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力提供(效果不好请见谅……)

不妨把纳粹德国的权力提供看做是股东持股，那么纳粹党自然是最大的股东，持股占绝对优势，分红(得到的秩序消费)自然也是占绝对优势。日耳曼良民占一小点，分红虽然只有一小点儿但也算有。其他民族的人没有分红甚至要被强迫劳动产生利润，犹太人更惨被直接变成商品。

在纳粹德国不乏反腐现象。比如1933年5月，纳粹政府提高腐败的量刑标准，并且给了一个模糊的概念:情节严重的可判十年以上。但这个“情节严重”和今天的“寻衅滋事”一样，是个口袋罪，而且必须听党指挥。1942年纳粹法官布赫推翻了希特勒的一项决定，把一个省部书记开除党籍。希特勒愤怒的驳回审判，纳粹党内部的法庭势力几乎清零。这个情节严重的定义也是归大股东集团中的寡头所有。

在权力提供上，也会出现把大股东集团里无关紧要的小喽啰惩办来平息小股东的愤怒。在纳粹时期有一个有名的亚诺夫斯基案，起因是在盟军的轰炸后，政府给被炸地区发放物资，却被执行人员贪污了一些。后来在党内追查到了省部级领导人亚诺夫斯基身上。纳粹高层决定牺牲掉这个边缘赵来平息韭菜们的怒火，于是判处了死刑后来也得以执行，几个副手官员也一一受到判刑。但这只是大股东集团中用小喽啰来平息小股东的愤怒，依然是为真正的纳粹寡头提供服务，纳粹的腐败直到它的灭亡都没有停下。

在我看来，无论希特勒反腐多厉害，都对纳粹德国的腐败无济于事。因为人民不是真正的权力提供者，所以绝对不会是秩序消费者。希特勒要坐稳元首的位置，必须依靠纳粹党给自己生产权力，也必须给纳粹党提供特供的秩序服务。至于某个倒霉的德国人身边少个倒霉的亚诺夫斯基或者少个和希特勒掰过手腕的罗姆，都无法改变纳粹德国里他是小比例权力提供者的事实。

我天，这么多话一起发竟然糊到一起跟个大饼似的……大家凑合着看吧，点一下“源码”(哎……)

1.秩序消费

一段闲话，我去买菜，小贩的菜是去地里找种大棚收的。在我和小贩的交易中，彼是蔬菜的提供者也是货币的需求者，而我是蔬菜的需求者是货币的提供者。而在小贩与菜农的交易中，也存在这类关系。

而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民众是权力的完全生产者也是秩序的完全消费者，公务员群体是秩序的完全生产者和权力的完全消费者。而在纳粹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取消选举后，普通人已不是权力的完全生产者而逐步弱化到小比例生产者，因为不再是他们授权给纳粹党让纳粹党获得公权力。当普通人只具有权力的小比例生产能力时，也意味着普通人只是秩序的小比例消费者。秩序的小比例消费体现在纳粹德国的现实情况里更是根据不同的民族千差万别。普通的日耳曼良民自然是这稀薄的小比例秩序服务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法国投降后法兰西良民只能留一些残羹冷炙，等到入侵苏联被征服的东斯拉夫人就几乎得不到秩序服务了。

除了小比例的权力提供者外，自然是有大比例的权力提供者，这些人才是纳粹德国真正的主人，他们才是主要的权力提供者和主要的秩序消费者。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秩序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

我举两个主要权力提供者的例子。戈林在1940年申报财产时说自己只有21.6万帝国马克，43年申报财产只有4万马克。柏林的中央财政局试图调查一下，但被戈林的秘书阻止。奥地利的弗歇尔宫原主人是一位叫古斯塔夫雷米茨的伯爵，德奥合并后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这座宫殿后被地方政府没收，39年八月经希特勒授意转到外交部长名下的弗歇尔宫基金会。于是里宾特洛甫得到了一座豪宅(不知是否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希特勒的犒赏，这条约8月23号签的)。

这两个例子无一例外直接存在政府机关面对大比例权力提供者的态度，无一例外是提供秩序服务的。戈林在税务上的问题中央财政局要配合，里宾特洛甫的豪宅要奥地利的地方政府配合。因为他们才是纳粹德国的真正主人之一。包括以在西方国家清廉著名的纳粹头子戈培尔和施佩尔，凭借其特殊的秩序地位，其个人生活也和从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希特勒尤甚。废除选举后，这些人依靠党组织自己给自己提供权力，自己给自己提供秩序服务;纳粹德国政府团体也是如此，自己给自己提供权力，自己给自己秩序消费。与民主社会的权钱交易腐败不同，纳粹德国的社会秩序本质就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的，在这里腐败不叫腐败已然是正轨了，这便是制度问题。(比如某党的养老金双轨制?)

最近看了一本书，《纳粹的腐败与反腐》。如果给腐败建立一个逻辑模型，民主国家的腐败由于其法治与经济的差异而各有各的特点，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真的是惊人的相似。以下仅是个人的一些心得。

开战后最重要的要看炸不炸卫星。如果开战后一小时内大陆卫星被全炸，极大可能性是平局的。但这完全看拜登的态度够不够坚决。 失去了卫星的一方，制空权和制海权也难以保障，无论是老美还是老共。

这很难办啊。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观察者来看最高法院的判决。

真的作弊但最高法判的是没作弊，我们看来就像是没作弊了一样。

真的没作弊最高法也判没作弊，我们看起来依然是没作弊。

换句话说，大法院判没作弊，我们根本不知道大选有没有大规模作弊。

反之亦然，大法院判存在大规模作弊，我们依旧不知道有没有大规模作弊。

没错，这就是薛定谔的选举！

@wyf1230180 #115979 我还一直以为钓鱼是骗发言然后找网警呢。。。

话说我对皇汉最大的认识是“新汉系”吧，知道有这么一群人，里面有个别极右的疯子和纳粹相似处惊人的高。没想到皇汉的成分还这么复杂。。。

他们不是钓鱼，他们没有那么坏，只是蠢而已。。。

皇汉和夷学，实质都是对顶层政治系统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具体要解决的问题是这14亿人需要一种什么样子的未来，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管理模式是什么样子的，不同群体的利益是如何尽可能的平衡或维稳，人民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各是什么，以及最重要的是进行以上认定的依据是什么。

皇汉和夷学都能说出他们认为的14亿人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对其他的问题有些强人所难。就夷学而言，在我观察其大部分是宗教背景人士，就主流民意而言完全是另类。绝不可能因为一千左右人一组织，北京天津河北就独立了。

在此我要夸奖马克思主义一番，虽然这个理论是建立在如今看来完全错误的经济学基础上。这个理论的成功是因为扎根在人的利益和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法律活动中的(深入群众)。皇汉和诸夏的理论都是虚无缥缈的高层建筑，并没有结合具体经济活动的能力，也谈不上真正代表一个团体的利益。这两个理论在我看来也仅仅是理论，皇汉其实连理论也没有，我也没见过哪位皇汉写过《谁的奋斗》。夷学好歹还有一种历史学说做基础尚且有一个佝偻的模样，但内核却更缺乏经济基础。一个农民工从贵州去深圳务工，今后诸夏一独立，他大概率只能回贵州种地，估计他得提刀斩了这个闹独立的人;一个二线城市中产，大学去了上海，工作去了北京，干了三年公司调他去广州当一个小组长做管理，诸夏一独立，他和他的公司都得跳脚骂娘。现如今全国经济融合的程度如此之深，各省独立完全是脱离经济基础的拍脑门行为，倘若今天全是小农经济，14亿人有13.9亿都没出过县，说不定这套理论还有一丝丝的可能。皇汉和诸夏，其主张符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所以可作为一面旗帜飘一飘，至于真正的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理念则完全看不到其经济基础的土壤。而支持这种理论的人，必然和中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劳动生产模式几乎没有交集。对皇汉和诸夏，认真你就输啦。

不过我也认为，中国大部分民主派也大多时刻并没有意识到民主与经济活动和个人权利之间巨大的关系。被蛋壳赶出来的租户们，是直接感受到了其他团体的恶意。这时他们会怨恨资本家，怨恨丑陋的剥削与法律对他们的轻视，这时他们就会用极左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并且这样思考，毕竟任何一种主义被广泛接受其实还是要能改善其经济处境。如果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法律不保护租户的权利，企业的经营也缺乏政府监督，则他会更倾向于法治与维护自身公民权。但在墙内大有人高喊打倒资本家，却罕见强调法治和用集体诉讼来维持租客权益的。这是我们民主派未来可以尝试的方向，就是强调法治和诉讼对个人合法利益的维护。只有把民主和人的经济权利结合，这样民主理念更有可能被人们接受。我给做党员的同事交流过19年的老兵上访，顺着“缺乏行政执行和法律执行，导致老兵发不下津贴”来说，让他更能接受，甚至说出人大没有好好监督地方政府。如果不结合个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来解释民主，我们和皇汉和诸夏在中立的人眼中有什么区别

@limitpt #115759 确实。至于为何人们会出现这种情况，现行体制下为何劳动者地位如此低下，这些是我们应该诱导小粉红思考的。我想一个人只会在众多的经济活动(加班)都无法改善自身际遇(被从出租房里赶出来)，才会试着法律活动。法律活动也不管用，就会有政治活动的想法。即便现在不爆发，但也给未来埋下了种子。

还是支持大一统。以前的民族概念严重受到地域和劳动生产方式的影响，而现在地球渐渐成一个村儿，劳动生产方式高度重合，规模才能提高竞争力，民族概念也会逐渐淡下去，最后形成一个共同的人类概念。

就单说一个大型粒子加速器，建造这种东西还是需要以国家的力量。真诸夏了，那这类东西肯定建不起来。未来的航天事业，还是需要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力比较好。卢森堡很富有，但它不可能在航天时代引领潮流。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西班牙葡萄牙的集权有关，只有足够的体量才能提供足够的成本。有一种理论是优化分裂，并且认为欧洲历史是一种优化分裂的结果。不过优化分裂只有拥有一定体量这样才对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认为这也算是大航海时代对今天的启示。目前的发展并不是一国一洲的，而是整个人类文明范围的。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美欧的体量我认为是当前文明最大的优化分裂。

而且独立要有一套自己国家建国的说法。北京弄了个说法今天独立，东城区弄个说法明天独立，崇文门弄个说法后天独立，我想这些可能都是诸夏派没有想过的。一星期后一看，全世界多出一亿国家，国旗颜色从000000到ffffff排得满满当当。

我是18年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被波及的人，庆幸的是我只是被涨了房租，没有在冬天被赶出去。我能看到被赶到街上的人，和他们交流了交流。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那时我才真正明白，德先生是多么的好。这些在寒风中受冻的人举报，驱逐低端人口是北京市委的决定，法律管不了。找人大，根本找不着代表反应问题，找到的都是公务员。

当ccp今天不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那么对于这个可以定义法律的庞然大物而言，也同样可以定义这人是否是人民。法律和政治的特权，造就如今的中国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变成了专制时期特权阶级奴役一般人的工具。今天它砸了某人的锅就像56年强制公私合营，明天它就会革了谁的命像文革一样。

ccp对人好不好，我看大家都是从经济角度来说。所有人都是经济选民，这当然是有很深的逻辑。但是当整个经济形式恶化时，因为我们并非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首当其冲的损失就得我们背负。最直接的就是ccp对劳动法的主动忽视来让中国的出口价格更低，如今996和“奋斗者”都是这种东西的产物，更是人们没有政治权利的直接体现。

换而言之，现在喝汤的，在今后严重内卷的时代中也是第一批会被敲骨吸髓的。它可能是以“奋斗者”的形式，也可能是以金融产品形式，最可能的是疯狂扩大广义货币来收割整个中国的财富。它形式多样变化无穷，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这个政策我总觉得是ccp魔怔似的疯言疯语，即便有几个试点，也不敢全面展开做。维尼的中国有两个睾丸是不能碰的，一个是出口导向经济，一个是融资功能的房产。中国的改开快速富起来，主要是这二者的影响。

川普碰了第一个睾丸，加上维尼政府谜一样的香港操作，加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老外的市场需求减少，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差不多到头了。现在提出一个“双循环”也是无奈之举。

第二个睾丸房价，在地方政府融资中占据核心地位，很多对公民福利和地方政府腐败的买单更多地集中在这一区域。中国广义货币总量极大但生活物品价格相对较低，也是因为大量货币积蓄到房产。不利于房价的政策如果普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银行借某人钱五十万买房，他还了五万但现在房价三十万，他决定不还了。ccp可以抓他，但这依然还是坏账。而且这个五十万或许有abs之类的金融产品绑定，一个五十万波及规模就扩大到80万100万。房产税的广泛实施迫使房价降低，会陆续出现众多的违约问题。事实上今年法院的违约房就极速上涨，这个政策肯定不敢冒这么大的金融风险。

我国债务总量至少是gdp的三倍(国家统计局数字)，目前的经济策略是靠缓慢的通胀来化解，即不断的印钱让人民币贬值，让目前300万亿的总债务规模至少不会如此恐怖。比如90年欠一万和现在欠一万完全不一样，政府不断发行永续债还利息不还本金，耗上10年来缓解危机。这里面发行货币依然要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来发行，依然少不了房贷和土地抵押。房产税的思路和目前这一套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完全背道而驰，最后除了雷声大雨点小外不会有结果的。更多房市融资到的钱和房产税的收入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后者后果就是极其严重的金融风险。

稍微总结一下，我认为房产税雷声大雨点小，一二线房价既不会涨也不会跌，三线与个别四线城市政府会挤干它最后一分钱的金融能力来融资。至于真正从房产税里获得的一点点资金，归属谁也就不是很具有意义毕竟和整个债务规模比和没有差不了多少。

之前在墙内某网站的评论区发布过，18年的，今天忽然翻到觉得有意思，这里再次分享一下。

以前有个村，村里有个愚公。村口有两座大山，名曰王屋太行。

有一天愚公想看日出，但是太行山挡住了。他又想看日落，王屋山挡住了。于是愚公一怒，冲村里人说，兄弟们咱们把这两个山挪开！村里人哄堂大笑，不就挡你看看风景嘛，为这就要移开两座山，累不累呀。而且兄弟们还要指望着山吃饭呢。没有两座山就没有咱们村。愚公悻悻然。

后来，山上豺狼当道，人们也不敢随意进山，只敢窝在村里种田。山上的豺狼还要经常下山来占便宜，今天一头猪明天一头羊。于是愚公又说，兄弟们咱们把山移了吧！这两座山只会妨碍我们呐！大家说，不是山的问题，是豺狼虎豹的问题。但是豺狼虎豹人们解决不了，于是这事儿就拖了下去。

后来豺狼虎豹久居山上，山上不仅动物被吃个一干二净，甚至连草木都被啃个干净。人们在惊讶豺狼荤素通吃时，也不免觉得日子更难过了。于是愚公又喊，弟兄们把山给移了吧！人家精卫鸟都能移山，咱们一村人还不如一只鸟吗？人们虽有移山之心，但工程浩繁，只怕不知道要多少代人。但是村里还有一些老顽固，怀念着没有两座山就没有咱们村的时代，人们之间起了一些纷争。日子虽穷但还算能过得下去，于是继续拖了下去。

后来，这里实在悲惨，家家户户吃不饱，村里也不用铜钱来交换东西，只用粮食来易物。愚公又喊，以前咱们是靠这两座山活着，但现在这两座山反让咱们受了困！外面世界那么大，咱们把这座山移了，建一条路，到咱们的孩子就能和外面一样富了。愚公一呼，大家百应。于是浩大的移山工程开始了。

后来玉皇大帝听说了这件事，笑道：“养育人们的山原本如父如母，但现如今这些人却急着要移开它。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若非王屋太行一步步惹人恶，人们也不会移它。如今人们因它而困苦，那它自该消失罢。两位黄巾力士快快请坐，这群人齐心协力起来，就不用我们帮什么忙了。”

而在另一个村，智叟目睹此场景笑道，“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谁知道哪片雪花是压垮雪山的最后一片呢？王屋太行在这里立了这么久，人怨是渐渐起的而不是骤起的。如果两座山能学习雪崩的教训，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

我可不认为加速主义是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人民，而是对准整个经济结构，在经济基础变差的情况下让人们明白政治变革和经济繁荣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政治变革才有更广泛的人民基础。比如刘晓波的失败，无法动员中国最广大人民也是一个原因，谁掌权人民不都在家炒土豆丝。也只有炒不上土豆丝或者只能吃观音土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要变革。8964能闹这么大，也是8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官倒引发的普遍反抗情绪做群众基础。都是中国人，君主专制的两千多年里不都这样嘛。严重内卷才能导致社会的变革，加速主义也只是认为二十年的严重内卷会在十年完成。 还有就是，经济的衰竭也会严重削弱统治者的政治基础。比如你说服一个三个月没发饷的武警，比说服一个天天拿高工资的武警要容易的多。当核心赵来割外围赵的韭菜时，外围赵至少不会再无条件服从核心赵，这在经济昌盛的时候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当然经济下行民主派还会遇到极左和极右的挑战，绝不会像一些自由派人士所看的那样一帆风顺。

禁止民用枪有膛线，禁止栓动枪及自动步枪，单枪射速熟练填装射速不高于每分钟6发，有效射程在40米左右的话，我还是支持持枪的。

可以特殊申请栓动枪但依然不能有膛线，不过必须找公安局申请，并且定期复审。

如果是美国那样的枪械管制办法，我则是坚决反对。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价值学说，其本质也是亚当斯密的成本价值学说的变种。这种东西是非常不靠谱的，如果严格遵守这个理论买期货只能赔个精光。如今比较适用的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一般说为边际效用价格)。

而马克思几乎全部的社会主张，都是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虽然这套理论严格自恰，但在社会实践中总会出现大量反例来反驳，不过这更多是马克思的时代局限性。如果他的经济学或者退一步劳动价值学说现在被经济界采纳，那这个主义还能说有活力。但是这个学说都不能解释完整的普通人可见的经济现象，这个学说就应该被迭代。 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绝不会为某一种学说用武力来捍卫，就像不会因为有人因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而被相信牛顿力学的人所武力批评。当时在效用论方面还没有边际效用理论，劳动价值学说相较而言能解释更多经济现象。等1870年多(具体忘了)，边际效用理论提出后，随着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现象的一步步复杂，劳动价值理论才被一步步彻底抛弃。但也因为劳动价值论提出时，遭受了大量的非学术性质的攻击，导致它必须用斗争的方式确保自己存在。同时这套理论符合广大工人阶级利益，加上它有严格的逻辑证明，才有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国际。

不过比起劳动价值学说，其实边际效用学说更需要工会来维持工人的利益。因为全世界市场就这么大，工人普遍待遇更好，那么市场就相应更大，发展生产力才不会导致产品过剩。所以我不认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导致劳动环境和工人待遇的优化，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让人们更倾向于维持一个生产消费平衡的方式，而这个方式中生产的发展是企业家资本家的事，而消费的发展更多是通过“政府干预来达到财富再分配”的方式来实现。也唯有消费市场的发展，才能让生产力的发展变得有意义。现在欧洲出现了“无条件基本收入”，我认为其核心逻辑和社会福利的产生是非常类似的，也是为了“发展市场”。

至于马克思社群里，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运动导致资本主义的改良我认为是片面的。如果马克思的产生和运动是这件事的核心原因，那么苏联解体后发达国家工人的待遇应该普遍会降低，不过这件事没看到。如果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导致工人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消失而待遇变差，这也是片面的。瑞士在这十年里(具体哪年开始忘了，大家可以查)有两年做过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如果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才让工人待遇改善，那在现如今马克思主义衰落的今天，不应该有政府主导的崭新的工人待遇福利模式的出现，因为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统治阶级理应不必如此讨好工人阶级。但恰恰相反，今年疫情，很多国家直接给人们发现金，他们学学中国发几张满400减100的券多好，少发钱减少国家财政赤字不香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导致资本主义的改良，而是有更深层的生产消费逻辑导致社会福利的优化，并且让发达国家绝无可能回到之前那种带血的雇佣模式了。

@爱狗却养猫 #114967 我更偏向“不容易造成致命伤”，比如散弹枪就很不合适。而且枪支射速太快也不行，像是栓动枪射速就过快，一分钟弹药足够的话，菜鸟也能打十发吧。 另外枪械性能对寻衅方和自卫方的效用是不同的。枪击案永远是寻衅方先闹事，越精良的武器就让寻衅方在冲突中优势越大，失败的可能性越小。但是武器性能的降低，极大的降低了寻衅方的优势，相当于降低寻衅成果，加大寻衅成本。这算是降低武器性能这个想法的逻辑基础。

我不认可能持有现代的枪，包括栓动步枪。但如果是燧发枪而且没有膛线，我反而支持。 这么一来枪最大的功能是威慑而不是一击毙命，如果当年华盛顿知道自动步枪那样一扣扳机就能打出四五十发去，他估计就对枪支的种类进行一个更严格的限制了。

有一个叫“有货君”的很不错，每期必看。但是这位就是更新太慢，10天更一回就算快了。

其实如今颇有秦汉以后隋唐之前的政治模式，也就是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特征。不得不说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大的经济行动和政治行动都要经过这些人的认可。 朝代的建立也和当年的皇朝有很强的相似之处。开始确实是党指挥枪，但后来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枪竟然成了党。如果49年后毛是个不插手政治的军队元帅，一共就是另一副模样了。现如今，这种贵族地主阶级模式推陈出新，各路诸侯金贵们更多是把持一方的行业来做为供养，而土地可以取得大量融资刺激整体的产业发展，乍现吃肉喝汤模式。这种模式给中国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力，但也因为这种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特征，导致中国的内需市场只占gdp的四成，各主要国家最低。估计是因为15年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达到顶点，然后有了一个一带一路想对外输出基建来防止生产过剩。不过目前看来也不怎么成功。加上今年疫情全球市场萎靡，这个出口导向经济玩不下去了维尼才提出双循环吧。不过我实在不知道，国内贫瘠的内需如何让他有这种底气。除了更进一步的基建过剩，在三四线城市涨房价进行更大的融资印更多的钱来做政府投资之外，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了。 因为这种贵族地主特征的政治模式进一步导致赵家更大的利益绑定，因为更深的利益绑定导致赵家更进一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进一步的专制统治就更加深化了这种政治模式，恶性循环就开始了(三角循环)。但是这种模式在我们韭菜作为被统治对象他们座位统治对象是很平稳的，但牵扯到现在中国是出口型导向的经济，统治者维护这种政治模式时也要维护这种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的发达国家，也因为中国的大量出口补贴导致广泛的失业问题。维护这部分人的利益也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更是重要的选票基础。 于是在一件事上产生了死锁：中国既不能放弃出口补贴也不能放开低关税(比如随便比比同一辆车的进口价和国外价，低关税国产车真卖不出去)，美国需要一定的岗位回流必须要抵制中国如加关税。这是中美冲突的大背景。这种经济因素的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结合之前的三角循环来看，美国动了中国的出口，这是直接威胁了中国的政治模式和老爷们的利益绑定，更威胁到老爷现在唯一的合法性经济发展，这必然要让老爷们尝试着要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来逼国内资本和企业家对抗这次冲突，否则政治模式玩不下去。比如最近逮捕的两个民营企业家就是铺垫好舆论道路后抓反面典型。内部党争的残酷和包子的胜利又封堵了一切的政改道路。所以现在铺天盖地的宣传，还有之前反送中时这边表现的孤注一掷，以及新疆的少数民族处理方式，都是老爷们施展自己动员最广泛的动员力量来形成一个舆论的大环境。因此也要对内制造国民和外国的最大敌对。但是这些敌对也被屁民们施展出去了，我记得在瑞典闹过一次，英国议会闹过一次，还有澳大利亚也挺多的。这些导致中国民间风评骤减，新疆香港还有数不清的渗透战狼外交导致官方风评锐减。 在这里我可以根据前面所说大致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总结性的回答。因为与890年代的日本类似的原因导致中美关系必然有矛盾，因为矛盾必须要用舆论与恐惧来逼迫国内泛赵们和民营企业家站队否则民企和泛赵们都跑了，为了影响舆论而一步步扩大人民和外国的对立。也是在制造对立的过程中，不再是缓和矛盾而是进一步升级矛盾，才有后来一步步的战狼模式。