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题，而且很有趣。

像我这种不经常思考的俗人，会去想期望上是0，所以应该赚不到这种事。然鹅事实就是摆在这里，假如有不对称信息和选择权，人就是能从零和博弈中赚到钱。这个角度上，“经济是一种负熵”的后现代经济学观点有了一个简洁有力的例证。

聚是一把火，散作满天星。

再出一次埃及吧。历史总是这样。总要找到可行的策略才好对抗现代化蛮族。

先收了，排上队，感谢~

论述1：反智主义似乎是植根于人类对未知的恐惧的

论述2：对一般人，有知识的人掌握更多对反智者的信息优势，对后者更未知。

推论：信任减少

“呵，人性”

莫须有的现代版本。

逻辑顺序是人理解时间顺序的产物，在局域的非相对论时空成立，这时我们观察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有逻辑的”。但对于两个不处于这种情况的对象来说，逻辑只有他们破除这种状态观察者才能给出判断。可以说在他们凑到一块之前，逻辑虽然没错，但是没有逻辑。

逻辑只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工具，但也是功利意义上最好用的工具，它最大的优点是展现各种关联关系——学习的基石。这点和楼主您说的恰好是相反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早就不是纯生物意义上的人了。退一万步讲，我们聚在这里冒着危险聊天有什么本能上的好处吗？大概是没有吧。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1324 同意这个讲法。乐意学一门语言通常是对语言承载的某种事物的价值偏好，常见到为了追星学韩语，看漫画学日语，做科研学英语等等，而汉语，简直就是活着的楔形文字，都是老古董，以前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动员力有限，一把辛酸泪...

@France_Mauro #130400 确实。从ai设计上，就是参数不合理而已。物本无情，人投射了自己的非理性的东西上去，产生“情感共鸣”，甚至算是艺术。反差与荒诞，足够Neko在黄沙的上午咂摸出一个短篇了。

尽管问，放宽心。

我想提出一个切割，把统计数据与个人福祉切割。结婚、生育似乎是多数人生很重要的部分，但这些在逐渐发生变化。在人类百万年的历史中，人在99.5%以上的世界在与野兽做殊死搏斗，剩下的0.5%中，在土地上劳作又占到98%的时间。人类群体似乎随时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恐慌当中。作为生物性的一部分，婚姻契约保证生育不如说是一种应然。

现今的情况非常的不一样。人的身体变得远比从前的强壮，又处在一个在不断被被替代的位置，正逐渐离开流水线、农田、写字桌、电脑、HPLC...人去往何处？有人提到将对人全面充分的自由的追寻传递出去，那么选择合适的导师进行研究再公开发表是一种比灌输给子女更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地球上在某一时间可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人类能够掌控新的能源、寻找到可替代的殖民地之前，生育反而有了竭泽而渔、加速内卷的担忧。从微观层面上做出的一些小变化积累起来，就可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统计变化。改变有好有坏，但却有时是中性的，是我们每个人不必太在意的。

回到问题，人类的素质到底是不是在变差？这点只有价值判断，没有事实判断。我们所说的好坏显然已与领主-骑士-佃农时期的好坏，早期氏族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了。而这又是一个好坏判断变化极快的年代。钟爱、倾向的权力制度，被有意无意打压的经历，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从未保证我们能够同意什么才是更好的人。2047有大牛言：人早已过了genetics的时代——它太慢了。取而代之的是Memetics，观念的演进（注意这个“进”的方向是人为划分的，不代表Neko观点）。在选取哪一项作为终极圭臬的问题上，Neko显然不配做布道者。

Edit: Typo

这件事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吐槽，比如刚刚tooyames提到的，出题水平过低。

我也跟个风：这个活动没办法有效地达成垂直意识灌输。长期以来，思想控制依靠的是政委/书记，“党的制度建设”之后形式更固定下来，定期开会、学习（字面意思）。这种形式显然不在其列，至多属于“拓展新型balabala形式”。如果是服从性测试，那这个代价也不够高，无非5分钟点一圈完事，要求刷学习强国显然更流氓一点。一个合理的揣测是某一级完成任务之作：您瞧，多少多少实名的人，交上了多少卷子，99%的忠诚，足够该官僚拿去交差。

我们知道这没用，大概独彩者也知道，但就是忍不住，权力动物长得总是那么相似。可惜下跪低头，山呼万岁的臣民们——只要他足够多疑——全都是它的敌人。

感谢你的工作！

不用破罐破摔，身份隔离还是要做的，每年群体性事件那么多，条子猴年马月才找你...

与自己和解是人生的必修课。有人早早完成，有人迟来些，有人来回拉锯持续终身，都相当正常。能这么早就做到，相当的不错了。

祝君前程似锦！

想引述一段话：宇宙的运行规则只有本来如此，没有理所当然。人类尽人事听天命与其说是为了某个目标，不如说是做给自己，告诉自己已经选择了概率较大的打法，或者作出判断时根本没有足够信息，可以不后悔了。

强制投票听上去确实是那种违反自由主义原则的东西，一个人的权利当然应该有权放弃，但代议民主政体中投票其实是有一种义务在里面的，这样也许是有必要的。

投票率低会损害代议民主的基石。我们现在来看，有相当多的人觉得自己投了也没什么影响，这种制度运行肯定是出了大问题了。投票率越低，黑天鹅事件、魅力独裁者需要撬动的杠杆就越轻，系统鲁棒性就不足。因此从理论上说，代议民主政体下公民们应该投票。但具体如何实现这种情况，则可以商榷。原则上降低门槛，放宽期限，不设置全局统一选期等等.

@libgen #120773 好家伙，Libertarian宣言呀。

真的谈谈理想状态下，也就是人类会变得越发接近理智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向了。

这种自主权，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信息是发散式的，每时每刻都向外溢出的，包括每发一个朋友圈、上网搜索一个东西等。但是，法学家们借助传统的古老概念，去理解并试图保护一些传统的价值。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严重滞后于技术发展的特征。

Neko认为这里搞错了重点，并非所有地区对隐私的采集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发一个朋友圈，上网搜索一个东西，...，都是很正常的行为，一旦用户意识到了停止更新，随着时间延长，居住地点变化，容貌改变，兴趣爱好转移，此前的隐私泄露的信息量就会逐渐变小。讨厌Google，可以选用Duckduckgo；讨厌login信息被记录，可以利用Tor工具。可是如果一个普通人讨厌百度，不想上下班被高清拍到车里，不想用移动支付交行政费用？那大概是求告无门。这里有严重的授权问题。

在授权没太大问题的国家，理想状态下个体和网络企业对法律的应用能力差别不大，是不需要GDPR的。而在那之前，目前GDPR是一种防止人过早倒退回裸猿的基础。

引用一个久远的感叹：这个时代似乎在严厉的惩罚“掉队的人”。从只需要拿稳pike，到需要学会瞄准和维护，到流水线，到电脑前，到需要各式编程技能。而现在这已经远远不够。大洋彼岸，需要和持续膨胀的医疗、教育费用赛跑；此岸，还需要为基本的权利奔波。

危机之下，更是现出原形。肇因于朝廷官僚体系的懒惰和卸责，余波却激起三层浪。理智者的social distancing呼吁被阴谋论（根本没有病毒）和不负责任的个体们轻松淹没。不愿支付较小代价，就只好支付较大代价。台湾在此事的经验表明，假如以防疫为目的，理性+积极自由缺一不可。

文末流露出的对旧时的怀念其实冲淡了全文的反思态度：那些理所当然的、英雄主义的、向来如此的，便没有问题么？看似宏大的集体动量，也极易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个体而言所需的仅仅是一个科学态度，一项决策被简称为“对”，是基于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它又会错？

这篇作者的思路如果是合理的话，那么科技霸权可能会交由实现了数字民主的群体。文中质疑的琐碎是不是一定不好？不见得。后意识形态时代的确就是应该拿出逐条表决的态度好好把政策捋一遍，而且这将不仅仅是议员的事，依赖于全体公民的责任感、参与度与理智。摆在世人面前的积弊很多，如grudge，教育体系的积弊，现行科技工作的低参与度与超时劳动，还有很多地方发生的实质剥削。解决起来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原文来自端传媒，没有Paywall。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226-opinion-left-and-right-cold-war/

【編者按】2020年顛覆了人類對當代世界的許多認識，也讓過去數十年間的許多政治衝突繼續蔓延、發展。這一切是否是不可避免，未來的世界又會如何展開？

思考未來，我們無法不回顧20世紀的歷史與意識形態衝突。過去一百年，世界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實現了從威爾遜到羅斯福的美國和平。無差別的帝國戰爭被轉化為了有具體正邪角色的較量。冷戰延續了半個世紀的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左」和「右」意識形態交鋒，最終蘇聯在30年前的1991年解體。許多人期待美國體系的勝利作為「歷史終結」，但至今的一切，距離這個結論越來越遠。

對中國思想界而言，冷戰、毛時代與改革開放的交織，是不斷在「體」和「用」之間的轉換。毛時代追求意識形態純淨，鄧時代走向「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與去意識形態化。與此同時則有1980年代漸漸興起的「河殤」思潮，將「黃土地」意識形態當作中國落後衰弱的根源。這一切思潮，在今天變成了什麼樣子？回顧2020，中美新冷戰的陰影下，中國思想界並未給出具體的意識形態答案，卻出現了「實業救國」式的「工業黨」與「入關學」熱潮——別爭論「體制」，目標是星辰大海的科技高峯。

今天我們推出文章，從百年前開始，梳理我們如今的處境：延燒多年的左右之爭，是否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失效了？這一框架是否已經無法回應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歷史和當前的現實又是如何交織的？

一、意識形態的新舊之辯 疫情帶來一個文化副產品：方方日記、以及相關的一場辯論。髮小因方方反目，閨密彼此拉黑，多年老友微信撤群。互懟、撕裂的輿情，比日記更耐人尋味。或許，口水仗的背後有真焦慮，未必是武漢疫情，恐有更大隱憂。

復旦大學的余亮將之歸結為意識形態新舊交替時的陣痛，他寫《把方方日記埋在春天裏——談當代中國「良心」戲》一文，說圍繞方方的並非左、右之爭，而是老年與青年對重大政治主題感知與情感的代際之爭。 難道「冷戰」的遺產——「左」與「右」過時了？新生代已超越了兩大陣營，創生出新的政治意識？那麼新意識形態又是什麼呢？

另有一篇網文，可做余文的延伸閲讀。詩翰寫《當時代選擇了「入關」，方方們的定體問已然無人回應》，作者先質疑「定體問」——即80年代以來，思想界常常「陷入深深的思考，將問題一股腦歸咎於體制、國家和人民的素質。」 文章說紀錄片《河殤》乃「定體問」的源頭，「黃色文明」必須向「藍色」西方文明學習自由民主制度。該文同樣認為，圍繞方方日記之爭，是河殤派老一代與「新世界」的一代人之爭。代際鴻溝之深，源於成長經歷的差異。老一代走不出「英特納雄耐爾」，而新一代要駕駛「行星發動機」到太空翱翔。「新世界」的意識形態是「工業黨」——即發展才是硬道理。代表人物是「大劉」劉慈欣，新一代文學的精神之父。

讀到這兒，我腦子中閃現一個老形象，老輩兒的經典：秦二爺。在老舍的《茶館》裏，秦二爺碰上龐太監，菜市口剛斬了譚嗣同等亂黨，保住了國體，龐太監意得志滿。秦二爺卻要變賣產業，攢銀子建大工廠，實業救國。龐太監一臉不屑：小財主也敢跟我鬥嘴皮子。秦算得上是老一代工業黨的原型，與當代版雖然不同，但不能說沒一點瓜葛。對秦二爺，老舍不像揭露封建或買辦資本主義那樣毫不留情，勉強算他個正面人物，但他執迷不悟，走錯了道路。劇中台詞：秦二爺沒救得了國，只救了自己的發財夢，到頭來還是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連自個兒也救不了。

康梁變法雖不徹底，終比洋務運動的「體用之辯」、「實業救國」之類前進了一大步。科技、機器、經濟都是浮雲，制度革命才能徹底醫治中華貧弱的痼疾。革命乃一代精英的共識，舊民主主義革命引進西式民主，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民族崛起不能靠器物改良，偉大復興必須要制度革命。這是教科書式的歷史觀，深入到幾代中國人的集體政治意識，也是各種政治考試的必答題。

二、意識形態化的世紀 此見非國人的原創，整個20世紀全世界都陷入制度的迷思。「左」、「右」、「意識形態」等詞彙，早已出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但真成為世界秩序的結構性元素，則要等到20世紀。之前的世界以實力論輸贏、分高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20世紀初，但實際上是場19世紀的戰爭，各方仍靠實力爭奪地緣利益與殖民霸權。自19世紀早期，歐洲各國以相同的道德或政府形式結成聯盟，為保全君主和貴族體系，聯手對付法、美代表的激進自由主義。這條君主對抗共和的啟蒙線索，為下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埋下伏筆。到「一戰」結束後，沙俄、奧匈、奧斯曼（鄂圖曼）、德意志四大昔日帝國土崩瓦解，漫長的19世紀才緩緩落下帷幕。

等「一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才於1917年參戰。時任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戰爭宣言是：美國為世界的和平而戰，不尋求戰爭賠款，也不索取損失補償，戰爭是為解放世界各族人民，也為解放敵方德國人民，建設安全的世界環境以推行民主，以一場戰爭結束所有戰爭。 也是在1917年俄歷4月，列寧在芬蘭車站的群眾集會上，譴責掠奪性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呼籲俄臨時政府放棄侵略戰爭，號召殖民地人民反抗列強，建立革命的新國際。不久，新生的蘇維埃宣布廢除沙俄與協約國簽訂的秘密協定，放棄掠奪的中國領土與沙俄的海外特權。

列寧巨大的海報旁的紅場，工人們在懸掛紅色橫幅。 列寧巨大的海報旁的紅場，工人們在懸掛紅色橫幅。攝：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威爾遜雖與列寧道不同，卻共用同一信念：存在着普遍的、彌賽亞式的系統性觀念、以及與之對應的社會制度，可在不同文化、民族的土壤裏生根開花，改善那裏的生活。意識形態力量之強大，足以抵消歐洲300年的地緣爭奪，拯救世界，實現康德式的人類永久和平。只反對敵方政府，卻要解放敵國人民，如當年有電腦，他們的啟蒙觀或可如此類比：政治制度似電腦軟件，社會現實如同硬件，只要硬件合格，便可重裝軟件程序，實現理想社會。任何國家都可改造成社會主義或西式民主社會，這是「定體問」的由來。

美、蘇位於西方文明圈的東、西兩極的邊緣處，是兩個獨具彌賽亞遠見的大國。雖然價值觀針鋒相對、社會制度與政治理念水火不容，卻超越叢林法則的舊時代，一躍躋身為20世紀的超級大國。這裏重提威爾遜和列寧，並非暗示兩人橫空出世，能以一己之力扭轉世界潮流。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源於清教的道德衝動，嚴重不切美國的政治實際。他既搞不定巴黎和會上的列強，也左右不了國內輿論和眾參兩院。但之所以能連任，他的票倉主要來自美國中西部有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的選民。列寧逃亡在西歐，那裏充斥着各種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左翼思想耳濡目染，讓他篤信進步理念的力量。他對現實政治的各種手段，也瞭然於胸。這兩個人是時代精神的化身。

在「一戰」的大部分時間裏，威爾遜希望美國與兩大陣營毫無瓜葛，不陷入不義的戰爭。後來，德國潛艇擊沉美商船、齊默爾曼電報（Zimmermann Telegram）曝光，美國被迫參戰。威爾遜才將「一戰」創造性地轉譯成：「戰勝自利與專制的列強以實現人民自由與自治」的戰爭。這個理念太超前了，連邱吉爾都接受不了。邱吉爾因強攻達達尼爾海峽失利，與奧斯曼爭鋒一時受挫，丟掉了海軍大臣之職，陷入人生巨大的困惑之中。他意識到，這已不是他成長、學習、大展宏圖的舊歐洲，多年悉心研讀的拿破崙戰術也失效了，昔日帝國雖然仍追尋着19世紀的殖民舊夢，但無論國家還是個人，今天要學會在陌生的新秩序下圖存。 世界步入了20世紀。

四次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海報。 四次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海報。攝： Herbert Orth/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便順理成章了。羅斯福號稱英、法為民主國家，不容法西斯踐踏。盟軍要打敗的，不再是與自己道德平等的列強，而是邪惡的法西斯軸心國，意識形態的世紀已經到來。雖然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在19世紀已沸沸揚揚，但到「二戰」後才顯赫登場，形成國際秩序的核心性因素，將自己標識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形成，尚未來得及肅清法西斯殘餘，雙方的「冷戰」已經打響。

三、率先「去政治化」 「冷戰」乃不同政治理念表述的對抗，是宏大歷史敘事之間的爭勝。雖然現實政治遠比「主義」複雜多義，牽涉到地緣政治、國際影響、經濟、軍事實力的競爭，但「冷戰」首先表現在意識形態宣傳戰上。西方詛咒蘇聯無神的、無信仰的、無道德的邪惡帝國。蘇俄公民不過是國家工具，盲從暴政，毫無人性可言。東方陣營則反脣相譏，咒罵西方資本主義腐化墮落，消費主義泯滅人性、物慾橫流，個人以犧牲集體為代價追求自私的幸福。口水仗讓觀念變得偏執，矯枉生於相激，多年的相互詆譭，讓兩陣營的「主義」變得粗俗、教條。原本第三世界獨立浪潮的興起，卻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朝鮮、越南爭取民族統一的鬥爭，被美國指為擴散共產主義。美國及盟友以反共之名介入亞洲衝突，將歐美的冷戰轉嫁到第三世界，演化成殘酷血腥的熱戰。

外部的意識形態辯駁，讓兩陣營內部的異議也形同水火，清洗異己不斷升級。麥卡錫主義渲染美國被紅色恐怖滲透，搞黑名單獵巫。蘇聯則干涉衞星國內政，鎮壓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最有深意的是196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論戰，小弟與大哥爭辯誰的主義、制度更純正。兩國相互攻訐，彼此斥責對方的社會主義蜕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實踐馬列主義的社會改造，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中國一次次搞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為防止思想蜕變與修正主義。最終不惜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以純潔階級文化、堅定社會主義方向，滌盪資產階級思想。歷次運動揪出來的右派和走資本派，並非80年代「河殤派」公知們追認的前輩，他們的「錯誤」更呼應着1919年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右派太在意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這在毛澤東看來是政治覺悟低下，偏離了「主義」的方向，也即今天所謂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而「公知」可是高度政治化的，他們主張西方民主，並不在意經典自由主義的多元、相對與寬容，與對立面一樣相信絕對真理和普遍性，自由民主替代社會主義不容置疑。這種偏激與絕對主義，與老右派不太沾邊。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攜紅旗在長江中游泳。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攜紅旗在長江中游泳。 攝：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河殤》 《河殤》是中國中央電視台1988年首播的系列紀錄片。該片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根植於大河和黃土地，而現代文明屬於海洋。《河殤》被視為自由化意識形態的代表，在1989年之後遭到批判並禁止播映。 傳統中國人是經驗性的，儒家重經驗而輕理念。強調具體情境與變通踐行，而懷疑演繹推理出的價值。從洋務運動起，中國的現代轉型有一條漸進、實用、重功效的線索，雖然歷經一次次歷史重大關頭，「實業救國」仍伏脈至深，綿延不絕，湧現了詹天佑、張謇等志士仁人。黨內老幹部在鬧革命時很理想主義，一旦身居高位治國理政，則知道實踐智慧必不可少。畢竟百年民窮國弱，秦二爺的富國強兵夢彌散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老帥們跟不上毛的革命理論，才有「二月逆流」、林彪「克己復禮」，鄧小平「右傾翻案」，毛給右派們的帽子很恰當：「唯生產力論」、「經驗主義」和「修正主義」。

一旦時代風向轉變，「新時期」蒞臨，這些「保守」、「復辟」和經驗主義便搖身一變，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兩個凡是」， 「白貓黑貓」、「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上升為主流話語，時代的最強音。今天大家喜歡談「工匠精神」，其實也與工業黨千絲萬縷。「工匠」是實際的，「不爭論」主義、「不折騰」制度，帶領中國率先走出「資 vs.社」爭吵的「冷戰」，步入「後意識形態」社會。中國借鑑「四小龍」和日本的東亞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與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美國佔領日本後，先清除軍國主義，後改造東方專制文化，讓日本學習美式民主。但日本從未脱亞入歐，政治和經濟始終保持日本特色。它在經濟起飛期出現的政、經尋租，也在中國不斷重演。中國也從西方引進先進科技，派人到歐美取經，推行西式教育。同時又「克己復禮」，恢復中國傳統的經世濟民之道，對百姓寬柔以休養生息。1978年之後「新時期」的主義混雜，充分體現出「摸着石頭過河」的精神，事實證明行之有效，創造出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奇蹟。中國從落後捱打的東亞病夫，一躍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經歷半個世紀的沉寂，秦二爺又神氣了。

四、歷史的終結？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觀察到蘇東陣營內部街頭抗議不斷，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了一篇雷人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稱我們如今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非戰後一個特殊時代的過去，而是歷史的終結：人類的意識形態不再演進，西方民主將成為普遍和最終的社會治理形式。 不久，柏林牆倒塌，後「冷戰」時代蒞臨，雲譎波詭的國際政治和犬牙交錯的地緣博弈，統統敘述成共產主義的失敗與資本主義的勝利，歷史被廉價地宣告終結於資本主義。

這種歷史決定論至少盛行了二十多年。因為從理論上推導，經濟全球化要求所有市場自由開放，各國別無選擇，必須先搞經濟自由化，後搞政治自由化，才可能參與國際競爭，圖存並發展。而且，發展中國家一旦經濟繁榮，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準，中產階級便一定壯大，會要求法律和政治權利。所以，任何政府不搞政治改革則無法維持經濟繁榮。最終得出結論：除自由主義之外，不再會有其他意識形態與之抗衡。西方世界如此樂觀自信，啟蒙曾受挫於20世紀的種種惡行，蘇東的垮台重新喚起希望，歷史必走向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河殤派」可謂遙相呼應。但中國經濟的確繁榮了，中產階級也壯大了，而政治文化卻沒有轉向自由主義，也沒有回頭向左轉，中產階級漸漸關注起全球化時代自己的文化身份，出現了「小粉紅」與「工業黨」等亞文化，右翼消費性民族主義興起。而「公知」批之為「極左」，因其不反權力而甘當「自乾五」。這是時代錯位，恰恰說明了「左」與「右」都已失卻現實的指涉。「左」、「右」這對「冷戰」時代的標籤，現在標識何物呢？

美國歷史學家亞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說，尼克遜（尼克森）、福特、卡特和列根（雷根）四位總統，最後繼承了威爾遜的遺產。他們在自由主義的譜系裏，恰似社會主義者一樣，相信黑格爾式的歷史目的論，認為個人乃歷史必然性的工具，歷史將義無反顧地前行。「右」與「左」其實是孿生兄弟，它們同屬歷史進步論的宏大敘事，只是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兩兄弟相互依存，以戰勝對方為自我生存的先決條件，一旦敵方消失，自身便失去存在的理由。當「冷戰」謝幕，「冷戰」鬥士們也紛紛退場，列寧與威爾遜的歷史遺產隨之終結。

2009年7月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阿富汗。 2009年7月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阿富汗。攝：Joe Raedle/Getty Images 列根之後, 美國曆屆總統被曇花一現的勝利衝昏頭腦，以為自由主義可以跨過柏林牆走向世界；世界只剩下唯一真理，可超越民族與國界。這時的自由主義已不必對抗曾與之旗鼓相當的集權政治，其對抗絕對、武斷和集中的自由價值：相對、寬容、個人、分權，都無的放矢，自由世界自己開始走向武斷和專橫。克林頓（柯林頓）為消滅共產主義的殘餘，轟炸前南斯拉夫，全然不顧巴爾幹是火藥桶，讓千百年的部族世仇借屍還魂，仇殺、劫掠、姦淫，當地變成至暗絕望之域。小布殊（小布希）政府不惜矇騙國民，以民主之名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意孤行要在中東推行民主。戰爭的泥潭把美國拖下水，世界性帝國的地位岌岌可危。美式民主一旦脱離了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現實土壤，就蜕變成一套抽象的教條。為民主而發動戰爭，恰與民主的價值背道而馳。所以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的獨裁者一個個被推翻，中東、北非卻未見民主蹤影，填補權力真空的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有人相信民主的戰爭，只以為是爭奪石油的不義之舉。「主義」的光環下哀鴻遍地、殘垣斷壁，難民流離失所。意識形態的崇高感早已蝕損殆盡，普世主義一統天下的希望落空了。

五、意識形態懷舊 25年之後，有人質問福山：你說歷史終結於一種意識形態，那麼「9.11」和阿拉伯之春算不算意識形態對抗？福山回答：當年的文章並非斷言在歷史終結之時，所有社會將成功轉型到自由民主，而是說沒有哪個社會再用意識形態偽裝自己成人類社會的更高階段了。 話鋒變了，他此時的終結，似乎是說今後意識形態不能再定義社會性質了。福山的想法變了？不妨重讀1989年他那篇文章，最後一段意味深長：

歷史的終結將是非常悲哀的時刻，人們曾為一個純抽象的目標、為被承認而不惜生命去戰鬥。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對抗曾喚起人們奉獻膽識、勇氣、想像力和理想，而今後將被斤斤計較的經濟利益、無休無止的技術攻關、小心翼翼的環境保護、以及精製利己的消費慾望所取代。在「後歷史」時代，既沒有藝術也沒有哲學，只有需要不斷修繕的人類歷史博物館。我能感到、也已看到，周圍人對「有歷史的時代」仍強烈地懷舊，這種懷舊感會給即將到來「後歷史」時代，提供繼續對抗與衝突的彈藥。

30多年後的今天，不得不佩服福山有先見之明。18世紀以降啟蒙的「康德舊夢」，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曾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呼喚出國聯、聯合國、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雖未消除戰爭、部族屠戮、貿易衝突、全球疾病，但人類進步與超越的理想，從未如此弘揚光大。短短的20世紀，既見證了啟蒙現代性帶來的空前繁榮與進步，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與大破壞。一個世紀對觀念的執着，讓人類昇華至巴別塔的頂點，也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但啟蒙主義不得不直面這樣的質疑，不同民族怎麼會朝一個方向闊步前行？哲人怎能未卜先知歷史目的？誰能保證人類社會將遵循進化的法則？20世紀的思想家和政客迷信制度革命與普遍真理，要麼聲稱經濟繁榮會帶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必促進更大繁榮；要麼說社會公正會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解放又會創造更大的經濟財富，財富的極大豐富必然迎來全面公平的理想社會，這不是制度與進步之間循環論證嗎？

「冷戰」的結束給人以幻覺，歷史已抵達最高階段。而二、三十年過去了，卻沒看到一點最高文明的氣象。失去了宏大敘事的西方，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最有動員力。種族衝突日益嚴峻，白人將一切弊端歸咎移民，保守人士哀悼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張揚少數族群文化，以祖先的輝煌解構西方文化至上。特朗普有「美國優先」，英國有脱歐，歐洲有新納粹，黑人有「黑命攸關」，所有的主張都是破碎的、離心的、不成體系，難有共識。左、右政治被具體議題吸納、消解，只剩下所得税、移民政策、環境、性別、種族問題。政治選舉忘掉了政治哲學，政治學變成實證科學，也就蜕變成治理術。燈塔般的西方民主，在「最高階段」卻危機四伏。美國務卿蓬佩奧（龐培歐）在尼克遜故居發表演講（2020.7.23），矛頭直指共產主義中國，貌似為「冷戰」意識形態對抗招魂，實際不過是福山的「時代懷舊」，輸送的話語「彈藥」。

而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竟沖垮了普遍主義的所有防線。世界從單極走向多極，文化多元主義興起，使第三世界粉墨登場。19世紀殖民史留下的創傷性記憶，以及20世紀形成「受迫害的民族主義」，讓第三世界國家視反霸權、維護主權與民族尊嚴為國際外交的最高原則。21世紀隨着後殖民理論的播散，文化民主主義（或後殖民文化）蔚然成風，「中國特色」式的另類政治模式和非西方價值，競相爭奪全球文化思想市場。西方第一次失去對全球化的壟斷，不僅體現在國際權力的重新分配上，也體現在價值話語的競爭上。這才是蓬佩奧真正的焦慮，而非共產主義。主導世界秩序的話語權離心分化，第三世界的崛起便成為後「冷戰」最大的事實。

2016年5月13日，江蘇一名工人在鋼鐵生產區的熔爐中監督生產。 2016年5月13日，江蘇一名工人在鋼鐵生產區的熔爐中監督生產。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六、工業黨與技術烏托邦 無論福山還是亨廷頓，都不能解釋中國的經驗。中國雖然戴着一頂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但其道路不同於任何一種原生於歐洲文明的政治體系，獨特的文明決定其行事自有一套邏輯。沒等「冷戰」結束，中國已不堪文革對馬克思理論的社會實踐，率先開啟去政治、去意識形態的進程。「新時期」開放搞活、重科尚教，經濟騰飛、民富國強。中國便得出了自己的結論：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可以並行不悖，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道路。但西方觀察家卻認為，這種模式只能產生於中國獨特的文化與歷史，因此也只適合中國；而民主模式基於普世原則，所以任何地方都可遵循。

的確，中國模式很獨特，迥異於任何既有的政治形態，拿現成的理論解讀「中國特色」，要麼削足適履，要麼語焉不詳。這個「特色」的生命力在民間，稍微給點寬鬆，再加一段和平穩定，中華民族能煥發出巨大能量，改變生活，創造奇蹟。同時，傳統王朝的集權與儒家文化，又讓這個民族敬畏、依賴權威，政府集中社會資源，讓自己成為所向披靡的全權政府。他國政府不敢想像的大事，它卻能推行下去。所以是個「另類」模式，仍在發展和變化之中，誰能將「中國特色」轉譯成可通約的概念，納入普遍接受的思想範式，是一項艱鉅而影響深遠的成就，這對當今知識界是個巨大挑戰。

生於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年輕人，對主義或政治無切實的感受，社會變化之快，讓他們集體遺忘剛過去不久的高度政治化。唯一真切的感受是改革40年的紅利，唯一見證的是經濟實惠與科技力量。所以，他們自稱「工業黨」，不談主義只看現實，不信抽象的普遍價值，而寧信國家實力。更不相信制度可以移植，最煩意識形態，把言必稱制度的上輩國人稱為「英特納雄耐爾的一代」。「中國特色」就是「社會制度」，無法再提純一個與西方政治學相對應的制度概念。技術、器物已實實在在地把世界連成一體，互聯網、無線技術、人工智慧、大資料、5G和6G，才是能經驗到的普遍性。

當COVID19肆虐全球，世界各國面對同一病毒，共用一樣信息，但東、西方的處世態度卻大相徑庭。戴不戴口罩，擁護或反對封城，如臨大敵或冒失無忌，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充分顯影。應對的手段卻又高度一致，大資料追蹤感染者，無線網路辦公、虛擬課堂、網路會議等。疫情之初，韓國防控堪稱東亞典範，有人說是得益於民主制度的優越，但實地考察發現，韓國利用網絡大資料和無線定位，時時追蹤病毒攜帶者，才控制了疫情。中國後來也用此法，收效一樣好，與政治制度無關，只證明了技術的普遍性。福山1992年著《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曾預言：「先進技術與合理地組織勞動，將創造一個生產力巨大、活力充沛的經濟世界。它有可怕的同質化力量，通過建立全球市場、以相似的經濟手段追求共同的利益，將世界上迥然不同的社會有效地連成一體。」 全球化不是思想烏托邦，而是物的流通。

中國工業黨的烏托邦就是科技。前面詩翰提到「大劉是新一代的精神之父」。劉慈欣的三體世界不僅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黑暗的叢林法則無所不在，而意識形態只不過是死亡威脅下的神經質反應。在那裏，所有人參與危險的平衡遊戲，傳統權謀是這個虛構世界的政治邏輯，犧牲小我為大我，集中力量辦大事。民主顯得低效、軟弱，無力應對地球毀滅的危機。

其實，工業黨並非一黨，而是一種亞文化，是雜揉了各種思潮的巨大思想光譜，大眾文化裏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它的一個極端是進攻性的沙文主義，高調主張「出關」，即步西方列強的後塵，逐鹿世界，成為21世紀的東方列強。而另一極端又是温和的全球化主義者，主張和平崛起，融入世界秩序，成為經濟、科技的後起之秀，擔當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城市中產、技術商貿人員、公務員等，各行各業都有很多人認同工業黨的核心價值——技術烏托邦，而華為是這個烏托邦的肉身化。華為在大眾心目中已不僅是家民企，而成了中國崛起的象徵。它是國際品牌，又強調自主創新；既引進西方管理，又崇尚集體主義和團隊精神；既憑西方技術起家，又打造本土核心技術，以5G、6G引領世界前沿。華為老闆白手起家，個人的奮鬥史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更重要的是，華為永遠處在國際衝突的風口浪尖上。在克林頓和小布殊時代，中美摩擦還總帶着意識形態色彩，美國指責中國人權記錄和制度弊端，中國則埋頭抓科技、搞經濟，雙方隔空打鬥，不傷筋動骨。特朗普一上台，就撕下一切堂皇的虛飾，單刀直入打科技「冷戰」。圍堵華為、禁售技術、監督智慧財產權、大搞經濟脱鈎，甚至禁止TikTok和微信，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創傷性記憶。小粉紅和工業黨寄希望中國科技的自主研發，以實力雪百年國恥。「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博弈，主要剩下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無非是爭奪市場與科技優勢，誰掌握了高科技，誰便佔有國際市場，也具有了軍事強勢，能主導世界大局。

2011年11月15日，加州伯克利舉行的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 2011年11月15日，加州伯克利舉行的佔領華爾街示威活動。攝：Max Whittaker/Getty Images 七、後意識形態社會的未來憧憬 粗粗瀏覽方方日記，沒留下太深印象，也不懂大家為啥爭論。日記的觀點基本都是常識，看不出什麼冒犯之處。或許問題就出在常識上，我們的常識被左、右綁架了，像電腦和手機的出廠預設程序，大家一談問題，集體無意識先彈出左、右立場，這個「預設程序」也彌散在日記的字裏行間裏，讀者流覽便會自動選邊站隊。在這樣的語境下，才有人站出來宣布「定體問」為舊時代的產物。

左、右過時了？其實，意識形態爭鋒不過是一個世紀的特殊現象，之前無先例，之後也難乎為繼。21世紀進入互聯網時代，思想議題與社會經驗統統被技術改寫了。但中西知識分子都不甘於福山的終結論，每當金融風暴、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黒命攸關等運動，便一次次又燃起新的希望：歷史再次啟航，從偏離的航向轉回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但運動一次比一次聲勢浩大，也一次比一次曇花一現，既無系統性綱領，更無嚴密統一的組織，更像無中心、無目的、碎片化的節日狂歡或街頭暴力。阿蘭·巴丟（Alan Badiou）評價說：「21世紀初發生的事件用現成的語言無法命名。」 他堅持，如果認為這些抗議預示了歷史的再次覺醒，則必須服從系統性的理念，理念應該是開拓性的，最終將帶來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消費化、原子化的大眾，誰願託付權利給啟蒙精英黨呢？誰會服從嚴密的組織？既然不期待未來將改天換地，那麼抗議的目標必然瑣碎而具體的。21世紀的運動始於驟然爆發，止於轉瞬即逝，終於不留痕跡。

作家、社會活動家弗朗科·貝拉爾迪（Franco "Bifo" Beradi）寫下：「『現代』曾是這樣一個時刻，人類作為個體或集體，憑藉意志的鋼錘雕刻歷史的大理石。如今卻大理石和錘子都不見了，不再有堅持不懈、高度自覺、有組織紀律的行動，能召喚起驚天動地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時間不再是進步向前的，人們不會積跬步而致千里，也不會期待未來有整體性的變革。」

在這個後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國與西方共同經歷了21世紀最震驚的經驗：技術帶來歷史性的斷裂。當制度的烏托邦失去彌賽亞的光暈，科幻華麗登場時，它充當了通達未來的星際飛船。宏大歷史的集體追夢被遺棄在純真年代，而科技此時令人信服地扮演起先知，預言技術將使人類無所不能，這種能力也許會毀滅星際。20世紀曾以社會制度承諾未來，而21世紀一切仰仗技術。科幻投射的未來像一座主題公園，既是超現實的，又以科學法則保證其現實感。對生態環境無盡的擔憂，人們幻想出世界的大毀滅，在劫後餘生的異託邦，適者生存成了世界的法則。

八、結語：進步與保守之爭 30多年前的那個夜晚，學生和市民在長安街上與入城部隊對峙。《國際歌》一遍又一遍響徹北京仲夏的夜空。「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至今，餘音仍縈繞耳際，卻突然意識，30多年前的驚心動魄，竟真成了「最後的鬥爭」，從此不再有意識形態的抗議，我們告別了英特耐雄納爾。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官僚化，直至僵化沒落，不到世紀末便灰飛煙滅。自由主義則在21世紀初重蹈其轍，教條僵化，活力衰竭。以人權之名戰爭，以政治正確禁言，以放任自由扭曲社會倫理，自由主義漸失人心，逝水難復。強大的數字消費主義面前，意識形態的抵抗如此脆弱，「主義」之蒼白導致黑格爾式歷史的終結。巴丟給出的救市方案是「建立大寫真理的權威，或堅守無條件的正義觀」 （the authority of the True, or of an unconditional idea of justice）」 後「主義」時代，真理權威恐難乎為繼，無論左、右再如何爭辯自己有普遍性，終徒勞無益。而恰值此時，無條件的正義才顯彌足珍貴。這也許是20世紀東、西方最後的共同遺產，退守到了最後的底線——公平與正義。沒有公平、正義的發展不是硬道理，是不講道理，也不可持續。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 哈利特·卡爾（E. H. Carr）曾這樣評價蘇聯革命：「危險不在於給革命史的巨大污點遮上面紗，以掩蓋革命之名犯下的罪行和犧牲的慘烈。真正的危險在於，我們力圖忘卻革命創造出來的巨大成就，並對此諱莫如深。」

（王炎，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教授）

语言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推动较大范围的改变非常的困难，其收效比较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能够降低文盲率，文在寅就曾表示韩字的简化导致韩国具有全世界最低的文盲率，但一些来源认为文盲率调查并不充分，比如https://www.hangeul.go.kr/lang/ch/specialExh/specialExhView.do?pageIndex=2&no=24&lang=&searchWordGubun=title&searchWordNm=。另一个例子来源于屈折语中，性的区别。传统上，根据具体通俗化的程度不同，可能保留了阴阳或者阴阳中或者更多。随着性少数群体权利运动的进行，一些活动者开始呼吁改变语法，降低对多数两性的强调。目前这个推动还停留在民间，不过有一些人已经开始使用they来代替he/she。这个例子是指，即使有较为明确的呼吁，语言仍有很大的惯性，许多语言中的bug持续的足够久足够经典，以至于成了feature。

既然大幅改变语言没有什么明确的好处，但却需要支付较大代价，包括但不限于人力和财力，那就没必要费力做这些事。

当然，以上仅仅考虑到了语言本身的发展，应该有一些支持者希望借此机会进行某种清算。现行状态下，朝廷的喉舌被要求“使用标准汉字”，以达到类似于秦制式的书同文效果。未来的政权应当从这些地方收手，仅保留一提供建议的语言研究机构即可。

语言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妨放其自寻出路。

San Rafael百货。至今不知道这位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勋爵，为什么会被叫做“老佛爷”...

看起来有点地理决定论？这个理论是有相当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它的核心可以简单的说明为地理环境导致了帝国是某种情况下的生产力局限于农业的时代的博弈局部最优。这种最优能够达成依赖于：

种群同质化。地理相似导致相似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反面例子是罗马五贤帝时期，罗马人和日耳曼尼亚人的差异。

地形平坦，利于战车、骑兵等机动性部队冲击；补给线也难于防守。反例：城堡体系，修筑于各类山顶，在攻城器械变为火药驱动前几乎是不能够直接攻陷的。

而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这块土地缺马（指动力充足的品种），一旦被断供就陷入军事上的劣势。

结果上来说，假设初始设置若干个相同的群体，再设置一个随机的低幅度涨落，有优势的一方能够迅速滚雪球，直到取得全部土地的所属权。

当然和其他类似的复杂系统理论相似，这个理论具有相当的主观性，比如种群之间什么叫做同质化？粮食产区什么算高？地形有没有那么不平坦？等等。算是这类理论的通病。正所谓理论学科出民科。

对我们额外的启发就是，从第三方观察者的角度，由于粮食产量全局上较高，这片土地的人口并不具有较高价值。东亚的种群因此在策略上更加“r对策”一点，也反映在文化上。斗胆一谈，假如有优先级，那么东亚首先应该保证的是人文主义，再其次是科学方法，最后才是具体制度。

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地形气候、土地生产率不随时间变化，其实这些变量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如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很重要。

做这样的假设不一定就有问题，非纯实验科学允许使用一些抽象方法对因素进行一些取舍。比方说，将农业以氨合成工艺发明前后做一二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传统农业的生产率随气候、环境、耕作群体有一定波动，但合成氨——机械化这短短几十年发生的离散事件让地球对于智人的环境承载力飞跃提升。

理论有首先需要自洽，但其用处来源于预测性。对于这一个模型来说，可以考察它应用在其他种群的可能性。似乎Aztec帝国是个不错的例子，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也许能稍微说说。

@消极 #118175 感谢指正。

愿世人拾回人文主义精神，不要再竭泽而渔。

传统亲民秀

这，不合理啊？

也许这事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但是写剧本又不是记录历史，基本的逻辑还是要讲的。

虽然一千多年后马基雅维利才把Il Principe写出来，秦始皇作为无师自通者，早就实践了“把恐惧种进秦人的心脏”。他根本不该搞什么亲民秀——那玩意是希冀取得支持的被选举人才要做的；王政世袭，不需要。

总之这个clip非常出戏。

翻看历史会有人有一种错乱感，尤其是代入当今的道德标准以后，看到亚述巴尼拔、曹操、成吉思汗这种人的所为心生反感，Neko以为是很正常的。大概历史真有所谓现代性一说吧，在“现代化"以前，人们经常互相杀伐抢劫，莫名其妙的死掉，变成蒂诺奇蒂特兰的Chichin-itza的一个头骨摆件都是很正常的事。之后人们就好像忽然发现以前太奇怪了，人类好像还是应该好好活着。实情当然几乎肯定不是如此的，具体到某个群体的道德演变应该没有发生过突变，只是人类道德标准在提高，写史的人觉得洒洒水的场面，等到2020的年轻人们看的时候，已经算得上极为残暴了。

Neko愚见，话题作文对于写文章很有利，但读史还是应注意避开“光环效应”和“反光环效应”，在阅读史料的同时尽量总结、剥离出共性，追求最终内化为自己的涵养，尤其是致力于研究济世良方的同侪。

也许最终也弄不清罗马到底为什么陷落，但说不定足够让未来的人类多续一秒。

事实应该是不能被改写的，历史可以（“人们对发生过的事所愿意记述的版本”）。毕竟，总得有个名字来形容“不能被改写，客观发生的事”吧。

即使当时大家对政府隐瞒消息的行为感到愤怒，现在舆论已经改变了。现在被怀疑感染的患者的个人隐私被人放到网络上流传，他们被人指认为罪人。这都是洗脑的成果。

洗脑的成果其实是很不好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言论空间快速收紧的时间，其实放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短的，也就是30年，而其中专门利用人性恶来试图操控十年都不到。现今全球范围内水军的运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也就是说网络上的声量和共识不非常相关。具体到这一汉藏语系语境，沉默螺旋中会存在数量不易估计的离队者，风头上也有数量更不易估计的投机者，或许应该保持耐心，做好身体力行抵制专制的个人抗争，充实自己是永远值得的。

好令人乡愁的公民社会回潮。曾经熟悉的，变得不那么熟悉。曾经热忱的，现在变得模糊。是Free dive的开始，还是短期波动，只能耐心等候答案了。

信息论上有一个简单的推论，越精确的陈述所含的信息量越高，越普适的陈述所含的信息量越低。假如做了一个签名档这样的设计——本身还是希望被人看的吧——那么它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或者不适应所讨论内容，或者缺乏有效信息。都会影响正常交流。有想说的话分享的名言，水就是了，主页现在宽敞的很~

作者如果有志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撰稿人，那首先需要提高自我期許，不要甘於做輿論打手。其次是找機會接受正規的媒體寫作訓練

这大概是意味着墙外华语生态有很大的空洞。再者，受众的八卦口味决定了传播的范围。假设不使用这样的，不妨称之为刻意低俗的语言，会导致传播能力的下降——会被一些潜在的转发源当成外人。Neko建议若有致力于耕耘这一生态的人，对这样的文章的批判不仅应该停留在作者身上。如何免于陷入打造爆款、讨好受众的追求中失去原则大约更值得警醒。

好好减刑，来日方长。身体也是抵抗的防线，切不可自我怀疑。

这个我们称为“用听起来有理有据的方法胡说八道。”

先把发展大概定义一下，屠杀也大概定义一下。

经济是需要人来做的，杀人的经济价值…可能是负的。科技主要来自于二战导致的科研系统转移。军事是前两者的延续。

whataboutism一般说来不好属于回避性论述，最多是种已知对方不真诚的吵架方法了吧。不过人家五毛真的在为自由奋斗，怎么可能吵得过他。

B站链接，不敢去看= =

现代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变修，权力运动下社会矛盾缓和了，不是他写书的那个人均童工的时代。非常机缘巧合的，在体制外的996人和雇主们，比以往更接近于那种带血的雇佣关系。这套理论起码完胜朝廷力推的天朝上国+民族主义这套糟粕。

@我们一起学猫叫 #114724 长话短说：

存在即是被感知，但被感知有一定规律可循，好学和准确有一定的冲突。

NEKO不是Mad Scientist！他们只是两只猫;-)

挺好玩的。想来能继承飞天意面衣钵-）

说起来科学宗教跟democracy还真不太兼容。学界实际上是一种寡头体制，大佬的地位，不妨由积累的成果、掌握的资源、credibility三者定义，天然的高于青椒。而这两类本质上也属于“导师”阶层，地位是高于研究生的。还没完，链条的最后是灌水的各路神仙，基本没有地位。当然，在任意的领域外场合或非公开场合，参与者大多很和蔼，尽力营造平等对话的氛围，这也说明寡头确实仅限领域内。

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幻点子了，假如科学的预测性进一步提高，进入政治领域，那么它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构架？

恐怖一点的，AI治国，人类成为数据指标的奴隶，国力蒸蒸日上，生活却到处有鬼墙，人性沦丧；乐观点的，社会基本福利有保障，机会相对平等，数字化政治下AI取代立法会的功能提供议案，依靠即时通讯全民表决。

Neko比较倾向的可能性是某种类似于Directorate的政治结构。学界大佬各自等于控制对应领域决策权，他们的政治决策从逻辑到结论都是公开可复查的，有理论上的权利更替，也即被从理论上推翻。但大佬之所以是大佬就在于他们确实很少翻车。这样理事的身份就接近终身制（可以通过院士的终身制去理解这个可能性）。领域内存在民主表决，但是是加权的或者是具有门槛的。在此类情况下，因各类原因受教育程度不足的群体因此被剥夺了相当部分政治权利。

写完这些，Neko感觉现在人所熟悉的民主真是一件非常脆弱需要维护的东西——当然它也比极权坚韧。哪怕仅仅是科技进步这样的好事，也可能会某种程度上令其面目全非。

在相当数量的文化中，目不转睛的盯住一个个体看常被视为冒犯、挑衅等负面动作。假如摄像头被处理为一种注视，人们应该起码有权利发火。

@thphd #114537

目不识丁、一穷二白、智商倒数0.1%的清华毕业生，在中国也能混到一份体面的基层工作

再加把劲，如果能倒数第一，甚至可以当皇帝

/s

这一事实搭配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106-mainland-young-people-in-chinese-government-system/一起看，就让人唏嘘了。职业选择的变化从次贷危机开始就发生了转向，恰好是一个相对有竞争力的观点中的转折点。到这位海归回来，地盘基本已经划定了。文中对体制的描述，结合Neko个人体验，加之诸君的交友网络中如有覆盖的话，应该说是很真实的。和体制的保障相比，更多的是体制外的无保障，“负福利”。在黄金发展期的比较优势消失之后问题进一步凸显。对个人而言，去996朝不保夕修福分哪有混吃等死有吸引力？这是太常规的趋利避害了。

现代政府理论上可以做一些听上去有点socialism的积极干预。遗憾的是，常规选项如提供职业教育、提高素质、提供基本保障什么的“太贵了，还是数字极权便宜，还能满足当权者的控制欲”。

@消极 #113660 Neko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因为事实如此，也知道身边如此，才希冀官僚系统能够更透明。因为官僚系统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加之台下的手段显然是瞒着相当多的民众的，某种意义上说损害了民主的代表能力（选民看到的是展现出的部分，台面下的看不到）。真实的展现也许是通向政治净化的第一步。

真诚这种品质是过时了吗？

很多时候，我以为现代政治真的具有某种现代性，抵抗阴谋，纵队，间谍等等暗线，转向台面上的博弈，这样即使落于下风，也能够守住人的尊严和底线。

但我好像错了。只要够嘴硬，说他们爱听的话；实在脸皮薄就做号，复制，粘贴，然后跑路。用好掉队的人，就可以坐稳半壁江山。

好故事，讲的也好。这就引发了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Neko妄言：

自由意志主义对人的要求其实很高，最好是全知的，或者拥有一个无限方便，以至于接近于透明的信息获取方式，这种人比较接近绝对理性的人，能够充分用好自由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实际操作中，人多数都受制于各类墙或者鬼墙。信息永远不对称，同样的资源，调用的能力天差地别。

同样是讨厌的班主任，楼主能够想到，并实际上联系起一个组织来反抗，而新川的这些学生由于“出身”导致缺乏正当的反抗、博弈的资本与能力。倘若不是因为出了人命，实际上甚至还是失语的，连调动舆论资源的能力都没有。实现这种层面的正义也许需要推动机会平等，不过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起码还是有一些希望——只要能够不让他们困在信息茧房里。目前的互联网堡垒化破片化是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信息化带来的开放有可能已经打了折扣。

@iceyjuice #113170 不要叫醒Neko,让他们做会梦…

如阁下所说，理想是一回事，路径又是另一回事。人类还需要解决系统性腐败、政教合一、反智主义…等比国界急迫的问题。

可是历史记录说，会“真香”的呀🤣

可以试着再转移一些认同的获取方式到现实里，这样就不必患得患失不销号了。

国家是民族主义的结果，民族主义是基于想象或者威权崇拜（个人/教条）动员的一种形式，在这些出现前，组织形式还有Tribalism, Feudalism等，甚至人类学还能发现一些新的组织形式。

组织没有永恒。从较乐观的，人类不把自己玩死的角度去看，国界的消失也并非不可想象。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解决方式根本性的在于政治的全球化：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监督审计，它们与主权豁免不可避免会有冲突。

@消极 #112608 是这样。以上讨论默认司法能够反映“社会意志”，如果差的非常远那就没什么意义，都是有问题的。

@消极 #112586 当然。

这里Neko希望提个醒。诸位应该极少会听信朝廷的宣传，但陷入其他宣传也未尝是件好事。职业化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行业壁垒、信息壁垒，使人更容易受愚弄。

Neko所在的单位，经常能看到中年人或者大爷拿着打印出来的，东西，来造访，声称自己解决了某个经典问题。Neko猜测，如果抛开行业自律和权威，他们的东西大约更容易骗到经费吧。谁愿意拨款给不懂的东西呢？严肃一点来说，描述世界的复杂程度客观存在。自然，为了不让人丧气，总还是要假设最终世界是方便认知的，具体而言恐怕是乐观不起来。

从现在的角度看，推动信息流通自由，让大众容易接触到同行评议、数据资源等方式，可以把单一行业风险尽量分散到人类社会，可能是在人类存在的基础上最好的权宜。

@Wolfychan #112405 我想这个争议主要取决于司法的目的，是执行对“不需要的人”的惩罚Punitive Judiciary，还是试着“把他们变成需要的人”Remedial Judiciary？目前各自有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两类思路，似乎也各自遇到一些问题。

即使潮流似乎目前比较倾向于Remedial Judiciary，依然会注意到一些例外，比如与背景似乎没有明显联系的反社会人格，不多，但难以解释。或许这些例外是来自于人本身构造的缺陷吧。既然人的形成（真包含基因）这段底层代码不能改，就只好用惩罚司法擦屁股。

你与世界为敌，世界与你为敌，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朝廷当然还要抱怨。明面上的抱怨是Projection的一部分，而这种Projection可以用作宣传，以留下所需的印象。它的有效性基于一个经验，人的意志在统计上是非常薄弱和易于操控的，乃至一些坚定的意志本身就有可能是操控的结果。

在这种无定锚的信息海洋里，究竟应该如何指南，是留待诸君思考的问题。

标清楚嘛，分享的是classical latin/ecclesiastical latin。

负罪感促成反省，继而能够拓展进步的空间。楼主是个有心人。

@爱狗却养猫 #111399 也对。

愚见，中立性的判别标准本身就不是很中立，Neko采取的是以纯报道为中立性原点，这点the hill基本上只有事实陈述，某时某地，发生了什么，而且采取的信息来源也算是照顾到了两大党派，算是基本符合这个标准。

碎碎念，怎么只有两大党派呢。光环效应和反光环效应阴魂不散，竞争不充分，各自夹带可疑的议程，含泪投票的感觉真的不好。

还有一个方便传播的——the hill

https://thehill.com/social-tags/2020-election。

The Hill是传说中的“绝对中立”之地，内容涵盖各种枯燥乏味的美国政治，是硬核键政壬的好去处。

此外，该站的大陆访问太小，GFW还没关注到。偷窥2047的网警可以去把它加上了。

社会学，默认是一种严肃领域的话，可量化的东西不多，一圈走下来经常撞到价值判断的钢板上。即使这些钢板回头都拆了，对于某个具体问题的事实能够极大程度还原，做出判断的仍然是人个体，受限于人的认知水平和生物性，比如，在自发顺序中往前挤的冲动，贴标签的冲动——这些冲动在曾经凶险的自然环境中对个体无比重要。此外，受限于目前的知识水平，“认识你自己”还是个迷。

那要不要干脆不要人，直接由设计出的优化决策者来判断？这个问题理论上是反人类的。迄今为止，起码是人类决策，人类负责。在那之后呢？小说家们脑洞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