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兄弟 #139565 没有主权，绝无民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台湾年轻一代是普遍的天然独，没有谁会对什么中华文化、大中华有情感共鸣，对他们来说，台湾就是他们的家园与实现政治自决的唯一土地。既然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就更该谋求法理上的独立。 难不成还去跟中华共产帝国去谈统一，跟一天到晚叫嚣“留岛不留人”的大陆“同胞”去谈民主？

@洗净萍 #139556 以独立国家自居，恰恰说明台湾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没有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怎么就是独立国家？按照中共的说法，你不过是一个叛乱的省份而已。 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不是独立国家？如果是，为什么蒋介石攻打苏区叫“剿匪”，不叫中国-苏维埃战争？ 即便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在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与武力威慑的情况下，毫无危机意识，必然走上香港人的悲惨道路。 一味强调“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毫无作用，就像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操弄统独议题”一样，统独问题不是什么假问题，而是“生与死、主体与奴役、人与兽之间的取舍问题”。

[如果可以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的話]…我會追求一個幸福而寧靜的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如此古老，以至於起源已被忘卻在久遠時間的晦暗不明之中，它只經驗過那些適合於展現與強化住民的勇氣與對祖國之熱愛的攻擊，而在共和國之中，古來早已習於賢明之獨立的公民們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無愧於自由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獻給日內瓦共和國〉（一七五四）

天與台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賴和（1894-1943），〈讀台灣通史之七〉（一九三○年代間）

鄉愁何需辯護？ 然而時代使真理蒙塵， 道德現象受到遮掩， 於是我們拂卻塵埃， 使事物的自然秩序顯露。

一、基本前提：台灣獨立國家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發展的歸趨與事實，除非未來被中國武力兼併，此一過程不會逆轉，此一事實不會消失。這是一切的前提。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台灣，三個宏觀的長期歷史過程——移民土著化與社會整合、外來政權國家制度的繼承與積累，以及民主化——之匯聚，導致了成熟的國家形成。隨著國家的形成，一個以台灣為範圍的國民經濟 （national economy）也隨之形成，成為支撐台灣人民與國家生存的物質基礎（Wu 2020）。這個過程是數百年來許多巨大的結構性力量與無數個人行動交錯形成的不預期後果。對多數台灣人而言，出生在台灣國家是一個偶然，因為這不是我們選擇的結果，但這個偶然卻成為我們的必然和命運，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台灣安身立命。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現階段名稱是中華民國。這是台灣特殊的國家形成模式——歷史制度的積累與繼承，以及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制約的後果與客觀事實，但可視為朝向完整的台灣民族國家的中間過渡型態。

二、人間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人做為「人」存在的基本條件。此處的「人」有三重意義，彼此環環相扣——個人、公民與群體。

作為「個人」的層面：台灣國家認同已經成熟，台灣認同如今已與我們的個人認同血肉相連，無法分割。德國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說：「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Gardels 1991: 19-23），沒有人能代為決定我們鄉愁的方向。我們已經成為台灣人，我們就是台灣人，台灣是孕生我們生命意義之網的母體與脈絡，沒有人能強迫我們不作台灣人。

作為「公民」的層面：「公民」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自決之道德主體的政治形式，台灣人必須經由一個主權獨立的台灣政治共同體參與公共生活，以公民——自決的道德主體身分連結世界；剝奪了台灣獨立，就剝奪了台灣人參與政治，成為公民——道德主體的權利，也剝奪台灣人與世界的連結，如此台灣人將「人間失格」——喪失作為自決道德主體的資格，成為被客體化與被宰制的奴隸。如漢娜．鄂蘭所說；「人即使喪失一切所謂的人權也不會喪失他做為人的本質，他的人性尊嚴。唯有失去了一個[能提供政治參與場域，確保與執行人權的]國家這件事，才會將他驅逐於人性之外。（Arendt 1958: 297）」

作為「群體」的層面：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台灣人已經形成了一個以自由與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獨特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而台灣獨立是維護我們台灣人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以色列哲學家與和平運動者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說，所謂「民族自決」的意義，在於有權建構與保有一個可以充分表現自己文化價值的公共空間（Tamir 1995）。這個公共空間，就是獨立的主權國家。

三、民主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台灣民主的前提，台灣民主的邏輯後果，也是維護台灣民主的必要條件。

概念上，民主（democracy）預設一個有地理邊界，有名字同時具備穩定集體認同的「民」（demos），亦即一個nation∕people （民族∕人民）之存在，而這個民族∕人民是經由特定歷史過程而形成。換言之，所謂「民主」必然意味著一個有邊界之民族∕人民的自我決定。民主就是民族∕人民的自決（Canovan 1996: ch3）。

歷史上，民主化構成多數民族國家形成的後期階段，民主制就是在中下層民眾被整合到特定國家統治權之過程中形成，democracy與 nation共生。 所謂「民主」因此必然指涉一個特定國家的民主 （national democracy），以全世界∕全人類為範圍的民主並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生於蘇聯的以色列歷史學家莉雅．葛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所說，民主最初以民族主義的形式降生於世，「民主被包裹在民族的理念之中，宛如蝴蝶被包裹在蝶蛹之中」（Greenfeld 1992: 10）。

邏輯上，完整徹底的民主自決，必然導致獨立自主，不受外部指令的結果。

經驗現實之中，若沒有一個獨立主權國家架構之保護，完整徹底的民主自決之實現，將遭遇不可跨越的障礙。

偉大的歷史社會學家查爾斯．堤立（Charles Tilly）如此總結獨立的主權國家與民主的關係：獨立國家是民主制度一個「同義反覆的必要條件 （a tautological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democracy）」。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民主必然獨立，獨立才有民主，而這原本是不證自明的廢話。（Tilly 1995: 375）

四、正義的條件：台灣主權獨立是達成分配正義的前提，因為弱勢階級的保護必須經由擁有獨立主權，並且具有良好治理能力之民主國家體制落實。

首先，人的情感認同有其限制，無法無限延伸。如同盧梭所言，「人民對於從未見過面的領袖，對於他們眼中像整個世界一樣的祖國，對於宛如外國人一般的同胞」，無法產生強烈的情感（Rousseau 1978: 72）。當代政治哲學家也同意，一個預先存在的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友愛、互信與相互獻身的情誼，是推動分配正義的心理條件（Miller 1995: Ch4. Canovan 1996: Ch4, Taylor 1996: 120）。分配正義不是階級鬥爭的果實，而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情感認同與道德意識的終極展現。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再三致意的「最弱勢者的最大利益」原則（Maximin strategy），只會發生在一個有邊界、有歷史、有名字，而且成員有著共同認同的國度之內。

其次，歷史上，實施民主制的主權民族國家是保障與落實分配正義的制度條件。塔米爾提醒我們，現代福利國家與民族國家的出現相互重疊：一方面，民族國家提供了各階級參與建構共同政治單元的利益誘因，另一方面，為延續兩次大戰戰爭動員形成的高度民族認同感，「共同的民族命運感與責任感被轉化成提供新的權益之分配性社會政策」（Tamir 2019: 88-90）。

最後，基於資源稀少性之制約，分配正義原則上只能在有限度範圍與一定邊界內實施，不可能以一國之有限資源進行無限度分配。與志向遠大，立足道德高地的世界主義者主觀期待相反，由於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跨國間分配正義的實現如非不可能，也是極度困難。此一高貴目標無法仰賴任何單一國家，只能透過不完美的跨國合作體制漸進、緩慢、步履維艱地推動。

五、多元認同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是保護多元認同的前提，只有在主權國家民主體制，尤其是主權國家憲政層次的制度保障下，才會有族群、宗教與性別等多元認同的空間，也才能落實族群、宗教與性別等多元認同的實踐（Tully 1995）。國際人權公約必須經由主權國家之國內法化過程才能實踐，即是具體例證。

六、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是追求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前提。唯有國家獨立，才能保有自己對發展主義以外之文明道路的自主選擇權。經過多年嘗試錯誤，台灣已經確立環保與永續發展的國民共識，一旦遭受大國兼併，或者被殖民地化，台灣將喪失自主選擇權，只能為宗主國之需要而存在、發展。在現實中，這意味著台灣將成為中國式極權發展主義的附庸——與廢墟。

七、公民權與獨立主權國家：前述三、四、五、六 諸項說明，現代公民權（citizenship）此一概念所體現的一切進步價值，都繫於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存在，同時必須經由獨立主權國家的政治過程來體現，不管那是民事權、政治權、社會權還是多元權。不只如此，公民權所包含的一切進步價值之實現，要求這個主權獨立國家成員對彼此，以及對國家的道德與忠誠義務。社會學家T.H.馬歇爾（T.H. Marshall）早在一九五○年代即已清楚指出這點（Klausen 1995: 244-267）。

上述命題的現實意義是，台灣人百年來所追求的一切良善公共價值，其實現都繫於一個獨立的台灣主權國家之存在。

八、國家的消亡：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剛剛形成，卻隨即面臨消亡的危機。兩個體系性因素的匯流，創造了這個危機——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開展，以及中國的趁勢崛起與帝國化。

九、全球化與主權國家：九○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即所謂「資本無祖國」願景的全面實現，造成主權國家管制資本能力的衰退，無力保護社會，於是資本暴走、肆虐全球，導致大多數國家產業空洞化、薪資停滯、社會保障制度瓦解、貧富差距加大、環境與文化認同遭受破壞、社會團結崩解，而民主體制也因此受到嚴重侵蝕。後冷戰初期的美麗新世界，迅速淪為「錢財在那兒高高堆起，人們卻衰敗凋零」的「厄運之地」。

台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雙重受害者。一方面，早已整合到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台灣與其他國家一樣同受全球化的系統性弊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國，利用全球化浪潮執行地緣經濟戰略，對台灣進行資本—帝國主義式侵略，使台灣的民主體制與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受到嚴重侵蝕。二○○○年代初期以來台灣經歷的崎嶇歷史，見證了一個新興國家在帝國主義侵略下掙扎存活的艱辛過程。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走過頭，已經在包括台灣的全球各地引發了一波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動員，要求國家介入保護社會，民族國家回歸歷史舞台，新自由主義試圖建構的國際秩序已經崩解。 深具歷史與政治洞見的土耳其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早就指出，必須適度恢復主權國家管制資本與自我決定的能力，強化國家民主體制（national democracy），才能矯治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弊害（Rodrik 2011: 200-206）。

這個命題尤其適用於雙重受害的台灣：恢復、強化台灣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國家地位（sovereign statehood）與國家權能 （state capacity），包含管制與分配能力，才能抵禦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帝國主義與資本雙重入侵的危機，保衛台灣的社會團結與民主獨立（Mitchell and Fazi 2017）。

十、中國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國近年來對外的帝國主義化，對內的極權反動化，以及針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外交孤立、經濟侵略與政治滲透，不只對台灣的民主深化造成嚴重阻礙，甚而已經步步進逼，威脅到台灣的獨立。

消極而言，中國對台灣的帝國主義侵略為台灣民主的進一步深化、公民社會的持續壯大，以及國家的終極正常化，設下了嚴厲的地緣政治限制，表現在完整的自決權之行使，如公投法修訂、修憲、制憲、更改國名，乃至宣告獨立，以及實施轉型正義之深度與廣度（如涉及中國符號之清除）的受限。

積極而言，中國勢力侵門踏戶，直接滲透到台灣社會內部並干預台灣既有的獨立與自主發展選擇。除長期進行全球政治圍堵和區域武力威脅之外，中國還經由地緣經濟侵略，由點到面，逐步收買，試圖跨越台灣國家，直接建立與台灣各階層、地域、年齡層之全面侍從交換關係，一方面瓦解台灣獨立的國民經濟體，另一方面創建未來對台進行間接統治之本土買辦集團。

經濟收買的同時，中國也對台灣進行猛烈的銳實力攻擊，利用台灣民主體制之開放性惡意干預、擾亂與破壞台灣的民主過程，如發展政治代理人（政黨、政治人物、學界）、破壞公民社會的自主（收購媒體、網路攻擊與傳播假新聞），乃至直接介入、操縱選舉。最後，透過所謂「國民待遇」政策，中國政府已將居留當地的兩百萬台灣人有效轉化為要脅台灣就範的政治人質。

內外交攻，鯨吞蠶食，台海兩岸雖尚未正式宣戰，但中國帝國主義早已對台灣展開全面而無聲的侵略，兩國處於實質戰爭狀態。中國無聲侵略的長期後果是，台灣將逐步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附庸，被納入中國發展模式之中，成為中國式極權統治、權貴資本主義、開發主義，以及所謂「一帶一路」對外創造債務陷阱、勾結反動政權掠奪當地資源與市場的新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協力者與馬前卒。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反杜林論》（Auti-Dühring）中預言，國家將因共產主義社會來臨而自動消亡（洪鐮德 2016: 142），然而新興的台灣國家並非因生產關係的改變，而是因共產帝國與資本的勾結、滲透與腐化而逐漸消亡。一個反黑格爾的歷史詭論正在展演：黨與資本共舞，腐臭的中世紀封建帝國復活，短暫體現了人的自由與尊嚴的獨立城邦正在被吞噬，而一座動物農莊的暗影迅速逼近。借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的話語來說，這是理性的終極破壞（Lukács 1982）。

這個朝向非人性狀態 （inhuman condition） 的破壞過程必須被中止、逆轉，為此我們必須反抗帝國的入侵，重建台灣的獨立，修復台灣的民主，並且重新確立台灣國家保護台灣人作為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倫理性格。

十一、台灣獨立與全球民主防衛：中國結合國家資本主義、新殖民主義、數位集權主義與銳實力的帝國擴張，導致全球民主倒退，也引發民主陣營國家的警覺與反彈，一個試圖圍堵中國擴張的新冷戰地緣政治結構正在隱然形成。在第一線承受中國全面攻擊的台灣是否能持續保有其獨立地位，攸關這場全球民主防衛之成敗；保衛民主台灣不受極權中國併吞，才能阻卻帝國對全球民主的步步進逼，同時維繫受中國帝國主義直接壓迫之弱小民族如圖博、東突、南蒙古，以及香港持續奮戰，追求獨立解放的希望。

十二、貢獻台灣於人類的文明：現在讓我們重新整理思緒，並且表達我們的期待與希望。

首先，我們要重申台灣獨立的倫理性。台灣的獨立是我們做為一個人的存在的基本條件，作為一個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維護我們的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的基本條件——我們的先人和我們所曾經為之犧牲奮鬥、現在如空氣般地自然享有，而且持續在追求的一切良善的，作為人的價值的維繫、發展與實現，以及未來我們的子子孫孫恆久的安身立命，都繫於一個獨立、民主的台灣之存在。

其次，上述台灣獨立的倫理性，既是普遍的命題，也是歷史命題——在中國虎視眈眈，台灣國家逐漸消亡的此刻，凡有基本智能與道德意識者都知道，統一與獨立是真實無比的議題，是生與死，主體與奴隸，還有人與獸之間的取捨問題。中國的全球擴張與對台灣的加速侵略，以及台灣內部主權國家意識的日益成熟強大，已經迫使台灣獨立議題與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議程匯流，公民社會，乃至整個台灣社會，已經沒有迴避空間，必須正視台灣獨立的問題。這是兩條國家形成的歷史路徑，兩種文明理念，兩個意義體系，以及兩種生命型態的衝突。你確實不應盲動冒進，但你無論如何必須面對、必須思考，並且必須做出選擇。帝國主義者已經出牌，冷戰期安全舒適的歷史夾縫已經消失，如今你已經沒有不選擇的空間了。

第三，在國家消亡危機的陰影下，我們也要提醒台灣公民對全體同胞與台灣國家負有的忠誠義務。公民享有權利，但也對這個國家，以及由公民全體所構成的國民共同體，負有忠誠義務。此種對國家與同胞的忠誠義務，是良好公民的一種必要的德行 （civic virtue）。公民享有的一切權利，繫於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沒有主權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立法與執行，就不會有公民權。在此意義上，所謂「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機器，而是全體公民合力創造和維繫的事物——或用當代共和自由主義哲學的話語來說，國家成為一種公民全體參與的「合作事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目的在創造公共財，例如安全、公共設施，以及各種公民的權利。

一個公民既享有公共財之諸多好處，自然也應負有對創造公共財之國家的忠誠義務。而既然這個國家是由公民全體所共同參與創造，所有公民自然也對彼此負有忠誠義務，因為你享有的公共財不是自己單獨創造，而是大家一起合作創造的。這個觀點，對於歷經民主化三十年，「主權在民」理念已成公民共識的台灣，尤為適用。如果你堅持愛國心 （patriotism） 是民主台灣難以承受之重，那麼至少請容許我們主張忠誠義務是一種「公平原則」（fair play）的體現（Dagger 1997: Ch4-5）。請保護台灣的民主獨立，因為你的自由源於民主獨立的台灣。

最後，請讓我們再一次夢想，夢想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烏托邦：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我也嚮往一個無國家的世界，在其中沒有國界，所有人類友愛互助，自發產生秩序，自由來去，和平交往，不需要政府，不需要權威與強制，不需要政治，然而我也知道，源於某些人性的根本缺陷，這個美好的世界暫時還不會出現，獅子還不懂得如何與綿羊和睦相處，我們還需要國家——特別是被固定在階級、種族、性別與國際政治底層的弱勢者，還需要國家的保護來抵抗強者侵凌，而像藍儂那種令人憧憬的「世界公民」，還只是少數能自由跨越邊界的上層階級的特權（Tamir 2019: 34-35）。然而如果普遍秩序崩解，現實一片混亂，那麼我們作為世界的賤民還能有甚麼出路？還能期待甚麼出路？還能懷抱甚麼希望？

這個問題超越了我的智慧，超越了我們所有人智慧的總和，我的視野只能及於洞穴壁上搖曳的光影，那個我們共同描繪共同打造的，我們身邊的，眼前的這一點秩序，一個不穩定的，脆弱的，深度不足的，然而可以觸摸，可以實踐，甚至可以咒罵與嘲弄，然而終究保有了你我一點自由與尊嚴空間的城邦——我們只能從這裡做起，從我們共同創造的，民主的，獨立的福爾摩沙做起，因為我們竟然在這裡，在這個沒有自由傳統，埋冤無數的帝國邊陲，花了整整一百年的時間，用最青澀笨拙執拗的姿態，栽植出一棵體現了憂鬱的無政府主義者詹姆斯．史考特（James Scott）所夢想的那種「用民主和公民社會來馴服國家巨靈」（Scott 20019: 324）的人類之樹，而我們聚集在這棵大樹的樹蔭之下，「每個人既與所有人團結在一起，然而又只遵從自己意志，自由一如以往」。這是台灣人對人類文明所做出的微小但真實的貢獻。就讓我們從保護這棵樹、這片樹蔭做起，然後有一天，我們或許會擁有一座森林，在林中，我們回復到一種物我兩忘，無善無惡的自然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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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139236 现代经济学的心理学假设是错的，已经被人类学家证伪了，是建立在西方人特殊心理模式的基础上的。

@消极 #139519 上海大学生的结果也一样。

@丁丁兄弟 #139523 苏联需要中国成为反西方的桥头堡，也乐意在中国培植反对西方的民族主义，所以说是庶出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嫡子，但是孙的“节制资本、扶助农工”政策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后来蒋介石钟爱“统制经济”，其实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经济政策的合体。

@丁丁兄弟 #139509 孙中山为什么要找苏联人支持，为什么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不合孙的口味？ 不还是因为孙中山想做大一统君临天下的梦。

@消极 #139508 文化心理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一般都是大学生，理论上似乎是很现代化的，但是研究的结论是这些大学生的心理摆脱不了其祖先的文化心理结构。宗族文化可以在宗族制度消失后很多年继续存在。

辛认为图伯特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然是个大笑话。 孙大炮不需要黑，引狼入室，所谓国民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庶长子，国共内战就是嫡次子与庶长子的生死斗争。

@阿里萨斯 #139503 提问者说的应该是西班牙模式，而不是什么皇道之路。

@刘慈欣 #139283 麻烦您看看易思安的《中共攻台大揭秘》，什么首战终战，纯属胡扯。 现在国际战略学家都认为中共最靠谱的方法只有物理占领即全面入侵，陆地占领，没有30万部队登录不行。你说的什么靠导弹屈人之兵，意淫而已。

违法，会助长宗族文化。

@阿里萨斯 #139499 因为泰国面对的国际压力也与日本不同，文化也不同。 日本不是被经济制裁逼出了珍珠港，怎么就逼不出修宪。

@丁丁兄弟 #139435 宗族制度最顽固的6个区域：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江苏（包括上海、苏南苏北）。

@yingzhen251 #139486 第一，经营满蒙的吉田方案并不会导致全面侵华，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追求的是全球霸权或天下一统，日本此时的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并无不同。 第二，所谓皇室控制陆海军为无稽之谈，皇室成员当然有海陆军军官的，但是控制日本军方的绝对不是皇室。 第三，民主化当然需要修宪。

@史蒂芬 #119006皇汉的精神错乱：施大将军究竟是汉奸还是英雄？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18703 还有朱元璋，老毛的精神偶像。

可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在国际压力下日本实施普选是必然的事情，法西斯的西班牙不也是在弗朗哥死后民主化了？裕仁天皇本来就不是什么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只不过被时代大潮挟裹的悲剧君主，东京大轰炸之后，天皇就彻底失去了战争意愿，倒是有不少少壮派叫嚣“一亿玉碎”，还试图阻止天皇投降。 而且安德森还预言，台湾必然会独立，不过成为了说日语的台湾国，而且会出现2世纪最伟大的日语作家。

@消极 #139418 相对水稻就弱多了，当然跟欧洲不能比。另外少数民族为hunter-gatherer文化，跟农业文明的紧密型宗族不一样，对于近亲结婚的态度更西方基督教差不多，可能这是为什么中共建政前在西南地区传教卓有成效的原因。

中国即使是所谓的China Proper地区文化差异极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hunter-gatherer society的遗存，北方宗族文化远比南方少。

@Truth #139402 @消极 #139383 @影人 #139371 宗族文化的判断并非见仁见智的问题，BBC的报道出自生物人类学大师Joseph Henrich 的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书。强烈建议各位去看看，基本颠覆了整个对西方现代性的看法。作者认为西方基督教会的一系列关于家庭与婚姻的法令彻底瓦解了农业社会的宗族以及kin-based institutions，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文化与心理结构，为现代性的开启奠定了基础。**而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与西方文明有巨大心理差异的国家如果仅仅只接受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却不改变社会文化与心理，则极难成功实现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初西方文化国家之外发达国家极少的“现代化难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书中“意大利谜题”（Italian Enigma）的全球版本。**而且这种亲属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心理极难改变（very persistent），欧洲从晚期古世纪到1500年中世纪结束至少有上千年的积累才演化出了独特的西方文化与心理。根据现在的SGI(second generation of immigration)研究，发现在欧洲的非西方移民二代虽然完全接受西方的学校/正规教育，其心理结构却与其父母来源的母文化高度相似，这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发现。**作者怀疑一些极其关键的文化传承非靠父母不可。**而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确实对宗族制度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削弱(通过血腥土改与极权主义高压)，但是改革开放后宗族制度又出现了回潮。老实说我想不到特别好的消灭宗族文化心理的办法。

@丁丁兄弟 #139369 宗族文化强弱与水稻种植占据总农业种植面积的比例或者年均降雨量有关，因为水稻的种植在古代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合作(水田、梯田的开垦与维护等)。这点在中国、印度都是一样的。请参考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第7章第2节：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and India。

廖亦武所言不虚:我与共产党的矛盾,首先是美学上的矛盾。太过恶心。

@消极 #138601 尼德兰可是新教国家，识字率爆表了，地处西伐利亚秩序的中心，中国不能比的。

@畫眉鳥 #137909 @阿里萨斯 #137906 当代中国研究你去看一下，基本不再把中国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而是把其当作中华帝国的现代版本，是未去殖民化的帝国，这会深远影响未来西方的对华政策，如果不反思汉族中心主义和天朝主义，中共垮台了中国一样是西方的敌人，后果更惨，不但民主转型无望，而且将永远无法融入西伐利亚秩序，成为第二个俄罗斯，俄罗斯靠石油吊着一口气，世界上有谁买Made in Russia的货？中国的极度老龄化，不加入国际秩序将是地狱鬼国。其实很简单，民主化必然意味着大一统帝国的解体，要不然就走回头路，通过煽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来实现独裁统治，普京大帝的俄罗斯就是中国人的未来，而且还要打几场车臣战争+苏联阿富汗战争+北爱尔兰战争的合体，或许你梦想的大一统后共产中国能部分实现，代价呢？你不主动撤出来，无非多打几十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外加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失败国家”。

@阿里萨斯 #137906 陕甘军阀?中共如果垮台，一定是军队彻底瓦解了，没钱发工资了或者打台湾被消灭了。这不是过去那个中国相对孤立的时代了，未来的新疆如果武力镇压只会成为北爱尔兰，新的中国政府抵不住国际制裁的。如果战败则更惨。

汉人百分之百需要负责人。中共对突厥民族的迫害本质是大中华主义、中华帝国主义的体现，跟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原则上非常反对大一统和民族帝国主义，十月革命后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都获得了独立。

@阿里萨斯 #137812 第一，相当的汉族人不想呆在现在的新疆，都想回内地，但是中共不允许。我认为新疆的汉人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参与迫害的，该杀；一种是被铁拳一起橄榄的，唯一的愿望是离开那个鬼地方。 第二，如果中国转型失败，西方会继续围堵中国，藏蒙疆港台都会分裂，中国内部沿海省份普遍偏向自由主义多点，不想过苦日子，会不会有联省自治的想法？这样汉人就分裂了，所以反思应该就要看情况。

@消极 #137505 地命海心。

这个命题就是稻草人，什么叫繁体字地位高？ 你说的是汉学研究里面引用的是繁体字，那是因为原文本如此，如果研究当代中国，你写一个：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还不得给别人笑掉大牙。

@阿里萨斯 #137464 这不是很正常吗？作为帝国文字的繁体字，简化甚至拉丁化都是大趋势。过去西方中学校要学拉丁希腊语，现在谁还会学？

@阿里萨斯 #137321 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中华、天朝。我不认为是侮辱，如果是侮辱，为什么不要求西方国家称中国为Middle Kingdom？ 日本方面也未尝有侮辱的意思。例证:章太炎、邹容都用支那称呼China Proper。 1937年淞沪会战国军飞行员阎海文牺牲，日本为其立碑称为“支那勇士”，还把他的遗物拿到东京展览，以鼓吹日本武士道精神。

支那最初就是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的说法，实际就是sina的日语，为什么日本人要这样称呼？ 过去日本称中国为“天朝”、“中国”，比如怀良亲王回复朱元璋的国书：“陛下作中华之主”“天朝有兴战之策”。明治维新后，日本强调“脱亚入欧”、“文明开化”，本质就是拒斥中华秩序，而以西伐利亚秩序一员的开化国家自居，对中国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虽然此时大清帝国依然是一个老大帝国，但日本以不把其视为天朝上国，因而强调转向西方对华的看法、称呼，即中国就是一个前现代的帝国而已，跟鄂图曼一样。 为什么中国人觉得支那极具侮辱性？而确能接受China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中南半岛依然被称呼为印度支那而非印度中国。关键问题在于日本原来是中华秩序一直意淫的朝贡国，是过去中华秩序的边缘，突然日本就放弃了中华秩序，全面倒向西伐利亚秩序，让中国人受到的刺激极大。这也是为什么1840年以来大清帝国饱受侮辱（火烧圆明园），却仍然自封为天朝上国，打死不派常驻使节去红毛蛮夷之国（郭嵩涛为第一任中国外派常驻外交官，结果在湖南老家被骂成走狗卖国贼），然而甲午日清战争却刺激得士大夫“公车上书”。 支那具有极强的侮辱性，就是由心理不平衡造成的。

好家伙，一下子说了好几个重要的问题。

@消极 #136569 我说的是扑鲸。日本人酷爱鲸油。

@洛天依言和江泽民 #136363 是日本人民的问题，日本是民主国家，政府职能顺应民意。而公海恰恰是无人伸张权利的地区。应该看到民主国家的德行本质就是国民性的表现。

@thphd #136153 @在之中 #136166 @爱狗却养猫 #136155 1 集中营问题是事实判断问题，与科学理论无关。杀人了就是杀人了，不会因为量子物理学对牛顿力学的替代而改变。 2 我说的科学理论尚未证明是错的在排放核废水的情况下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关多少标准浓度的核废水对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会造成重大影响（这个不谈对人的直接影响，但可能对人有间接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基于现代科学理论产生的。没有人敢保证现有的放射性物质对海洋长期影响的理论是对的。 3 如果仅仅是科学探讨问题，那无所谓，可是现有决策是有现实世界的影响的，且核废料与任何污染不同，除了自然衰减外无任何降解办法。因此排放核废料入海洋的影响是不可逆的。这点可以对比当年大量使用DDT的情况，DDT也是很难降解的。如果现有标准大体正确当然是好事，如果出现偏差则无可补回。 4 疫苗问题则不同。疫苗最怕的是严重影响生命健康的副作用，疫苗本身无效并不会产生不可逆的结果。况且不打疫苗比打疫苗的潜在风险更大。 5 人们对日本政府的担忧并不仅仅是科学理论上的担忧。考虑其核电站事故的前科，很难让人不怀疑其在操作过程中不会根据现有科学理论证明的安全标准或程序排放废水。要知道任何核电站在理论设计上都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

科学不是神学，中国乱排放核废料不等于日本排放就无可置疑。 不错，从现在科学标准的角度，日本的排放是“绝对合格”的，然而正如科学哲学大师Kuhn所言，没有什么科学理论是对的，只能说现在还不能证明它是错误的。 如果对于非科学界人士的质疑，一概斥之为愚昧无知，完全秉持科学主义态度，只会加剧社会对科学的不信任。 放射性物质不同于任何其他污染，并不能通过化学或物理方法降解为无害物质，慎而又慎本为常理。 此篇文章也在探讨这个道理:https://dikaioslin.blogspot.com/2018/03/hawking-paradoxes.html

我是坚决反对的，完全就是仗着国际公海无人关心去污染海洋。 日本人其实有一些很自私的行为，比如日本人喜欢鲸油，日本政府为了响应民意，就去偷偷地到公海捕猎鲸。引起了各国环保组织的极度不满。 我相信日本的排放是绝对符合环保标准的，但是科学本身不是神学，科学说“无害”实际上有害的有很多例子，如DDT原来科学家就是认为完全无害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世界卫生组织不是科学组织，是政治组织。 比如全球空气质量标准，如果按照科学pm2.5含量必须在8微克/立方米一下才完全无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25微克的所谓中国标准（美国是12）。

@刘慈欣 #130789 仇中情绪发酵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香港民族主义虽然非常必要，毕竟也是一场mass movement，包含了所有群众运动的恶的一面，偏狭、不宽容、诉诸仇恨。

common law系统也有statutory law。

@公孙策 #13577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huang_people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5771 如果日本不发动全面侵华，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了。Benedict Anderson曾把台湾与其祖国爱尔兰做比较，并指出如果日本不全面侵华，最终会走向民主化，而台湾的选票会成为“爱尔兰集团”一样的存在，最终会导致日本踢出台湾。

@钦明方泽忘了密码 #135763 日治时期和蒋治时期的差别，看看二二八就知道了。

@邓矮子 #135754 我觉得有几点原因：中共党内的女性革命者与一心想当帝王的毛想法不一样，中共想尽可能地拉高劳动力人口，割韭菜没有男女分别，左翼意识形态对于动员女性劳动力没有太大阻扰。希特勒在战时其实生产也出现了困难，碍于意识形态很难动员女性进入工厂，而英苏皆动员几百万妇女加入劳动大军。

我觉得你的问题显示了你的极度无知，什么叫发明壮族，人家原名獞，本来就是西南民族的最大一支。满族正名？难道按你的说法满族不存在？蒋介石难道不是大汉族主义者？现在中华民国的地图居然还包括蒙古国，比中共的帝国野心表面上还要大。回族在中亚地区称为东干族，连拼音文字都有了，你国还觉得他们不是独立民族？

@MasterChief #135632 普世的意思是整个已知世界（known world）都被统治或主宰，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整个地球的意思。罗马帝国也从未统治全球，但它曾经统治西方人的整个已知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外如是。大英帝国曾经做到了日不落的位置，为什么说它仅仅是competitive empire？因为英国在欧洲是西伐利亚秩序的一部分，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与挑战。 中华帝国受困于地缘政治，历史上很难走出东亚大陆，但其周边国家不是朝贡国就是太遥远、太弱小而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而古代中国人的整个世界就是这片大陆了。 要理解普世性，就是设想你如果得罪了最高统治者往哪里逃？欧洲你可以逃亡别国、可以利用大公教会要求神圣庇护，中国你跑到越南都会被杀掉。 中国并非世俗化国家，而是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的国家，对于大一统、中国的天朝地位的信仰就是中国人的政治宗教，不然为什么那么多海外华人提到祖国一统就热泪盈眶，对于边疆民族独立咬牙切齿。

百年未有的变局，是中共认为自己已经有实力、有机会重新挑战二战后的西伐利亚秩序（Pax Westphalia），也即美国秩序，重新回到1840年前的天朝秩序（Celestial Order），也即中华帝国一统天下、统治或掌控整个已知世界的垄断性的普世帝国秩序。 注意中华帝国主义是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相当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主义，与现代形成的欧洲各国相互竞争的competitive imperialism不同。 这个百年未有之变局，如果你把世界当成是东亚大陆的话，中国现在的天命（mandate of heaven）就是跟当年的祖龙秦始皇一样，通过诡计、武力与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短期红利实现全球性的垄断政治。 因为大清帝国的崩溃可以看作是前一个中华秩序的彻底崩溃，中共夺取天下看成是中华秩序的复辟，现在过了一百年终于等到了秦灭六国的时刻，百年未有之变局，实非虚言。

是的，每年美国FBI要花费大量的经费去监视各类新兴宗教，而由于美国宪法的限制，以及美国福音派巨大的特殊利益，美国政界很难制约各路新兴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