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凉如水，万户萧然。唯独海军大院的那幢将军楼里，玻璃窗上贴着鲜红的囍字，粗厚的鼾声填满了整个房间。

红烛还剩最后一截，蜡炬的残影投在墙上，好似随着窗外的江风摇曳。

陆迪伦睡不着，翻来覆去，侧过身，面朝床外，盯着那片风影看了好久，鼻腔泄出一缕长气，便起身蹑手蹑脚下了床。

她赤脚踩过冰凉的地板，摸到楼下。与孤坐门外听匣子的苏家大女儿撞了个正着，对方冷眼瞟过来，“哼”，一把撕下耳机，连带着半导体往地上一摔，走了。

她垂眸苦笑，走上前弯腰捡起。嗯，是短波。一个女声浮了出来，嘶嘶沙沙的电流，切不断歌喉中自带的幽渺，那是解放前的声音，好似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又像盖着一层薄薄的霜幕：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陈再道与“拆幼儿园建别墅”的事，主要是指1970年代末他复出后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的一桩争议事件。 这件事后来被诗人叶文福写进1979年的著名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或《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一度在全国引起轰动。

文革后，陈再道（开国上将）获得平反，1970年代末调任铁道兵司令员（铁道兵当时是兵种之一，后来并入铁道部）。

铁道兵在北京西四有一块地皮，上面有铁道兵机关幼儿园。

陈再道一家需要住房安排，据称他下令拆掉这所幼儿园，在原址为自己修建高级将军楼/别墅（现代化设备，据说耗费几十万元外汇和大量公款）。

这件事被视为“老干部文革中受迫害复出后却搞特权”的典型例子，引发不满。叶文福的诗正是以此为原型（或至少强烈关联），诗中痛斥将军“为了你的‘现代化’，幼儿园都拆掉了”，呼吁“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后来在访谈中澄清：诗不是专写某一个人，而是泛指现象，但“从一开始就与陈再道有不少联系”，陈再道本人也以为是在写他而“吓得非同小可”。当时很多人直接把诗中的“将军”对号入座为陈再道。

1979年8月的《诗刊》上发表了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转载，一些电台也播出朗诵节目，一时间成为震动全社会的热点事件。其原由很简单，此诗针对一个拆迁事件——一位文革受到迫害的老将军，复出后给自己盖楼，不惜下令拆掉幼儿园发出的呐喊。

作者在诗中呼吁：我的将军!第一次长征--你征服了大渡河，而今天--新的长征，你想过了没有——你再后退一步--就会变成了--大——渡——河——不!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不能--这样做!”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平民百姓生活水平很低，某些文革中受过冲击和迫害高级干部，官复原职以后，以权谋私，在住房、出国等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这首诗批评的将军虽然是个案，但恰好传达了舆情，所以产生了新诗诞生六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强烈反响。

1981年，《诗刊》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此诗得到的读者赞成票高居榜首，自在情理之中。当时投票没有商业因素渗透其中，选票都是靠邮寄，表达的都是真心实意。然而，这首诗获奖还是遇到了麻烦。曾经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要职的作家刘白羽，原先对这首诗评价很高，不知出于什么背景，他给诗歌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认为此诗“对于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尊严和荣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并说“此诗发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引起部队的广大同志的反感。”坚决反对这首诗获奖。

《诗刊》收到这封信以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给作协党组打了一个报告，报告开宗明义说：“我们召集编辑部同志开会，讨论了白羽同志给诗歌评奖委员会的信件。一致不同意信中对《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的评价，强烈要求评委会坚持评选。”他们说，“如果为群众公认的好诗不能《将军》不予评奖，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建议取消。”他们还地陈述了理由：说明此诗“是在尊敬革命前辈的前提下来批评他们的某种缺点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健康发展，更兴旺发达。”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诗刊》毕竟是中国作协下属的刊物，必须服从党组的决定。最后，只好以变通的办法，将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评为优秀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与大奖无缘。叶文福心里不痛快，有话就要说，于是应邀到一些大学发表演讲，其演讲内容又被上报到了中央。

邓小平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

这下子让叶文福陷入了没顶之灾。他是军人，在单位日子很不好过。据他回忆：“床被专案组办公室的人占领着，夜里不能睡，一轮一轮的检讨，永无止境的深刻，逼得我动用世上最可怖最丑恶的词汇来诬蔑和侮辱自己。我已经活不下去了，为了维护作为人最起码的尊严，我时刻想死，时刻在想以什么方式死，在何时何地死合适。”直到1986年，他以副营职干部转业到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

然而，叶文福在高级干部中也有同情者。他所在的工程兵副政委刘月生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982年叶文福压力最大时就当面安慰他：“不就是写个检讨吗？写就是了。叫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都写过检讨，不也过来了？”到了2006年，已经90岁高龄的刘将军再次遇到叶文福，特意对他说：“不，你没有犯错误，犯错误的是那个时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看你的，就是专门来对你说这句话的！”

刘将军说这个话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人行得直，做得正。他和夫人王世昌晚年节衣缩食，捐款20多万元，在河北顺平县常庄修建希望学校。王世昌几乎每天都盯在工地上，餐餐都和工人一起喝稀饭、啃馒头。为了省钱，工地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都要捡起来卖破烂入账。学校建成后，他们每月从离休金中拿出1200元，建立奖励基金。他们让学电脑的孙子自费到学校去帮助安装调试电脑，而且特意交代：“不许吃学校的饭”

1984年8月的洛阳刑场，空气凝滞如铁。随着一声枪响，一名叫陈东平的男子颓然倒地，他的鲜血浸透了身下的黄土，围观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个被枪毙的陈东平，正是开国上将陈再道的儿子。

陈东平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他小时候自然吃了很多苦头。建国后，陈再道出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他为了弥补战争年代对儿子的亏欠，对陈东平十分宠溺。就这样，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很快在陈东平身上生根发芽了，他在十几岁时就成为了专门欺负女孩子的恶少。

1960年夏天，陈东平靠着父亲的关系，被保送进入“哈军工”学习。严格的军校生活令陈东平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然而他腐化堕落的行为仍在暗中继续，他无心向学，每个学期都有不及格的科目，成了高干子弟中表现最差的“害群之马”。

1962年8月，陈东平以身体有病、请求降级为由休学半年，他在回到家里后，并没有“养病”，而是关起门来收听敌台广播，再就是大看“内部电影”，忘情地欣赏西方世界灯红酒绿、男欢女爱的生活。最后，陈东平竟然向海外特务机关发出“上山入伙”的信件，准备与敌人取得联系后，伺机外逃，到台湾那边去“享享福”。

万幸的是，陈东平的这封信在深圳海关被截获，鉴于他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主动与敌特机关联络，情节严重，哈军工党委根据总政的意见，给予陈东平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动教养的处分。

毛泽东在听说陈东平的事情后，非常震惊，因为他的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与陈东平是同班同学，两人还睡上下铺。后来毛泽东专门找毛远新谈话，并严厉地批评了他：“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远新辩解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时听广播变坏的。”

毛泽东却说：“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陈东平？”

陈东平虽说是被送到某部队农场劳动教养，然而他两年的劳教似乎是在住疗养院。结束劳教后，这个纨绔子弟又神气了起来。

1970年，陈东平拿着父亲的批条，进入河南省外贸局工作，分管人事调动。在手握“铁饭碗”分配权后，陈东平开始编织一张黑色的罗网：对求职女青年威逼利诱：“跟我好，明天就给你转正”；在家中私藏淫秽录像带，模仿西方糜烂生活；组建流氓团伙，自称“中原杜月笙”……

从1971至1983年，陈东平以帮助招工、当兵、调动工作和买紧缺商品为诱饵，以传看淫书、淫画为手段，共奸污妇女25人（其中未婚青年19人，少女1人）、猥亵妇女24人，并为其奸污过的13 名妇女拍摄淫秽照片19张，他还利用外贸工作之便，收集国外裸体淫秽画报211张818幅。

1983年，当全国上下开始“严打”后，陈东平很快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开国上将的儿子竟然犯下如此罪行，这令许多中央高层领导都十分震惊。最终陈东平的案卷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案卷的批示栏上，还写满了许多中央领导的求情意见：“念其父功勋，建议死缓”“高干子弟需慎重处理”。

邓小平沉默良久，最终提笔作出批示：“同意死刑，立即执行。”1984年8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东平死刑。

邓小平的批示，表明了中央的态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从1983年到1987年，我国在“严打”行动中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经过此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不仅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他的生活作风也极其败坏。流氓成性，荒淫无耻，为所欲为，宏侈豪华。是一个大淫棍、大流氓。是资产阶级的政客。

(一) 荒淫无耻、流氓成性

陈再道从小流氓成性，不务正业，仗势调戏妇女，并逼死过人。

陈再道这个老混蛋，根本就不是个人，而是一匹野兽，长期以来，利用职权，奸淫妇女，为所欲为，据不完全统计，被他奸污的青年妇女就达三、四十人。六二年陈大麻子去北京开会住三座门招待所，要随同护士×××去他卧室打针时，兽性发作，将其奸污。又一次将×医院护士孙××叫到他房间锁上门，干了些什么可想而知。又一次把开封市文工团女队长李××引入滨江饭店将其奸污。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陈大麻子将三个少女（这三个少女分别在胜利文工团、陆军总医院、武昌何家垄门诊部工作，最大的十八岁）叫到他的办公室斥退左右人员，命令三少女脱光衣服，三少女不敢不从，将衣脱的精光，然后他就在长沙发上发泄他的兽性，仅这三个少女，就先后被他奸污过四次。六四年在河南比武期间兽性大发，竟借看戏为名，将炮校付政委的老婆侮辱。又一次陈在北京开会也在三座门招待所，陈要该招待所的一护士陪他打针，在打针时将护士侮辱，因其护士反抗奸污才未成。六〇年在洪山饭店开党委扩大会议时，陈对打针护士×××百般调戏，要求发生两性关系，遭到严词拒绝。仍然贼心不死，以后经常纠缠不放，并指名调该护士到茶港医务所工作。六二年春，某话剧团在广州巡回演出，某天晚上广州军区俱乐部主任张××来邀该团部分女同志伴午，并要一个党员同志参加。午会上，全部是高级首长。午会进行到午夜，该团两位志志找×××说：“陈司令员今夜要我们去他住的地方玩，当场被我们拒绝。”第二天该团长兼党支部书记×××说：“陈再道这个老骚货，老病不改，昨天晚上和我团女同志跳午时说：‘她要离了婚，就跟他结婚。’这象什么话？还说：‘跳午要腰细一点的，跳起来才美，才舒服……，真下流！”六三年春，陈带大批人员去鄂西北“巡视”工作，陈指名要×××护士随同，在外期间，陈耍尽流氓手段，百般侮辱调戏。同时陈在跳午时，认识了一名地方女医生，并多次要×××去找这位医生，被×××拒绝，才使陈的兽性未能得逞。六四年陈去河南×军参加会议，本来已带了一大批侍候人员，但还不满足，又在×医院调一名女护士侍候他，晚上洗澡时还要这位女护士给他洗澡擦背。在此期间，还给某院打电话要与他有过不正常男女关系的×××护士长去玩，当这位护士长同几位女伴去看他时，他竟无耻的说；“我叫你一个人来，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呀！”后来还把这位护士长从开封调来某院工作。六六年，××护士给陈当特护，一次××给陈打针时，他迟迟不打，并对××说：“你穿那么整齐干什么，把衣服脱了吧！”边说边关上了门，抱住她的腰，××惊叫，陈的秘书赶来，这个护士才免遭奸污。陈住在滨江饭店经常将女招待员抱在怀里，拥抱、乱扣乱摸，丑态百出。这个混蛋东西侮辱奸淫护士的肮脏丑事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门诊部的女护士都不敢去茶港工作和跟陈外出。更可恶的是当他满口的仁义道德不能掩盖他那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丑恶灵魂时，为了掩盖他的奸淫丑态，竟不择手段利用职权对被害者进行政治迫害。恶棍淫夫陈大麻子与保姆刘××发生不正常关系后，将其解雇，刘××到处告状，闹得满城风雨，陈为了遮羞丑恶的灵魂，竟叫政治部出面给保姆加上“地主婆子”、“诬告首长”等罪名，将她送回湖南原籍，进行劳动管制。××护士给陈打针时，被陈奸污，使该护士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不久就把这个护士和她爱人一起调离武汉。

陈再道的第二个儿子陈南平，在中学时就一贯偷东西，调戏女学生三、四十人。有一次他的妹妹在洗澡，他从门缝里看见了，便从妈妈房里拿钥匙将门打开，强奸了自己的亲妹妹，陈再道知道此事也不管，还把这个不齿于人类的东西塞到空军后勤部工作。又有一次，因肠胃不舒服，到总后医院，强奸护士，陈再道却把这个连野兽都不如的败类，拉入党，并且青云直上，现任连级以上的干部。

(二) 挥金如土、奢侈豪华

陈再道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满足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任意挥霍人民血汗，不惜花费金钱，利用给离职休养干部修建住房之机，混水摸鱼，盗用经费，为自己大修别墅，慷国家之慨，行修正主义之实。

根据陈再道的黑指示，已在洪山修建七户“中将”标准的住房，造价每平方米高达160元之多，按此标准，七户共需建筑面积2981平方米，每户营具费达3000元，建筑面积高达330平方米，经费406484元，在修建时不按标准办事，任意扩大面积，增加经费，结果建筑面积比原来超过111平方米，经费多用82604元，但这七户屋子除唐金龙一户外，其余六户迄今均未住人。但陈还不满足，又“指示”：“在茶港再修十几户，在小洪山再修五、六户”。之后他又说：“是否在曹家花园门前也修一些，将来有休养干子部住休养干部，没有休养干部就住客人”。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曾三令五申不许修建楼堂、馆所，但陈却对抗毛主席指示，六一年陈亲自带领人马要在东湖修建一座象广州军区珠江滨馆那样的高级招待所，后有人反对未成。但陈并不死心，又指挥他的亲信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姚×等人大兴士木，赶修“曹家花园’，招侍所购置高级设备，花了百余万元，在此前后，在总医院修了漂亮的高干病房，在麻城龟峯山修了七栋阔气的别墅，在汤池、鸡公山、龟山、红卫山、滨江饭店等地都有他专用别墅，在汤池还修了非凡的高干病房。直至六六年六月他还指出要扩建茶港俱乐部，扩建“曹家花园”招待所。这个无所用心的黑司合却全然不顿干部宿舍的拥挤甚至开会没有场所，他却大盖招待所，养老别墅，用心何其狠也！

(三) 花天酒地、为所欲为

陈再道这个流氓成性的东西，跳舞当然也就成了他的主要本能，陈最欣赏的是摇摆舞，化装舞，并有特别的能见到肉的透明午衣。凡是军区、省委搞舞会从不缺席，他跳舞的本领是全军闻名的，陈与王任重的姘头夏菊花，知名人物王玉珍均跳过舞，且与王××有牲关系。六二年反党篡军头子罗瑞卿来汉，陈专门组织舞会，陈搂罗妻罗搂陈妾跳舞，舞会上准备了大批糖点、水果，还亲自批给伴舞、乐队每人四角钱的夜餐费，半斤粮票，并专车送回，大肆挥霍国家财产。六五年陈去l 5 9医院，刚到就要院领导给他组织专场舞会，医院领导说：“没有会跳舞的。”陈大发雷霆，院领导无法，只好动员一位护士去陪他跳舞，他要求别人“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事后有一位姓谢的电工说：“这真是修正主义，丑态百出。”结果这个电工挨了斗，说他把军区首长说成了修正主义，是反动言论。这还不算，为了弥补他那空虚糜烂灵魂，专门想些歪点来打发日子，除了带全家到处游山玩水外，还经常带大批人马、电台、沙发到别人鱼塘钓鱼，夜间开着小包车打兔子，他在车上，随从在车下去给他追兔子，以助玩乐。当农民不知道是“麻司令”钓鱼而来阻止时，竟被陈调兵把农民抓到军区去，真是可恶到了极点。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得六级、十三级的工资收入还不能适合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需要，终年要照顾，公开申请保健费、补助费就是上百元，从六二年起，五年来共补给陈保健费九百多元，“困难”补助费四百元，仅六五年下半年和六六年供他去广州、上海、北戴河等地所谓疗养而买的高级点心、水果花去的经费有149.14元。他到处“疗养”游山逛水，所花去国家经费就更使人吃惊了。他“疗养”时，还要派人去看他，若带的东西不满足时就大发雷霆。为了满足他的享受，竟利用职权要他的老部下卫生部长陈××将医疗费中为总医院购买的价值二千五百元的意大利冰箱送给他私用。并专门从庐山打电话要军区管理科×科长专程去景德镇买一套高级家俱，从南昌买四把塑料藤椅。并“指示”武汉军区给他做个四面玻璃的柜子。把他家中的古董放在里面送往庐山。花去人民币三百余元，全由公家报销。陈经常吃养精神药、人参、鹿茸，以及进口多种维生素延寿药等，当药送迟了时就破口大骂，说什么“现在又没有皇帝了，不给我吃，给谁吃？”真是狂犬吠月，胆大包天！陈还惨无人道，吃从青年人身上抽出的骨髓，来补他的身体，干这种事在法律上规定是要判刑的。

以上《大淫棍、大流氓陈再道的腐化生活》，原题《生活腐化，骄侈淫逸》，是《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同名一章。原印刷品为“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与“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 合编”,刊行日期署为“1967年9月”。

她想了想，拿过画纸，一下靠在椅子背上，双手举起，抬头盯着自己的画，慢悠悠说了一句：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5]

林立果跟着嘟囔了一遍，冷笑一声：“就这？你装什么酸文假醋？不会好好说话？有什么好故弄玄虚的？”他站起来走到姐姐身边，面露鄙夷之色。“你说你整天除了顾影自怜，凄凄惨惨戚戚切切的，一副个人主义调调，就不敢有更进一步的表态了？”

“顾影自怜？”林立衡眉毛一挑，瞄了他一眼，收手拈着画纸，平抛到桌面上，“顾影自怜也是一种表态。你要真有凌云志，自比大丈夫，看不上我们这点儿女情长，那其他的意思当然也有。说人家拽文弄酸之前，自己还得多看点书，省得你自以为是，整天半瓶子醋乱晃荡。而且我看你年纪轻轻，整天琢磨人家洞房不洞房的，对男女之事这么热情，倒也不像能成大事的样？”说完，拿笔敲了敲桌上水杯，“叮”的一声。

林立果听完却也不恼，是因刚才听到林立衡说他“真有凌云志 自比大丈夫”这一词句时，心中一动，他自然是懂林立衡在化用《水浒》里的典故——宋公明浔阳楼题反诗嘛：“他年若有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果然是“知弟莫如姊”，一直以来连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只能暗暗深藏的“异志”此刻竟真被一母同胞捕捉到了，虽然他很清楚自己的姐姐打心眼里看不上他，嘲讽他自命不凡，但他此时真有一种的难得共鸣感和倾诉欲涌上心头，正张嘴再说什么，却看见林豆豆已埋头于作画，一副平静淡然又拒人千里的模样，和他们父亲平时那般，面色如水。

想必接下来她是断然不会搭理他了，若再追缠下去也显得无趣，就施施然退出了林立衡的房间。

不过他心里一直琢磨，在走廊里来回踱了几步，把那句诗回味了一番。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这他妈有什么不好懂的？前半句——不就是那种闺怨诗的调子吗？她们女人嘛，动不动就感叹身世，他听得多了。后半句——“百年苦乐由他人”——身不由己呗，女人的命都攥在男人手里，这道理谁不知道？

可她偏偏说还有别的意思，能有什么意思？还拿宋江来编排我，既然知道我是宋江，那我肯定不能再当吴用，我才懒得学那些老学究去翻书——哎，这儿不是有个真学究智多星嘛，李秘书！

李秘书姓李，叫什么他不记得了，反正大家都叫他李秘书。这人四十来岁，戴副眼镜，瘦瘦的，说话慢条斯理，据说是在北大研究古典文献的高材生，在秘书堆里算是个“秀才”。林立果不止一次听人说他博学，什么唐诗宋词、古今典故，张口就来，正是一个活字典！

林立果转了个弯，往秘书那屋走去。

李秘书正坐在桌前看文件，听见敲门声抬起头，看见是林立果，便放下手里的资料，往后靠了靠。

“小虎？怎么了？”

林立果挠了挠头：“李秘书，我想请教你一句诗。‘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谁写的？什么出处？”

李秘书愣了一下。他看着眼前这个十几岁的小老虎，心想这孩子怎么忽然问起这个了？ 但他没有多问，扶颐沉思了一阵，说：“我想起来了，这是白居易的诗，叫《太行路》。全名是《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说到“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声音不自觉地压低了。

林立果的眼光一闪，视线游移到桌上。作为林彪的儿子，在那个环境长大，听到“君臣”两个字的时候，他就完全参透林立衡的弦外之音了：自己那个平日里不声不响的姐姐，还真有点皮里阳秋的本事。

李秘书说完，等了几秒。见林立果只是盯着自己桌上的纸堆出神，既不追问也不道谢，他心里有点不快——自己用心解答，这孩子倒像没听见。但他知道林立果的性子，懒得计较，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林立果这才轻轻应了一声：“嗯嗯。”

“那请问这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背景？”

“大概……唐宪宗元和初年吧。”他沉吟了一下，“唐宪宗在历史上虽然是所谓‘英主’，但说到底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那时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白居易呢，算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点改良思想，在朝廷里过得不顺心，有看法又不能明说，就借妇女的命运来讽刺君臣关系，发泄对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不满。”

他说完后。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

李秘书忽然后悔了。反右的风头才过去不久，他居然跟中央副主席家的小孩儿说这些——什么君臣关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万一传出去，说不定一顶“借古讽今，利用历史问题影射攻击党”的帽子就扣过来了，他端起茶杯，发现茶已经凉了，心里更加烦闷。

他看了一眼林立果。终于忍不住了，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小虎，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林立果赶紧说，“就……偶然在学校听说的。同学聊天，提到这么一句，今天想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回来问问。”他自知借口编得很烂，但管不了那么多了。

“谢谢李秘书。”他忙扔下一句，转身逃向黑乎乎的走廊。门在他身后被风带得来回晃了几晃。

李秘书站起身来，看着那扇摆动的门，愣了一会儿。他端起那杯凉透的茶，一饮而尽，苦得他皱了皱眉头。

“胡扯。”他嘀咕一声，落回座。

走廊里的脚步远去。整栋楼又恢复了那落针可闻的寂静。

[5] 该句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乐府诗《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此诗创作于元和四年。当时诗人在长安为官，目睹不少朝中重臣“朝承恩，暮赐死”的境遇，深感“伴君如伴虎”。 诗人借夫妇关系来讽刺君臣关系的反复无常和有始无终。

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然后一颗脑袋探进来，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别人，才整个身子闪进来。

林立果，15岁，比豆豆小一岁，个头已蹿得比姐姐高了。他穿着一件海军蓝的棉袄，头发乱糟糟的，一副没正形的模样。

“哎哟，又被骂了？”他涎皮赖脸地凑过来，双手插兜，往桌沿上一靠。

“滚。”林立衡头都没抬。

林立果权当耳旁风，反而一屁股坐在她床上，跷起二郎腿，晃着脚，和她姐刚才一个动作。

“哎，姐，我和你说。”他压低声音，故作神秘，“主任今天在首长那受气了。”

林豆豆右手把笔轻握到手心，指尖一蹭把画纸平移到身旁。

“听说还挨了一巴掌呢。”林立果说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姐姐，等着看她反应。

林豆豆眉心一蹙，侧过脸来：“你怎么知道？”

“你问我啊？哼，没看见主任脸上那红印子？”林立果往前探了探身子，“想知道为啥吗？”

林豆豆故意不接话茬，手里转了一圈笔，然后接着画画，实际等着他自己往下说。

“因为今晚那个婚礼。”林立果果然憋不住，离开床，开始来回踱步，像个小大人似的，一边说一边比划，“苏振华，就那个海军政委，你知道吗？48了，今晚娶了个24岁的姑娘，主任跑去参加了，回来就跟首长说了，首长当场就火了——‘老配少，这算什么作风！’”

他学着林彪的腔调，声音压得很沉，但配上他那张还没长开的脸，不伦不类。

“然后呢？”林豆豆忍不住问了一句。

“然后主任就顶嘴呗。”林立果手舞足蹈，越发放肆起来。“主任说——‘老配少怎么了？你娶我的时候，不是老配少？’”

林立衡皱了皱眉，“你小点声。”

“怕什么，又没人。”林立果不以为意，继续说，“你说这苏政委也真行，48岁，24岁，差了整两个属相呢！”林立果伸出两个指头在眼前晃了晃，又啧了一声，“你说那女的怎么想的？图他什么？图他官大？图他像她爹？”

“行了行了。”林豆豆打断他。

“我话还没说完呢。”林立果根本不听，继续往下说，“听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文工团跳舞的。你想啊，洞房花烛夜，老牛吃嫩草——”

“啧。”林豆豆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画面。

她赶紧把那歪念甩出去：“你要不要脸？”

“我怎么不要脸了？”林立果一脸无辜，“我说得不对？48岁娶24岁，本来就是——”

他忽然顿住了，眼珠子转了转，脸上浮起一种更欠揍的表情，声音拉得老长：“奥——还是说，你也想献身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你——”

“我姐答应我可不答应啊！”林立果往后一缩，连连摆手，随即一指身旁那床，“以后这屋要成老牛窝，你不嫌埋汰我还嫌呢！”

“我打死你个没大没小的畜生！”她抓紧铅笔就扔过去。

林立果一闪身，铅笔砸在墙上。他那刚缩回去的头又往墙边探了探，嘿嘿一笑：“哎哟，你还真扔啊。笔都摔断了，够狠的。”

林豆豆瞪了他一眼，转而低头把桌上散乱的纸拢了拢，叠齐。

她叹了口气。

林立果捡起铅笔递回桌子上，歪着头看她：“你叹什么气呢？感时伤怀了？”

“滚滚滚。”林豆豆语带不耐，往椅子一塌，“丫别在我这贫。”

她之所以叹气，是因为刚才光顾着恶心了——恶心那个画面，恶心弟弟那些话。可是现在转念一想，又觉得有点说不过去。总该叹口气吧，算是一点心意。

她把断了铅芯的铅笔捏在手里，低着头，用小刀一下一下地削着。

林立果收起那副嬉皮笑脸，在床边坐下来，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歪着头看她。

“姐。”

“干嘛？”

“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的声音忽然沉下来“你说苏振华那种，算不算革命伴侣？”

林豆豆没抬头。她俯下身，把铅笔斜抵在桌上，用眼睛仔细盯着，小刀一下一下地削着笔尖，刀片刮过木片和石墨芯，落在桌子上，哒、哒、哒。

“48岁，24岁，”林立果看着窗外，故作怅然，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故作老成的审视，“组织一介绍，就结婚了。这叫革命伴侣？还是叫—-那叫什么来着，拉帮配？”

他说的“拉帮配”，是个别扭的自创词汇，其实是他把“拉郎配”和“拉帮套”[4] 搞混了——他毕竟才十五岁，只不过间或从大人那里听了些只言片语，就一知半解地显摆出来了。而他这副表情，又不像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倒像是个看透了什么的中年人。

林豆豆看他在自己面前的这般德行，不免莞尔，“那叫拉郎配。”她嘲笑他的词不达意，“还有，咸吃萝卜淡操心，你管人家叫什么。”

“我就觉得恶心！”林立果一窘，“你说两个人，又不认识，又不了解，年纪差那么多，就因为组织一句话，就睡一张床了。这算什么？这不就是——”

他卡住了，找不到合适的词。他想说“这不就是配种吗”，但觉得这个词太粗，咽了回去。他想说“这不就是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吗”，但又觉得这说法太官方，所以不屑用。

[4] “拉帮套”：旧时底层婚俗，指因丈夫重病或残疾，妻子另招一单身男子共同生活，承担劳动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此处林立果将“拉郎配”与“拉帮套”混为一谈。

林豆豆削铅笔的手停了一下，轻飘飘地说：“你怎么知道人家不乐意？兴许人家乐意呢。”

林立果哼了一声，嘴角一撇：“哪个女人乐意？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两轮的老头子，乐意？你乐意？你乐意刚才怎么一听就恶心成那样？你乐意我开你两句玩笑你反应怎么那么夸张？”

林豆豆不觉皱起眉头，嘴抿了一下。她想说“那不一样”，想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她知道弟弟说的是对的——她恶心那个画面，不就是因为觉得那个女人不会乐意吗？

刀片刮过石墨的沙沙声砸在桌子上，哒哒哒，比刚才更急促了。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她依旧没抬头，继续削铅笔，“你我都不是人家肚子里蛔虫，你怎么知道人家姑娘怎么想的。”

“我就是问问你怎么看。”林立果盯着她。

“我没看法。”

“你不可能没看法。”

“那我的看法就是——”林豆豆把削好的铅笔竖起来，立在桌上敲了一下，“关我什么事。”

林立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对姐姐的漠然很是讪讪。

“你这个人，就是没心没肺。”林立果嘟囔了一句。

“你有心有肺，你去告啊。”林豆豆回了一句，“你去跟首长说，说他战友的婚姻不合理，你去。”

“呵，亏你还是个女的，一点同理心都没有。”

林立衡本来已经懒得理他了，听到这话，铅笔往桌上一拍，抬起头，眉眼一挑：

“哟——”拖着长音，带着一种“你找死”的危险气息。

她一脸嘲弄，“你懂得还挺多啊，还——还‘同理心’？你刚才说那谁谁‘老配少’ 在那‘洞房花烛’‘老牛嫩草’的时候，你自己不是说得挺欢的吗？你同理心在哪了？你脑子里那些画面，是你替她难受呢，还是你自个儿瞎兴奋呢？”她学着他刚才那副贱兮兮的语气，把“洞房花烛”、“老牛嫩草”两个词咬得又重又黏，嘴角微翘眯起眼来打量着自己这个弟弟。

林立果的脸涨红了。

“再说，你姐我被打被骂的时候，”林豆豆声音不高，“怎么不见你来同理同理我？你那时候在哪呢？在隔壁听收音机吧？”

林立果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背后逞英雄，你倒是第一名。当着主任的面，你敢放个屁吗？”

“我——”林立果梗着脖子，“我不也帮你报过信？上次主任要查抄你的画报，说你不务正业整天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我提前告诉你的？你赶紧收起来了，才没挨骂。你怎么不记恩呢？”

林豆豆愣了一下，表情软了半秒，但很快又硬了回去。

“行了行了，报信的事我记着，行了吧？”

“再说了！”林立果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声音又大了起来，“今天要不是我来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你为啥被骂！你还在那傻乎乎地顾影自怜呢！我这是——我这叫雪中送炭，叫一语点醒梦中人，叫——”

“叫看热闹不嫌事大！”林豆豆打断他。

“反正你不能翻脸不认人，”林立果凑近一步，“你就说，你是不是得谢谢我？”

林豆豆看着他，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一半是无奈，有一半是真的觉得这个弟弟虽然烦人，但确实不是坏人。

“好好好，我的好弟弟，”她拖长了音，“你姐我感恩着呢，行了吧？感恩戴德，铭记五内，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你——行了吧？”

“你少跟我来这套。”林立果一屁股又坐回床上，盯着她，“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看。别打马虎眼，别当缩头乌龟。组织上让你表态政治立场的时候，你也这么糊弄？”

“组织让我表态？你什么时候成组织了？”

“我就是——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林立果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非要争出个是非对错的执拗，“你觉得那种婚姻恶不恶心？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你——你得有个明确的态度。”

林豆豆看着自己这个弟弟。她知道今天不给一个答案，他是不会走的。

客厅里的闹剧结束后，整栋楼陷入一片死寂。叶群抹完眼泪，到外面花园里兜了兜，背着手、低着头，自顾自地小声嘀咕着什么，手里还反复插拔着那支钢笔，忽的收住脚，抬眼往楼上一瞅，大拇指将笔帽狠狠一按，板着脸穿过门厅和楼道，径直拐向林立衡的房间。

16岁的林豆豆正趴在桌上画画。寒假作业早就写完了，广州的冬天没什么事做，她百无聊赖，只好拿铅笔在纸上划拉些花花草草，桌角搁着半杯水，玻璃杯里微微晃着灯光，跷着的二郎腿在桌下晃来晃去。

门被“砰”地推开了。

“你看你那样子！”

一声呵斥，像盆子冷水劈头盖脸泼过来。林立衡手一抖，回过头，看见“主任”正站在门口，一脸来者不善，那架势跟审犯人似的。

她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黑裤、蓝布衫、两条麻花辫子，没什么不正常的，哪里“样子”不好了？

“作业写完了吗？”

“写完了啊。”她确实写完了，一本一本地摆在桌上，理直气壮。所以林立衡难得鼓起勇气回了一嘴，就像半小时前，她母亲在林彪面前难得回嘴一样。

“写完了？”钢笔噔噔噔地敲在桌上，“写完了就不会多练练数学？你看看你那数理化成绩，跟晓霖比比，你不嫌丢人？她比你大不了几岁，你知不知道人家晓霖在北师女中门门优秀[3]，你呢？你那个解析几何，你自己看看，考了多少分？78！你们林家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她心里腹诽：那你去找她当你女儿啊。

“知道了。”她低声说。

叶群还在喋喋不休。

“知道了。”她越发低眉顺眼。

叶群终于住了嘴。她看了女儿一眼，又抽过那张画纸看了看，随后扔在桌上，转身走了。

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房间里安静下来。林豆豆手里捏着铅笔，盯着桌上的画出神。

[3]指林晓霖，林彪与前妻张梅的女儿，林晓霖学业出色，曾在北师女中获得金质奖章，叶群虽与这个继女关系紧张，却喜欢拿她和林立衡作比较，不甘亲女成绩落后，时常对林立衡高压苛责。

可林彪的脸正在不易察觉地一点点沉下去。他听着“鱼虾”、“粤菜”、“年轻有型”、“盘亮条顺”、“老苏这次可真有福气了”这些字眼从妻子嘴里蹦出来，心中越发不耐。直到叶群随口说了一句：“贺老总主婚，还过来敬了酒。”

林彪的眼皮抬了一下，瞥叶群一眼。

“行了。”

叶群一愣，住了嘴。

林彪转回头，目光落回地面，冷冷地说：“她比苏振华小两轮，你觉得很光彩？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还摆那么大席。像什么话！”

叶群的笑容僵在脸上。她没想到丈夫是这个反应，赶紧解释：“也不算太铺张，就几十个人，菜也没什么名贵的。再说……人家都来请了，还是邓大姐撮合的，你不去我不去，总不合适吧？而且苏振华现在正——”

“老配少，合适什么？这算什么作风！”林彪截断了她，语气里带上了一丝罕见的愠怒：“你去这种场合，也跟那帮人一样不自重？”

叶群眼中闪过一丝不快，她咬了下嘴唇，那句压在心里不知多久的话，脱口而出：

“老配少怎么了？当年你娶我的时候，不也是老配少？”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

林彪猛地转过头盯着她。那张常年苍白的脸上，肌肉剧烈抽搐了一下。

在他的自我认知里，他和叶群是生死相随的[2]。延安整风，内战烽火，一日三惊，好几次命悬一线。而苏振华不过是一个靠反咬老上司彭德怀上位的投机分子，转眼就换了年轻漂亮的小老婆，此等肮脏交易。叶群竟拿来与之相提并论？

他扬起右手，狠狠一巴掌扇在叶群脸上。

“啪！”

叶群整个人偏过头去，脸上浮起五道红印。眼泪瞬间涌上来，但她死死咬住嘴唇，没敢发出一丝声音。

林彪打完，呼吸急促了几下，片刻后恢复了平静。他转回头，重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面色再次沉入水面之下。

叶群低头捂住脸坐在沙发上，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然后极慢、极轻地站起身，鞋底无声地蹭过地板，消失在了走廊的阴影里。

[2]林彪曾于1970年手书赠叶群：“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叶群回赠：“几多恩情还不尽，此生相随到黄泉。”次年二人同机坠亡于温都尔汗，可谓一语成谶。

1960年冬，广州少见地落了点薄霜。这霜若再往北去，便已是千里赤地、饿殍遍野了，而此刻珠江畔一座著名的水上餐厅里，红灯笼映着波光，一场低调却分量十足的婚礼正在进行。

新娘叫陆迪伦，24岁，海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姿容秀丽。她的母亲是邓颖超的交通员，这份渊源让她的人生与这个国家的最高层产生了交集。新郎苏振华48岁，开国上将，前不久刚在庐山会议上完成了对彭德怀的“反戈一击”，新晋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此时此刻，正可谓春风得意，圣眷方浓。

贺龙元帅亲自主婚，宾客不算太多，但气氛非常热烈。叶群也来了，胸前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她现在名义上是“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这不过是叶群陪林彪来广州休养时，为了方便活动而挂的一个身份罢了，在座的都明白她代表的是林彪。这位党内第五号人物一向是出了名的离群病虎，怕光、怕风、怕吵闹，寻常应酬差事，谁都不会觉得林总的缺席有何不妥，有叶主任到场，在外人看来就已足够给面子了。

叶群坐在席间，笑盈盈地看着那对新人。余光里，贺龙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巡过来。到他走近这一桌时，她跟着众人站起来，举杯随大家一起喊了声“贺老总”。贺龙摆摆手：“好，好，大家随意。”他的目光扫过来，与她碰了个正着。两人都没再说什么，举杯示意，各自饮了一口。贺龙没多停留，转身去了下一桌。[1]

叶群落座，轻呼了一口气，拿起筷子。旁边的宾客递过话来，她边夹菜边笑着应答，得体如常。

宴席散后，叶群带着满肚子的见闻，匆匆回到了林彪的疗养住处。

客厅里幽暗无声，落针可闻，林彪刚服完药，正靠在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旧军毯，闭目养神，面沉如水，无波无澜。

叶群刚进门，还以为林彪又睡了，不料林彪打了声招呼：“回来了？”

她换下鞋，应了一声“回来了”，然后走到他身边坐下，一边搓着手，一边兴奋地开了口：“101，你不知道，今晚那婚礼可真热闹！贺老总亲自当司仪，苏振华那脸笑得跟朵花似的。那个新娘子叫什么来着？陆——陆迪伦，对！陆迪伦！哎呀，真是漂亮，才24，那脸蛋儿，那腰身，我一个女的看了都喜欢。听说她是海军文工团的，在团里是台柱子，能歌善舞……”林彪的眉头几不可见地拧了一下。他对“文工团”三个字向来没有好感，觉得那是是非之地，现在苏振华娶了个文工团的，更坐实了他心中“老不正经”的评判。

叶群浑然不觉，自顾自地往下说：“邓大姐撮合这门亲事，手段真是没话说。新娘子的母亲是邓大姐的老交通员，知根知底。苏振华现在是主席信任的红人，正巧前妻跟他离了婚，他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正愁着呢。邓大姐见缝插针，替总理送了这么大一个人情，这下苏振华和总理的关系也拉近了……”

她越说越来劲，声音也不自觉地高了些，把水上餐厅的灯火、菜肴、宾客的祝酒词，事无巨细地往外倒。她自以为林彪对这些高层间的动态有兴趣。

[1] 林贺两家宿怨已久。林彪抗战初期去洛阳参加蒋主持的第二战区军事会议后，给贺龙写纸条称“我看蒋有抗战决心”，旋觉孟浪，悔之无及，贺龙说纸条“被警卫员洗了”，林彪不信，后来，林彪得知毛泽东曾私下批评自己“政治上落后”，这件事也成为他的一块心病；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贺龙妻子薛明因历史问题与叶群发生争执，当街扯着叶群的头发将她拖进中组部，叶群被当众羞辱，衣袖撕破，颜面尽失。由是二人外合内离，彼此衔恨。

后续：

严慰冰1966年4月28日被捕，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捕的女性“现行反革命分子”（因匿名信案）。先关北京市看守所，1967年2月投入秦城监狱。

关押13年（至1979年初释放）。

遭受严重虐待：被反铐（“苏秦背剑”）40多天，吃饭只能用嘴咬；头发被扯掉、遍体鳞伤、牙齿被打断、嘴唇破裂；长期不让洗澡，身上结了一层壳；多次被毒打（包括用烟灰缸砸后脑）。

她在秦城被视为“骨头最硬”的女犯之一，但身心受创极重。出狱后身体虚弱，1986年68岁时去世。

陆定一1966年5月底失去自由，先软禁，后隔离审查。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核心成员。

1968年5月25日正式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囚室编号“68164”（6平方米单人牢房，地铺，无床）。

关押13年（实际从软禁算起更长，至1979年释放）。

多次被批斗、殴打、精神折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垮台、林彪叶群林立果一家三口“叛国出逃，死得其所”，陆定一在狱内待遇获得一定改善。

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准）给他定性“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决定开除党籍、释放回原籍“养起来”（每月200元），但因他拒绝签字而未执行，继续关押。

子女

长子陆德：关押6年。

其他子女（一子三女）也分别被关押6-9年不等，遭受株连迫害。

严慰冰的姐妹及母亲（严家四姐妹+母亲）

二妹严昭：关押9年（或13年说法，多数记载9-13年）。

三妹严梅青：关押8-9年，出狱时已失语（不会讲话）。

四妹严萍：关押8年左右，出狱时精神失常。

母亲过瑛（70多岁高龄）：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年后惨死狱中。

四位曾为严慰冰会诊的精神科医生也未能幸免，被投入监狱，其中两人死于狱中。

文革结束后

1978年12月（粉碎“四人帮”后），陆定一、严慰冰获释。

197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官方将责任主要归于“林彪诬陷”，官方结论认定严慰冰写信期间患有精神病，陆定一“自始至终不知情且无包庇”。

陆定一晚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6年去世。

根据《炎黄春秋》1992年第6期，原题为“‘文革’前夕发生在中南海的‘反革命案’”一文中的描述是这样的：但该文被广泛视为在丑化林彪、美化陆定一。

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陆定一，正在安徽合肥作“调查研究”时，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给他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回北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专程来迎接陆定一回京的飞机升空时，他的情绪不由也随之升空了。可是，他没有想到目己的政治生涯，也从此走到了顶端。北京等待着他的，不是五月的鲜花和节日的欢笑，而是他根本不会想到的自己“政治上的死刑”!他那温馨的家所在的美丽的中南海，对于他来说，已像一首唐诗所描述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虽有丰富的想象力，陆定一却怎么也没有想象到，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熟悉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的中南海及其院中院增福堂里，发生了多少难以想象的事。他的妻子严慰冰，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从中南海和增福堂“此厅中”诱捕和绑架走了;连姨妹子严昭，也忽然失踪，正在某个“云深不知处”被“隔离”着。他更没有想象到，自己在增福堂的那个家，已经被彻底砸烂，完全解体，自己回不去了。陆定一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得到通知：“毛主席要你回来，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那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林彪突然大爆“冷门”，创造了共产党历史上的一大“奇闻”：会议一开始，到会者奉命传阅一份特别“文件”。

他们正传阅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亲笔写的一份“庄严声明”：

我证明

(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就是这样一份亘古未闻的“历史文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传阅，并严肃认真地进行讨论。这种奇事大概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未必能遇到一次，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次。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赶到政治局的会场，到达时会已开始了。他的视力本来欠佳，进会场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往常之点。例如他外出“调查研究”前代表中央和他谈话的彭真今天就不在;不该在这里出现的本是他下属的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等人却在场。他更没有注意到，过去开会常常因病或在外地请假不来的人，例如林彪和康生，今天却端坐在会场的中心位置，并且虎视眈眈又居高临下地盯着他，而自己的位置恰恰被排在他们的对面。这些他都没有在意，只是在与先到的同志招呼时，感到反应不够热烈，缺少通常必有的握手问好和亲切寒暄，更缺少一种必要的活泼愉快的气氛。对此他都视而不见，没往别处更没往坏处想，安然地坐在位置上，想静听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会议在过分沉重的气氛中静默了好一会，坐在陆定一对面的林彪，突然对他气势汹汹又怒气冲冲地，直呼其名喊道：

“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一惊，茫然地抬起头，林彪正怒目而视地瞪着他，由于气得咬牙切齿，把后面的话也给“咬”住“切”断了。隔了好长一会儿，才又接着说道：

“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嘀咕道：“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声色俱厉道：“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

整个会场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住了。林彪由于说得过分激动和用力，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陆定一，吃惊地看看这位发难者，又看看周围的莅会者，只见有的人忙扭头他顾，有的人似乎在低头沉思，也有人抬头看着他，只是其目光又明显地分为几种，一种是惊异和不安，一种是关切以至同情，还有一种是学着林彪样子作出的气愤状。只是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一声不吭。

陆定一虽然是一位书生，可又是一名长征老兵，革命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乃至急风暴雨，也经过了不少，他很快使自己从林彪突然袭击中镇定下来。他发现对方“火力急袭”的“弹着点”，只在严慰冰写过信这一个“突破口”上，便尽可能冷静地用平静语气解释申辩说：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他抬头示意了一下林彪，接着说道：“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到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他本来还想再说明一点什么，却听林彪突然又尖声嚷道：

“你，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虽也能言却并不善辩的陆定一，随口说了一句。面对这位不大顾体面欺人太甚的中央副主席，他不慌不忙地补充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

“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说完还直楞楞地看着林彪。

常常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的陆定一，出人意料地冒出了这么一句看似平常却颇有针对性，且又极富幽默感的话，使全体莅会者一齐愣住了。不断传闻的严慰冰匿名信中说的事，加上传阅的林彪亲笔写的“处女证明”，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窃窃私议的笑料，陆定一这句颇为幽默的话大大刺伤了这位副主席。

果然，只见林彪的脸，先是气得煞白，接着又因极度愤怒，好像被人迎面搧了一个大耳光似的胀得通红，嘴巴张了好几下，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像电影“定格”似的，足足僵住了几分钟，然后突然跺着双脚，抬起右手，直指陆定一道：

“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他的右手食指，还应着骂声，勾手枪扳机似的曲了一下。将他意念中的满怀仇恨的“子弹”，全部射进了对方的“脑门”……

人们不由庆幸，亏得中央早有规定，凡是进中南海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的人，都不准携带武器。不然的话，今天一定可以看到一部惊心动魄的活剧《血溅政治局》。

好在当时林彪手里不仅没有真枪，并且有枪也似乎只有一颗“子弹”。他刚才打出了那一“枪”以后。又卡壳似的哑火了，虽然怒目而视得憋出了一头大汗，那本来“瞄准”着陆定一脑门的手，却抖抖索索的软瘫着垂了下来。而他的仇人陆定一，却若无其事地纹丝不动，似乎正在回味和欣赏着自己刚才那句幽默的回答。双方正僵持对峙进行“冷战”时，半腰又杀出个“救驾来也”的“程咬金”。

只听一个山东老侉腔的男中音吼道：“陆定一，你是个特务!”

被指为“特务”的陆定一，头也没抬，只凭声音就听出此言出自何人之口。他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谁是你同志?”那山东腔又吼道。

陆定一又淡淡地说：“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1942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

延安整风本来是毛主席倡导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康生却节外生枝地借口审查干部，利用整风运动将大批干部特别是来自白区的知识青年，诬为“国民党特务”、“汪精卫特务”和“日本特务”等等，冤屈和伤害了许多同志。此事后来由中央作了纠正，但康生当时的所作所为，却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恶劣印象。

“文革”中，康生又故伎重演，不断毫无根据地随口定人为“特务”、“叛徒”等等，以压制和打倒反对者。这时见林彪敌不过陆定一，慌忙祭起他的传统“法宝”，不想陆定一也是过来人，不理他这一套，他便又祭起另一更厉害的“法宝”，重新厉声叫道：“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

他还要继续“伟大”下去，会议却已经“全场活跃”，无法再开了。康生见自己的“法宝”治不了对方，压不住人，连忙提高嗓音，挥开了似能置人死地的“尚方宝剑”：“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这次会议也赶紧收场，中止了这场“严肃”的闹剧。

《邱会作回忆录》（438页-440页）

党中央很重视此案，公安部门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我记得当时中央指定驻京各大单位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破案。刘主席、周总理、彭真等中央领导都亲自指导过破案。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就破案了。陆定一为了了包庇严慰冰竟逼迫中央保健局长史书翰同志作严慰冰有神经病的伪证,结果史书翰同志因此含冤而死。对此案，周总理的态度是严肃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

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陆定一、严慰冰是夫妻关系，但他们并非同案。对严慰冰应当依法处理。陆定一即使有一定的责任，也还是党内问题。后来,把陆定一也关进监狱,是错误的，至少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了凡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也就没有政策了。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汪东兴向我直接打了一次电话。他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坏的出奇，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 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

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在会议进行期间,一天下午我这里有一件急事，必须立即向叶剑英副主席请示报告。在没法可想的情况下，我打电话到怀仁堂仁政厅。

仁政厅旁边小房子有保密专用电话。接通电话之后,值班的警卫首先问:“你是邱部长吗?”他对我要找叶帅接电话有些为难,但又不好拒绝,于是他去找叶帅去了。

一会儿值班警卫回来带着歉意的口气对我说：“不行啊，不能叫，叶帅在发言呢。”没有办法，我只有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值班室去等候叶帅散会了。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

叶帅答覆了我的问题，叫我不要走，说一会杨成武要来。杨来了以后,只讲了几句工作上的事，话题又转到开会的情况。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杨成武边说边打手势,同时把拳头也伸到我的眼皮底下，说得活灵活现。

王力（时任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回忆录里也提到此事，他不但证实政治局会上把林彪提供的处女证明发给到会者，明说林的处女证明中提到的ＸＸＸ其实是陆定一，还说林彪在会上狂怒骂人的事：

（《王力反思录》，３９１－３９２页）

“（五月）十九日批评彭真、陆定一，……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的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告诉陆定一，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一九六五年中央决定要彭真审查陆定一，看是严慰冰单干，还是有个夫妻店。要陆定一离开北京。陆定一到外地后，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表，这句话被说成是暗语，因为无锡话‘半钢’和‘半讲’同音，说这是暗示严慰冰只能讲一半，不能全讲。这是叶群在大会上讲的。

彭真审查陆定一的结果，说陆确实不知道严写匿名信，林彪很恼火。

政治局会上林彪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

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要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你用意何在？

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批判变成了闹剧。

有人说林彪在会上说‘我恨不得枪毙了你’，这话是没有。还有人说，陆定一说丈夫不知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好像是顶嘴了，这话也没有。

事件高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要求决议认证叶群为处女

李雪峰（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于此会中被任命接替被打倒的彭真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华夏文摘增刊》，第１９４期：

“5月１１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面对主席台的左手。我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与王实味、ＸＸＸ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资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聂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给主席台上提意见。‘这事与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老婆的。这么严肃的会议，发这种文件，不嫌笑话吗？！’

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在1980年接受记者的采访，专门谈及当年“两案”审判的一些问题，其中也提及了严慰冰匿名信案。凌云是这么说的：

“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找谢富治、刘复之和我去，谈的是关于陆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从1960年起已经延续了一个时期了，是针对叶群并直接寄给叶群和叶的女儿的。只要与严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写信人是谁。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当时徐子荣、我和海宇都认为是病态，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头报告彭真，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把此事放下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12月版，第77-78页）

从凌云所谈的这段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公安部门早就掌握了情况，并非是官版陆定一传和后来某些人杜撰出的那个离奇情节：1966年初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吵架，最后导致林彪破案。

第二，严慰冰写匿名信大都以明信片的方式，并且直接寄给叶群和林豆豆。凌云虽然没说匿名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严慰冰写这些匿名信的目的主要是挑拨叶群与林豆豆母女之间的关系，既非如官史所说的“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更不是某些人刻意拔高的严慰冰“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

第三，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时总要了解严慰冰的作案动机，公安部门根据严慰冰就诊记录就已经判断出严慰冰的表现属精神方面的问题。陆定一自己也承认：“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 （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7-258页）

第四，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后，由于兹事体大，涉及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公安部门不能擅自作主，于是向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作了汇报。然而，彭真对此却认为“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就把此事放下了”。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由此可见，刘少奇所言非虚，与凌云的说法相互印证。正是由于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彭真和公安部门的长期不作为，严慰冰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阻止，反而乐此不疲，短短几年之内竟然给林家投寄了五十几封匿名信，以罕有的下流语言，辱骂林彪一家

既然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陆定一对此也是知晓的，那么陆定一是否为严慰冰寻求过什么医治吗？

据文革期间卫生部群众组织印刷的文革小报披露，从1961年到1966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反革命“会诊”案件内幕》，载《卫生战报》第三、四期合刊，1967年6月13日）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1963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 这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1966年2月18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1966年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1966年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间这类“红色小报”甚多，大都是群众组织内查外调写出来的，很多内容并不准确，是文革极左路线的产物。但是严慰冰因精神问题在那几年中请医学专家会诊一事应该还是可靠的，否则就不会有凌云所说的“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

从严慰冰医疗会诊的情况来看，从1961年3月的第一次会诊到1963年11月的第二次会诊，这期间隔了两年半。从1963年11月到1966年2月的第三次会诊，又隔了两年多。这说明陆定一虽然给严慰冰作了医学会诊，但是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从1966年2月中到4月初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竟然给严慰冰密集会诊了四次，此时正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最紧张的阶段，也是彭真、陆定一等人面临毛泽东打击最难过的时期。此时的毛泽东正领导江青、张春桥们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极为不满。毛泽东通过江青导演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指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此时的毛应该已经下定决心，通过彻底扳倒彭真、陆定一等人，最终顺藤摸瓜揪出他们背后的刘少奇。相信此时的彭真和陆定一应该感受到了毛泽东那股咄咄逼人的杀气。此时的严慰冰匿名信案恰似火上浇油，给这一政治斗争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公安部门对严案的侦破使得陆定一无路可退，唯有通过卫生部门确认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也许才能逃过毛泽东的这一波打击。

据官方钦定的陆定一传记，1966年2月初，彭真约谈陆定一。彭真在谈话中向陆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转来的的严慰冰匿名信照片，陆定一大吃一惊，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了这么多匿名信。（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255页）接下来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卫生部出面为严慰冰密集组织了四次会诊。如果不是出自“组织上”的刻意安排，严慰冰如何能在这么短的特殊时间内享此待遇？ 当然，官版的陆定一传记是不会述及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的这六次会诊的。

陆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严慰冰的所作所为？陆定一在这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后官版的传记也都统一口径予以否认。但是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陆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论，刘少奇这里所说陆定一“用多种方法包庇严”应该就是指陆定一请医学专家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及医疗一事。试图以“偏执性精神病”“更年期精神病”等诊断为其匿名信行为开脱。

而事实上，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分管中央保健工作）的史书翰。因为在这段时间帮助主持安排了多次相关会诊，且参与对严慰冰的精神病诊断，被指“为陆定一包庇老婆出具精神病伪证”而遭受迫害。1966年8月27日，他在北京被迫害致死（一说自杀身亡）。

问题在于，既然公安部门和中央一线工作的衮衮诸公们早就发现了严慰冰的这些活动，为何他们却袖手旁观，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时采取措施使严得到必要的治疗， 任由严慰冰持续不断地投寄此类匿名信，直到1966年初中央的政治斗争马上就要烧到彭真和陆定一的头上时，陆定一才临时抱佛脚给严慰冰作医疗会诊？正是因为中央掌管政法系统部门的彭真和公安机关的完全的不作为，致使严慰冰在写匿名信一事上“越来越猖獗”（刘少奇语）。笔者认为，彭真等人之所以渎职、不作为，还是出于官官相护。陆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同时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彭真对陆的老婆严慰冰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也算是同气连枝，惺惺相惜吧。

毛泽东为扫清刘少奇的“前沿阵地”，必然要首先拿下彭真、陆定一等人。而此时的周恩来则肩负起这一“历史的重任”。据凌云回忆：“这次周总理找谈情况不同了。周总理要我连夜把信（指严慰冰匿名信）复制多少份，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夜里周总理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他的秘书也来过一次，最后天亮，周总理电话中让我把复制件送到一个地方。随后我才知道这些匿名信复印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的。在这个会上彭真、陆定一已点名挨斗，严慰冰也被隔离审查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2000年12月版，第78页）而此时距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彭真、陆定一还有两个月，足见中共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由此可以看出，一旦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发话后，就会动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会拿出来，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更是亲历亲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将全案一抓到底，完成对彭真、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严慰冰匿名信案早由公安机关侦破，而且这也算不上什么机密，此事在陆定一倒台后中央上层已尽人皆知，为何官版的陆定一传记却一口咬死该案是因为严慰冰与叶群在1966年初在王府井某商店巧遇吵架而导致林彪破案？难道陆定一传记的作者竟然如此无知，把如此不着调的故事当成正史，抑或是陆定一传作者在写作时别有所图？其实，仔细审读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林彪破案说”，完全经不起仔细的推敲，根本就是一段赚人眼球的演义故事。问题在于，陆传的作者为何如此专情于这段演义故事，而刻意抹杀了严慰冰匿名信一案的侦破完全是谢富治领导的公安机关的功劳？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他们在论及陆定一的倒台问题上，大都归结为林彪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仇恨。如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就认为，“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50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载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按照这一逻辑，毛泽东本人并不想打倒陆定一，而是林彪与陆定一、严慰冰之间的私仇作祟，最终毛泽东的政治天枰倒向了林彪，由此陆定一成为牺牲者。

陆定一传的作者想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情节向读者传达这么一个信息：陆定一和严慰冰遭受的迫害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是林彪在1966年初亲自破了匿名信案，将此事告到公安部，公安部向中央书记处报告，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再由彭真转告陆定一。如此一来，林彪极端仇视陆定一，非要置陆定一和严慰冰于死地。陆定一和严慰冰遭受迫害和苦难的主要罪责在于林彪，而非毛泽东。

但是，如果承认公安部门早在1963年甚至可能更早一些时候就已侦破了此案，就无法解释为何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后却一直无所作为，乃至严慰冰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给林家投寄匿名信。只有编造一段离奇的故事情节，将匿名信案的侦破时间从1963年向后推迟到1966年初，才能将破案的主角从公安部换成林彪，也才能瞒天过海地将彭真和公安部门的不作为隐匿过去，陆定一、严慰冰被打倒和遭迫害的原因也就顺理成章地归结到林彪身上。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陆定一在文革前紧跟刘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泽东的欢心了。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到1966年初时，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搞的《二月提纲》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毛在3月30日上海西郊谈到学术批判时毫不客气地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十二册，第31页）毛泽东口中的“阎王殿”就是陆定一领导下的中宣部，毛泽东要打倒的“阎王”正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即使没有严慰冰写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严慰冰的匿名信案不过是为这场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花絮而已。那种指称陆定一倒台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东窗事发的说法，不过是将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斗争简单化，抑或是对历史的无知。

林豆豆因为长期遭到母亲的虐待，早已怀疑自己不是亲生，所以，当严慰冰的信寄到时，那些关于身世的挑拨，正中她的“下怀”——林立衡听信了谣言，在家里绝食、闹腾。林立衡闹到什么程度呢？据叶群亲弟弟叶镇说，一天叶镇接到豆豆的信，信中说：“舅舅你快来看我呀，我实在精神上受不了了”。叶镇夫妇赶到豆豆住处，豆豆抱住叶镇就大哭说：“舅舅呀，你一定快点找到我的亲妈！”叶镇很生气，说：“豆豆呀，你不能再闹了。这是阶级敌人的陷害！”这也真有点叫人啼笑皆非，叶群不是林豆豆亲妈，叶镇还是亲舅舅吗？可见林立衡已经被刺激到出现认知失调、神志解离的迹象了。

而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刘少奇之子刘源说：“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严慰冰还把匿名信寄到豆豆在北大的宿舍，这封署名“王光”的匿名信里竟说，豆豆呀，你没发现你和（刘少奇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还特意跑我们家，找刘平平比相貌，又哭又闹，还要自杀。”

可想而知，此事对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来说极为难堪，林立衡来“哭闹”“认亲”，警卫一报告，刘少奇夫妇就得尴尬应对——他们还只能已经情绪崩溃的林立衡柔声劝慰（不能严厉斥责受害者，说不定逼出自杀）

既然这些匿名信对林彪一家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为什么公安部迟迟没有破获，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才事发？难道严慰冰的隐藏技术水平是如此之高吗？要知道，严慰冰并非职业特工，而按照以后所了解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办事不可能十分周密，公安部难道如此无能，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

实际上留心文革史的人会发现，刘少奇早在1966年6月27日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透露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另据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小报－－1967年6月13日的《卫生战报》，严慰冰匿名信案在1963年夏就被公安部门侦破了：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着严慰冰档案找中宣部核对，经笔迹鉴定确认严为匿名信作者。这与刘少奇所言的“两年前就发现了”是吻合的。

不过，一个女儿，为何会轻易相信外人对自己母亲如此离谱的造谣和中伤？

答案藏在毛家湾那座沉默的大院里。

建国后，林彪深知功高震主，担心兔死狗烹，深居简出，每日与叶群在家研读二十四史，寻求功成身退之法，心情阴郁而灰暗。每次心情不好，他便训斥叶群。林彪很喜欢林豆豆这个女儿，叶群在丈夫那里受了气，心理逐渐扭曲，常把火撒在女儿身上。叠加更年期的影响，她竟与自己女儿“雌竞”起来。

林立衡稍有小错，叶群便动手。成绩不好更是导火索——林晓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时获得学习优良金质奖章，而林立衡虽然比林晓霖小几岁，数理化成绩却平平。叶群为人争强好胜，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比林彪前妻生的继女差。她经常将两人在学习上做比较，觉得林豆豆让她丢脸，语气里总是流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意味。继女从小成绩优异，而林豆豆因身体原因经常请病假，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叶群不但没有给予理解和关心，反而为豆豆精心设计了一套所谓的“追赶计划”，管教更加严格。当林立衡成绩仍不理想时，叶群就动辄扇耳光、罚站，骂出口的话不堪入耳。她把女儿的人生规划安排得明明白白，强迫林立衡学理科，高考后更是直接安排进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那天周末，豆豆从学校回来。她平时对叶群能躲就躲，避之不及，可那天却一反常态，一进门就径直进了“主任”的办公室。

我们在外间正埋头读文件，忽听见里面穿出叶群尖厉的声音：

“你说什么？”

接着静了几秒——“你再给我说一遍！”

声音很大，我们都吓了一跳。话音落定没多久，就听见椅子倒了，什么东西摔在地上，豆豆发出一声惨叫，随后哭声、叫声越来越凄厉。大家心里暗叫不好，忙扔下手里的东西，冲过去推开门，只见叶群站在林立衡面前几步远的地方，气喘吁吁，脸色铁青，豆豆泪流满面，站着抽噎不止，我看到地上散落着一绺头发，发根上赫然带着一小块头皮，渗着血丝。一看就知道是硬扯下来的。

“主任，消消气，消消气。”我们几个赶紧上去劝，又给她把座位扶好：“孩子年纪还小，不懂事，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叶群喘着粗气，慢慢坐了回去。王淑媛赶紧扶住豆豆的胳膊把她拉走。

我们见主任余怒未消，谁也不敢多嘴，匆匆退了出来。

后来，我们从王淑媛那打听到事情的原委：豆豆被安排进了清华，可她跟不上课程，回家向叶群抱怨，想退学，说“不愿走后门，想凭自己的本事，考个自己能考的学校”。这话激怒了叶群，才遭此番毒打。

后来婚恋问题更是火上浇油，母女俩又闹了好几次，豆豆有次吞安眠药自杀来抗议，被送到医院洗了胃，叶群这才总算妥协——她觉得女儿文笔还算不错，便把林立衡转到北大中文系。

从1960年左右开始，到1966年破案前，严慰冰写了50-60封（或至少40多封）匿名信（包括明信片），信寄到林彪一家住处、林彪出差地，甚至直接寄给正在上学的林豆豆。信的内容极端下流、恶毒，主要针对叶群个人作风（“不是处女”“乱搞”“王实味情妇”“婚后给林彪戴绿帽子”等），并反复挑拨叶群与林立衡母女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长得像刘平平（刘少奇女儿）、甚至暗示是刘少奇或别人生的“杂种”。这些信像定时炸弹一样，不断轰炸林家。严慰冰还故意把部分匿名信写成明信片形式，因为明信片内容是公开的，没有信封遮挡，邮递过程中任何人（邮局工作人员、收信人家属、警卫、服务员等）都能直接看到。李昭训当时就说：“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叶群和林彪到哪里（上海、苏州、北戴河等地出差或休养），信就跟到哪里，阴魂不散；叶群经常在家又哭又闹，撕心裂肺地喊“我生的！我的亲骨肉！”“谁这么狠毒，要毁了我们母女！”反复问身边秘书（如官伟勋）：“你看豆豆长得像不像我？”当秘书说“像”时，她会说：“是嘛，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怀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让‘坏人’挑拨的！”导致叶群对豆豆的控制欲更强，同时又害怕失去女儿；林彪本就阴郁偏执，这事让他坐立不安、暴跳如雷。甚至在文革前下令公安部作为“要案”追查（代号“502案”），扬言抓住人“剁成肉酱”。多位回忆（如邱会作、吴法宪、王力、张云生）都说，这件事给林彪一家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伤害和无穷的烦恼”，“搞得林总一家终日不得安宁”。

这个匿名的寄信者除了骚扰林彪一家外，也给别人寄信，其中有不少十分恶毒的话。比如，在1966年1月26日，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就收到了这个匿名人的一封信，其中用一首从一到十的数字打油诗对林彪一家进行了十分粗俗的攻击：

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帖招。

这首打油诗的第一句“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指的就是林彪和叶群，以及他们的儿子林立果和女儿林豆豆。

所谓“封官进爵升三级”，指林彪在当时因为和毛泽东结盟而陡然上升的政治地位。

“终年四季怕光照”，实际上也是在骂林彪——由于林彪曾因为战争中受的伤患有植物神经紊乱症，因此长期有怕光、怕风、怕水的毛病，他的房间更是挂着足足三层窗帘，常年不透光。

至于“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则是从林彪的相貌特征开始“黑”起，一直“黑”到他的政治作为。“七窍生烟抽鸦片”一句是指的是当时林彪因为病痛对鸦片上瘾的说法。至于“拔光了头上毛”，则是拿林彪脱发的身体特征进行挖苦。此外，身为湖北人的林彪，在这首诗里还被“机关算尽九头鸟”这几个字进行了“地域黑”（俗语有云：“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至于最后七个字“十殿阎罗把帖招”，则是直接诅咒林彪、希望让林彪去死了。

海外党史学家裴毅然说：

严慰冰信案，就是以今天眼光，也明显失妥，不能因林彪倒台而不予维护林彪一家当时的合法权益。

严信还严重困扰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王光美晚年在接受访谈时，提及此事，仍难掩忿忿不平：

“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信上故意署名“王光”、“王光×”、“黄玫”（南方人口音 “王黄”不分 ），又说什么“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王光美与叶群为北师大附中同班同学），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西城区按院胡同”（——王光美母亲所办托儿所地址，）“这不就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我吗？”

这些匿名信对林豆豆（林立衡）的心理打击尤为严重。信中那些关于身世的挑拨，她几乎信了大半，甚至发展到严重怀疑自己不是叶群亲生女儿的地步。叶群无奈之下，四处寻找当年延安的接生婆、保育员、警卫员、马夫等证人，甚至把人接到北京当面作证，又拿出血型等医学证明，才勉强让林立衡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事实。

严慰冰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向林彪家寄送了数十封“内容极为恶毒”（周恩来语）的匿名信，几乎涉及林家方方面面的私生活。这些信件大多已被归入机密档案，不为外界所知。但根据林彪办公室机要秘书于运深的回忆，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封涉及林晓霖的匿名信的内容：

文革初期，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关于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传闻，但详细内容不得而知。我有个毛病，对事情总爱寻根问底，可这又是林办纪律所不允许的。叶群不止一次的警告我们：对于林办的事要守口如瓶，不许寻根问底。可是，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悬念憋在心里，真是让人难受。我很想知道严慰冰的匿名信到底写了些什么？

有一次我在学习室给叶群整理文件，从档案中发现了多封匿名信。其中有原件也有影印件，有直接寄给叶群的，也有总政保卫处转来的。信的内容是警告叶群停止作恶，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其外，还揭发了叶群在延安的一些风流韵事，其中提到叶群的入党问题。信后的落款是张少华、王光、基督山、黄玫等。

根据记忆，我把有代表性的一封回忆如下。因为时间已过了二十多年，可能有个别字句错讹，但主要内容是不会错的。

叶群：

我早就想给你写封信规劝你几句，让你好好做人。但是，因为我很忙，无暇顾及，更何况是别人家中的事。可最近听说你越来越不象话了，凭着自已的权势，滥施淫威，借以发泄自己的私愤。别的且不说，就说你对晓霖吧！

晓霖是张梅所生，她远离亲生母亲，得不到母爱。做为继母，你应像亲生母亲一样爱护她，这样才能使她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安心学习。这不但是一个继母的责任，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应有的品德。可是你呢？你是怎样做的呢？

晓霖在学校学习，每逢节日，孩子们都返家与父母团圆，可是你不准晓霖进北京。一放假，这孩子就到处流浪，在这个同学家住一天，在那个同学家过一夜，吃不好，睡不安。哈尔滨的冬天你是知道的，可是孩子连毛衣、毛袜都没有。如此孩子能不得病吗？前段时候晓霖得了肝炎，还坚持学习，家中却无人问及。如此，你对得起她的生身母亲张梅吗？！

要知道，你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上帝给了你一张人皮，给了你当人的权利，但你自己却不珍惜，硬把自己变成人兽。我真替你羞愧！

叶宜敬，你看了信，可能还认为是别人与你过不去，（我想你定会这样判断问题的，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如此去想别人也无法。不过，请你且不要忘了苦口良药，忠言逆耳的古训。当然，别人劝你做人，你偏做狗，他人又有何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在用自己的腿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你不会听进别人的规劝，因为这是你的老毛病。在延安时，你就是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学员们私下议论着你的风流韵事，你今天和×××谈恋爱、明天又和王实味吊膀子。虽说后来和林彪同志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真为你担心，这孩子是否是林彪所生，或许又不知是哪路野种。当然，这个只有你最清楚，因为了解自己莫过自己。

还有，在延安时，你曾吹嘘自己十六岁入党。叶宜敬，望你老实点，不要把党组织视为三岁的孩子，不说年岁不符合党章，就是允许，地下党也不可能要你这个风流女人破烂货。不过，或许可能，根据你的家庭和你来延安前的一段经历，利令智昏，发烧说胡话，你可能忘记了党的名称，把国民党说成是共产党了。你十六岁入的可能是国民党吧？因为国民党是专收你这样的下贱破烂货！

此致

安好

基度山

1962年10月7日

1962年底，哈尔滨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松花江已经封冻，校园里积着厚厚的雪，教学楼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格外肃穆。

严慰冰裹着棉大衣，从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人们习惯称它“哈军工”——看望正在这里读书的长子陆德。母子俩在宿舍里说了些家常，陆德忽然提起一个人。

“妈，你知道林晓霖吗？林彪的女儿。也在我们系。”

严慰冰听成“林小林”？林彪的女儿？她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林立衡——林豆豆嘛，叶群生的那个，毛家湾的小公主，前两年还听说在上初中，怎么就来哈军工了？

“不是豆豆，”陆德摆摆手，“是林晓霖，林总和前妻张梅的闺女。”

严慰冰恍然大悟：“哦——我想起来了。以前一直在苏联那个？”

“对，刚从西军电转过来的。”

一提张梅，严慰冰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她往椅子背上一靠，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

“张梅这个人我知道，在延安时见过，长得好看，性格也好。当年林彪在苏联养伤，就是张梅陪着的，多好的夫妻。结果呢？叶群那个狐狸精，硬生生把人给勾走了。林彪也是，抛妻弃女，回来就娶了这个——”

她越说越来劲，正说到兴头上，一抬眼，看见陆德坐在对面，表情有些尴尬，严慰冰这才意识到——在自己儿子面前骂这些，确实不太像话。她咳了一声，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顿了顿，又问：“那倒是挺巧的，晓霖她怎么了？”

陆德听母亲终于收住了话头，便接着说道：“晓霖其实成绩挺好的，在西军电时就学得扎实，转到我们系后功课一点没落下。马上寒假了，我正准备和几个同学搭伙一起回北京，就问她要不要一块儿走。”

“嗯，然后呢？”严慰冰问。

“她支支吾吾的，说她不回北京，回西安她亲妈那儿。”陆德的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平，“我多问了两句，她才说——叶群不让她进北京。她来哈军工这么久，逢年过节从来没进过北京。平时放假就去找张梅，要不就在同学家借宿。”

严慰冰听到“叶群不让她进北京”这几个字，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随后靠在椅子背后，嘴角微微一撇，一副“果然如此”的不屑表情。

“我们系里几个北京的同学听说了，都很生气。”陆德又说，“都是一个爹生的，林豆豆在北京当公主，林晓霖连北京城都不让进。这算什么道理？”

严慰冰没说话，只是攥紧了手里的搪瓷杯。窗外的风呜呜地刮着，她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当年延安医院的那些画面——都是孕妇，偏偏只有她能整天喝鸡汤。如今呢？她自己生的当掌上明珠养着，拖油瓶就撵到外头眼不见为净，一个是心头肉，一个是脚底泥！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哼”严慰冰冷笑一声。

严慰冰在哈尔滨只待了两天。

临行前，她又叮嘱了陆德几句：“晓霖那孩子不容易，你平时多关照关照，能帮就帮一把。”

火车是傍晚开的。她买的是卧铺票，车厢里暖气烧得不旺，她裹着棉大衣躺在铺位上，听着车轮咣当咣当的声响，怎么也睡不着。

严慰冰越想越气，索性坐了起来。她从提包里摸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钢笔，就着车厢过道里那盏昏黄的小灯，开始写。

她写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那些在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像松花江的冰面下涌动的暗流，终于找到了出口。

写到落款时，她犹豫了一下，最后写下三个字：基度山。

那是她最得意的笔名。基督山伯爵，在暗处伸张正义的人。

她把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折好，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火车到北京时天还没亮。严慰冰提着提包走出北京站，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东单附近的一条小胡同。胡同口有一家门市部，已经亮着灯了，严慰冰推门进去，从口袋里摸出几分硬币，买了一张八分钱的普通邮票。她站在柜台前，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在那个旧信封的右上角，出了门市部，她在胡同里拐了个弯，找到一个绿色的邮筒

她四下看了看，确认没有人注意，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了邮筒。

信封上写着：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七号 收。

1949年后进城，叶群逐步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作风被指“伸手要权要官”“在办公室里颐指气使”。严慰冰则长期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严本人在1952年“三反五反”中被整为“大老虎”（后查无问题）后，出现精神健康问题（多疑性精神病、偏执状态），此时的她对传闻中叶群的“女霸”做派及对林彪前妻女儿林晓霖的歧视（不让回北京等）更为愤慨。1960年起，严慰冰开始投寄匿名信（化名“基度山”等），内容涉及指责叶群历史问题、挑拨林豆豆身世（称其非叶群亲生）、辱骂林彪一家，以及揭露所谓私生活问题（包括与王实味等的关系传闻）。这些信件持续六年，寄到林彪一家行踪各地，给林家造成严重的家庭矛盾和精神困扰。

那年，刚从整风中脱身的叶群，因生育住进了边区总医院。她和林彪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林豆豆（林立衡）是早产，叶群身体虚弱，需要调养。同一时期，严慰冰也恰好在这家医院生孩子。

延安的物质条件艰苦，肉类、鸡蛋、牛奶都是稀缺品，普通病员能吃到几个煮鸡蛋已属不易。叶群产后需要补充营养，常要求吃鸡汤。据多名当事人的回忆和传记记载，孩子还没生下来时，叶群便三天要吃一只鸡；孩子出生后，鸡汤更是少不了的。

林彪对这位比自己小十岁的新婚妻子很是疼爱，便亲自为她张罗。有一次延河涨水，河水漫过了两岸，林彪炖好鸡汤，让警卫员头顶着鸡汤罐子，冒险在暴雨中泅渡过延河，送到对岸的医院里。

这件事在医院工作人员和病员中传开了，引起了不少非议。毕竟在延安那样一个强调官兵平等、艰苦奋斗的环境里，这样的“特殊化”做派显得格外刺眼。严慰冰当时也在住院，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何况，同样是生孩子，同样是革命干部的家属，叶群的待遇和自己相比，差别实在太大。严慰冰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这还只是面上的矛盾。其实二人还有更深一层的纠葛：

据多位党内高层人士的回忆（如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均提及），陆定一在延安时期曾追求过叶群。当时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是党内有名的才子；叶群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和工作，年轻、活跃，在延安交际圈中小有名气。陆定一对叶群有过好感，也曾主动接近——这在当时延安未婚男女干部之间，本是正常的事。

但问题是，严慰冰与陆定一结婚后，对此事有所耳闻——延安的圈子不大，风声难免传到她耳朵里。虽然陆定一后来与严慰冰结了婚，那段往事早已翻篇，但严慰冰心里始终扎着一根刺。这种个人情感上的纠葛，与她当年在医院里对叶群“贵妇人”做派的义愤交织在一起，逐渐发酵成一种复杂而顽固的积怨。

叶群自然也并非毫无察觉。在医院和后来的日常交往中，也感受到严慰冰的冷淡或批评，两人关系渐趋恶劣。可以说，一切在延安时期就已埋下了紧张的种子。

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的一个柜台前，时任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在购物时，因为眼睛近视，不慎踩了旁边一个人的脚，她脚下刚一踉跄，便听身旁一声极不耐烦的“啧”。

严慰冰忙回头，扶了扶眼镜，正要开口道歉，却在看清对方脸孔的瞬间，整个人一愣。

——是叶群，当时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妻子

瞬间，柜台前嘈杂的人声仿佛被抽远了。两个女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一个提着布包，一个手挽着大衣，周围三两顾客自顾自地挑拣着商品，谁也没注意到这短暂的凝滞。

“没长眼睛？”叶群先开了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于发号施令的薄怒。她显然还没认出眼前这个戴着眼镜、衣着朴素的中年女人是谁。

严慰冰的脸腾地红了。她张了张嘴，那句“对不起”硬生生卡在喉咙里，转而变成一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冷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林总夫人。怎么，这柜台上的东西，还不够您特供的？如今不让警卫员给您送过去了，倒学会自己跑腿了？”

叶群一怔，随即眯起眼，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认出严慰冰的那一刻，她的表情没有惊讶，反而浮上一层更深的冷意——那是积年的嫌恶在瞬间被激活的神情。

“严慰冰同志，你这话说的。”叶群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袖口，嘴角微微一挑，“这王府井，是你家开的？我出来买东西，还得跟你打报告？倒是你，走路踩了人，连句道歉都不会说？陆部长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

“你——”

严慰冰刚要回嘴，叶群却根本不给她机会，又补了一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不客气。起初还压着嗓音，渐渐地谁也顾不上场合了。

周围购物的顾客纷纷侧目。有人认出了这两位的气派不一般，小声嘀咕着；更多的人只是好奇地张望，看两个穿戴体面的中年女人为何在柜台前争得面红耳赤。售货员端着算盘，不知该不该上前，只好转身假装整理货架。几个胆大的顾客干脆停下手里的挑选，站在不远处看起热闹来，交头接耳地猜测着两人的身份。

柜台前的空气越来越紧绷。严慰冰气得浑身发抖，叶群的脸色也一阵红一阵白。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柜台前竟围出了一个小圈子。

正在这时，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分开人群挤了进来——是商场的值班领导。他额头上渗着细汗，脸上堆着僵硬的笑，一边弯腰一边压低声音说：“二位同志，二位同志，有话好好说，这儿人来人往的，要不……到办公室坐坐？”

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两位具体是谁，但从只言片语里听出了“林总”“部长”几个字，心里已经咯噔了好几下。这两个瘟神，哪个他也得罪不起。万一闹大了传到上面去，他这个小领导吃不了兜着走。

叶群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没接话，只把大衣往臂弯里紧了紧，转身便走。皮鞋在磨石地面上敲出清脆的节奏，头也不回。

严慰冰还想追上去说些什么，被那领导陪着笑脸拦住了：“同志，同志，消消气，消消气……”她狠狠瞪了那人一眼，一把甩开他的手臂，转身往商场外走去。

出了王府井大街，三月的春风还带着寒意。严慰冰站在街边，胸口的那团火烧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叶群那张脸、那句“陆部长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像一根刺扎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她走到停在路边的二八大杠，把布包甩进车筐，一脚踢开车撑子，推车在地上滑了几步，迈过横梁坐了上去，沿着东长安街往西骑。

军委大楼就在王府井西边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她蹬得飞快，链条在脚下哗哗作响，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叶群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事，早就被她用笔作刀枪，一封一封地戳出去了，这个女人居然还毫不羞愧，大庭广众出来逛商场不说，还敢这么嚣张？这么当众羞辱人？她严慰冰可不是好欺负的。

到了三座门，她跳下车，径直往大门走去。卫兵拦了一下，她报了自己的名字和单位，说是来“反映情况”的。登记、等候、转达——一套程序走下来，她坐在传达室的长椅上，手指还在微微发抖。

她被领进一间办公室，接待的是总政一位干事。严慰冰在硬木椅子上坐定，把下午在王府井的事从头说了一遍。无锡官话又急又快，那干事听得眉头微蹙，却又不便打断。

“我踩了她一脚，是不小心，可她呢？张嘴就骂人‘没长眼睛’——她是国防部长的夫人，是军委副主席的夫人，就能这么跋扈吗？我们党的干部家属，就这么对待群众？这是什么作风？还有没有王法了？”

她越说越激动，身子往前倾着，声音也高了。

“我今天不是为我个人，我是看不下去！这种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做派，是给党抹黑！是损害我们党的威信！我们是革命家庭，不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当家属的就能这样欺负人？这种风气不整顿，怎么得了？”

她语速极快，话头一个接一个，根本不给人插嘴的缝隙。那干事坐在对面，微微点头、陪笑应着，心里却暗暗叫苦——两边都是通天的人物，他夹在中间，哪边也碰不得，问深了不行，问浅了也不行。他趁她换气的工夫，赶紧从抽屉里抽出纸笔递过去：“同志，要不您把经过写下来，我们也好向上反映，这样更准确一些。”

严慰冰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笔和纸递过来，她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写起来。她写得很用力，字迹工整，像是在写一份战斗檄文。

叶群回到毛家湾时已是傍晚。她换了家居的衣裳，去卧室里躺了一会儿，脑子里却翻来覆去都是下午在柜台前那张涨红的脸。

晚饭时分，林彪照例坐在餐桌前。一碗三合面粥，一盘兔肉，一盘鲑鱼。他吃东西很慢，也不说话，屋子里只有碗筷轻轻的碰撞声。

叶群夹了一筷子鱼，像是随口说起：“今天在王府井碰上严慰冰了。”

林彪微微抬眼，没接话。

“踩了我的脚，连句对不起都没有，反倒先跟我吵起来了。”叶群把筷子放下，声音不高不低，“什么‘特供’不‘特供’的，什么‘警卫员跑腿’不‘跑腿’的，什么难听捡什么说。延安那会儿她就看我不顺眼，在医院里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这些年过去了，还是一样。”

林彪低头喝粥，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没出声。

叶群也就没再说了。她知道自己丈夫不爱听这些闲话，点到为止就够了。

粥喝完了，兔肉还剩几块。林彪正要起身，林办的秘书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是总政转过来的，有人反映情况，指名道姓告叶群的状。

叶群接过信封拆开，抽出里面的信纸，看了几行就瞪大眼睛，又把这张纸翻过来、掉过去，打量了一下，然后冷笑一声把信递到林彪面前：“你看看这字。”

林彪接过去，目光落在纸面上。那些工工整整的字迹——很眼熟。不是一般的眼熟。这些年收到的匿名信里，有好几封都是这样的字。

“查一查吧。”林彪把信纸轻轻放在桌上，起身离开。

当晚，那封信连同此前积存的部分匿名信材料，被一并送进了公安部。

笔迹鉴定很快有了结果。技术科的人把信纸铺在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比对——笔压、起笔、收笔、结构习惯，所有特征都指向同一个人。

消息传回毛家湾时，叶群正在客厅里看文件。她听完汇报，沉默了片刻，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说了句“知道了”。

1966年4月底，严慰冰在家中被捕。此时距离她第一次投寄匿名信，已经过去了六年。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严慰冰的丈夫陆定一，这位中宣部部长、在党内分管文教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很快被卷入了更大的风暴。起初是停职检查，接着是没完没了的交代问题。当年年底，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曾经显赫一时的陆定一夫妇，就这样双双进了秦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监狱生涯。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王府井百货大楼里踩了一脚。

以上情节，均出自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陆定一传》里的叙述。然而，这段广为流传的“偶遇破案”故事，虽然极具戏剧性，却与档案记载的史实相去甚远。换言之，这本经过陆定一生前及其家人审阅的官方传记，在这件事上，刻意造假了。

很奇怪吧——陆定一为什么要编造这个故事？严慰冰与叶群之间究竟有什么宿怨？那些匿名信，又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把时间 调回到1943年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