“区联派”这个规模较小的组织（Mezhraiontsii，区联派是一群革命的反战社会民主工党人，后来在托洛斯基的影响下，与布尔什维克合并），提供反对“战争、高物价和女工无权”的传单。

俄国的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当时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屑一顾，这些斗争主要发生在流亡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他们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区别。即使到了1917年4月，在俄罗斯68个地区中的54个地区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在一个统一的党组织中运作。

列宁到达芬兰站 图片：Wikicommon

重新武装党组织

不过，革命正在酝酿中。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不断发展壮大，在彼得格勒就拥有2000名党员。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上台，包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台：史达林）在内的地方领导人选择支持临时政府。4月，当列宁流亡回国时，它面临一项艰钜任务，这份任务托洛茨基称它为“重新武装党组织”。

尼古拉．苏哈诺夫是一名孟什维克，当列宁返回俄罗斯途中，他回忆当时芬兰车站所发生的事情。

“人们写到在芬兰车站与列宁热情会面的场景时，他们一点也没有夸大。受到布尔什维克号召来到车站的士兵和无产阶级群众都欢欣鼓舞……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到来，伴随着振奋人心的宣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担忧列宁刚归国的演讲，这并不难理解。他们都学习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他们和西方社会主义者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步骤……首先得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然后要经过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也只有到那时才有社会主义的斗争……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在为夺权的武装斗争做准备，而是在为未来立宪会议中的议会辩论做准备。列宁却像龙卷风一般赶回俄罗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决定开始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在这场革命中，权力应该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手中，转移到苏维埃手中。”

列宁于是写下了他著名的《四月提纲》。《真理报》是在添加了一系列作者的个人观点之下才将其发表。两天后，当他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发表讲话，但是他没能得到足够票数支持。季诺维也夫（Zinoviev）、什利亚普尼科夫（Shlyapnikov）和加米涅夫（Kamenev）都反对他，加米涅夫甚至说：“俄罗斯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iy）评击列宁，要求代表“在实践中经历革命的同志”发言。然而列宁坚持自己的立场，到4月底他已经赢得了党的支持。苏哈诺夫（Sukhanov）说，那就是“俄罗斯政治月历从2月加速到10月”的时刻。

列宁确信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工人会支持他。1917年，随着11月革命胜利的条件成熟，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壮大，到年底，布尔什维克已有近35万党员，因为自由派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都未能结束战争、实现民族自决、召开立宪会议或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五分之一的党员年龄在26岁以下，一半在35岁以下。

与托洛斯基结盟

在列宁归国几周后，托洛斯基也回到俄罗斯，此后两人形影不离，共同领导了革命。他们早期的分歧，被他们的敌人戏剧性地夸大了，是关于需要一个紧密团结的革命党和革命的不断性这两个问题，而这在实践中得到了解决：托洛斯基开始相信列宁在第一点上是正确的，列宁认为托洛斯基在第二点上是正确的。双方都充分认识到，俄罗斯的革命只有作为更广泛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才能取得成功。

列宁喜欢引用浮士德的话：“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他用这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他改变了先前呼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立场。他说，那些死记硬背这句话的人现在已经落后了，他们“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仓库（或称作“老布尔什维克”仓库）。”

事实上，正是像这些事件展示了列宁的真实性格，而不是被他的反对者妖魔化的那样，也不是某些崇拜者“造神”并把列宁描绘成无所不能。列宁犯了错误，或者可能做出错误的评估。但是当他持错误意见时，他也能改变观点，这种改变通常是和同志们激烈的讨论之后产生的。

正是这种方法，再加上他与托洛斯基的紧密联盟，使得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以苏维埃为代表的工人群众和士兵的支持，并领导11月（儒略历10月）的革命走向胜利。新的苏维埃政权开始在社会主义路线上改造俄罗斯。

帝国主义者自己也正确地明白，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将成为其他地方工人的灯塔。他们在俄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包括英国、德国、美国、日本和法国在内的至少14支帝国主义军队支援前沙皇和白军，试图击败革命。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所作的英勇牺牲使他们筋疲力尽，并且消耗殆尽。世界革命的延迟，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德国革命之后，使原本落后的经济陷入孤立的状态。这造成了革命的反动与堕落。

列宁最后的斗争

列宁曾遭遇两次未遂的暗杀。1918年，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Fanny Kaplan)的第二次暗杀几乎成功，列宁的颈部被一颗子弹击中，这导致了他在1924年去世前受到中风的折磨。然而，在这一时期，他意识到，在新苏维埃国家内部，反动势力正围绕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人帮，不断积聚力量。列宁将其描述为“被卷入肮脏的官僚主义沼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与托洛斯基达成了一项协议，与正在发展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但不幸的是，客观形势对他们不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场官僚主义的政治反革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可怕的斯大林式独裁，在保持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同时，推翻了革命的许多社会和民主成果。

列宁的遗产

列宁除了与托洛斯基一起领导俄罗斯革命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遗产。他论证了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强大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团结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他也警告说，这样一个政党在所有国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建立。他认为，革命者应做好准备干预所有“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一种新的方式、以一种共产主义的方式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工作”。

他对国家作为阶级社会的镇压工具的分析，在今天具有巨大的意义，当资本主义政府试图说服我们，在面临新冠肺炎危机时，我们要一同共度时艰，但实际上是要工人阶级承担经济崩溃的代价。

即使在今天，当许多资本主义政府无论在库德斯坦、加泰隆尼亚、西藏还是在北非都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列宁对待民族问题的方法仍然是革命性的。

当然，还有布尔什维克采取统一战线方法的经验，这使他们能够通过苏维埃建立强大而团结的运动，以推翻资本主义。

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列宁对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根据实践经验发展起来的，正如他所评论的那样：“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永远要落空。这样的人只会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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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疫情稍为放缓，加上欧美国家陷入大灾难，发动强硬的攻击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企图重新巩固权力，扭转去年六月以来“抗暴革命”下的被动情势。

中联办在4月中表示，港澳办及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 22 条所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意味着两办可以“合法合宪”地干预香港事务。过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献上多次表明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为了配合中联办的口风，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场，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闻稿而显得狼狈不堪，更突显其扯线公仔的真面目。

中共机关不是第一次自行释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颁布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这是因为中联办在梁振英时期形成山头派系，加上建制党派之间分裂，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权，避免造成不稳。中共由授权中联办作为代理人统治香港，改为直接由港澳办系统直接指挥。中共今次释法只是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从来没有受过22条限制。现在中共只是不屑再伪装，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态宣示权力，准备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23条立法。

事后港府内部人事发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长将会离任。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因为过去他曾表示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的，中共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当然要抹黑这些小痕迹。

此外，公民党法律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拖延国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疯狂夹击。港澳办发声明表示郭荣铿失职，明显是为了取消他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铺路，阻止他下届继续参选。中共害怕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会获得过半数而获得否决政府法案的权力（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选举。

警方在4月18日进行大搜捕，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成员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公民党前立法会员吴霭仪、社民连的梁国雄和黄浩铭等。涉及的游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会、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游行。

这份名单上有大部分为温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运动里没有任何组织和鼓动的角色。温和泛民在林郑上台以来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经历了抗暴革命后，群众的激进化使温和泛民失去了与政权妥协的空间。

我们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压只是针对本土派和激进民主派，但日后将会向整个民主阵营发动攻击，连温和泛民也不会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为动用反恐条例打压。讽刺的是，刚好前几天，葵涌警署警长涉嫌串谋黑帮自编自导汽油弹袭击事件而被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不是有效对抗，反而给予政权籍口加强镇压，唯有依靠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方法，有意识地建立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斗争，才能挑战中共及财团专制。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为动用反恐条例打压

疫症下中美冲突持续升温。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刚刚开始，中美两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灾难都双双惨败。中共见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头烂额，因此加强推进各方战线：南海、一带一路、口罩外交等扩大国际影响力，并藉著打压香港民主权利宣示帝国权力，重新巩固在2019年时受到动摇的控制力。在疫症前美国政府都不会真正关注香港的民主权利，现在自身陷入危机更加无暇理会。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党派将会再次失望。真正的国际团结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层工人，共同反对只顾及统治精英利益的各国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拥强大集中的独裁机器，操控媒体以及庞大的财政，还有建制政党这些爪牙遍布香港。这部机器可以进行组织、部署，在适当时无情地发动攻击。虽然去年的群众运动使这部机器陷入混乱，但疫症和运动的低潮为它换来了喘息空间。可见“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发性在运动中是极为宝贵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为了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独裁政权，还要对抗这政权在全球的资本家支持者，群众斗争要有必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可以这样，群众运动不能单靠松散和分散的网络，而需要强大的民主组织，并建基于工人阶级这个有力量改造社会的社会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我们必须呼吁和动员群众抵抗这种禁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中心，组织工会抵抗资本家在疫症中的经济打压，同时将工会作为重建抗暴运动的民主组织。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斗争，当务之急是要寻求在中国同样受到习近平专制压迫的7亿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挑战独裁制度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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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疾病、过劳、砍假

Vincent Kolo和Xiaxi Cai 社会主义行动

“因为疫情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来自印尼的外籍家庭佣工Seputih向《社会主义者》杂志倾诉：“老板答应让我放有薪假，但实际我没放，我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里，只好放弃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佣工的法定假日，这天一直以来都是他们休息、放松和社交的唯一机会。现在香港政府要求他们留在家中，于是他们被漫无天日地困在“职场”。有些雇主还威胁说要解雇他们，说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许他们出门，会把病毒带回家。但是，当家佣被雇主派去外出购物或溜狗时，这种逻辑却吊诡地不适用了。

新冠病毒对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工人承受“紧急时期”权利限缩、公司倒闭和收入损失。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担了最大的负担。。但是，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容易受害的职业，承受了最大的负担。在香港有40万移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印尼和菲律宾。他们面对更多的工作、更长的工时、且更多的自由和隐私限制。尽管自我隔离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但对于香港家务劳工而言，这反而意味着比以往更长的工时，而且当然是没有加班费的。

2017年社会主义行动五一劳动节示威

学校关闭

Seputih的朋友、同为印尼移工的Vant说：“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因为雇主的儿子不上学了。但是雇主夫妇还是一直上班。”

亚洲移居人士联盟（AMCB）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半以上的家务工人的工作量显著增加。随着学校关闭已经超过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风险的群体，照顾这些孩童与老人的负担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于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这意味着工人们要受到雇主更紧密的监控。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严格的雇佣同住规定（live-in rule），在平时也已经是对移工非常压迫和侵犯隐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根据法律，家庭佣工被迫与雇主同住，很多时候甚至没有私人房间。如果工人不服从，那就会被罚款、监禁和驱逐出境。这意味着家庭佣工下班以后没有另一个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机舱热（cabin fever）”，长期待在狭小的空间，不可避免损害到心理健康。况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员，而是他们的“女佣”，那情况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烦或突然发脾气，家庭佣工常沦为出气筒。对于家庭工人来说，休息甚至使用电话也变得困难重重。

Seputih说：“我很多朋友都对这种情况感到沮丧，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么自由都没有，比如说如果您打电话回家乡问候家人，就还得等雇主出门买东西。”

外汇：主要收入来源

疫情加上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波经济破坏和裁员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宾，这给香港移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移工因为担心被解雇，所以不敢抗议现在严重恶化的劳动条件。他们还担心被感染，亦往往会可能因此被解雇。

菲律宾过去2个月失业率急遽攀升，已经有50万个工作岗位被蒸发。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机可能导致520万人失业，使380万人跌到贫困线以下。这些社会没有保障安全网或失业保险，没有工作等于没有收入！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要养着包括他们一年才能见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医疗费用和生存都靠着这些母亲在香港的工作。

疫症前的周日，外佣聚集在一起

增加工资！ 恢复移工休息日！

社会主义行动（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复移工的休假权，同时必须采取新政策，改变移工因为负担不起社交空间的消费，只能被迫在天桥和公园才能聚会的恶劣现况。香港政府在任何层面，都尽量减少花费资源在移工身上。社会主义行动要求政府投入资源建设并扩充现有的社区公共设施，让移工学习、上网、聚集和休闲社交时，能够有安全而卫生的环境。

由于旅游业的崩溃，全港到处可见“幽灵酒店”，现在全港多达8万7千个空房间。我们要求征用房间，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时免费住宿，让他们摆脱日常跟雇主关在一起的幽闭窘迫，作为一项疫情危机期间的紧急措施。就像其他产业的资本家，酒店业也在向政府要求纾困援助。但我们说，如果这些资源不由公共监督、不为公众服务，那这些资本家就没有资格从公帑中拿到补助。

我们还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万港币的特别现金援助，也应该适用于移工。政府声称发放一次性补助的理由是为了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特别是防止是零售业的经济崩溃。不论是何种理由，很明显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里的。尤其握有资源的雇主本来应该提供口罩和消毒剂，但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移工自掏腰包买的。

阅读更多 ➳ 香港：外劳组织起来 捍卫自己的权利

政府必须废除其吝啬对待移工的政策，首先就从废除同住政策和“两星期规定（two-week rule）”开始（移工被解雇超过14天而又无法续约就得离开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资每月仅4,630港币，这个数字往往就是移工实际领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么最低薪水。

社会主义行动亦要求将移民纳入最低工资法，一劳永逸消除这种歧视。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37.5港币）也太低了。工会领导们不应该以什么“成本过高”理由而反对提高移工最低工资，而应该集中在组织群众斗争，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条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为了在危机中保护资本家利益而大洒金钱的时候。

2019年国际妇女节，社会主义行动（ISA）和移工团体KOBUMI和SERPAN联合抗议

组织和战斗！

像香港其他工人阶级一样，移工需要组织起来参加工会，才能集体谈判、罢工和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让他们独自面对。

最近开始的香港工会浪潮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新工会必须要向移工们伸出援手，不能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会，而必须跟移工们团结在一起，在共同的组织里一起奋斗。他们是香港最被剥削的百分之十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能够分享亚洲大陆各地工人斗争的丰富经验，与移工并肩作战代表极其重要的国际联系，这点正是许多新兴工会最常缺乏的关键。只有不分国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奋斗，才能抵抗这场危机所引发的对工人权利、工作岗位和生计的侵犯。

社会主义行动组织（香港的ISA）与移工一起组织了许多运动，以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为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现代奴隶制的工人阶级团结而奋斗。 在当今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和医疗紧急状态下，这场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如果您想加入我们，请通过[email protected]与社会主义行动组织联系。

"(上)"是多馀的，请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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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用得上议会吗？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爆發了自1917-1923年以来最广泛的革命浪潮，当时大多数工人运动并不採取「议会斗争」的道路：1968年法国总罢工具有革命性意义；在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中，工人们通过佔领和直接群众运动的方式将他们的工厂自下而上地国有化；而1979年伊朗革命时，在什叶派教士阶层领导的毛拉反革命运动成功前，工人们自己组织的「休拉斯（Shoras，委员会）」组织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涌现。

相比之下，1970-1973年的智利革命似乎确实走上来了议会斗争之路，社会主义政府的当选加速了当地事态的發展。此地的工人们也开始建造替代组织结构来抵御资本主义国家。「警戒线（Cordones，当地的革命委员会）」 帮助协调工厂佔领运动和粮食分配。但是当工人阶级要求政府将他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受美国支持的潜在军事政变时，社会主义的议会领袖却犹豫不决，盼望与智利的统治阶级达成妥协。运动失败了，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在美国支持下血腥镇压了革命，处决了超过4000名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

在这段革命多發的时期裡，斯大林主义政党总在工人运动中主要起着非常消极的作用，他们不断寻求与资本主义取得和解，就像社会民主党人在1917年后所作的一样。而在所有这类革命中，缺少的是这样一个工人运动的领导层：他们透彻地瞭解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基于他们的认知制定必要的战略，以领导运动走向胜利乃至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左翼政府的前途

用军事独裁的手段来阻止激进的改革——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阶级的常用手段，为「發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屑于採用。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准备用极端手段保卫自己的权力。德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统治阶级曾诉诸于法西斯；在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右翼独裁政权甚至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1975年，英国君主發动宪法政变，解散了澳大利亚左翼工党政府。1982年英国政治家克裡斯·穆林（Chris Mullin）在其撰写的畅销书《英式政变（A Very British Coup）》中，探讨如果英国选举出左翼工党政府，也会遭遇类似的發展前景。只要工人阶级真正尝试借用议会或国会实施社会主义政策，国家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机构都会被用来破坏这一企图。资产阶级已经对如此时刻严阵以待，而工人阶级更不能鬆懈下来。

桑德斯政府若想成功赢得全民医保等核心诉求的实现，就需要得到街道上和工作场所中群众运动的配合，也离不开来自站在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利益上的独立左翼政党及其斗争纲领的支持。而这样的政党应当争取在国会、各州立法机构和市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然而，要对付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清晰认知的领导层会是决定性的。

在美国，统治阶级曾指责革命社会主义者鼓吹「推翻政府」的阴谋，令我们遗憾的是，布兰克竟随声附和如此荒谬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乃至全体人民的支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条件。

不过，我们同样相信，只要社会的民主意愿侵犯到资本家的权力和特权，那麽统治阶级将无法容忍它；如果民主不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设法堵塞民主的通道。在20世纪30年代，国会调查了一起针对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军事政变阴谋，组织这场政变的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派，因为他们甚至无法忍受如「新政」这样的有限度的改革。

革命组织

布兰克的文章不仅未能充分认识到国家的性质，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却继续论证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框架下赢得社会主义。他的目的是为驳倒俄国革命，笃信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典范。除了他对于暴动主义（insurrectionism）的稻草人谬误，他还从根本上反对工人阶级需要扎根于自己的革命组织。

然而，一个瞭解资产阶级民主局限性的群众性革命党，对于人类向社会主义成功过渡是至关重要的。如此政党必须对于前景有着清楚的认识，对于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有着明确的理解。它将努力在国内外建立一个共同组织，通晓历史的教训，以便在工会内，在更广泛的政治组织裡，乃至在劳动人民和受压迫者的一切斗争中为其理念而战。

我们现在正跨入美国一个政治上更加动盪不安的新时期。资本主义利用「共产主义威胁」製造恐慌的时代已经烟消云散，对市场的狂热和斯大林主义也双双瓦解冰泮。2013年，社会主义替代的候选人萨旺特在西雅图市议会中出人意料地获得了96,000张选票，这标誌着社会主义在新生代的復甦。该胜利是左翼浪潮的一部分，它为桑德斯2016年参与竞选铺平了道路，还转而引發了DSA成员的激增。

在我们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之时，我们的运动也必须熟悉那些将决定我们前进道路的陷阱和机遇。布兰克的文章并未描绘出他那循规蹈矩的线性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背景。社会民主党派兴起的1890年代或 西方「福利国家」如日中天的1950年代，不可能再度回到我们的面前。而我们正处在一个资产阶级發展经济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阶段，危机和不稳定是其永恆的特徵。这将激起社会的剧变，并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意识。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者将面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交织着新时代改良主义的複杂局面。

社会主义者必须运用议会，但我们也得理解这些机构代表着什麽，理解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其中潜藏着怎样的危险，

资本家无数次尝试把马克思埋葬于土裡，但他的思想老是阴魂不散。以马克思主义来判辨我们世界即将發生的变化，来剖析我们历史的教训，工人阶级就将找到进步的出路，以取缔资本主义所有腐朽堕落的体制，为全人类建立起社会主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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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

左仁　社会主义行动

中港疫情稍为放缓，加上欧美国家陷入大灾难，发动强硬的攻击打压香港民主运动，企图重新巩固权力，扭转去年六月以来“抗暴革命”下的被动情势。

中联办在4月中表示，港澳办及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 22 条所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意味着两办可以“合法合宪”地干预香港事务。过往港府多次在官方文献上多次表明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为了配合中联办的口风，港府不得不推翻自己的官方立场，更在深夜三次修改新闻稿而显得狼狈不堪，更突显其扯线公仔的真面目。

中共机关不是第一次自行释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颁布高铁一地两检的法律。这是因为中联办在梁振英时期形成山头派系，加上建制党派之间分裂，自林郑月娥上任以来，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权，避免造成不稳。中共由授权中联办作为代理人统治香港，改为直接由港澳办系统直接指挥。中共今次释法只是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远。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从来没有受过22条限制。现在中共只是不屑再伪装，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借此高姿态宣示权力，准备绕过立法会直接颁布23条立法。

事后港府内部人事发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长将会离任。其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平调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因为过去他曾表示中联办是根据22条成立的，中共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当然要抹黑这些小痕迹。

此外，公民党法律界功能组别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拖延国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传机器疯狂夹击。港澳办发声明表示郭荣铿失职，明显是为了取消他的立法会议员资格铺路，阻止他下届继续参选。中共害怕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法会选举会获得过半数而获得否决政府法案的权力（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选举。

警方在4月18日进行大搜捕，以“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党创党成员李柱铭、前主席何俊仁、公民党前立法会员吴霭仪、社民连的梁国雄和黄浩铭等。涉及的游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会、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游行。

这份名单上有大部分为温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运动里没有任何组织和鼓动的角色。温和泛民在林郑上台以来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经历了抗暴革命后，群众的激进化使温和泛民失去了与政权妥协的空间。我们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压只是针对本土派和激进民主派，但日后将会向整个民主阵营发动攻击，连温和泛民也不会幸免。

最近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为动用反恐条例打压。讽刺的是，刚好前几天，葵涌警署警长涉嫌串谋黑帮自编自导汽油弹袭击事件而被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会主义行动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因为这不是有效对抗，反而给予政权籍口加强镇压，唯有依靠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方法，有意识地建立与中国工人的联合斗争，才能挑战中共及财团专制。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引用去年以来一连串的炸弹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萌芽”，为动用反恐条例打压

疫症下中美冲突持续升温。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刚刚开始，中美两方面对经济和社会灾难都双双惨败。中共见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头烂额，因此加强推进各方战线：南海、一带一路、口罩外交等扩大国际影响力，并藉著打压香港民主权利宣示帝国权力，重新巩固在2019年时受到动摇的控制力。在疫症前美国政府都不会真正关注香港的民主权利，现在自身陷入危机更加无暇理会。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党派将会再次失望。真正的国际团结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层工人，共同反对只顾及统治精英利益的各国政府。

中共及其傀儡港府坐拥强大集中的独裁机器，操控媒体以及庞大的财政，还有建制政党这些爪牙遍布香港。这部机器可以进行组织、部署，在适当时无情地发动攻击。虽然去年的群众运动使这部机器陷入混乱，但疫症和运动的低潮为它换来了喘息空间。可见“Be Water”的策略的局限。自发性在运动中是极为宝贵的力量，但有其局限性。为了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独裁政权，还要对抗这政权在全球的资本家支持者，群众斗争要有必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为了可以这样，群众运动不能单靠松散和分散的网络，而需要强大的民主组织，并建基于工人阶级这个有力量改造社会的社会力量。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强警察权力，打压游行集会的权利，甚至准备禁止六四集会和七一游行。我们必须呼吁和动员群众抵抗这种禁令。社会主义行动主张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中心，组织工会抵抗资本家在疫症中的经济打压，同时将工会作为重建抗暴运动的民主组织。运动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斗争，当务之急是要寻求在中国同样受到习近平专制压迫的7亿工人阶级，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以挑战独裁制度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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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应当揭穿资本主义偏见来挑战国家概念，借助这种形式来与之斗争

Rob Rooke所作（社会主义替代，ISA美国支部）

我们正亲身经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戏剧性阶段：儘管川普的任期助长了右翼的气焰，但我们也目睹了罢工运动的回潮，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为首的新左翼崛起，亚历山德里娅·欧加修-寇蒂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惊艳表现使她得以成为美国政坛内的新星，甚至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曾一度握有当选总统的可能。

埃裡克·布兰克（Eric Blanc）近期在《雅各宾（Jacobin）》 杂誌上發表的文章《考茨基为什麽是对的》（2019年2月4号）明显旨在帮助新一代社运分子解决如此问题：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上的胜利，是怎样对制度性变革乃至终结资本主义發挥作用的。该文章主张建立超越候选人的选举运动，以及组织运动的重要性，文中还提出有必要在DSA内部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些观点都极具积极意义。

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近来的执政经验和英国科尔宾（Corbyn）一度所拥有的执政可能性引發了一系列讨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左翼政党在议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对社运分子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麽社会主义替代欢迎这种讨论。

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裡，全球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这个进程起始于1917年，工人阶级在俄罗斯掌权。儘管苏联后来在政治上堕落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危机仍然不断将劳动人民推向革命。今天，对于那些为民主、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的人而言，熟悉这些革命进程至关重要，因为其能帮助我们瞭解工人阶级是如何根据自身的胜利和失败来检验自己的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和政党可以發挥怎样的作用。

布兰克正确地批判了那些极左的组织，他们「原则性地」反对参与议会并且把革命斗争的一切策略缩减到只剩下如何「夺权」的问题。然而，通过把列宁与考茨基、俄罗斯革命与芬兰革命作对比，布兰克要求读者在两个错误的极端概念中做出选择。由于缺少了每场革命最重要的教训，文章所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而这会误导年轻的社会主义者。

考茨基现在还有价值吗？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是19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一位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渐进的立法改革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首次被工会领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一派提出。考茨基起先反对这种改良主义，他是基于马克思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当时工人阶级曾掌权了三个月。考茨基和列宁都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旧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能被逐步地夺取，而是需要被全面摧毁并且以民主的工人国家取而代之。

正如布兰克自己指出的那样，考茨基最终也被改良主义所蛊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时，考茨基与SPD的领导层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支持德国统治阶级的战争动员。这个历史性的背叛被欧洲几乎所有群众党和工人党的领袖一再重複，它导致了1600万劳动人民的牺牲。战争过后，革命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

芬兰的议会和政党

布兰克文章的核心观念是，俄国革命对于發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无足轻重，并且我们可以在芬兰1917-1918年的革命中找到考茨基所设想的新模式：「议会式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些革命爆發之时，芬兰与俄罗斯都被沙皇铁腕统治，选举自由受到限制。俄罗斯的政体不仅有利于大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还阻止了工人与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拥有任何政治权力。沙皇所创造的杜马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它只有十分有限的权力，而且随时可以被沙皇解散。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民主议会是反对沙皇独裁运动中的激进派的重要诉求之一。

儘管如此，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仍然参加了绝大多数选举，并且能够当选杜马代表。据阿列克谢·巴达耶夫（Aleksei Badayev）所着的《沙俄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in the Tsarist Duma）》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在1912年选举中，布尔什维克赢得了一百万产业工人中88%的支持。

在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1905年的革命后，沙皇于1907年让步容许当地设立一个有限度的议会。1908至1916年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凭借第二次「俄罗斯化」期间组建的俄罗斯帝国军军官政府，几乎完全剥夺了芬兰议会的权力。几乎每年都会解散并重选议会。当芬兰社会民主党(SDP)在1916年大选中赢得了多数时，沙皇又一次关闭了议会。

因此芬兰未曾经历过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同于考茨基所在的德国或是芬兰的邻国瑞典那样。在那些地方改良主义的思想更为强势，愈来愈受工会官员和议会代表所把持的社会主义党派也越發官僚化。

布兰克把芬兰社民党的选举胜利归因于「阶级意识的耐心组织和教育」。这虽然是对的，但他忽视了诸多事件——尤其是战争——所带来意识上的戏剧性变化。芬兰未曾经历过稳定的、全面的经济增长，在很多方面这与俄国的经验更加相似。俄罗斯与芬兰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断进行对话，布尔什维克对民族压迫问题的正确举措与对芬兰自决权的支持加深了这种联繫。

在1917年6月的芬兰社民党代表大会上，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关于社会革命和芬兰独立权的呼吁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布尔什维克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这一点可以从他们领导层中的许多犹太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得以反映。

那种认为芬兰社会主义者「受到奥托·库西宁（Otto Kuussinen）为首的一批年轻『考茨基主义者』所指导」的观点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概述。库西宁在1918年5月芬兰白军胜利后逃离芬兰，于年底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在流亡中成立芬兰共产党。不幸的是，他后来站在斯大林的阵地反对托洛茨基。考茨基的着作确实被芬兰社会主义者广泛阅读，但这只持续到1917年为止，俄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给予他们更有用的理论思想。

芬兰革命是如何开展的

芬兰革命在社民党1917年的选举失败后爆發了。随着罢工和示威的升级，国内的氛围越来越紧张，芬兰的资产阶级组建了武装志愿军对抗社会主义者，准备把社会主义运动和一个芬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中。

社民党的领导、工联（工会联盟）、赤卫队（工人的武装自卫军）组成起新的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委员会發起了一次大罢工，以展示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总罢工瘫痪了整个芬兰，工人蓄势待發准备夺取政权。然而此时工人领袖在未来的道路上發生了分裂，总罢工被取消了。这个关键的错误给了统治阶级重新动员的机会。

受德国支持的芬兰资产阶级随后發起了一场内战，20000人因此丧生，布兰克根本没提到这些。在那些老闆们胜利之后，超过10000名抗争者被处决，芬兰人口的大约5%被送进了政治集中营。如果你把芬兰革命视为理想中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这可不是一个你可以忽视的次要记录。这次可怕的失败把芬兰变成了21支帝国主义军队入侵新生苏联的跳板，其中包括了美军在内，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俄罗斯復辟资本主义制度。1921年布尔什维克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当中的巨大代价就是牺牲了他们所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为什麽俄罗斯革命仍然重要

资本主义政党、政府、资本家们僱佣了一大批御用文人，他们编造出海量的着作来歪曲和诋毁布尔什维克革命。学生们被灌输1917年蓬勃發展中的真正人民革命，被一个叫做「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团伙所领导的叛乱所骑劫，并由此建立起了独裁政权。资产阶级所有关于1917年的历史都只不过是这个主论调的变体，他们没法接受劳动人民可以做出选择并成功开始建立起工人民主政府的事实。不幸的是，布兰克也对这个虚假但广为传播的说法俯首帖耳。

1917年2月俄罗斯爆發革命，沙皇被关押了起来，但接下来掌权的临时政府、联合政府既不敢挑战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权力，又妄图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布尔什维克——他们的杜马代表因为反对战争被驱逐出议会——越来越受欢迎，几乎有二十五万人加入了党。

工人委员会

在革命形势快速發展的时期裡，工人阶级会用他们认为可行的一切组织来推动进步。比如在罢工中，工人们会赶製出各种各样的组织用来给他们活动的空间以超越缓慢的——有时甚至是过度集权的——官方工会制度，类似的例子出现在去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發生的历史性教师罢工。这些机构可以补充抑或与现存的工会机构發生冲突。

在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中，来自首都圣彼得堡各个工作场所的三、四十名工人一起组织起了政治性的总罢工，罢工委员会的代表直接在工作场所产生并可以随时被召回。这成为了第一个「苏维埃」（俄语意为「委员会」），这种组织的方式允许工人完全参与到决定革命的方向中。正因为它符合运动的需要，这个典范迅速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

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领袖仍在流亡时，工人阶级就重建了苏维埃，主要来自农民的水兵和士兵也组建了自己的革命代表组织。这些组织经常举行选举，可以随时反映大众的情绪及意见，最后都併入了由工人、士兵和水兵代表共同组成的全市委员会。这是在有史以来所有被创立的民主形式中，最灵活、最民主、最透明的一种。

儘管未能在苏维埃中取得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仍然为工人权力最清晰的途径做出号召：「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们为了一种没有资方代表的更全面的民主而奋斗。面对着布尔什维克可能在苏维埃中佔多数的危险，资产阶级在科尔尼洛夫（Kornilov）将军的领导下于9月發动了一次未遂的军事政变，其阴谋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们所粉碎。

在十月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佔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翼（一个主要的农民政党）取代了倒台的临时政府并开始採取实际措施以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他们派出工人和士兵去控制所有政府机关，去逮捕旧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目。这些「残酷的」行为是颠复资本主义的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俄罗斯实施它们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革命中的起义措施造就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革命。

苏维埃在俄罗斯夺权后的几天内，他们就宣佈结束战争、把所有土地给予农民、取消了所有地租、沙俄的殖民地可以自由宣佈独立、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被禁止、通过快速离婚的权利、银行收归国有、以及同性恋合法化。

在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中，革命要蔓延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如果他们能够如愿以偿，那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将首次成为现实的前景。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老闆在乾草叉靠近时都会惊慌失措。

虽然革命的初期几乎是不流血的，但当地主和资本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内战时，俄罗斯处处發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芬兰也被捲入其中。参加了芬兰革命的许多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人领袖相信，总罢工可以迫使资本家们接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改革，然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警告过革命半途而废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和芬兰社民党都植根于工人阶级，但两者关键的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进程中的工人阶级力量有着清晰的愿景，且他们有着正确的组织形式，能够领导决定性斗争直至胜利。

议会、国家和暴动

马克思反对由少数团伙依靠密谋活动领导的「暴动主义（insurrectionism）」，他支持群众运动，列宁和早年的考茨基都同意这种观点。而十月革命正是一次群众民主运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行动是自卫性的举措，是为解除科尔尼洛夫叛乱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布尔什维克从不畏惧在关键时刻採取「非法的」果断举措，因为他们知道不这样做就等于为反革命打开大门，而粉碎工人的胜利果实。议会的立法在俄罗斯无法终结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也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达到这种效果。例如在美国，当奴隶主的财产权被法律威胁时，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發动美国本土上最血腥的战争——南北战争。

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一切捍卫现行经济制度的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马克思的同志恩格斯在研究了阶级社会中国家的历史后，总结出了规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工具让资本主义在免于不断地阶级斗争的情况下统治下去。他还在最后的总结中补充道，资本主义治下的国家「可以被简化为一群武装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维护现状。据此我们将议会视为用于维护资产阶级权力的机构。然而布兰克的论点却与之相反，他宣称我们应「专注于为政体民主化而奋斗」，该主张暗示着合法的改革可以改变国家的性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揭穿资本主义的偏见来挑战国家概念，借助这种形式来与之斗争。我们也为所有可能的民主化改革而斗争，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武装力量改革也不例外。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揭露国家改革所受到的限制，并阐述制度性变革的必要。比如，通过建立强大的群众运动以反对警方暴力，不仅可以减少警察的滥权执法，还能够赢得重要的改革，对饱受警察暴力之苦的社群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到头来警察还是会让工人和其他被压迫者「各安其位」，凭此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可以结束这种情况的办法只有革命式变革。

虽然许多美国工人把资本主义国家机关看作是中立持平的，但其他工人从自身经验中更清晰地看到它露出的马脚。非裔美国人往往认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既不民主，也不公正，而且是压迫制度的一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甚至大部分资本主义的「民主」议会都只是在维护阶级统治。如果议会不再为他们服务，他们就会试图破坏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因为资本「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这就是为什麽那麽多工人阶级在保卫民主的同时，也感觉到政府不过是亿万富翁操纵的傀儡。

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

在社会动盪时期，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起着关键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英国，工党中的「战斗派（the Militant tendency , 社会主义替代的姊妹组织）」發起并引导了上百万人加入反对英国政府新徵收的人头税的「反人头税运动（Anti-Poll Tax campaign）」。超过一千万人参与到罢税运动中，迫使时任首相的柴契尔辞职。所有战斗派的市议员和参议员被威胁要为罢税运动坐牢，然而大多数工党的议员团几乎未给这个试图抗拒法律的运动提供任何支持，科尔宾是少数例外的国会议员。

市议会、立法机关和国会对工人阶级来说从根本上就是守旧和反动的。一旦工人代表进入了这种机构，统治阶级就用它全部历史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来告诉他们大改革是不切实际的。杰瑞米·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党魁以来，对他左翼政策最大的支持来自该党的基层，最大的阻力来自该党当选的多数议员，这绝非巧合。

儘管困难重重，但在资产阶级机构中争取和赢得席位仍然是为社会主义变革获得群众基础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替代把社会主义者的参选看作是扩大与建设群众运动的好时机，赢得的胜利也可以鼓舞工人阶级进行自我组织。

西雅图的市议员卡莎玛·萨旺特（Kshama Sawant）作为一名社会主义替代的成员，利用她的席位为变革而奋斗。例如她不把最低时薪十五美元的胜利视为终点，而看作是为了增强工人阶级参与斗争的自信与意愿的手段。

当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后，为确保他们不忘初心，我们需要正常运作的健康群众组织以及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通过其民主机构可以确保其问责制。这些代表不但应在竞选运动中拒绝接受企业主的政治献金，而且应将其议席收入只保留相当于一个工人工资的份额并把剩馀资金捐回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更高。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1919年制定的政策规定得十分明确：资产阶级议会代表的日常工作必须直接向党负责，他们的工作要纳入党更广泛的政治工作。这种做法蕴含的大部分理念都源于对德国社民党议员行径的反思——他们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的破坏而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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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娃不敢去武汉，去了还隔着屏幕见医护和消费者，不影响他是个好娃 ！谁说猥琐得如个鼠了？照样当你大大

跟碧游宫动之以理没有意义。因为对方是带着任务来的，是以政治老师的身份来【挽救】我们这些【失足青年】的。单方面的说教行动，小二大可不必理会。不封其号让其长期活动，倒是可以作为一个五毛样本来研究。

你们懂的

讲道理是要分人的，至多只对真诚的人讲道理。那些五毛我都是一早拉黑

小二的防范意识不够，我早看出来了。只有段位高出很多，才好跟坏人见招拆招，像小二这样，对人家的坏根本想象不到。

真正的威胁是伊斯红

我不动手，给你个工具。https://www.deepl.com/

可能你早知道了。

前年贸易战一开始我就说过，美国有两个大招你接不下来，第一个是和台湾建交，第二个是查封你们狗官的家人财产。

只可惜儿子太傻。也不知是不是老子的种。

@掀翻小池塘 #6 这招不错。

叛父辱先，作俑无后

——妹的，人艰不拆你懂不懂？

@Merlin #7 你那个长句看起来像对一个英文句子的粗暴翻译......

编程随想是榜样，他的身份隔离做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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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 #5 站长，你知道“史翠珊效应”吗？这站的任何页面是所有人都可以查看的，也不提供私信功能，如果这里有人提出了删除申请，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不提申请还好，没人注意，一提反而让大家知道了那个人的个人身份信息。

我忘了回帖子。

当时没过几天archive.st就恢复服务了。 另外，archive.st需要验证谷歌的reCAPTCHA才能使用它，所以站长，在你的一键存档工具里没有办法使用它。

@小二 #2 我既不是程序员，也没有VPS，恐怕本人无能为力。

WTF? 站长，你改了名字后就有人抢注了你之前的名字。抢名字很有趣吗🤷🏻‍♂️……

@Merlin @whuiz 这站没有私信功能，如果有沟通就能方便很多。 这站是可以公开浏览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你的email地址，怎么验证和你邮箱联系的人是好心人而不是国安？

站长小二的主人格是唐女士

没圈上，再圈一次。 @whuiz

@阿離 #16 你比绝大多数支人强多了。至少德性就不是一个次元的。祝你老早日肉身脱脂。

@阿離 #13

当然我承认沿海地区在政策红利和区位的优势下发展的比内陆要强一些，但不至于像支共和部分地域嗨所宣传的那样达到天差地别的地步。支共刻意抬高某一地区的领先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给自己的所谓制度合理性背书。把发展问题的锅甩给其他落后地区的所谓文化人种之类的和支共统治无关的因素上去。

@mimi0123 #15 上海现在其实好不到哪去的。真正的本地精英10年前，最晚在7年前李嘉诚从上海撤出时就跑完了，剩下的都是大多都是底层人，包括我这样的loser。同理北广深蓉也应该差不多。上海现在的死气沉沉就算在我小时候，90年代初都没这样，结合活了半辈子的经验，我有点体会到了危险的味道。

@mimi0123 #12

从签证敏感地区就可以窥出一二了。

@阿離 #10

不光内陆吧，支国全国普遍存在，我不认为沿海省份的很多偏僻村落会比鄂东情况好，据我和海外偷渡出来的部分人士交流，支国眼孩子偷渡省类似福建浙江之类的，甚至生活条件更差，黑恶势力更严重。

@mimi0123 #9 基本上村长就等于皇帝。

@mimi0123 #9

这十年还好点。

05年前的中国很多内陆农村地区的民智未开化的程度和清朝时期没有任何区别。 是一个没有被现代文明势力打进的地方。

@mimi0123 #12

很多底层中国人根本没出路，连我这样能借钱博读高中一把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他们的路只有去东南亚玩菠菜。事实上菠菜基本上100个里99个赚不到钱，还要【赔付】公司。就这么糟糕的出海打工，这些菠菜公司依然不接受一些地区的百姓。这些地区用他们的行内话来说，叫【王炸地区】。

支国某些地区的贫困程度超出人类想象，和非洲没有任何区别。贫富差距之大难以置信。

鄂东的山区在14年15年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吃不起茶叶蛋，难以置信吧。对就是吃不起台湾人口中的茶叶蛋。每天的饮食是稀粥加点盐和味精。剃头5块钱，村里住的全都是孤寡老人。所以我看到网上小粉红嘲笑讽刺台湾人无知的时候，觉得好笑，支国原来有这么多没见识的傻X，真的是看新闻联播把脑子洗废了。

现在什么情况不清楚，但估计也好不到哪去。最多也就是刚刚达到吃的起茶叶蛋的程度。

更正下：2-3月份，1个多月开小号讽刺辱骂。

以及小二在面对我之前连续2-3月个多月开小号辱骂的宽容，以及在近一个月的宽容。也使得我体会到了什么事广阔的自由人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